浅谈民事诉讼缺席审判程序的完善研究与分析

第一篇：浅谈民事诉讼缺席审判程序的完善研究与分析

浅谈民事诉讼缺席审判程序的完善马均

在民事诉讼实践中，当事人缺席有三种情况：一是原告起诉时已知被告下落不明或住址不清，因而被告自始至终没有参与诉讼，法院适用的是公告送达;二是原告起诉时被告住址明确清楚，且法院也依法送达了应诉通知书，但被告既没有到法院应诉，也没有出席开庭审理;三是当事人在开庭审理期日届至时，没有按照开庭传票的要求出席庭审。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对缺席审判的规定仅限于第三种情形。本文将针对前述两种缺席情况并对它的缺陷试作探讨。

一、怎样理解缺席审判的现行规定

(一)被告下落不明或住址不清的案件在原告起诉时，被告客观上已处于下落不明或住址不清状态的情形在实践中并不罕见，特别是离婚案件和债务纠纷案件尤其多见。

1、对起诉之始被告就属于下落不明或住址不清的起诉。

如果原告不能提供被告明确的地址，有的法院就不予受理。依《民事诉讼法》第110条的规定，起诉状应当载明被告的工作单位或住址，倘若诉状中缺失该内容，经限期补正仍不能完善的，法院以起诉状内容有欠缺而不予受理应当也符合法律的规定。但是，如果原告确实不知道被告的下落或住址，法院不予受理的裁定就有损害原告诉权之嫌，特别是在被告故意隐匿自己时尤其不公。正是在此意义上，对起诉之始被告就属于下落不明或住址不清的起诉，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和具备其他的内容要求，法院就应当受理。原告可能明知被告的下落或住址，但恶意向法院声称确实不知道被告的下落或住址。基于此，法律要求原告起诉时提供被告明确的住址或工作单位是合理的，事实上，这应当是“明确被告”的要素之一。由此看来，对原告声称被告下落不明或住址不清的起诉是受理还是不受理各有道理。

笔者认为，基于保护诉权的需要，对这类起诉法院应当受理，但立法应当对此设置预防机制和救济机制。预防机制的立法内容可以从两个方面考虑：其一，一般情况下，原告对被告下落不明的事实或已经搬迁的事实应当举证证明;但为避免加重原告举证负担，原告对此的证明标准可以不必苛刻。其二，原告谎称被告“下落不明”或“住址不清”的，应归于诉讼欺诈的范围，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至于救济机制的立法内容，应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在诉讼的任何阶段，如果法院认为原告有诉讼欺诈嫌疑时，可以依职权调查被告的下落和住址;二是被告在诉讼的任何阶段都可以以原告有诉讼欺诈为由请求驳回起诉;三是原告诉讼欺诈应当成为被告对生效的缺席判决提起再审之诉的法定事由。

2、对被告“下落不明”或“住址不清”的案件。

根据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对于被告下落不明的案件不得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该解释意味着法院审理被告下落不明的案件必须适用普通程序，其目的在于表现一种应有的慎重，以免在被告缺失而无法实施辩论的情况下法官滥用裁判权。这种防范确有其必要，毕竟原告与独任法官恶意串通的几率比与三个或者三个以上法官恶意串通的几率要高得多，更何况这种恶意串通的后果基本上都是原告胜诉，且挽回这种恶果的成本太高，甚至有时对被告造成的损害将难以逆转。因此，对于原告在起诉时声称被告下落不明或住址不清的案件，立法应当将其排除在独任制的适用范围之外。但须指出的是，尽管被告下落不明或住址不清的案件应当适用合议制审判，但并不意味着必然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普通程序是一个复杂而完整的程序，其适用前提应当以双方当事人都参与为前提，如果一方当事人自始至终都不参与，就无所谓普通程序的适用问题，同理，简易程序也无所谓适用与否。由此旨在说明，当被告在诉讼之始就缺失时，立法应当设置专门的审理程序——可以称为缺席审理程序，其内容包括诉讼之始的缺席和诉讼中的缺席，因而可以适用于任何阶段当事人缺席的情况，当然，对不同的缺席情况的规定应当有所区别。

3、对经公告送达后，被告不应诉、不出庭问题。

笔者认为，被告不管基于什么原因不应诉，都不能减免原告对其主张事实的举证责任，理由有二：其一，被告不应诉并不等于至开庭期日时不出庭，实践中有相当部分案件的被告都不提交答辩状和证据材料，但仍然出席开庭审理。被告既然有出席开庭审理的可能，原告就必须为其主张的事实提供证据材料，以便被告质证;其二，无论被告应诉与否，都要求原告履行其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也是控制原告进行诉讼欺诈的预防措施之一。在此理由下，被原告声称下落不明或住址不清的案件，如果被告在公告送达后仍未出现的，原告所主张的事实和提出的诉讼请求不能当然地视为被告自认。

(二)对被告既不应诉又不出庭的处理。

此种情况以被告并非下落不明或住址不清为前提，即在法院已经依法送达应诉通知书和开庭传票后，被告无故不应诉和不出庭。法院依法送达应诉通知书和开庭传票后，可能出现三种不同的情况：一是被告虽然没有进行提交答辩状等应诉行为，但却出席了开庭审理;二是被告虽然进行提交答辩状等应诉行为，但却无故不出席开庭审理;三是被告既未进行提交答辩状等应诉行为，又无故不出席开庭审理。对于第一种情况，被告丧失对原告起诉状的内容主张不同意见的答辩权，但仍然享有出席开庭审理的权利，并有权对原告出示的证据材料进行质证的权利和对案件的法律适用发表意见的权利。对于第二种情况，应当按照无故不到庭的情形处理。至于第三种情况，既需要理清一些理论问题，又需要完善相关的立法。

首先，如果被告并非下落不明或住址不清，且已收到法院的应诉通知书却逾期无故不应诉。笔者认为;立法不应采纳“视为自认”说，理由是：“视为自认”说的成立必须以被告的质证权前置为前提，即被告的质证权与答辩权是合一状态的，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应诉中的答辩仅针对起诉状所陈述的事实和诉讼请求，并不针对原告的证据材料和法律的适用问题。事实上，被告在收到应诉通知书时并没有同时收到或全部收到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因而答辩权本身不可能针对证据材料。因此，被告逾期不应诉，丧失的只是对起诉内容提出异议的权利，但并未丧失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的质证权，也不应该丧失对法律适用问题的辩论权，故被告依然享有质证权。那么，被告对证据材料的质证结果有可能使原告主张的事实不能成立，但如果采用“视为自认”说，势必会使背离客观真实的判决的几率加大，而这是有悖于诉讼公正旨意的。再者，就“谁主张谁举证”而言，原告主张的事实是否成立应当由他自己证明，被告没有证明其主张是否成立的义务。其次，被告逾期无故不提交答辩状时。笔者认为，当事人最基本、最重要的诉讼权利是参与诉讼权和知情权，为此，立法不能因为被告未行使某项诉讼权利而使其丧失其他诉讼权利，更不能因此而不让其知晓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而且，被告不提交答辩状，并不等于其不提交证据材料。基于此，当被告逾期未提交答辩状时，庭前程序还应当依法进行，既要保证被告享有合理的举证期限，又要保障被告在开庭前对原告诉讼材料知情权的实现。再次，被告无故既不应诉又不出庭时。既然被告不应诉并不产生对原告起诉所主张的事实和诉讼请求推定自认的效果，而且庭前程序依然继续进行，那么，在依法向所有当事人送达开庭传票后，开庭审理同样应当依法如期进行。如果被告无故不到庭，法院仍应进行审理。其审理程序和判决原则与前述关于被告下落不明或住址不清的案件相同，即由法庭对原告提出的证据材料进行审查、询问和认定，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没有疑义，能够达到证明要求，且诉讼请求具有法律依据的，应当判决原告胜诉，反之，则应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二、我国缺席审判制度的完善

(一)通过修改民事诉讼法或制定相关司法解释，对缺席予以重新界定。

关于缺席不同国家有不同规定，广义的缺席包括不出庭和未能在诉讼行为期间实施诉讼行为，如不行使法律规定的抗辩;狭义的缺席仅指当事人于言辞辩论日不到庭。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缺席是指当事人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其中缺席不但要有未出庭的事实，还得有主观上的故意，给实际审查认定带来困难。为了平等保护双方当事人的程序利益，促使当事人正确行使辩论权，应把缺席界定为当事人在传唤的开庭时间未到庭;到庭未进行答辩即擅自退庭，视为未到庭。对于法庭主持调解阶段当事人未到庭或中途退庭不应视为缺席，法庭根据事实和法律所作出的判决为对席判决。

(二)原、被告一方缺席时，根据对方当事人申请，统一采用判决方式终结诉讼，避免诉讼程序无休止地被重复启动。

在现代民事诉讼中，当事人被认为是推动诉讼进行的主体，法院应对当事人诉讼主体地位予以必要尊重，同时诉讼权利平等原则是我国民诉的一项基本原则，在缺席审判时，不应区分原、被告地位，应根据“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立法精神，法院对未到庭当事人已经提出答辩状或其他诉讼材料的，法官应依职权认真进行审查，对于缺席方的合法权益应受到充分考虑，使案件处理结果在实体公正方面尽可能接近对席判决所达到的程度，而不是不分情况一概判决缺席方败诉。

(三)一定限度赋予缺席方对缺席判决的异议申请权。

缺席审判制度的模式，国际上一般分为：缺席判决主义和一方辩论主义，其中缺席判决主义对于缺席的救济往往通过异议申请程序，即缺席方对缺席判决不服，可在一定期间内提出异议申请而不是上诉，从而使原判决失去效力，诉讼恢复到缺席前状态。如德国让缺席方承担有关费用的规定以防止异议滥用;如美国则在异议制度方面规定只存在法定“正当理由”时才能撤销缺席判决。一方辩论主义指一方缺席时所作判决视为对席判决，对于对席判决，缺席方不能提出异议。在我国，由于缺席判决一般是在当事人缺席原因不明时作出，一定限度赋予缺席方缺席判决异议申请权，有利于更好协调民事诉讼中的实体公正和与程序公正，诉讼公正与诉讼效率等价值的衡平。根据我国法院的内部设置，缺席方异议申请可以向审判监督庭提出，并须相关证据支持，经审查异议成立可能撤销判决，但不管今后结果如何，缺席方必须承担对方再次出庭所造成的损失。此外，该审查只限于异议而不涉及案件实体情况。论民事诉讼庭前程序的完善

刘晓芬

摘要：所谓民事诉讼，是指法院、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在审理民事案件的过程中所进行的各种诉讼活动，以及由这些活动所产生的各种诉讼关系的总和。而审理前的准备，则是指法院在受理原告的起诉以后到开庭审理之前，由案件承办人员依法进行的一系列准备工作的总称。它是普通程序中开庭审理前的一个必经阶段，是保证庭审质量、提高庭审效率必不可少的基础，是民事诉讼活动顺利进行的必备前提，对于保护当事人充分行使诉讼权利、保证法院正确行使审判权，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拟从做好民事诉讼庭前准备的意义，庭前准备的内容，我国民事诉讼审前程序的现状以及如何规范民事诉讼庭前准备程序等方面进行探讨，以阐明笔者在庭前准备这一问题上的个人见解。

一、民事诉讼庭前准备的重要意义

从当今世界各国的民事诉讼立法来看，都有关于审理前准备的规定。尽管各国在程序的称呼和具体内容甚至于诉讼功能上存在较大区别。例如，日本《民事诉讼法》第168条规定，“法院认为有必要整理争点及证据时，可以在听取当事人意见后，将案件付诸准备程序”。又比如，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民事诉讼规则》在第六章“开庭审理”之前，设置了“发现程序”，其中分别就当事人向对方收集证据与案件情况、审前会议、审前和解等问题作出了规定。庭前准备程序是普通程序中开庭审理前的一个必经阶段，是保证庭审质量、提高庭审效率必不可少的基础，是民事诉讼活动顺利进行的必备前提，对于保护当事人充分行使诉讼权利、保证法院正确行使审判权，切实维护当事人的。

二、民事诉讼庭前准备的内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3～119条以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审理前准备阶段主要有如下几方面的内容：

⒈ 在法定期限内将起诉状副本送达被告，限期被告提出答辩状，并在法定期限内将答辩状副本送达原告。通过此项工作的完成，有助于双方当事人在开庭前即了解对方主张的前提下有准备地参加法庭审理，并在充分行使诉讼权利的基础上，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⒉ 向当事人告知有关的诉讼权利义务与合议庭组成人员。依照规定，人民法院对于决定受理的案件，应当在受理案件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中向当事人告知有关的诉讼权利义务，或者也可以口头告知，如果已经确定开庭日期的，应当一并告知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开庭时间、地点，以便其按时参加庭审活动。合议庭组成后，应当在3日内将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当事人，以便其依法充分有效地行使申请回避权。⒊ 认真审核诉讼材料，调查收集必要的证据。这里所说的诉讼材料，仅指原、被告双方向受诉法院提交的起诉状、答辩状，以及他们各自提交的有关证据材料。进行此项工作的目的在于使审判工作人员通过认真审核诉讼材料和调查收集必要的证据来了解案情，审查证据，以便掌握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和需要庭审调查、辩论的主要问题，为在庭审活动中正确地指挥诉讼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⒋ 在审理前的准备阶段，人民法院除了应当严格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逐项完成上述必要的准确工作之外，还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的要求，适时进行下列活动：

⑴ 对专门性问题，合议庭认为需要鉴定、审计的，应当及时交由法定鉴定部门或者指定有关部门进行鉴定，委托审计机关进行审计。

⑵ 开庭前，合议庭可以召集双方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交换、核对证据，核算帐目。

⑶ 合议庭在双方当事人自愿的前提下，可以在开庭审理前让双方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自行协商解决。

⑷ 合议庭审查案卷材料后，如果认为法律关系明确、事实清楚，经征得当事人双方同意，可以在开庭审理前径行调解。调解达成协议的，应制作调解书发给双方当事人。开庭审理前达不成协议的，合议庭应即研究确定开庭审理的日期和庭审提纲，并应明确合议庭成员在庭审中的分工。

⑸ 开庭日期确定以后，书记员应当在开庭3日以前将传票送达当事人，将开庭通知书送达当事人的诉讼代理人、证人、鉴定人、勘验人、翻译人员。当事人或者其他诉讼参与人在外地的，应当留有必要的在途时间。公开审理的，应当公告当事人姓名或者名称、案由、开庭时间和地点。

二、我国民事诉讼庭前程序的现状

⒈ 我国审前准备模式是为法官而设计的，当事人处于非主导被动状态。从《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现有的审前准备程序规定上看，其主要内容为：法官向当事人送达应诉材料、答辩状副本，法官告知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和合议庭组成人员，法官进行调查、收集证据，法官追加当事人等。不难看出这些程序规定是为法官而设定的，更多的是赋予法官职责和义务，法官是处于主动状态，当事人是处于被动状态，这种模式是不利于当事人发挥主观能动作用。

⒉ 现有审前准备模式极易促使法院审判职能替代当事人诉辩职能现象发生，容易形成法院与当事人之间对抗局势，不利于民商事审判工作有效开展。因此，法官开展庭前准备工作在当事人眼里显得尤为重要，法官积极主动状况与否，直接影响到审判的社会效果。有的法官为了查明案情，证明客观上真实，积

极主动核实起诉一方的举证材料，甚至亲自收集、补充证据，这种越俎代庖的行为违背了人民法院收集证据规则，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和法院收集证据的职能混为一谈。

⒊ 从“一步到庭”审理模式到现有审前准备模式转变，可以看出我国是非常重视审前准备工作的。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为了能够使民商事审判工作与国际顺利接轨，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相应的《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这是民商事审判方式改革的一项重大突破，它否定了“一步到庭”审前模式的合理性，有着极其重大进步意义。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出台之前，《民事诉讼法》对审前程序仅作七条的规定，而《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却细化到八十三条规定，说明了审前准备工作改革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是民商事审判方式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

三、如何规范民事诉讼庭前准备程序

⒈ 确立专门送达制度。在法院内部成立专门执达队伍，从事各类诉讼文书送达工作。送达范围可选定为应诉通知书、起状状副本、答辩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开庭传票、裁定书、判决书、上诉状等。其程序上的操作亦可按照民事诉讼规定进行。从我国的民事审判实践来看，被告一般均没有按期向受诉人民法院提出答辩状，由此导致原告收到答辩状的时间推迟。这样虽然并未违反民事诉讼法的任何规定，但从实际来看，它使原告因此而丧失了作为诉讼当事人所应当依法享有的对对方当事人诉讼主张的了解权，处于与被告显然并非公平的诉讼境地。为了有效地避免这一负面影响的发生，我国民事诉讼法在这一问题上的规定，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

⒉ 服务于庭审原则。审前准备工作的目的，就是要让法官与当事人更加明确案件争议焦点，使法官能够更加熟悉案件情况，当事人能够认清自已的举证方向、举证责任，以增强案件审理的透明度，提高庭审工作效率，起到促进当事人之间纠纷、矛盾化解作用。这就需要我们讲求服务于庭审这一原则。⒊ 讲求审判效率原则。审前程序准备工作的根本目的，就是让法官和当事人做好庭审准备工作，更好地发挥庭审效果，提高审判效率，以防止案件突袭裁判和拖延诉讼现象发生，保障诉讼公正与效益价值的实现。因此，审前程序改革是否趋于完善，很大程度要看审判效率是否得到提高，审判效率明显提高了，才能说明审前程序改革是成功的。因此，审前程序改革要不断寻求工作切合点，以真正实现司法“公正与效率”。

⒋ 应进一步完善证据展示、交换制度。对于证据多、疑难复杂案件，在开庭审理前应当通知当事人进行证据展示与交换，证据展示与交换应由法官助理进行主持，或者由法官助理引导双方事人或代理人相互间进行展示或交换，证据展示与交换一般在开庭审理前进行，对于展示和交换的次数，笔者认为可以不加以限制，如果发现故意制造次数或拖延诉讼的，视情形可给予相应的民事制裁。

⒌ 应进一步规范庭前调解制度。明确庭前调解工作由法官助理主持，主审法官不得提前介入。当事人可以自行协商和解，也可以通过双方代理人之间交换意见进行和解，助理法官在庭前调解中的角色是处于促成和引导的作用。一旦双方达成协议的，仍应由独任法官或合议庭进行确认;不能达成协议，进入开庭审理程序的，庭前调解制度操作也避免了法官与当事人正面接触，起到预防司法腐败作用。此外，庭前调解制度应规范主持庭前调解的人员、时间、次数、场所及把握的原则、遵循的程序等，使庭前调解工作能够按照自愿、合法、有序进行。同时，必须注意将庭前调解与审前准备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发挥二者之间互相能动作用。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庭前程序的改革与完善，对于促进司法公正与效率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审判实践中，应当更加科学合理地把握好这一程序性工作，以利于全面发挥民商事审判工作效率。同时，能否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一丝不苟地完成审理前的各项准备活动，将直接决定着开庭审理工作的质量好坏与效率高低。但是，在近几年开展的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实践中，却出现了一种主张弱化甚至取消审理前的准备尤其是审前调查而直接开庭的错误做法，也即所谓“一步到庭”。一般来讲，持这种主张的人理由是：为防止法官因此而进行审前调查而先入为主，强化庭审功能，提高庭审效率，在受理原告的起诉后，除进行必要的事务性准备外，不应再进行任何调查活动而应当直接开庭。这种主张是十分有害的。首先，它不符合现行民事诉讼法的明确要求，是一种严重违反程序法的行为;其次，倘若取消审前调查，开庭审理中必将为确定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争执点而花费大量时间，反而阻碍庭审的顺利进行;最后，由于目前我国法官的整体素质尚有待进一步提高，因此，“一步到庭”模式下的庭审活动可能会因法官素质上的欠缺而中途受阻，最重要的是，还可能因此而影响到裁判的正确做出，损害了国家法律的权威和尊严。

作为审判工作人员，笔者认为，审理前的准备工作一定要做好，并且绝不掉以轻心。只有这样，才能为法庭审理活动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更好地发挥人民法院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二篇：论我国民事诉讼证人制度的完善研究与分析

论我国民事诉讼证人制度的完善

朱清华

摘要：证人证言作为法定证据之一，在认定事实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然而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率低，伪证现象得不到应有的制裁，严重影响了人民法院审判活动的顺利进行。本文从分析现行民事证人制度的立法缺陷入手，从证人的主体范围、证人保护、证人的权利义务、伪证的惩戒制度等方面提出完善建议，以期解决证人作证的后顾之忧，杜绝伪证现象的产生，维护司法公正。

证据是诉讼的基础，无论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的诉讼制度，其核心都在证据。证人证言作为法定证据之一，甚至有“无证人、无诉讼”一说。我国1991年《民事诉讼法》初步规定了证人在民事诉讼过程中作证的条款，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对证人参加民事诉讼有了进一步的规定，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首次比较系统地对证人作证的程序、证人作证应以出庭作证为原则、证人证言的形式要件、对证人的询问规则等作出了比较明确的规定，初步构建了我国民事诉讼证人制度的框架，但总的来说现行法律对证人制度的规定仍存在诸多缺陷和不足。因此，为推动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深入开展，保障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完善民事诉讼中的证人制度成为当务之急。

一、我国民事诉讼证人制度的立法缺陷



1、我国的诉讼结构与证人出庭的方式存在结构性错位

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制度虽然确立了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却未规定由谁负责证人的到庭问题。实践中常采用普通法系的做法，当事人及律师为证明自己的事实主张，积极寻找证人，并在庭审时直接带到法庭。证人作为“当事人的证人”，证人不出庭导致无法证明的风险由当事人承担。因此法官在大多数情况下事前并不知道当事人是否提出证人，证人是谁，要证明什么。而我国民事诉讼结构属大陆法系，证人作证是对国家的义务，证人被定位于“法院的证人”，因而在对证人的询问和审查方面通常由法官直接进行，当事人及律师询问证人须经法官许可。这种畸形搭配不可避免会导致证人制度的机制失衡和功能紊乱。

2、有关证人制度的规定，违背了“行为模式与法律后果”的立法逻辑规律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出庭作证的义务。从法理上说，法律义务必须履行，违反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但我国现行制度仅规定了证人必须作证的行为模式，却未规定拒证应承担何种不利的法律后果，显而易见，这不符合立法的逻辑规律。在缺乏责任约束的情况下，证人出庭作证便成为可以规避的义务，证人不履行(拒绝作证)或不正确履行(作伪证)义务的现象也就在所难免。

3、关于证人主体资格的规定不科学。

”我国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证人的概念，仅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根据对该法律条文的理解，证人包括个人和单位。然而，从立法技术上讲，“单位”并不是一个严格的法律术语，在法的实施中容易产生歧义。民事诉讼法本身也没有对“单位”的概念作出界定，其他法律也没有作出明确的解释。实践中，一般采用刑法意义上单位犯罪概念中单位的概念，包括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及基层组织。从世界各国立法看，目前只有我国规定单位可以作证。正如有学者所称“在我国，它不过是作为扩大证据资源的一种不尽理想的变通方式。

4、关于证人的权利义务的规定严重失衡

我国现行制度明确规定了证人作证的义务，而忽略了对证人权利的授予和利益的保护，从而不仅导致权利义务的失衡，而且也违背了一般的人性规律。如证人的人身、财产安全的保护措施的缺失，往往导致证人遭到打击报复或恐吓时求助无门。在权利保护不到位的情况下，一味强调证人的出庭作证义务是不现实的。即使被强制出庭，也只会导致证人消极作证，与设置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目的相距甚远。

5、伪证行为刑事责任缺位

尽管民事诉讼法规定对作伪证的个人可以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十五日以下拘留;单位处以3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可是《刑法》第三百零五条规定的伪证罪的主体仅限于刑事诉讼中的证人，令民事诉讼中的对伪证行为刑事责任的追究被悬空。

6、法律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

首先，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提交书面证言。”由此可见，证人可以出庭作证，也可以选择提供书面证言;此外，对于何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情况没有具体列举。法条表述的模糊性，易给证人以误导，违背了立法应有的明晰性要求。

其次，实践中对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情况法院只作形式审查不作实质审查，当当事人解释证人“在外地居住或出国或生病”等理由，即可获得准许，而不需要提供证据证明。而证人常常以工作无法离开为由，婉转地规避了出庭作证的义务，从而造成证人出庭作证率低。民事证据规则第五十六条规定的“特殊岗位确实无法离开的”、“路途特别遥远，交通不便难以出庭的”、“其他无法出庭的特殊情况”，诉讼中成为证人不履行出庭作证义务的借口。

再次，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关于法院在开庭三日前通知证人出庭的规定也违背客观规律或常情，一是由于时间短，证人没有充分的时间准备证言;二是对路途较远的证人而言，由于时间不够，不能及时到庭;三是由于作证通知来得太突然，证人已经安排好工作或行程往往不愿或不能更改，从而影响证

人出庭作证。而依据该规定，人民法院只要在开庭三日前履行了通知义务即可，不承担负责证人到庭的义务，导致证人出庭率低。

二、完善我国民事诉讼证人制度的几点建议

“现行民事诉讼法中有关证人证言的条款却只有廖廖两条，要想规范司法实践中证人的资格、权利、义务、作证的程序、证言的收集、判断取舍等方方面面，显然是望尖莫及。”对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民事诉讼证人制度的完善，笔者提出以下意见。

(一)取消单位作证的规定

理论上一般认为，“证人是指知晓案件事实并应当事人的要求和法院的传唤到法庭作证的人，” 但是在具体的案件中，证人必须具有感知能力，并且凭借其感知能力知晓案件真实情况。单位作为一种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尽管在法律上具有主体地位，但无法就其感知的事实“亲自”向法庭陈述，也无法接受当事人双方的辩论、质证，故应取消单位作证的法律规定。目前，所谓的单位作证主要是通过法定代表人出庭作证和书面证明并加盖公章的方式来实现。法定代表人不是单位意志的传话筒，其出庭作证，应归属于自然人作证范畴。单位所提供的档案材料、证明文件和其他书面材料，属于书证的范畴，不能被界定为证人证言。

(二)完善证人出庭作证的保护和保障措施

权利和义务的统一，是良法必备的条件之一。强调证人出庭作证，必须加强对证人出庭作证的保护制度和保障措施的建设。制度与措施健全与否，对于提高证人出庭作证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有重要作用。

1、经济补偿制度

证人出庭作证是为了协助国家实施法律、帮助司法机关准确查明案情，维护法治秩序，因此其出庭作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应由国家负担，并由国家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以为解决证人出庭作证的经济之忧。我国应建立证人出庭作证的经济补偿制度，对证人取得补偿费用的项目、时间、方式等予以明确规定。

2、保护制度

证人出庭作证，其人身及财产安全理应受到国家的保护。英国的丹宁勋爵以其经典的富于哲理的司法意见表达了对证人进行保护的必要性：“采用一切可行的手段来保护证人是法庭的职责，否则，整个法律诉讼就会一钱不值。”针对司法实践中各机关在证人保护上存在相互推诿的现象，建议在公安机关内部设立专门的证人保护机构，负责证人安全保障的具体事务，做到事先针对性的防范与处置和事后的追诉与惩罚相结合，解决证人出庭作证的后顾之忧。

(三)有选择地推行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目前，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有公民法律意识淡薄，也有法律制度不完善等因素。因此，应有选择的推行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对当事人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法院应通过“证人”出具的书面证词或“证人”书写的知晓案件事实并愿意出庭作证的“声明”进行识别，避免法院通知非证人参加诉讼，以加重他人负担。经法院识别具有证人资格的人，享有证人权利，并承担证人的义务，应接受法院的通知出庭作证。对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作证的，法院可以强制其出庭作证并给予一定法律制裁。

(四)确立集中审理原则，保障证人证言的质量及证人的权利

所谓集中审理，是指案件的审理应当不间断的持续进行，直接审理完毕的审理原则。对有证人的案件以一次审理完毕，即使需二次及以上审理的复杂案件，亦应以每日连续审理，直至审理完毕为止。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知密性，其在法庭上所作陈述不应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不能旁听案件的庭审;不能事先了解当事人、其他证人的陈述内容。如果案件不能集中审理，证人的知密性将无法保障，证人证言的质量将大打折扣。

此外，如果案件的审理期限较长，开庭次数较多，证人作证将遭受到不预期的开庭通知的风险。有的证人已按法院通知的时间到达，由于庭审效率低，证人因没有出庭作证还得等待下次开庭通知，无疑加重了证人的负担，这是目前证人出庭率低的原因之一。因此，确保有证人案件的集中审理，有利于全面保障公民作证义务的实现，依法维护证人的合法权利。

(五)完善伪证行为惩戒制度

实践中，由于证明伪证行为的难度大，伪证责任不健全，加上法官一般不愿主动追究，伪证行呈日趋蔓延趋势。鉴于伪证严重扰乱诉讼秩序，破坏社会信用，完善伪证的惩戒制度势在必行。对庭审前主动承认伪证行为的，可以从轻处罚，给予训诫，责令具结悔过;对经法庭宣誓后的伪证行为应从重处罚，予以罚款、拘留等;对于严重妨碍民事诉讼的伪证行为，按伪证罪追究刑事责任。与此相关，建议刑法第三百零五条修改为：“在诉讼中，证人、鉴定人„„”，对民事诉讼中的严重伪证行为处罚纳入刑罚范畴。同时，强化司法人员对诉讼过程中发现的伪证行为的处理，对姑息纵容、放纵的，予以行政处分。

综上所述，完善民事诉讼证人制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需要从理念、文化、制度、规则、保障和惩戒等方面综合加以解决，尤其注意从证人角度考虑问题，不断唤起证人主动作证的良知和责任意识，杜绝伪证现象的产生，以维护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维护司法公正。

第三篇：民事诉讼案由确定原则初探研究与分析

民事诉讼案由确定原则初探

范建红 沈春梅

民事诉讼的案由，是对民事诉讼内容中所涉及的法律关系的缩影，是法院对一个具体案件进行分类和定性的依据。从2000年10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的通知〉》中所述“第一审法院立案时可根据当事人的起诉确定案由。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符时，结案时以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作为确定案由的依据。”的规定中可以看出，当前对民事诉讼案由的确定是按先对当事人的起诉确定，当起诉案由与拟结案由不一致时再由法院最终予以认定的原则进行确定，该原则实际上仍是以法院对案件的类型认定为核心来进行操作的。然而将该规定运用到实际中来时，笔者发现该《通知》中对民事案件案由的确定原则过于简单，有时甚至出现与保护当事人合法利益的诉讼目的相悖的现像。因此，有必要对现行的民事诉讼案由确定原则进行探究，以此来保证民事诉讼根本目的的实现和审判实践中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下面，笔者以个具体案件为例来说明该《通知》中对民事案件案由的确定原则在审判实践中所面临的尴尬：

案例一：

原告王女与被告李男系同村人，自幼相识，成年后即确立了恋爱关系。2003年5月双方按民俗举行了婚礼，举行婚礼时，因双方年龄均未到法定婚龄，故未领取过结婚证，此后也一直未补领。同年6月，王女跟随李男外出打工。打工期间，双方均以夫妻相称并一直同居生活。同年9月王女发现自己已经怀孕，但李男坚决不同意王女要孩子，在多次逼王女口服药物流产无效的情况下强行将王女带至医院进行了人流

手术。此后，多次殴打王女，至王女精神失常，分别于2005年10月和2006年9月住院进行治疗，诊断为:癔症性精神障碍。2006年10月李男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同居关系，得到法院支持，但在审理中双方均未提及王女在同居期间的住院医疗费用。2007年5月，王女以人身损害赔偿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李男支付其住院治疗期间的一切费用，同时向法院提交了王女两次住院治疗癔症性精神障碍的住院证明及医疗费单据的证据。本案中起诉的案由是：人身损害赔偿纠纷。

案例二：

张某系某矿山经营者，在矿石的开采过程中因山路崎岖，机动车辆无法行驶，便请周某夫妇用其家养的毛驴为其驮运矿石，并就驮运矿石的数量及报酬进行了约定后周某夫妇即对张某的矿石进行驮运。在驮运过程中，周某夫妇在矿区给矿石装框时，矿区的一堵墙突然倒塌，将周某打伤，住院治疗41天，支付医疗费6850元。2007年4月周某以雇员受害赔偿纠纷向法院提起诉讼，认为其与张某之间系雇用关系，其在雇用期间受到的伤害应由雇主张某承担责任。并向法院提供了其住院治疗的费用单据及其与张某所签订的驮运合同。本案中起诉的案由是：雇员受害赔偿纠纷。

案例一在审理过程中，经法庭调查查明了原告王女住院治疗时间是在其与李男同居期间。1989年11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中提出，同居期间为共同生产、生活而形成的债务，可按共同债务处理。而同居期间所负的债务，是指双方为共同生活或为履行抚养、赡养义务以及一方或双方治疗疾病等需要所负的债务。根据该规定及本案事实可看出，实际上王女是对其在与李男同居期间住院治疗的这一共同债务主张由李男承担。若王女在起诉时是以同居期间的债务纠纷为由起诉，无疑该诉请会得到法院的支持。而王女的起诉理由是人身损害赔偿，从王女提供的证据来看，只能证明王女曾患癔症性精神障碍并住院治疗及费用支出情况的事实，并不能证明其患病住院治疗是由李男的行为造成，显然该诉请的证据不足。由此可见同居期间的债务纠纷与人身损害赔偿纠纷这两个案由导致的结果截然相反。由于同居期间的债务纠纷属婚姻家庭类纠纷的审理范围，而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属权属类纠纷的审理范围，分属不同的性质和类别。若以法庭查明的事实定案由，认定

该医疗费为共同债务的话，则法官在认定事实上超越了本案应当审理的范围，违反了民事案件审理中“不告不理”的原则，有刻意保护王女利益的嫌疑。

案例二在审理过程中，经法庭调查，从其提供的证据来看，周某与张某之间的雇用关系并不成立，他们之间所形成的法律关系属承揽关系，周某与张某之间不存在雇用关系，则基于雇用关系而产生的损害赔偿当然也就不能得到支持。综观本案，其逻辑关系是周某受到了损害，该损害系被墙打伤所致，墙属张某的建筑物，据此，建筑物致人损害赔偿是在本案中对周某最为有利的案由，也易得到法律支持。但因周某在起诉时是以雇员受害赔偿纠纷起诉，一旦法官根据法庭调查的事实将案由确定为建筑物致人损害赔偿纠纷的话，固然能使周某的利益得到充分的保护，但客观上却损害了张某的合法权利。因为建筑物致辞人损害赔偿纠纷属特殊侵权案件，在举证责任的分担和过错责任的承担上与雇员受害赔偿纠纷存在着天壤之别，法官对案由自行变更的行为，则实际上是变向剥夺了对于特殊侵权案件中张某的举证权利，即该做法造成了法院对张某诉讼权利的侵害。

通过以上两个案例可以看出，在具体的审判实践中，由于当事人起诉时选择的案由不当，可能导致承担败诉的风险。法官在审理过程中，虽然对当事人的损害事实有所了解，但若自行将案由由此类型变为该类型的话，又可能造成判决内容超出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甚至侵害到另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将当事人之间的矛盾上升为另一方当事人与法院之间的矛盾，不但违背现行民事诉讼中“不告不理”的原则，也不利于现代司法公信力的提升。

综观当前的审判实践，目前在民事案件案由的确定上通行的做法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以当事人主义为核心的原则

这种做法严格遵守“不告不理”的诉讼原则，以当事人起诉的案由为准，仅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及其提供的证据进行审理，若该诉讼请求证据充分，事实清楚，即予以认定。而与此无关的内容即不在审理之列。如案例一，因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住院治疗系被告所致，故人身损害理由不成立。这样一来，可能导致的结果是，当事人一方确实受到了损害，而该损害也与另一方当事人有关，法官对此也很明了，但由于对该损害要求获得赔偿的理由选择错误，使赔偿请求无法得到支持，受损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得不到法律的保护。而一旦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被驳回后，又可能会出现基于同一事实以另一案由重新起诉的情形，这样一来不但会加重法院负担，增加诉讼成本，且现在法院审理中常常是对不同案由的案件由专门的审判庭负责审理，在审理过程中变更案由，又要移送案件，给法院审理工作带来不便。

二、以职权主义为核心的原则

该原则过分强调法官的职权，对当事人的诉请不予理睬，只对当事人双方的法律关系及双方提供的证据进行审查，以最后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来确实案由。如案例二，经审理查明原告周某与被告张某之间系承揽关系，雇用关系不成立，故对其请求雇员受害赔偿的主张不予支持。这种做法同样会使受损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不能得到法律的及时保护。

三、以当事人确定为先，法院最终以案件事实进行认定的原则

这一原则也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通知》中所确定的原则，形式上是对前面二原则的联合运用，但核心仍然是强调法官的职权主义。这一原则的掌握难点在于对当事人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的认定。如案例二，在审理过程中，明确了原告受损的逻辑顺序，而将案由确定为建筑物致人损害赔偿，则事实上是法官权力的一种扩大行使，容易给双方当事人对判决的公正性造成怀疑，甚至对诉讼指导造成不良影响，让当事人在今后的诉讼中不知要如何对案由进行选择：原告认为自己告的有理，法官却没有对此认定，而是认定自己没有主张的另一个事实;被告可能会认为法官有偏袒原告的嫌疑惑，对方并未主张，却仍然得到了法院的支持，这与事实不符，也即这一原则可能会导致法律失去指导作用的意义。

那么，在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符时，应当如何确实案由?因为案件类型不同，举证的方向和证据的证明力度都不同，因此，笔者认为在在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可能出现不符的情形时，应按以下两步对案由进行确定：

一、在当事人起诉时，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进行审查，在审查中一旦发现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可能不符时，先对诉状中当事人提出的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进行定性，若该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与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系同一种类时(如同属婚姻家庭类纠纷或同属借款合同纠纷类案件)，即可以当事人起诉的案由立案审理。这样一来，在庭审调查中，即使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与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不一致，但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及证明方向不会对案件的本质造成影响，如当事人以借款合同纠纷起诉的案件，经审理后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应属民间借贷，因借款合同与民间借贷均属借款合同纠纷范畴的案件，故双方在举证时，两个案由中的证据要件均可通用，能证明借款的事实，对此，法官可依职权依据当事人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将案由确定为民间借贷纠纷。简言之，即法官对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属同一类型的案件，可以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作为确定案由的依据对案由进行确定。

二、若在审查时发现当事人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与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可能不属同一类型时，即应在受理时对当事人行使释明权，指导当事人明白以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诉讼中可能承担的风险。此时，若当事人愿意更改案由，即应对新案由的案件受理并进行审理。若当事人不愿意更改案由，也应对案件受理，但只审理当事人起诉的事实及理由，对超出该事实及理由的当事人之间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得由法官自行确定案由，若审理中当事人的证据不足以支持其提出的诉讼主张，应予以驳回，该诉讼风险应由当事人承担。否则，将不利于另一方当事人在举证时对证据的筛选，实际上是对另一方当事人举证权利的一种变向剥夺。简言之，即法官对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可能不属同一类型的案件，应在立案审查时对当事人释明诉讼风险，若当事人改变案由起诉，则以新案由立案审理;反之仅对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求立案审理，并严格遵守“不告不理”的原则，不得以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作为确定案由的依据对案由进行确定。

第四篇：试论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现况与完善

试论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现况与完

善

试论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现况与完善2007-12-12 18:04:54第1文秘网第1公文网试论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现况与完善试论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现况与完善(2)如今是诉讼爆炸的年代。有资料显示，1990-1999年间全国法院共受理一审案件4229万件，年均受案万件，为前13年平均数的倍[1]。各类案件数量快速增长，而法官人数不能顺风就势、水涨船高地相应增多，甚至还要减少，已是不争事实，审判领域里的“案多人少”矛盾日益显现和突出。如何解决不断扩张的审判任务与相对吃紧的审判资源之间的矛盾，意见颇多。大家清楚，这首先须从“人的因素”入手，即不断提高法官素

质，充分调动法官及其他审判辅助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最大限度地挖掘和发挥他们的能动作用等，其次也有必要对现行诉讼制度进行考量，实行简约、快捷的工作程序，方便法院提高审判效率，方便群众进行诉讼。对于后者，人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简易程序，冀望它能解决因案件增长而带来的各种现实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于1999年亦将“扩大简易程序适用”作为一项改革目标列入《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本文拟就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现况、存在的问题及适用范围进行探讨，并提出完善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构想，以期对今后司法实践和审判改革有所裨益。

一、简易程序的适用状况笔者收集了所在法院——南京市大厂区人民法院1998年至2001年四年间的民事审判数据，通过统计、对比和分析，对该院民事审判中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况进行调查，调查得出：在这法院，简易程序有着广泛的适用基础，早已形成“扩大适用”的客观事实和趋

势。

1、从案件总量看，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在总结案量中占有绝对比重，并呈逐年增长趋势。近4年，大厂区法院每年适用简易程序审结的民事案件数在当年结案数中所占比例均在83以上，其中1998年为，1999年为，2000年为，2001年为。如此高的比例，表明简易程序不因其“简”而旁落为辅助性程序或次要程序，恰恰相反，它现在是基层法院完成审判任务的主要工作程序，或者说，它是当事人进行诉讼、接受司法审判和直观地面对法律、接触法律的主要方式和途径。

2、从适用范围看，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类别已几乎涉及全部收（结）案的民事案由。2000年大厂区法院共受理确定民事案由36种，2001年受理确定民事案由49种，其中除医疗事故损害赔偿1种案由未适用过简易程序外，其他案由都有过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结案的记录。以11种公众熟悉的民事案由在2001年的适用情况为例，离婚案件中适用简易程序审结的案件所占比重为95，抚育费

案件为98，赡养案件为100，借贷案件为88，买卖案件为93，合伙案件为83，劳动争议案件为9，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为85，财产损害赔偿案件为83，邻关系案件为90，名誉权案件为100。其中劳动争议案件所占比重低，是因为该院于年初决定这一类案件不再适用简易程序审理造成的。由此可见，除极少数案件类型外，基层法院或法官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胆略远比理论界要大，司法实务中还很难绝对归咎哪一种民事案件不适宜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

3、从适用机率看，传统民事审判领域里常见的几种案件类型适用简易程序的机率较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编制统计报表（法综9表）的案件分类法进行比较，可发现离婚、抚养、赡养等婚姻家庭类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的比率很高，且较为稳定，而其他诸如赔偿类、房屋类和最易出现新类型案件的债务类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的比率则极不稳定，或升或降，详见下表：年份项目1999年2000

年2001年婚姻家庭类总数481430433简易案件数443403419比率?72?58房屋类总数576060简易案件数365045比率?33u赔偿类总数647297简易案件数355183比率?57债务类总数226340225简易案件数187256172比率可见基层法院或法官经常接触和审理并积累了丰富办案经验的一些案件类型，与其不常接触和审理的案件类型相比，适用简易程序的机率要高。这又从另一方面说明，案件难易之分，与法官对案件性质的熟悉程度有关，并随着法官个人及其职业群体的成长而由难变易。大厂区法院适用简易的情况，与学者们列举的有关数据基本相仿，也与南京地区其他基层法院的情况相近似②。上述调查至少给我们三点启示，一是各基层法院可以通过统计等科学方法对本院法院法官适应不同案件的能力进行调查摸抵，从而确定符合自身实际的繁简案件范围；二是简易程序以其独任之特征，抑制住案件数量增长对法官人数的需求，缓解了“案多

人少”矛盾，成为解决这一现实问题的主渠道；三是各基层法院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类型，已实际超出最高人民法院惯常认可的范围，当前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的主要任务不在于推广实施，而在于修改行法律和司法解释。

二、适用简易程序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透视实践中发现，适用简易程序存在两个不良倾向：一是“简易程序普通审”，一方面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的庭前准备等流程管

试论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现况与完善

第五篇：试论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现况与完善

件庭审更呈现无病呻呤状；②适用简易程序缺少总体上的法律支持，相关法条仅有5个，除起诉、通知开庭和庭审的方式分别针对当事人和法官能够体现“便利”功效外，在送达、庭前准备、法律文书制作和执行等许多诉讼环节毫无便利可言；除答辩期、审限期具有直接缩短期间。功效外，在“立、审、执”等审判分工和工作00上都缺乏提高效率的机制；③法院内部的工作规范和考核要求过于单一，阻碍了简易程序发展。近几年，法院系统对立审分开、案件登记立卷、审书配合等一系列审判工作规范得越来越具体和仔细，但没有区分普、简两种不同程序之间的差别或者区分不大，习惯中仍以普通程序的做法考查简易程序的对错，这无形中制约了法官适用简易程序的创造性和能动性，使现有的一些诸如巡回办案、即立即审等立法理想在新历史条件下得不到推广实施。

2、造成随意转程序的原因：①不注意事先识别繁简案件，加之现行识别标准不便于实务操作，使案件进入审判阶段前未实施繁简分流，未固定所适用的诉讼程序；②法官的程序意识不强，把程序视为工具，忽视了诉讼程序所固有的功能和价值，如约束法官行为、保障司法公正等等，是法官必须遵守的法律制度之一，而有的法官甚至利用“转程序”来掩饰自己工作上的无能；③法院内部对转程序案件的监督制约不力，既没有准许转程序的前提和条件，又未规定随意转程序的责任和处罚办法。适用简易程序还遇到一些难点问题，主要为：（1）送达难。送达难已直接影响到诉讼进程，降低了审判效率，这不只是简易程序所特有的问题，在普通程序中也存在。民事诉讼法规定了6种送达方式，适用起来遇到不少困难，比如：大量非常住人口的存在，其居所普遍不稳定；城市建设和房屋租赁市场发展带来的当事人住所变动和易于更换；更有甚者，有的当事人存在厌诉心理，为拒绝和躲避诉讼，和亲属合起合与法官捉迷藏。为了送达，送达人员有时要起早贪黑、蹲点守户，这样一味地要求法官尽职尽责，既不合理也不长久，没有体现“两便”原则。简易程序中的口头、电话、捎信、便条等传唤方式，仍是以当事人诚信、住所稳定、自觉接受审判为前提，不能应付现今诚信缺失的社会现况，操作起来显得“吃软不吃硬”，常常拖延诉讼进度，造成审判被动。（2）识别难。识别简单民事案件本身就是起争议的问题，不同法院和法官对同一案件的难易程序评价不一，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实践中还出现看似简单但很难、看似繁杂但很易的现象。这里面有法官个人及群体的业务素质、司法经验和授业基础不同的原因，有每个案件所蕴含的繁杂性、特异性和难解性不同的原因，还有案件自身发展变化的原因。人们担心，识别结果的不同会表现为实务层面上的司法不统一。这一担心绝非多余。目前，各法院均不同程度地突破司法惯例，扩大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还没有一个统一标准。（3）简化难。前文提及法律规定和法院内部规章对简化简易程序的掣肘，其中制作裁判文书繁简不分就是具体问题。因为我国未采用格式化裁判文书，而现行法律又明确要求裁决文书写明当事人争议以及法院裁决的事实和理由，因此，不论案件多么简单明了，不管是调解结案还是判决结案，法官都要为了写清一个完整的案件事实与争议的来龙去脉而详尽调查，娓娓道出。此外，由于是凡判决均可上诉，当事人虽明知判决正确却恶意利用上诉制度拖延判决执行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使得本应快捷的审判变得拖趿，还耗两级法院的审判资源。

三、简单民事案件的识别标准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42条的规定，简单民事案件的识别标准为“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对这一识别标准如何进一步理解阐述，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最高人民法院曾就此作出司法解释称：“‘事实清楚’是指当事人双方对争议的事实陈述基本一致，并能提供可靠的证据，无须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即可判明事实，分清是非；‘权利义务关系明确’是指谁是责任的承担者，谁是权利的享有者，关系明确；‘争议不大’是指当事人对案件的是非、责任以及诉讼标的的争执无原则分歧”④这一解释，有的地方值得推敲和商榷。比如“无须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即可判明事实”一句，就不切实际，因为有些案件的当事人因客观因素限制不能提供证据，但可以提供确切的证据线索，只要法院调查一下就可查明事实。以抚育费纠纷案件为例，相关法律规定完备而明确，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权利义务关系也易于查清和认定，纵使双方争议再大，用3名法官去审理和用1名法官去审理的效果都是一样。这类案件争议最多的地方通常是负有给付义务一方的收入情况，不是无须调查即可判明事实，而是一经调查就可判明事实，不也简单！相比之下，最高人民法院组织编写的业大教材《中国民事诉讼教程》中对识别标准的表达，更为通俗易懂。它从法官的视角写道：“简单的民事案件，有三个等同的特点；一是纠纷不复杂，易于弄清事实，分清是非；二是法律、政策有明确规定，易于作出处理决定；三是当事人双方对立情绪不大，矛盾易于解决”⑤—易查、易判、易解决矛盾是简单民事案件的核心内涵，也是法官识别和评价简单民事案件的基本标准。如果从当事人的视角来理解这一标准，可以表述为：能够提供确切的证据或证据线索，权利要求有明确而具体的法律依据，相互间的争议不属于法律分歧，而是认知或信用分歧。现行识别标准的立法技术是概括式规定，其基本上能反映出简单民事案件的内在本质，具有抽象、原则和适用性强的特点，有利于从横向上应付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人口素质、法治环境和需求等客观情况不同带来的法院、法官和当事人之间存在的认知水平和认知结果的差异，以及从纵向上应付不同时期人们的认知水平和认知结果的发展变化。但是，司法实务中的识别是非常直观的分辨过程，作为一个识别标准，由于其过于抽象和原则必然会导致在由本质向外延推导的过程中，因操作人员、方法、时间的不同而得出不同结论。这又说明现行识别标准的主观成份太多，客观成份太少，不利于从表象上统一司法。依照现行标准进行识别，同一案由下的各个案件有难易之别，不同案由下的各

类案件也有难易之分，因此有学者批评当前的简易程序适用范围过于宽泛。⑥我们有必要区分不同民事案由之间的难易差别，确定一个相对稳定的按不同案由划分的适用范围，以便精确实施繁简分流，并建立起相应的考核依据；对于同一案由下的难易变化，可通过转程序制度予以调整，使之适用的诉讼程序更加符合立法理想。一个好的识别标准，应具有减少分歧、统一效果、便于操作和推广的特点。现行识别标准显然不具有上述特点。有句广告词如是说：把问题变得繁杂了，太累！把问题变得简单了，才是贡献！这也是我们重新审视识别标准的意义所在。从实务层面上讲，识别标准越直观、越具体、越简单越好，立法时采用列举式规定而不是概括式规定可达到这一目的。综观各地法院划分繁简案件的不同做法，无外乎有以下四种：一是根据受理案由划分，将医患纠纷、劳动争议、侵犯名誉权等在当地～影响大、可能涉及社会稳定或对专业知识要求高、法律规定不健全或存有矛盾的案件类型，适用普通程序；二是根据争议标的大小划分，将争议标的在一定数额以上的案件适用普通程序；三是根据案件统计类别划分，将房地产类、赔偿类和合伙等部分债务类案件适用普通程序；四是综合上述划分法。国外的相关立法多采综合划分法，即区别简易事件和小额轻微事件适用简易性程序。当前我国还没有完备的民法典，社会发展正处于转型期，民事案由尚未完全定型，自然无法对全部民事案由进行梳理比较，鉴别难易，因此参考外国立法和实践经验不容忽视。《中国民事诉讼法教程》一书列举了7类简单民事案件，⑦分别对应离婚、赡养费、抚养费、抚养关系、借贷、继承和损害赔偿等案由，主要为传统的几种常见民事案件，多集中为婚姻家庭类案件。这几类案件，无论从司法经验积累、法学理论研究还是立法司法政策建设，在当时都较为发达，因此法官们觉得属于“易”的范畴。但是，这一简易范围在二十世纪90年代初是可行的，现在看来，它低估了当代民事审判法官的查案、判案和处案的能力，已不能反映时代进步所带来的法学研究、立法建设和司法实践成果。第一，它涉及的案由太少，只有7种，而新近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300种民事案由⑧，照此比较，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范围太小，无法解决案件量增长问题；第二，它与现行审判实践相脱节，各基层法院每年有80%以上的民事案件适用了简易程序，早已突破了前一适用范围；第三，它束缚住人们的思维空间，制约了简易程序的拓展适用。前一适用范围的立法技术是一一列举法，又称对应式列举法，虽说具有具体、直观的特性，但并不简单，因为300种民事案由若一一列举适用情形将是一个庞大的标准群，这必定会增加识别人员掌握、记识、储备标准的难度，而且标准多了不免会相互影响，顾此失彼，制造混乱。可见，对应式列举法没有实现识别标准的简单化。近期，广东省法院在制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规则（试行）》⑨时采用了另一种列举法，即排除式列举法，其只规定少数几种已为现行司法解释明确不得适用的情形，予以排除，其余案件均可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从而方便了识别标准的记识、推广和运用，达到简单化要求，并从实质上扩大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其中，不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①起诉时被告下落不明的案件；②本辖区内有较大影响的案件；③涉外、涉台案件；④发回重审或再审的案件；⑤疑难复杂或新类型案件”。这种方法值得今后修改司法解释时参考。

四、完善发展简易性程序之构思人类简化诉讼程序的努力贯穿于民事诉讼制度的全部历史。二十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更是掀起简易程序改革浪潮。但是，在每一时期内，程序的繁简并存，由繁到简的趋势明显，同时，民事诉讼法的公法化以及程序技术的日益发达，规范层次上的民事诉讼程序越来越繁杂了，这是解决社会冲突的实际需要使然。⑩从我国的情况看，现行诉讼制度正面临着两极考验，一方面普通程序失于严谨，需要进一步加强规范，比如如何真正发挥合议庭作用，如何利用审前程序完成证据出示和归纳争议焦点，使庭审过程更加集中而不拖拉，成为辩论是非曲直的言词中心；另一方面简易程序缺乏简便，需要进一步简化完善。在建构诉讼制度的时候，人们都希望处理好“公正与效率”的关系，但是，公正与效率是当今世界各国共同的难题，当公正与效率发生矛盾是，人们不得不作出悲难性的选择。⑾我国的立法者则喜欢直接为当事人作出选择，其结果往往也引起当事人的不满的抱怨，饱受指诋，不如多设置几种程序供当事人选择，赋予他们充分的程序选择权⑿，由他们自己决定自己命运。如果说早些年我国公民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多一份选择就是多一份无法逾越的诉讼障碍，那这一担虑如今不复存在，一是群众的自主意识更强了，二是群众的接受能力更强了，虽然大多数人未受过法学专业训练，但只要作适当的司法指导，其还是能识别不同程序之间的差别。社会对诉讼制度的需求是多样化的。以前媒体曾讨论“二毛钱官司”究竟值不值得打的问题，如果从纯经济利益角度考评，当然应限制此类案件进入诉讼程序，但如果从论个事理争口气的角度考评，我们没有理由拒绝其诉讼。而且，民事诉讼中涉及的私人利益又能大到哪里？权利无大小，均应有救济机会，百姓不就是找个地方说理吗！为此，我们也有必要设置多种程序价值模式。简易性程序可以强调效率优先，其公正内涵次之；复杂性程序可以强调公正优先，其效率内涵次之。象前述的二毛钱官司，就可以给之于简易性程序进行诉讼。

1、创设独任程序。前文提及简易程序正演化成独任程序，若加上普通程序运作中存在的合议庭不合议、主审法官独揽审判的情况，我国民事诉讼程序完完全全可以归位为独任程序。笔者设想，独任程序应成为将来民事诉讼程序的主体，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诉讼环节、方式、审级等制度进行00调整再设置普通（合议）程序和简易程序，除重大复杂和简单小额 事案件外，一律适用独任程序审判。所谓独任程序，是指基层法院一般民事案件所适用的基本程序。运作环节、方式、与现行普通程序没有太大区别，所区别的，一是审判组织的人数不同，前者由1名法官担当，后者由3名以上法官担当，二

是所适用的案件类型不同，普通（合议）程序只适用于疑难民事案件或法律特别规定的民事案件如提请复议案件的审理；其与现行简易程序的区别主要是所适用的案件类型不同，后者主要适用于法律所规定的简单民事案件。设置独任程序有如下基础：①法学理论进步的基础。谁都不否认我国近几年法学理论研究和立法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如物权法正在制定，民法典也提上拟制日程。法律整体水平的提高，势必会促进司法活动的进一步繁荣和经验积累，这为提高法官业务素质、增强法官应对不同类型案件的适应能力创造了条件；②法官素质提高的基础。近十余年，法官队伍中补充了不少接受过法学教育的新生力量，法院系统还通过举办业余大学等方式对原有非法学专业人员进行培训，大幅度提高了法官素质。2001年修改的《法官法》将法官任职条件由专科提高到本科，即说明了这点；③司法实践发展的基础。目前各法院大力推行的案件流程管理体制，有利于规范审判行为，但也在将简易程序变得普通化。现行简易程序不简便但仍不失其“独任”特征，因此不如固势利导将现行简易程序改造成独任程序。从程序运行保障机制权衡，这样做也更为合适，实际上也是在扩大现行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

2、简化简易程序。利用独任程序消化大量民事案件，抑制住案件增长对法官人数的需求，我们始有机会讨论现行简易程序不简便问题。简化简易程序，就是简化现行简易程序，而不是对新简易程序的简化。笔者设想从9个方面实现诉讼程序的简化：（1）限定一个有限的适用范围。新简易程序只适用于简易事件和小额事件。简易事件是指：①抚育费、赡养、协议离婚、探视子女权、撤销婚姻等简单民事案件；②应适用独任程序但尚未进入开庭阶段即撤诉、和解、调解的其他民事案件。小额事件，是指诉讼请求数额在1-2千元以下的借贷、拖欠租金、工资、电话费等简单财产纠纷案件。（2）配置专门机构和人员。这一机构和人员主要负责通知应诉、接待当事人、开庭排期、庭审记录、发送文书等事务性工作，可与案件流程管理机构合署办公，不编入法官，而由独任法官轮流坐班，适时审理，及时作出裁定、调解和简易判决。与之对应，法官本部可分为独任庭（组）和合议庭（组），分置独任法官和合议法官，各自适用独任或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审理案件，这样可避免法官因不同程序习惯而出现互相干扰影响的现象。合议庭主要由院长、庭长和审判委员会委员组成，负责审理重大繁杂案件和复议简易程序的申请复议案件。（3）采用表格式诉状。当事人在法院工作人员指导下，通过填写表格或打勾即可完成起诉和答辩；有关证据作为诉讼状附件，应一并将副本送达原被告。（4）增设短期公告送达方式。简易程序中送达传票、判决书等书面文件时，可适用直接、留置、邮寄和短期公告4种送达方式。对那些早出晚归、居无定所、有意藏匿躲避送达或拒绝送达人员入户的当事人，采用短期公告送达方式，即在其最后一个住所或近亲属住所连续3-5日张贴并公告有关文书即视为送达。（5）兼采书面审和言词审。证人可以提供附有身份证明的书面证言，无须直接出庭作证；法官通过双方当事人提供的书面材料进行审查，若事实清楚、争议不大，即可直接判决；若一方当事人未提供书面材料或虽提供书面材料但事实存有争点，可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言词辩论，澄清事实。同时，强化诉状和答辩状的效力，非法定事由不得反悔或变更。（6）简化言词审过程。简易程序庭审以法官纠问方式为主，重点在于查清案件事实，庭审过程不拘于成式，法官视情况组织法庭辩论，甚至可以取消此庭审单元。（7）实行格式化裁判文书。简易的判决、调解和裁定文书，可以不附裁判事实和理由，只需记明双方当事人的姓名、住址或其他自然情况，案号，原告的起诉时间、证据名称和诉讼请求，被告的证据名称和应诉要点，判决主文、时间及法律依据即可。（8）缩短审限期。简易程序审限期为1-2个月，不得延期，但可以转换为普通程序。（9）限制上诉，实行本院复议制。当事人如对简易判决不服，不得上诉，但可提出复议。复议由合议庭负责，可书面审也可言词审，复议期限不超过20天。

3、拓展非讼程序。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督促程序和公示催告程序是非讼程序，它们与简易诉讼程序一样也具有简便、迅速、及时的特点，都属于简易性程序的范畴，但是司法实务中并不常用。公示催告程序所适用的案件类型，目前尚不多见，因此不常使用；但是，督促程序不常运用，却让人匪夷所思。有人曾查找原因是法院嫌所收取的费用低，当事人嫌该程序不可靠，如被申请人一提出异议支付令即失效，所以双方的积极性都不高。⒀上述法院方面的原因，毫无道理，只会降低自身威信，影响司法公正形象。设置简易性程序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减少诉讼成本而不是增加当事人的诉讼投入。因此，对不同程序收受诉讼费用加以区别，拉开档次，是合理的，这已有学者提出改革意见。⒁至于当事人方面的原因，可以通过转程序机制来解决，下文另作论述。非讼程序中可以设置独立的调解程序供当事人选择。调解员由人民陪审员、资深书记员、律师或熟悉法律知识的人士担任，这样可以发挥人民陪审员和热心于公益事业的法律人士的作用，还可以减轻职业法官工作负担和减少法院开支。若一方当事人拒绝调解或在调解过程中达不成协议，案件转入诉讼程序。拒绝调解的当事人，如果在判决中没有得到比调解结果更有利的结果，将要承担拒绝调解以后对当事人所支付的诉讼费用。⒂

4、规范程序转换。转换程序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独任或简易程序向普通程序转换，二是非讼程序向诉讼程序转换。独任或简易程序向普通程序转换，仅仅是基于案件自身发生变化的理由⒃，有的由难变易，有的由易变难，甚至予盾激化。欲克服转程序中的随意性，必须限定其转换方向，如只能由简向繁而不能反向转换，具体一规则为：①简易程序不能转换为独任程序。无论是简易程

序还是独任程序都只能向普通程序转换，案件改由合议庭审理，以避免层层转换，变相地拖延审限期间。这样规定还可以增加法院内部的襟肘制约作用；②普通程序严禁向简易或独任程序转换。普通程序一般适用重大繁杂和有一定难度的案件，嗣后不管是当事人撤诉及和解，都应由合议庭审查后作出决定；③简易或独任程序转换为普通程序后，原有的在审时间继续记入审限期；④明确规定转程序的报批手续和条件及其考评标准，对不符合转程序条件的案件应督促承办法官在审限内办结，对因个人因素导致案件转程序的应记入法官考核记录。非讼程序直接转换为诉讼程序，主要是为了方便当事人诉讼，减轻他们的诉讼负担，使不同性质的诉讼程序之间流畅衔接，贯通整个公力救济渠道。此时的非讼程序亦可充当“识别程序”的角色，鉴别案件的难易程度而确定今后所适用的一个合适的诉讼程序。但是，诉讼程序的审限期应重新计算。其中，督促程序的申请人已交纳的申请费可直接充作诉讼费之一部分，这样可以杜绝申请人担虑选择督促程序会增加其诉讼成本，而对被申请人而言，若其提出的异议不实或无理，即有恶意诉讼拖延履行债务的情形，则责令其除承担败诉的诉讼费用外还应补交原督促程序的申请费用。各级法院应转变观念，认识到收费多寡与审判资源投入呈正比关系，因此，积极利用收费调节机制促使更多的当事人选择非讼程序解决争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