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的人大代表与西方议员存在本质区别
中国的人大代表与西方议员存在本质区别，西方国家议员都是专职政客，是某党、某派的代表，与选民的联系不够紧密。中国的人大代表来自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各个方面，来自各行各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我国人大代表或西方国家议员都是所在国代议机构的组织细胞。没有人大代表或议员,代议制民主就不可能建立并发挥作用。同时，与西方国家议员相比,我国人大代表与他们存在很大差异。
从资格来看,西方国家议员的基本资格是年龄、国籍和居住地的限制。在美国,众议员要求年满25岁,而参议员则必须年满30岁;众议员加入美国国籍要满7年,而参议员必须已满9年。英国、法国、日本等国都有类似规定。我国宪法规定凡年满18岁的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我国人大代表资格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的特点。
从构成来看,西方国家议员的人数较少,是专门的、职业性的职务。以美国为例,众议员是435人，按各州人口比例选举产生；参议员是100人，按每州2人选举产生。西方国家议员的职业出身和分布范围较为狭小。比如美国议会中律师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我国人大代表的人数较多,代表名额的确定以行政区域人口比例为基础，同时又适当兼顾一些地区、民族和界别，因此代表来自各地区、各民族、各方面。我国各级人大代表多为兼职，他们有各自的工作岗位。这一特点使我国的人大代表，可以比较准确地反映社情民意。
从产生来看,在西方国家,上议院（参议院）议员的产生主要有四种方式: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如美国、日本;由间接选举产生,如法国;由任命产生,如德国;由世袭产生,如英国。下议院（众议院）议员一般都在议会选区竞选产生。西方国家议员选举的主要弊端是“金钱政治”，竞选费用浩大,易为财团操纵。我国的县、乡两级代表为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全国、省、市三级代表则由下一级选举单位间接选举产生,选举费用统一由国库开支。
从特权来看,西方国家议员和我国人大代表都享有一定的特权，比如言论免责权、人身特别保护权。差异主要体现在获得报酬权上。我国人大代表多是兼职,只享受国家的物质帮助权，比如给予一定数额的代表活动经费等。而西方国家议员是“职业议员”,享有高报酬，还可以分配到专门的办公室,领到可雇用一定数量的助手和工作人员的津贴。
从义务来看,西方国家议员和我国人大代表除了忠于宪法、法律等共同义务外，差异是,我国人大代表受选民或选举单位监督罢免,西方国家议员则不受选民罢免。这是各自理念不同所致。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能不能对代表实行监督罢免,是议会真民主和假民主、完全民主和不完全民主的一个重要标志。而西方理念认为,议员选出之后是代表全体人民意志和利益的,若让选民罢免议员,势必使议员局限于地区利益或某集团利益。但这也往往造成议员们在竞选时向选民点头哈腰、好话说尽，而竞选成功之后则背弃竞选诺言。
除以上区别外，西方国家议员和我国人大代表还存在党派色彩上的差别。西方国家议员多有很浓的党派色彩，不仅在竞选时以党派候选人身份出现，而且在当选后大多以党派身份在议会中活动。而我国人大代表候选人在选举中不以党派的身份出现；代表选出后，每个选举单位，分别组成代表团出席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人大代表一般以各代表团为单位进行活动。
第二篇：中国木结构建筑与西方木结构建筑比较
中国木结构建筑形成与西方木结构比较
摘要：中国古代木结构形成的原因包括取材方便、适应性强、有较强的抗震能力、施工速度快、便于修缮、搬迁和与夯土技术的接合等。本文对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的特点作了简要阐述，并且从中国古典思想上分析了木结构形成的深层原因。古代西方木结构在居住建筑上一直有着广泛的应用，与砖石结构建筑并行发展。由于砖石结构的教堂等公共建筑一直是西方建筑的主流，因此与砖石结构建筑相比，木结构建筑一直处于次席的位置。最后对比中西方古建筑选材，得出结论，不同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产生不同的价值观念，由此产生不同的建筑态度、不同的对技术方案选择的标准。
关键词：中国木结构建筑 西方木结构建筑 砖石 材料 框架结构 人本思想
一、中国木结构建筑的形成
对中国建筑文化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建筑文化像中国那样热衷于土木结构，从史前穴居、巢居到清代的大木作、小木作，中国的建筑文化一直以土木及其结构技术为主旋律，从未大力发展砖石建筑，致使砖石建筑始终处在支流地位。木建筑如此长期、广泛地被作为一种主流建筑类型加以使用，必然有其内在优势。这些优势大致是：
1、取材方便
在古代，我国分布着大面积的森林，包括黄河流域也是林木森郁的地区。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因材致用是我国一个优良的传统。在古代中国大部分地区，森林面积很广，木料比砖石更容易获取，可迅速而经济地解决材料的供应问题，加之木材易于加工，利用石器即可以完成砍伐、开料、平整、作榫卯等工序。随着青铜工具以及后来的铁质斧、斤、锯、凿、钻、刨等工具的使用，木结构的技术水平得到迅速提高，并由此形成我国独特的、成熟的建筑技术和艺术体系。
2、适应性强
木架建筑是由柱、梁、檩、枋等构件形成框架来承受屋面、楼面的荷载以及风力、地震力的，墙并不承重，支起围蔽、分隔和稳定柱子的作业，因此民间有“墙倒屋不倒”之谚。房屋内部可较自由地分隔空间，门窗也可以任意开设。无论抬梁式或穿斗式木构件的房屋，只要在房屋高度、墙壁与屋面的材料和厚薄、窗的位置和大小等方面加以变化，就能广泛的适应各地区寒暖不同的气候。使用的灵活性大，适应性强，无论是水乡、山区、寒带、热带，都能满足使用要求。
3、有较强的抗震性能
木构架的组成采用榫卯结合，木材本身具有的柔性加上榫卯节点有一定程度的可活动性，而构架的结构所用斗栱和榫卯又都有若干伸缩余地，因此在一定限度内可减少由地震对这种构架所引起的危害，使整个木架构在消减地震力的破坏方面具备很大的潜力。
4、施工速度快
木材加工远比石料快，加上唐宋之后使用了类似今天的建筑模数制的方法，各种木构件的样式也已定型化，因此可对各种木构件同时加工，制成后再组合拼装。所以欧洲古代一些教堂往往要花上百余年才能建成，而明成祖兴建北京宫殿和十王府等大规模建筑群，从备料到竣工只有几十年。故虽然木材极易失火和损坏，但依然流传至广。
5、便于修缮、搬迁
榫卯节点有可卸性，替换某种构件或整座房屋拆卸搬迁，都比较容易做到。历史上也有宫殿、庙宇拆迁异地重建的例子，如山西永济县永乐宫，是一座有代表性的元代道观，整组建筑群已于20世纪50年代被拆卸迁移至芮城县境内。
6、夯土技术的结合
中国很早就掌握了夯土技术，利用黄土地区取之不尽的土材做夯土台基、夯土墙。夯土台基既避免了地下水经毛细作用蒸发到地表，又使木构免受雨水浸害，有效地保证了土和木的耐久性能，克服了土和木的重大缺陷，因此在很长时期里阻碍了石材和砖的大量应用。
二、中国古代木构建筑的基本特点
1、巧妙而科学的框架式结构
木结构体系是中国古代建筑在建筑结构上最重图要的一个特征。中国古代建筑主要是木构架结构，即以立柱和纵横梁枋组合成各种形式的梁架，使建筑物上部荷载均经由梁架、立柱传递至基础。
我国木构建筑的结构体系主要有穿斗式和抬梁式两种。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变体和局部利用斜杆三角形稳定架构的做法。
穿斗式（或称“串逗”式）木构架（如图0-1）的特点是：用穿枋把柱子串联起来，形成一榀榀的房架；檩条直接搁置在柱头上；在沿檩条的方向，再用斗枋把柱子串联起来。由此形成了一个
整体框架。
抬梁式木构（如图0-2）的特点是：柱头上搁置梁头，梁头上搁置檩条，梁上再用矮柱支起较短的梁，如此层叠而上，梁的总数可达3—5根。当柱头上采用斗栱时，则梁头搁置于斗栱上。
相比之下，穿斗式木构架用料小，整体性强，但柱子排列密，只有当室内空间尺度不大时（如居室、杂屋）才能使用；而抬梁式木架构可采用跨度较大的梁，以减少竹子的数量，取得室内较大的空间，所以适用于宫殿、庙宇等建筑。
墙壁只起围护、分隔的作用，而不是承担房屋重量的结构部分，所以门窗等的配置，不受墙壁承重能力的限制。这种结构，可以使房屋在不同气候条件下，满足生活和生产所提出的千变万化的功能要求。
2、特有的斗栱结构（如图0-3）形式
由框架式木结构形成了过去高级建筑才有的一种独特构件，即屋檐下的一束束“斗栱”。它是由水平放置的方形斗、生和矩形的拱以及斜置的昂组成。对屋之重载具有一定的承托作用，加强了柱子与梁、枋、檩的结合，使其木构接榫处不因过重的压力而受到损害，在物理力学上具有分力之效，同时还作为封建社会中森严等级制度的象征和重要建筑的尺度衡量标准。只是到了明清以后，由于结构简化，将梁直接放在柱上，致使斗栱的结构作用几乎完全消失，变成了几乎是纯粹的装饰品。
3、灵活安排空间布局
使简单规格的单座建筑富有不同的个性，在室内主要是依靠灵活多变的空间处理。而室内空间处理主要依靠灵活的空间分隔，即在整齐的柱网中间用板壁、帐幔和各种形式花罩、博古架等隔出大小不一的空间，这些活动构筑物便于安装、拆卸，使室内空间既能够满足屋主自己的生活习惯，又能够在特殊情况下迅速改变空间划分。
4、实行单体建筑标准化
中国建筑以木结构为主，为便于构件的制作、安装和估工算料，必然走向构件规格化，也促使设计模数化。早在春秋时的《考工记》中，就有了规格化、模数化的萌芽，至唐代已经比较成熟。到宋的《营造法式》，模数化完全定型。建筑的规格化，促使建筑风格趋于统一，也保证了各座建筑可以达到一定的艺术水平。规格化并不过于限制序列构成，所以单体建筑的规格化与群体序列的多样化可以并行不悖，作为一种空间艺术，显然这是进步的成熟现象，但后继者“遵制法祖”，则妨碍了建筑的创新。
5、单体建筑形象优美
单体建筑从整个形体到各个部分构件，利用木构架的组合、各构件的形状及材料本身的质感等进行艺术加工，达到建筑的功能、结构和艺术的统一，是中国古代建筑的卓越成就之一。
屋顶在单座建筑中占的比例很大，一般可达到立面高度的一半左右。我国古代匠师充分运用古代木结构的梁架组合形式以及木材料的特点，创造了屋顶举折和屋面起翘、出翘，再和直线巧妙地组合，形成向上微翘的飞檐，不但扩大了采光面、有利于排泄雨水，而且增添了建筑物飞动轻快的美感，所以西方人称誉中国建筑的屋顶是中国建筑的冠冕。
6、规格化与多样化统一。单体形象融于群体序列
单座建筑的规格化，到清代达到顶点，每一种的尺度、比例都有严格的规定，上自宫殿下至民居、园林，建筑的艺术效果主要依靠群体间的联系、过渡、转换从而构成丰富的空间序列来取得。就整体而言，重要建筑大都采用均衡对称的方式，以庭院为单元，沿着纵轴线与横轴线进行设计，借助于建筑群体的有机组合和烘托，使主体建筑显得格外宏伟壮丽，这也就弥补了单体建筑定型化的不足。
7、重视建筑组群平面布局
中国最早的单座房屋，随着功能提高，已不能满足各种用途需要的空间，但木结构建筑扩大空间的主要方法是加大构架尺度和增加梁架数目或增加层数，而这些都受到材料、结构技术和使用要求的限制，因此，自然的发展了单个建筑物的群体组合的形式。虽然是一些不大的简单的单座建筑物，也可以构成庞大的复杂的整体，从而满足建筑的功能和思想性、艺术性的多方面的要求。它的布局原则是内向含蓄的，多层次的，力求均衡对称。而这种布局是和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和礼教制度也是密切相关的，是尊卑、长幼、男女、主仆等封建的宗法和等级观念在住房上的体现。
8、运用色彩装饰手段
木结构建筑的梁柱框架，需要在木材表面涂漆和桐油等防腐措施，以保护木质和加固木构件用榫卯结合的关节，同时增加美观，达到实用、坚固与美观相结合的目的，由此发展成中国特有的建筑油饰、彩画。
中国建筑注重建筑构件的色彩和装饰彩绘的表现性，用色大胆、强烈，并以此标示等级与功能的差异。绚丽的色彩和彩画，首先是建筑等级和内容的表现手段。屋顶的色彩最重要，黄色是帝王所专用，民居只能用灰色陶瓦；其次是对比寓于和谐。因为基调是统一的，所以虽然许多互补色、对比色同处一座建筑中，但总的效果是和谐的；最后是艺术表现寓于内容要求。例如宫殿地位最重要，色彩也最强烈，民居最普通，色彩也最简单。
三、从中国传统思想看古代木结构建筑盛行原因
1、中国的人本主义思想与木结构
中国传统文化倡导“以人为本”，注重对人的研究，而非像西方那样执着于探索物质世界的奥秘。中国传统文化始终是把人作为主体的，从人的角度出发，以整合社会为目的，阐明人生的意义。春秋末年，百家争鸣，诸子百家中尤其是儒家，开始重视对人的研究，他们以人为中心，立足于人的伦理道德，全面地探讨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摆脱了原始宗教的桎梏，走上了“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道路。中国古代大多数思想家对宗教都缺少热情，他们所关心的是社会、人生等现实问题。
中国传统“以人为本”的思想，对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神”和“物”都具有永恒性，而“人”和“人生”却具有短暂性。因此，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没有把建筑物看成永久的纪念物。建筑如同人生一样，是有寿命的，是随着人的生命节拍而存在的，因此使用可以腐朽的木材要比使用永恒的石头更有生命意义。木材源于向上生长的树木，代表着生命，而石材的冰冷则暗示着死亡。这也不难解释为何在中国的古代建筑中，石材多用于墓室或佛塔，而住宅则多用木材。
2、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的神韵
中国古代建筑是一部“木头的史诗”，中国古代匠人将木头的价值予以充分的发挥，给木头注入了灵魂，使其充满了生命力，于是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展现出的是礼——理——情的融合统一，是典章与艺术、理性与情感、伦理与心理的统一体。中国古代建筑广泛使用木质作为原料，以木为“骨”是中国古代建筑的基本特征。正是由于以木头作为骨架，中国古代建筑集坚忍不拔与婀娜多姿于一体。所谓以木为“骨”，即中国古代建筑主要采用木柱、木梁等构成房屋的框架。屋顶与房檐的重量可通过梁架传递到立柱上，墙壁只起隔断或划分内外空间的作用，而不是承担房屋的负重。
“勾心斗角”这个成语含贬义，但它却形象地勾勒出了斗栱的组合方式。斗栱是中国独有的木结构元素，凡是抬梁式的建筑都缺少不了它。中国人讲求“方正”，在中国古代建筑中矩形构架也是一种基本的构架方式，而斗栱系统正是一种矩形的结构系统。因此，在中国人的价值判断里宁可用复杂的斗栱来取代省料的斜撑木，哪怕是耗时耗木也在所不惜。
由于中国古代建筑无论内墙、外墙，都不承担结构荷载。因此，“间”和“架”的数量可随平面大小的要求而增减，在发展上可以做到不受限制，这就带来了一种灵活性，人们可以随着使用过程改变其形态、功能，可随意拆、移、挪。于是，“间”成为了建筑的一个细胞，“间”和“间”既相隔又相通，隔是为了便于使用，通是为了不感到局促，而又不会一览无遗。这就形成了房屋“隔而不隔”的设计特色，赋予平面无限延伸的可能。
中国古代建筑的木结构体系灵活性很强，组合是其构图的基本观念。它以间为基本框架，间可以左右相连，也可以前后相接，又可以上下相叠。如果说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是一种积木游戏，那么，这种积木游戏则遵循着“三位一体”的构造原则，使建筑极具韵律感。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从来不会让建筑的“三位”（台基、屋身、屋顶）各自为政，即便是往高空发展的多层楼阁、佛塔等的屋身也仍然是一个“三位一体”的整体，有作为“屋顶”的飘檐，也有形似台基的栏杆，在立面上不断的重复，既有秩序感和统一性，又通过块面的分割，使其富有变化性。
“模数”的应用，使得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呈现出“以不变应万变”的灵活性，大大缩短了营建的时间，也正是因为这种统一的规范，使房屋的再生成为可能。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是可以“搬家”的，只需要把组成房屋的标准构建——柱、梁、枋、檩、门、窗、隔扇等拆卸下来，搬到另一个地方，重新进行装配，房屋的“搬家”即可完成。
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是具有“灵性”的建筑，以恒久的构件和几乎相似的院落，通过无限“衍生”便能演绎出无穷的变化，从而形成了中国古建群体独有的内涵。
四、西方木结构建筑
希腊早期的庙宇和其他建筑物，都是木构架的。由于木构架容易腐朽和失火，而古希腊制陶业发展早，技术高，于是就利用陶片来保护木构架。古罗马在木结构的应用中，维特鲁威描述了最早的木屋架形式：由两根相对的木料构成人字形，中间用水平的联系杆件连接。在大型的公共建筑上除了使用拱顶和穹顶之外，也使用木桁架（如图3-2）。当时的木桁架技术相当高，已经会分辩受拉构件和受压构件，并采用了相应的结点构造方法和形式。古罗马的城市居住建筑大体有两类，一类是沿袭希腊晚期的天井式独家住宅，另一类是公寓式的集合住宅，这类住宅通常采用木结构，但是极易失火。
西欧在5～10世纪建筑极不发达，在闭关自守的狭小封建领地里，古罗马的大型公共建筑和宗教建筑都不需要了，西欧在大部分地区丢失了古罗马的拱券技术后，大量的采用了木屋架。10世纪起，拱券技术从意大利北部传到西欧各地。因为木屋架太容易失火，教堂重新使用拱券技术。
在15世纪，英国对原有木桁架进行了一项很大的改革，即“托臂梁桁架”，与拱肋相结合，产生较大的跨度（如图3-7）。这时期市民的住宅和公共建筑按照北方日耳曼民族的传统，大多采用木构架，主要有梁、柱、墙龙骨以及为加强构架刚性而设的一些构件。
木制狭板教堂是斯堪迪纳维亚国家的特色。如今，还可以见到中世纪建造的这种教堂，在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这种建筑主要分布在挪威（如图3-12）。
西欧国家在这个时期的宗教建筑又重新以砖石为主。意大利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巴洛克风格。西班牙则在意大利的影响下，发展了带有伊斯兰特点的建筑。
在17世纪以法国为代表的古典主义建筑成为欧洲建筑发展的又一个主流，是法国绝对君权时期的宫廷建筑潮流。
这个时期，木结构建筑仍然在民间广为流传，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在阿尔卑斯山脉盛产森林的地区，尤其是乡村，仍然保留并发展着木结构建筑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但处于比较次要的地位。
16世纪德国中产阶级的住宅以木结构为主，英国民间木架构建筑也层出不穷。在民间，俄罗斯长久以来流行木结构建筑。由于结构技术差，跨度不大，因此把它升高，形成墩式体形，再做成攒尖式的顶子，称为“帐篷顶”。民间建筑在这个时候对宫廷建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产生了充满向上动势的“帐篷顶”教堂形式（如图3-22）。
18世纪下半叶，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产生了新的建筑技术和建筑材料。19世纪上半叶，欧洲各主要国家都经历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开始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大型的公共建筑主要体现了罗马复兴、希腊复兴以及哥特复兴的风格，都以砖石结构为主。
欧洲北部的城镇发展较晚。在工业化时代，芬兰的城镇地区的建设才开始，在19世纪基本完成的。在这个森林资源丰富的地区，木材成为重要的建筑材料。在建筑形式上，受俄罗斯古典主义影响较深。
中国古代从上古时的居住建筑到封建社会的平民住宅都基本采用土木结构，同时代表古代建筑最高成就的封建帝王的宫殿及坛庙、宗教建筑的寺观等亦采用木结构建筑。这与西方古代建筑史有着显著的差别。西方古代建筑历史中，大量的是砖石结构的神庙、教堂、宫廷及皇家的公共性建筑，居住建筑只占有很少的一部分。因此西方建筑史的主线是以砖石结构为主的宗教建筑，但在民间以木结构为主的居住建筑一直没有间断过，成为与砖石结构建筑并行发展的另一条线索。
五、中西方木结构建筑比较
世界上所有已经发展成熟的建筑形式或者建筑体系，包括属于东方建筑的印度建筑和回教建筑在内，在现代建筑未产生之前，基本上是属于砖石结构为主的建筑系统。只有包括日本、朝鲜等邻近地区在内的中国系建筑才以木骨架结构为主。为什么中国古建筑主要发展木骨架结构而不像其他体系那样发展砖石承重墙式结构呢?中国古代是同时掌握砖石结构技术的，正如其他的建筑体系同样懂得用木头盖房屋一样。
西方的砖石结构最重要的拱券技术，是大多数砖石结构建筑的核心部分。关于“拱券”构造的发明，中国要比西方早。而“拱”的构造正是砖石结构的最主要的技术焦点。大概，中国古建筑发展木结构的体系主要原因就是在技术上突破了木结构不足以构成重大建筑物要求的局限，在设计思想上确认这种建筑结构形式是最合理和最完善的形式。
纯粹从建筑技术观点而论，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中国式的木框架结构为主的混合构造所取得的效果是较为低劣的。“木”结构的优点正是“石”结构的缺点，“石”结构的优点也正是“木”结构的缺点，但是总的来说，木结构形式的建筑在节约材料、劳动力和施工时间方面，比起石头建筑就优越得多了。在达到同一要求和效果的前提下，中国建筑是世界上最节省的建筑，也就是说，是最经济的技术方案。尤其在施工时间上，同时代的、同规模的中国建筑比西方建筑不知快了多少倍。
中国的历史和西方的历史有一个显著不同的地方，就是中国任何时候都没有发生过神权凌驾于一切的时代。一本西方的建筑史其实就是一本神庙和教堂的建筑史，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这个问题似乎是中国建筑的发展和西方建筑的发展有原则性分别的基本原因。这个问题涉及古代一个民族对建筑的基本观念要求，一个以“人”为中心，一个以“神”为中心，也就是所谓的“人本”、“神本”、“物本”的文化概念。“神”和“物”都是永恒的，“人”却是“暂时”的，在不同的价值观念下自然产生不同的选择态度和方法。在整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人坚持木结构的建筑原则与此有很大的关系。
也许只有从文化差异上才能找到真正左右中西方建筑在取材方面出现差异的根本原因，敦煌、龙门、云冈等石窟因为是宗教建筑，它来源于印度，虽然在形式上和西方建筑的神庙和教堂不一样，但是在性质和内容上就完全相同．它们都是经年累月长期地积累而建成的，因为这种行动完全是基于一种对宗教的热情，人们就乐于长期地去和石头打交道。事实上只有宗教的力量才可以驱使人们去完成那些精巧的石头的艺术巨构。不同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产生不同的价值观念，由此产生不同的建筑态度、不同的对技术方案选择的标准。
参考文献
[1]潘谷西．中国建筑史(第五版)[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
[2]曾桢.木结构的回归——谈木结构建筑的现代化发展[D].四川美术学院，2007.[3]李勤.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简析[J].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学报，2010，26(1)：5-9.[4]吴树平，高洁，曹玉红.中国古建筑木结构发展的历史原因[J].河北建筑工程学院学报, 2006，24(3):84-85.[5]朱辉.中国古建筑为何以土木为主?[J].科学大观园, 2010，""(4):24-25 [6]郝春荣.从中西木结构建筑发展看中国木结构建筑的前景[D].清华大学建筑学院，2004
第三篇：中国传统节日与西方节日（范文）
中国传统节日与西方节日的不同
元宵节（Lantern Festival）和圣瓦伦丁节（Valentine's Day）相同点：
两个节日分别被称为中西方的情人节。不同点：
1．时间：元宵节为每年的农历正月十五夜，因为正月是农历的元月，古人称夜为“宵”，所以得名“元宵节”，又称上元节、灯节；西方情人节为2月14日。
2．起源或传说：
元宵节：据说元宵节习俗始源于汉代。史载汉武帝的时候，汉室要祭祀一位叫“太一”的神明。据称太一是当时相当显赫的一位神明，地位在五帝之上，并有恩于汉帝，所以受到的奉祀比较隆盛。相传另一位汉室皇帝汉文帝也和元宵节有关。据说汉高祖刘邦死后，吕后篡权。吕后死后，周勃、陈平等人扫除诸吕，拥刘恒（即汉文帝）为主。因为扫除诸吕的日子正是正月十五，所以每到这天晚上，文帝就微服出宫，与民同乐，以示纪念。从此，正月十五便成了一个普天同庆的民间节日———“闹元宵”。
圣瓦伦丁节：大约在公元三世纪的罗马，暴君克劳多斯（Claudius）当政。战事连绵不断，暴君克劳多斯征召了大批公民前往战场，他传令人们不许举行婚礼，甚至连所有已订了婚的也要马上解除婚约。就在暴君的国都里，居住着一位德高望重的修士瓦伦丁（Valentine），他对暴君的虐行感到非常难过。当一对情侣来到神庙请求他的帮助时，瓦伦丁在神圣的祭坛前为他们悄悄地举行了婚礼。人们一传十，十传百，很多人来到这里，在瓦伦丁的帮助下结成伴侣。消息传到了暴君的耳里。克劳多斯暴跳如雷，他命令士兵们冲进神庙，将瓦伦丁从一对正在举行婚礼的新人身旁拖走，投入地牢。瓦伦丁终于在地牢里受尽折磨而死。悲伤的朋友们将他安葬于圣普拉（St.Praxedes）教堂。那一天是2月14日，那一年是公元270年。人们为了纪念这个敢于与暴君斗争的人，渐渐地使得2月14日成为一个节日。
3．活动形式及其意义：
元宵节：在古代，封建社会的年轻女孩不允许出外自由活动，但是过节却可以结伴出来游玩，元宵节赏花灯正好是一个交谊的机会，未婚男女借着赏花灯也顺便可以为自己物色对象。元宵灯节期间，又是男女青年与情人相会的时机。“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都是描述元宵夜的情境。因为月圆象征着圆满的爱情，而正月十五日是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所以对恋爱中的情侣别具意义。
圣瓦伦丁节：在情人节，鲜花和朱古力是象征着甜蜜、坚贞的爱情的礼物。将一枝半开的红玫瑰作为情人节送给女孩的最佳礼物，而姑娘则以一盒心形巧克力作为回赠的礼物，据说，巧克力成分之一的苯基胺能引起人体内荷尔蒙的变化，跟热恋中的感觉相似。
清明节(Tomb-sweeping Day)和万圣节除夕(Halloween)相同点：
万圣节前夕又被称为“鬼节”，而中国的清明节在某种意义上也可称之为“鬼节”。
不同点：
1.时间：清明节为每年的阴历四月初五；万圣节前夜为每年的10月31日夜晚。
2.起源或传说：
清明节：据历史记载，在两千多年以前的春秋时代，晋国公子重耳逃亡在外，跟随他的介子推不惜从自己的腿上割下一块肉让他充饥。后来，重耳回到晋国，做了国君（即晋文公，春秋五霸之一〕，大事封赏所有跟随他流亡在外的随从，惟独介子推拒绝接受封赏，他带了母亲隐居绵山，不肯出来，晋文公无计可施，只好放火烧山。他想，介子推孝顺母亲，一定会带着老母出来。谁知这场大火却把介子推母子烧死了。为了纪念介子推，晋文公下令每年的这一天，禁止生火，家家户户只能吃生冷的食物，这就是寒食节的来源。寒食节是在清明节的前一天，古人常把寒食节的活动延续到清明，久而久之，人们便将寒食与清明合而为一。现在，清明节取代了寒食节，拜介子推的习俗，也变成清明扫墓的习俗了。
万圣节前夕：1000年前，居住在大布列颠的凯尔特人笃信上帝统治人 类。他们也相信死神Samhain会在10月31日夜晚降临尘世，因此他们点燃篝火，并将一些用火烧烤的牲畜作为祭品献给死神。有的凯尔特人穿戴动物的面具和毛皮，这就是现在流行的万圣节假面舞会的来源。今天，万圣节的宗教意义已经逐渐淡化，而成为一种大众喜爱的节日了。
4．活动形式及其意义：
清明节：清明节是一个纪念祖先的节日。主要的纪念仪式是扫墓，扫墓是慎终追远、敦亲睦族及行孝的具体表现。清明节纪念祖先有多种形式，扫墓是清明节最早的一种习俗，这种习俗延续到今天，已随着社会的进步而逐渐简化。扫墓当天，子孙们先将先人的坟墓及周围的杂草修整和清理，然后供上食品鲜花等。由于火化遗体越来越普遍，其结果是，前往骨灰置放所拜祭先人的方式逐渐取代扫墓的习俗。清明节当天有些人也在家里拜祭祖先。不论以何种形式纪念，清明节最基本的仪式是到坟前、骨灰放置处或灵位前追念祖先。
万圣节前夕：每到万圣节前夜，人们就围坐在火炉旁，讲述一些有关鬼的故事，有时让一些在场的小孩听起来害怕。有的人把萝卜或甜菜头挖空，做成一个古怪的头形的东西，在上面刻上嘴和眼睛，在其内放上一枝点燃的蜡烛，看上去古怪、让人害怕，然后把它挂在树枝上或大门上，据说这样可以驱逐妖魔鬼怪。在美国，人们制作“杰克灯”或叫“南瓜灯”（Jack-o'-lantern）。小孩们身穿古怪的服装，头戴面具，装扮成鬼怪的形象，手里提着一盏南瓜灯，从一家走到另一家，在大门口大声叫着“是请客还是要我们捣乱（Trick or Treat）。这时若主人不请客（treat），这些顽皮的孩子就会动真格地捣乱（trick），有的在主人的门把上涂上肥皂或往玻璃上洒肥皂水；有的干脆把主人的门给卸下来；还有的顺手拿走主人放在门口的日常小用品等。但人们对这些天真可爱的小客人一般还是欢迎的，并且事先都准备好糖果或零钱。听到这些小孩来时，他们马上迎出来，给孩子们分发糖果或零钱。
当然，中外还有很多具有独特民族气息的节日，比如：中国的端午节（Dragon Boat Festival）、重阳节（Double Ninth Festival）、七夕节，和西方的愚人节（April Fool’Day）、复活节（Easter）、感恩节（Thanksgiving Day）等。
第四篇：中国婚礼文化与西方婚礼对比
首先，是在传统结婚仪式上面。中国的传统婚俗有“三书六礼”“三拜九叩”这些繁俗礼节。所谓“三书”，就是指聘书、礼书、迎亲书。（聘书：订亲之书，男女双方正式缔结婚约。纳吉（过文定）时用。礼书：过礼之书，即礼物清单，详尽列明礼物种类及数量。纳征（过大礼）时用。迎亲书：迎娶新娘之书。结婚当日（亲迎）接新娘过门时用。）而“六礼”是指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纳采：古时婚礼之首，属意女方时，延请媒人作谋，谓之纳采，今称「提亲」。问名：男方探问女方之姓名及生日时辰，以卜吉兆，谓之问名，今称「合八字」。纳吉：问名若属吉兆，遣媒人致赠薄礼，谓之纳吉，今称「过文定」或「小定」。纳征：奉送礼金、礼饼、礼物及祭品等，即正式送聘礼，谓纳征，今称「过大礼」。请期：由男家请算命先生择日，谓之请期，又称「乞日」、今称 「择日」。亲迎：新郎乘礼车，赴女家迎接新娘，谓之亲迎。）而在这之间更有换庚谱、过文定、过大礼、安床等一系列的活动。而在这些活动中有着大量的禁忌和礼俗，比如新娘嫁妆中要有剪刀（蝴蝶双飞）、痰盂（子孙桶）、尺（良田万顷）、片糖（甜甜蜜蜜）、银包皮带（腰缠万贯）、花瓶（花开富贵）、铜盆及鞋（同偕到老）、龙凤被、床单及枕头一对、两双用红绳捆着的筷子及碗（有衣食）、七十二套衣服，用扁柏、莲子、龙眼及利是伴着（丰衣足食）等物，每样物品都有其不同的含义。同时，在婚礼进行时也有一定的顺序，按一般的情况，在整个婚礼过程中有：祭祖（男方在出门迎娶新娘之前，先祭拜祖先。）、出发（迎亲车队以双数为佳。）、燃炮（迎亲礼车行列在途中，应一路燃放鞭炮以示庆贺。）、等待新郎（礼车至女方家时，会有一男童侍持茶盘等候新郎，新郎下车后，应赏男孩红包答礼，再进入女方家。）、讨喜（新郎应持捧花给房中待嫁之新娘，此时，新娘之闺中密友要拦住新郎，不准其见到新娘，女方可提出条件要新郎答应，通过后才得进入。）、拜别（新人上香祭祖，新娘应叩拜父母道别，并由父亲盖上头纱，而新郎仅鞠躬行礼即可。）、出门（新娘应由福高德劭女性长辈持竹筛或黑伞护其走至礼车，因为新娘子在结婚当天的地位比谁都大，因此不得与天争大。）、礼车（在新娘上礼车后，车开动不久，女方家长应将一碗清水、白米撒在车后，代表女儿已是泼出去的水，以后的一切再也不予过问，并祝女儿事事有成，有吃有穿。）、掷扇（礼车起动后，新娘应将扇子丢到窗外，意谓不将坏性子带到婆家去，扇子由新娘的兄弟拾回，掷扇后必须哭几声，且在礼车之后盖「竹筛」以象征繁荣。）、燃炮（由女方家至男方家的途中，同样要一路燃放礼炮。）、摸橘子（迎新车队到达新郎家时，由一位拿着橘子或苹果的小孩来迎接新人，新娘要轻摸一下橘子，并赠红包答礼。这两个橘子要放到晚上，让新娘亲自剥皮，意谓招来「长寿」。）、牵新娘（新娘由礼车走出时，应由男方一位有福气之长辈持竹筛顶在新娘头上，并扶新娘进入大厅。进门时，新人绝不可踩门槛，而应横跨过去。）、喜宴（时下颇流行中西合壁式的婚礼，大都在晚上宴请客人同时举行观礼仪式，在喜宴上，新娘可褪去新娘礼服，换上晚礼服向各桌一一敬酒。）、送客（喜宴完毕后，新人立于家门口送客，须端着盛香烟、喜糖之茶盘。）、闹洞房（新人被整之灾情大小，端视新人是否曾在其他的婚礼上戏弄别人，或平素待人够不够忠厚等。）、三朝回门（在婚后第三天，新妇由夫婿陪同下，带备烧猪及礼品回娘家 祭祖，甚至小住一段日子，然后再随夫婿回家。）。有此可以见到我国文化的繁琐，但不要以为繁琐是我国婚礼的特有特征，其实，不同国家虽然有不同的婚俗，但从繁复的细节与用品的喻意，都可见对婚姻的尊重和期许无分国界。在西方国家中，婚礼时有旧（Something Old）、新（Something New）、借（Something Borrowed）、蓝（Something Blue）等习俗。旧是指母亲传下来之婚纱，头饰或首饰，代表承受美好的一切；新是指朋友送的礼物如裙子，饰物，象征新的生活；借是指可向任何人借东西回来，据说从富裕亲友借来金或银放在鞋内，象征带来财运；蓝是指新娘的一些小饰物或花束用蓝色，意味着新娘的纯洁及贞洁。而在进行婚礼时，西方
亦有大量的习俗。比如，在结婚时新娘总要带着一方手帕，西方人认为白手帕象征好运。根据民俗说法，农夫认为新娘在磨擦婚当天所流下的泪能使天降甘露，滋润家作物。后来，新娘在新婚汉天流泪，就变成她将有幸福婚姻的好兆头。而在婚礼典礼时，新娘总是站在新郎的左边，据说，古时候，盎格鲁撒克逊的新郎必须保护新娘子免得被别人抢走。在结婚典礼时，新郎让新娘站在自己左边，一旦情敌出现，就可以立即挥出配带于右边的剑，吓退敌人。在进行结婚晚宴时，要特别定制结婚蛋糕，根据历史记载，自罗马时代开始，婚礼结束时，人们会在新娘头上折断一条面包的材料----小麦象征生育能力，面包屑则代表着幸运。新人必须以糖霜，就形成今天的结婚蛋糕了。由此可见，西方的婚俗并不比中方简洁。
其次是在服装方面。在进行婚礼不只是有仪式习俗需要遵守，在穿着方面也有讲究。中国传统婚礼进行时新郎和新娘具着红色的礼服，象征的吉祥如意，预示在结婚后日子红红火火。而西方的新娘则穿白色的礼服。自罗马时代开始，白色象征欢庆。1850年到1900年之间，白色亦是富贵的象征。到了本世纪初，白色所代表的纯洁意义更远超其他。西方认为白色与童贞有关。古罗马的新娘穿着白色的婚纱，蒙着鲜橙黄色的面纱，象征着激情的火焰。在西方的天主教传统里，白色代表着快乐；其他一些地区，白色在他们的婚礼和葬礼里指示各种各样的通路典礼和意义。例如，在安达曼群岛（Andaman Islanders），白色代表一种地位的变化。“传统”的白色结婚礼服，在早期是贵族的特权。在多利亚女王时代，大多数的新娘只能穿传统的国家服装，只有上层阶级才能穿代表权力和身份的白色婚纱。一直到近代，贵族阶级的特权消失以后，白色的婚纱才成为普通新娘的礼服。而相对于西方白色婚纱的历史，中国婚礼中的大红色的凤袍的历史则较简单。龙凤在中国的神话中有着重要的地位。龙主阳凤主阴，而阳则代表男子，阴就表示女子。因此新娘就用凤表示。所以在红色的礼服上绣着凤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还有就是在一些小的习惯上面，中西方的婚俗有相似的地方。例如，中国古代有抛绣球迎亲的习俗；而西方的新郎新娘在教堂举行婚礼后，会把手中的鲜花抛向空中，如果有人接到的话就预示着他将很快结婚。
中西方在婚俗上面有以上种种的差异，这和中西方人在思想思维的差异有直接的联系。中国人比较保守，喜欢热闹，思维较古板，所以在中国历史几千年的时间里整个婚礼的习俗并没有多大的变化。直到近代西方的文化传入以后，中国的传统文化才开始向西方转化，但在很大的程度上任有中国传统婚俗的礼仪。而中国人爱热闹的性格在中国传统婚礼中可以得到充分的体现。除了中西方都有的结婚晚宴以外，在中国的传统婚俗中，还有一个为新娘饯行的结婚午宴。其次在婚宴结束以后，新人的亲朋好友会去新房中闹洞房。认为在新房中越热闹，新人在婚后的生活越幸福。因此闹新房的成员们无不用所其极，用种种方法刁难新郎新娘。西方人的思想则比较开放，对于婚礼的要求也比较低，他们婚礼的高潮则是在教堂中：随着神圣的《婚礼进行曲》步入鲜红的地毯，娇美的新娘手挽着父亲捧玫瑰慢慢向新郎走去，新娘的父亲将女儿的手放在新郎的手上，将女儿的一生托付给你，所有人的目光注视着这对新人，幸福洋溢在他们的脸上。她是今天最美的新娘。在神圣的教堂上空，他们的誓言在回荡，带上永结同心的婚戒，只到神父说：“你可以亲吻你的新娘了„„ 结婚是一生的盟约，你是要为之坚守一辈子的誓言。主耶稣说：上帝所配合的人便不可分开。这一生一世的爱情，因为今天而完美。”然后新郎新娘或是去晚宴地点或是去渡蜜月，并没有中国传统婚俗的种种礼节。另一个造成中西方差异的原因是中西方不同的宗教。中国是以佛教
为主，而西方则是基督教为主的。所以西方的婚礼是在教堂中举行而主婚人则是神甫。中方的传统婚俗中的最重要环节就是拜天地，拜了天地以后就算是礼成了。
西方的婚礼是属于浪漫型的,整个婚礼从开始到结束到充满了浪漫气息。新娘的礼服一般为白色,新郎是黑色的礼服,使整个婚礼显的庄重严肃.到教堂去举行结婚仪式是整个婚礼最重要的环节.首先,随着婚礼进行曲的节奏,新娘挽她的父亲的手走到新郎面前,由她的父亲将她亲手交到新郎手中.牧师会要求新郎新娘对对方作出一辈子的承诺,这也是整个婚礼的高潮.然后他们会在牧师和众人的祝福下,交换结婚戒指并亲吻对方。而新娘手中的花球也不是一般的装饰用品.在婚礼结束时,新娘就会抛给到场的女宾客,如果谁接到花球,谁就是下一个结婚的人,这就使整个婚礼在欢声笑语中结束了。
中国的婚礼就不同于西方,整个婚礼的主色调是红色,这也是中国的传统的代表喜气的颜色。这也就使婚礼变的喜气洋洋.在传统婚礼中,新娘一般穿着红色罗衣,头戴凤冠,上面还有一块红色丝巾.而新郎就穿着红色的长衫马褂,头戴红色大沿帽。新娘乘着大红花轿在后,新郎骑着马在前,随着红娘和迎亲队伍到新郎家中拜堂.双方家长坐在上堂,而新郎新娘在下堂成婚.整个婚礼由司仪主持,在他的指挥下,新郎新娘一拜天地,下拜高堂,然后夫妻对拜,送入洞房.闹洞房是婚礼的高潮,新娘先回洞房等待新郎,而新郎就在外招待客人,酒足饭饱后,新郎在一大堆人的簇拥下来到洞房.众人就开始闹洞房了,新郎新娘在大家的起哄下做各种游戏„„这样整个婚礼就在一片笑声中结束了。
第五篇：近代西方与中国的妇女运动
近代西方与中国的妇女运动
特别的尊重，随着生产力发展和私有制的出现，父系氏族社会开始确立了男子的统治地位，妇女也沦为家庭和社会的奴隶，这种不公平的社会现象一直贯穿于男权统治的阶级社会中。直到资本主义时代，妇女沦为奴隶的历史终于发生了死水微谰的波动，女性独立意识开始觉醒，妇女运动也首先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兴起，随之激起全世界妇女解放运动的浪潮。中国进入近代以来，由于国际环境和国内自身因素的作用，妇女运动也经历了产生与发展、高涨、成熟、低谷等几个重要阶段。对比中西方的妇女运动史，我们不难从中发现两者在女权思想形成、妇女运动方式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首先，女权思想产生的时间与背景不同。
西方男女平等理论是近代人权思想的一部分，萌芽于文艺复兴时期；到十七世纪，法国哲学家浦兰·德·拉巴尔的《论两性平等》就明确提出了“性别平等”的主张；1791年，法国妇女领袖奥比伦·德·古日针对《人权宣言》发表了一篇《女权宣言》，标志着女权思想的产生。1792年，英国的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又写了《为女权一辩》的文章，把男女平权与人类的文明和进步联系起来，使女权思想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后来法国思想家孔多塞又以男女平权理论使之系统和成熟。到十九世纪，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者及无政府主义者和自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继续丰富和发展男女平权思想，最终形成女权主义理论，成为妇女解放运动的武器。应该指出的是，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形成过程并非仅仅局限在理论探讨的范围内，它的萌芽、出现、发展和最终形成也伴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进行，因此，在实际的斗争中，西方妇女运动的开始要早于其理论的正式形成。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不久，女权运动就开始了，资产阶级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使西方妇女更加无法忍受现实中的两性差别，开始以种种方式争取与男子相同的政治、法律地位，诸如受教育、财产、就业、离婚等方面的权利，还对传统的大男子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从而动摇了父权制的根基。同时，社会经济的变革又使得大批妇女逐渐走出家庭，进入一向被男子所独占的公共领域，她们通过参与全民族的公共生活，开阔了视野，表现出了不亚于男子的能力，在此基础上，她们对女性所存在的价值和本身所具有的自然潜质而进行科学的发掘和反思，从而发现了女性自身被压抑了多年的自然潜质，为此，她们不必再为自己天生低人一等而依附于男子，她们认识到完全可以从自身潜质出发，而不是从男性的尺度出发，充分利用自己的性别优势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封建社会长达数千年的中国，手封建思想毒害最深，在儒家思想统治下，女性受压迫的程度最深，时间也最长，三纲五常、“女子无才便是德”，还有对缠足的畸形审美观都长期禁锢和束缚了女性的健康发展。在这种环境下，中国女性屈辱卑贱地生活了数千年，到明清时期，终于有个别进步思想家提出了具有男女平等思想萌芽性质的观点。直到近代，中国才产生了相对成熟、完善的女权思想。甲午战败的空前屈辱和急迫而来的民族危机，直接刺激着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维新志士，强化了他们救亡图存的紧迫感，他们在政治上进行中西对比，要求变法维新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妇女解放，并以“禁缠足”、“兴女学”这两个关系妇女身体解放和精神解放的问题为突破口，揭开了近代中国妇女运动的序幕。到二十世纪初，妇女思想发生了重大飞跃，促成这种飞跃的是西方的女权说，输入这种女权说的，是那些受到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影响的留学生，他们不仅自己直接接触并接受西方女权学说，还向国内大量介绍和翻译这些学说。1902年，马君武翻译出版英国哲学家兼社会学家斯宾塞的《女权篇》，这是中国第一本关于西方女权思想的译著；紧接着《达尔文物竞篇》、《女人压制论》、《女权宣言书》这些力主男女平权的书籍都被陆续翻译介绍给国人，引起了广泛关注，《女子世界》杂志形象地描述到道；“约翰·弥勒，斯宾塞尔‘天赋人权’，‘男女平等’之学说，既风驰云涌于欧西，今乃挟其潮流，经太平洋汩汩而来。西方新空气行将渗漏于我女子世界，灌溉自由苗，培泽爱之花。”〔1〕1903年金一以西方女权为借鉴，著成《女界钟》一书，这是中国第一部提倡女权的妇女专著，直接受弥勒、斯宾塞等人的思想启蒙而作，却遭到清政府的查禁，以致知之者甚少，但是它仍然在思想界进步人士中间引起反响。柳亚子在《女界钟·后叙》中认为，“金君此钟，乃应时而响。”并断言：“不十年后，吾知若安玛利侬、苏菲亚、韦拉之徒，必接踵于中国无可疑也。”〔2〕事实上，也正如柳氏所料，金一的女权思想被后起的先进妇女所承继，提出了更成熟更系统的女权理论，并在几年之后就出现了秋瑾、何香凝、唐群英等妇女革命活动家。同时资产阶级内部具有女权思想的人士还围绕兴女权而办报刊、发文章、著书立说，其中，丁初我主编的《女子世界》、陈以意主编的《神州女报》、沈敦和主编的《天足会报》等最具影响，在他们的大力鼓吹下，使戊戌以来的女权思想日益趋向成熟。
其次，妇女运动的内容不同，这又表现在妇女运动的参加者和争取的权利不同，以及运动的结果不同。
西方妇女运动最初是无产阶级妇女争取参与社会劳动的权利，以获得维护生存的经济收入，由于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广泛运用高科技，使生产水平达到空前的高度。高科技的运用使劳作简单化，客观上为妇女提供了走出家门，走向社会，重新回到公共劳动中去的社会条件，也使妇女的这一要求有了可能实现的机会，而资本家为了获得高额利润，也确实雇佣了大批妇女。而这一权利的实现伴随的却是男女同工不同酬的不平等待遇，为此，她们进一步要求争取政治、法律等方面的平等权利，以保证妇女的劳动在法律上的平等权利，消除男女同工不同酬、女子升学、就业难等不平等事实，同时，女子也开始争取参政的权力，1878年法国成立了“万国妇女参政会”；1902年，美国成立了“万国妇女参政同盟”；1903年，英国出现了“战斗的参政派”；到十九世纪中期至二十世纪初期，西方妇女运动史上出现了所谓的“第一次浪潮”（The First Wave），或者“妇女普选运动”，这是在承认现有政治、法律体制的前提下寻求法律保护，争取妇女享有参政权、受教育权，争取与男子同等政治法律权利的运动。这次运动对社会经济体制、婚姻和家庭发动了一系列抨击，斗争矛头指向那些将妇女排斥在受教育权、就业权、参政权以及其他权利之外的资本主义国家法律。十九世纪时西方各国大多都进行了民主化改革，中心是扩大选举权，各国通过不同的途径，基本实现了成年男子的普选权。美国在南北战争后，男性黑奴也获得了选举权，与之相对应的是妇女选举权成为女权运动的中心问题。1832年在英选举改革法案中，妇女未能获得选举权，其后多次提出给予妇女选举权的提案，均未获通过，直到1908年，男女平等选举权的提案才获得通过。美国从1890年开始，女权运动全力组织妇女参加争取参政权的斗争，直到1919年终于获得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妇女承担起国内大量原来由男子承担的工作，其突出表现赢得了社会的尊重，在战争结束后的十余年间，欧美不少国家的妇女获得了法律上的某种独立和人格平等，如遗嘱、财产、婚姻、监护、诉讼、接受高等教育等方面的权利。大部分西方国家先后立法赋予了妇女选举权，妇女普选运动胜利结束。由此我们不难发现，最早期的西方妇女运动首先是由无产阶级妇女争取经济上的地位开始的，随后也有一部分资产阶级妇女加入并逐步开始要求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中的权利。西方的妇女解放运动是在资本主义经济长期发展、经历了整个社会的思想启蒙之后自发产生的，它是当时西方社会发展的自然产物。
中国近代的妇女运动产生于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化日益严重、民族危机、民族矛盾空前尖锐时期，最早发端于戊戌维新时期。在此期间，男子扮演了启蒙的角色，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康有为、梁启超从挽救民族危亡、强国保种的时代主题的高度率先提出了“不缠足”“兴女学”的口号，康有为强烈反对缠足这种封建社会的恶习陋俗，指出其危害之要者有五；其一，以国之政法论，则滥无辜之非刑；其二，以家之慈恩论，则伤父母之仁爱；其三，以人之卫生论，则折骨无用之致疾；其四，以兵之竞强论，则弱种展转之谬传；其五，以俗之美观论，则野蛮贻诮于邦国。〔3〕1895年，康有为在广州成立了“粤中不缠足会”，由其两个女儿康同薇、康同璧率先放足，现身说法，起到了先驱先导的作用，与此同时，梁启超等人于上海成立不缠足会，接着广东、湖南、福建、江苏、天津纷纷出现“天足会”等团体，至辛亥革命前夕，不缠足运动从通都大邑波及到重镇乡村，由个别人物的倡导发展成为一个广大妇女、包括部分绅商官吏参加的社会性活动。当时京城内外及城镇乡村都贴满了劝戒缠足的通告，在广州“放足者十有八、九”，〔4〕“闽粤缙绅之家，妇女不缠足者十已七、八”，〔5〕，山东的潍县“放足者不下千人”。不缠足是对夫权的否定，是妇女觉醒的表现，是她们谋求自身解放所迈出的第一步。
“兴女学”是维新派另一项有重要意义的措施。近代东渐的资本主义势力和西方科学文化，猛烈冲击了中国封建的经济和意识形态结构，一批刚刚“睁眼看世界”的士大夫们开始摆脱自我中心的文化意识，把中国同西方、印度、日本等多元化了的文明进行横向比较后认为，中国之“积困”、“错愚”的缘由是民众科学知识缺乏，与“女子无学”的社会状况有直接联系。因此，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呼吁清廷，“通饬各省，广立私塾，使女子皆入私塾读书”，则中国“利兴弊区，强盛有期”〔6〕这种进步言论为近代妇女科学文化教育的兴起作了舆论准备。在民族灾难深重、民族矛盾尖锐的情况下，康、梁等维新志士根据西方天赋人权、男女平等的思想将中国妇女同西方妇女进行比较，认为中国女性的才智不亚于西方女子，只是由于千百年来封建统治者对待她们“宁惟不业不教而已，且又戕其支体，堵其耳目，黜其聪慧，绝其学业”，以致“闺阃以外，礼乐刑政，食货兵农诸事罕得闻焉”。〔8〕1898年6月，维新派人士经元善在上海创建了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上海桂墅里女学校，亦称“经正女学”，后定名为“中国女学堂”。该校在教学组织形式、教学方法、学校管理等方面都具有近代资产阶级教育的色彩，是近代中国女学的开端。整个二十世纪初期，创办女子学堂，加强女子科技教育被作为救亡图存的基础，引起了全社会的极大关注，连清政府也不得不把它纳入教育计划。此后，女子学堂和女子师范学堂在各地纷纷设立，除教会女学外，1960年全国有女学生306名，1907年为1853名，1908年为2679名，1909年为12164名。学校类型由小学、初等师范发展到中学、职业学校和高等师范；办学形式由官立、私立发展到公立、官立和私立并存；开课课程有以“相夫教子”为主的传统女工、闺训、礼教扩展到以师范教习为主的教育、音乐、图画，及以掌握技艺为主的算学、地理、格致等近代科学知识内容。〔9〕“女子无学”的传统教育格局已被彻底打破。
但是，这些行动都是由男性领导的，而女权思想只要为妇女所掌握，成为妇女自己的思想武器时，才会体现出它的价值。辛亥前十年间，妇女界掀起一个传播女权思想的热潮，在女权思想史上占有显著位置，他们通过自办女报，组织妇女团体等活动来鼓吹女权。据统计，1898至1919年，妇女所办的报刊，全国约有40种，大多集中于上海、北京和长江中下游一带，以及日本的东京。此外，她们还积极与男性一起进行办报刊、兴女学、戒缠足等活动，其声势浩大，最终使女权思想的鼓动达到民国初期以前的最高峰。同时，伴随着女子出国留学热潮的兴起，一批巾帼女杰脱颖而出，她们开始筹办报章杂志，著书立说，据统计，从1902到1912的十年间，全国各地陆续创办的各种妇女报刊共约43种。〔10〕同时，妇女们还广结团体，1903年在拒俄运动的呼声中，中国最早的妇女团体——共爱会宣告成立，接着，在全国各地，不同形式和内容的女子团体纷纷出现。
辛亥革命推翻了禁锢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激起了中国近代妇女参政运动的发生，“欲弭社会革命之惨剧，必先求社会之平等；欲求社会之平等，必先求男女之平权；欲求男女之平权，非先与女子以参政权不可。”〔11〕1911年11月，由留日女学生同盟会员林宗素等人在上海发起组织的“女子参政同志会”，是中国最早的妇女参政团体，其宗旨是“普及女子之政治学识，养成女子之政治能力，期得国民完全参政权”，〔12〕并开办了参政研究所和上海女子政法讲习所，以培养妇女的参政能力。
这里应该指出的是，虽然近代中国掀起了妇女运动的热潮，但就当时整个妇女界的实际情况而言，占妇女绝大多数的农村妇女，由于闭塞的环境和自身文化素质的低下，她们依然苦苦挣扎在“四条绳索”的捆绑之下，对变化了的外部世界茫然不觉，变革之风即使在个别地方稍有波及，也是“倡之者一，笑之者百”，个别农妇即使参加了一些抢米风潮或抗捐抗税的斗争，也多是盲目而自发的，事实上，男耕女织、养儿育女的小农经济依然是她们基本的生活方式，就刚刚加入产业队伍的女工来说，不仅人数少，而且她们走向社会的直接动因也主要是由于生计所迫，虽然沿海地区的丝厂和纱厂的女工也进行了一些罢工斗争，但斗争的目标都是为了增加工资的经济斗争，至于自身的解放，她们无暇顾及，也无力顾及。因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中国近代的妇女运动首先是由男性发起，然后被一批接受过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洗礼的进步女性继承并传播，也正是这部分知识女性在整个妇女运动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示范和推动作用，也正是由于近代知识女性这样一个特殊群体的存在和参加，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才能一改由男性倡导、领导的被动性，使妇女解放运动进入到自觉自救阶段，并从家庭拓展到社会，且更具有楷模、榜样作用。
从妇女运动的结果上来看，西方近代妇女运动在最初争取参与社会劳动的斗争后，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经济独立，随之又取得了妇女普选运动的胜利，可以说是成果显著，但尽管如此，她们仍远未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性别平等，妇女整体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没有质的改变，“三多一少”现象仍很严重，即贫困者多、文盲者多、失业者多、劳动报酬少。〔14〕妇女参政的渠道由于许多复杂原因还不通畅，政治体制和政治传统中大男子主义倾向严重，以及带有性别歧视的机制和社会态度，造成了妇女缺乏公平竞争的机会。究其根本原因，还是作为其母体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制。
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在戊戌维新时期围绕“禁缠足”和“兴女学”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并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达到了高潮。到1912年8月11日，袁世凯公布参政两院选举法时，规定“中华民国国籍之男子”始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公然剥夺了女子的正当权利，致使女子参政运动的热浪烟消云散，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伴随着辛亥革命的失败而转入低潮。但这场运动无论是对中国的革命运动，还是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思想的解放，都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三，中国近代妇女运动不同于西方而独具的特点，这又可以表现在三个方面，即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始终和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政治斗争紧密相连；非女性化特征突出；从批判封建家庭伦理的角度探讨妇女解放。中国妇女运动发端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晚清时期，是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戊戌时期的维新派妇女首次提出“天下兴亡，匹妇亦有责焉”〔15〕的口号，此后，这一口号一直是对妇女进行思想启蒙的最有力武器，先进女性无不把国家兴亡视为妇女解放的基本前提。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出“禁缠足”、“兴女学”也是为了强国保种、挽救民族与危亡中，而这两项重要措施不仅揭开了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序幕，而且还直接影响到二十世纪初兴起的资产阶级女权运动，甚至影响着中国妇女运动的全部历程，这就使中国近代的妇女运动呈现出了强烈的社会革命色彩。当国内反帝反封建斗争日益高涨时，妇女运动也随之高涨，而当辛亥革命失败后，妇女运动也随之陷入沉寂，显然这是近代中国具体国情的产物，但同时也反映了中国近代妇女运动时刻与爱国救亡运动紧密相连，妇女运动的前途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相比之下，西方妇女运动仅仅局限于妇女自身。
妇女运动的主体是妇女，而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却呈现出鲜明的非女性化倾向。一方面，男性思想家和革命家是近代中国妇女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戊戌时期最早的“不缠足会”就是由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创办的，女学堂也主要是由男子筹办、管理，辛亥革命前后翻译、出版的一系列关于妇女问题的专著也大都是由男性思想家、革命家进行的；另一方面，走向社会的先进妇女们仍然以获得男性那样的权利地位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中国的妇女是在男性思想家的启蒙下走上政治舞台的，她们认同了男性思想家的观点，一开始就把斗争的矛头顺理成章地对准了旧的社会制度，并且还把在父权制下一直处于优势地位的男子当作理想的化身。她们希望挣脱封建的枷锁，做一个像男子那样生活的人，这就使近代的妇女运动从一开始就显露出了男性特色，也因此而产生了所谓的“拟男主义时期”，〔16〕即一些妇女领袖在宣传妇女解放思想时，扮演的其实是一种模拟男性的角色。她们近乎盲目地模仿男子的动作、行为，甚至是有悖于道德，以发泄对不平等现象的强烈不满。因此，有人形容道：“她们从服装到行动到谈吐，没有一件不是效法男性。服装简朴的地方，行动矫捷的地方，谈吐豪放的地方，固然十分令人敬佩；可是她们因学男性学得太厉害，连男性的坏习惯也通通学来。譬如衣服是乱七八糟，不修边幅；谈吐是粗里粗气，开口骂人；行为是奇离古怪，吃花酒，进妓院，都来。〔17〕这形象地表明，当时先进妇女的行为虽然看似是对男性的抗争，实质上却依旧是对男性价值标准的默认与屈从。
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家庭伦理渗透了浓厚的封建主义的毒素，已经不只是协调人伦关系的道德规范，一定程度上成为确定尊贵卑贱的思想枷锁，因而打破旧的家庭伦理的束缚。也就成为妇女解放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也是由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中国妇女对封建宗法制度和封建伦理道德的压迫的认识，首先是来自她们自身对封建婚姻家庭生活的痛苦感受。所以要动员妇女起来革命，批判旧的家庭伦理道德则是一个突破口。因此，无论是戊戌时的维新派还是辛亥时期的革命派，他们无一不对传统的三纲五常进行抨击，主张重铸家庭伦理以期达到男女平等。
傅立叶曾有过这样一段精辟论述，“某一历史时代的发展总是可以由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因为在女人和男人、女性和男性的关系中，最鲜明不过表现为人性对兽性的胜利。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18〕这就是说，女性的社会地位是衡量社会文明水平的标准。无论是在近代西方还是中国，妇女通过各种运动方式能争取到一定的权利，都是破除封建专制的结果，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我们比较中西近代妇女运动的差异，希望能对今天的妇女地位的进一步改善提供有益的借鉴。注释；
〔1〕《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931页
〔2〕《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840—1918），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版，第186-189页
〔3〕小野和子著，高大伦、范勇编译，《中国女性史1851-1958》第35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4〕《记杭州放足会》，《浙江潮》第2期，转引自王美秀《西学东渐影响下的中国近代妇女运动》，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
〔5〕《澄海县禁缠足约示》，《万国公报》光绪34年4月号，王美秀《西学东渐影响下的中国近代妇女运动》，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
〔6〕郑观应《盛世危言》，卷十三
〔7〕《女报》1909年，转引自孙兰英《近代科学文化教育是中国女权运动推动力》，载于《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年第9期
〔8〕《时报》1912年2月7日，转引自孙兰英《近代科学文化教育是中国女权运动推动力》，载于《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年第9期 〔9〕孙兰英，《近代科学文化教育是中国女权运动推动力》，载于《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年第9期
〔10〕《上海妇女运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8页 〔11〕陈东源，《中国妇女生活史》，上海书店1937年第360页 〔12〕《女子参政同盟会草章》，《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910页 〔13〕许孚《潮州饶平县隆都前溪乡女学堂记》，《女学报》第2期，1898年8月3日，转引自畅引婷《中国近代知识女性与妇女解放》，载于《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14〕刘爱华《欧美女权运动的历史和现实》，载于《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15〕梁启超《劝兴女学启》，《女学报》第四期，转引自吕美颐《论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对社会变迁的推动作用》，载于《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
〔16〕〔17〕刘亚玫《论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特点及其历史启示》，载于《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5期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249-250页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