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工业时代的社会转型与治理

第一篇：美国工业时代的社会转型与治理

美国工业时代的社会转型与治理

谢国荣

19世纪后期，美国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在这一社会转型中，美国患上了“工业文明综合症”。为了解决工业化带来的各种社会弊病，美国社会发起了一场旨在追求社会公正的进步主义改革运动。改革成为转型时期美国最大的社会共识，从民间社会到各级政府，各种力量汇集一起，共同推进社会治理创新。

转型期的“工业文明综合征”

在工业化的巨大冲击下，美国经济和社会经历了剧烈的变革。随着生产和资本日趋集中，垄断公司成为经济组织的主要形式，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相互渗透。垄断公司主宰了整个美国的经济生活，给经济秩序造成了巨大危害。大企业主通过垄断经营积累了巨额财富，但广大劳工阶层的生活十分艰苦。贫富分化的加深，加剧了阶级对抗。为改善恶劣的工作环境，工会组织频繁发动罢工，各种抗议活动风起云涌。

政治腐败在社会转型期变得空前严重，加剧了美国政治结构的危机。垄断公司通过贿买等不法手段控制各级政府的各类权力机构。一些职业政客则拉帮结伙，致使党魁政治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猖獗一时。城市政治被腐败的“政治机器”所控制。“城市老板”们操纵城市选举，把持市政决策权，获取不当利益。

工业时代城市的快速扩张，也带来了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由于城市的规划、管理、服务和公共设施建设的滞后，有的城市甚至四分之三的人生活在卫生、安全条件糟糕和过于拥挤的公共住宅中。城市贫民窟与日俱增，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贫困阶层，由此带来的犯罪和流行病等问题也日益严重。

此外，这一时期美国的自然资源遭到掠夺式的开发和利用，浪费和破坏现象令人触目惊心。浓厚的烟尘笼罩着新兴的工业城市，工业废水、污物直接排入当地河流，人们的生存环境受到严重威胁。

民间社会的自觉参与和地方政府的改革

面对社会转型过程中经济秩序的混乱、政治管理的腐败、城市人口的贫困、自然环境的破坏等问题，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了一场进步主义改革运动，这场改革发端于民间社会和地方政府。

黑幕揭发者们尤其是新闻记者率先对转型时期的社会问题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林肯〃斯蒂芬斯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城市政府腐败的文章。大卫〃菲利普斯在一组《参议院的背叛》的新闻报道中，揭露参议员们与大公司狼狈为奸的现象。艾达〃塔贝尔在深入调查后写作《美孚石油公司史》，揭发大公司凭借垄断地位和不法手段扼杀中小企业等竞争对手，并致使美国政治腐败的种种内幕。

在这一时期，还有一批受过大学教育的男女青年献身于社会改革。他们作为社会工作者活跃于各个社区，扮演着一种新兴的社会角色。有的成立“定居救助之家”，在住房、教育、营养、公共卫生等方面为城市贫困人口提供援助；有的大力推动禁酒运动，规范社会转型时期的个人行为，涤荡“社会罪恶”；有的关心青少年的犯罪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发起反童工运动；有的积极投身于女权运动，不仅为妇女争取选举权利，而且为女性劳工争取保护性立法。

受民间力量的推动，市政改革者们和一些政治改革派人士，从管理效率和科学性方面对城市和州政府进行改革。在市政结构改革中，诞生了城市委员会制和城市经理制，它们至今仍在美国市政管理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州一级，威斯康星州州长罗伯特〃拉福莱特的州政改革最引人瞩目。他推行了一系列旨在减少政治腐败，促进直接民主，对大公司进行管理和提高政府决策专业知识水平的改革计划。这些措施被称为“威斯康星观念”，后被爱荷华、加利福尼亚等州效仿。

联邦政府的社会治理

联邦政府在社会转型时期进行的最重要的政治改革是推行直接民主制，以此来抑制垄断公司和“政治机器”对美国政治的操纵。一些直接民主的措施，最初是由一些城市和州首创实施，后来风行全国，甚至成为联邦立法。直接初选、创制权、复决权和罢免权制度等直接民主措施的实施，导致了党魁政治的衰落。1913年，国会通过第十七条宪法修正案，规定参议员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这些措施不仅扩大了公民的政治参与途径和监督政府的权利，也有利于整治政治腐败。

在经济领域，联邦政府第一个重大的改革举措是对大企业进行管控。西奥多〃罗斯福认为，大企业是符合自然规律的，但反对不正当竞争。罗斯福政府首先向铁路垄断集团发难，后相继对美孚石油公司、美国烟草公司等提起诉讼。1914年，威尔逊政府制定《克莱顿反托拉斯法》，禁止一系列不公平贸易行为和商业做法。

除与托拉斯进行直接较量外，联邦政府还进一步加强了对经济生活的监管权力。国会先后在1903年、1906年和1914年通过了《埃尔金斯法》《赫伯恩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这些法律旨在加强州际商业委员会的权力，处罚支付回扣的铁路公司，设定铁路最高限价，对大企业限制竞争等行为进行管制。此外，国会还在1913年通过了《安德伍德关税法》，削减关税，促进企业竞争。

为了适应现代经济生活的需要，美国对银行系统进行改革。1913年，国会通过《联邦储备法》，规定所有的全国性银行都必须加入联邦储备系统。联邦储备银行体系的建立，不仅加强了国家对银行系统的监管和控制，而且减少了私人银行和垄断公司对美国财政政策的影响，并可通过调整利率来促进经济增长。

转型时期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经黑幕揭发者曝光后，联邦政府开始注重保护消费者的权利，并立法打击食品药品违法犯罪行为。1906年，国会相继通过了《肉类检查法》和《纯净食品与药品法》，对食品药品的质量与安全进行监管。

为缓解劳资矛盾，联邦政府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内阁级的劳工部，承认劳工有组织工会的权利，并通过国会立法确保 工会免于反垄断的起诉。国会多次修正《雇主责任法》，明确雇主在工伤事故中对工人的赔偿责任。1916年，国会又通过《基廷—欧文法》，禁止使用童工；并制定《亚当森法》，确定铁路雇员8小时工作制。

此外，联邦政府加强了对自然资源的管理和保护。罗斯福主张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进行合理规划。他建立了5个国家公园和50多个野生动物保护区，取消了原计划要公开出售的近2.3亿英亩土地，使更多的联邦土地受到保护。联邦政府提升和强化了民众的自然资源保护意识，为国家未来的发展留下了宝贵资源。

综上，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展的进步主义运动开启了美国现代社会治理的新模式。改革者们认识到，只有国家的主动干预才能实现社会转型时期的有效治理。“新国家主义”成为进步主义改革运动的核心思想，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职能因而大大加强。与此同时，改革成为推动社会进步、促进公平正义的重要动力。无论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杜鲁门的“公平施政”、肯尼迪的“新边疆”、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还是当今奥巴马的“变革”政策，都延续了进步主义改革的政治传统。这些改革都试图改变资本主义发展中不合理的因素，扩大下层民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使其能分享到物质进步的成果。而民间力量的主动参与，则是美国进行社会治理和改革的源头活水。

第二篇：浅谈社会转型与科技作用

浅谈社会转型与科技作用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rol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方楷强

摘要：当前我们正处于社会转型的新时期，这一转型既是历史的必然，又是价值的合理性的体现。在研究中国社会问题时，应以中国为立场，从整体的维度、历史的维度、理论的维度去研究中国的社会转型和相关的科技作用。本文先从社会转型的含义、特点、作用及目的等方面介绍了社会转型；接着从科学技术的基本特征、、内在动力及作用功能等方面介绍了科学技术。最后探讨了社会转型与科学技术的关系。

关键词：社会转型 科学技术 社会问题

当谈到社会转型这个问题，不少人就会问了，什么是社会转型？为什么要转型等一些问题。当然，有必要先解释下这几个问题。什么是社会转型，先看看它的定义。从概念上是指社会从传统结构向现代结构的整体性转变。那么很显然，现代化社会转型的历史使命就是把传统社会的社会结构改造成现代社会的社会结构。马克思主义认为，现代化社会转型在宏观上是从“人的依赖”的社会向“物的依赖”的社会的转变；在微观上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或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实现。当然，就中国而言，社会转型包括三种含义。第一、社会体制在较短时间内急剧的转变。自1992年中国宣布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中国社会转型就建立在明确的经济体制转型的基础之上，社会转型本身就是社会体制的转变，是社会制度的创新。第二、社会结构的重大转变。社会转型是一种整体性发展，也是一种特殊的结构性变动，它不仅是一场经济领域的变革，而且是一场全社会、全民族思想、文化、政治、心理等各个方面的“革命”。第三、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转变。社会转型被许多社会学者纳入现代化过程，具体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变迁和发展。

社会转型的分类：社会转型可以分为3类。第一、西方国家原发、内源型社会转型。专指西方国家在长期的封建社会的基础上由于文艺复兴，资本主义崛起，产业革命，资本积累自发地走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模式。第二、后发、外源型现代社会转型。指在时间上晚于西欧地区、由于受到

西欧社会转型推动而进行的社会转型。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转型。既有后发、外源型社会转型的一般特点，又具有社会主义的特殊条件，是我们讨论的实际目标。

就中国而言，中国社会转型有着独特的地方：第一、中国的社会转型的被迫而不是自发的，“是外部强加的”。中国的现代化是被打入现代化的而不是自发成长起来的，所以第一个特点是外部强加的，当然我们为了应战，必须向西方学习。第二、中国的社会转型或说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来得比较晚，所以有后发的特点，我们没有像西方国家一样转型过程中有大量的原始积累，但是我们可以直接引用西方的技术。第三、先发国家自发的转型通常是以市场为主导，但是后发国家因为农耕经济本身无法逐步推进到市场经济，所以一般由政府和国家主导。第四、这种后发国家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不仅扮演主导的角色，而且采取追赶的战略。

了解了什么是社会转型，然后看看为什么要社会转型呢。转型的目的：第一、从“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当中等收入阶层成为社会主体时，高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之间的冲突就会受到阻止，社会矛盾和社会紧张程度就会大大缓和；当中等收入者人数占社会多数时，其生活方式就会推动与稳定消费市场。第二、从差序格局向差距格局转变。差序格局指的是我们传统社会里最基本的概念，通俗来讲就是社会等级。差距格局指社会结构刚性弱化，弹性扩大，社会阶层的“换位机制”增强。

转型的作用：近3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跟社会结构的调整是密切相关的。中国社会结构变化激活了微观经济主体、形成了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社会结构也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而且是一只隐藏在市场背后推动经济发展的、更深层次的手。改革开放以来，大批农民进入城市工作与生活，城乡居民普遍得到实惠，物质与服务消费水平大幅度提高。社会结构的改善，对经济产生了巨大的活力。

转型的地位：第一、社会转型是实现现代化的基础条件、核心内容和关键进程。社会转型的历史内容就是社会结构的现代化，现代化的本质就是社会转型。第二、社会转型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的实践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就是一种自觉到自己实践意义的哲学。它关心的对象始终围绕人类生存和发展实践这个核心，而社会转型正是这样一种实践。

怎样转型对中国的发展才有利呢。首先、从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大量资源的高消耗，靠大批廉价劳动力的使用，靠大量的物质资本投入来实现的，随着科技的进步，经济发展开始转向集约型增长。为了持续保持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要从主要依靠资源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增长模式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增长模式上来。其次，从投资导向转变为创新导向。在一些国家，科技进步贡献率一般在70%以上，我国自主创新上存在明显差异，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有效转化的创新驱动还没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最后，进一步推动城镇化进程，改变旧有的社区组织管理方式，推进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创新。保证宏观经济平稳发展，为城镇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城镇化进程。转变政府职能，发挥社区居民自治组织的作用，让居民参与到社区建设中来。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有着种种问题，比如如何减少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如何扩大内需的问题，如何扩大就业的问题等等。面对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有着正确的理论的指导，同时我们也需要科学技术作为强劲的动力，加快我们社会转型的进程，进一步推进我国的发展。

说到科学技术，我们并不陌生，但是我们又很难准确的说出它们的涵义。科学技术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活动和产物，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有其本身的特点；科学技术又是一个庞大的知识体系，这些体系构成了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在自然辩证法中，科学和技术不是一回事，应该把科学和技术分开来理解。从动态过程的角度看，科学是反映客观事实和客观规律的认识活动；从静态结果的角度看，科学是反映客观事实和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从事业规模的角度看，科学是反映客观事实和规律的“社会建制”。技术的含义可以概括为：人类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利用自然规律，在改造和控制自然的实践中所创造的劳动手段、工艺方法和技能体系的总和；技术的本质就是智能因素与物质因素的统一，是知识、能力、物质手段组成的动态系统，其目的在于创造人工自然，用科学及其他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两者之间是相互转化和相互依赖的关系，即科学的技术化、技术的科学化。

至于为什么要发展科学技术，我们可以从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原因，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以及科学技术的作用功能等方面考虑。经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应当分别分析科学与技术自身发展的内在原因。在自然科学内部，科学实验与科学理论构成了一对最基本的矛盾，并与在此基础上派生的科学继承和科学创新、科学分化与科学综合等多对矛盾共同成为自然科学发展的内在基本动力，从内部推进者自然科学的 进化和发展。相应的技术发展的矛盾体现为技术实践与技术规范的矛盾，技术目的与技术手段的矛盾以及技术结构与技术功能的矛盾。科学技术具有许多功能与作用，其中最直接的，也是最重要的是它的生产力功能。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科学技术是历史的有力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有着丰富的内涵。一方面，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系统中的主导要素，是决定生产力发展的第一要素；现代科学技术的超前性，决定了它的第一生产力地位；科学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发展最主要的驱动力；高新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发达与否的重要标志。另一方面，科学技术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劳动方式、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显然，科学技术在生产关系系统中也起着变革作用。紧接着，我们来分析社会环境与科学技术的关系。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是辨证的：一方面，它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巨大的功能和作用：另一方面，社会环境又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规模与速度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第一、社会经济对科学技术发展起决定性作用，是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力。经济上对科学技术的需要，从根本上来说是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需要。第二、社会政治对科学技术发展有着制约性作用。虽然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它不能完全脱离生产关系、社会制度而自我运动，必然要受到经济基础、阶级关系的制约和影响。第三、社会文化与教育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由于科学技术活动总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氛围中进行的，社会教育又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所以，先进的文化和现代的教育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第四、社会意识形态对科学技术发展也有影响。科学技术队社会意识形态发挥巨大的精神文明功能，另外，社会意识形态又不同程度的影响着科学技术活动的开展或科学技术的发展。

同时，我们也要关注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为人类服务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负面影响。首先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随着科技的进步，现代科学技术对自然的破坏和影响也越来越大。

对自然界带来的污染已经超过了生态系统的自我净化和调节能力。其次是人与社会关系的危机。现代科学技术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确拉远了心理距离；科学技术和权力结合在一起，掌握着科学技术优势的国家寻求对其他民族的控制，产生了以科学技术为后盾的新霸权主义。最后是人与自身关系的危机。人在科学技术发展中有时忘记了自己是谁，从而有了技术控制人的现象。

诚然，我国在进行社会转型过程中，应当充分利用科学技术有利的方面，也不能忽视科学技术不利的方面。一方面，在社会转型中注重建设国家创新体制。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离不开科学技术，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利于自主创新能力的发展。加强国家创新体制建设，关键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体制，并且发挥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中坚力量。另一方面，社会转型应注重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进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互动，建立恰当的科学研究结构，完善科技创新人才大量出现的机制，营造有利于科学技术发展的文化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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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许为民，当代自然辩证法，浙江大学出版社，杭州，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2011

第三篇：小城市城镇化与社会转型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正在经历着高速发展，随之而来的是工业化运动和一系列高技术为代表的信息革命。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长久以来中国奉行的是城乡二元发展模式，时至今日这种发展路线诸多弊端已经显现，唯有统筹城乡发展实行城乡一体化才能完成中国社会转型实现新的发展。本文从小城镇的视角剖析城镇化和经济改革并给出浅陋意见和看法。

关键词：城乡二元结构小城镇角色定位社会转型城乡一体化

一．城镇化定义：目前关于城镇化的概念国内尚没有达成一个统一的概念。城镇化简单的解释就是农业人口和农用土地向非农业人口和城市用地转化的现象及过程。具体包括：

1.人口职业的转变，即农业转变为非农业的第二第三产业，表现为农业人口不断减少非农业人口不断增加。

2.产业结构的转变，工业革命后，工业不断发展，第二第三产业比重提高。工业化的发展带来农业现代化和农业多余人口向城市转移。

3.土地及地域空间的变化，农业用地转化为非农业用地，空间分布由分散状态变为集中。

二.调研与分析：

1.目前小城镇现状

相对于我国工业化和非

农业化水平而言，我国城镇化

发展水平整体偏低，部分原因

是由于我国在工业化和城镇

化过程中走过弯路，实行计划

经济而非商品经济模式。改革

开放至今，中国的城镇化实现

了高速发展。具体表现为：发

达地区城镇化发展较快；欠发

达地区发展严重滞后；东西部

发展不均衡。沿海地区工业化

水平较高区域如辽宁、江苏、浙江、广东等地城镇化发展很

快。中部地区发展较快，西部图2-

1地 区如新疆西藏甘肃青海等省份和西南边境地区发展相对落后。（如图2-1）

2.空间分布与形态

小城镇的空间分布与形态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枢纽区区域规划影响的以大城市和区域中心城市逐渐向外辐射，在空间结构上成辐射状散点分布，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卫星城。这种空间分布是以大城市的发展战略问题为核心的，以提高大城市的发展质量为目标。另一种是均质区的区域规划影响的均匀带状分布。均质分布的城镇在主要特征指标上基本一致。如工业区为特色城镇、农业区为特色城镇、风景旅游为特色的的城镇。这些小城镇由于区域性产业结构趋同，在城镇化水上平很接近，加之地理位置上连成片所以在空间结构上表现为均质分布。

3.经济结构现状

鉴于中国幅原辽阔，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小城镇的经济结构会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本文做分类讨论，抽取不同地区的典型来分析。以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温州苍南小城镇金乡为例，该城面积5平方公里，人口约5.3万，经济以轻工业为主。该镇以复合材料、包装印刷、塑料薄膜、商标标识为四大支柱产业。此外，该镇还发展了旅游、生

态、休闲为一体的现代化轻工经济。2002年，其中工业总产值23.2亿元，农业产值

0.6亿元，外贸出口供货值1亿元。该镇经济结构多元、特色明显是东南沿海城镇化发

展的一个缩影（如图2-3），代表了区域城镇化水平；以中部部中等发达地区的安徽宿

州市某小城为例，该城年地区生产总值120

亿元，全年外贸进出口额为5000万美元产

业结构为35.8：38.7：25.5，二三产业占比

提高到64.2%。以纺织服装等轻工业、农副

产品加工两大产业作为支撑，产值占全县工

业总产值的60%以上。此外该县发展标准

化养殖、家庭农场等特色副业。这种经济结

构中，第一产业和二三产业比例相当，它体

现了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典型的中等水平；以

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甘肃定西市某小城为例，该城位于甘肃省中部，地处黄河上游，是甘图2-

3肃省中部一个历史悠久的小城。其经济主要以农业、手工业为主，是典型的粗放型和

劳动密集型产业。2001年国内生产总值为109721万元。其中第一产业为40452万元，第二产业29250万元，第三产业40019万元。数据显示，农业手工业是其支柱产业并

占有很大比重，总体来说该城经济实力较弱，经济结构单一，城镇化水平发展滞后。

4.人口结构与规模

人口要素对城市规划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人口要素包括人口规模与人口结构。人

口规模是决定未来城镇化发展的最基本标杆。它是我们估算未来居住、办公、工业生产

和基础设施需求的基本依据。人口结构是指一定范围

内整体人群中特定人群的比重。它可以参照年龄、性

别、家庭类型、文化、经济水平以及健康状况等进行

分组。不同的人群会有不同的需求。目前中国正在经

历快速城镇化变革，大量农民工不断向城市转移，各

地城市人口规模不断膨胀，而农村人口老龄化日趋严

重。通常65岁以上的人口比率超过总人口的7%，就

进入“老龄化社会”，而超过了14%就被称为“老龄

化社会”。中国在2005年达到了7.6%。实际上中国

在2001年就已开始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这就意味着

中国人口红利即将结束，中国城镇化发展将要面临人

口老龄化的问题。（如图2-4）图2-

45.国家宏观政策

新时期国家为了加快城镇化建设，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央出台了一系列优惠

政策。十八大报告明确阐述了关于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的方针，本文摘出了相关内

容：

1、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

问题的根本途径。

2、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

繁荣。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

力度，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3、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

推进一体化，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十八大报告中强调了城乡均衡发展并指出未来中国城乡发展的新方向，结束长久以来城乡二元结构发展模式的弊病。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现阶段的中国社会贫富差距增大地区发展失衡，随之而来的是尖锐的社会矛盾。这种背景下，中央敏锐的洞察到了这种严峻的形势进而开始着手对解决农村问题，并且把农村问题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我们不难看出中央关于全面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决心和信心。根据十八大的战略部署，将来国家将会把更多资源向农村调配，通过城市带动农村共同发展，相信这种政策倾斜一定会给农产业带来更深层次的发展和机遇。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到2020年要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国家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加大投资力度，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将更加和谐，生活将更加富足、更有质量。加快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作为一个政策方针，势必会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三.问题与对策

目前中国经济正在快速发展，经济因素会带动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结构的转变。中国正在经历一场轰轰烈的城市化运动，经济的联动会导致城乡一体化。但中国城镇化的发展不可避免的面临一系列的问题。首先，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小城市和乡镇面临着诸如：资源少发展慢、发展不平衡、经济结构单

一、长期二元模式等发展瓶颈。其次，沿海发达地区城镇化发展过快，过分强调经济利益盲目发展，缺乏理性。

解决城镇化的问题就意味着和改变传统的思维观念，寻找新的发展思路。国内一些地方的发展模式会带给我们一些启示。

1.准确角色定位

小城市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周边的大城市。因此其发展应做好自己的定

位以避免走弯路。以山东半岛为例，山

东沿海工业基础较好的城市优先发展第二产业，北部和内部经济相比落后的地

区发展特色农业。以山东泰安市为例：

泰山区发展苗木花卉基地、岱岳区发展特

色大棚、肥城发展有机蔬菜、新泰发展黄

花菜、宁阳县发展双孢菇、东平县培育优

质大蒜。这些地方依靠规模化经营从而成为全国闻名的蔬菜基地并且在此基础上

发展副食加工，深加工走轻工业路线来图3-

1提升城镇居民收入。山东模式给我们的启示是依据周边资源环境做好准确判断，找准自身角色会在发展经济发展上少走弯路。（如图3-1）

2.多元化发展模式

建设小城镇是发展农村经济、解决人口出路的一个重要出路,国内近几十多年来小城镇发展积累了几种典型的模式，即“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

苏南模式是指江苏常州、苏州、无锡镇江等地通过发展乡镇企业来实现城镇化。农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发展乡镇企业，政府在其中扮演引导角色。温州模式指浙江东南部以家庭工业依靠市场运作而发展城镇化的模式。温州模式实行的是小商品大市场，温州商人在全国建立销售网络然后把自己生产的低成本的小商品销售出去。珠江三角洲模式是对广东省珠江流域中以广州、深圳等为中心的14个市县自改革开放以来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的特征概括。改革开放后,珠江三角洲利用国家赋予的优惠政策,以其地理区位、土地和劳动力等优势与外来资源结合而创造的由地方政府主导的外向型快速工业化经济发展模式,它有以下几个典型特征：一是政府主导；二是外向经济；三是民营经济的快

速市场化；四是国内国外两个市场联动。

国内小城镇建设因其具体所处的环境不同显然不能照搬这几种发展模式，但是可以借鉴其发展的经验以及他们对自身角色的定位和对整体经济大环境的判断。对于缺少发展工业资源整合的小城镇应该在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前提下发展和农业相关的轻工业、副食加工、养殖等产业链条上下游附近的产业，努力实现规模效应。拥有文化资源优势的小城镇开发特色特色旅游同时发展第三产业发展旅游经济作为支柱产业。拥有地区区位优势的可以整合大城市工业资源优势的城镇着重发展第二产业，发挥卫星城的作用。对于小城镇的发展政府一方面要给于优惠政策另方面要积极给予引导以多元化的发展策略改善小城镇的经济结构，促使其健康富有特色的发展。

四．结论

选择一条正确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发展道路是至关重要的。从长远来看城镇一体化适合中国的国情，它不仅有利于城乡均衡发展,同时有利于推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加快小城镇建设应当成为推进城镇化的主要方式。打破长久以来城乡二元的发展模式实现统筹城乡发展，实行城乡一体化是完成社会转型的必要条件。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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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适应社会转型创新城市基层治理体制

适应社会转型创新城市基层治理体制

内容摘要: 当前我国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时期,由温饱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的转化（人的全面发展）。通过对传统集体经济进行股份制改造，使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职能与社区居委会的自治职能分离，集体经济由新型集体经济组织自主经营，确保涉农社区居委会职能归位。

当前我国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时期,由温饱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的转化（人的全面发展）。改革开放30年，中国人逐步解决了温饱问题，正在向小康社会迈进。这个过程，人们的需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温饱问题解决之后，人们安全的需求、归宿的需求、社会公平和被尊重的需求、自我价值实现等社会需求大量上升，对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要求日益迫切。加强社会管理，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和重要保障。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的因素。”这就明确指出了社会管理的目的，并明确地界定了不同社会主体在新的社会管理格局中的地位、作用和责任。其目的是要调动社会不同主体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形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整体合力。因此，我们必须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整合社会管理资源，提高社会管理水平。

成都市作为我国中西部地区特大中心城市，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实验区，创新城市治理方式就成为深化各项改革的重要内容。2007年以来，成都市锦江区以城乡统筹、“五位一体”科学发展为总体战略，以政府与市场分开、政府与社会分开、市场与社会分开为基本理念，探索建立起了以行政管理与社区自治互动、行政性公共服务与自治性公共服务互补、政府支持与社区资源共享的城市基层治理新模式，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我国城市治理新模式的形成作出了有益的探索。锦江区的探索实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调整街道职能，成立功能区管理委员会

2008年以来，成都市锦江区按照政府与市场分开、政府与社会分开的原则，职能归位，各司其职，科学合理地界定街道办事处的职能和任务，着力解决部门职责交叉、权责脱节、职能边界不清、职能转变不到位的现象，改革街道办事处治理体制，形成了新的街道治理体制：彻底剥离街道办事处的经济管理职能，将工作重心从发展经济转移到强化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上来，主要负责基层党建、城市管理、公共服务、社区建设、安全监督、应急管理、社会稳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8个方面35项具体职责；强化区级部门的经济管理和服务职能，使其全面履行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职能。

（一）剥离街道经济职能，强化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锦江区将街道办事处原来承担的招商引资、协税护税、固定资产投资、经济统计等经济管理职能，彻底剥离出去，划归政府相关部门，将工作重心从发展经济转移到强化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上来。调整后的街道职能重新界定为：一是综合管理职能，主要是与社区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爱国卫生、计划生育、城市管理、社会治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稳定等。二是公共服务职能，主要是统筹整合公共服务设施资源、社会资源和行政资源，组织实施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政务、投资环境、生活环境、文化生活等。三是指导自治职能，主要是指导社区居委会开展民主自治，吸引民间组织参与社区服务，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共同构建和谐社区等。四是监督专业管理职能，主要是监督公安、工商、税务、安全生产、劳动监察、市政建设、环境保护、绿化、交通、食品安全、质监、药监、知识产权保护、文化市场监管等社会专业管理事务。为此，他们优化机构设置，厘清街道和区级部门的职责关系。按照“条块结合、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原则，调整、整合、优化区级经济部门工作方案和职责，承接原街道办事处承担的经济工作。同时，他们还建立了配套制度，落实街道职能调整的保障措施。

锦江区调整街道职能后，推动了街道办事处从管理经济向服务社会转变，改变了街道办事处“重经济、轻管理、弱服务”的现象；经济职能部门工作更加专业高效，初步形成了全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局面。一是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水平明显提升。街道治理体制改革后，各街道办事处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治理和社区建设上，实现了由全能型向服务型转变，推动了民生工程、城市管理、综合维稳、社会建设等重点工作的有效落实。社区公共服务站成为街道办事处专门负责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窗口，提升了服务效能。二是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得到有力加强。街道治理体制改革促进了街道工作向社区下沉，使街道有精力指导社区自治，创新社区治理结构。三是建立了与街道办事处事权相适应的财力保障机制。街道职能转变后，通过把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经费纳入专项资金，确保了公共服务落实到位；通过规范预算管理，整合财力资源，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益，增强了街道财政、财务管理和理财水平。

（二）成立功能区管理委员会。为有效承接街道剥离的经济管理职能，切实解决改革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完善全区经济管理体制，强力推进重点区域产业发展，完善城市功能，促进产业升级，形成“资源利用集约，优势企业集群，重点产业聚集”的竞争优势，推动新一轮更高水平的经济增长，2008年6月，锦江区按照“职能归位，各司其职”的原则，从彻底剥离街道经济管理职能入手，根据全区产业发展的基础和布局，设置了5个功能区管委会，作为区委、区政府派出机构。各功能区管委会主要负责按照全区城市建设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和产业发展规划，拟定功能区发展战略和产业发展规划，并做好战略、规划的组织实施工作；负责监测、分析和预测功能区产业发展态势，对功能区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重大问题和热点、难点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及时提出政策建议；负责功能区范围内招商引资、对外开放工作；负责功能区各类投资项目的推进、协调、服务工作；承担固定资产投资目标任务；负责功能区范围内企业服务、协税护税工作；负责功能区内经济统计及分析工作等。

通过功能区建设，锦江区打破了城市经济发展的区域壁垒和条块分割，增强了核心城区的统筹发展能力和整体竞争力；招商引资专业化水平明显提高，现代服务业发展先导区成效明显，现代商贸、金融、总部经济、文化创意等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经济活力明显增强；区综合治税领导小组成立以来，各经济职能部门的主观能动性被充分地调动和发挥出来，综合治税能力显著增强，形成了“部门协作、信息共享、齐抓共管”的良好格局，形成了有利于企业加快发展的良好环境。锦江区因此荣获了“中国民营经济最具活力区”和“中国民营经济首选投资区”称号。

二、创新基层治理机制

锦江区现有街道16个，社区59个（城市社区43个，涉农社区16个）。针对实际工作中由于职责不清而造成职能错位、越位、缺位的现象，2008年10月，锦江区按照加强党的领导、强化居民自治，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政社分开、职能归位、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区建设的总体思路，启动了社区治理机制改革工作试点，截止今年5月底，全区59个社区已全部实施了社区治理机制改革，形成了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社区居民代表会议及其工作委员会和社区居民委员会为主体、社区公共服务站为平台、社会组织参与服务为必要补充的社区治理新机制。

（一）“一改”――改集体经济组织为公司，壮大集体经济。在对原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进行清产核资的基础上，组建以全体村民为成员的新型集体经济有限责任公司；对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性净资产进行折股量化，每位村民一股；按照《公司法》设置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制定新型集体经济组织股东代表推选办法、董事会和监事会选举产生办法以及总经理聘任办法；由全区“198”范围内（198区域指环绕成都市中心城区内的198平方公里的非建设用地，主要分布于成都市三环路以外，外环路以内）的11个村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共同出资，成立“成都市农锦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统一负责“198”区域的土地整理、流转和经营。

（二）“一撤”――撤村改居，建立社区治理体制。全面撤销16个村组建制，成立16个社区居委会，设立社区党总支部或者党委，通过“公推直选”产生社区党组织和社区居委会领导班子，打破城乡体制上的二元结构，实现涉农社区治理体制与城市社区接轨，城乡居民社会服务全覆盖。

（三）“两分离”――剥离社区的政府职能和经营职能，促进职能归位。一是在城市社区实现原居委会承担的政府职能与社区自治职能分离。建立社区公共服务站，把社区居委会承担的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分离出来，由社区公共服务站承担；区级部门的审批服务类事项全部下放社区公共服务站，对暂不具备下放条件的转移类及非行政审批类事项简化审批程序，将原有的“社区―街道办事处―区级职能部门”三级工作流程，缩短为“社区公共服务站――区级职能部门”两级工作流程；在社区公共服务站设立统一规范的服务窗口，定期发布《社区公共服务站服务事项目录》。二是在涉农社区实现原村委会的自治职能与经营管理职能分离。通过对传统集体经济进行股份制改造，使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职能与社区居委会的自治职能分离，集体经济由新型集体经济组织自主经营，确保涉农社区居委会职能归位。

（四）“三强化”――强化领导核心作用、自治作用、自我服务作用，提升自治功能。一是强化社区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优化社区党组织设置，普遍设立社区党委或党总支，实现党组织向院落、楼栋、单元及各类社会组织、经济组织的全覆盖；通过社区党组织书记担任社区居民代表会议工作委员会主任、社区党组织对社区重大事项拥有提案权、建立社区党建工作联席会等措施，使社区党组织充分发挥在社区治理中的组织、领导、监督作用；改革党员教育管理模式，推行单位、社区党组织双重管理制度，加强党员与党组织之间的联系；建立健全党员作用发挥机制，党支部向辖区党员发放《党员活动证》，记载党员参加社区服务的活动情况，并通过经常性开展活动，发挥党员带头参与社区建设的先进性作用。二是强化社区居委会的自治作用。成立社区居民代表会议工作委员会，与社区居民代表会议、社区居委会一起，形成社区事务决策、监督、执行“三分离”的自治格局。明确界定社区居委会的主要职能，建立社区工作准入机制，社区不再无偿承担职责范围以外的其它政府行政事务。实行居民代表常任制和社区重大事项提案制，明确社区居民代表的“四权”（即：提案权、评议权、监督权和罢免权）和参与社区自治的方式。完善自治机制和自治体系，成立住户管理委员会、业主管理委员会、家属管理委员会、业主自治管理监事会等居民自治细胞组织，采用手机短信、网络等信息手段，丰富社区居民代表参加议事决策的形式，尤其是完善“四会一走访”（民情恳谈会、社区事务听证会、社区居民代表会议、工作评议会，居委会成员定期走访联系群众）制度，真正发挥社区自治组织的作用。三是强化社会组织的自我服务作用。通过推进社区服务社会化、市场化、产业化，引导和发挥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的积极性，促进覆盖全域的服务网络建立，不断满足社区居民需求。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力度，把政府部门可以不直接承担的社会服务性、事务性工作，通过委托、购买、授权等形式交给社会组织承担；针对社区成员多元化、需求多样化的实际，整合公共服务资源，拓展“社会协同”空间，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群众有偿个性化服务、志愿者参与义务服务的有机结合，发挥社区社会组织在参与社区公益事业中的作用。把完善社区服务与发展新型集体经济组织、促进就业结合起来，运用市场机制推动社会化、产业化的社区服务。

锦江区完善社区治理机制的改革，进一步明确了社区基层组织间的关系，强化了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扩大了基层民主，促进了居民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全面提升了社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促进了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向纵深发展，得到了居民群众的普遍赞同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一是明晰了基层治理的组织架构，填补了基层治理的真空。通过完善基层组织治理结构，形成了社区党组织、社区居民代表会议及其工作委员会和社区居委会、社区公共服务站、社会组织四种社区基层组织共同治理社区的格局。社区党组织是社区各类组织的领导核心，在街道党工委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负有统揽协调社区建设全局的责任。社区居民代表会议是社区民主决策的基本组织形式和最高决策机构，实行社区居民代表常任制，推行社区重大事项提案制；社区居民代表会议工作委员会是社区居民代表会议常设的监督和执行机构，对社区居民代表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社区居委会是居民在社区党组织领导下，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区公共服务站，与社区居委会是伙伴合作关系，负责承担政府延伸到社区的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事务，在行政管理上接受街道办事处的领导，在业务上接受各相关职能部门的指导、监督。社会组织，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慈善公益组织以及社区活动团队。二是自治和公共服务功能同时得到了加强。社区居委会不再无偿承担职责范围以外的其他行政事务，使社区居委会有时间和精力按照自治组织的要求履行职责，强化了社区自治功能。在新的社区居民自治体系，由社区居民代表会议及其工作委员会和社区居委会“三驾马车”组成，分别负责对社区事务的决策、监督和执行，形成了新的社区工作运行机制。工作运行准则遵循“一个章程、两项程序”（社区居民自治章程，社区居民代表会议、社区协商议事会议程序）；工作运行方式遵循“三会一走访”（社区事务听证会、民情恳谈会、工作评议会，居委会成员定期走访联系群众）制度。新建的规范、高效的社区公共服务站，居民在社区即可办理绝大部分行政事务，极大地提高了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办事效率。三是党的执政基础得到进一步巩固。在完善社区治理机制过程中，通过以社区党组织书记担任社区居民代表会议工作委员会主任、社区党组织成员兼任工作委员会委员等方式，有力提升了社区党组织的工作效能，确保党的方针、政策及时贯彻落实到社区，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四是现实了城乡一体。村改居后，建立和完善了以政府财政投入为主的公共服务体系及社会化保障体系，实现了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低保救助以及就业的同质化。四是基层其它工作得到了全面推进。职能归位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工作都得以加快推进。由于理顺了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土地整理、流转、产业培育等工作得到快速推进；农用地从农户到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的流转，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利用土地资源参与项目建设和经营等先后得以实施，增强了集体经济组织的实力。

三、大力培育和发展社区社会组织 在改革城市基层治理机制中，锦江区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的重要作用，按照“依托社区、服务群众”，“政府扶持、大力推进”，“自愿参与、市场运作”，“制度规范、严格监管”四项原则，依照“壮大服务类、做实事务类、规范活动类、发展慈善类、培育维权类”分类指导办法，减少限制条件，降低准入门槛，简化设立程序，鼓励社会组织发展，并结合锦江实际，创新了社会组织管理方式。

（一）创新社会组织管理方式。一是实行登记备案双轨制。出台了《锦江区社区社会组织备案管理暂行办法》，在坚持依法登记原则的基础上，实行社会组织登记备案双轨制，由重入口登记向重日常监管转变。对急需登记的社会组织，采取边登记边完善手续的做法；对需备案的社会组织，采取降低和减少备案条件，简化备案程序等办法，准备备案的社会组织向所在社区居委会提出申请，经初审后，由街道办事处审核并备案，凡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均予以备案；备案社会组织达到登记条件后，不执行筹备期，可直接申请登记；将过去实际存在的既无登记又无备案的“草根”社会组织，通过规范使其有序发展；实行行政机关与行业协会脱钩，改革清理机关的“附属”组织，注销一些能力弱和建非所用的组织，淡化“官办”色彩。二是完善社会组织管理体系。区民政局负责全区社会组织的统筹规划、协调指导、监督管理工作，在全市率先成立区社会组织管理局，区民政局民间组织管理科更名社会组织服务科，充实人员配备，强化工作职能；街道办事处负责备案社会组织的监管和指导；社区居委会负责备案社会组织的日常管理和服务工作。三是建立沟通机制，促进合作互动。区级部门和街道办事处在出台涉及行业发展和社会建设的重大政策前，主动听取和征求有关社会组织的意见和建议；部门举办的各类听证会、恳谈会，凡涉及社会组织利益的，吸收社会组织代表参加；社区居委会组织听证会、恳谈会等时邀请社会组织代表参加；社会组织参与行业调查，及时报告相关信息和对策建议，主动参与决策。同时，锦江区正在筹备成立“区社会组织管理局”，承担全区社会组织的统筹规划、登记备案、监督管理、协调指导等职能；筹备成立“区社会组织联合会”，主要承担社会组织的综合协调、行业指导、行业管理等综合服务工作；筹备成立“区社会组织服务指导中心”，该中心作为民办非企业单位，主要承接社会组织的初审、年检、评估等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包括组织专家团队、社会贤达、知名人士、社区群众参与项目运行监督及运行结果第三方评估等工作。

（二）鼓励扶持社会组织发展。制定培育发展社会组织的扶持政策，激发和调动社会组织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一是设立政府扶持专项资金。每年安排专项经费，对五大类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进行资金扶持。给予新成立社会组织一次性开办扶持资金，登记注册的最高不超过2万元给予扶持，备案的按照最高5000元/个的标准给予扶持；对在参与社会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方面成效显著、群众满意度较高的社会组织，以“以奖代补”的方式给予扶持；对暂未纳入政府购买服务范围，但有利于促进公共服务的项目给予专项扶持；对启动资金不足的可给予一次性补助，对新建社会组织前3年运行确有困难，经审核确认给予适当补助；建立税收优惠配套措施，最大限度地给予税收优惠。二是建立完善激励机制。制定社会组织激励制度，表彰先进社会组织，宣传先进典型；积极鼓励企业、个人和社会力量支持社会组织建设，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快速发展。三是加强社工人才建设。抓好社会组织人才队伍的储备，建立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人才库和社会工作人员培训制度。四是探索孵化培育社会组织模式。在街道层面搭建平台，组织扶持登记至少一家可管可控的民办非类社会组织，赋予培育孵化功能，按照孵化申请―初期评估―实施孵化―中期评估―完成孵化”五个步骤，对具有发展潜力的备案社会组织提供场地、资金、能力建设等支持，进行专业化、全方位培育，促进其转化为专业性强、运作规范的登记社会组织。

（三）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政府从相关社会领域中脱离出来，适当放权授权，建立明确的政策和措施，规范社会组织的职能，把不再由政府部门直接承担的社会服务性工作、把不便于管或政府直接实施成本过高的社会事务性工作，通过购买服务形式委托给社会组织。一是健全项目民主管理机制。逐步扩大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覆盖面，使社会组织成为社会公共服务事业的重要载体，初步建立社区多元化服务机制。二是明确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定期发布政府购买服务的需求信息，引导动员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承接服务项目。目前，已确定社会管理、社会事务、卫生教育等七类25项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三是细化购买服务流程。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实行项目民主征询、方案民主决策、过程民主监督、效果民主评议，建立体现群众意愿的立项制度、符合社区实际的评审制度和群众积极参与的管控制度，充分发挥居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和保障群众的监督权，建立社会化的评价制度，采取单项评议和年终评议相结合的方式，组织辖区内居民代表和项目受益群体开展满意度测评并公示结果。

（四）加强对社会组织监督管理。坚持培育发展和监督管理并重，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一是发挥社区党组织监督作用。坚持社会组织业务建设与党的建设同步，明确社区党组织负有督促和指导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责任，确保社会组织的发展方向。二是健全监管机制。构建区、街道、社区三级的社会组织监管体系；建立完善部门和街道办事处之间的协同监管机制和执法联动机制，提高监管合力和应急反应能力；建立健全社会组织预警体系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机制，着力提高危机处理能力；加强对社会组织接受社会捐赠的监督，按照登记、备案权限对捐赠资金来源进行监管，对捐赠资金使用情况须提供审计报告，确保社会组织健康发展。三是加强监督管理。强化“双重管理”制度，着力构建上级主管部门、区民政局（区社工委）、业务主管单位、社区居民参与的四条监管防线。四是引导社会组织自我管理。帮助辖区社会组织成立“锦江区社会组织联合会”，引导全区社会组织自我发展、自我管理、自我约束；以章程为核心，健全社会组织各项内部制度，加强管理制度规范化和体系化建设，完善社会组织决策与内部调控体系，健全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或董事会、监事会等；建立资格管理和行规行约，对会员、会员单位实行资质认定和资格审查，按其服务能力和现实表现实行准入和退出制度。

（五）健全监管评估机制。建立由区级职能部门、街道办事处、专家和社区群众四方参与的社会组织评估机构，每年对社会组织实施一次评估，将评估结果档案向社会公开，广泛宣传和充分利用评估结果，接受社会监督，充分发挥评估的导向、激励和约束作用；建立社会组织等级评定制度和社会组织诚信制度，组织和督促各类社会组织开展诚实守信活动，树立诚信、守法、自律的理念，对诚信守法、严格自律、作用突出的给予晋级表彰、政策优惠；建立健全社会组织基础信息数据库，全面评价社会组织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建立健全社会组织问责机制，对不参加年检、有名无实、管理混乱的进行问责警示，对违法活动的依法予以注销。

锦江区在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的过程中，把社会组织作为继政府部门与企业之后的第三种力量和加强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摆上重要位置，在发展规划上，把社会组织建设纳入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的重要作用，承接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一些职能，增加了公共服务能力，建立起了连接政府与社会、化解社会矛盾的平台，各种社会资源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被吸引和整合，增强了社会的凝聚力、向心力、吸引力，培育了公民精神和自治能力。同时，通过把政府部门可以不直接承担的社会服务性、事务性工作，以及企事业单位剥离的社会职能和服务职能，通过委托、购买、授权等形式交给社会组织承担，既改变了过去那种政府独自负责制定公共政策，同时又独自负责提供公共产品，掌舵与划桨不分的做法；又拓展了“社会协同”空间，推进了社区服务社会化、市场化、产业化，构建起了覆盖全域的服务网络，使社区满足居民需求的服务项目大幅度增加。

（中央党校“社会治理创新研究”课题组，课题组成员：向春玲、林梅、陈名财，执笔人：向春玲、陈名财）

第五篇：农村社会转型与居民点规划

摘 要：解决三农问题、统筹城乡发展，推进新农村建设，已成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分析研究农村社会转型随国家政策的分阶段特色，研究各阶段对农村居民点规划特征，才能更好的发挥农村社会转型的中资源和优势，促进农村社会转型进程。

关键词：农村； 社会转型； 居民点规划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对中国新农村建设和农村改革发展的历史方位做出了准确的判断，并指出中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期，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

一、农村社会转型的特殊性质和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的历程，也正是我国农村的社会转型过程，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使我国的农业经济在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固有的二元经济格局尚未完全被打破，中国农村的社会转型依然面临许多函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的焦点问题依然是土地问题，而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的总体历史过程和基本的逻辑关系是对土地问题的解决。其次，农村的工业化是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的基本前提，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的另一个重要成就是乡镇企业的兴起。最后，农民的文化素质的提高、价值观念的更新和精神生活的充实，是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的观念前提。

二、农村社会转型各个阶段的农村居民点规划的发展过程 2.1 1978年至1984年是农村改革的启动与突破阶段。

这一阶段党的农村政策的取向是让农民获得自主和实惠。中央农村政策的制定均围绕恢复发展农村经济这一主要精神展开,衍生出该时期农村政策的基本目标,即变革现有农村经济体制,调动农民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在这一时期的农村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农村居民点规划属于初步发展阶段，农民住房建设迅猛发展，形成农房建设时期，出现了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建设高潮，广大农民的住房条件得到较大改善。

2.2 1985年至1992年是农村改革的探索与展开阶段

这一阶段党的农村政策的取向是发展乡镇企业和粮食购销体制改革。农村政策围绕调整农村产业结构这一主线,引导传统农业向市场化转变,清除了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制约因素，为农村经济的多元化、商品化、市场化找到了新出路。

这一时期农村居民点规划的主要特点是：对村镇的各项建设进行全面规划，统筹安排农民住宅、生产建筑、公共建筑和基础设施的建设，注重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环境。其次，在注重农房建设的同时，开始注重加强村镇规划，引导改善农村的生产和生活环境。2.3 1992年至2002年是农村改革的深化和攻坚阶段。

这一阶段的农村居民点规划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是1992年-1996年以小城镇建设为重点的村镇建设时期。这一时期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环境明显改善，城镇功能不断充实，吸纳了大量农村的富余劳动力；农业机械化作业有了新的发展空间，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村集体收入和农民收入有了显著增加，带动农村住房特别是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建设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

第二个是1997年-2002年以城市为主导的农村建设跟进发展时期，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加速，城市经济尤其是大城市的主导地位更加突出，农村建设进入跟进发展时期，城乡差距逐步拉大。并且受市场要素冲击，农村土地流失与失控现象加剧，农村生态环境遭到破坏。2.4 2002年底至2009年时农村经济社会综合改革与创建新机制的阶段。

中央农村政策取向是统筹城乡发展,让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这一时期的农村居民点规划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向农村延伸，部分地区出现城乡融合的发展态势，小城镇功能开始由简单的乡村中心向复合型的农村区域型中心转变。2.5 2010年至今，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大城乡统筹发展力度，不断开创农业农村改革发展新局面。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通过增加农民收入来扩大农村消费需求,把推进城镇化作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持久动力;将强农惠农政策体系化、制度化,持续性更好、规范度更高。

三、当前农村居民点规划的任务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其“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20字方针，既包含了生产力的发展，又包含了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的综合概念。3.1 “生产发展”一一新农村的物质基础

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是生产发展，要达到生产发展的目的，就要激活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一一劳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