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关联企业制度与银行信贷风险控制及监管.
关联企业制度与银行信贷风险控制及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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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企业信贷风险控制在银行信贷管理中十分重。频频发生的关联企业巨额贷款损失案件暴露出我国现行关联企业制度的缺陷以及我国商业银行关联企业信贷风险控制机制的漏洞。我国亟待借鉴国外经验，强化关联企业信贷风险控制。首先国家完善关联企业立法，从法律制度上保障银行债权；其次商业银行应建立关联企业信贷风险控制机制以及关联企业信贷信息咨询系统，并做好对关联企业贷款的统一授信、贷前调查和财务分析，选择合适的借款主体和担保方式，在借款合同中设置预防性条款，加强贷后管理；最后银行监管机构采取措施加强对关联企业信贷风险的监管。
关联企业和关联交易的隐蔽性和复杂性给银行信贷工作增加了难度，也对现行公司制度所提供的债权保护手段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最近，农凯、铁本、德隆，华光等系列关联企业贷款相继出现问题，而且涉及贷款金额巨大，银行损失惨重。总结教训、借鉴国外经验、采取措施加强对关联企业信贷业务的监督和管理，防范关联企业信贷风险已显得十分紧迫。本文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在对关联企业信贷风险进行分析，并对国外关联企业信贷风险控制情况进行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借鉴国外经验、加强关联企业信贷风险控制的对策。
一、关联企业信贷风险分析
关联企业是指在资金、经营、购销等方面，存在直接或间接的拥有或控制关系，以及在其他利益上具有相关联关系等特征的企业。关联企业是具有独立法人人格的企业之间以资产联系纽带为主方式而连结成的联合体。关联企业体系内部利益上具有一致性。
（一）关联企业信贷的主风险
关联企业信贷的风险主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信用膨胀的风险。从形式上看，一般关联企业各成员的贷款金额不是很大，但由于其从属企业受控制企业的支配，从属企业以自己名义获取的贷款往往被控制企业挪作他用，控制企业通过从属企业获得贷款。如果将关联企业群体作为一个独立的整体来看待，则控制企业贷款量往往大大超过其授信额度，形成该关联企业整体的信用膨胀。
2．担保虚化的风险。信贷实践中，控制企业令从属企业为其贷款担保或为其他从属企业贷款担保的问题较突出。从属企业以自己的名义提供保证担保，在形式上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但实质上，由于从属企业的人力、财力、物力常常被利用作为追求整体关联企业整体或控制企业利益的资源和工具，因此从属企业往往没有相应的能独立支配的财产，担保虚化，增加了其风险程度。
3．信贷资金挪用风险。在关联企业中，从属企业以自身名义获取的贷款往往被控制企业挪作他用，不仅为违规经营提供了土壤和手段，也难以真正体现信贷资金的使用效益，同时增加贷款风险。虽然银行有权利对贷款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但由于现行财务会计制度的欠缺及银行与企业间信息不对称的客观存在，银行在实践中很难对贷款的使用进行真正的监督。
4．贷款偿还风险。由于我国关联企业法律制度中欠缺对公司股东滥用有限责任的规制，没有相应的制衡机制以规范控制企业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在此情况下，目前的法人制度实际上是严格的股东有限责任，加之当代中国社会信用基础和信用理念的薄弱，从而使商业银行在面对关联企业客户通过关联交易侵害银行债权时，难以找到真正合法有效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债权，最终导致贷款偿还出现风险。
（二）关联企业贷款风险产生的主原因
1.关联企业集团内在的特点是风险产生的根源
关联企业集团是通过资产纽带，把众多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联结在一起，内部经济成分复杂，成员企业参差不齐。集团公司常常通过产权纽带，对子公司实行财务监控管理，而集团公司内部财务管理模式存在着不同形式的弊端。同时关联企业间关系极其紧密，其风险变化呈联动效应，一旦风险爆发，将迅速波及其他成员，出现所谓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2.银行与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
关联企业集团规模庞大，其下往往注册了诸多的子公司、分公司，使银行对企业的真实情况难以做出准确的判断，对贷款的资金流向难以监控，决策层有时只能在信息极大不对称下做出相应的信贷决策，潜伏着较大贷款风险。
3.关联交易成为企业利润的调节器和逃废银行债权的常用手段
关联交易双方在形式上法律地位平等，而实质上不平等。关联交易客观上存在着不公平的极大可能性和因关联企业内部人控制而滥用的巨大风险。关联交易客观上存在不公平及滥用的巨大风险，是关联交易法律特征的逻辑必然。具有控制关系的关联企业之间通过关联交易操纵企业的利润并转移企业有效资产，对企业的还款能力造成很大影响，从而给债权人的利益带来损害。
4.商业银行内部信贷风险控制机制存在缺陷，管理粗放
部分银行信贷人员风险意识不强，对关联企业贷款贷前调查不细致，或者流于形式，贷款担保仅仅追求形式上的完美；贷后管理薄弱，没有建立及时的风险检测、预警体系，贷款出现风险时疲于应付，不知所措；少数信贷人员甚至与企业勾结起来，教唆企业编制虚假贷款资料，蒙骗上级行，贷款发放之初就隐含巨大风险。
二、国外关联企业信贷风险控制之考察
1、加强关联企业立法，保护债权人利益
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均高度重视通过关联企业立法，保护债权人利益。
英美法系对关联企业债权人的保护立法以美国为典型。美国的公司法主运用揭开公司面纱原则（the principle of piercing the corporate veil）和深石原则(deep-rock doctrine)两个原则保护关联企业的债权人。根据揭开公司面纱原则，法律原则上承认控制公司与从属公司各为不同的法律主体，但当控制公司过度操纵从属公司使从属公司实际上丧失独立法人资格时，法律可以揭开控制公司与从属公司之间“面纱”，把控制公司与从属公司视为同一法律主体，从而责令控制公司对从属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根据深石原则，控制公司在某些情况下对从属公司的债权在从属公司支付不能或宣告破产时，不能与其他债权人共同参与分配，或者分配顺序应次于其他债权人；如果母公司和子公司同时发生支付不能或宣告破产时，则由母子公司合并组成破产财团，按照比例清偿母子公司债权人的债权，以保护从属公司其他债权人的利益。
大陆法系对关联企业债权人的保护立法以德国为典型，主是通过提高法定盈余公积金、盈余转移的最高数额、损失的承担、对债权人提供担保、控制公司负责人的责任、从属公司董事及监察人的责任、“不利影响”之禁止等措施来实现。此外，德国《股份公司法》创设了当今各国公司法上极为独特的归附制度。在此制度下，法律赋予了主公司对归附公司的原则上无限制的领导权，同时取消了对归附公司财产的限制，使得主公司可以将归附公司的财产转移到自己名下，与此相适应，母公司必须对被归附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履行责任，从而建立了严密的债权人保护体系，大大强化了从属公司债权人的保护。
【摘】关联企业信贷风险控制在银行信贷管理中十分重。频频发生的关联企业巨额贷款损失案件暴露出我国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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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遵循“一个债务人原则”
国外银行对关联企业客户的风险控制遵循“一个债务人原则”，即将关联企业客户整体作为一个债务人进行管理。国外银行对关联客户一般定义为：从风险控制的角度可以被视为一个整体的、互相关联的一批债务人（两个或更多法人单位）。一种情况是：集团内的一个或几个公司对集团内的其他一个或几个公司拥有超过一半的股份，或者拥有对投票数量的控制地位，其决策影响集团中其他公司；另一种情况是：如果集团的一个或几个其他成员遭遇财务困难，集团的其他成员可能发现难以完成支付义务。前者比较容易界定和掌握，后者则是更广义的关联范围。在实际操作中，主是对第一种情况即对集团客户进行统一的风险控制，对不是集团客户但可以明显判断有关联关系的客户在风险控制上也会统一考虑。
３、建立客户经理网络作为组织保证
为实现对关联企业集团客户风险的统一控制，国外银行按照关联企业集团公司的组织层次，建立相应的客户经理网络作为组织保证。为每一关联企业集团客户配备一个“全球账户经理”，全球账户经理通常设在关联企业集团总部或母公司所在地的分支机构，如果关联企业集团的大部分业务由某一子公司承担，有时也会在分支机构这一层次设全球账户经理。全球账户经理统一负责银行对集团公司的所有事务，包括评级授信和所有信贷业务组织、协调，并报有权部门审批。全球账户经理承担对集团客户的所有风险，子公司所在地的分行不承担对子公司的业务风险，即使这些业务是在分行和子公司之间发生的。事实上在银行内部有一个风险转移机制，即由总行给分行提供内部担保，分行将风险转移给总行，从而实现对集团客户风险的集中控制。集团子公司所在地分行为每一个子公司指派一个账户经理，账户经理直接对全球账户经理负责。账户经理的主任务是经常访问子公司，了解他们的经营情况和业务需求，并向全球账户经理报告重的进展或变化。在收入分配方面，分行对子公司办理业务的收入由分行保留，收益记在当地账上。同时在银行内部建立一个管理会计系统，通过这一系统，将所有来自于集团客户的收入最终记为全球账户经理的收入。
4、做好母子公司信用评级
一般情况下，对主的子公司的信用评级比照集团公司的信用等级掌握，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求母公司对子公司债务出具担保或安慰函。如果分行认为某一个子公司有特殊的风险，应将有关情况报告全球账户经理，并对子公司的信用等级作相应调整。与母公司关联度不强的子公司或规模较小的子公司通常比母公司信用等级调降。信用评级主依据客户经审计的年报，建立了一套指标体系，通过计算机系统自动评分。但同时注重对企业发展前景的分析，因为贷款是在未来某一时间到期，企业未来的状况直接决定其到期偿债能力。如在西德意志州银行的信用评级体系中，历史数据只占40%，而前景分析占60%，充分体现其对企业发展前景的重视。对大型跨国集团，通常将外部评级如穆迪、标准普尔、费奇等权威评级公司的评其结果，作为掌握信贷政策的重依据。
5、实行统一授信
在确定关联企业集团客户授信额度时，集团总部所在行为授信主办行，各分支公司所在行为授信协办行。在授信中既有总的授信额度，也有结构授信，一是明确有多少额度是需担保的，多少额度可以发放信用贷款；二是产品结构，即按照不同业务种类进行分配；三是期限结构，即短期和中长期的信贷业务各占多少。授信又分为内部授信和外部授信。内部授信是银行机密，不得告知企业。对重优质客户，可给予外部授信，亦即承诺授信，外部授信可以通知客户，对一年期以上的承诺授信收取一定的费用（根据德国法律，银行对一年期以上的承诺授信按授信额度的5%收取风险准备金）。在承诺授信额度内，分行可以自行审批发放贷款，不需上报总行。全球账户经理将对集团客户的总的授信额度根据需分配给全部或部分子公司，对业务发展较好的子公司给予倾斜。全球账户经理通常预留一定的机动额度，以便能够对客户新的业务需求及时做出反应。对集团客户和所有子公司的授信额度均通过计算机系统进行实时控制，全球账户经理可以在接受客户申请时准确掌握其授信额度的余额，做出是否同意提供贷款的决定，从而把对集团客户的信贷风险控制在事先核定的额度之内。未经全球账户经理同意，任何分行不得超过额度对集团客户的子公司发放贷款。
子公司所在分行的客户经理受理客户贷款申请后，写出调查报告，送当地分行的信贷部门，分行信贷部门提出审查意见后上报全球账户经理。全球账户经理没有直接的信贷决策权，汇总有关情况后上报总行信贷风险管理部进行审查，超过信贷风险管理部审批权限的，上报董事会进行最终审批。在审批授权上存在两种模式，如汇丰银行实行个人授权，即将贷款审批权限授予制定的个人，在审批程序中也没有信贷审查委员会，而有些银行则实行机构授权，并逐级设立了信贷审查委员会，集体审查大额、疑难贷款。
6、根据具体情况选择担保
国外商业银行接受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或子公司之间的相互担保。银行通常也求母公司提供这类担保，其目的是将关联企业集团绑在一起，实行统一的风险控制。有的母公司不直接提供担保，而是出具安慰函，声明：总公司知道该笔贷款，确保进行监督，使子公司正常发展以尽量归还贷款，母公司在未通知银行的情况下不会出售对子公司的股份，等等。即使有母公司提供担保，仍对子公司本身情况进行分析，重点做好现金流的分析和预测，确保有可靠的第一还款来源。如果母公司不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或银行认为母公司的担保能力不足，则求子公司在集团公司之外另外提供担保（抵押、质押或保证，以抵押、质押为主），同时分行需征得全球账户经理的同意，才可接受子公司从当地提供的担保。如果集团公司对集团以外的企业提供担保，则担保金额相应从对集团公司的授信额度中予以扣除。很多情况下也可以发放信用贷款（在授信额度内），但通常设定以下保护措施：一是求客户不以资产对外提供抵押；二是信用贷款和担保贷款在偿还顺序上应一视同仁；三是设定交叉违约条款，即若客户对他行违约，银行将提前收回贷款。同时贷款发放的金额和期限尽量与客户的现金流相匹配。
7、建立关联企业信息管理系统
国外银行均建立了一套信息管理系统，对集团公司的有关信息进行收集、分析、管理和使用。所有子公司的账户经理负责收集子公司的所有信息，包括所有业务、调查报告、融资情况等，并通过计算机系统及时向全球账户经理传送，全球账户经理汇总所有账户经理的上报资料并进行整理和加工，建立一个可以授权共享的集团公司数据库，供全球账户经理和分行账户经理在处理与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有关的业务时使用。总行通过该系统可以在任一时间掌握集团客户及其分布各地的子公司的业务情况，为信贷决策提供可靠依据。
【摘】关联企业信贷风险控制在银行信贷管理中十分重。频频发生的关联企业巨额贷款损失案件暴露出我国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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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银行监管机构建立严格的监管制度
从国际上看，关联企业客户大额授信的风险管理问题早就引起了一些发达国家银行监管当局的重视。在发达国家的关联企业客户授信业务管理中，银行监管机构建立严格的监管制度和建立信贷咨询系统的做法对控制关联企业客户授信业务风险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德国，30年代中期就已经建立了大额授信的报告制度。1948年德国为加强对“单一借款单位（single borrower unit——即同属一个集团客户的企业或者通过利润转移协议附属于同一集团的企业）”授信的风险监管，建立了大额（100万马克或100万马克以上）信贷登记信息系统。德国在1997年第6次修订的《银行法》中规定，央行信贷登记信息系统收到贷款人给同一借款人超过300万德国马克的授信报告之后，将各家银行给同一借款人的授信进行汇总，并把借款人的情况及所涉及的贷款人的数量等信息反馈给所有的贷款人；比利时于1944年为加强对集团客户贷款及其他大额贷款的风险管理，也制定了大额贷款的登记制度。现在比利时的规定是当某一法律实体（即企业）或者自然人从同一银行机构获得等于或者超过25，000欧元贷款，银行必须向CCCR（中央共同信贷登记中心）递交关于其银行客户的信息。大额授信监督管理制度对银行监管当局和商业银行加强对集团客户贷款的管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借鉴国外经验，加强关联企业信贷风险控制
目前，我国关于关联企业的法律规范主集中在税法、证券法、企业会计准则、独立审计准则等方面。在公司法等法律领域均没有专门的、系统的规定。因此目前我国法律在从属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保护、从属公司及其少数股东权益的保护、关联交易及董事抵触利益交易的规制等方面均是空白。关联企业法律制度的缺陷和空白在一定程度上使公司有限责任制度成为公司股东逃避法律监督的工具，甚至异化为一种法律追究股东责任的障碍，成为控制公司逃废银行债务、获取法外利益的工具。受关联企业立法缺陷的影响，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更是存在着将有限责任绝对化的倾向，即认为不管在何种情况下，股东的责任仅限于其出资额，而不管控制公司的恶意行为给债权银行造成了多大的损害。
此外，从信贷业务实践来看，近年来关联企业信贷风险频频爆发（参见下表）。从表中不难看出，关联企业贷款风险常常涉及多家金融机构，贷款金额巨大。虽然这些系列案例中没有公开的银行信贷损失详细数额，但据业内人士估计，上述巨额贷款损失绝对在50%以上，部分案例中银行损失应在90%以上，绝大多数贷款将成为坏账。同时表中所列企业中除啤酒花是银行主动收缩贷款引发风险集中爆发外，其余风险爆发均出于外因，甚至偶然事件，如蓝田股份由于学者刘姝威对蓝田公开质疑而引爆。上述案例充分说明，我国商业银行普遍缺乏对关联企业信贷风险的防范机制，信贷人员缺乏对关联企业信贷风险的防范意识，对关联企业信贷潜在风险的识别能力较差。因此借鉴国外经验，加强我国对关联企业信贷风险的防范已是当务之急。
近年来媒体暴光的重大典型的关联企业信贷风险
关联企业
名称（负责人）涉及境内金融机构信贷金额（万）涉及关联企业（家）风险暴露导火线 资料来源
蓝田股份（瞿兆玉）截止２００２年８月，向蓝田提供贷款的金融机构达２０多家，贷款总规模达３０多亿元人民币 与蓝田股份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有3家，不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有8家；而与蓝田股份有密切财务关系的中国蓝田（集团）总公司在国内就有企业230家。学者刘姝威对蓝田公开质疑 财经时报2002年8月16日；上市公司虚假会计报表识别技术，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上海农凯集团（周正毅）在100亿左右，涉及上海几乎所有的银行，其中兴业银行就有30亿左右，上海市农村信用合作社6.56亿元 农凯系控制着上百家公司，其中农凯发展（集团）投资16家子公司；华信投资（集团）投资12家子公司；高校科技产业（集团）投资16家子公司 周正毅犯罪 经济观察报，2003年6月9日；21世纪经济报道，2004年7月27日
啤酒花（艾克拉木）建行6亿元多，工行近4亿元，乌鲁木齐市商行3亿多，农行1．2亿元，交行几千万，总数在15亿元上下 新疆有25家关联公司，上海有10多家公司 银行收紧贷款，资金链断裂 21世纪经济报道，2003年12月21日
新疆德隆集团（唐万里）金额巨大，具体不详，仅湘火炬、合金投资、新疆屯河三家上市公司截止2003年末，借款余额即达59．91亿元 德隆母公司有177个子公司、孙公司。德隆老三股全线崩盘 德隆内幕，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
江苏铁本集团（戴国芳）截至今年3月15日，共有6家金融机构提供授信43.4亿元。其中，中行25.7亿元，农行10.3亿元，建行6.6亿元，浦发行5000万元，广发行3000万元，常州武进农村信用联社105万元。在常州市，铁本公司新设立关联公司5家；在扬中市，新设立关联公司2家。
中央宏观调控 21世纪经济报道，2004年6月26日
广东华光（冯明昌）案发时，境内7家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为28亿元；从工行广东南海支行骗取贷款累计74．21亿元，至案发时尚有余额19．29亿元。十三家关联企业 国家审计署审计 中国青年报，2004年06月27日；财经，2003年第23期，2004年第13期
１、完善我国关联企业立法，保障银行债权
我国亟待借鉴国外先进立法，完善我国关联企业立法，保障银行债权。（１）借鉴美国揭开公司面纱原则，建立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在同时符合以下四个条件时，可以否认公司法人格：公司设立合法有效且已经取得法人资格；股东客观上滥用对公司的控制权；股东的滥用行为，客观上损害了债权人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股东不能为自己的利益主张否认法人人格。（２）借鉴德国创设的推定的关联企业学说(qualified concern doctrine)，确立举证责任倒置制度，确定控制公司的责任即在适用控制标准时，只原告能证明有控制因素存在，即可推定控制公司应对从属公司债务承担责任。（３）借鉴德国立法，建立通过提高法定盈余公积金、限制移转利润的最高数额、对损失进行补偿及向债权人提供担保措施等事前保护措施。（４）借鉴深石原则，确立非关联债权相对于关联债权的优先制度，规定母公司对子公司的债权，无论债权有无别除权或优先权，在子公司支付不能或宣告破产时不得主张抵消，不能与其他债权人共同参加分配，或者分配的顺序应次后于其他债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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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建立关联企业客户授信业务风险管理机制
有效的管理机制是商业银行控制集团客户授信业务风险的保障。银行应结合自身的经营管理水平和信贷管理信息系统的状况，从人员、组织机构和业务运作上构建与关联企业客户授信业务风险管理特点相适应的信贷管理机制，制定关联企业客户授信业务风险管理制度，其内容应包括关联企业客户授信业务风险管理的组织建设、风险管理与防范的具体措施、确定单一集团客户的范围所依据的准则、对单一集团客户的授信限额标准、内部报告程序以及内部责任分配等，从而从机制上保证商业银行加强对有信贷关系的集团客户信息的追踪收集、授信额度的控制、授信的管理、风险的预警和对集团客户授信业务的监督检查。
３、银行应建立关联企业信贷信息咨询系统，实现信息共享
由于关联企业客户内部企业之间关系特殊，内部关联交易的存在，使关联企业客户内部关联方之间有可能不按公允价格进行关联交易，转移资产或利润。由此可见，商业银行对关联企业客户授信风险体现为整体性。因此，对关联企业客户授信，不仅掌握授信对象的有关信息，而且掌握整个关联企业集团客户有关关联方的信息。关联企业客户有多个关联方，有的是跨地区甚至是跨国经营，商业银行各分支机构在给集团客户授信时，一方面很难判断关联企业客户经营与财务信息的真实性；另一方面很难全面掌握关联企业客户整体的授信情况及相互之间的担保关系。商业银行给关联企业客户贷款后，贷后管理也有很大的困难。因此，商业银行应充分运用大型计算机技术，在全系统建立健全高效、快速的涵盖全行所有信贷业务机构和网点的信贷管理信息系统，为防范和控制关联企业风险提供统一的信息平台，为对关联企业客户信贷业务的管理提供有效的信息支持，使银行通过信贷管理信息系统能够有效识别集团客户的各关联方，能够使商业银行各个机构共享关联企业集团客户的信息，能够支持商业银行全系统的关联企业客户贷款风险预警。
４、切实做好对关联企业贷款的授信，做到统一授信和个别授信相结合
对关联企业的风险进行防范首先在于对关联企业集团进行统一授信，将公司与其所有关联企业作为一个主体来评审。统一授信可以避免其因资本或资产的虚增而导致的信用膨胀，从而可以防止分散授信情况下集团授信总量的高估，同时由于关联交易只是使有关利益在集团内部进行分配，统一考察集团整体授信承受能力可以消除集团内部控制方式造成的人为影响，降低企业集团的整体信用风险。因此银行完善集团客户授信办法，认真做好对集团客户的授信工作，严格对集团客户进行整体评估，进行统一授信，防止多头授信和交叉贷款，避免集团信用的极度膨胀。对控股结构型管理模式的集团企业，注意集团整体授信与成员企业单独授信双线控制风险。对于同一银行系统内已存在多头贷款的集团客户，明确主办银行和协办行，主办银行的确定应遵循属地原则、最有利于风险控制的原则，主办银行负责对客户的日常管理和监督，定期发布客户信息、授信使用情况和资产质量状态，协办行在主办行的指导下开展信贷活动，定期报告集团成员企业的经营动态。
５、重视贷前调查和财务分析
贷前调查对于防范关联企业信贷风险具有重的意义，银行充分重视对关联企业贷款的贷前调查工作，尽可能多渠道收集关联企业的信息。着重了解企业的治理结构是否规范（公司人员、资产、财务是否与公司控股股东分开等）、关联企业之间公司的组织结构模式、业务运营模式、管理运作模式（尤其是财务管理模式）、企业的重大资产状况及其产权归属；尽量弄清楚所有关联企业间的关联关系（包括但不限于股权控制关系）、关联企业间的财务关系、关联企业之间的紧密程度以及母(子)公司、关联企业以及他们之间的往来情况等等。在前述分析的基础上认真分析控制关系对候选借款企业还款能力的影响。
在作好调查得基础上，做好对候选借款企业的财务分析。认真审查合并会计报表，并在财务分析中认真识别、分析不公允关联交易，分析借款人的关联交易构成，密切关注关联交易中有关资产(资金)的无偿或低价转移，同时充分运用关联交易剔除法，将来自关联企业的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从企业合并利润表中予以剔除，以较为真实地了解企业的实际盈利能力，最后分析关联交易对银行融资的影响。
６、选择合适的借款主体，担保方式选择中注重物的担保
关联企业集团内部组织结构、法人治理结构不同，集团本部即母公司的性质也不同。银行应根据母公司的不同性质，确定借款主体。通常情况下，可以选择从事核心业务或拥有获利水平较高的业务的企业作为借款主体。如果母公司对成员企业的控制能力强，且母公司本身拥有核心资产或核心业务，也可采取母公司统一融资方式。在合同安排上，由母公司与贷款行签订总的融资合同，同时求实际使用借款的子公司或成员公司向贷款行出具承诺，明确同意接受总融资合同的约束，从而使母子公司成为共同债务承担人。此种方式相对于子公司借款、母公司担保方式而言，其好处是贷款行对集团客户授信控制更易于操作，同时从法律角度来说，一旦发生违约，贷款行可及时追索母公司，避免中间环节。母公司对成员公司控制力不强，本身没有核心资产或核心业务的，或本身为投资控股公司，本身净资产很少，其对外投资大大超过《公司法》规定的50％的，应由符合借款条件的子公司作为借款主体。在具体选择借款主体时，还注意避免因借款人选择不当而产生的结构性从属问题(Structural Subordination)。所谓结构性从属是指在存在控股关系的母子公司中，如果银行选择母公司做借款主体，则由于借款人不是真正的还款来源(现金流产生者)，银行对母公司的债权实际上从属于子公司(真正还款来源)的债权人的债权。为避免结构性从属问题的出现，借款主体应尽量选择(或接近)作为实际还款来源的实体(主现金流的产生者)或求作为实际还款来源的实体提供保证或提供其他有效担保手段。但在控股公司所持有的股权价值较大且比较容易变现的情况下，也可以选择控股公司作为借款主体，这样追索借款责任时可以通过追索控股企业，进而执行控股企业持有的从属公司股权。
在对关联企业融资具体选择担保方式时，应以抵押、质押等物权担保方式为主，即使选择保证，也避免循环保证、超额保证，杜绝或避免为了形式上的完美或追求对制度的形式上的遵守而设定担保，使担保的设定失去实际意义。但如果控制公司拥有较多从属公司股权且该股权易于变现，银行也可求控制公司为从属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将控制公司与从属公司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实行统一的风险控制。即使控制公司不直接提供担保，也可以求其出具安慰函，声明：控制公司知道该笔贷款，确保进行监督，使从属公司正常发展以尽量归还贷款，控制公司在未通知银行的情况下不会出售对从属公司的股份等等。
【摘】关联企业信贷风险控制在银行信贷管理中十分重。频频发生的关联企业巨额贷款损失案件暴露出我国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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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在借款合同中设置预防性条款
（１）信息披露条款。银行应将信息披露作为一种合同义务加以约定，在借款合同中明确约定借款人应及时、准确、全面地向债权银行披露相关信息，包括关联方关系、关联交易及对外提供担保情况等，否则即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其中对于关联交易，应在借款合同中约定，求关联企业客户及时报告借款人净资产10%以上关联交易的情况，包括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交易项目和交易性质、交易的金额或相应的比例、定价政策（包括没有金额或只有象征性金额的交易）等。
（２）资产转让限制条款。借款合同中应当设定股权及资产转让限制条款，明确约定，借款人的重大资产转让行为必须征得债权银行的同意。重大资产转让行为可以下列标准之一加以界定：①出售的资产占其最近经审计的总资产的20以上；②出售的资产占其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的１0％以上；③出售资产的相关利润占其最近经审计的利润的20％以上。
（３）关联交易限制条款。合同中应通过限制性条款(covenants)约定：借款人与其关联企业之间的重大关联交易（包括但不限于重大关联购销合同、租赁、提供资金等）影响到银行的债权安全的，必须取得银行同意；未经银行同意不得改变贷款用途，否则即构成违约，银行有权宣布合同提前到期或解除合同，并追究借款人的违约责任。针对关联企业之间经常发生的改制、重组行为，约定：企业不得在未经银行允许的情况下进行改制、重组，银行有权参与重组过程中银行债务承担的有关谈判，否则即构成违约，银行有权宣布合同提前到期或解除合同，并追究借款人的违约责任。为避免控股公司通过虚构关联交易等方式影响银行债权，可以求控股公司承诺：在债权银行和控股公司同时对从属公司享有债权的情况下，控股公司对从属公司的债权在受偿顺序上次后于债权银行。
（４）利润分配条款。为避免控股公司对从属公司进行过度利润分配影响从属公司偿债能力，银行可以设置一些条款限制其利润分配，约定利润分配的比例限制，并约定利润分配需经银行的同意。
（５）交叉违约条款。关联企业间关系极其紧密，其风险变化呈联动效应。为防范风险，银行可以在借款合同中约定关联企业集团中任一成员企业对任意债务人的违约，均视为对借款银行的违约。当然在上述情况下，银行是否主张违约权利根据贷款企业情况、担保情况等具体情况选择。
（６）合同解除条款。银行应在贷款合同中约定，贷款对象有下列情形之一，贷款人有权单方决定停止支付借款人尚未使用的贷款，并提前收回部分或全部贷款本息：提供虚假关联方及关联交易材料或隐瞒重经营财务事实的；未经贷款人同意擅自改变贷款原定用途，挪用贷款或用银行贷款从事非法、违规交易的；利用与关联方之间的虚假合同，以无实际贸易背景的应收票据、应收账款等债权到银行贴现或质押，套取银行资金或授信的；拒绝接受贷款人对其信贷资金使用情况和有关经营财务活动监督和检查的；通过关联交易，有意逃废银行债权的。
8、加强贷后管理，密切关注整个企业集团经营状况
在对关联企业的贷后管理中，不仅严密监控借款企业的经营状况、财务状况，而且关注整个企业集团尤其是控股企业以及还款来源所涉及的集团成员的经营状况、财务状况，严密监控关联企业间的关联交易行为，关注集团内部或与贷款人有密切关系的集团成员间各项大额资金的往来，防止资产、利润的非正常转移，关注关联企业集团的重大资产处置情况、集团经营管理体制的变化（包括但不限于企业改制）、面临的诉讼风险等。做好关联企业客户贷款后的信息收集与整理工作，客户贷款的变化、经营财务状况的异常变化、关键管理人员的变动以及集团客户的违规经营、被起诉、欠息、逃废债、提供虚假资料等重大事项必须及时登录到本行信贷信息管理系统。定期或不定期开展针对整个关联企业集团客户的联合调查，掌握其整体经营和财务变化情况，并把重大变化的情况登录到全行的信贷管理信息系统中。同时应根据关联企业集团客户所处的行业和经营能力，对企业可能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和潜伏的风险因素做深入了解和分析，对关联企业客户的借款总额、资产负债指标、盈利指标、流动性指标、贷款本息偿还情况和关键管理人员的信用状况等，设置授信风险预警线，提高银行风险的预警能力。
9、银行监管机构采取措施加强监管。
我国银行监管部门应借鉴国外经验，加强对商业银行集团客户授信行为的监管和加强对集团客户授信的信息服务。同时，银监会应加强对商业银行集团企业授信业务的制度建设和信贷信息系统建设的监督检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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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金融论坛》，２００４年第十期
第二篇：关联企业信贷风险2
关联方交易对企业信贷风险的影响与对策
[日期:2011-03-29] 来源:会计论文网 作
者:
根据关联交易的目的、性质和交易条件,可将关联交易分为正常关联方交易和非正常关联方交易。目前,我国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大多属于非正常关联交易。这种交易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调节利润、粉饰报表、转移资产、转移利润、逃税避税、甚至逃废债务等。因此,作为多数集团企业主要债权人的商业银行,亟须研究并做好企业关联交易中的信贷风险防范。
二、关联交易对信贷风险的影响
(一)信贷过度集中风险。目前,国家对商业银行的监管制度及多数商业银行内部管理制度都规定了对单一客户的最大贷款或授信额度,银监会也发布了《商业银行集团客户授信业务风险管理指引》,以控制对单一客户信贷过度集中的风险。但由于关联方关系日趋隐蔽、复杂,增加了银行控制关联贷款的难度,并且我国多数银行都实行分支行管理体制,分支机构遍布各地;企业集团随着业务的发展也不断通过投资、参股等形式在各地建立关联企业,其形式各异,仅凭表面现象很难判定其间的关联关系;加之目前银行的客户信息系统不够健全,这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同一银行的分支机构与同一企业集团的关联企业之间的交叉贷款、重复贷款现象。由于关联企业之间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具有较大的同质性和关联性,整个债务链十分脆弱,如果一家企业生产经营出现了问题,就会产生连锁反应,使整个企业集团的贷款安全受到影响。
(二)财务信息不对称风险。由于关联交易在企业集团的业务活动中占有比重很大,因此企业集团的财务报告很难客观地反映集团真实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而且目前无论内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在关联方交易的披露上也极不规范。这样,银行就很难对企业财务状况做出准确的判断,因此也就影响了银行贷前及贷后管理决策的准确性。主要表现有:
1、虚增资本。企业高估非现金资产的入账价值,虚增资本。关联企业之间的投资通常是以非现金形式投入的,在此情况下,非现金资产的入账价值就会影响企业资本的真实性。很多投资方在以固定资产、设备、技术、商标使用权等投资时,往往高估资产价值,从而虚增了企业的资本。企业集团之间通过关联企业相互投资和参股,导致双方的资产和资本都出现了虚增,进一步影响了银行对企业资本实力及资产规模的正确判断。
2、虚增资产。在进入正常的生产经营期间,关联企业之间的资产重组、交易也较为频繁。例如,有些上市公司的母公司以大大高于公允价值的价格将商标权、专利、技术及其他资产出售给上市公司,或抵偿对于上市公司的债务。很多外资企业的母公司也是通过高价向外资企业出售设备、技术、原材料等,虚增了资产的账面价值。
3、虚假利润。关联方交易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交易价格的可控性和非市场性,从而使得关联方之间可以通过不合理的转移定价来调节利润,改善财务状况,蒙蔽贷款银行。同时,关联企业之间还通过大量的应收应付账款的提前或延后确认造成复杂的债权债务关系,从而影响银行对其财务状况的分析与判断。
(三)担保虚化风险。集团企业担保的风险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保证人的履约能力问题。在保证担保的情况下,借款人的保证人是其母公司或其他关联企业,由于这些关联方之间在生产经营和财务等方面关系密切,因此当借款人不能偿还债务时,为其担保的关联方也会陷入困境,丧失偿还能力;二是关联担保的法律效力问题。目前,我国对公司为股东提供担保的法律效力存在一些争议。《公司法》规定:“董事、经理不得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董事、经理违反公司法第60条规定,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的,担保合同无效”。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有关问题的通知》进一步规定:“上市公司不得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股东、股东的控股子公司、股东的附属企
业或者个人债务提供担保”。但现实的司法实践中,对于公司股东大会、章程明确批准、授权的担保的效力还是予以确认的。而除此之外的担保,则存在法律效力问题。目前,很多商业银行出于竞争等方面的原因,往往还要办理该种担保贷款,这类贷款也呈不断增长趋势。但其中有很多关联担保手续并不完备,如未经公司章程或股东大会授权,存在法律效力缺陷,所以作为债权人的银行的利益就很难得到保障。
(四)抽逃资金,转嫁风险。在借款企业取得银行贷款并建成投产后,投资方为了尽快收回投资并赚取高额利润,就会利用关联交易和不合理的转移定价,向投资方转移资产、资金,这违背了资本确定、维持和不变的真实性原则,降低了借款企业的偿债能力,把风险转嫁给了贷款银行。投资方提前收回投资的方式主要有:向被投资企业高价出售设备、技术及其他资产;向被投资企业高价出售商品,低价购买原材料;收取不合理的房地产使用租金、商标权使用费、社区管理费、技术使用费、管理费等;低价购买甚至无偿占用被投资企业的资产等。这样,投资方很快就收回了投资,而该投资企业看上去经营得很红火,但实际偿债能力很弱。
(五)关联企业在破产、清算中侵害银行等债权人的利益而带来的信贷风险。有很多企业在破产清算前,通过关联交易向关联方转移资产、利润,使包括银行在内的债权人利益受到侵害。例如,破产企业在破产清算前向关联方分配、无偿转让资产;以较低价格向关联方出售商品或资产;对原本没有财产担保的关联方债务提供担保;提前清偿关联方债务;放弃对关联方的债权或拖延行使债权等。无论是哪一种形式,都会减少银行等债权人的可分配资产,增加了银行贷款的回收风险。
(六)关联企业重组中的道德缺失加大信贷风险。关联企业通过破产逃废债务、企业分立、将债务留在原企业,悬空债务、抽逃优质资产、资金组建新的企业,将不良资产留给原企业,并由其承担债务,从而达到“金蝉脱壳”的目的。根据中央银行的统计,截至2000年底,在工、农、中、建、交五家银行开户的改制企业为62,656户,经过金融债权管理机构认定的逃废债务的企业为32,140户,占改制企业的51.29%。企业逃废银行债务必然增加银行的不良贷款,加大信贷风险。
三、防范关联方交易风险的对策
(一)充分了解关联方交易的实质及其影响,降低信息不对称风险
1、理清借款企业的关联方关系。我国《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在存在控制关系的情况下,关联方如为企业,无论他们之间有无交易,都应当在会计报表附注披露以下事项:企业的经济性质或类型、名称、法定代表人、注册地址、注册资本及其变化;企业的主营业务;所持股份或权益及其变化。银行信贷人员可以通过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企业会计报表附注;企业的合同、章程;企业业务往来的合同、协议、交易信息;要求借款企业提供关联方关系的资料等途径充分确认企业的关联方关系。同时,银行还要对借款企业所在企业集团的经营、财务状况进行总体的调查了解,以分析整个企业集团的经营风险、关联企业的担保能力等。另外,银行要注意收集和保存关联企业的资产、账号、股权分布、法定地址等情况,以便将来因借款人违约引起诉讼时,采取及时的资产保全措施。
2、了解关联交易的实质和影响,认清借款企业财务及经营状况的真实面目。首先,了解关联交易的性质及目的,分清其是正常的关联交易还是非正常的关联交易,交易的目的是什么,是否存在套取贷款、转移资产、逃废债务等侵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其次,对关联交易的金额或比例、定价政策等具体情况及影响进行调查了解;再次,运用关于关联方交易会计处理的有关规定和做法,对借款企业的销售额、利润、资产、资本等进行重估,挤干水分,对显失公允的交易获取的利润一律不予以承认。
(二)健全商业银行综合授信制度,防范信贷集中风险。对于企业集团客户的信贷业务,要纳入银行的综合授信体系。由总行或分行核定该企业集团的最高授信额度,包括各种形式的授信业务,如贷款、担保、承兑、开证等,既要包括表内授信业务,也要包括表外授信业务,从总体上控制住对该企业集团的风险缺口。该集团的任何关联企业从本系统取得的任何信用便利,都要计入授信额度内。建立与完善银行信息系统是综合授信制度得以有效运营的一个重要条件。为此,商业银行应建立起自己的信贷管理信息系统,通过该系统来识别关联方关系,充分反映对企业集团的授信情况。
(三)在企业破产、重组过程中保全债权,防范企业的“败德行为”。一是要加强贷后检查工作,掌握关联企业资产、债务重组的动态。尤其要关注企业重组、破产、清算等方面的法律公告,及时申报债权;二是依法参与借款人在兼并、破产、改制过程中的债务重组,参加破产企业的清算和处置工作,最大限度保全银行的债权,防止借款人借改制、重组之机逃废债务;三是在借款人合并、兼并、分立、合资、联营前,应要求其清偿债务、提供担保、或由变更后的主体签订新的借款协议,落实贷款本息的偿还事宜;四是要充分运用《合同法》、《担保法》等有关债权保全制度,依法行使撤销权、代位求偿权,阻止借款人放弃债权或无偿、低价转让债权、财产等有损债权人利益的不道德行为,恢复借款人的偿债能力;五是对于在借贷活动中通过违规关联交易骗取贷款、逃废银行债务等造成贷款重大经济损失的借款人,要及时提起民事或刑事诉讼,借助司法部门的力量尽量挽回损失,打击逃废银行债务的违法、犯罪行为。
(四)规范关联公司担保业务,确保担保的法律效力。对于各类贷款担保,第一,应通过贷前调查、核保等过程,来确定是否存在关联方关系,是否存在关联企业相互担保的行为。对于关联担保、尤其是公司为股东担保的,则要审慎处理。关联担保有一定的缺陷,如可能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等,但其最大好处是可以防止关联企业之间通过转移资产、利润来逃避债务。所以,银行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是否接受关联担保。一般情况下,应要求借款企业较高层次的控股公司(至少是母公司)来提供担保;第二,要严格按有关法律规定办理相关担保手续,落实担保合同的法律效力。主要审查担保是否经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章程是否明确规定董事会有权决定对外担保,担保是否经过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如股东大会等决议通过。审查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决议的合法性,担保决议是否由符合法定人数的股东或董事表决通过。为避免欺诈行为,应该要求担保人出具附股东或董事签名、且印章齐全的决议,必要时送律师、公证机关予以见证或公证;第三,规范担保合同文本,争取有利于银行的合同条款。例如,在借款、担保合同中规定出现不利于债权人的关联交易时银行有权宣布贷款提前到期并行使追索权的条款等;第四,在担保人不履行保证责任时,适时采取保全措施,尤其要充分运用股权查封等法律手段。在此情况下,银行可以就其在国内关联企业中的股权采取保全措施。
(五)多方联手共同防范关联方交易风险,保护银行等债权人的利益。财政部门要规范、完善关联方交易的信息披露制度,加强财会监督检查,要求各类企业都要按《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披露关联方关系及关联交易的有关内容。工商、税务等行政管理部门要在企业兼并、合并、分立等过程中,依法行政,从严审查,规范程序,充分保证债权人的利益。海关、商检、评估、审计等部门要对企业投入的资金、设备、技术及商品交易等做好检验、审查和验资工作,确保企业资本的真实性。司法、执法部门要加强司法和执法力度,加强司法控制,保护债权人利益,打击借款人利用关联交易逃债、赖债等行为。尤其是要充分运用《合同法》、《破产法》、《担保法》、《商业银行法》、《贷款通则》等法律、法规中的相关条款来防止借款人转移财产等侵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切实维护银行等债权人合法利益。另外,各商业银行之间要加强协调与合作,做到信息资源共享,避免对单一企业集团过度竞争或重复贷款。(作者单位: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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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银行信贷风险研究
银行信贷风险研究
学院专业
（指导老师：）
[摘要]经济效益不佳，信贷资产质量不高，是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经营中面临的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也是制约中国金融改革的主要障碍。本文对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风险提出了有针对性的防范对策。
[关键词]：银行信贷风险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各银行商业化，经营模式进入市场经济状态，基本上良性发展。但在中国现行的金融体制下，中国商业银行风险性相对比较高，具体表现在于商业银行信贷占比一直处于过高状态（上半年商业银行信贷、股票、国债和企业债融资的比例为87．8：5．0：5．5：1．7），商业银行的任何风险都可能导致金融市场的整体性风险。央行最近公布的《2005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有两个方面最具新意：一是对当前货币信贷形势的分析；二是对金融市场制度性建设取得新进展的描述。
随着中国医务改革开放进一步发慌，市场调节的逐步完善和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原国有专业商业银行向国有商业银行商业化转轨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从而使多年积累的商业银行金融问题日渐暴露，潜在的风险日益表面化。但是，无论是不良贷款率的下降，还是商业银行风险控制的理性化及商业银行业绩的改善，除了商业银行业的努力外，更多的是得益于政府注资或出售不良贷款。目前国内商业银行业真正的从机制上的改善仍然不够，而且不少改革措施都是治标不治本的行程。为此，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是国有商业商业银行当前急待解决的问题，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并及早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防范。因此我们从我国商业银行现状的信贷风险成因入手，进行逐个分析研究，采取相应措施，努力从实际出发解决存在问题！
1中国各商业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形成的主要因素
1.1商业银行的历史问题多年积累的长期形成的金融巨瘤。在过去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银行实行的是分级经营、分级管理。作为国有非市场经济动作的银行，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行政决策，向市场经济条件下按规范程序科学决策转轨，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原有的商业银行旧体制下潜伏的信贷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其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原国有企业风险长期隐藏、积累后集中暴露，不良贷款集中出现。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与国有企
业合作密切，生死相依。国有企业大部分资金来自国有商业银行，而国有商业银行的大部分资产也是对企业的贷款，两者唇齿相依，有着唇亡齿寒的关系。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市场经济取代了计划经济，企业拥有自主经营权的同时，必须承担原国有企业自负盈亏的责任。于是，原国有企业长期积累的问题开始集中暴露出来。从而使原来的那些不良贷款开始出现，国有企业的经营风险也就转移成为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特别是在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过程中，把历史遗留的人员负担、债务负担、社会负担让老企业承担，使原来改制前的商业银行贷款被大量悬空，实际上原贷款的国有银行承担了这些国有企业的责任。因此，目前商业银行的贷款质量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原国有企业经营风险长期隐藏、积累后集中暴露的结果。二是国有商业银行在过去发放了许多政策性贷款，由政府领导批示，打条子或者更高级部门介入银行经济运作，借贷经营困难国有企业，现在这些贷款基本上都成为不良贷款。在我国《商业银行法》未出台以前，我国有商业银行的企业法人地位尚未确立，自主经营权没有落实，在地方政府行政干预下发放了许多政策性贷款。特别是在成立国家政策性商业银行之前，各商业银行都承担了相当数量的政策性贷款任务，这些政策性贷款是经政府协调后商业银行对单户企业、单个项目发放的。这些政策性贷款的绝大部分风险很高。很多原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贷款就这种原因无法收回，所以导致我国商业银行的历史风险形成。
1.2我国的商业银行的风险还与国有企业负债过多、效益较差密切相关。在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以及相当一部分流动资金，都依靠国家财政拨款。到80年代中期，实行“拨改贷”以后，财政基本不向企业增资，企业扩大再生产的资金来源，从财政拨款转向到国有商业银行借款。但国有企业的折旧率普遍偏低，自我积累不足，资产负债率越来越高，对商业银行贷款的依赖性越来越强，靠大量占用商业银行贷款维持生产经营。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国经济市场化加强，社会竞争更加激烈，国有企业改革举步维艰，国有企业大部在竞争中落后，多数国企亏损或经营状况不佳，而这些企业负债的主要部分是商业银行贷款，而且短期借款长期占用，资金实力严重不足，资金周转不灵，抗风险能力很低。当市场略有变化，营销出现困难时，资金运动立即受阻，偿债能力大大降低，直接影响到商业银行贷款资金的安全。即使少数效益较好的国有企业，由于其资产负债率较高，利息负担较重，贷款到期也很难收回，企业能够按时支付贷款利息，不过是商业银行不断准予续借，这些国企贷款风险没有
暴露出来而已。一旦商业银行停止续借，不良贷款立即显露出来。这是扩大贷款风险的又一重要因素。
1.3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方式相对比较落后，操作漏洞比较多。主要表现在:一是在经营上把效益性放在首位，而忽视安全性。国有商业银行的内在的市场化激励机制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国有各商业银行业竞相争夺高风险、低效益的项目的根本问题没有改善。尽管商业银行中长期贷款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有效控制，贷款结构有所改善，但是中长期贷款所占的比重仍然过高。同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相似，国有商业银行长期以来，并没有真正建立起责权相当的管理机制，对有权决策人缺乏有效约束和监督制构，有些个别商业银行甚至搞违规经营、帐外经营，加之政策性业务与经营性业务混在一起，商业银行自己经营权受到影响，一旦贷款出现问题，很难分清责任，更谈不上追究责任。多年的数据表明，国内各国有商业银行就是不愿意以企业和个人的信用风险来对贷款利率定价，而是在央行规定的基准利率水平上徘徊。各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水平仍然处于很低水平上且浮动范围十分较窄。在这种情况下，商业银行的利率也就无法实现市场化，企业和个人的信用风险就无法相对准确定价，商业银行的贷款业务或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要得到根本的改善和提高就更加困难了。
1.4中国商业银行对房地产的信贷比重过大。中央商业银行第一次以专题报告形式对外发布了《2004中国房地产金融报告》。《报告》明确指出，我国商业银行房地产贷款存在很大的风险：一方面，房地产开发商贷款的不良率相对比较高；另一方面，随着未来房屋税收政策的逐步到位和物业管理费用的提高，购房者的还款能力可能受到影响，按揭贷款可能出现风险。《报告》显示，我国的商业银行房地产贷款，一般包括了房地产开发商贷款和个人购房贷款两个主要的部分。虽然四家国有商业商业银行个人购房贷款资产质量较好，不良贷款率为
1.5％左右，但是开发商贷款的风险已开始显现，四家商业银行汇总的房地产开发贷款不良贷款率在10%-11％之间，不容忽视。对于正在进行或积极准备股份制改造的国有商业银行而言，10%-11%的房地产开发贷款不良贷款率是不可以掉以轻心的，它在商业银行新增贷款中的比例不是小数，任其发展下去，将会使商业银行的整个不良贷款率很快上升。
按照央行《2004中国房地产金融报告》，目前商业银行房地产贷款还存在如下几个方面的风险：一是部分地区如上海等地房地产市场过热存在市场风险。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容易造成市场价格过分偏离其真实价值，从而产生泡沫，一旦
泡沫破灭，房地产价格下跌，作为抵押物的房地产就会贬值甚至大幅缩水，这将给商业银行带来不小的损失。二是房地产开发企业高负债经营隐含财务风险。我国房地产开发商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的商业银行资金占其资产的比率在70%以上。三是“假按揭”凸显道德风险。今年4月2日，中国商业银行就自曝北京“森豪公寓”按揭涉嫌骗贷案。经查明，从2000年12月至2002年6月，北京华运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采取假按揭的方式，从中行北京分行申请按揭贷款199笔，涉及公寓273套，形成风险敞口64494万元。四是基层商业银行发放房地产贷款存在操作风险。突出表现在：贷前审查经办人员风险意识不强，审查流于形式，随意简化手续，对资料真实性、合法性审核不严；抵押物管理不规范，办理抵押的相关职能部门协调配合不力，不按程序操作；个别基层行贷后管理混乱，缺少相关的风险预警措施。另外，由于土地储备中心运作不规范、对其监管不严而导致土地开发贷款有较大信用风险，由于相关法律法规的不配套而导致房地产贷款的法律风险也在加大。诸如此类，商业银行房地产贷款的风险几乎无处不在。2针对以上信贷风险问题我们，防范与化解信贷风险的对策
2.1转变旧观念，寻找新思路。如何防范和化解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首先要实现旧经营观念的转变。一是在商业银行经营指导思想上要实现由追求“数量”转移到注重质量的过程中去。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要求国有商业银行切实改变原先的追求总量扩张，对安全、质量、效益较为淡薄的经营思想。因此，首先要树立安全、效益经营理念，要把金融贷款的安全性和效益性视为商业银行信贷工作的生命线，在兼顾社会效益的同时，确立效益最大化和资产质量最优化的经营目标。其次，要树立主市场经济主导下的商业金融竞争观念，正视商业银行的现实，充分利用商银行各自优势，开拓竞争，改变原来的粗放式管理，实行集约化经营战略，创造最大的经济效益。最后，要树立长远发展的战略观念，不断开拓业务领域，实施规模经营战略，学习国内外的先进管理经验。二是对信贷资产的管理上要实现由“高风险、低收益”到“低风险、高收益”的转变。首先，充分利用目前国有企业优化资本结构的良机，支持和帮助企业实现资产重组。把风险承担的主体转移到高效低险的企业中去，降低风险系数，提高金融信贷资产的收益。其次，建立金融信贷风险防范预警系统。从贷前的安全调查入手，通过确立科学的贷前调查分析指标，全面分析贷款的安全性、效益性、可偿还性等指标，提出科学的贷前预报；贷后要建立跟踪检查系统，形成我国商业银行新一套的信贷资金网络风险管理体系，及时发现问题，起到预警、报警作用。再次，健
全商业银行贷款放、收一条龙责任制，实行全过程的严格管理，逐步将过去追求规模、铺新摊子，以外延扩张为主的粗放式经营改变为注重效益，讲求效率，以内涵为主的集约化经营模式，从而使商业银行金融信贷资产达到高效益低风险。
2.2根据企业信用等级有条件地选择贷款客户，把握优良客户，不断压缩中间客户，逐步清理不良客户。贷款企业的信用等级是对客户质量的综合衡量，是决定贷款安全性和效益性的主要因素。信用等级高低，是贷款风险大小、效益好坏的基本标志。在信贷管理上，首先要抓住那些信用等级高的企业(如AA级以上企业)，把他们作为贷款重点投放对象；对信用等级低的客户(如BB级以下企业)因贷款风险较高，要采取多种措施进行清理；对中间客户(如A级、BBB级企业)，目前贷款风险可能不大，但这些企业经营状况一般，潜在风险较大，对其贷款应以临时性为主，并可以考虑适当压缩。
2.3加大清收不良贷款的力度，积极寻求补救措施，化解风险贷款。我国商业银行目前不良贷款数量较大，清收转化的难度也相对较大，而且大部分是历史上长期积累形成的，责任不清。为加大清收转化的力度，要做到广开渠道，充分利用依靠各级政府、各部门的帮助，抓住时机，采取有针对性措施有效清理各笔风险贷款。同时，要采取适当奖励措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对清收工作做得好的单位和个人给予重奖。要根据不同的风险贷款，充分利用商业银行的优势、积极引导经营不良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提高这些企业的经济效益，提高不良企业还贷、付息能力，对扭亏无望的企业，要及时停放贷款，积极处理抵押品，收回旧贷。对宣告破产的企业，要依法清收商业银行贷款，要运用法律手段排除风险，紧紧依靠公、检、法、工商等部门的配合，抓住时机，逐户上门清收，对“老大难”、“钉子户”要敢于碰硬，依法起拆，抓典型，动真格，重点突破，扩大影响，发挥法律的震慑力。
2.4要做到进一步加强对商业银行房地产开发贷款管理，严格遵守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贷款程序。应重点检查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质，审查房地产开发公司以往的信用纪录。密切关注借款人与关联企业的关联交易，防止借款人资本金明显不足向控股公司或关联企业借款增加资本金，防止控股公司转移挪用借款人的开发项目预售款。规避房贷操作风险，完善房贷操作程序。加强抵押物管理，及时合理地办理相关抵押手续，规范抵押物估价标准。各商业银行总行应加强对基层行有关操作规程的管理，就包括房贷风险点、完善合约的程序、相关法规制度、违反操作程序的责任制度等作明确规定。防范“假按揭”风险，完善惩戒机
制。建设一个良好的经济、社会和信用环境。应建立对骗贷开发商的惩戒机制，如公开披露骗贷企业名单等。对于协助开发商套取个人住房按揭贷款的商业银行责任人，对其违规行为进行追查和严加惩罚。加强利率风险管理，满足借款人规避利率风险的需要。为此，各商业银行应提高服务意识，设计符合各类消费者需求的贷款产品。可以考虑允许商业银行发放固定利率个人住房贷款，使商业银行的贷款收益能与其资金成本匹配。同时，有关部门应进一步研究利率风险管理工具，争取早日推出利率互换、利率期权、互换期权等利率衍生产品。另外，各商业银行应当尽快完善住房置业担保制度，进一步研究房贷保险制度。3小结
总之，化解国内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一是要从商业银行内部风险定价机制入手，促使国内商业银行的真正市场化；二是要改变目前以商业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建立起多元化的融资市场，可以降低和防范国内商业商业银行信贷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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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人民银行房地产金融分析小组，2004中国房地产金融报告，200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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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华工商时报，防范房地产金融风险、研究制定房贷保险制度，2005年8月
[5]互联周刊，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05年7月
[6]王卫国，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跨国收购的法律背景，2005年8月
第四篇：浅谈汽车消费信贷风险控制
浅谈汽车消费信贷风险控制
作为担保公司来说，如何进行个人汽车消费贷款担保的风险控制显得尤为重要。在民营担保公司中，主要采用“信用评估＋车辆抵押”模式，那么如何对申请人进行信用评估和风险控制呢？
一、汽车降价风险。
汽车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各个厂商不断推出新款车型，旧款车型不断促销降价，汽车降价速度快、幅度大，一辆新车两三年后的价格有可能跌到比贷款还低的程度，这就使部分购车者宁愿把汽车这个抵押物赔给银行，也选择不还款。借款人持续供车的还款意愿不强，导致拖欠。个人汽车消费贷款最高额为车身净价的七成，不包含购置税、保险、其他增加的配置或者装饰；而且贷款年限为1—3年，不能超过3年。同时规定只有自然人购买私人生活用车。
二、借款人信用风险。
借款人纯粹骗贷骗保，申请贷款担保时资料真实有效，贷款放下后，马上卖房卖车，最后逃之夭夭。个人汽车消费信贷要求申请人提交个人征信报告，对申请人车辆及时办理车辆抵押登记。对恶意贷款购车和欠贷不还者，银行、保险公司、汽车经销商、担保公司联手进行曝光，对那些不能及时还贷的购车人进行全方位的围追堵截。
三、项目经理违规操作风险。
担保公司个别项目经理为达成任务考核，想尽一切办法促成业务，在借款人条件不达标的情况下，隐瞒相关事项，或者配合提供虚假资料。要求公司公开招聘，严格筛选人才，不仅要考察员工的专业技能，更重要重视其道德素养和履历记录，同行业违规人员坚决不能纳入公司做业务。不时对员工进行有关法律法规、公司制度、业务操作流程等方面的专门培训，严惩违法违规谋取私利的行为，必要时通过法律手段对道德风险行为进行事后追溯，提高员工实施道德风险行为的成本。对使用假姓名、假身份证、假资信证明进行贷款的人员，应及时以涉嫌犯罪向司法机关举报。
五、汽车销售方与申请人联合诈骗汽车消费贷款。
对初次合作的车商，需提交车商营业执照，工商信息单，纳税证明等，要求车行提供申请人所购车辆的合格证等。
第五篇：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及其监管
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是指上市公司与其关联方之间相互转移资源或义务的一种商业交易行为。由于其普遍存在并具有与一般商业交易不同的特殊性，因而成为证券市场监管工作的一个重点和难点。我国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现象极为普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报告统计结果，2002年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总金额达2544.92亿元，在510家上市公司中，有412家公司发生关联交易，占上市公司总数的80.78%，关联交易金额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为44.36%.一、关联交易的必然性：体制因素透视
理性地看，当今我国资本市场中关联交易的存在既有经济因素的影响，更有体制因素的制约和驱使。其中，经济因素是导致上市公司存在关联交易的普遍原因，诸如规避税负，转移利润或支付；取得控制权，形成市场垄断；分散或承担投资风险等。但就体制因素而言，我国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则有其存在的特殊性和必然性。
首先，我国绝大部分上市公司都是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即在既有的国有企业集团中“改制”出子公司上市，其结果表现为绝大多数上市公司都有一个投资关系明确的母公司，并且兄弟姐妹公司众因而先天就带有关联性。其次，由于受上市额度的限制和《公司法》对公司股票上市财务标准的严格要求，公司上市之前均需要进行一系列的资产剥离、重组和包装，最后将核心企业或核心资产拿来上市，更有甚者将一个车间或某套装置拿来上市。这样的上市公司，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两头在外，不能独立面对市场，就像一个不能独立于父母的孩子一样，衣食生活完全依赖于父母。这种公司与其母公司及兄弟姐妹公司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关联交易因而也就不可避免。
再次，我国的上市公司规模普遍较小，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尤其是要应对加入WTO后的巨大冲击，公司必然要通过投资、收购和兼并来实现规模扩张，向集团公司和跨国公司的方向发展，以期增强市场竞争的能力，而关联性的并购重组则是我国资本市场上实现低成本扩张的一条捷径。此外，公司股票上市实行审批制也是导致我国上市公司关联交易频繁的另一体制方面的原因。
从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历史看，我国上市公司关联交易行为大部分是由体制方面的因素引起的，具体表现为三种较为典型和突出的情况。
第一，资金往来型关联交易。公司上市后，一方面募股资金被大股东非法占用，另一方面大股东向上市公司支付一定数额的资金占用费，以及日后的还债或以资产抵债（包括用商标、品牌等无形资产抵债），从而导致大股东与上市公司之间产生大量的多重的关联交易。如“三九医药”、“ST猴王”等均属此类。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统计结果显示，2002年有118家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占用上市公司资金行为，占上市公司总数的1／4；占用资金共计103.5亿元，占这些上市公司净资产总额的 11.12%（费加航，2003）。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方式多种多样，包括无偿占用、往来款拖欠、从上市公司借款、上市公司为大股东的借款提供担保等，并且方式还在不断创新。
第二，资产重组型关联交易。上市公司关联资产重组又进一步表现为三种类型：（1）公司上市后，经营出现困难，经济效益持续滑坡，大股东为了保住上市公司股票不被ST或者PT，避免摘牌下市，而与上市公司实施大规模的关联性资产重组。（2）上市公司为了保持在行业的龙头地位，或为了迅速调整公司的产业结构和资本结构，快速提升公司的市场占有率和市场竞争力，使公司朝着更有利的方向发展，往往依靠大股东的实力，与其实施大规模的资产重组和关联性资本运作。（3）为了避免与母公司及兄弟公司开展同业竞争，而与母公司及兄弟公司进行关联性资产重组。
第三，母子依赖型关联交易。子公司上市后，与母公司存在原材料采购、产品销售、生活福利设施的享用等方面的持续性关联交易；或者子公司上市后，为了尽快实现与母公司在人员、资产和财务方面的“三分开”，进而实施的收购大股东的原材料生产和采购系统、产品销售系统以及办公、福利设施等关联性交易。
二、关联交易的利弊分析：弊大于利
关联交易是一种有别于一般市场交易的交易行为，其特殊性在于交易主体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甚至是相当复杂的特殊关系，也就是关联方关系。正是上述关联方之间的交易，由于有可能存在某种特殊的利益关系而使得交易失去公允性，进而与建立在公允基础上的一般的市场交易行为区别开来。
诚然，关联交易本身具有两面性，有其规范性和合法性的一面，也有其不规范和危害性的一面。但是，正是这种两面性，使得关联交易往往为企业占用资金、规避税负、转移利润或支付、取得公司控制权、形成市场垄断、分散或承担投资风险等提供了在市场外衣掩护。
首先，关联交易有可能损害非关联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举例来看，若甲企业控制乙股份有限公司5土%的股份，则甲企业与乙公司之间的交易属于关联交易。而当两者之间发生交易时，作为大股东的甲企业很可能会从其自身的利益出发而使得交易失去公允性，因为在乙公司的收益中，甲企业只占51%的份额。这样，对乙公司来讲，这是一笔不利的交易，少数股权股东和债权人将因此而受到损失。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若丙为丁公司的行政总裁，而丁公司是由100名分别持有1%股份的人拥有，由于股权分散，股东不屑于公司的控制权，丁公司实际上由丙控制，即通常所说的内部人控制，这时，尽管丙并不拥有丁公司的股份，但是，丙与丁公司之间的交易仍然属于关联交易。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丙与丁公司做的任何交易都会令丁公司的股东和债权人处于更大的危险之中，原因是丙在丁公司中即使有利益也只会占极小的份额。
其次，关联交易也可能会进一步对证券市场构成严重危害。在证券市场中，由于关联交易的存在，从而大大增加了内幕交易的机会和市场操纵的手段；关联交易还可能会粉饰公司的财务报表，掩盖投资风险，进而影响投资者对公司前景的判断和投资决策。我们知道，证券市场的投资者是证券市场的基础，但是，如果证券市场成为少数人利用关联交易攫取利润、套取资金的游戏场所，那么，投资者将会对市场丧失信心，最终会远离市场。
当然，尽管证券市场中的关联交易存在诸多弊端和危害性，但是规范的关联交易还是应受到法律的保护，没有哪个国家的现行法律规定不允许进行关联交易。纽约股票交易所在20世纪50年代曾采取了禁止一切关联交易的做法，但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一禁令并重新修订了交易规则。交易是买卖双方一种自愿的市场行为，不论交易主体之间是否具有关联关系，只要交易主体具有法定的资格，交易标的符合法律的规定，交易过程遵循法定的程序，交易就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正当、合法的关联交易通常应具备下列几个要素：（1）交易必须是自愿的，只有自愿才能有公平交易的基础；（2）交易的价格必须是市场价格或比照市场价格为基础制定的；（3）交易的条件必须公平合理，不仅参与交易的双方愿意接受，而且应该给予其他市场参与者同样的交易机会；（4）交易的动机非出于不良目的如操纵市场、转移价格或财产、粉饰报表、逃避税收、骗取信用等；（5）交易的后果不能损害公司及非关联方的利益。
三、关联交易的监管：以立法和政府管制为主导
（一）实施严格的实质性限制
所谓实质性限制，就是通过制定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禁止上市公司与其关联方（包括关联公司和关联人士）进行的某些类型的交易，或有条件地从事某些类型的交易。实质性限制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禁止某些关联交易业务的发生或有条件地从事某些关联交易业务，即对业务本身作出限制；二是规定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诚信义务，即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作为受托人应遵守的对公司的忠诚义务和注意义务，从而达到限制其进行某些有损公司利益和公司其他参与者利益的交易行为的目的。目前，我国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实质性限制是从法律、法规、规则等不同层次上予以规范的，其中，《公司法》第60条、《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第21条、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7条等均从不同的层面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作出了限制性的规定。
应当看到，实质性限制在我国上市公司监管中确实起到了对已经明确了的关联交易进行合法性程序确认和限制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关联交易中非关联各方的正当利益。但是，关联方关系的发展和变化、有关法规规定的模糊性，以及证券市场中个人信用的缺乏等，都给我国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监管的立法工作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二）税法调整和特别会计处理
在关联交易中，交易价格的确定是关键要素，它是衡量关联交易是否公平合理的主要判别标准。一般认为，如果关联交易的交易价格与市场同类同种商品或服务的交易价格存在偏差，则该种交易即可被认定为非常规交易（non-arm„s length transaction）。对于公司的非常规交易很多国家都通过税收立法来予以调整，如美国的事前订价协议（advancepricing agreements，APAS）和美国国内税法第482条的规定即是如此。所谓事前订价协议，是美国税务局与纳税人对关联交易的价格事先通过协议加以确定，通常由纳税义务人提供有关资料设定一个交易价格，并为税务当局所接受，以此作为其认可的常规交易的价格标准，关联交易的价格超过其认可价格的部分则要进行纳税调整。美国国内税法第482条规定，对于关联企业间的交易，财政部长或其授权人（税务局）为防止其逃税或反映其正确所得，可就其有关的收入和费用进行调整。
我国税法对关联企业之间的交易亦有特别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6条规定，企业或者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从事生产经营的机构、场所与其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应当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收取或者支付价款、费用；不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收取或者支付价款、费用而减少其应纳税的收入或者所得额的，税务机关有权进行合理调整。
税法调整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关联企业在进行关联交易时逃避税收，损害国家的利益，同时，税法调整还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及其非关联方的利益。目前，我国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监管法规有相当一部分都来源于税法条款，如关联方关系的界定、交易价格的认定等，监管当局和投资者可以通过税法的有关规定来了解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信息，并对其作出是否公平合理的判断。
对非常规交易的另一种监管思路是实行特别会计处理。所谓特别会计处理，是指上市公司和关联方之间的交易，如果没有确凿证据表明交易价格是公允的，那么，对显失公允的交易价格部分一律不得确认为当期的利润，而应作为资本公积处理，以杜绝上市公司利用关联交易虚增利润的情况。其中，需要特别处理的关联交易除正常的商品交易外，还包括其他商品和资产的出售、应收债权的转移以及关联方之间承担债务和费用、委托经营和资金占用等方面的内容。很显然，如果说税法调整是站在国家的立场，以防止上市公司利用关联交易少计利润、逃避税收为目标的监管，那么，特别会计处理则是站在投资者的立场，以防止上市公司利用关联交易多计利润、粉饰盈余为目标的监管。
（三）充分和严格的信息披露
关联交易的披露一直是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制度建设的重点内容，在实行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的模式下，法律法规对关联方关系及交易的披露应该作出详细的规定。目前，我国已经颁布的涉及关联交易信息披露的法规有《企业会计准则——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指引》等，这些规范对如何界定关联方关系、关联交易的披露内容、格式和方式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
但是，从我国证券市场现实情况看，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披露还存在严重的问题。深圳证券交易所在2002年上市公司报告事后审查中发现，不少公司在关联方关系、交易形式、定价原则等方面常常出现不披露、少披露、披露不完整问题；对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口向等问题几乎难见分析；只披露与大股东的交易，遗漏与大股东的子公司的交易；只披露销售、采购事项，不披露资金占用、合作投资、资产租赁事项；掩盖上市公司采购与销售两头严重依赖集团、全体股东公共资产被大股东无偿占用的经济实质；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上市公司信息包括关联交易信息的网上披露已成为趋势。根据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定期报告的全文、重大关联性资产重组的公告及有关财务顾问报告、法律意见书及资产评估报告等必须在指定的国际互联网站公布。上市公司网上信息披露打破了指定报刊信息披露的版面限制和出版时间的限制，使披露的信息更加详细、全面、充分和快速，将有助于投资者及时迅速地掌握公司的相关信息包括重大的关联交易信息，以便作出正确的投资判断。
（四）重视独立董事的意见
独立董事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美国的外部董事（outsidedirector）或非执行董事（non-executive director），当时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内部董事与经理人员相勾结形成“内部人控制”而损害其他股东权益，主要职责是增强董事会决策的独立性，保证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能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公平交易进行。真正的独立董事制度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逐渐形成的，并于80年代以后在美英等国盛行开来。20世纪80年代，国际上几家知名大型公司相继倒闭的事例，说明尽管增加了外部董事的数量和强化了公司外部董事的职责，其公司治理结构仍然存在明显缺陷。股东主义至上的公司治理理念与公司治理结构，与股东所承担的实际风险并不相符；股东的自利思想和负有限责任的公司制度，使股东及其股东主导的公司董事会有可能漠视公司其他参与者的利益。科学和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应有非股东的代表出任公司董事会董事，这样既能保护广大中小股东利益，又能保护公司其他投资者利益，确保公司股东和经理人员能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制止董事和经理人员的不正当关联交易行为。至此，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董事才应运而生。
我国上市公司大多数是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由于管理体制等各方面的原因，历来存在着非常严重的企业“内部人控制”现象。“内部人控制”的结果，导致管理层独揽大权，董事会形同虚设，公司的权力结构严重失衡，关联交易盛行，侵犯中小股东和其他投资者利益的行为时有发生。因此，在我国上市公司的董事会中引入独立董事制度，就关联交易行为发表其独立意见，对打破董事会由“内部人”控制的局面，防范不正当的关联交易，是十分必要和具有现实意义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第5条规定：独立董事除应当具有公司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赋予董事的职权外，上市公司还应当赋予其以下特别职权：重大关联交易应由独立董事认可后，提交董事会讨论；独立董事作出判断前，可以聘请中介机构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作为其判断的依据。沪深交易所的《股票上市规则》也规定，上市公司拟与其关联人达成的关联交易总额超过 3 000万元或高于上市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5%以上的，上市公司董事会应当聘请独立财务顾问就该关联交易对全体股东是否公平、合理发表意见，并说明理由、主要假设及考虑因素。无疑，上述规定的出台，对加强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监管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但也应该看到，我国上市公司实行独立董事制度还刚起步，充分发挥独立董事作用的社会、经济、法律环境还不够成熟，主要表现在：人力资本市场尚没有完全建立，人力资源的价值难以充分体现，使得独立董事制度缺乏激励的基础；个人信用制度也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独立董事所作出的决策很容易失去信用保证；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中三分之二的股份不流通并且股权过于集中，使占绝对控股的大股东与中小股东并没有处在同一个利益平台上，独特的股权结构制约了独立董事发言的机会和权力；专家学者型的独立董事一方面事务缠身，另一方面缺乏现代公司经营管理的实际经验，“独立”意见的权威性受到质疑；等等。
（五）建立股东派生诉讼制度
当大股东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关联交易侵犯了公司和其他非关联股东的利益时，一种有效地维护其权益的办法就是提起股东派生诉讼。所谓股东派生诉讼制度，是指当公司利益受到损害并进而损害到公司股东和其他参与者利益，而应该代表公司行使诉权的公司机关拒绝或怠于行使诉讼权利时，公司股东可以代表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法律制度。它起源于英美国家，开始只针对公司董事会的不当行为，后来适用范围逐渐扩大到所有对公司施加了损害的主体，包括高级管理人员、监事会和公司外部的人员与机构等。只要公司不愿或怠于向这些施害者提起诉讼，股东都有代表公司进行诉讼的权利。
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的目的是建立一种机制，为公司股东尤其是为中小股东主持正义，禁止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大股东及其关联人员滥用公司权利，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禁止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及非关联投资者的利益，同时也是监督上述各方履行诚信义务的一种有效手段。目前，我国的法律制度中只有直接诉讼的规定，还没有股东派生诉讼的规定。这就意味着，当大股东、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利用关联交易侵占公司财产等侵权事件发生时，现有的法律和诉讼制度对中小股东或非关联投资者的保护是明显滞后的。在目前我国的法律环境下，关联交易在多数情况下是不会明显违反法律的，但对非关联投资者显失公正的交易，即使能成功立案，往往也会因为没有适用的条款而使得非关联方难以获得胜诉。
鉴于以上情况，我们认为当前我国迫切需要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并以此作为加强关联交易监管的又一重要手段。在构建我国股东派生诉讼法律制度时，应充分结合我国上市公司的特殊情况，例如，应充分考虑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特点和证券市场投资者的特点，如机构投资者相对较少、散户居多、机构投资者大多持有非流通股等，为确保诉讼的代表性，法律可规定原告股东的持股比例应不低于一个特定的比例（如不低于1%）；应考虑将控股股东、董事、监事、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一同列人被告行列，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公司、少数股东和其他投资者的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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