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事行政诉讼中应用检察建议的意见研究与分析

第一篇：在民事行政诉讼中应用检察建议的意见研究与分析

在民事行政诉讼中应用检察建议的意见

为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审判监督工作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的精神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的规定，结合我市司法实践，现对全市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在民事、行政诉讼中应用检察建议提出如下意见：

第一条 人民检察院在履行民事、行政诉讼法律监督职能活动中，认为人民法院审理民事、行政案件存在需要纠正的问题，虽然符合抗诉条件，但经人民检察院与作出生效判决的人民法院协商一致，人民法院同意立案审查的，人民检察院依法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

第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建议人民法院再审。

(一)原判决、裁定所认定事实没有证据或者没有足够证据支持的;

(二)原判决、裁定对有足够证据支持的事实不予认定的;

(三)原判决、裁定采信了伪证并作为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的;

(四)原审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由于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主要证据，人民法院应予调查取证而未进行调查取证，影响原判决、裁定正确认定事实的;

(五)原审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相互矛盾，人民法院应予调查取证而未进行调查取证，影响原判决、裁定正确认定事实的;

(六)原判决、裁定所采信的鉴定结论的鉴定程序违法或者鉴定人不具备鉴定资格的;

(七)原审法院应当进行鉴定或者勘验而未鉴定、勘验的;

(八)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其他情形。

“证据不足”主要指以下情况：

1.证明当事人主体资格的证据不足;

2.证明案件事实存在的证据不足;

3.证明法律关系的证据不足;

4.证明当事人承担法律责任的证据不足;

5.以间接证据作为定案依据的案件，间接证据不能形成完整证据体系。

第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

(一)原判决、裁定错误认定法律关系性质的;

(二)原判决、裁定错误认定民事法律关系主体的;

(三)原判决、裁定确定权利归属、责任承担或者责任划分发生错误的;

(四)原判决、裁定遗漏诉讼请求或者超出原告诉讼请求范围判令被告承担责任的;

(五)原判决、裁定对未超过诉讼时效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或者对超过诉讼时效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的;

(六)适用法律错误的其他情形。

“适用法律错误”主要包括以下情况：

1.引用法律或法律条文错误;

2.应适用特别法而适用了普通法;

3.适用失效或尚未生效的法律;

4.违反了有关溯及力的规定。

第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可能影响正确判决、裁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提出检察建议：

(一)审理案件的审判人员、书记员依法应当回避而未回避的;

(二)应当开庭审理的案件，未经开庭审理即作出判决、裁定的;

(三)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当事人未经传唤而缺席判决、裁定的;

(四)违反法定程序的其他情形。

第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提出检察建议：

(一)人民法院对依法应予受理的行政案件，裁定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的;

(二)人民法院裁定准许当事人撤诉违反法律规定的;

(三)原判决、裁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七十八条至第八十六条的规定适用法律、法规、规章的;

(四)原判决、裁定错误认定具体行政行为的性质、存在或者效力的;

(五)原判决、裁定认定行政事实行为是否存在、合法发生错误的;

(六)原判决、裁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举证责任规则的;

(七)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

“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包括以下情况：

1.被诉行政行为证明相对人的违法事实证据不足，法院判决支持的;

2.被诉行政行为证明相对人的违法事实与受侵害人之间的利害关系不足，法院判决支持的;

3.行政主体提交的证据是在作出行政行为之后或在诉讼中调查取得证据，且被原审判决确认为有效证据的;

4.申请人(相对人)证明行政执法主体应当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证据不足，法院判决予以支持的;

5.相对人有证据证明行政机关有法定职责而未履行，法院判决支持的;

6.相对人提供足以推翻原审判决、裁定的新证据，且该证据不属于其在原审中故意有证不举的;

7.以另案生效判决、裁定或者国家行政机关生效的行政决定为依据，其依据被依法变更或撤销的;

8.其他证明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情况。

(八)原判决确定权利归属或者责任承担违反法律规定的;

(九)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

(十)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或者枉法裁判行为的;(十一)原判决、裁定违反法律、法规的其他情形，适用法律错误的。“适用法律错误的”主要包括以下情况：

1.引用法律或具体法律条文错误的;

2.应当适用专门法而适用了普通法;

3.应当适用上位法而适用了与上位法抵触的下位法;

4.适用失效或尚未生效的法律;

5.违反有关溯及力的规定;

6.法规之间、规章之间相互冲突未按照《立法法》规定的程序报请裁决而直接适用的;

7.其他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情况。

第六条 原生效民事调解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提出检察建议：

(一)不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

(二)内容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

(三)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

第七条 人民法院作出的诉讼保全、先予执行裁定或者在执行程序中作出的裁定有错误的，可以提出检察建议。

第八条 检察建议由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人民检察院提出检察建议，应当制作《检察建议书》，加盖人民检察院印章，连同检察卷一并送达同级人民法院。

对人民检察院提出的检察建议，由人民法院立案机构统一受理，统一处理。

第九条 人民法院收到检察建议后，应当认真研究。经过审查，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认为人民检察院对个案提出的检察建议正确，符合再审立案条件的，依据法律依职权启动再审程序;

(二)认为人民检察院对审判工作提出的检察建议正确的，及时改进工作。

人民法院对人民检察院提出的检察建议予以采纳的，应在三个月内将处理结果书面告知提出检察建议的人民检察院;未采纳的，亦应在三个月内说明其理由，连同检察卷一并退回提出检察建议的人民检察院。

第十条 本《意见(试行)》自印发之日起执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有新规定时，按新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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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检察建议：说理才能增强刚性研究与分析

检察建议：说理才能增强刚性

李广胜

检察建议缺乏“刚性”和足够的权威，对被建议单位整改与否缺乏约束力，实践中往往被“束之高阁”，影响了检察机关的社会形象和检察工作的效果。

如果一份检察建议言之有理，论之有据，实现了建议方与被建议方的良好沟通，充分体现了建议方的善意，被建议单位又怎能不配合?

检察建议从“不说理”向“说理”的转变，不仅仅是一种形式和内容的变化，更主要的是体现了检察执法规范化、科学化、人性化、民主化的发展趋势。

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针对某些行业、系统或相关单位存在的制度、机制、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堵塞漏洞、改进管理、消除隐患的建议和对策，它是检察机关强化法律监督、开展犯罪预防工作的重要手段。但在司法实践中，检察建议一般作为内部司法文书送达相关单位或部门，缺乏足够的权威，对被建议单位整改与否缺乏约束力，有的被建议单位认为检察机关小题大做，因而不予理睬或敷衍了事，影响了检察机关的社会形象和检察建议工作的效果。因此，如何提高检察建议的“刚性”已成为当前检察工作面对的重要课题。笔者认为，检察建议缺乏刚性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说理。检察建议不说理，对被建议方来说，由于未能实现充分的沟通，自然难以让人心悦诚服;而对于建议方来说，由于未曾作细致的分析论证，往往也未必能够理直气壮。为此，笔者认为，应当改进当前检察建议的文书格式和内容，增强其说理性，以提高其实效、树立检察机关良好的社会形象。

说理是提高检察建议质量之本

加强说理性意味着检察机关在制作检察建议的时候不能只是给几点笼统的、提纲式的建议，而是要从对方单位的实际出发，结合具体问题和法律规定，进行细致的说理和论证。这对保证检察建议质量、提高检察建议实效有着重要意义。

1.说理可以保证检察建议的正当性。从实践情况来看，虽然检察建议是预防犯罪的一种重要途径，但从法律层面上讲，目前尚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其正当性必须从建议本身的合理性和可接受性来体现。如果检察建议没有分析说理的过程，而仅仅陈列一些需要被执行的建议，容易使人产生“专断”的感觉。说理则从客观事实出发晓之以法，充分体现了建议者的善意，同时也表明建议“出而有因”，从而强化了建议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2.说理可以提高检察建议的刚性。缺乏说理、缺少沟通导致实践中检察建议经常被束之高阁、不予理睬。对此，有观点认为应当用加强立法来增强检察建议的刚性。笔者认为，检察建议的目的和性质决定了其只能是一种“建议”，通过法律手段强化其刚性是欠妥的，其刚性只能通过提高检察建议的“内力”来实现，加强说理恰恰从内容上强化了检察建议的说服力和执行力。如果一份检察建议言之有理，论之有据，被建议单位又如何不会极力配合?

3.说理可以提高检察建议的水平。要求在检察建议中提供事实依据并就相关结论陈述理由，必然促使检察建议的作出者更为谨慎地思考，更准确地了解事实，更正确地判断，更严谨地推理，从而出现更少的专断和随意。同时，被建议单位也可以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与检察机关进一步沟通和交流，修改和完善检察建议的内容，从而可以逐渐提升检察人员的认知水平和建议水平。

像对待办案一样对待检察建议

强化检察建议的说理性，必然要求在实践中检察机关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也要求我们必须像对待办案一样认真制作检察建议。或许有人会顾虑这样会不会给原本已经较为繁忙的检察工作带来更多的压力，是否会得不偿失。我们认为，这种做法固然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精力，但这是必要的和值得的。首先，像对待办案一样对待检察建议是必要的。尽管检察建议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文书，但它作为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职能的一种文书载体，必然会因“检察机关”的名义而对被建议方施加某种影响，因此必须予以认真对待。国家机关行使职能的过程必须遵循公正、合理、慎重的指导思想，这既是一种实体要求，也是一种程序要求，具体而言，也就是要求执法机关、司法机关的职权行为不仅要实现正义，而且还要用看得见、看得懂的方式去实现正义。要实现这一点，检察人员就必须要像日常办案一样细致地分析被建议单位存在的问题，深入实地调查研究，必须像办案一样写出综合报告和说理充分的检察建议书，并附上相关材料。这样做既是对被建议单位负责，也是对检察机关自身职权行为负责。

其次，像对待办案一样对待检察建议是值得的。笔者认为，一份有效的检察建议的法律效果并不亚于办理一起重大的刑事案件。有效的检察建议可以消除被建议单位的管理漏洞以及其他可以引发违法犯罪的隐患，根除违法犯罪之源，避免犯罪的发生和危害结果的出现。从表面上看，制作一份检察建议消耗了较多的司法成本，但是反过来看，如果未能及时、有效地堵住漏洞、消除隐患，当犯罪行为发生的时候，司法机关将不得不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更多的司法资源来开展案件的侦查、起诉、审判以及执行等工作，而这时犯罪行为给社会、单位以及犯罪行为人家庭带来的损失往往已无法挽回。因此，从司法经济的角度来综合分析，“像对待办案一样对待检察建议”不仅是值得的，而且具有更高的司法效益。

检察建议应当采用的文书格式

检察建议的说理过程一般是通过文书来体现的，因此，要增强检察建议的说理性就必须摒弃那种寥寥数语、只有建议而无说理的文书格式，要把说理作为检察建议文书的一项重要内容，并且根据这一要求设计新的检察建议文书格式，只有这样，才能将说理作为检察建议的一项必要内容固定下来。从说理的需要以及文书格式的完整性考虑，一份检察建议应当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1.事实部分。着重陈述被建议单位在制度、机制、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隐患。该部分是一份检察建议存在的前提和基础，也是体现建议是否“有的放矢”的关键，因此，事实部分陈述必须客观、真实、准确。这些隐患、漏洞往往是一个单位或系统内较为敏感和隐蔽的问题，其材料的取得和问题的发现应当是检察机关通过合法、正当的途径实现的，为明确这一点，事实部分还应当就相关信息来源作出说明。

2.说理部分。说理可以采取多种形式，既可以以被建议单位已经发生的案件来论证对存在的问题采取相关措施的必要性，也可以以其他单位或系统内发生的案例来说明其存在隐患的危害性。这部分是连接“事实”与“建议”的桥梁，说理是否透彻关系到被建议单位是否可以理解和接受“建议”的内容。这要求作出建议的检察人员必须具备良好的法律功底、充分的调查研究能力、严密的论证能力以及丰富的办案经验。

3.建议部分。该部分是一份检察建议的关键和最终落脚点，主要是立足前面的问题和分析提出预防犯罪、强化管理的整改措施。这里所提出的建议必须与前面的事实部分与论证部分有紧密的联系，使事实、说理、建议能够形成一个完善的论证系统。提出的建议既要有前瞻性，也要切合被建议单位的实际，举措要明确、具体并具有可操作性。

4.结尾部分。加强说理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沟通，同时，及时通畅的沟通也是落实检察建议的重要保证。因此，应当在检察建议的最后提供被建议单位寻求沟通的途径，包括检察机关的联系人以及联系方式。此外，为了完善论证、强化说理，在检察建议的这一部分还应当像写起诉书那样附上必要的证据和材料，以进一步明确检察建议的依据，增强其说服力。

综上，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在行使其法律监督职能的过程中，对作出的决定或建议明确地说明理由，是保证其权力运行公开、透明、防止法律监督权力滥用的有效途径，也是切实保障对方单位或个人知情权的必要措施。从这个意义上讲，检察建议从“不说理”向“说理”的转变，不仅仅是一种形式和内容的变化，更主要的是体现了检察执法规范化、科学化、人性化、民主化的发展趋势，同时也与我国当前整个司法制度与执法制度的改革息息相关。

第三篇：试论民事诉讼中举证时限研究与分析

试论民事诉讼中举证时限

李小民

摘要：本文以崭新的视角，论述了举证时限制度的基本含义和内容，并简略分析了举证时限制度的理论基础，同时对举证时限制度作了立法上的比较，在结合审判实践，分析了我国民事诉讼法在举证时限制度上的不足后，提出在我国建立举证时限制度的构想。

正文：

民事诉讼离不开证据，证据制度是民事诉讼制度的核心。举证时限问题是证据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是否承担不利裁判风险的一个分界,也是影响人民法院办案效率与质量的重要因素。

一般认为，举证时限制度，是指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应当在法律规定和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提出证明其主张的相应证据，逾期不举证则承担证据失效法律后果的一项民事诉讼期间制度。这个定义揭示了举证时限的两层含义：其一是限定的期间，其二是法律后果，包括逾期不举证时一方当事人应承担的全部败诉或部分败诉的不利后果和另一方当事人相应获得胜诉或部分胜诉的有利后果。笔者认为，第一层含义是形式上的，第二层含义为实质上的，只有以法律后果为支撑，限定期间才有实际意义。因此，举证时限制度设立的重点应在第二层含义上，它不单是一项“民事诉讼期间制度”，更是一项证据排除制度，即强调举证责任的“危险负担”性质，举证责任并不是一项可以行使也可以放弃的权利，而是一种败诉风险的负担。所以，从根本上说，举证时限制度的设置，是为保障举证责任制度落实的手段之一，乃举证责任制度的基石

之一。具体讲，举证时限制度应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1、主体。在一定期限内提供证据的责任主体是当事人，作出举证时限限制的主体是人民法院。

2、对象。举证时限指向的对象是具有举证责任能力的当事人由于种种原因未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在此，对当事人“具有举证责任能力”的限定，就排除了当事人因客观原因无法自行收集而必须由人民法院调查收集的证据。

3、客体。举证时限限定的客体是一定的合理的期限。

4、法律后果。举证时限的法律后果是指在限定的期限内不举证，诉讼主体将承担不利于己的后果即全部败诉或部分败诉和另一方当事人相应获得胜诉或部分胜诉的有利后果。

我国民事诉讼法典对此规定含糊，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这仅规定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但却没有规定举证时限，即没有对提供证据的最后期限做出规定，这对强化当事人举证责任无疑是一缺陷，也给举证制度的实施带来一些弊端。诸如有的当事人持有证据但故意不向法院提交，以期在庭审中“突袭”而制胜，这不仅会打破审判人员预定的审判计划，影响到案件的审理进度，也会使对方当事人疲于诉讼;有的当事人在一审中故意不提出而在二审乃至再审中以“新证据”提出，以期达到“后发制人”甚至规避法律的效果，这样不仅浪费司法资源，也增加了诉讼成本。有鉴于此，笔者在此对举证时限的有关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一、举证时限制度的理论基础

(一)程序安定理论。所谓程序安定，是指民事诉讼的运作应依法定的时间先后和空间结构展开并作出终局决定，从而使诉讼保持有条不紊的稳定状态。程序运作的安定必须贯穿于整个诉讼过程中。庭审是诉讼的中心环节，而证据是庭审的核心，当事人的讼争须围绕证据而展开，法官的裁判也须依据证据作出。如果证据的提出没有时限规定，它可以在一审、二审和再审中随时提出，也可以被任意地推倒重来，那么，法院的终局裁决就具有了明显的不确定性，双方当事人最终的权利义务就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举证时限制度的目的在于通过限定举证的有效期间，尽量减少或杜绝程序的回复和重新启动，保证程序的有序性和稳定性，避免随时提出证据带来的程序动荡。程序的安定性，作为诉讼的首要价值，应当将其为诉讼过程追求的目标之一，受到法院的重视。

(二)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不举证而逾期提出了新证据，一方面可能是当事人有正当理由不能提出新证据，而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当事人出于恶意，故意不提出证据而把它当作“秘密武器”，期待出奇制胜。法律不能约束纯粹的道德，但可以通过约束其意图取得的法律上的利益而加以规制。诚实信用原则引入民事诉讼法的目的就在于它可以有效规制诉讼主体地诉讼行为，制约其诉讼权利的滥用。民事诉讼是法律地位平等的主体间的对抗，故双方当事人应当本着真实与信用之准则，不能采取突然袭击这种明显的不正当竞争的方式。如果当事人在法定的期间不行使诉讼上的权能(提出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基于保护另一方当事人对预期行为的信赖(一方当事人不提交证据，则对方当事人就不必为此作出防御准备)，法官可以不再允许该当事人行使此项权能(禁止逾期提出的新证据)。

二、举证时限制度立法之比较

(一)举证时限制度之纵向比较

法定顺序主义阶段是举证时限制度的最早立法阶段。德国普通法时代，为适应书面审理的需要，当事人必须严格依照诉讼阶段提供相应证据，如果当事人在该举证阶段错失了举证的时机，该证据则产生失权效果，之后永远不能复出当作证明该事实的证据使用。这种做法与书面审理主义相结合，其好处在于使诉讼程序稳定，但由于过度使审理过程失去活力而变得僵化，而且因当事人举证能力受限制而导致诉讼的拖延，所以被抛弃。作为举证实现制度的第二阶段，随时提出主义阶段是对法定顺序主义阶段的一种纠正，它规定证据的提出不限于诉讼阶段，当事人可以按照审理的进度调整辩论的焦点，随时提供诉讼资料和证据，甚至可以在后阶段提出前阶段未曾提出的证据，导致程序的回溯。这种立法规定使得证据提出的自由活泼，但有可能引起举证权利的滥用(如突然袭击)，存在诸多弊端。这似乎有对法定顺序主义阶段的矫枉过正的嫌疑。然而，这种做法在一些国家仍然存在。第三阶段是限制随时提出主义阶段，限制随时提出主义又称适时提出主义，这是当前大多数国家立法中的规定。它对举证时间规定一定的临界点，证据的限制随时提出主义必然要求在民事诉讼中设立举证时限制度，它不仅有利于诉讼效益的提高，而且有助于程序公正的实现。

(二)举证时限制度之横向比较

1、美国。美国是实行彻底当事人主义民事诉讼模式的国家。根据《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16条

第3款第15项规定法院可以在审前会议的事项中确定允许提出证据的合理的时间限制。在法官作出的最终的审前命令中，主要就双方当事人将在法庭审理时所需证据开列证据目录，未列于审前命令中的证据不允许在开庭时提出。若当事人违反审前命令提出新证据，法官可以拒绝审理或者限制当事人的证明活动。美国民事诉讼法的显著特点就是审前准备与开庭审理程序分开，审前准备以证据开示程序为核心，要求双方当事人调查取证，彼此了解对方所掌握的材料。

2、德国。德国的民事诉讼法可以说是大陆法系的典型。它在1976年修改法典前实行的是证据随时提出主义，修改后变为证据适时提出主义，即设立准备性的口头辩论阶段，当事人应当在此期间提出证据并通知对方当事人，否则其证据失效。德国原来的法律规定只要在法庭辩论结束之前当事人都有权提出证据，现在规定为在主辩论期日之前提出证据，在主辩论期日原则上不准提出新证据。

3.法国。法国现行民诉法第134条规定，“法官应规定将证据通知对方的期限，如有需要，并规定通知的方式，必要时可采取强制处分”;第135条规定，“法官可以摈弃那些没有适时通知对方的证据。”在预审程序之后，当事人相互提供的证据被固定封存，即使当事人在事后提出了新的证据，法官也不予审理。

4、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当事人的举证时限制度。最高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第76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一时不能提交证据的，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其在合理期限内提交。当事人在指定期限内提交确有困难的，应在指定期限届满之前，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虽然此条为当事人规定了举证期间，却未涉及逾期后证据是否还可以被采纳是否还具有证据证明的效力，所以学界普遍认为我国并未规定举证期限。民诉法典第125条规定“当事人在法庭上可以提出新的证据”;第132条规定“需要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证据，重新鉴定、勘验，或者需要补充调查的”，可以延期审理;第153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发现“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者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这里的“查清事

实”，不排除当事人在二审中举证。由此可见，民诉法允许当事人在二审中继续举证，且没有规定举证终结的时限。第179条规定了再审程序的启动条件之一是“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总的说来，我国允许当事人在一审、二审和再审中都可提出证据，也无相应的证据失效(失权)制度，所以认为我国举证制度采取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当无疑义。这种作法至少有三个弊端：一是影响诉讼的效率。举证无时限，不仅增加当事人诉讼成本，使对方当事人疲于诉讼，而且客观上拖延案件的审理时限，影响人民法院审判效率的提高;二是使人民法院的裁判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三是易导致伪证增多，影响人民法院判案的公正性。由于立法上的不足，客观上给当事人提供了规避法律的条件，司法实践中由于未规定举证时限，使得一些当事人有足够的时间拼凑材料，甚至串通、贿买、指使他人作伪证，而后不断向人民法院提交所谓的“新证据”，严重妨碍司法公正。[

三、我国举证时限制度的构想

建立举证时限制度应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一)应当对当事人举证时间做严格规定。可以在在司法解释中把举证时限的界标定在一审辩论终结前，在二审中原则上不应该接受新证据，而在终审后，参照世界许多国家的做法，应禁止发现新证据而申请再审。之所以把这种规定先放在司法解释中，是考虑到证据法(下转第105页)(上接第103页)制定的时机问题，因为建立完备的举证时限制度和配套制度须假以时日。把举证时限先规定在司法解释中，一方面可以通过法院的执行立即缓解举证制度目前的困境，另一方面也可以在司法实践中积累关于举证时限制度可行性的措施，成为立法之鉴。之所以把举证时限的界标定在一审辩论终结前，是考虑到规定在一审开庭之前太过仓促，其它保障制度无法跟上，因而设置过渡性的目标，以此为最终立法的一个尝试阶段。

(二)应当明确举证责任人在规定期间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真正推行谁主张谁举证，不举证承担败诉责任的原则。但应当赋予当事人相应的权利，因为把举证时限定在一审开庭之前对当事人举证能力的要求是很高的，如何保证在有限的时间里收集的证据的质量成为一种隐忧。因此笔者认为，在对当事人举证行为严格规制的同时，应当赋予其相应的权利，为其调查证据的活动给予更多的自由和便利。

(三)关于举证时限的例外问题。程序的不可逆性是一个基本的原则，但也不能把它绝对化。制度设置一定要考虑影响证据提出的原因，避免失权的绝对化。在现实中也确实存在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举证不能，如不可抗力和其他条件限制。例如美国，也并非以一刀切的方式规定任何证据超过举证时限的皆不予接受，而是有诸多例外，值得借鉴。笔者认为，在当事人非因恶意而举证不能时，不能一味排除逾期提出的证据，而应给予适当的补救。一则法院在涉及专门知识和借助专门技术手段才能收集证据时给予当事人帮助，可以由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二则在当事人有正当理由需要延长举证期间时予以酌情放宽限制，可以适当延长举证期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6条虽然对例外情况作了类似规定，但其不明确性却导致实践中当事人以此为依据多次申请延期，拖延诉讼。因此，法律应对举证时限的例外情况作出明确规定，防止当事人滥用。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举证时限问题并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如果把举证时限的临界点定在一审开庭前，就意味着必须在审前准备程序中冻结双方的争执点，一次性解决证据的集中问题，那么审前程序的证据开示制度就成为配套改革的重点。

笔者认为，举证时限制度的设置对我国民事诉讼法中是一个不小的变动，在构思改革方案时应综合考虑其可行性，采取稳妥的步骤。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是以法官中立、加强当事人的对抗性为突破口的，因此强调庭审中双方当事人的平等抗辩。由于过去的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往往导致“突然袭击”，破坏这种平等性，因此庭审中新证据的提出应当受到限制，而且庭审的集中化要求证据的集中化，所以从程序安定与诉讼公正的高度来看，把举证时限的界标定在一审开庭前应当是证据制度立法的最终选择。

综上，举证时限制度的设置不是短时期内就可以实现的，认为只要立法上作了如是规定就可以迅速扭转传统做法的观念忽视了立法与实践之间的距离。从当前广泛的证据随时提出主义改为把证据提出限定在开庭之前，是一个很大的跨度，必须考虑以中间的过渡性步骤来支撑。任何试图一步到位的做法都可能导致原来程序的紊乱，而只有在循序渐进的过程中，举证时限制度才能真正随着立法的完善而落到实处。

第四篇：刑事诉讼中建立缺席判决制度之思考研究与分析

刑事诉讼中建立缺席判决制度之思考

陈志坚

缺席判决是审判程序中的一项法律制度。在我国现行的三大程序法中，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都已明确规定了这一法律制度。在民事和行政审判实践中，通过实行缺席判决制度，有效地提高了办案效率，准确及时地保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了法律的严肃性。实践证明，缺席判决是审判程序中一项重要的、切实可行的法律制度。在刑事诉讼中由于还没有规定缺席判决制度，因而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如在刑事诉讼中，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或自诉人提起控诉后，有些并未受到逮捕羁押的被告人为逃避审判而逃跑，致使人民法院无法开庭审判，造成刑事诉讼无限期拖延，使不少犯罪嫌疑人长期逍遥法外，特别是有些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大案要案得不到及时审理判决，给社会造成较大的负面效应，从而增加了社会不安定的因素。据此，笔者建议在刑事诉讼中建立缺席判决制度，这对于促进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顺利开展刑事诉讼活动，提高办案效率，正确实现刑事诉讼任务，具有重要意义。

一、在刑事诉讼中建立缺席判决制度的必要性

刑事诉讼缺席判决，是指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时，在被告人因逃避审判未到庭的情况下，根据公诉机关或自诉人的指控，就到庭的被害人、自诉人、证人或其他被告人等核对证据，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作出的判决。随着新形势下刑事审判任务的日趋繁重和审判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建立缺席判决制度也越来越显示出其必要性。

(一)、建立缺席判决制度是完善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必然要求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必然步入规范化、科学化的轨道，刑事诉讼中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及因此产生的一些弊端，必然要建立一种配套的制度来加以解决。如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逃避审判，在未被采取强制措施前或借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之机逃跑，致使该类案件无法及时审结，影响了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而在刑事审判实践中，对自诉案件被告人在宣判前一般不对其采取强制措施，即使是公诉案件，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也有许多条款规定了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措施，实践中使用这两项措施的范围比较广、人次比较多,虽然《刑事诉讼法》对防止被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避侦察和审判作出了具体规定，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避审判的现象仍时有发生。因此，有必要建立缺席判决这样一种配套制度来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在国际司法实践中，也有不少国家在刑事诉讼中建成立了缺席判决制度。我们应当借鉴国外的一些成功经验，以完善我们的刑事诉讼法律制度。

(二)、建立缺席判决制度是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的必然要求

《刑事诉讼法》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是刑事诉讼法的首要任务。因此，无论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只要有犯罪发生，我们就要准确、及时地将犯罪事实彻底揭露和查明，并且应用《刑法》对犯罪分子予以应有的惩罚。所谓准确，就是必须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整个案件事实准确无误。所谓及时，就是要有时间的限制和要求，要抓住有利时机侦察破案，并及时提起公诉和审判，不得无故拖延。使犯罪分子能及早受到惩处，以便有效地打击犯罪，儆戒犯罪。如果因为被告人逃跑而无限期拖延诉讼，势必影响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七条规定，证人必须出庭作证，证人的证言必须当庭讯问、质证并查实后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如果对被告人逃跑的刑事案件不及时采取缺席审判的方式，非等到被告人到庭后再开庭审理，到时证人就有可能会由于时过境迁而对事实记忆模糊，有些物证或其它证据材料也会因间隔时间太长随之灭失或变形，而无法辩认。这样就很难收集到

与案件事实有关的各种真实证据材料，因而也就难以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甚至会导致放纵犯罪分子或冤枉好人的恶果。

(三)、建立缺席判决制度是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的必然要求

由于在刑事诉讼中尚无缺席判决制度的规定，使不少被告人外逃的刑事案件即使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也无法及时开庭审判，致使被害人和公民产生一些消极情绪甚至产生误会，认为是因执法机关软弱无能、执法不力而导致犯罪分子长期逍遥法外，甚至认为是执法机关放纵了犯罪分子。因此，丧失了同犯罪分子作斗争的积极性，从而出现了有的公民在自身权益受到犯罪分子侵害时也不敢报案或不愿报案的极不正常现象，有的甚至甘愿吃亏而与犯罪分子“私了”，这样就在无形中助长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更为严重的是，社会上一些可能犯罪或将要犯罪的不法分子看到有的人犯罪后只要逃离犯罪地就能“相安无事”，因此也肆无忌惮地实施犯罪，从而形成了犯罪率不断上升，社会治安状况每况愈下的恶性循环。若在刑事诉讼中建立缺席判决制度，就有利于执法机关对刑事犯罪案件及时侦察、起诉和审判，只有及时对被告人进行公开审判，及时揭露犯罪及其对社会的危害，并及时惩治犯罪分子，才能充分发挥刑事诉讼在法制宣传教育方面的重要作用，使广大群众增强法制观念，明确违法必究的道理，从而提高遵守法律的自觉性和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的积极性;才能以一警百，使社会上一些可能犯罪或将要犯罪的不法分子受到儆戒，不敢以身试法。

二、建立缺席判决制度具有现实的可能性

在司法实践中，对在刑事诉讼中建立缺席判决制度虽存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缺席判决会影响被告人正确行使诉讼权利，也不利于对案件事实的调查和难以确认被告人的认罪态度，因而会直接影响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的准确性，还认为如果被判处刑罚的犯罪分子缺席，没有执行刑罚的对象，判决也会失去实际意义。但笔者认为，只要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坚持以公正与效率为主题,以司法为民为宗旨,正确行使各自的职权;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办案,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把案件质量关;坚持依靠群众和主动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建立刑事诉讼缺席判决制度是完全可行的。

(一)、缺席判决不会影响被告人行使在刑事诉讼中应有的诉讼权利

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具有多项诉讼权利,但最主要的诉讼权利是辩护权和上诉权。在被告人缺席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采取各种措施来保障被告人在诉讼过程中的辩护权、上诉权及其他各项诉讼权利。一是采用公告形式送达法律文书。立案后及时向被告人公告送达起诉书(自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告知其被指控的罪名和开庭时间，以利被告人归案参加诉讼或委托辩护人出庭辩护。如被告人经公告传唤后仍未到庭参加诉讼，宣判后还应及时公告送达判决书，告知其判决结果和上诉期限，以便被告人提出上诉。公告送达的时间不计入案件的审限之内，但不宜过长，以防同案的被告人羁押时间过长。二是及时通知被告人的近亲属为被告人委托辩护人，其近亲属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应当指定负有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出庭辩护。即在被告人缺席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一定要为其委托辩护人参与诉讼，以充分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三是通知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或近亲属出庭参与诉讼，并由其会同律师代被告人行使诉讼过程中的各种诉讼权利，包括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自愿调解等。同时，人民法院还应向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或近亲属送达各种法律文书，使其了解审判的全过程。

(二)、缺席判决并不会影响对被告人的正确定罪量刑

《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明确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由此可见，在司法实践中，定案的根据主要是证据，而不是被告人的口供，只要证据充分确实，不管被告人是否供认，都可以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并对被告人定罪。但在缺席审判时，必须严格按规定传证人到庭作证，对一切可能用作定案依据的证据，心须在法庭上查证，以防冤假错案的发生。其次，被告人缺席也不会影响正确量刑。有的人认为，没有被告人的供述，很难确认被告人的认罪态度，因而会直接影响对其量刑的准确度。笔者以为，被告人逃避审判就是认罪态度不好的具体表现，因此审判时完全可以根据被告人在作案中的具体情节以及其他法定、酌定量刑情节来把握量刑幅度。

如被告人在判决生效后主动投案自首或归案后确有新的证据能证明其无罪、罪轻的，则可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诉，由人民法院按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

(三)、缺席判决制度与刑事诉讼法的具体规定并不相悖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对于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并且附有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的，应当决定开庭审理”;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对于自诉案件进行审查后，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犯罪事实清楚，有足够证据的案件，应当开庭审判„„”。根据上述规定可知，对于提起公诉或自诉的案件，只要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就应当开庭审判。由此可见，建立缺席判决制度对一些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案件及时审理判决，与刑事诉讼法的具体规定并不矛盾。

(四)、缺席判决并不会因为暂时没有执行刑罚的对象而失去实际意义

缺席判决后，虽然暂时不能对被告人执行刑罚，但却具有如下实际意义：第一，有利于提高办案效率，节约审判资源。缺席审判可防止刑事诉讼无限期拖延，对一些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案件做到快审快结，判决书生效后，一旦被告人归案，即可及时对其执行刑罚，从而提高办案效率。同时也可避免有多名被告人的刑事案件出现多次重复开庭的现象，以减轻审判机关的诉累，避免审判资源的浪费。第二，有利于及时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和挽回国家或集体的经济损失。对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判决生效后虽然不能及时对被告人执行刑罚，但对附带民事诉讼部分的判决则不因被告人未到案而影响执行。判决生效后，人民法院可以及时以被告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的财产赔偿被害人或国家、集体的经济损失;此外，如对被告人判处罚金或没收财产亦可及时执行。第三，可有效的发挥法律的威慑作用，消除被告人“一走了之”的侥幸心理，以敦促被告人及时归案接受审判或服刑。

三、刑事诉讼中适用缺席判决制度的几种情形

在刑事诉讼中实行缺席判决制度应持慎重的态度，其范围不宜扩大。缺席判决适用的前提必须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案件，如因被告人(当事人)没有到庭而无法查清案情事实的，不能缺席判决，人民法院可以裁定中止审理，待其到庭后再恢复审理。笔者认为，缺席判决适用的几种情形有：(一)、公诉案件的被告人为逃避审判逃跑而没有到庭的;(二)、自诉案件的被告人逃跑或虽未逃跑但经两次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而人民法院又无法将其拘传到庭的，或者被告人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三)、在自诉案件被告人提出反诉的情况下，自诉人经两次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其适用的例外情形：对可能判处被告人死刑的案件不宜缺席判决。因为死刑是刑罚体系中最严厉的一种刑罚，判处死刑，毕竟是一件人命关天的大事，一旦发生错判，就会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甚至伤及无辜，造成无可挽回的严重后果，因而必须特别慎重。

第五篇：试论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的倒置研究与分析

试论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的倒置

黄永 张子翼

在刑事诉讼中，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主要由控方承担，而辩方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但是，公正和效率的双重要求并不赞成这种简单、机械的划分方法。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进行辩护时可能提出相关的、甚至是至关重要的证据，这种情况是否是证明责任的倒置呢?如果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证据的行为不是证明责任的倒置，那么这种行为是何种性质的责任呢?

一、证明责任倒置概述

所谓证明责任倒置是指在诉讼中由于特殊的案件理由，将原本由控方承担的证明责任责令辩方承担。证明责任倒置是相对于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而言的，是证明责任分配的例外情况。证明责任倒置并不能改变举证责任与不能举证结果的因果关系，在责任倒置后不能完成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仍然要承担败诉的后果。

如果在刑事诉讼中存在证明责任的倒置，倒置的状态就会改变诉讼中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证明犯罪行为构成要件的方式，控方承担证明责任需要证明犯罪构成要件的成立，证明责任倒置后，辩方则应承担证明构成要件不成立的证明责任。由这一点来看，证明责任的倒置是包含了一种事实假定的。即在倒置情况下，控方主张的事实是被假定成立的;二是在倒置的情况下，控辩双方证明责任的发生顺序产生换位，即控方证明责任在辩方证明责任之后发生，两者在时间关系上发生逆转。三是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由被告人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即被判有罪或者法院确定与被告入主张相反的事实。典型举证责任倒置发

生在民事诉讼当中，例如民法通则规定的产品质量责任诉讼、环境污染诉讼等。在行政诉讼当中则是由被告一方承担证明行政行为正当的证明责任。如果用形象的话来说明，在行政诉讼当中，关于事实问题是完全的举证责任倒置。那么在刑事诉讼中是否存在证明责任倒置的情况呢?这就需要根据特殊的情况加以说明。

二、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举证的几种情况

在刑事诉讼中，可能增加被告人证明责任的情况一般要求案件必须为特殊类型的案件。导致被告人承担更多证明责任的案件或者要求被告人证明一定事实的案件包括如下几类：

(一)持有型犯罪。持有型犯罪是指由于被告人占有某种法律禁止或者违反法律规定的物品而认定被告人犯罪的。我国刑法中规定的持有型犯罪包括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持有毒品、持有枪支弹药等几类。持有型犯罪是一种特殊的犯罪行为类型，因为持有型犯罪的“持有”行为本身只是一种状态，并不需要一定的作为;但是持有行为本身是由特定的作为行为引起的，必须因为一定的作为活动才导致被告人的持有行为。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必然有获取财产的合法或非法的手段和作为行为(有时也可能是一种不作为，如他人秘密将财产置于被告人的支配范围内，被告人发现后据为己有而没有归还或交出的);私藏枪支弹药的一般应当有制造、贩卖或购买的行为为前导。持有本身是不需要身体动作的，因此是一种不作为，但是有些学者将其视为作为和不作为之外的第三种独立的形态。由于持有行为的消极性，控方证明被告人的非法行为有时是存在困难的，因此要求被告人对自己的持有作出合理的说明，有利于减轻控方的证明责任。最经常用于分析举证责任倒置的例子是关于刑法第395条规定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根据该条规定，如果被告人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说明来源，不能说明来源的，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由此可见，对于自己的财产或支出中明显超过收入的那一部分，被告人负有说明其合法来源的证明责任。这无疑减轻了控方的证明责任。但是，在这一条中是否将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倒置了呢?有些学者认为这已经产生了证明责任倒置的问题，因为被告人承担了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如果被告人不能证明自己的财产来源合法，或者起码证明自己财产另有其他合法或非法但是明确的财产来源，被

告人就被认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成立。这种认定虽然对打击犯罪来说可以取得效率，但是从实体公正的角度来讲，却可能与罪刑相适应原则根本违背。而且，这种举证不一定会不利于被告人。

(二)危险犯罪。是指被告人的行为虽然没有造成实际的危害，但是带有一定的危险性。也就是说，这种犯罪具有带来实际危害的潜在后果。危险犯罪一般存在于特殊类型的案件当中，有些甚至涉及比较专业的领域，而且危险本身也是犯罪的构成要件。法律一般要求检察机关证明被告人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要件，比如排污、向社会投放不卫生的食品。而不需要检察机关证明由于被告人的行为造成的实际危害，比如食用不卫生产品的人的健康已经受到威胁或者伤害，被告人则要证明自己的行为根本不会带来危险，否则，在食品不符合卫生标准的情况下，就应当承担危害公共卫生罪的责任。在诉讼中，法院也并不必然要求控方证明被害人死亡与排污之间或者投放不卫生产品的必然因果关系，而只要证明存在这方面的危险。比如根据危害公共卫生罪的规定，在证明存在一定的危险的，即可定罪，但是法律并不必然要求控方证明存在这种显然的危险。因此《刑法》第330条规定的危害公共卫生罪，并不需要证明确实有危险，而只要有该条规定的各种具体行为即可构成犯罪，除非被告人证明白己的行为并不存在造成严重后果的危险。

(三)严格责任的犯罪。严格责任犯罪是指对于一些特殊的构成要件或犯罪，法律不要求控方加以证明而直接认定被告人有罪。例如英美刑法当中出售香烟给未成年人，并不要求被告人查明买烟者的身份或明知其为未成年人，即使其相信买主为成年人，仍然要定为向未成年人出售香烟的犯罪，以表明销售者的注意义务如何强调均不过当。我国是否存在严格责任的犯罪，仍是个需要争论的问题，证明自己在当时确实不可能知道被害人年龄未满十四周岁，如果被告人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一点，当然应当承担从重处罚的结果。严格责任的犯罪主要是为了考虑两种情况，一是认定被告人为犯罪，从而强调被告人在行为过程当中的注意义务或者社会责任，避免有些被告人没有过失但是对社会造成危害的行为;二是让被告人承担一定的证明责任，从而减轻控方的证明责任，便于控方提起诉讼。因为这些犯罪具有特殊的性质，比如涉及到被告人对自己行为的认识等主观问题，控方很难收集和提供这方面的证据。当然，严格责任主要是英美法系刑事法中的概念，在大陆法系国家一般很少有这些方面的规定。类似于英美法系国家严格责任犯罪的行为，在大陆法系都是通过行政处罚的方式进行制裁的。但是，在这种犯罪中的证明责任分配无疑会对我们带来一些借鉴意义。

(四)违法阻却和责任阻却事由。在被告人提出证据证明自己存在违法阻却事由或者责任阻却事由的情况下，被告人应当被免除刑事处罚或者刑事追究。比如：精神病辩护、责任年龄辩护、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甚至在一定的情况下还包括对犯罪行为的否定，比如不在现场、被欺诈而不知真相等。出现了这些辩护，被告人就应当提出一定的证据证明可能存在这些方面的事由。这些证据在提出时并不需要对其证明力进行审查，也不需要证明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如果被告人没有这方面的证据，可能就会出现当事人动动嘴、法官跑断腿的局面，对诉讼的效率是极其不利的。至于检察院，如果在侦查和审查起诉中发现了这些方面的证据，恐怕就不会提起刑事公诉，更谈不上在法庭上承担证明责任的问题了。所以，被告人举证是必然的，但是只需提出表面成立的证据。

三、被告人举证并不说明证明责任已经倒置

我们可以看到，在上述几种特定类型的犯罪中，控辩双方的证明责任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根据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理论，证明犯罪构成要件成立的证明责任，应当由控方承担，而被告人一方则只需证明违法阻却事由和责任阻却事由存在的可能。当然被告人也可通过证明刑法分则构成要件的不成立，推导出自己无罪的结论。但是，在上述犯罪中，被告人的证明责任明显比普通犯罪中的要重，而且，本来应当由控方证明的犯罪事实，也不需要控方证明了，也就是说，控方的证明责任减轻了。但是这种情况并不导致在这类犯罪中证明责任的倒置。

首先，在这些特殊的犯罪证明中，刑法的特殊规定改变了证明对象的范围。在上述几种犯罪中，明显存在一些对于案件事实的推定，比如在危险犯罪中，只要行为足以造成一定的危险，就认定该行为构成犯罪。环境污染的犯罪就是一个例证，只要被告人排放的有害物质超标，就认为污染环境后果的存在;在持有型犯罪中，只要认定了被告人持有法律禁止持有的物品，则认定其持有行为是故意的，也认为其知道持有物的性质，而推定该物品系以其非法行为获得;严格责任犯罪中，则是对被告人的直接的认识和意志状

态的认定，只要发生了法律规定的情况，则认定其具有明知的事实，而且也认为他存在至少是疏忽的主观心态，而不论其实际上是否知道或可能知道。

这几种情况，实际上涉及刑法中的实体要件推定。即只要能够证明甲种情形的存在，则推定乙种事实成立。如根据持有的事实推定被告人知道持有物品的性质且有持有之意图;根据某些特殊的行为推定危险的存在;根据—定的条件推定严格责任者的主观认识和犯罪心态以及严格注意义务的存在和疏忽。这些推定有些是因为前提事实和推定事实之间在经验法则上的必然联系，有些是因为特殊价值的追求，如经营者的严格注意义务等。作为一种实体法上的排定，其法律关系一经实体法规定，则成为不可推翻的逻辑关系，即只要有的行为，就应当认定后行为。这种逻辑关系因为涉及对犯罪构成要件的分析，是一个法律问题而不是事实问题，如果要推翻被指控的事实，只能提出证据推翻作为前提的事实。

因此，在刑法的规定中这种关于实体事实的推定，实际上减轻了刑事诉讼中控方证明责任的范围。也就是说，在刑事诉讼中，如果要控告被告人实施了上述犯罪，不用证明这些被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的事实，而只要证明作为前提的事实。或者干脆说，刑法在构建这些犯罪的构成要件时，实际上在构成要件的某些方面降低了要求，只是规定了认定犯罪成立的一些更容易证明的条件的存在。例如，根据被告人财产超过合法来源的事实，认定其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实际上，这种推定缩减了刑事诉讼中某些构成要件的证明过程，或者根据特拉伊宁的话说该犯罪的构成要件属于“截断的犯罪构成”。但是这种截断的构成并不因此改变证明责任的承担顺序。

首先应当看到的是，在这类案件中的一些基础要件的证明责任仍然是存在而且由控方承担的。例如，对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主体、主观方面的证明责任仍然由控方承担;环境污染犯罪中排放有害物超标的事实;在奸淫幼女犯罪中被害人年龄未满十四周岁的事实(或者如国外售卖香烟给未成人犯罪中买香烟者为未成人的事实等)均应先由控方证明。另外在刑事诉讼中作为上述条件的一些前提性事实也必须由控方承担。如持有物的性质、财产超过合法收入等。只有在这些事实已经证明的情况下，被告人才会承担证明责任。

而且，这些特殊案件中，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并没有改变。一是如上所述，在两者的举证责任的分配上，被告人的证明责任并没有先于控方的证明责任而发生。根据无罪推定原则控方的证明责任承担先于辩方的证明责任而产生。在诉讼的启动、诉讼请求的证明等方面，控方都首先要承担证明责任。二是在这类犯罪中，控方的证明仍然以推翻无罪推定为要求，而且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例如，控方不能提出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其合法收入，法官不能认定被告人持有巨额财产的情况下，被告人不需说明自己财产的来源。而且，被告人可以不证明自己财产的来源，而提出证据证明控方的指控不实。如果控方明知存在财产来源(无论合法或者不合法)的证据，他也不能提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指控。在这种情况下，时间维度上的证明责任的单向性并没有改变，犯罪成立的证明责任首先由控方承担，而且，被告人的证明责任仍然是在法官形成暂时心证的情况下的逻辑结果。再者，在事实不明的情况下，被告人并不承担事实真伪不明的不利诉讼后果。即使被告人的证据不能证明自己的财产存在明确的来源，法官也要首先审查控方的证据，不能依据被告人的证明不能来认定被告人有罪。根据证明责任的原理，认定犯罪不成立和不能确定犯罪是否发生以及是否系被告人所为，都只能导致一个结果，即无罪判决。因此，我们不能认定在刑事诉讼中存在证明责任的倒置，在上述案件类型中，也根本不存在举证责任的倒置。我们充其量把上述情况叫做在法官形成心证情况下证明责任的转换，而且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证明责任只是推动诉讼的责任。

总之，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由控方承担是证明责任承担的基本原则。但是这并不妨碍被告人和辩护人提出证据，也不妨碍法官在特定的案件当中责令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供相应的证据。只不过，这种提供证据的行为并不意味着证明责任的倒置，控方仍然要针对犯罪构成要件等案件的核心事实承担证明责任。在刑事诉讼中根据刑事实体法的要求或者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要求被告人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只不过适当减轻控方举证的障碍，以推进诉讼有效地进行，防止真正的犯罪人逃脱法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