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侠义精神与西方骑士精神的比较

第一篇：中国侠义精神与西方骑士精神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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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中国木结构建筑与西方木结构建筑比较

中国木结构建筑形成与西方木结构比较

摘要：中国古代木结构形成的原因包括取材方便、适应性强、有较强的抗震能力、施工速度快、便于修缮、搬迁和与夯土技术的接合等。本文对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的特点作了简要阐述，并且从中国古典思想上分析了木结构形成的深层原因。古代西方木结构在居住建筑上一直有着广泛的应用，与砖石结构建筑并行发展。由于砖石结构的教堂等公共建筑一直是西方建筑的主流，因此与砖石结构建筑相比，木结构建筑一直处于次席的位置。最后对比中西方古建筑选材，得出结论，不同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产生不同的价值观念，由此产生不同的建筑态度、不同的对技术方案选择的标准。

关键词：中国木结构建筑 西方木结构建筑 砖石 材料 框架结构 人本思想

一、中国木结构建筑的形成

对中国建筑文化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建筑文化像中国那样热衷于土木结构，从史前穴居、巢居到清代的大木作、小木作，中国的建筑文化一直以土木及其结构技术为主旋律，从未大力发展砖石建筑，致使砖石建筑始终处在支流地位。木建筑如此长期、广泛地被作为一种主流建筑类型加以使用，必然有其内在优势。这些优势大致是：

1、取材方便

在古代，我国分布着大面积的森林，包括黄河流域也是林木森郁的地区。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因材致用是我国一个优良的传统。在古代中国大部分地区，森林面积很广，木料比砖石更容易获取，可迅速而经济地解决材料的供应问题，加之木材易于加工，利用石器即可以完成砍伐、开料、平整、作榫卯等工序。随着青铜工具以及后来的铁质斧、斤、锯、凿、钻、刨等工具的使用，木结构的技术水平得到迅速提高，并由此形成我国独特的、成熟的建筑技术和艺术体系。

2、适应性强

木架建筑是由柱、梁、檩、枋等构件形成框架来承受屋面、楼面的荷载以及风力、地震力的，墙并不承重，支起围蔽、分隔和稳定柱子的作业，因此民间有“墙倒屋不倒”之谚。房屋内部可较自由地分隔空间，门窗也可以任意开设。无论抬梁式或穿斗式木构件的房屋，只要在房屋高度、墙壁与屋面的材料和厚薄、窗的位置和大小等方面加以变化，就能广泛的适应各地区寒暖不同的气候。使用的灵活性大，适应性强，无论是水乡、山区、寒带、热带，都能满足使用要求。

3、有较强的抗震性能

木构架的组成采用榫卯结合，木材本身具有的柔性加上榫卯节点有一定程度的可活动性，而构架的结构所用斗栱和榫卯又都有若干伸缩余地，因此在一定限度内可减少由地震对这种构架所引起的危害，使整个木架构在消减地震力的破坏方面具备很大的潜力。

4、施工速度快

木材加工远比石料快，加上唐宋之后使用了类似今天的建筑模数制的方法，各种木构件的样式也已定型化，因此可对各种木构件同时加工，制成后再组合拼装。所以欧洲古代一些教堂往往要花上百余年才能建成，而明成祖兴建北京宫殿和十王府等大规模建筑群，从备料到竣工只有几十年。故虽然木材极易失火和损坏，但依然流传至广。

5、便于修缮、搬迁

榫卯节点有可卸性，替换某种构件或整座房屋拆卸搬迁，都比较容易做到。历史上也有宫殿、庙宇拆迁异地重建的例子，如山西永济县永乐宫，是一座有代表性的元代道观，整组建筑群已于20世纪50年代被拆卸迁移至芮城县境内。

6、夯土技术的结合

中国很早就掌握了夯土技术，利用黄土地区取之不尽的土材做夯土台基、夯土墙。夯土台基既避免了地下水经毛细作用蒸发到地表，又使木构免受雨水浸害，有效地保证了土和木的耐久性能，克服了土和木的重大缺陷，因此在很长时期里阻碍了石材和砖的大量应用。

二、中国古代木构建筑的基本特点

1、巧妙而科学的框架式结构

木结构体系是中国古代建筑在建筑结构上最重图要的一个特征。中国古代建筑主要是木构架结构，即以立柱和纵横梁枋组合成各种形式的梁架，使建筑物上部荷载均经由梁架、立柱传递至基础。

我国木构建筑的结构体系主要有穿斗式和抬梁式两种。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变体和局部利用斜杆三角形稳定架构的做法。

穿斗式（或称“串逗”式）木构架（如图0-1）的特点是：用穿枋把柱子串联起来，形成一榀榀的房架；檩条直接搁置在柱头上；在沿檩条的方向，再用斗枋把柱子串联起来。由此形成了一个

整体框架。

抬梁式木构（如图0-2）的特点是：柱头上搁置梁头，梁头上搁置檩条，梁上再用矮柱支起较短的梁，如此层叠而上，梁的总数可达3—5根。当柱头上采用斗栱时，则梁头搁置于斗栱上。

相比之下，穿斗式木构架用料小，整体性强，但柱子排列密，只有当室内空间尺度不大时（如居室、杂屋）才能使用；而抬梁式木架构可采用跨度较大的梁，以减少竹子的数量，取得室内较大的空间，所以适用于宫殿、庙宇等建筑。

墙壁只起围护、分隔的作用，而不是承担房屋重量的结构部分，所以门窗等的配置，不受墙壁承重能力的限制。这种结构，可以使房屋在不同气候条件下，满足生活和生产所提出的千变万化的功能要求。

2、特有的斗栱结构（如图0-3）形式

由框架式木结构形成了过去高级建筑才有的一种独特构件，即屋檐下的一束束“斗栱”。它是由水平放置的方形斗、生和矩形的拱以及斜置的昂组成。对屋之重载具有一定的承托作用，加强了柱子与梁、枋、檩的结合，使其木构接榫处不因过重的压力而受到损害，在物理力学上具有分力之效，同时还作为封建社会中森严等级制度的象征和重要建筑的尺度衡量标准。只是到了明清以后，由于结构简化，将梁直接放在柱上，致使斗栱的结构作用几乎完全消失，变成了几乎是纯粹的装饰品。

3、灵活安排空间布局

使简单规格的单座建筑富有不同的个性，在室内主要是依靠灵活多变的空间处理。而室内空间处理主要依靠灵活的空间分隔，即在整齐的柱网中间用板壁、帐幔和各种形式花罩、博古架等隔出大小不一的空间，这些活动构筑物便于安装、拆卸，使室内空间既能够满足屋主自己的生活习惯，又能够在特殊情况下迅速改变空间划分。

4、实行单体建筑标准化

中国建筑以木结构为主，为便于构件的制作、安装和估工算料，必然走向构件规格化，也促使设计模数化。早在春秋时的《考工记》中，就有了规格化、模数化的萌芽，至唐代已经比较成熟。到宋的《营造法式》，模数化完全定型。建筑的规格化，促使建筑风格趋于统一，也保证了各座建筑可以达到一定的艺术水平。规格化并不过于限制序列构成，所以单体建筑的规格化与群体序列的多样化可以并行不悖，作为一种空间艺术，显然这是进步的成熟现象，但后继者“遵制法祖”，则妨碍了建筑的创新。

5、单体建筑形象优美

单体建筑从整个形体到各个部分构件，利用木构架的组合、各构件的形状及材料本身的质感等进行艺术加工，达到建筑的功能、结构和艺术的统一，是中国古代建筑的卓越成就之一。

屋顶在单座建筑中占的比例很大，一般可达到立面高度的一半左右。我国古代匠师充分运用古代木结构的梁架组合形式以及木材料的特点，创造了屋顶举折和屋面起翘、出翘，再和直线巧妙地组合，形成向上微翘的飞檐，不但扩大了采光面、有利于排泄雨水，而且增添了建筑物飞动轻快的美感，所以西方人称誉中国建筑的屋顶是中国建筑的冠冕。

6、规格化与多样化统一。单体形象融于群体序列

单座建筑的规格化，到清代达到顶点，每一种的尺度、比例都有严格的规定，上自宫殿下至民居、园林，建筑的艺术效果主要依靠群体间的联系、过渡、转换从而构成丰富的空间序列来取得。就整体而言，重要建筑大都采用均衡对称的方式，以庭院为单元，沿着纵轴线与横轴线进行设计，借助于建筑群体的有机组合和烘托，使主体建筑显得格外宏伟壮丽，这也就弥补了单体建筑定型化的不足。

7、重视建筑组群平面布局

中国最早的单座房屋，随着功能提高，已不能满足各种用途需要的空间，但木结构建筑扩大空间的主要方法是加大构架尺度和增加梁架数目或增加层数，而这些都受到材料、结构技术和使用要求的限制，因此，自然的发展了单个建筑物的群体组合的形式。虽然是一些不大的简单的单座建筑物，也可以构成庞大的复杂的整体，从而满足建筑的功能和思想性、艺术性的多方面的要求。它的布局原则是内向含蓄的，多层次的，力求均衡对称。而这种布局是和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和礼教制度也是密切相关的，是尊卑、长幼、男女、主仆等封建的宗法和等级观念在住房上的体现。

8、运用色彩装饰手段

木结构建筑的梁柱框架，需要在木材表面涂漆和桐油等防腐措施，以保护木质和加固木构件用榫卯结合的关节，同时增加美观，达到实用、坚固与美观相结合的目的，由此发展成中国特有的建筑油饰、彩画。

中国建筑注重建筑构件的色彩和装饰彩绘的表现性，用色大胆、强烈，并以此标示等级与功能的差异。绚丽的色彩和彩画，首先是建筑等级和内容的表现手段。屋顶的色彩最重要，黄色是帝王所专用，民居只能用灰色陶瓦；其次是对比寓于和谐。因为基调是统一的，所以虽然许多互补色、对比色同处一座建筑中，但总的效果是和谐的；最后是艺术表现寓于内容要求。例如宫殿地位最重要，色彩也最强烈，民居最普通，色彩也最简单。

三、从中国传统思想看古代木结构建筑盛行原因

1、中国的人本主义思想与木结构

中国传统文化倡导“以人为本”，注重对人的研究，而非像西方那样执着于探索物质世界的奥秘。中国传统文化始终是把人作为主体的，从人的角度出发，以整合社会为目的，阐明人生的意义。春秋末年，百家争鸣，诸子百家中尤其是儒家，开始重视对人的研究，他们以人为中心，立足于人的伦理道德，全面地探讨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摆脱了原始宗教的桎梏，走上了“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道路。中国古代大多数思想家对宗教都缺少热情，他们所关心的是社会、人生等现实问题。

中国传统“以人为本”的思想，对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神”和“物”都具有永恒性，而“人”和“人生”却具有短暂性。因此，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没有把建筑物看成永久的纪念物。建筑如同人生一样，是有寿命的，是随着人的生命节拍而存在的，因此使用可以腐朽的木材要比使用永恒的石头更有生命意义。木材源于向上生长的树木，代表着生命，而石材的冰冷则暗示着死亡。这也不难解释为何在中国的古代建筑中，石材多用于墓室或佛塔，而住宅则多用木材。

2、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的神韵

中国古代建筑是一部“木头的史诗”，中国古代匠人将木头的价值予以充分的发挥，给木头注入了灵魂，使其充满了生命力，于是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展现出的是礼——理——情的融合统一，是典章与艺术、理性与情感、伦理与心理的统一体。中国古代建筑广泛使用木质作为原料，以木为“骨”是中国古代建筑的基本特征。正是由于以木头作为骨架，中国古代建筑集坚忍不拔与婀娜多姿于一体。所谓以木为“骨”，即中国古代建筑主要采用木柱、木梁等构成房屋的框架。屋顶与房檐的重量可通过梁架传递到立柱上，墙壁只起隔断或划分内外空间的作用，而不是承担房屋的负重。

“勾心斗角”这个成语含贬义，但它却形象地勾勒出了斗栱的组合方式。斗栱是中国独有的木结构元素，凡是抬梁式的建筑都缺少不了它。中国人讲求“方正”，在中国古代建筑中矩形构架也是一种基本的构架方式，而斗栱系统正是一种矩形的结构系统。因此，在中国人的价值判断里宁可用复杂的斗栱来取代省料的斜撑木，哪怕是耗时耗木也在所不惜。

由于中国古代建筑无论内墙、外墙，都不承担结构荷载。因此，“间”和“架”的数量可随平面大小的要求而增减，在发展上可以做到不受限制，这就带来了一种灵活性，人们可以随着使用过程改变其形态、功能，可随意拆、移、挪。于是，“间”成为了建筑的一个细胞，“间”和“间”既相隔又相通，隔是为了便于使用，通是为了不感到局促，而又不会一览无遗。这就形成了房屋“隔而不隔”的设计特色，赋予平面无限延伸的可能。

中国古代建筑的木结构体系灵活性很强，组合是其构图的基本观念。它以间为基本框架，间可以左右相连，也可以前后相接，又可以上下相叠。如果说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是一种积木游戏，那么，这种积木游戏则遵循着“三位一体”的构造原则，使建筑极具韵律感。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从来不会让建筑的“三位”（台基、屋身、屋顶）各自为政，即便是往高空发展的多层楼阁、佛塔等的屋身也仍然是一个“三位一体”的整体，有作为“屋顶”的飘檐，也有形似台基的栏杆，在立面上不断的重复，既有秩序感和统一性，又通过块面的分割，使其富有变化性。

“模数”的应用，使得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呈现出“以不变应万变”的灵活性，大大缩短了营建的时间，也正是因为这种统一的规范，使房屋的再生成为可能。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是可以“搬家”的，只需要把组成房屋的标准构建——柱、梁、枋、檩、门、窗、隔扇等拆卸下来，搬到另一个地方，重新进行装配，房屋的“搬家”即可完成。

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是具有“灵性”的建筑，以恒久的构件和几乎相似的院落，通过无限“衍生”便能演绎出无穷的变化，从而形成了中国古建群体独有的内涵。

四、西方木结构建筑

希腊早期的庙宇和其他建筑物，都是木构架的。由于木构架容易腐朽和失火，而古希腊制陶业发展早，技术高，于是就利用陶片来保护木构架。古罗马在木结构的应用中，维特鲁威描述了最早的木屋架形式：由两根相对的木料构成人字形，中间用水平的联系杆件连接。在大型的公共建筑上除了使用拱顶和穹顶之外，也使用木桁架（如图3-2）。当时的木桁架技术相当高，已经会分辩受拉构件和受压构件，并采用了相应的结点构造方法和形式。古罗马的城市居住建筑大体有两类，一类是沿袭希腊晚期的天井式独家住宅，另一类是公寓式的集合住宅，这类住宅通常采用木结构，但是极易失火。

西欧在5～10世纪建筑极不发达，在闭关自守的狭小封建领地里，古罗马的大型公共建筑和宗教建筑都不需要了，西欧在大部分地区丢失了古罗马的拱券技术后，大量的采用了木屋架。10世纪起，拱券技术从意大利北部传到西欧各地。因为木屋架太容易失火，教堂重新使用拱券技术。

在15世纪，英国对原有木桁架进行了一项很大的改革，即“托臂梁桁架”，与拱肋相结合，产生较大的跨度（如图3-7）。这时期市民的住宅和公共建筑按照北方日耳曼民族的传统，大多采用木构架，主要有梁、柱、墙龙骨以及为加强构架刚性而设的一些构件。

木制狭板教堂是斯堪迪纳维亚国家的特色。如今，还可以见到中世纪建造的这种教堂，在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这种建筑主要分布在挪威（如图3-12）。

西欧国家在这个时期的宗教建筑又重新以砖石为主。意大利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巴洛克风格。西班牙则在意大利的影响下，发展了带有伊斯兰特点的建筑。

在17世纪以法国为代表的古典主义建筑成为欧洲建筑发展的又一个主流，是法国绝对君权时期的宫廷建筑潮流。

这个时期，木结构建筑仍然在民间广为流传，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在阿尔卑斯山脉盛产森林的地区，尤其是乡村，仍然保留并发展着木结构建筑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但处于比较次要的地位。

16世纪德国中产阶级的住宅以木结构为主，英国民间木架构建筑也层出不穷。在民间，俄罗斯长久以来流行木结构建筑。由于结构技术差，跨度不大，因此把它升高，形成墩式体形，再做成攒尖式的顶子，称为“帐篷顶”。民间建筑在这个时候对宫廷建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产生了充满向上动势的“帐篷顶”教堂形式（如图3-22）。

18世纪下半叶，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产生了新的建筑技术和建筑材料。19世纪上半叶，欧洲各主要国家都经历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开始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大型的公共建筑主要体现了罗马复兴、希腊复兴以及哥特复兴的风格，都以砖石结构为主。

欧洲北部的城镇发展较晚。在工业化时代，芬兰的城镇地区的建设才开始，在19世纪基本完成的。在这个森林资源丰富的地区，木材成为重要的建筑材料。在建筑形式上，受俄罗斯古典主义影响较深。

中国古代从上古时的居住建筑到封建社会的平民住宅都基本采用土木结构，同时代表古代建筑最高成就的封建帝王的宫殿及坛庙、宗教建筑的寺观等亦采用木结构建筑。这与西方古代建筑史有着显著的差别。西方古代建筑历史中，大量的是砖石结构的神庙、教堂、宫廷及皇家的公共性建筑，居住建筑只占有很少的一部分。因此西方建筑史的主线是以砖石结构为主的宗教建筑，但在民间以木结构为主的居住建筑一直没有间断过，成为与砖石结构建筑并行发展的另一条线索。

五、中西方木结构建筑比较

世界上所有已经发展成熟的建筑形式或者建筑体系，包括属于东方建筑的印度建筑和回教建筑在内，在现代建筑未产生之前，基本上是属于砖石结构为主的建筑系统。只有包括日本、朝鲜等邻近地区在内的中国系建筑才以木骨架结构为主。为什么中国古建筑主要发展木骨架结构而不像其他体系那样发展砖石承重墙式结构呢?中国古代是同时掌握砖石结构技术的，正如其他的建筑体系同样懂得用木头盖房屋一样。

西方的砖石结构最重要的拱券技术，是大多数砖石结构建筑的核心部分。关于“拱券”构造的发明，中国要比西方早。而“拱”的构造正是砖石结构的最主要的技术焦点。大概，中国古建筑发展木结构的体系主要原因就是在技术上突破了木结构不足以构成重大建筑物要求的局限，在设计思想上确认这种建筑结构形式是最合理和最完善的形式。

纯粹从建筑技术观点而论，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中国式的木框架结构为主的混合构造所取得的效果是较为低劣的。“木”结构的优点正是“石”结构的缺点，“石”结构的优点也正是“木”结构的缺点，但是总的来说，木结构形式的建筑在节约材料、劳动力和施工时间方面，比起石头建筑就优越得多了。在达到同一要求和效果的前提下，中国建筑是世界上最节省的建筑，也就是说，是最经济的技术方案。尤其在施工时间上，同时代的、同规模的中国建筑比西方建筑不知快了多少倍。

中国的历史和西方的历史有一个显著不同的地方，就是中国任何时候都没有发生过神权凌驾于一切的时代。一本西方的建筑史其实就是一本神庙和教堂的建筑史，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这个问题似乎是中国建筑的发展和西方建筑的发展有原则性分别的基本原因。这个问题涉及古代一个民族对建筑的基本观念要求，一个以“人”为中心，一个以“神”为中心，也就是所谓的“人本”、“神本”、“物本”的文化概念。“神”和“物”都是永恒的，“人”却是“暂时”的，在不同的价值观念下自然产生不同的选择态度和方法。在整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人坚持木结构的建筑原则与此有很大的关系。

也许只有从文化差异上才能找到真正左右中西方建筑在取材方面出现差异的根本原因，敦煌、龙门、云冈等石窟因为是宗教建筑，它来源于印度，虽然在形式上和西方建筑的神庙和教堂不一样，但是在性质和内容上就完全相同．它们都是经年累月长期地积累而建成的，因为这种行动完全是基于一种对宗教的热情，人们就乐于长期地去和石头打交道。事实上只有宗教的力量才可以驱使人们去完成那些精巧的石头的艺术巨构。不同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产生不同的价值观念，由此产生不同的建筑态度、不同的对技术方案选择的标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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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西方爱情诗与中国爱情诗的比较

西方愛情詩與中國愛情詩的比較

中國詩歌源遠流長，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記錄了中國遠古時代的詩歌特點；古詩十九首開文人詩歌的先河；魏晉六朝詩歌奠定了中國是個的基礎，唐詩集集大成而放義彩；現代詩另闢蹊徑，開新詩之先河。中國詩歌在長久的流傳中不但數量眾多而且大放異彩，成為中國文化的寶藏。西方詩歌也有著長久的歷史，追溯到《荷馬史詩》應算是西方最早的詩歌了吧；中世紀英雄史詩為西方詩歌描上來玩濃墨重彩的一筆，至18、19世紀浪漫主義、現實主義的興起，更是為西方詩歌帶來了一次繁盛。朱光潛先生認為，中西方詩歌在情趣方面有些多異同，比如人倫，自然，宗教哲學等。現在就從人倫方面略談一二。

朱光潛先生在《試論》中認為“西方關於人倫的詩中大多以愛情為中心，而中國愛情雖多，但並未讓愛情將其他人倫抹去。朋友的交情和君臣的恩惠在西方詩歌中不甚重要，而在中國詩中則幾乎與愛情詩占同等位置。”那麼就拿中西方都和多數量的愛情詩來說吧。中西方愛情詩的源頭都是很長遠的，如中國早在《詩經》中便有許多關於愛情的作品，如《關雎》、《子矜》等篇章；而在西方，騎士制度中騎士對貴婦追求的典雅愛情，而反應這些愛情的如“小夜曲”“破曉歌”等騎士抒情詩是近代歐洲愛情詩的先驅。同樣多的愛情詩中中西雙方所表達的方式卻是不盡相同的。

首先是在內容方面，西方愛情詩多寫戀愛追求心儀之人的心情，如裴多菲的詩“我願意是樹，如果你是樹上的花；我願意是花如果你是露水······”這些詩直接表達男子的女子的追求面對她們的愛。而中國詩歌中卻較少這方面的作品，雖然也有《關雎》、《靜女》等表達了男子對戀人的追求和等待的焦急心情，但中國愛情詩中較為有名的多是反映夫妻生活的或是悼亡詩。如《詩經·衛風·氓。》而最為出名的就是悼亡詩，如潘嶽的《悼亡詩》如蘇軾的《江城子》等，所以西方的愛情詩多明快清朗而中國的愛情詩卻多幽怨苦痛。

其次由於內容的不同，中西方愛情詩的語言也有各自的特點。西方愛情詩血多熱烈而富有激情，如普希金的《願望之火》中寫道“愿望之火在血液中燃燒/我的灵魂已为你刺伤/吻我吧/你的亲吻比美酒和香脂更甜更香/当欢乐的一天逝去/走来了夜晚的暗影/把你温柔的头靠在我的怀里吧/让我也能够睡得安静。”直白顯露，直接表達自己的心情和願望感情，應該屬於王國維《人間詞話》中“隔”與“不隔”中“不隔”的範疇。而中國的愛情詩在語言上卻是有著朦朧而隱晦的特點，多善用比喻、象徵都手法，如《詩經》中的《木瓜》一章就通過贈送貴重的禮物來表達“永以為好也”的願望，就算是現代詩也多如此，如舒婷的《致橡樹》也是用橡樹為象徵，總是旁敲側擊，為從正面入手，及至l李商隱的《無題》就更是意象眾多，朦朧的如霧裡看花了。所以中國愛情詩很少有像西方愛情詩那種用呐喊的方式表達感情的。

中西方愛情詩的不同多是由其歷史淵源的，西方的騎士制度抬升的女子的地位，西方的文化制度下頁較注重個人感情的抒發；而中國儒家制度下，女子的地位及其低下，只作為男人的附屬品出現，而于愛情方面多是內斂的。總之，中西方愛情詩雖多有不同之處，但也各有千秋，是值得互相借鑒的。

第四篇：西方民主制度与中国的民主制度之间的比较

西方民主制度与中国的民主制度之间的比较

美国大选刚刚结束，Trump战胜Hillary成为第45任总统。美国选举在中国引起一股热潮，甚至有些人说中国的关注程度可以和美国相媲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别的国家选举我们这么关注的现象？我觉得除了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国，他的政策会影响全球外，还有个原因是我们国家民主并不如欧美国家直接和广泛。“民主”一词源于希腊字“demos”，意为人民。其定义为：在一定的阶级范围内，按照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国家制度。我们都知道，最早的民主来自于希腊，当时他们的民主是直接民主，民主制度发展到现在已经逐渐完善，独裁专政的国家已经很少了。但是西方和中国的民主制度却有一些异同，两种制度各有各的优缺点，也说不上谁好谁坏。西方民主制度

现代西方民主制度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的制度是现代西方各国民主制度带共性的东西，直接体现了制度的民主性；第二个层面是指政府制度。第一层次的制度有：选举制度、代议制度、政党制度、分权制度与司法独立、军队制度。第二层次的制度有以下几种类型：议会制、总统制、半总统制。制度只是一些构件，整个制度不过像一部机器。要使制度运作起来，就需要人们不断地为这种制度注入活力。在现代西方民主制度运作过程中，形成了其特有的运行机制:参与机制、竞争机制、制衡机制、纠错机制、法律机制，所有这些构成了西方民主的框架。

从这些制度看上去也许很完美，权力并不是掌握在个人手上不管是法律还是制度的更改都要经过多人的讨论。但是这个“多人”却很令人思考，虽然公民享有选举权，但常常被金钱、媒体、黑势力、财团等所影响和操纵，从而成了“富人的游戏”、“钱袋的民主”和资本玩弄民意的过程。

在我看来这种较为直接的民主方式的优缺点很明显，优点是每个人都可以较为直接的参政，而这也是为什么国外选总统首相时，候选人都会上台做演讲，演讲关于他的政治主张以及对自己在任职期间所需要做的事的承诺。因为每个人的选票都至关重要，每个人都有种我是国家的主人的感觉；缺点是制度的过于民主导致一些文化水平较低的民众不能准确客观的认知这个政策或候选人对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利益能带来什么，他们容易受到金钱的诱惑或其他的影响而被别人所操纵。同时过于宽泛的民主可能会使中央的政策不能很快的完成，例如英国修一条高铁花了两年还没动工，因为在高铁沿线的每一个人家都要进行协商，只要有一家不同意就要等到他同意为止。所以有一些好的政策不能很快的进行执行，导致工作的效率较低。我国的民主制度

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它是以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政权；它是绝大多数人享有民主权利和对极少数敌人实行专政的统一。我们国家人民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间接的参政的，人民通过选择人大代表，人大代表通过参加人民代表大会来实现参政的。我国的制度是较为适合我国的国情的，因为我们国家是单党执政的，所以不会出现多党的混乱但是却滋生了党内的一些腐败问题。但随着舆论及媒体的发展，我相信这些问题一定会得到缓解。不过在我看来在我国中央的权力太过于集中，地方权力过于分散所导致的问题很明显，地方民众不能很好的享受自己的权力。并且地方官员并不是全部由地方选出来的，还有很多是从中央分配过来的。虽然人大代表是群众选出来的，但是民众不能正确的了解人大候选人。他们不会发表演讲或举行拉票活动，有些人甚至不知道自己选的人是谁，更不用说自己选他的理由。总结

各级人大从低到高虽然能够很好地处理好我国人口众多的问题，但却使得最底层的人民的意见被淡化。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很明显的感受到自己作为国家主人翁的形象，于是就有了开头所说的关注美国的选举情况，因为他们的不管是演讲还是电视答辩都是我们所没有的，我们为了满足自己参政的愿望开始主动关注别国的民主制度。

欧美国家率先走上民主的道路，于是他们成为了发达国家，在世界上领先别国。但是面对不同的国家要用不同的制度，我国的人代制度非常适合我国的国情。但是我觉得更应该鼓励群众参政，在选举时多进行宣传，让民众知道自己所选的人是谁？同时中央应该放权给地方，这样既可以减轻中央的工作负担更可以提高地方人民参政的积极性。所以说制度上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让民众感到自己说的话有作用这才是真正的民主。二

小岗村虽为先行者，没有富裕成功，是因为小岗村没有能实现产业升级，发展工商业，始终围绕土地打转转，在整个农业衰败的前提，不可避免于失败，虽然失败，但小岗村的失败，带有陈胜吴广式的悲壮色彩。

南街村曾经富裕，但并不成功。它富裕的原因是抓住了产业升级的机会，同时得到了超额的资金扶持，广阔的外部市场和廉价的外来劳动力，这些市场因素的存在说明了南街村集体经济的虚伪性。政治上的光环不但没有给南街村带来持续的发展动力，反而因为钱来得过于容易而失去了市场的竞争性。所以说，南街村富裕但并不成功，因为这个富裕也是靠不住的。

把中国改革进程中的两个样本，小岗村与南街村互相比较，在社会快速变革的大背景后，谁是真的英雄？市场说了算，社会发展的规律说了算。、统筹城乡发展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科学发展观之所以把统筹城乡发展放在其他诸“统筹”之首位，是因为它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能否协调发展的关键所在。中国改革发展演变到今天，已经到了这样一个转折点即农村的问题不能只在农村找出路，必须联系城市发展即城市化探索解决农村的问题；同样，城市化的问题，不能只在城市中找出路，必须联系农村的发展探讨解决途径。这就是统筹城乡发展的真谛所在。固然，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但中国把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制度化，却有明显的体制性特征。无论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重工业优先，还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过度的工业化、城市化追求，都在强化着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表现出持续强化的路径依赖特征。问题在于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当前存在着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仅仅依靠市场的力量是很难得到化解的。这就必须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统筹城乡发展。

无论中国的城市化达到多高的程度，总有相当一部分人口留在农村，而这部分农民的发展与城市化是息息相关的。在一个开放的社会，在城市化进程中决不可能存在着世外桃源般的原始农村。农村居民也在不同程度地享受着现代化的成果，即现代城市的文明。有形城市化与无形城市化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在城乡差别还相当悬殊的情况下，要加快城市化进程是相当困难的，无论是进城的农民还是当地政府，都要为城市化付出高昂的成本，更谈不上短时间内把亿万农民工转化为市民的可能性。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农民工”、“城中村”和“小产权房”，是不可逾越的“三道坎”。中国城市化的难题不在于把农民转化为农民工，而在于把农民工转化为市民。农民工与市民的差别，是一种身份的差别，要剥离附着在农民工身上的种种不平等的差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城中村”和“小产权房”，也是件不容易解决的难题。仅深圳市，“小产权房”就占住房面积的49%。城市化不是城市居民的专利，农村居民也在城市化，如果农村居民不存在城市化问题，城乡差别怎么有可能缩小呢？我们把农村城市化理解为无形城市化。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为了启动无形城市化，强化无形城市化，克服有形城市化与无形城市化之间的不协调状况，以促进中国城市化的健康发展。

六、着力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加强公共性职能是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首要条件。公共性职能是政府为包括广大农村居民在内的全社会成员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职能，政府公共职能缺位是产生城乡社会问题、造成城乡不和谐的重要原因。政府的公共性主要体现在公平公正地面对城乡广大社会成员，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在配置资源方面都要公平公正，在提供机遇方面都要公平公正，在分享成果方面都要公平公正，归根到底，在制度建设方面都要公平公正。当前，要把重点放在解决最基础的最薄弱的“三农”问题，要着重于推进现代农业的建设，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农村义务教育及合作医疗制度建设，推进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加快建立城乡基础设施共同发展机制、城乡公共服务均等供给制度、城乡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公共服务向农村拓展，社会保障向农村覆盖，向着城乡一体化方向迈进。一，加大对农村的政策支持力度，加强与农民生产和生活有关的基础设施和公共品的软件硬件供应。以往政府对农村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农田水利建设等方面，考虑的只是生产性项目，而对直接关系农民生活的水、电、交通、通讯等重视不够。事实上，由于这些建设项目的公共品特性，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为此，政府在财政投资上，必须要改变观念，即政府不能局限于只向城市居民提供这方面的服务。要想使农村走向现代化，就必须抛弃那种只管城市市政设施建设、很少考虑农村地区的思想。二，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采取政府与农民联合办理的方式，鼓励农民去参加医疗、养老、教育保险，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用于农民的农业保险，彻底解决靠天吃饭的局面，帮助农民在经济上规避天灾的风险。加强信用社，城镇银行等机构对农民的放贷力度，鼓励农民自主创业，在技术上支持，政策上扶持，政府要做好农民自主创业的“保姆”，帮助农民解决他们遇到的后顾之忧。鼓励风险投资等机构到农村投资，激活农村经济活力三，进一步开展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改革，应允许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确定并经批准为建设用地的农村集体土地进入市场，让农民分享土地增值的收益。对于有长期稳定的收益的公益性占地（高速路、机场），允许农民用农地入股；允许经批准为建设用地的农用地以租赁形式转为工商业用地。发扬经济民主，由村民自己来管好用好农村集体的这部分来自农地转为非农用途的收益，如前述的建立义务教育基金和医疗基金等。允许土地自由流通，完善农村土地市场。

四，加快农村保障体系建立的进程，让农民享受和城里人一样的社会保障体系。

五，加速城镇化进程，促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对于大部分农民工来说，在大城市定居仍是不现实的，他们往往是在积累一部分资金后，回到自己家乡附近的小城镇从事二三产业。加速中国城镇化进程、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的一个重要战略仍然是发展小城镇。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中国目前遇到的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要想解决三农问题，任重而道远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使要素实现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需求侧改革主要有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供给侧则有劳动力、土地、资本、制度创造、创新等要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供求是双方面的平衡关系，供给侧方面的改革最终也是在创造需求，是在解决需求的问题。比如，减产能、兼并重组实际上是调整供给结构，把不需要的供给减下去，同时创造市场需求。行政性垄断行业改革也是这样，放宽准入的同时就是在扩大投资。制造业的增长以及转型升级、服务业的发展，都是通过供给侧的改革来创造出新的需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用增量改革促存量调整，在增加投资过程中优化投资结构、产业结构开源疏流，在经济可持续高速增长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就是优化产权结构，国进民进、政府宏观调控与民间活力相互促进；就是优化投融资结构，促进资源整合，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就是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质量，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品质量；就是优化分配结构，实现公平分配，使消费成为生产力；就是优化流通结构，节省交易成本，提高有效经济总量；就是优化消费结构，实现消费品不断升级，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

三驾马车：从支出角度看，GDP是最终需求─投资、消费、净出口这三种需求之和，因此经济学上常把投资、消费、出口比喻为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这是对经济增长原理最生动形象的表述。“三驾马车”原意是指三匹马拉一辆车。中国古代以拉车的马匹的多少来区分地位，所谓“三驾马车”，不是说三匹马拉的车，而是说三匹马一组一辕，分前、中、后三组来拉的车。汉代以前，军队中还没有现在所谓的骑兵，而是战车，就是两马拉一车的模式。中军统帅的战车和其他不同，是三匹马来拉，也叫“三驾马车”，是统帅的标志。这是帝王等级的待遇，所以“三驾马车”这个词也就有最好的，最豪华的意思在里面 市场经济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市场规律是市场经济的无形之手，进行供给侧改革，就是要正确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按市场规律办事。国家宏观调控的目标是，稳定物价，促进就业，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实现社会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平衡。进行供给侧改革，有利于完善科学宏观调控，在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促进供给侧，也可以推动经济发展。生产决定消费，实现供给侧改革，有利于更好地发展生产，保障供给，转变生产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科学发展观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调整产业结构为突破口。

供求是双方面的平衡关系，供给侧方面的改革最终也是在创造需求，是在解决需求的问题。比如，减产能、兼并重组实际上是调整供给结构，把不需要的供给减下去，同时创造市场需求。行政性垄断行业改革也是这样，放宽准入的同时就是在扩大投资。制造业的增长以及转型升级、服务业的发展，都是通过供给侧的改革来创造出新的需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2015年以来，我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主要经济指标之间的联动性出现背离，经济增长持续下行与CPI持续低位运行，居民收入有所增加而企业利润率下降，消费上升而投资下降，等等。对照经典经济学理论，当前我国出现的这种情况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滞胀，也非标准形态的通缩。与此同时，宏观调控层面货币政策持续加大力度而效果不彰，投资拉动上急而下徐，旧经济疲态显露而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新经济生机勃勃，东北经济危机加重而一些原来缺乏优势的西部省区异军突起„„可谓是“几家欢乐几家愁”。简言之，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分化正趋于明显。为适应这种变化，在正视传统的需求管理还有一定优化提升空间的同时，迫切需要改善供给侧环境、优化供给侧机制，通过改革制度供给，大力激发微观经济主体活力，增强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新动力。

四、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的各项任务

要扎实深入有效地贯彻落实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和法治建设的各项任务。党的十八大提出法治建设的五大目标；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330多项改革任务中，大多数涉及法制改革；四中全会提出全面依法治国190多项任务，涉及法治建设的方方面面；五中全会明确要求必须“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加快建设法治经济和法治社会，把经济社会发展纳入法治轨道”。

所有这些内容，都对全面依法治国、加强法治建设、深化法制改革做出了系统全面、求真务实、可操作实施的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各个系统、部门和地方应当超越各自利益，站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立足“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和要求，不折不扣、全力以赴、攻坚克难地完成中央法制改革和法治建设的各项任务，努力实现法治小康的建设目标。

处理好改革与法治的关系

如何与时俱进地处理好改革与法治的关系？应当协调推进深化改革与法治建设，在改革进程中建设法治，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

全面依法治国要求，“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把发展改革决策同立法决策更好结合起来；立法不能回避矛盾和问题，要在矛盾的焦点上砍一刀；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中的主导作用，通过立、改、废、释和授权等立法方式，把全面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纳入法治轨道，等等。

然而，由于法律具有统一性和协调性，但改革发展的不平衡性特征，使立法在有些方面难以统一和协调；法律具有明确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但改革发展的渐进性特征，使立法在整体上难以做到准确、规范和可操作；法律具有稳定性，但改革发展措施的探索性和试验性特征，使立法不得不经常修改甚至废止；立法具有相对的滞后性和保守性，而深化改革要求立法应当具有引领性和突破性，往往使立法难以适应快速变化的改革要求。

为此，在一些旧的法律法规需要修改完善，诸多新的法律法规没有产生出台的“法律过渡期”、“规范空白期”，立法机关应当进一步解放思想，用改革思维和快捷速度为深化改革提供法治引领和保障，创新立法方式，加快立法步伐，尽快扫清各项改革措施在地方、部门、行业和基层贯彻落实中遇到的法律和政策障碍。

与此同时，各级政府要积极探索、勇于作为、主动出击，积极争取人大的授权和立法引领，而不能推诿懈怠、消极等待。凡是承担法制改革任务的地方和部门，“都要知责明责、守责尽责，各就各位、各负其责。牵头部门对经办的改革举措要全程过问、全程负责、一抓到底。”

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

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其关键点，一方面在于加快重点领域立法，坚持立、改、废、释和授权并举，通过立法充分体现和落实“五大发展”理念：

在推动创新发展方面，应当加快编纂民法典，制定环境保护税法、增值税法、资源税法、房地产税法、耕地占用税法等，修改土地管理法、专利法、著作权法等；

在推动协调发展方面，应当制定发展规划法、能源法、粮食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

在推动绿色发展方面，应当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修改水污染防治法、循环经济促进法、森林法、草原法、矿产资源法等；

在推动开放发展方面，应当制定关税法、船舶吨税法、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修改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和外资企业法等；

在推动共享发展方面，应当制定基本医疗卫生法、中医药法、农村扶贫开发法，修改职业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等。

另一方面，应统筹推进民主科学立法，不断提高立法质量。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统筹法律法规制定、修改、解释、废止以及授权、配套、清理、备案等工作；完善立法体制，健全有立法权的人大主导立法工作的体制机制，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明确立法权力边界，从体制机制和工作程序上有效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完善立法过程和立法程序，加强人大对立法工作的组织协调，健全立法起草、论证、协调、审议机制，加强立法的针对性，推进立法的精细化；努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的精准度和有效性，为良法善治提供充分完备的法律前提。

加快建成法治政府

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法治建设的五大任务，其中明确提出到2020年“法治政府基本建成”的总体目标。2015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明确了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的时间表、路线图和任务书。

基本建成法治政府，核心有四：

其一，切实把转变政府职能持续推向深入，促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继续取得新进展，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推进各级政府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

其二，在行政管理中坚守合法性底线，遵循“三个凡是”的原则：凡是能够通过社会自治、自律解决的问题，行政主体不得越俎代庖；凡是能够通过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协商等非强制手段处理的事项，行政主体不得运用行政强制权力处理；凡是没有法律法规依据，行政机关不得作出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的决定；

其三，对行政权力集中的部门和岗位实行分事行权、分岗设权、分级授权，定期轮岗，强化内部流程控制，防止权力滥用；

其四，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推行综合执法，坚持执法必严，切实做到“法立，有犯而必施；令出，唯行而不返”。

积极稳妥有序推进司法改革

目前，中国司法体制改革已经取得积极进展，群众认可度高、获得感强。但是，也应当注意司法改革实施推进过程中的一些现象和细节，以免因忽视细节而付出不必要的“学费”。

例如，对中央提出的100多项司法改革措施能否在调查研究和实践试点的基础上进行修改、调整、变更，也就是说能否“以改革的精神对待新一轮司法改革”。再如，中央对司法改革在政策制度和人财物等方面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大力支持，经过3～5年的努力各项司法改革任务完成时，中国的司法体制机制、司法公信力、司法公正性、司法廉洁度、人民群众对于司法的满意度等将是什么状况？应当对司法改革任务完成后的司法状况进行预测评估，对达成司法改革目标的标准进行量化分解和科学预测，对100多项司法改革措施之间的相互衔接、彼此匹配、整体协调状况进行精细化安排，对司法改革可能出现的短板和薄弱环节进行预判。

正因为如此，司法改革需要有组织有领导、积极稳妥、循序渐进地推进，需要法学法律界以高度负责任的科学态度和职业精神积极支持和主动参与司法改革的全过程，需要全社会和新闻界更多的理解、更多的宽容、更多的支持，需要大家形成最大共识和最强合力，共同稳妥促进司法改革顺利进行和圆满成功。

加强党对依法治国的领导

在这一方面，应该抓住哪些重点，补齐哪些短板？

首先，进一步加强全面依法治国的顶层设计。强化中央对法治建设的领导、协调、促进和监督，尽快建立健全中央层面统一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领导体制，建立国家级法治建设的高端核心智库，研究制定与“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相匹配的法治中国建设的整体发展战略和中长期规划。

其次，更加重视提升“国家法治实力”。运用法治思维、法律武器和法治手段不战而屈人之兵，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核心利益，是现代国家和社会有效治理、依法解决国际矛盾冲突的最高境界，也是大国和平崛起的最高艺术。应当更加重视国家法治实力建设，努力提升国家的法治软实力、硬实力和巧实力，充分发挥中国现代法治文明的新功能。

再次，进一步深入推进地方和区域法治建设。中国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顶层设计与地方、区域等具体实践相结合，自上而下发动与自下而上实施相结合。目前全国各个地方高度重视法治建设，努力推进依法治国举措在本地方和本区域的实践。应当在维护国家法治统一的前提下，更加重视和积极引导“地方和区域法治建设”，充分调动各个地方和区域推进法治建设的积极性，努力激发地方、部门和行业推进法治建设的内在活力，把全面依法治国战略部署变成地方、区域和基层的自觉行动。

第四，尽快制定实施“国家法治指数”。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提出，要建立科学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的重要内容，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国家法治指数，不仅是考核评价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重要尺度，也是具体落实全面依法治国各项战略部署的举措，还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应当尽快推出和实施国家法治指数，用以评价考核领导干部和各国家机关依法办事的实际状况。

第五，通过法治引领和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我们党、国家和人民的共同愿望。应当将事关人民群众公平正义的利益需求，尽可能纳入法律调整范围，转化为法律意义上的公平正义，使其具有明确性、规范性、统一性和可操作性；把社会上关于公平正义的不同认知及其诉求尽可能纳入法治轨道，通过法治方式、法治途径和法治程序保障和实现公平正义。

最后，应当进一步推进公民宪法基本权利的法律化；不断完善人权保障机制，充分发挥司法在人权保障，特别是人身安全、人格尊严和财产保障等方面的作用；不断完善社会保障的立法和执法体系，从人权保障体系上着力解决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养老难、两极分化、贫富不均等老大难问题，着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保护弱势群体的权利。

五、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

第一,这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最基

本的要求就是关爱人的生命、珍视人的健康.我们搞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如果工业化、现代化搞上去了,经济发展了,物质生活丰富了,而人却由于喝的是受到污染的水、呼吸的是受到污染的空气、吃的是受到污染的食品,身体健康受到严重威胁,那么建设这种工业化、现代化还有什么意义?所以,各级党委和政府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突出位置,使老百姓喝上干净的水,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品,有一个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第二,这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需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仅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还包括生态文明建设,使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必须看到,满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资源环境的要求难度相当大.今后,随着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和人口继续增加,对能源资源的消费需求量将越来越大,各类污染物产生量也将不断增多,生态压力还会进一步加大,环境问题将会更加突出.人对环境质量的需求总是随着物质生活质量的不断改善而逐步提高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必须更加重视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工作,在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等经济目标的同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使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第三,这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需要.我国已进入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阶段,这个阶段往往也是资源环境矛盾凸显的时期.靠过量消耗资源和牺牲环境维持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人类发展的历史已经表明,人类文明的发展和延续,与资源环境密切相关.资源条件特别是生态环境的恶化不仅会破坏人们的生存条件,甚至会导致人类文明的消亡.如果再不重视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我们就可能犯难以改正的历史性错误.我们绝不能做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的蠢事.总之,我们一定要深刻认识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大意义,以对国家、对民族、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精神,切实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六、苏联模式弊端

苏联模式”即“斯大林模式”,是一种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斯大林模式是前苏联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采用的、并且延续约70余年的一种经济体制.积极点：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斯大林通过这种建设模式,使苏联跻身于工业化国家的行列,为后来取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斯大林模式”创立是取决于当时苏联极为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可行方式,在苏联迅速赶上和超过西方发达国家的过程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消极点：这种高度集权不仅以自由市场的不发达作为自己存在的理由,而且为了保全自身,而通过经济资源的绝对垄断,限制市场因素的发展来巩固自身.斯大林模式要求国家对经济运行的绝对控制,也就要求空前的国家专政机关作为后盾.于是必然出现出现党政不分、权力高度集中、个人崇拜与家长制作风盛行的现象,因为这些不过是巩固国家统治的方式而已.斯大林模式和民主、现代法制是完全不相容的.苏式社会主义的国有化与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有化的区别在于,斯大林模式是在资本不发达的情况下,通过国家作为后盾的方法来壮大资本,同时资本必须由国家实行绝对控制；社会主义国有化旨在限制和消灭资本,以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来代替资本关系,生产资料的控制权将逐渐由社会接管,并且这一切建立在资本关系发达并走向衰落的历史条件下.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斯大林模式的命运.随着过度集中的体制和日益发展的市场因素的对抗性矛盾走向顶点,斯大林体制最终走向崩溃.在空前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掩盖着经济效率极低的现实,这表现在：第一,优先发展重工业,使农业和轻工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第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片面强调产值和产量,造成了产品品种少、质量差.第三,国家从农民手中拿走的东西太多,严重地损害了广大农民的利益,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农业产量长期停滞不前.第四,经济发展粗放,经济效益低下,大量消耗和浪费了资源.第五,国家对经济资源的垄断,造成国家机关内腐败滋生.所以这种经济增长必然是不可持续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斯大林模式的一系列弊端日益暴露出来.从长远看,它严重阻碍了苏联的进一步发展,并最终造成了苏联1991年解体.历史贡献：1.“苏联模式”是无产阶级对于执政的一次伟大尝试；2.它为后来的无产阶级执政提供了经验教训：首先要注重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既要重视重工业,还要重视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还要充分发挥市场货币关系,尊重价值规律,使企业又充分的自主权,不能单纯以行政令命管理经济；其次要注重改善民生,协调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不能过分地剥夺人民利益来求得国家的发展；再次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反对个人权利凌驾于法律之上,杜绝盲目的个人崇拜；最后,要坚定不移地奉行和平自主的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尤其是要反对任意牺牲弱小国家民族的利益来满足大国的需要.然而，由于这种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本身存在严重的弊端，从历史上看，苏联模式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是深远的。

一、经济上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与民相关的轻工业得不到相应的发展，消费资料得不到满足，最终又制约经济的发展。否定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造成资源配置不合理，浪费严重；排斥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的作用，用行政命令手段管理经济，把一切经济活动置于指令性计划之下，造成经济效益低下，阻碍了劳动者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这一套工业体制，正是中国直至今日仍然有所残存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

二、政治上高度集权，缺乏对党的监督。苏联模式强调了毛泽东在国家政治

经济生活中至高无上的地位，权利高度集中使得其不可避免的出现决策失误，并且在实践中难以得到纠正。其晚年的一些错误，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很大的阻碍作用；官僚主义盛行，个人崇拜，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凌驾组织之上的现象不断滋长。各种特权现象滋生，助长了不正之风，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

七、中国教育问题

虽然中国的教育还缺少许多东西，许多地方和学校缺少足够的硬件设施和优秀的师资，不少地方还非常缺乏教育经费，整个中国还没有世界一流的大学，也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问题。总之，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太多了，中国教育缺少的东西也还太多了。但是，通过观察、分析和思考，我们发现，中国教育最在问题就在于“四个没有”：没有公平，没有自由，没有竞争，没有效益。中国教育最缺的不是硬件设施和优秀的人才，最缺的是良好的软件操作系统与运行环境----制度环境，最缺的是公平、自由、竞争，并由此导致了整个教育没有效益，国家即纳税人每年投入大量的教育经费，却收效甚微，回报极低。可以说，几乎各种教育问题都可以从这“四个没有”中找到影子。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这“四个没有”，才导致出现了中国教育的低效、腐败与无能，还有其它许多各种各样层出不我们的教育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教育者心太急，并且只看到孩子这棵小树苗地面以上的外表，即考试成绩全校排名等。我们没有关注孩子这棵小树苗地面以下的根部生长如何，总是根据地面上的东西判断小树苗生长的情况，胡乱下药，不但不利于小树苗的成长，反而毁了小树苗。一切都太着急，看到孩子学习成绩不好，就赶紧请家教上辅导班，孩子刚上小学就想到中考怎么办，还没有读高中就想着要让孩子考什么样的大学了。

急功近利，只顾眼前；只重成绩，不重成长。其实，这是最简单的教育常识，即成长决定未来。但我们把成绩当作决定孩子未来的首要因素，这不正如园林师傅所言，如果只关注树干树枝树叶果实，不看树的根部生长状态，就会嫌树长的太慢，长的不好，没有前途，没有未来。因为树的生长必须要有一个过程，并且是树根决定树干果实。一个人的教育成长也是这样的，必须是兴趣、习惯、个性、人格、品德、价值观等内在的因素决定外在的学习状态、学习成绩、学习情绪、学习效果等。穷的问题。

想。近年来，教育系统不断深化对科学发展观重大意义、深刻内涵的认识，认真地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及时调整工作的思路、重点和政策措施，不断推进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收到了明显效果，但是还很不够。深入学习和贯彻科学发展观，仍然是当前教育改革和发展中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能否正确地认识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成就与问题。关系到能否继续把我国教育事业顺利推向前进，科学发展观为我们提供了认识这一问题的正确方法。必须充分肯定，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经过最近几年的努力，我国教育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已经站在一个崭新的发展起点上；教育的各项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方向正确；教育质量稳步提高，教育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服务能力不断增强，贡献力度不断加大；一些长期以来影响和制约我国教育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正在逐步得到解决。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又必须清醒地看到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之所以能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绩，极其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坚持了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加快教育发展，是把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的根本途径。面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等新的形势和任务，我们对教育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必须有一个新的提高，从而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真正把中国的教育搞上去。

必须进一步用科学发展观统领我国教育事业改革和发展的全局，把科学发展观贯穿到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全过程。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巩固、深化、提高、发展”的方针；要进一步在教育工作中坚持以人为本，学校以育人为本，办学以教师为本；要坚持统筹教育的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统筹各级各类教育的协调发展，统筹城乡和区域之间教育的协调发展，统筹教育事业的发展、改革与稳定。在“十一五”期间，要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普及和巩固九年义务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切实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要坚持以改革促发展，以开放促发展。要进一步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关心的教育热点问题，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原则，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

各级教育部门、各级各类学校都要努力把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工作推向深入，学习、学习、再学习，实践、实践、再实践，切实把思想和行动都统一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上来，不断提高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坚决破除一切阻碍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观念，坚决纠正一切偏离科学发展观的行为。要把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成果转化为促进发展的科学思路，转化为正确的方针政策，转化为领导发展的实际能力，转化为教育系统每一位干部以及所有师生员工的自觉行动。

八、基本国情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现阶段社会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科学技术水平、民族文化素质还不够高，社会主义具体制度还不完善。关于思想道德素质教育问题的思考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进入了追求现代化的历史性转折时期，显然，社会的现代化依赖于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的内在基础则是人的文化素质，因此，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 目标的主体性前提和保证，亦是我国当代文化建设和教育发展的当务之急。因此，研究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一、问题提出的特殊性和普遍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现代化事业已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但是，它同时也清楚地昭示了，现代化作为一个 总体性进程所应具备的更为深刻、复杂的内涵。在具体的技术操作和经济运行的背后，人们发现了从传统向现 代转变过程中出现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的冲突，以及这些冲突对现代化的制约和影 响。从而表明，以人的素质提高和文化转型为内涵的人的现代化就同社会的现代化即经济、政治和科学技术的 现代化一起，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基本历史任务。民族文化素质是一个涵盖广泛的概念，从历史纵向的角度，民族的文化素质与民族的文化传统具有内在的、逻辑的联系；从文化主体性的层面，它至少包括文化基础和技能、思想道德与心理质素、价值观念和思维方 式等方面。因此，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是一个整体的、有机的系统工程，缺乏文化教育的基础，思想道德和 心理素质的提高是没有根基的；而只局限于文化的智力性教育，忽略思想道德及心理素质的教育，人的现代素 质则是片面的、畸形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从我国近十余年来社会迅速变化的过程来看，应该说物质文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 就，精神文明的发展在挣脱“左”的片面性束缚之后，人的主体性意识获得了空前的解放。但是，在人的主体 性获得解放的同时，又出现了一种新的主体性迷失的情形，这就是过度的物质化、功利化的倾向，文化世俗化 的流行，精神与心理健康被忽视等，具体表现在正义感、责任感的淡化，荣辱观、是非观的混淆，公德心的普 遍缺乏，个人行为的失范以及个人主义的抬头，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警醒。诚然，当一个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一种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中，必然引起社会价值观、道德观的分裂，由于心理、情感和认识的原因，分裂的结果客观上往往会发生与原来定势相异的某种逆向倾斜。同时新旧观念更替之际，必然出现某种理论断层和价值真空，因此，对于主体性新的迷失情形，我们需要进行全面的、历史的分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思想道德文明的建设提供确实可靠的资料。但是，我们又不能对某 种片面的倾斜采取放任自留，“顺其自然”的态度，这不仅因为市场经济本身并不能完全自然衍生出符合科学 理性的道德精神，而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客观上提出了建立新的人文精神和规则的迫切要求。显然，中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推进必须重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谐调发展，在当前，关于国民的人文精神和思想 道德的建设问题，尤其需要予以特别的关注和研究。这既是一个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普遍性问题，又是中国现代 化亟待解决的特殊问题，如果我们不予以充分地认识，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

二、思想道德教育的失衡与倾斜 我国从70年代末实现历史性转轨以来，在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的同时，对教育领域中轻 视、贬低智育，以政治冲击一切的状况实行了全面拔乱反正，从而为补就十年**造成的损失，缩短与发达国 家的人才距离，以及为实现我国现代化目标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奠定了基础，亦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是，当 我们理性地回顾和省察这十余年社会推进的历程，不能不说某些历史性的忽略对于今天发生的主体性的新的迷 失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在扭转轻视智育的左倾错误时，某种程度上忽略了人的思想道德及心理素质的教育。第二，在商品经济全面推进之时，教育的回应缺乏力度，倾斜于“适应”经济规律，忽略了教育自身的规 律。第三，思想道德教育的滞后性某种程度上造成人们对直接利益诱惑的倾斜。综上三个方面，要提高民族的思想道德及心理素质，必须正视某种历史的、现实的片面倾斜，同时要在研 究和把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向上来考虑“如何才能提高”和“怎样提高”的问题。

三、突破“倾斜”的思路与基本点 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及心理素质是一个关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建设问题，而这种“基础建设”的

基本途径在 于教育。广义的教育是一种社会性的教育，狭义的教育主要是指学校有目的的系统性教育，人的思想道德与心 理素质建设当然要由这两个方面共同承担。在我国社会发展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才能发挥教育在对人的思 想道德与心理素质中的作用？怎样才能有效地提高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在当前我们需要关注三个层面： 第一，思想道德素质教育的时代前提。与传统人生活的社会基本处在同一共同文化，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及行为模式相对应，现代社会的开放性必然打破单

一、孤立和自成体系的封闭。工业文明的进步，电子、信息等技术的发展不仅是沟通各种社会关系的手段，同时必然分解文化、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及行为模 式的一元性。因此，对于个体来说，从思想观念到行为方式等选择都必置于多种参照系的联系之中。如果我们 不能自觉地将教育置于这样的时代前提去考虑和把握，就会陷入极大的被动，就不可能取得充分的、有效的教 育效果。第二，关于教育主客体定位的问题。在传统的教育观念中，教育主客体的定位是长者优位的，尤其是思想 道德教育。但事实上，现代社会的教育已日趋连续化，道德教育方面也越来越呈现出全年龄阶段的倾向，所不 同的是教育关注点上的差异。第三，思想道德素质的“硬件”和“软件”。毫无疑问，关于人的思想道德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必须 要有长远的规划和切实可行的措施，必须要有“硬件”和“软件”的相互配合。从硬件的方面，要建设青少年 成长的良性环境。一个城市、一个地区应该有一流的博物馆，一流的艺术馆，一流的科技中心，一流的教育中 心，从宏观上给下一代的成长创造精神文化的广阔空间，让人们在自然的熏陶中了解高雅文化，净化心灵，提 高涵养，对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软件的方面要强化公德心和责任心的基本教育（作者单位： 中山大学理论部）

第五篇：西方民主制度与中国的民主制度之间的比较

西方民主制度与中国的民主制度之间的比较

美国大选刚刚结束，Trump战胜Hillary成为第45任总统。美国选举在中国引起一股热潮，甚至有些人说中国的关注程度可以和美国相媲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别的国家选举我们这么关注的现象？我觉得除了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国，他的政策会影响全球外，还有个原因是我们国家民主并不如欧美国家直接和广泛。

“民主”一词源于希腊字“demos”，意为人民。其定义为：在一定的阶级范围内，按照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国家制度。我们都知道，最早的民主来自于希腊，当时他们的民主是直接民主，民主制度发展到现在已经逐渐完善，独裁专政的国家已经很少了。但是西方和中国的民主制度却有一些异同，两种制度各有各的优缺点，也说不上谁好谁坏。

西方民主制度

现代西方民主制度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的制度是现代西方各国民主制度带共性的东西，直接体现了制度的民主性；第二个层面是指政府制度。第一层次的制度有：选举制度、代议制度、政党制度、分权制度与司法独立、军队制度。第二层次的制度有以下几种类型：议会制、总统制、半总统制。制度只是一些构件，整个制度不过像一部机器。要使制度运作起来，就需要人们不断地为这种制度注入活力。在现代西方民主制度运作过程中，形成了其特有的运行机制:参与机制、竞争机制、制衡机制、纠错机制、法律机制，所有这些构成了西方民主的框架。

从这些制度看上去也许很完美，权力并不是掌握在个人手上不管是法律还是制度的更改都要经过多人的讨论。但是这个“多人”却很令人思考，虽然公民享有选举权，但常常被金钱、媒体、黑势力、财团等所影响和操纵，从而成了“富人的游戏”、“钱袋的民主”和资本玩弄民意的过程。

在我看来这种较为直接的民主方式的优缺点很明显，优点是每个人都可以较为直接的参政，而这也是为什么国外选总统首相时，候选人都会上台做演讲，演讲关于他的政治主张以及对自己在任职期间所需要做的事的承诺。因为每个人的选票都至关重要，每个人都有种我是国家的主人的感觉；缺点是制度的过于民主导致一些文化水平较低的民众不能准确客观的认知这个政策或候选人对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利益能带来什么，他们容易受到金钱的诱惑或其他的影响而被别人所操纵。同时过于宽泛的民主可能会使中央的政策不能很快的完成，例如英国修一条高铁花了两年还没动工，因为在高铁沿线的每一个人家都要进行协商，只要有一家不同意就要等到他同意为止。所以有一些好的政策不能很快的进行执行，导致工作的效率较低。

我国的民主制度

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它是以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政权；它是绝大多数人享有民主权利和对极少数敌人实行专政的统一。我们国家人民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间接的参政的，人民通过选择人大代表，人大代表通过参加人民代表大会来实现参政的。

我国的制度是较为适合我国的国情的，因为我们国家是单党执政的，所以不会出现多党的混乱但是却滋生了党内的一些腐败问题。但随着舆论及媒体的发展，我相信这些问题一定会得到缓解。不过在我看来在我国中央的权力太过于集中，地方权力过于分散所导致的问题很明显，地方民众不能很好的享受自己的权力。并且地方官员并不是全部由地方选出来的，还有很多是从中央分配过来的。虽然人大代表是群众选出来的，但是民众不能正确的了解人大候选人。他们不会发表演讲或举行拉票活动，有些人甚至不知道自己选的人是谁，更不用说自己选他的理由。

总结

各级人大从低到高虽然能够很好地处理好我国人口众多的问题，但却使得最底层的人民的意见被淡化。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很明显的感受到自己作为国家主人翁的形象，于是就有了开头所说的关注美国的选举情况，因为他们的不管是演讲还是电视答辩都是我们所没有的，我们为了满足自己参政的愿望开始主动关注别国的民主制度。

欧美国家率先走上民主的道路，于是他们成为了发达国家，在世界上领先别国。但是面对不同的国家要用不同的制度，我国的人代制度非常适合我国的国情。但是我觉得更应该鼓励群众参政，在选举时多进行宣传，让民众知道自己所选的人是谁？同时中央应该放权给地方，这样既可以减轻中央的工作负担更可以提高地方人民参政的积极性。所以说制度上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让民众感到自己说的话有作用这才是真正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