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倒置制度研究[5篇]

第一篇：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倒置制度研究

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倒置制度研究

作者：王健运发布时间：2014-04-15 16:03:28

“谁主张谁举证”这一原则性标准是依规范说而建立的，随着环境污染、产品责任、医疗事故等新型案件的大量产生运用“谁主张谁举证”标准已出现明显的不合理性。理论界于是出现了危险领域说、盖然性说、损害归属说等学说。[1]一些国家的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考虑到与一般标准不同的一些案件应采用例外标准，即举证责任倒置。下文，将详细阐述举证责任的各方面内容。

一、举证责任倒置概念的界定

举证责任倒置指基于法律规定，将通常情形下本应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一般是原告）就某种事由负担举证责任转而由他方当事人（一般是被告）就某种事实存在或不存在承担那举证责任，如果该方当事人不能就此举证证明，则推定原告的事实主张成立的一种举证责任分配制度。在一般证据规则中，“谁主张谁举证”是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而举证责任倒置则是这一原则的例外。从逻辑的角度来看，倒置需要以正置为前提，而举证责任倒置是“谁主张谁举证”的例外，是以“谁主张谁举证”为前提和基础的，因而从这一意义上看，可以把“谁主张谁举证”称之为正置。倒置与正置二者构成了完整的举证责任分配体系。在我国理论界普遍还是坚持确认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他们认为倒置举证责任有必要，适合于民事诉讼程序审理的案件多样性和复杂性，若不坚持确认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再某些特殊的民事案件中，特别是在某些侵权纠纷案件中，可能造成极不公正、极不合理的结果；另一方面，倒置举证责任也是为了使举证责任的分担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如环境污染问题、产品责任问题、道路交通事故问题。在我国立法、司法实践中对举证责任倒置也做出了具体规定。《规定》第4、7条和《意见》第74条规定了举证责任倒置的内容（下文详述）。因而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务界看，举证责任倒置都已渗透到我国民事诉讼中，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证据规定》以现代司法理念的“法律真实”为宗旨，对我国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倒置规则进行了全新的构建。具体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1、举证责任呢倒置是以法律要件分类说为基础而产生的概念。举证责任倒置问题的研究必须以法律要件分类说为基础方能展开；

2、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下，被告承担证明某种事实的存在或不存在，如果无法对此加以证明，则承担败诉的后果；

3、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案件中，原告一方也应当对部分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

4、在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下，主张的一方就某种事由不负担举证责任，而由反对一方负担举证责任。

二、举证责任倒置的价值基础

举证责任倒置是随着民事诉讼法学和证据法学的不断发展而形成的一种诉讼举证机制，体现着法律对正义与效率价值的追求，也体现了法律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强化以人为本的进程。正义与效率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法律公平观念的具体要求，并决定着举证责任倒置的基本类型与具体内容。

1、举证责任倒置是法律追求正义的产物。举证责任倒置立法的动因，首先来源于现代民法理念由形式正义向实质正义转变；再就是因为现代社会两极分化的不断加剧，以及由企业工伤事故、劳资矛盾、交通事故等引发的社会问题不断，如果在处理这类问题还依然坚持一般原则，将会使法院无法做到正义的判决，因而举证责任倒置就在这样的呼吁声中产生。从我国有关法律对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来看，无不体现着法律保护弱者、维护正义的价值追求。在侵权领域，法律对部分特殊侵权案件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主要就是为了拟制社会化生产对公平个人基本权利的侵害，而其中举证责任倒置的不同内容，正是法律在正义与现实之间作出的权衡和取舍。

2、举证责任倒置体现效率价值

在确定是否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问题上，法律也必须充分考虑其他的因素，包括当事人距离证据的远近、取证的难易程度、当事人滥用证据优势问题以及对损害的预防和救济等，这就涉及到效率的价值问题。《证据》对合同纠纷中合同的履行以及医疗纠纷案件中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考虑到患者距离证据的远近，取证较难，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也可以使举证更富有效率，体现了诉讼的经济性，同时也使诉讼在程序的环节上更接近正义的要求。

三、举证责任倒置与相关概念辨析

1、举证责任倒置与举证责任转换

在诉讼中，一方提出请求，另一方提出抗辩，双方都需要对自己的主张负提供证据的责任，在举证过程中由于这种请求或抗辩，使提供证据的责任在当事人之间转换，这种情况便属于举证责任的转换，即举证责任的转换，是提出证据的责任在双方当事人之间来回转移的情行。[2]举证责任转换与举证责任倒置有着显著的区别，举证责任转换并没有免除任何一方举证的责任，它仍然是“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的体现，它所转换的只是当事人提出证据的责任，即主观的举证责任，而且该提出证据的责任，随诉讼的进行，经常是在当事人间来回转换；举证责任倒置则突破了“谁主张谁举证”规则，它免除了提出主张一方就某种事由的存在或不存在所应负担的举证责任，而将此种负担置于反对方一方身上。

2、举证责任倒置与举证责任免除

举证责任免除是指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以及司法实践中的经验总结，在诉讼争议中无须当事人举证证明的事实。具体到对《证据规定》第8、9条规定，举证责任的免除，是指当事人对众所周知的事实、自然规律及定理、根据法律规定或已知事实和日常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法院和仲裁机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等，无需再举证证明，即在上述情况下发生举证责任的免除。由此可见，举证责任免除与举证责任倒置的区别在于：

一是两者发生的根据不同，前者是由于当事人主张事实具有某种程度的确定性，当事人无需举证，后者则是由于法定原因，由对方当事人对某事实或权利的不存在负举证责任；

二是两者举证责任被免除的主体范围不同，前者的主体既可以是原告也可以是被告，而后者只能是原告；

三是法律效果不同，前者在免除举证责任后，不会直接影响到当事人对争议事实的结果责任承担，而后者在免除原告的举证负担后，被告的举证责任能否完成，会直接影响到结果责任的承担问题。

3、举证责任倒置与证明妨碍

证明妨碍是指由于对方当事人的故意或过失行为，使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无法获得必要的证据，造成该当事人证明失败的情行。[3]在民事诉讼中，有时会发生对查明案件真相有重要意义的证据遭灭失或伪造的情况，由于这种情况导致当事人举证受妨碍，故而称之为证明妨碍。证明妨碍与举证责任倒置是显然不同的概念，从逻辑角度上讲，这两者之间的发生有先后关系，举证责任倒置是证明妨碍情形下的一种法定解决方法。在证明妨碍情形下，一般分两种情形：一是如果证据的灭失或作伪证是由于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自己行为所致，其证明责任不变；二是如果证据的灭失或作伪证是由于应负证明责任相对人所致，则证明责任倒置，由该相对人承担证明责任及证明不能的风险。

【注释】

［1］这三种学说是德国法学家提出的举证责任分配新学说，是为了克服经济发展，高度危险作业引起的侵权事故、环境污染、消费者处境恶化等社会问题而提出的新学说；

［2］王利明《论举证责任倒置的若干问题》载于《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3］李浩《民事证明责任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第183页；

（作者单位：江西省鄱阳县人民法院）

第二篇：举证责任倒置

劳动法中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

核心内容：劳动争议诉讼中，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是什么呢?下文为您介绍具体内容。举证责任倒置是劳动争议案件中，某些事实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这是与一般举证责任相对而言的一种举证责任方式，一般举证责任是指“谁主张，谁举证”，也即原告对自己提出的请求和事实，应当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举证责任，又分二个层次：

一是行为意义上的举证;

二是结果意义上的举证。

前者是指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应当向法院或仲裁机构提供证据，用来证明自己的主张;后者是指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自己的主张或是事实。只有负有举

劳动争议案件中用人单位应当负举证责任的事实。

第一、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的事实，包括除名、辞退、辞职和解除劳动关系的事实，也包括擅自离职的事实，在一般意义上也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

1、除名：

是指用人单位以劳动者违反了劳动纪律或是规章，根据规章制度的规定，对劳动者作出开除的处理决定，从而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除名不是处罚的一种。在除名这一争议里，用人单位至少要证明如下事实：员工有何违纪行为?这一违纪行为违反了何种规章制度?用作开除的依据即单位的规章的是合法有效的。只有完成了上述三个事实的举证责任，用人单位才真正完成了这一意义的举证责任，否则，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2、辞退：

可分二种情况，一是合法辞退，二是违法辞退。前者是指劳动者具有严重违纪或违法的行为，用人单位辞退劳动者，不用承担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法律后果;后者是指在没有依据证明劳动者有违法的情况下，用人单位辞退员工，在这种情况下，用人单位承担支付双倍经济补偿金的法律后果。

3、辞职：

是指劳动者单方提出解除劳动关系。这里分二种，一种是劳动者提前三十天后正常辞职;二是在某些特别情况下(如用人单位限制人身自由、克扣拖欠工资、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不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的情况下，劳动者即行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仍然承担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法律后果。

4、解除。是指劳动合同尚未完全履行前，终止劳动关系的行为。分法定解除和约定解除二种。

第二、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也应当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包括劳动者入职时间。第三、工资表由用人单位负责提供。

第四、对员工作出处罚，且处罚已经送达的事实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第五、员工旷工的事实，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

第六、撤销对员工的处罚或是解除劳动关系的事实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第七、劳动者给用人单位造成了经济损失的事实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第八、规章制度的合法性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

劳动争议案件举证责任倒置及规定

司法实践中，举证责任的承担直接关系到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实现，按照法律规定，主张权利的一方负有举证责任，即“谁主张谁举证”，这也是是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然而，由于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在很多情况下这一原则却不能给当事人的权利提供充分救济。因此，而举证责任倒置作为一般举证原则的例外，越来越多的被适用。所谓举证责任倒置，是指基于法律规定，将通常情形下本应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就某种事由不负担举证责任，而由他方当事人就某种事实存在或不存在承担举证责任，如果该方当事人不能就此举证证明，则推定原告的事实主张成立的一种举证责任分配制度。

劳动争议案件中，虽然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法律上是平等的主体，但劳动者对用人单位有一定的人身依附属性，致使用人单位处于强势地位，劳动者普遍处于弱势地位。为了平衡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的利益，我国劳动立法倾向于对劳动者的保护，以抵消这种实质上的不平等。特别是在举证责任分配中，由于很多证据由用人单位掌握，劳动者往往很难获得或者根本无法获得这些证据材料。因此，完全让劳动者举证证明自己的权利被侵害是不公平、不合理的。在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时，应根据《劳动合同法》的立法精神和《民事诉讼法》的公平原则，按照劳动争议的性质、当事人对证据的控制情况、收集证据能力的强弱等因素，来合理分配举证责任。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就是为了实现举证责任上的“平等”，以提高诉讼效率，合理保护劳动者的利益。

劳动争议举证责任倒置的法律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三条：“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条中：“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劳动争议的，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但劳动者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掌握加班事实存在的证据，用人单位不提供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不利后果。”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第三十九条规定“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经查证属实的，仲裁庭应当将其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劳动者无法提供由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与仲裁请求有关的证据，仲裁庭可以要求用人单位在指定期限内提供。用人单位在指定期内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劳动争议案件办案规则》

第十七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第十八条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则第十七条规定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仲裁庭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

第十九条承担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应当在仲裁委员会指定的期限内提供有关证据。当事人在指定期限内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第二十条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仲裁委员会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予以收集；仲裁委员会

认为有必要的，也可以决定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予以收集。

《工伤保险条例》第19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或者劳动者直系亲属对于是否构成工伤发生争议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

《关于确定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二条规定“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一)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社会保险费记录；(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三)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的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四)考勤记录；(五)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其中，(一)、(三)、(四)项的有关凭证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

第三篇：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制度

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制度

„摘要‟：民事审判实践中，几乎每一案件的审理都涉及“证人证言”证据的运用，证人证言有着不可或不可代替的作用。证人证言有别于其他证据，是客观现象经过人的感官、抽象思维、记忆，尔后用语言形式表达出来的，易受客观环境，智力水平法律意识，人际关系，时间推移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如何准确地对此类证据予以审查、核实、认定，便成为左右审判质量，效率、效果的关键。在传统审判方式中，证人证言的收集认证存有证人不愿作证、不愿出庭，作伪证，法庭包揽取证庭上无人证等诸多弊端，不仅易引起当事误解，产生与法官的敌对情绪，而且影响了审判效率、质量，为了配合审判方式改革的顺利进行，必须对我国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予以完善。„关键词‟：民事诉讼 责任 举证责任

所谓举证责任，是指当事人对于诉讼中所主张的案件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同时指在诉讼结束之间，如果案件事实仍处于真伪不明状态，应当由该当事人承担败诉或不利的诉讼后果的责任。

民事审判实践中，几乎每一案件的审理都涉及“证人证言”证据的运用，证人证言有着不可或不可代替的作用。证人证言有别于其他证据，是客观现象经过人的感官、抽象思维、记忆，尔后用语言形式表达出来的，易受客观环境，智力水平法律意识，人际关系，时间推移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如何准确地对此类证据予以审查、核实、认定，便成为左右审判质量，效率、效果的关键。在传统审判方式中，证人证言的收集认证存有证人不愿作证、不愿出庭，作伪证，法庭包揽取证庭上无人证等诸多弊端，不仅易引起当事误解，产生与法官的敌对情绪，而且影响了审判效率、质量，为了配合审判方式改革的顺利进行，必须对我国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予以完善。

一、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意见

（一）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有利于审判方式改革的顺利进行。民事诉讼法第70条明确规定，证人出庭作证是一项法律义务，而如何正确履行这一义务，以及不履行义务的后果，法律没有规定。因此，改革和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已是当务之急。

（二）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有利于杜绝伪证。传统审判方式中，由当事人提供证人，法庭调查和作调查笔录，或者当事人直接提供某证人的证言，与其证人证言，不如说是“纸证人”。开庭时证人往往不到庭，由法官对“纸证人”进行审查。这样为当事人提供伪证开了方便之门。法官由于对证言效力的怀疑，往往会重新调查证人，导致重复劳动，不利于贯彻效率和效益原则。

（三）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有利于和国际惯例接轨。西方多数国家对证人出庭出证都有严格规定，甚至不承认“纸证言”的效力。因此，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是世界各国审判方式发展的趋势。

在民事诉讼法中，举证责任并非始终归当事人一方承担。相反，举证责任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在普遍侵权案件中，受害人应就加害人有故意过失的要件事实、以及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事实进行举证，这是根据一般举证原则所作的分配，然而在特殊侵权案件中，这种方法存在局限性。因此，对于按一般原则应由受害人负责举证的一些事实，尤其是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的事实及是否存在过错的事实，直接由加害人承担真伪不明时的败诉风险及相应的首先举证的责任。

二、证人出庭作证的具体程序应当规范 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民事案件的审理程序，而对证人由谁确定和通知出庭，由谁对证人发问，质证人证言的证据效力的认定。等证人出庭作证的具体程序，并无详尽的规定。传统的做法是当事人提供证人线索，法官调查，视情况通知证人出庭并在庭审中向证人发问或只宣读调查证人的笔录，不免产生法官包揽举证之嫌，不利于案件的公正处理。因此，对证人出庭作证的具体程序进行规范，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诉讼过程中的举证责任是有其客观基础和内在必要的，它是当事人之间合理分担举证责任的前提和理论基础。当事人各方不仅要针对已方诉讼请求的依据的事实举证，也要为自己所提出的其他抗辩主张举证。此外，当原告提出的证据已经能够证明支持其诉讼请求的基本事实存在并合乎逻辑的，被告亦应举证反驳。据此，我进而认为，谁主张谁举证所言之“主张”并不是直接指对权利的主张或诉讼请求，而是指当事人各方对自己所提出的各种关系事实的积极主张否则举证责任就偏向了原告一方，走向了不合理。当然，举证责任的转移也必须有一个基点，这就是上轮举证方所举的证据已经能够证明支持其诉讼请求的事实主张的存在。

三、强制证人履行出庭作证义务的措施 审判实践中“证人不愿出庭作证”“证人做伪证”的问题比较严重，应当认真加以解决。

（一）制定和完善强制证人出庭的措施

审判实践中当事人向法院提供的证人不愿出庭的情况普遍存在。不少法官为此只能再向证人一一进行调查、审核，并且在证人无正当理由不能出庭的情况下，亦听之任之，既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又影响了法律的严肃性，而法律对如何保障证人到庭亦无明确规定，制约了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世界上许多国家诉讼立法及证据立法方面都十分重视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且制定了较为完备的证人到庭的法律责任条款，以约束证人履行出庭作证的义务。从理论上讲，证人不出庭作证，是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因此根据其性质制定同强制当事人到庭的措施是较为可行的，完善制裁措施，以求得实效。还应当注意在各类诉讼活动中，强化这方面的法制宣传，教育公民知法、守法、依法积极履行出庭作证义务。

（二）建立和完善伪证的防治和惩罚制度

一般说来，伪证行为是发生在民事诉讼法过程中的，且行为人在主观上有故意，客观上影响人民法院对案件的正常审理，对伪证行为的结果可不要求必须造成实际损害，若造成实际损害，可作为从重处罚的情节予以考虑，惩罚伪证行为也是重视证人不作为的情况，若有其他证据证实某人实际了解案件的某一事实而该人又诈称不知，拒不出庭或出庭后拒不作证，既影响人民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也应当为“妨害司法”行为而承担相应责任。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十章规定了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其中第102条第一款规定，“伪造、毁灭主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五条的第三项规定，凡是伪造证据隐匿证据或者毁灭证据的，无论属于何方，必须受法律追究。立法部门或司法部门有必要对伪证行为的具体特点，表现情节进行总结，通过立法，司法解释的方法，对惩罚伪证行为具体的措施予以固定，指导人民法院的操作，以有效地打伪证行为，维护正常的司法程序”。

四、建立证人权益保障制度

当前普遍存在的证人不愿出庭，不愿作证的问题除由于人们的法律意识和对证人义务制约措施不力等方面的原因之外，证人权利不能得到有效保障，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民事诉讼法对证人的出庭义务虽有规定，但对证人的权利没有具体规定，对打击报复证人侵犯证人人身财产权利等违法行为打击不力，证人出庭作证所遭受的经济损失得不到相应补偿，致使权利义务不能对等。因此，要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必须建立完善证人权利保障制度，消除证人顾虑，调动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

（一）完善证人人身财产权利保障措施

证人人身财产权利同普通的公民相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侵犯证人的人身、财产权利主要是指由于证人即将正在或已向法庭提供证词的作用，侵害人阻绕，破坏证人作证而对证人侮辱，诽谤，诬陷殴打，打击报复及侵害其财产的违法行为。保障证人人身、财产权利，首先应在立法上堵塞保障不力的漏洞。民事诉讼法第102条第二、四项对有关的情况作了规定，当事人或其雇用的人对证人的人身、财产权利的侵害，除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外，人民法院依照民诉法第102条有关规定处理自然没有异议，但审判实践中，证人的人身、财产权利受到侵害往往发生在民事案件审理终结，执行终结之后，当事人片面地将自己败诉的诉讼结果归咎于证人的出庭作证，从而导致打击报复证人的违法行为发生。因此，提高执法人员的认识和业务素质严肃执法，严惩此类违法犯罪行为也是当务之急。

（二）完善伪证的防治措施

首先，应建立具结宣誓制度。证人应当身法庭宣誓保证：“忠诚于法律，不作伪证”，否则，承担法律后果，其次，应建立伪证惩罚制度。只要行为人主观上存在故意，客观上影响人民法院对案件的正常裁判，就要承担法律责任，而不必要求伪证行为必须造成实际损害。只要证人有伪证行为，就应予以罚款、拘留，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三）完善证人应得利益的补偿制度

证人应得到利益补偿是证人因在人民法院决定的日期内出庭作证而对其原先应得的物质利益及不应有的支出，给予经济补偿，使之不受损失的做法，证人应得的物质利益及支出一般主要包括：误之损失，交通费，生活费，住宿费等，证人的误工损失与其职业收入密切相关，证人是承包经营户或个体工商户的其误工损失可参照一定期限内平均收入的数额酌定，有固定收入的，其误工损失不应低于平日工作的实际收入和奖金，没有工资收入的其误工补偿标准一般应略高于当地一般临时工的工资标准；交通费、生活费、住宿费也应不低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同类差旅，补助待遇。

第四篇：民事诉讼诚信原则研究

民事诉讼诚信原则研究.txt12思念是一首诗，让你在普通的日子里读出韵律来；思念是一阵雨，让你在枯燥的日子里湿润起来；思念是一片阳光，让你的阴郁的日子里明朗起来。民事诉讼诚信原则研究

一、诚信原则概述

作为道德规范的诚实信用，它要求人们在市场活动中讲究信用，恪守诺言，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随着社会的发展，为了协调各种矛盾和冲突，立法者开始注重道德规范的调整作用，将诚信等道德规范引入法典，成为近现代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这已为世界各国民事法律所普遍确认。我国民法，包括合同法也都要求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应当遵循诚信原则。

对于诚信原则的本质，可以作如下考虑：㈠诚信原则为市场经济活动的准则。在现代化市场经济条件下，它要求市场参加者均要符合于“诚实商人”的道德标准，在不损害其他竞争者，不损害社会公益和市场道德秩序的前提下，去追求自己的利益。㈡诚信原则为道德准则的法律化。正如杨仁寿先生所言，诚信原则虽以社会伦理为基础，唯其并非道德，而是将道德法律技术化。即诚信原则虽说是市场经济活动中形成的道德准则，但在被立法者规定为一个法律条文后，已不再是单纯的道德规则，而成为一项法律规范，但与一般的法律规范亦有不同，它是以道德为内容的法律规范。㈢诚信原则的实质在授予法院以自由裁量权。诚信原则的内容极为概括、抽象，它所涵盖的范围极大，远远超过其他一般条款，乃属一白纸规定。可以说，它是给法官的空白委任状。立法者正是通过这种空白委任状授予法官以自由裁量权，使之能够应付各种新情况和新问题，以实现法的稳定性与灵活性的结合。

德国学者 Hedemann指出，诚信原则之作用力，世罕其匹，为一般条款之首位。笔者认为，诚信原则从市场经济活动的道德准则，上升为涵盖整个民法领域的基本原则，在具体的适用中，其功能主要有：㈠指导当事人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如《瑞士民法典》第2条，我国《民法通则》第4条现行《合同法》第5、6的规定，要求当事人在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时，兼顾对方当事人利益和社会一般利益，使自己的行为符合于诚实商人的标准，只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凡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有悖于诚信原则，应构成违法。㈡解释、评价和补充法律行为的功能。如《德国民法典》第157条，我国现行《合同法》第125条的规定。杨仁寿先生指出，诚信原则为解释，补充和评价法律行为的准则。诚信原则运用之结果，可创造、变更、消灭、扩张、限制约定之权利义务，亦可发生撤销法律行为或增减给付之依据，或成立一般恶意之抗辩。㈢解释和补充法律的功能。一般而言，法律条文均极为抽象，适用于具体案件时，必须加以解释。进行法律解释的，必须受诚信原则的支配，始能维护公平正义。特别是在法律规定有欠缺或不完备而为漏洞补充的，更须以诚信原则为最高准则予以补充，完善法律对现实社会关系的调整。

有学者将诚信原则喻为“双刃剑”，即诚信原则若运用得当，得可充分发挥其功能，补充法律之漏洞，使法律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反之，若滥用诚信原则，必将损害法律的权威和法体系的安定。因此，在具体适用诚信原则时，我们应明确在什么场合，什么条件下可以适用;在什么场合，什么条件下不能适用。

二、从国外民事诉讼立法看诚信原则--已成为民事诉讼法的一项基本原则。

作为民事实体法基本原则的诚实信用概念能否适用于民事诉讼领域，学术界在此问题上曾进行了长期的争论。即使是现在，对该原则也分为否定说和肯定说。否定说的出发点立足于民事诉讼的自由主义;肯定说则着眼于诉讼的职权因素。但无论怎样，在现代西方各国，诚信原则作为民事诉讼的一个基本原则的存在价值已越来越得到承认。诚信原则相继在一些国家的民事诉讼法中得以确立，并多将这一原则具体化。

在罗马时代，罗马法要求民事诉讼要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意大利著名的罗马法学家朱赛佩?格罗索在他的《罗马法史》一书中论述了罗马的民事诉讼法时说：“可信任性和信义主宰

着各不同城邦市民之间关系的整个发展过程，这一事实以及诚信标准的产生方式告诉我们为什么诚信被直接作为具有约束力的规范要素加以看待，为什么罗马执法官认为它具有这样的约束力，也就是说，对于某些行为，承认因'诚信'要素而产生的法律效力。”“诚实”产生出一种新的民事诉讼程序，“这种程序正是诉讼程序变更的萌芽”。后世有学者把罗马法中的诚信原则称为“真实义务”，即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关系人包括代理人、证人、鉴定人等在民事诉讼中应负陈述真实情况的义务。罗马法把诉讼上当事人违背真实义务的行为分为三种：㈠诉讼法上故意主张非真实者;㈡故意违背法律而请求权利保护或作防御者;㈢主张虽是真实，或已得到法院准许，但目的在使诉讼迟延或使诉讼混乱，而致使真实发现感觉困难者。罗马法还规定，对于故意违背真实义务的人，应当处以“虚言罚”。可以看出，罗马法规定的诉讼中的真实义务即诚信原则的基本内容，奠定了诚信原则的基础，这在人类法制史上还是第一次。此外，罗马法中还有宣誓制度，“罗马法确认真实义务为法律上之义务，以善意之宣誓为其担保手段。”宣誓和诚信原则是互为表里的。从古代到近代，西欧各国在民事诉讼中普遍实行宣誓制度，通过宣誓使法律程序上的供述能够真实，对于不真实的，虚假的陈述予以严厉的制裁。

近代以来，意识形态领域里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日益发展，在法律上非常尊重个人的自由放任，私法上的诚信原则受到冲击，这势必影响到诚信原则在民事诉讼上的适用。与此同时，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相联系的民事诉讼法上的当事人处分权主义、辩论主义却有很大的发展。表现在诉讼中就是当事人在诉讼中的虚假陈述不受法律禁止，如果发现陈述有不真实之处，反驳的责任在于对方当事人，法院不作任何要求。原告是进攻者，被告是防御者，法庭是双方的战场。当事人为了达到胜诉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竟为虚言。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学理论界对于民事诉讼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颇多争议，有学者主张诚信不应成为诉讼法上的义务，只是道德上的义务。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进入垄断,私法中的私人自治,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受到了限制,反映在民事诉讼法上就是对当事人义务的增加,诚信作为当事人应遵循的原则又突出来,德国最高法院1921年61日的判例说:“我们不得不承认当事人的诉讼关系与他们在实体法上的关系,同样受诚信原则的支配。”当时的学者们也认为：“诚信原则支配民事诉讼法，确实与其支配一切法域相同，国家绝不给予不正之人或无良心之人以一种工具。”

西方国家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对诚信原则都有不同程序的规定。例如，1895年的奥地利民事诉讼法第178条规定：“当事人据以声明所必要之一切事情，须完全真实且正确陈述之。”还规定当事人所作的不真实的陈述属违法行为，如果是出于故意或过失，当事人应负损害赔偿的义务。第377条规定，当事人宣誓后故意作的虚伪陈述可构成犯罪。1911年的奥利民事诉讼更明确地规定：“当事人或代理人以恶意陈述显然虚伪之事实，或对他造陈述之事实为显然无理由之争执或提出显然不必要这证据者，法院应科认定额以下之罚。” 德国1993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法第138条规定：“当事人基于事实上之状况，应完全陈述之。”1950年颁布的新民事诉讼法也继承了诚信原则，它规定法官对违背诚信原则弄虚作假的当事人，可以采取“不利益这评论”如果当事人违反真实义务，致使诉讼迟延，依据德国诉讼费用法第39条的规定，应承担因延滞诉讼而产生的诉讼费用。意大利1942年新民事诉讼法第88条规定：“当事人关于事实上之情况，应完全且真实陈述之”，要求当事人及其律师对代表国家的法院应负诚实及信义的义务。日本民事诉讼法第127条、131、331、339条都涉及到真实义务和诚信原则。例如第339条规定：“曾经宣誓之当事人为虚伪时，法院将以裁定科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91条规定，如果当事人故意违背真实义务和诚信原则作虚假陈述而致发生无益之诉费用，法院可命该当事人负担此项诉讼费用。除此，英、美、法等国也有关于民事诉讼诚信原则的规定，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三、我国民事诉讼法确立诚信原则之必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诚信原则已从民法中独立出来，在许多国家的民事诉讼领域里被采用为指导原则，而且许多国家的法院在民事诉讼领域实践中逐渐扩大了诚信原则的适用范围。“诚信原则已经渗透到诉讼的各个民事诉讼程序中，不仅在审判程序，就是在执行程序，破产程序等，法官都在积极地、频繁地适用诚信原则解决新产生的复杂纠纷及法律问题。这给我国的民事诉立法和司法实践以启示，我国有必要确立民事诉讼诚信原则。

(一)民事诉讼诚信原则确立的理论根据。在民事诉讼中确立诚信原则，笔者认为其根据主要有：

1、诚信原则在民事诉讼中具有独特的功能。诚信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功能是独特的，它对于制约诉讼主体的诉讼行为，防止诉权、审判权的滥用，同时弥补民事诉讼立法的空白具有其他诉讼基本原则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如果某些问题是民事诉讼法没有作出相关规定，法官就可以根据该原则直接行使自由裁量权。从原则系统看，该原则是对其他原则的补充。例如辨论原则、处分原则是对当事人自主权和自治权的保障，而诚信原则则是对当事人自主权和自治权的限制。而对权利的制约与对权利的保障一样是不可缺少的，否则将无法实现诉讼的实质公正。另外，诚信原则的独特功能还表现在它使民事诉讼法与民事实体法更好地衔接了起来，关于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关系，马克思早有论述。诚信原则使二者”具有同样的精神“，紧密结合起来，以更好地确认并实现民事实体法上的权利义务，实现民事诉讼法目的。在民事诉讼法中适用诚信原则，即是民事实体法与诉讼法衔接的需要。

2、诚信原则是民事诉讼效益价值的公然要求。这可以人效率和效力两方面来考察。一方面，要提高法院的办事效率，需要确立诚信原则。民事诉讼是一个运动过程，不仅是一个物质消耗过程，也是一个时间消耗过程。人民法院在处理一个论争时，时间消耗越多，其物质消耗也必然增多。诉讼过程的消耗将直接抵消权利人所期望的诉讼利益。从19世纪未始，诉讼制度所具有的公共性质被日益强调，民事诉讼从”当事者自己的事“向”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事“这一认识转换。基于这种认识，诉讼当事人并非对立关系，应视为协力关系。这种诉讼观念必然要求当事人双方诚实守信，积极配合诉讼程序的进行。否则，对当事人和法院都是一种利益的损失。另一方面，诚信原则是确保判决效力的需要。对法院已生效的判决，当事人双方应予以尊重，不然就是前功尽弃，资源浪费，不但诉讼的目的实现不了，还将有损国家的审判权威。因此，只有保证法院的办事效率和判决效率，才能真正实现民事诉讼程序的效益价值。这就有必要确立诚信原则在民事诉讼上的地位。

3、诚信原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纠纷的需要。⑴市场经济不但是法治经济，也是道德经济，这就意味着市场经济主体间的民事、经济冲突的解决，不但要遵循诉讼法的具体规定，而且要体现善良、诚实等的诉讼意思内容。无论是当事人，其他诉讼参与人，还是作为裁判者的法官，都要以公序良俗的诉讼本意参与到诉讼中来。具有法律和道德双重调节功能的诚信原则无疑对此有很好的规范作用。⑵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毋庸置疑的，这当然也包括平等的享有和行使诉讼权利。但在诉讼实践中却存在着种种不平等的因素。例如，名人作为一方当事人的诉讼，或一方当事人是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法人，其他组织等，诉讼外地位悬殊的差异必然会导致当事人诉讼地位的不平等，如果没有特别实际有效的制约手段，这些因素会成为阻却程序公正的东西。诚信原则将是保障当事人平等的行使诉讼权利的一个手段。⑶诚信原则可缓解民事诉讼过度的对抗状态，有利于纠纷的彻底解决。当事人双方的对抗是民事诉讼最为显著的特征。在诉讼中，当事人为争取有利于自己的裁决往往不择手段，铤而走险，加之律师业的活跃，造成当事人双方过分的攻击防御活动，这只能使当事人的矛盾尖锐化，不利于社会关系的协调和经济的发展。为此，就需要确立强调诉讼主体之间协调关系的诚信原则的法律地位。

(二)诚信原则的确立不仅有其理论根据，而且也存在着其实践基础。

1、法官有不诚信的诉讼行为。这主要表现在司法不公正。在诉讼实践中有的法官为利益所驱，在民事诉讼中不能保证中立性，有意偏袒一方当事人，甚至枉法裁决，循私舞弊，或者不能正确处理地方利益与集体利益，地方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搞地方保护主义。

2、当事人存在有不诚信诉讼

行为。这种行为是一种主观故意。它主要有如下表现：⑴虚伪承认。当事人为了自我利益或出于其他目的，在承认对方的陈述的不实是求事，而是做虚假的诉讼上的承认。⑵作互相矛盾的陈述。在诉讼过程中，为扰乱法官和对方当事人的正确判断，形成有利于自己的诉讼结果，当事人往往在不同的诉讼阶段作自相矛盾的陈述。⑶用不正当的手段形成利已的诉讼状态。常用的手段：故意规避法律，让证人作假证，滥用诉讼权利，实施诉讼突袭行为等。

3、其他诉讼参与人也有不诚信诉讼行为。其他诉讼参与人主要包括代理人、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勘验人员等。就代理人而言，他们的不诚信诉讼行为有：滥用代理权，超越代理权，向当事人传授不正当的诉讼方法和手段等;就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勘验人员而言，他们的不诚信行为主要表现为接受当事人的好处，提供虚假的证词，作出与事实不符的鉴定结论，勘验结论或翻译等。

(三)我国法学界有学者认为诚信原则本身具有模糊性和较差的规范性，它在一国民事诉讼法中的确立需要一定的”软、硬“条件。其”软件“是指具有悠久的法制传统，发达的诉讼文化以及公民自主、自立的诉讼意识;”硬件“则是要有成熟的立法技术，相对灵活的司法体制和具有高度法律素养的法官阶层。他们通过否认中国具有相应的文化传统和制度资源，而否定在中国民事诉讼中适用诚信原则。对此，不敢苟同。

首先，从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历史发展看，自古迄今，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诚信这一基本原则，但却包含有这一基本原则的内容和精神。早在西周时，奴隶制的法律就要求当事人在诉讼中要诚实守信。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当事人的盟誓制度，这几乎和罗马时代的宣誓制度一样，具有浓厚的神明裁判，宗教迷信色彩。我国封建社会保留了宣誓制度并且封建时代的法律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德主刑辅“是封建法律的一个显著特征。儒家的伦理道德贯彻于封建法律的各个方面，道德义务也就是法律义务。”仁、义、礼、智、信“是儒家伦理道德的主要内容，它要求做人要诚实守信。这种道德观念反映在民事诉讼法上就是要遵循诚信原则，诚信对当事人既是道德义务，又是法律义务，像在实体法中的民刑不分一样，我国古代的程序法也是民刑不分，二者诉讼依据的原则大致相同。在这种刑民通用的诉讼程序中，诚信原则有重要地位，历史法律都要求告诉人对他所告的事实，负担更大的责任。则如《秦律》、《唐律》都有相关规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革命根据地的地方政权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也制定一些法律、法规、条例，其中不少涉及到诚信原则的内容。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对诚信原则没有明文规定，但若干条文包含了诚信原则的内容和精神。例如，民事诉讼法第7条102条129条130条等的规定。

其次，正是由于我国存在超职权的民事诉讼模式，法院的职权色彩十分浓厚，才有必要将道德范畴引入原则中对法官进行制约。随着我国民事诉讼体制、诉讼观念的转变和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当事人诉讼主体地位和处分权的强化，当事人滥用权利的可能性增大，所以，从这方面说也有必要用诚信原则对其加以约束。另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立法技术和法官的素质日益提高，司法体制日趋完善，我国完全有适用民事诉讼诚信原则的条件。对于亦公民自主自律的诉讼意识来否认民事诉讼诚信原则的适用，这完全是无稽之谈，若是公民有自主自律的诉讼意识，那还用得着诚信原则来规范其行为吗!总之，那种否认我国有适用诚信原则条件的说法是有失偏颇的，是有悖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消极的、形而上学的主张，上述学者也曾指出我国民事诉讼适用诚信原则会产生一些不良后果，这有其可能性，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

(四)随着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民事诉讼模式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的转变，诉讼观念的变化以及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之深化，司法公正和程序正义的要求愈来愈高，我国应确立，民事诉讼诚信原则。那么，具体该如何确立此原则呢?笔者建议：

1、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诚信原则为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与诉讼权利平等原则、辩论原则，处分原则等共同构成我国民事诉讼中的基本原则体系，这不仅是必要的。同时也是法律国际化，一体

化的体现。

2、在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那些诉讼行为是不诚信的诉讼行为，是应当限制实施或禁止的行为。

3、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实施违反诚信原则的诉讼行为的法律后果。

四、我国民事诉讼法适用原则的具体情形

诚信原则是一般性条款，存在固有的模糊性，其适用不当，必会”损害法的安定性“或者”致使程序细化"。因此，有必要规定该原则的具体适用情形。

首先，何时适用该原则呢?作为现代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它应贯穿于民事诉讼的整个过程，对民事诉讼活动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日本有学者认为，诚信原则只能作为补充原则，它真正起作用的地方是在不适用它就无法解决问题的情形。这无疑贬低了该原则的作用，缩小了其适用范围。诚信原则是抽象性和具体性的统一，其抽象性是指其内涵丰富精深，其外延不能一一穷尽;其具体性则指立法中总能找到该原则的一些具体。法官在适用该原则时，得先就其具体规定适用，若无具体规定供选择，才可抽象地适用该原则。填补立法漏洞只起诚信原则功用之片鳞。可见，上述观点只看到了基抽象性，未负失之偏颇。

其次，我国民事诉讼法正处于过渡阶段，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并存，且考虑到民事诉讼法保护当事人 的实体权利与维护私法秩序之目的，笔者认为，诚信原则对法官，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均有规则作用。

最后，根据各国的学说和司法实践，结合我国的国情，将民事诉诚信原则的具体适用情形构思如下：㈠对当事人的规制。

1、排除不正当的诉讼状态。指当事人一方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恶意利用法律漏洞，或者不正当地妨碍对方当事人有效地实施诉讼行为，从而形成有利于自己损害他人利益的诉讼状态时，对方当事人对此可以提出异议，法院也可以根据诚信原则否定一方当事人已经恶意实施的诉讼行为。

2、诉讼上的禁反言。这主要是防止一方当事人以及诉讼参与人之间出现前后互相矛盾的诉讼行为，从而损害对方当事人的利益。

3、禁止滥用诉讼权利。它意在防止当事人恶意拖延诉讼，或者阻挠诉讼的进行。

4、诉讼上权利的失效。即一方当事人长期不行使其诉讼权能，使对方当事人认为他已没有行使其权能的意思时，为保护对方当事人的信赖利益，不再允许当事人行使该项权能。

5、禁止伪证。要求当事人不得使用不正当的手段让证人作假证。此外，当事人在承认对方陈述的事实时，应当实事求是，不得作虚伪承认。一旦法院发现当事人所承认的事实不存在，应当否定该承认的法律效力。

6、禁止实施诉讼突袭行为。实施突然袭击被普遍认为是违反民事诉讼程序公正，有悖于诉讼诚信原则的不正当诉讼行为。在诉讼推理过程中赋予当事人充分陈述，提出诉讼资料，质证，答辩的机会和条件，是程序保障和程序性公正必不可少的内容。如果一方当事人未经合法程序即用隐蔽的诉讼证据向另一方当事人实施突然攻击，使该当事人没有防御的机会，而在诉讼中处于劣势，这是最明显的缺乏诚意的不当诉讼行为。㈡对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规制。具体要求：

1、诉讼代理人不得在诉讼中滥用和超越代理权、在代理权限内进行诉讼代理行为，对委托人和法院要诚实。

2、证人不得作虚假证词。

3、鉴定人不得作与事实不符的鉴定结论。

4、翻译人员不得故意作与诉讼文件陈述或书写原意不符的翻译。㈢对法官的规制。要求法官不得滥用审判权;在判断证据时，应当实事求是，不得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任意加以取舍和否定，公平地对待双方当事人;不得实施突袭性裁判。

五、违反民事诉讼诚信原则法律后果之建议

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若违反诚信原则，可使其承担如下法律后果：㈠失权。即当事人的行为违背诚信原则时，法官可以剥夺当事人法律上的特定权利。如：当事人未在法定期间行使上诉权、管辖异议权等时，将丧失这些权利。㈡限制权利。即对违反诚信原则，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予以适当的限制。如：当事人违反真实义务，作虚假自认的，其自认不发生法律效力。㈢民事罚款。对于拖延或以其他不正当手段进行诉讼者，可处以一定数量的民事罚款。㈣提出异议。对恶意制造诉讼状态的行为，对方当事人对此可提出异议，法院可根据

诚信原则排除一方当事人已恶意实施的诉讼行为。㈤民事责任的承担。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恶意诉讼，怠于举证或举证不实，违背真实义务的，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㈥提起诉讼。如果原告方滥讼对相对方造成损害的，受害者可以由此对滥讼者提起诉讼。

法官违反诚信原则的，可产生如下法律后果：㈠当事人实施诉讼行为。如为防止法官阐明权影响双方当事人权利，德、日等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对一方当事人阐明的情况必要时告知对方当事人，同时也允许当事人对法官的阐明行为提出异议。㈡追究法律责任。对法官偏离审判规范，恣意滥施的审判行为，应追究相关法官的过错责任。如有严重或屡次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可以取消法官审判资格。

结语

民事诉讼法是我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具有精深道德内涵和浓厚文化色彩的诚信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贯彻，必将有利于我国诉讼制度的构建。在我们这个具有独特的诉讼文化，司法制度尚不十分健全的国家，确立诚信原则，对改革和完善诉讼制度，推进社会主义法制文明，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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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浅析我国民事诉讼审级制度

浅析我国民事诉讼审级制度

摘要：我国实行的民事诉讼审级制度是两审终审制，这是建国初根据我国的国情建立的，有其合理性，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和我国经济的发展，两审终审的审级制度出现了许多弊端，需要我们根据具体的情况进行改革，进而制定适合我国现状的民事诉讼制度。

关键词：两审终审一审终审三审终审

多年来，我国诉讼终审制度一直实行两审终审制，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两审终审制出现不少的弊端，已不能满足现实需要，这不仅降低了结案效率，而且影响了法院判决的权威性。我们认为,司法公正的实现很大程度源于审级制度的保证。要想从制度上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最大限度地减少终局裁判出现差错的必然性,完善和发展符合审判规律的诉讼制度,最终实现司法公正,现行的两审终审制应进行改革。纵观我国当前的两审终审制,其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我国民事诉讼对当事人上诉的条件相当宽松，导致了诉讼资源不必要的浪费。在我国，任何案件，不论诉讼标的额的大小，不论案情是否复杂，也不论当事人出于何种目的上诉，都可以因一方当事人递交上诉状而引起二审程序，由上级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第二次审理。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一方面即使是诉讼标的额小、案情简单的案件，只要当事人上诉，就可以进入二审程序，这使得一个很简单的案件甚至是极简单的案件，亦或是几角钱的案件也不能及时审结;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当事人出于侥幸心理或故意拖延时间等非正当目的，而滥用上诉权的现象时有发生。

（2）案件请示制度使上下级法院联系紧密，侵害了当事人的上诉权。案件请示制度也称为内请制度，是指下级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就案件的实体或程序的处理，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向上级法院请示，上级法院研究后予以答复的制度。[1]由于法院体制设置上的行政化，再加上案件请示制度使第一、二审法院的关系更加职权化，导致了二审法院在审理上诉案件前容易向一审法院倾斜，审理时会出现先入为主的现象，所以二审通常以维护原判决结果来结束诉讼，这严重地侵害了当事人的上诉权。其次，上级法院在对实体及程序问题裁决时，势必会干扰下级法院的审判工作，使设立的两审终审形同虚设，蜕变成为了“一审终审”。

（3）终审法院的级别过低影响了法律的统一适用，危及法律权威。根据级别管辖制度，绝大多数的案件由基层法院作一审，中级法院成为主要的终审法院，高级法院尤其是最高法院进行二审的案件数量有限。终审法院的级别较低，受中级法院审判人员的理论水平、业务能力的限制，以及对法律的认识程度不同的限制，其管辖范围又较小，难免各级法院在理解和适用法律上有出入，不利于保证法律适用的统一性。[2]同时，由于审判级别过低，与地方利益存在较多牵连，因而难以有效抵制司法运行中的地方保护主义，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3]

（4）再审程序无限扩张，审判监督程序的频繁启动，导致“终审不终”，已经影响了正常的审级制度。审判监督程序，是指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当事人、法院和检察院认为确有错误的，提起再次进行审理的程序。审判监督程序作为两审终审制的补充，在纠正已生效的错误裁判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由于再审程序的启动方式多样、启动条件过于简单等种种不足，审判监督程序也存在明显的弊端。而且，再审制度也严重削弱了终审判决和裁定的严肃性与权威性，对法院判决的既判力和司法稳定性带来了严重的挑战，使人民群众对法院判决和裁定的法律效力产生怀疑。

由此可见,我国二审终审的审级制度,无论从其内在结构和制度特征,还是在司法实践中的运行情况来看,都是存在严重问题的。因此进行适度的改革是必要的。具体有以下几条建议：

（1）建立上诉许可制度来实现一审案件的分流，对部分民事案件实行有条件的一审终审制。某些经过一审法院审理并获得裁判的案件，只要在法律规定的限制上诉的范围之列就不得提起上诉，裁判一经作出即产生效力。其基本法理在于：对于小额诉讼，当事人和国家都不愿支付与诉讼收益不相称的诉讼成本，繁复的程序虽然以确保公正为目的，却可能违背当事人的本意；同时从司法资源配置来看，个案诉讼占用过多的司法资源意味着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平。[4] 我国如果考虑划定上诉最低争议标的价额，也应当像德国民事上诉制度改革那样，将排除小额案件获得上诉救济的金钱价值标准降低到足以保证司法效率的最小

限额之内。[5] 除此之外，还应考虑严格限制上诉审理中新证据的使用。在美国，上诉法院不会考虑新的证据，当事人在上诉中不得提出新的证据，不得传召证人作证。上诉法院通常遵循一审法院作出的事实认定。

[6]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52条第2款规定：“对法院的事实认定，无论基于口头或书面证据，除非有明显错误，都不应被撤销。应当重视给予初审法院判定证人可信度的机会。”[7]

（2）设立三审终审制，制定严格的适用条件。实行三审终审制，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案件都可以经过三级法院的审理才产生既判力，也不是当事人能以任何理由都可以上诉到第三审法院。除了将第三审审理的范围限于法律审外，为了防止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滥用第三审程序，现代各国均对提起第三审的条件进行了严格的限制。[8] 这些限制总的说来包括上诉金额的限制与上诉理由的限制两个方面。关于上诉金额的限制，以德国民事上告制度为代表，要求上诉人提起第三审的案件价额须超过一定的金额标准始得为之。关于上诉理由之限制，具体而言，我国可以考虑借鉴德国民诉法的规定，对许可当事人提起第三审上诉的理由作如下规定：（1）案件的性质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如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集团诉讼的案件、判决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案件等。（2）第二审判决违背最高人民法院的先前判决。[9]（3）第二审判决涉及法的续造，需要第三审法院作出判决。

（3）实行飞跃上诉制度。未来改造我国的民事上诉制度时，应当允许当事人在对第一审的事实认定没有争议，只是对法律的适用存在异议的情况下，达成不经过第二审程序而直接向第三审法院上诉的书面协议，当事人直接进行三审上诉，由第三审法院进行审查，作出是否许可的决定。如德国民事诉讼法第566条之1规定：“对于州法院所为的第一审终局判决，可以依照本条规定，越过控诉审，直接提起上告。越过控诉审，须经对方当事人同意。表明同意的书面陈述，应附于上告状中；这种陈述也可以由第一审的诉讼代理人为之……提起上告和表明同意，视为舍弃控诉审的上诉。”

（4）改革再审程序。变无限再审为有限再审，有的学者提出，应当对再审作如下的必要限制：第一，对一审判决，当事人未提起上诉的，一审判决生效后，不得申请再审。第二，再审后发现新证据的，不得申请再审。第三，已经经过再审程序的，不得申请再审，即同一案件只能再审一次。第四，最高人民法院终审的案件不得申请再审。第五，对无纠正可能的判决、裁定不得申请再审。第六，无纠正必要的不予再审。[10] 取消法院自行再审制度，限制检察机关抗诉范围

总之，审级制度是为保证法院裁判公正服务的，随着我国实际情况的发展变化，对审级制度加以调整是十分必要的。当然，这种调整需要立法上的变更。我们相信，对我国现行审级制度进行认真的法律思考，并适当地加以调整，必将对提高审判质量，更好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发挥重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常怡。《比较民事诉讼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335.[2] 张璇.对建立多元化民事审级制度的理性思考[J].学术交流，2004，(4).[3]刘作翔.中国司法地方保护主义之批判——兼论“司法权国家化”的司法改革思路[J].法学研究，2003，(1).[4]参见傅郁林：《知识经济与程序法》，载刘剑文主编：《知识经济与法律变革》，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5]参见齐树洁、黄斌：《德国民事上诉制度的改革》，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6]参见汤维建主编：《美国民事诉讼规则》，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版，第359页。

[7]Federal Rules of Civil Procedure，Rule52（a）：Findings of fact，whether based on oral ordocumentary evidence，shall not be set asid eunless clearly erroneous，and due regards shall be given to the opportunity of the trial court tojudge of the credibility of th ewitnesses.[8]参见台湾地区“最高法院”编：《限制上诉第三审范围之研究》，台北1996年版，第115至208页。

[9]《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指出：“2000年起，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适用法律问题的典型案件予以公布，供下级法院审判类似案件时参考。”在全面推行判例制度尚有一定难度的情况下，似可通过把“二审判决违背最高人民法院的先前判决”作为当事人对提起第三审具有上诉利益的一个理由，从而进行该制度的局部尝试。

[10]参见景汉朝、卢子娟：《论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之重构》，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