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地方政府债务扩张与银行信贷风险
地方政府债务扩张与银行信贷风险
摘要：国际金融危机后实施的“金融救市”政策是导致地方政府债务迅速扩张的外部因素，地方政府债务的迅速扩张又反过来加剧了银行的信贷风险，为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埋下隐患。实证研究发现，金融危机后实施的救市政策构成了商业银行“对政府债权”的显著差异与结构突变；商业银行“对政府债权”对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和存贷比显著正相关。
关键词：地方政府；债务扩张；信贷风险
一、引言
2008年底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受国家实施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我国的地方政府通过成立各种类型的投融资平台实现了地方政府债务的迅速扩张。中国银监会的数据显示，到2009年末全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为7.38万亿元，同比增长70.4%。与此同时，我国商业银行信贷资金投放也出现了大规模扩张之势。中国人民银行的年度公报显示，2009年新增人民币贷款9.8万亿，创造了历史上的天量。
投融资平台巨大的融资规模与商业银行巨额的信贷规模均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和实务界的高度关注。尤其是由此带来的现实与潜在风险更是引起了社会各届的争论。这一轮地方政府债务的扩张与银行信贷规模的膨胀与以往的历史有很大不同，主要体现在时期短、规模大，而且主要暴露于地方政府成立不久的投融资平台上，问题相对比较集中。因此研究二者间关系，发现风险成因并找到化解途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目前关于投融资平台引起的银行信贷风险问题成因的研究，主要有两个层面的研究视角：一是基于地方政府财政体制的宏观层面视角。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极大地改变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能力之间的对比，而支出责任之间的划分并未做出相应的调整（平新乔，2006）[1]。在这一背景下，地方政府拉动经济增长必然带来巨大的资金缺口（陈柳钦，2010）[2]。劳伦·勃兰特、托马斯·罗斯基的研究数据显示，资金缺口的存在导致融资成为了地方政府的必然选择[3]。于是在财政压力和地方竞争制度框架下，地方政府通过拥有投融资平台这一新的竞争工具变相拥有货币发行权，从而影响了宏观经济的稳定（祝志勇、高扬志，2010）[4]。秦海林（2010）[5]将此定义为财政风险金融化。
二是基于投融资平台公司治理的微观层面视角。就政府层面而言，投资、融资、决策、管理等功能分散在地方政府各个行政部门。既造成了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等方面科学决策缺乏制度保障，又因为“投管分离”造成了超前发展、过度负债和风险失控的局面（梁邦海等，2010）[6]。单就投融资平台而言，地方政府既是投融资平台公司的最大出资人，又是平台投融资决策者，还是投资项目经营者，由此导致的投融资平台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不完善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主要原因（马海涛、秦强，2010）[7]。对此，胡援成、张文君（2010）[8]首次将“流程再造”引入到投融资平台的改革上，提出了一套“意识重塑——组织重构——绩效评价”的渐进性路径选择体系，以实现投融资平台的功能完善与风险控制的有效统一。
总的来说，这些研究成果对地方政府的债务形成机理的分析透彻，但是对于在债务风险形成过程中，银行等金融机构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产生的影响却所论不多。对此本文力求在这一方面进行更进一步的探索与补充。另外，由于地方政府债务数据的不透明与难以获得，这方面的研究多以定性为主。因此，本文转变视角，通过金融机构公布的银行“对政府债权”反推出地方政府债务的规模，使得实证研究更科学，这也是本文的创新之一。
二、假设提出
本文主要论证的是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分析地方政府债务短期内迅速扩张的主要决定因素，即“因”的问题。二是分析地方政府债务短期内迅速扩张给银行信贷风险的影响程度，即“果”的问题。基于此，本文提出两个方面的理论假设。
假设1：金融危机后实施的“金融救市”政策是导致地方政府债务迅速扩张的外部因素 在本地公众、上级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双重委托代理关系中,作为最终委托人的地方公众并没有权利选择代理人和代理合约。这种对标准委托代理关系的偏离导致了作为代理人的地方政府，追求的是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非公众利益最大化,从而推动了地方债务的扩张（唐云锋，2006）[9]。这就是地方政府实现债务扩张的内部驱动因素。除此之外，地方政府债务扩张还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主要包括约束条件弱化、激励条件强化两个方面。后者是我们重点考察的对象。
首先，外部约束条件弱化。一方面，对地方政府的约束弱化。虽然我国的《预算法》规定 “地方各级预算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然而，现实中地方政府仍然可以通过城市建设投资公司、城建开发公司、城建资产经营公司等各种不同类型的投融资平台公司进行举债。因此，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变通”而进行债务扩张。另一方面，对地方官员的约束同样也被弱化。在我国这样一个单一制国家里，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的代理人不存在破产制度。一旦下级政府的债务无法偿还，上级政府将承担最终偿还人的责任，存在着“预算软约束”（Kornai J.，2003）[10]。地方官员因投资失败付出的代价和机会成本非常小。
其次，外部激励条件强化。主要体现在2008年国际金融风暴发生后我国实施的一系列宏观经济与“金融救市”政策。对此，彭兴韵、施华强（2009）[11]研究发现，2008年第3季度以来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我国经济增长率和企业盈利能力急剧下降的同时，银行信贷却是逐月上升。这与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下和其它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的信贷紧缩情况迥异。为了刺激经济迅速复苏，国家出台的投资拉动计划使得财政支出被用于基础设施或公共支出，这与欧美发达国家在危机期间巨额的财政支出用于向金融体系进行注资、国有化或清理不良资产的情况有很大不同。
除了宏观经济的环境因素，商业银行对地方政府的债务还具有个体的偏好。这形成了针对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另一种激励因素（潘敏等，2011）[12]。虽然商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革使得地方政府不再有权干涉银行金融机构的人事任免和经营决策，明确了银行与政府间的产权关系，但是在我国这样一种单一制国家里，良好的“政企关系”一直是各类经营主体追求的目标（王连军，2011）[13]。银行在支持地方政府的投资项目获得经济利益的同时，能够积累丰富的社会资本，从长期来看对其它的经营活动存在“溢出效应”，从而对地方政府的债务扩张产生了正向的激励作用。
假设2：地方政府债务的短期迅速扩张提高了银行的信贷风险
既往关于政府行为与银行信贷风险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宏观制度和预算软约束方面。Shleifer和Vishny（1994）[14]、La Porta（2002）[15]等认为，当国家控制银行时具有政治关系的国有企业更方便得到银行信贷资金支持，发生金融危机时陷入债务困境的国有企业也更容易得到政府的金融救助，但是这种歧视性行为破坏了市场效率原则，导致大量呆坏账的形成，加剧了宏观金融风险。这些研究都强调了国有背景的企业与国有背景的银行间的相互关系，在以往解释国有银行的信贷风险成因中得到广泛认可。然而，这一轮地方政府债务短期内的迅速扩张现象与上述研究的背景有很大不同：
首先，与对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的金融支持不同，这一轮信贷扩张支持的大多是以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为载体进行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这类贷款往往具有利率低、周期长 2 的特征。对此彭兴韵、施华强（2009）特别指出中国存在贷款的“利率期限结构之谜”，即期限越长,加权利率反而越低。这一违反金融学常识的现象正好说明了中国银行业对政府中长期项目贷款的偏好，即以地方政府为背景的中长期项目贷款与企业类型的贷款相比不仅期限长，而且利率低，凸现了信贷风险。
其次，导致这一轮地方政府债务急剧膨胀的项目大多是资金需求量大、跨期长的基础设施项目，需要后续资金的不断投入。因此某种程度“绑架”了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一旦国家采用信贷紧缩政策，银行将陷入调整信贷规模与避免“半拉子”工程的两难困境。另外，由于地方政府的基建贷款一般为长期货款，在地方政府官员届内还款压力不大，即使出现偿债困难，一般也会通过在不同银行之间拆借，避免暂时性的大规模违约行为。因此对地方政府官员而言，缺乏债务到期偿还的预期，从而导致地方政府债务远超过实际负债能力。
第三，大量地方政府债务的积累导致政府中长期信贷资产占银行总信贷资产的比例进一步提高，形成了银行信贷风险的进一步集中。由于地方政府还款方式单一，在宏观经济和地方经济增速放缓导致抵押和担保资产价格下跌的情况下，银行的信贷风险将迅速提高。而且，因为商业银行的利润主要来源于信贷资产的利差，一旦信贷资产质量恶化，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将会下降，靠利差收入来缓释信贷风险的能力也会被大幅度削弱。
三、实证检验
为了检验上述两个假设，本文构建计量模型，利用stata11.0软件进行验证。利用时间序列数据验证假设1，用面板数据验证假设2。数据时间跨度为2004至2009年的季度数据。
（一）“金融救市”政策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
以2008年第3季度为金融危机发生的分界线，按金融危机发生前后分组，对各银行全
①样本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表1对各银行金融机构的“对政府债权”（单位：亿元/季度）原始数据的样本间均值T（参数检验）和Wilcoxon符号秩检验（非参数检验）均说明了：金融危机发生后商业银行对地方政府的贷款规模迅速扩大，与金融危机前比较存在显著差异。
表1 各银行对政府债权的描述性统计
银行 国家开发银行 及政策性银行 ②样本 全样本 金融危机前 金融危机后 全样本
标准差 23.526 17.546 6.703
均值 28.86 65.445 36.585
均值差异 — 28.86 —
T值 — 1.226 —
***
中值 44.460 56.705 36.675 17056 13127 18782 4779.5
Z值 — 1.085 —-2.495 —-3.245 —-3.251 —-3.254 —-3.145
**************
876.068 15973.19 816.814
14045.6
914.145 19185.83 231.197 4827.875 152.529
4286.5 国有商业银行 金融危机前 金融危机后 全样本
-5140.23-4.037 —
—
***股份制商业银行 金融危机前
金融危机后 311.9282 5730.167 全样本
城市商业银行 金融危机前 金融危机后 全样本
农村商业银行 金融危机前 金融危机后 全样本
外资银行 金融危机前 金融危机后
141.448 3485.438 113.829
3158
160.894 4031.167 29.885 20.218 29.185 90.308 82.912 75.503
566.5 491 692.333 639.25 430 988
-1443.67-4.672 —
—
***
4332.5 5644 3495.5 3305.5 3992.5 564.5
-873.167-4.539 —
—
***
-201.333-5.842 —-558
—-4.549
***
485 689.5 671 420.5 983.5 3（注：T值为独立样本t-检验统计量；Z值为Wilcoxon秩和检验统计量：***、**和*分别表示样本组间差异在0.01、0.05和0.1水平上显著，双尾检验。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人民银行报告》）相对于政策性银行的不敏感，商业银行在“金融救市”背景下对政府债权的扩张很明显。这间接体现了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的对地方政府贷款具有较强的约束性。为了对此做进一步的证明，我们对“对政府债权”（命名为：gov）时间序列数据进行Zivot和Andrews检验，对地方政府债权的结构突变点是否与“金融救市”的时间点吻合进行判断。
对商业银行的gov原始数列取对数以消除异方差的影响，并命名为lngov，数据来源于国泰数据库（CSMAR），共有24个数据。进行ADF检验后发现lngov存在单位根，而它的一阶差分序列为平稳的时间序列。但是ADF检验的不足之处就是没有考虑时间序列数据中的结构突变，因此当研究的时期含有潜在的结构突变时，ADF检验就不能准确地描述时间序列数据的性质。这在存在金融危机这样的重大事件冲击的背景下，ADF检验的弊端更为明显。为此，Perron(1989)[16]在ADF检验中引入哑变量以容许结构突变。然而Perron方法对结构突变的时间选择取决于事先的观察，即突变点的选择是外生的，增加了错误选择的可能性。对此Zivot和Andrews（1992）[17]在Perron单位根检验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利用序贯的方法将突变点的选择内生化，从而克服了Perron的问题。构建回归模型如下：
govttgovt1DUt()igovt1t
iL与ADF模型比较，此处只是增加了一个哑变量。当t>T，DUt()=1；当t
上述结果证明了我们的假设1，即金融危机后实施的救市政策构成了商业银行“对政府债权”的结构突变。2008年第3季度开始的地方债务扩张，相对使得第2季度的lngov达到历史最低，构成了结构突变点。
（二）地方政府债务对银行信贷风险的影响分析
对地方政府债权的迅速增加究竟会不会对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产生影响？为了验证假设2，我们建立以银行信贷风险为被解释变量的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分析。各变量的定义详见表2。
表2 变量定义
变量名称 计算方法 lnloa lndep lngov lnmon lnint lnexc
Ln(银行不良贷款/总资产)Ln（银行贷款/存款）Ln（对政府债权/总资产）Ln（广义货币M2）Ln（银行隔夜拆借利率）
变量意义
银行金融机构的信贷风险 银行金融机构的信贷风险 地方政府债务规模 货币供给量 短期银行融资成本
Ln（直接标价法下对美元汇率）国际经济因素的影响
上述变量均取对数，这是为了降低数据异方差性的同时保证变量系数的经济意义（即为弹性系数）。选取的样本是2004—2009年连续6年各季度的商业银行相关数据（即扣除表1 里“国家开发银行”后剩下的5类商业银行，全部样本有120笔数据）以及宏观经济数据。各银行的对政府债权、不良贷款率和存贷比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人民银行报告》，货币供给、利率、汇率等宏观经济数据来源于CSMAR。
对表2所列的银行金融机构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如下：
riskit01lngovit2lnmonit3lnIntit4lnexcit
分别以不良贷款率和存贷比的对数（lnloait和lndepit）作为银行信贷风险(riskit)的代理变量，检验银行对政府债权和其它宏观经济因素对银行信贷风险的影响。经过反复试验，排除了使用混合回归模型的可能性，最后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确定两个模型都选择随机效应为优。表3给出了上述两个模型的回归的最终结果。通过结果可知：
表3 回归结果
模型1（被解释变量lnloa）个体固定效应
lngov lnmon lnint lnexc 常数项 R2 F值 2值
（注：***、**和*分别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0.345（4.01）***-0.271（-1.86）*-0.461（-0.26）44.317（3.08）*** 0.762 32.85***
个体随机效应 0.294（4.07）***-0.261（-1.80）*-0.459（-0.26）43.393（3.03）*** 0.648 132.32***
模型2（被解释变量lndep）个体固定效应 0.167（2.85）**-0.229(-3.07)**-2.156(-3.84)**-3.511(-0.84)0.711 76.34***
个体随机效应 0.149（2.23）** 0.254(1.12)-0.232（-3.12）***-2.156（-3.78）***-3.851（-0.93）0.523 308.41***-2.643（-4.16）***-2.569（-4.09）*** 0.227(1.02)Hausman检验 0.71，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0.43，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1、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对银行信贷风险影响显著。模型1说明，在综合考虑货币供给、利率与汇率的条件下，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受“对政府债权”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地方政府债务对于银行信贷风险的影响不仅显著，而且直接（能够在当期的不良贷款率上体现出来）。模型2说明，银行对政府债权的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因此可以认为地方政府的债务扩张导致了银行信贷的膨胀，使得银行贷款损失的潜在风险也进一步上升。
地方政府债务对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存在如此明显的冲击，与这一轮“金融救市”政策的力度密不可分。正如表1所示，在金融危机前，国家开发银行在对地方政府的债权上占有主导地位。金融危机后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代表的诸多金融机构对地方政府的债权迅速增加，冲击了原有的信贷市场结构，使得投融资平台更加缺乏信息披露的动力，进而影响到了银行的信贷风险。
2、货币供给（M2）的增加导致不良贷款率的下降。这并不意味着随着货币供给的增加，银行信贷质量会上升，而是由不良贷款率计算方法所决定的。银行贷款总量增长较快，贷款基数增长导致一定程度上不良贷款率的下降，但是这种下降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下降。不良贷款的绝对数额还是增加的。从模型2来看，货币供给对存贷比的影响不显著。原因可能是，随着货币供给的增加，存贷比计算式的分子与分母都同时增加，导致比值变化不显著。
3、利率和汇率对存贷比的影响显著。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进一步扩大，外汇占款渠道对商业银行潜在的信贷风险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但对不良贷款率的影响不明显。这说明目前我国的商业银行还是能通过有效的资产管理手段来化解外汇风险。利率对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影响不是很显著，但对存贷比的影响明显，从而影响了商业银行的潜在风险。
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为了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实施的“金融救市”政策有力的刺激了实体经济，同时也为地方政府的债务扩张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再与财政分配体制、官员考核机制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地方政府的债务扩张实现了从内在需求到现实行为的转变。反过来，地方政府的债务扩张又反作用于金融体系，体现在对商业银行的不良货款率与存货比的冲击上，因而增加了商业银行的现实与潜在风险。
上述关于地方政府债务与银行信贷之间“作用—反作用”机制的描述，突现了在经济衰退时期慎用“金融救市”政策的重要性。虽然从短期来看，使用“金融救市”政策可以刺激实体经济的复苏——就像本文分析指出的那样，“金融救市”可以通过地方政府的债务扩张来实现对实体经济的刺激。然而，它却为金融体系的长期不稳定性埋下了隐患。这一结论对于我国近期的政策制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伴随着欧债危机与美国国债信用危机的发生，全球经济可能还会面临再次衰退的风险。对此，我们在实现经济复苏政策的时候，必须统筹兼顾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的统一，从而保证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
-------注释
①“对政府债权”是指银行对政府性及关联企业的贷款，所谓政府性及关联企业贷款是指银行向政府发放的或者向与政府有关联的企业发放的贷款。这些企业较多地经营着政府垄断的项目，如政府垄断的道路建设、城市改造、供水、供气等，向银行的贷款也往往由地方政府财政作担保，或者以国有划拨土地作抵押，或者是相类似公司相互担保，贷款真正的使用者和债务的承担者都是地方政府。
②原政策性银行中的国家开发银行已于2008年12月16日改制为股份制商业银行。为保证历史数据的可比，按《中国人民银行报告》的计算口径，选取的样本为“国家开发银行及政策性银行”，其数据口径与原政策性银行资产负债表数据口径一致。
参考文献
[1]平新桥,白洁.中国财政分权与地方公共品的供给[J].财贸经济.2006.2:49-55 [1]陈柳钦.规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发展的思考[J].地方财政研究.2010.11:38-43 [3]劳伦·勃兰特,托马斯·罗斯基.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369-370 [4]祝志勇,高扬志.财政压力与官员政绩的牵扯：细究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J].改革.2010.12:30-35 [5]秦海林.金融风险财政化、财政风险金融化与经济增长[J].上海金融.2010.3:17-22 [6]梁邦海等.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综合评价体系构建[J].经济体制改革.2010.4:126-130 [7]马海涛,秦强.完善制度建设,加强政府投融资平台管理[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0.1:33-41 [8]胡援成,张文君.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流程再造[J].求索.2010.8:1-4 [9]唐云锋.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扩张机制研究——基于委托代理理论框架的分析[J].财经论丛.2006.3:54-59 [10] Kornai J., Maskin E., and Roland G.Understanding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3, 41:1095-1136 [11]彭兴韵,施华强.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下的中国信贷膨胀分析[J].经济学动态.2009.8:45-49 [12]潘敏,缪海斌,陈晓明.金融救市下的中国商业银行信贷扩张行为分析[J].武汉大学学报.2011.3:93-101 [13]王连军.金融危机背景下政府干预与银行信贷风险研究[J].财经研究.2011.5:112-122 [14] Shleifer A, Lopez-de-Silanef F, Shleifer A.Government ownership of banks[J].Journal of Finance, 2002,57: 265-301 [15] La Porta R, Vishny R.Politicians and firms[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4,4: 995-1025 [16] Perron P.The Great Crash, The Oil Price Shock and The Unit Root Hypothesis[J].Econometrica, 1989, 57: 6 1364-1401
[17] Zivot E, D Andrews, Further evidence on the great crash, the oil price shock, and the unit root hypothesis[J].Journal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 Statistics, 1992,10: 251-270
Local Government Debt Expansion and Bank Credit Risk
Hu Yuancheng Zhang Wenjun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iangxi nanchang 330013）
Abstract: Financial rescue measures implemented after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result in the local government debt expansion, and inversely the government debt expansion aggravates the bank credit risk, which plants hidden danger for financial instability.The empirical study finds out, the financial rescue measures constitute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nd structure breaks of “claims on government”, which varies with non-performing loan ratio and loan to deposit ratio.Key words: Local Government;Debt Expansion;Credit Risk
第二篇：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探讨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探讨
摘要：巨额的地方债务越来越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本文通过分析地方债务问题的现状，深究其影响，导出危机，再针对地方债务问题的形成原因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
关键词：地方债务危机；成因；影响；对策
地方政府性债务是指地方机关事业单位及地方政府专门成立的基础设施性企业为提供基础性、公益性服务直接借入的债务和地方政府机关提供担保形成的债务，分为直接债务、担保债务和政策性挂账。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规模已十分巨大，并且增长非常迅速。截至2010年底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约10.7万亿元。有关专家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估计目前的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约为18.5万亿-24.6万亿元。而这一数据是2012年我国地方财政收入（本级）6.1万亿元的3到4倍之多，债务收入比率高达175%-232%，超过100%的债务警戒线，地方负债情况不容乐观。
一、地方债务危机的现状
（一）债务规模分布情况
从政府层级看，截至2010年底，全国省级、市级和县级政府性债务余额分别为32111.94亿元、46632.06亿元和28430.91亿元，分别占29.96%、43.51%和26.53%。.债务余额地域分布情况
（二）债务规模分变化情况。
1997年以来，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逐年增长。1998年和2009年债务余额分别比上年增长48.20%和61.92%。2010年的债务余额比上年增长18.86%，但增速下降43.06个百分点。
二、地方债务危机的成因
（一）制度因素：地方政府钱少事多，负担沉重
地方政府财权事权的不匹配是造成地方债务危机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原因。目前我国中央财政收入占比52%，支出只占20%，而地方财政收入占比48%，支出却占到80%。在我国现行的28个税种中，目前仅营业税在地方税体系中一定程度起到主体税种的作用。“营改增”在整个服务业实行后，按现有增值税分成比例，地方失去了一个重要的独立税源，地方的支出责任和收入来源之间的错配将加剧，财税体制改革变得刻不容缓。为了促进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满足基本支出需要，地方政府不得不依靠“收费财政”和“土地财政”。财权事权的不匹配反映出中国尚未实现有效的财政分权。
（二）政策因素：财政政策积极，债务规模扩张
近年来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施行使得地方债务的规模进一步扩张。1998年以来，为了治理通货紧缩，国家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2008年发行国债总额已达15500亿元。这一政策从三个方面推动了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扩张：第一，中央政府增发国债时，每年都在相关预算法案中明确增发国债中“代地方政府举借”的规模，转贷给地方政府用于中央确定的地方建设项目，共转贷地方政府国债资金2450亿元，等额增加了地方政府的直接显性债务。二是国债项目需要地方政府安排配套资金，在一定程度上也诱发了地方政府自行举债或变相融资等问题，相应形成了地方政府的或有显性债务。第三，在中央政府投资扩张示范效应下，地方各级政府也程度不同地存在不顾财力层层扩张的问题，举债搞建设极为盛行，致使地方政府多年累积的债务迅速膨胀。
（三）管理因素：地方政府管理松弛，监督弱化
地方政府内部机构、人员臃肿，管理松弛，行政成本居高不下，这是地方政府经常性支出负债的主要原因。地方政府机构设置不合理，存在部分冗余机构。此外，政府准入机制有很大缺陷，导致众多“走后门”现象的出现，争相挤进工资福利水平较高而且稳定的行政事业单位“吃皇粮”，大量增加了财政供养人员总量。
地方主要领导单纯追求GDP的片面政绩观，加剧了地方政府行为不规范问题，直接导致债务规模的膨胀。一些地方政府领导为了在有限任期内表现“政绩”，获取政治资本，在任期内盲目上项目、搞建设、建厂子、搞开发，不顾财力实际超前兴办公益事业，靠欠、挪、借、贷大量举债抓“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而无论这些“政绩工程”干好干坏，领导者本人都不必为当地政府所欠债务负责，因此，地方政府领导在举债时往往毫无后顾之忧，只管借钱举债而不计成本、效益，更不计风险，加大了地方负债压力。
在此情况下，又缺乏对地方政府的有效监督体系，监督管理弱化，随意举债的行为得不到牵制。地方政府编制预算、执行预算以及举债的随意性大，举债行为不规范、不公开，既缺乏自律，又缺乏人大、社会等方面的监督。
三、地方债务危机的后续影响
（一）信贷存在违约风险，影响银行信贷安全
未来两三年之内，大量地方融资平台的贷款到期，债务偿还问题就会爆发。在最坏的情况下，这意味着不良贷款或高达2.4万亿元人民币，对银行业的新增风险资产是3.15万亿元左右，这通过资本消耗和拨备计提对银行资产质量产生影响。
（二）宏观经济运行受到影响
地方政府负债投资整体上降低了社会投资效率和经济增长质量，扩大了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许多地方政府大规模启动的投资项目效率很低，尤其是机场、公路的重复建设项目有许多建成即亏损，给当地财政背上了沉重的负担，也降低了经济增长的素质和质量。
（三）地方经济停滞 刺激政策前功尽弃
如果地方债务风险爆发，许多项目难免会半途而废，地方政府融资链条面临断裂，很多地方经济发展也可能面临停滞。我国的城镇化建设已经进入新一轮建设高峰期，地方投融资平台仍需扮演重要角色。如果这些平台的贷款能力受到限制，地方投融资平台所蕴含的危机将可能提前显现，并成为真正的危机，进而对中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四）地方卖地圈钱 掣肘房地产调控
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卖地和房地产税收，偿债压力加重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房地产调控政策难以为继，迫使房地产调控政策中途走样。此外，为了偿债，政府有可能提高税费。通过提高行政所掌控的“资源”价格进行出售，来增加财政收入弥补巨大的债务亏空。
（五）影响政府威信和社会稳定
如果地方债务风险爆发，可能会影响地方政府对基础设施、教育、科技等公共产品的投入，可能会出现公务员和中小学教师等相关人员的工资拖欠，影响下岗人员生活费和再就业、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等支付问题，严重的将会威胁社会稳定，也不利于维持政府形象，人民对政府的信心和支持度下降。
四、地方债务危机的对策
（一）彻底完成银行的去财政功能
彻底完成银行的去财政功能，加强财政投融资体系改革。虽然我国银行体系拨备较充足，上万亿元的拨备可以抵抗不良贷款的小幅增加，但通过地方政府的财政投融资体系改革来彻底“松绑”银行业已经刻不容缓。
（二）完善财政体制，合理划分财权事权
要进一步明确中央与地方政府以及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划分。应该由中央政府承担的，在划分责任时，明确由中央承担。完善预算法、转移支付法规，以立法形式明确各级政府的事权财权，硬化预算约束，规范政府举债和担保行为，加强地方债务的法制化管理，以减少各级政府间的“侵权”行为，增强各级地方政府的偿债意识，防止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失控。
同时完善地方税收体系，不断提高地方税收收入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进一步完善分税制，分清各级政府的偿债责任，为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行为创造条件。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立法权。地方政府可以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对具有地方区域特点的税源开征新税种，提高税收收入。
（三）完成我国经济“去房地产化”
实现经济的“去房地产化”，需要推进保障性住房等民生建设。在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偿债压力逐年增大的背景下，以保障房为代表的民生领域支出的增加令地方政府不堪重负。房地产问题关乎民生和社会稳定，伴随房地产的调控进入到攻坚阶段，亟须加快地方政府的融资模式改革，形成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
（四）建立健全政府债务资金的监管机制
对利用政府债务资金的重点工程项目，继续完善项目法人责任制、项目监理制、工程招投标制，加强资金使用管理，切实规范财务收支行为。将行政管理费用和项目投资支出相分离，规范资金使用，严格项目工程预决算审核，严格控制超标，杜绝“政绩工程”，防止资金的挪用移用。要建立责任追究制度，明确权利、义务、责任，对盲目举债、拉低水平的重复建设，造成损失浪费，或因工作失职，造成无法按期还本付息，要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同时要将债务的借、用、还纳入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范围，作为评价、考核、任用干部的一项指标。
（五）加快行政事业机构改革，减少财政供养压力
要减轻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压力，除了要保证地方政府有适当的财政收入来源以外，还必须注重削减地方财政的不合理支出。目前我国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乡级政府财政困难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行政事业性支出增长过快。而事业费中又以人员经费为主，真正用于事业发展的支出比重较小。要减轻地方财政的支出压力，首先就是要控制行政事业机构人员的膨胀，要结合政府机构的改革，减少行政事业机构的设置，压缩人员经费开支。
目前，我国财政状况总体上看仍属安全稳健。2010年，全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为2.5%，低于3%的控制水平；2011年，该赤字率更是下降到2%左右。从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来看，2010年末为17%，我国财政赤字率和国债负担率都很低，地方政府债务仅表现为局部和结构性的问题，地方债务问题尚在可控范围。但如果有关方面不加以重视，任由地方债务漏洞扩大，后果将不堪设想，危及宏观及地方经济的方方面面。尽快出台相关政策加强地方债务问题治理，应该成为当前制订经济政策的重要考虑方面。
参考文献：
[1]曹洪彬.试论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及其风险控制.经济经纬，2005.5
[2]陈安来.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的破解路径探析.知识经济，2011.2
[3]周鹏.经济危机背景下地方政府债务的探究.改革与开放，2010.6
[4]中华人民审计署2011年第35号.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http：//
第三篇：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初探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初探
摘要：
根据公共产品理论，地方政府债务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地方政府债务的积极使用加快了本地发展的速度，为地方经济建设做出了贡献；另一方面，债务的不当运用会带来巨大的金融风险，给地方财政带来极大的考验。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庞大，已给地方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带来深刻的危害。并且在举债的同时使政府蕴涵了巨大的债务风险,随着债务规模的扩大,其潜在风险也在增加。强化地方债务风险管理，已成为进一步改革、发展中的重要议题。如何扬长避短，防患于未燃，这既是中国政府、学术界乃至全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尚待破解的难题。关键词：
地方政府负债 成因 防范措施 正文：
一、地方债务风险的现状
地方政府债务是指由地方政府或其职能部门直接借入、提供担保、欠账等形成的最终必须由政府偿还的债务。从当前政府统计口径看，地方政府总债务中包括直接债务、担保债务和政策性挂账三个部分。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主要包括省、市、县、乡镇共四级政府的负债。当前直接债务仍然占债务总额的绝大部分，其次是担保债务，政策性挂帐占较小的比例。
长期以来，大量地方政府依靠举债度日已成为公开秘密。我国各级地方政府的债务总额，很难有全面、真实的统计数据。目前，我国对财政赤字的弥补方式主要是通过向银行透支或借款，但债务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来源，会随着财政赤字的不断增大而增长。同时，债务需要还本付息，债务的增加也会反过来加大财政赤字以及大量隐形债务的增加，依次循环，风险逐渐被积累放大。
中国银监会曾披露，目前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中存在严重偿还风险的贷款占比为23%，这意味着融资平台贷款的风险敞口约在1.5万亿元。从政府层级来看，县级融资平台数量占比达60%，贷款余额占近一半，其中一些城市的地方政府依托政府融资平台等方式过度举债已接近极限，债务率已高达150%以上，个别县市债务率已经超过400%。地方融资平台局部风险的隐患，对于银行的影响不容忽视。
二、地方债务风险的成因分析
中国地方债务的形成是转轨时期地方政府财权、事权分配不协调，举债意愿与举债约束失衡的结果，具有独特的生成逻辑和发展路径。
（一）制度因素 转轨时期地方政府过于庞大的事权与有限的财权之间的矛盾是最主要、也是最根本的原因。1994年实行分税制时，并未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进行实质性调整。此后，虽然对这两级政府之间的事权进行过调整，但总的趋势是事权向地方下放。与此同时，为了增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中央将消费税、关税等大税种划归中央，将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税种实行中央与地方共享，留给地方政府的收入主要是大税种的小部分、小税种的大部分以及税源零散、稳定性差的税种，并且省以下是越往下越“无税可分”的局面。这就使地方政府无法实现支出责任与财力相匹配，建设性事务只能转而寻求制度外融资，部分县乡甚至连工资等经常性支出也通过借债来支付。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滞后，地方政府强烈的投资冲动与投资约束不足之间的矛盾导致借贷投资居高不下。政府投融资体制存在许多漏洞和缺陷，主要表现在：一是政府投资范围过宽，不仅涵盖公共产品领域，而且涵盖部分竞争性领域。在竞争性领域，由于国有经济固有弊端，无法和民营、外资企业竞争，政府投资建成的国有企业大批亏损破产。二是政府投资缺乏整体规划和科学论证，形成许多无效工程。三是政府多部门融资，分散管理，融资的决策主体、偿还主体、投资失误责任主体不明确。四是偿债意识淡薄，偿债责任难以落实。由此形成了相当一批无效投资，项目收益根本无法还款，还款责任最终转嫁给地方政府，形成巨额的政府债务。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的转嫁，加剧了地方债务压力。由于政府职能转变滞后，政府对经济、社会微观领域事务干预过多，产权不清，导致经济、社会主体缺乏自我风险约束；由于市场化程度不高及市场准入的限制，保险、担保、期货等民间风险经营机构难以快速发展。这两个方面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导致分散和化解经济、社会风险的市场机制难以形成，许多经济、社会风险直接转嫁给地方政府，形成地方政府债务。
（二）政策性因素 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了治理通货紧缩，国家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1998年到2005年，中央共发行国债9900亿元。这一政策从推动了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扩张，在一定程度上也诱发了地方政府自行举债或变相融资等问题，致使地方政府多年累积的债务迅速膨胀。机关事业单位调整工资政策。国家在扩大内需政策的指导下，连续几次大幅提高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工资。尽管中央安排了大量增资转移支付补助，但地方财政也需要安排一定投入。即便是由中央财政全部负担，地方还要自行消化“超编”人员的工资，福利费、住房公积金等支出，以及与财政支出挂钩的法定支出。在财力增长低于工资性支出增长的地方，要么借债发工资，要么形成拖欠，其结果都直接增加了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
（三）管理性因素 机构、人员臃肿，管理松弛，行政成本居高不下，这是地方政府经常性支出负债的主要原因。地方政府机构设置，无论有无必要，均苛求“上下对口”，大量增加了财政供养人员总量。在人员负担加重的同时，支出标准也在不断提高。除了“国标”工资之外，各地还竞相出台“省标”、“市标”等地方津补贴项目。管理松弛造成的财力缺口，只能举债或形成拖欠。各类升级达标活动加剧了地方政府行为不规范问题，直接导致债务规模的膨胀。近几年来，为加快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发展，纷纷开展了名目繁多的升级达标活动，一些地方政府领导为了在有限任期内表现“政绩”，获取政治资本，在任期内不顾财力实际超前兴办公益事业，靠欠、挪、借、贷大量举债抓“形象工程”。由于领导者本人不必为当地政府所欠债务负责，导致地方政府在举债时往往毫无后顾之忧，只管借钱举债而不计成本，更不计风险，行政行为任期化、短期化。
三、政府债务的防范和化解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最终管理目标不是消除债务，而是有效控制债务的规模，防范和控制由此带来的风险，把债务风险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保证财政的可持续性。要防范和控制我国现阶段的债务风险，应该从完善体制，强化债务风险管理及创新政府投融资机制等方面来实现。
（一）建立健全政府债务预警机制
地方政府如果有健全的政府债务预警机制，就能对政府债务的规模结构和偿债能力实施有效预警和防控，实现政府债务管理的系统化、规范化和科学化。在预警机制的建立和完善过程中，特别要注意预警部门的专一性，避免出现多部门同时监管出现利益纷争，应由专门机构和专门人员对地方政府债务进行定期统计和动态监控，同时可以发挥市场机制作用，通过市场评价机构对政府信用进行评价，达到使公众对政府发债行为的监督和约束。
（二）建立科学的偿债机制
政府债务所取得的资金是对以后收入的提前使用，因此建立科学有效的偿债机制是保证政府信誉和财政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措施。政府增加偿债能力可以通过加大资金统筹力度，通过经济的发展增加财政收入，也可以通过压缩不必要的财政开支来加大偿债能力。必须指出的是，地方政府可以探索性的建立偿债基金，其基金的来源可以是政府债务项目的收益，也可以是纳入预算管理的政府性基金，但偿债基金的数额底线必须要保证当年债务本息所需的风险准备。
（三）建立健全政府债务信息的公开机制
由于政府负债没有纳入政府会计核算体系，因此政府财政报告中没有公开透明的政府负债风险信息，这样既不利于地方政府对本身负债情况的自查，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府的信誉，所以有必要建立政府负债信息的交流和公开机制，这样有利于上级政府更好掌握地方政府的负债情况，可以更为合理的对地方政府进行财政转移支付，同时可以通过对政府负债余额、还债情况即新增债务情况的分析比对，为政府决策提供真实、系统、科学的数据信息，以便使今后的政府债务计划更为高效合理。
总之，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经济不可能在“零风险”状态下运行，但目前地方政府不规范、不透明、不可控、不受监督的举债行为容易积累足以冲至财政危机的债务风险，因此，必须注意合理确定和控制债务规模，强化地方债务资金运用过程的管理和监督，提高地方债务资金使用效益，未雨绸缪，徐图整治，确保到期债务的及时偿付，维护地方政府的信誉。
参考文献：
[1]苏忠林：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现状与改革出路[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6（2）：67—71.[2]曹洪彬：试论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及其风险控制[J].经济经纬,2005（3）：133—135.[3]戈文鲁，芮晔平：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现状、成因与对策分析[J].济宁学院学报，2007(10)：40—43.[4]魏加宁.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与金融危机[J].商周刊，2004（5）.[5]李军杰，钟君.中国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分析—基于公选择视角[J].新华文摘，2004（16）.[7]何晶，陈巍，朱辉，王青春.李志军地方政府债务成因分析及解决办法[J]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9（2）
[8]毛莹.论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范[J]经济天地，2009（4）
[9]彭继复.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及风险控制[J] 湖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6.25
第四篇：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测算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测算
[提要] 本文推导KMV模型公式，将KMV模型的逻辑用蒙特卡洛方法进行扩展，对各个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进行测算。同时，尝试将地方政府债务视为资产进行统筹视为一个局部的整体，计算局部的整体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大小。实证显示：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整体可控，局部地方具有较高的地方债务风险。同时，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较高的地区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较低的地区进行统筹，可以使新的整体风险降低。
关键词：KMV模型；蒙特卡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中图分类号：F812.7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2012年，希腊债务危机的爆发，给整个欧元区的发展带来沉重打击。政府债务风险的问题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与此同时，我国的债务规模急剧上升。根据审计署公布的数据，截至2013年6月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为178，908.66亿元，其中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为108，859.17亿元，地方政府或有负债70，049.49亿元，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43，393.72亿元，债务规模庞大。根据报告中显示结果，2013年6月至2014年底，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增长了41.3%，或有债务增长了22.9%。结合数据，可以发现我国的地方政府债务具有?模大，增速快的特点。这些事实都使得中央与学者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
在政策方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预算司官网显示结果，我国近些年发布了众多与地方政府债务相关的文件：2018年3月1日《试点发行地方政府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管理办法》、2018年2月24日《关于做好2018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通知》、2016年10月27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等。文件的目的在于强化地方政府的债务管理，建立地方政府的债务责任机制。
二、相关文献
（一）国外相关文献。国外对于地方政府债务相关研究较早，Hempel（1972）研究发现，出于地方债券的特定作用以及行政政策的不确定性，地方政府债券的信用风险与一般企业债券相比更高。Evsey David Domar（1957）使用动态经济增长模型，认为政府需要对政府的债务规模进行控制，以维持国内经济的发展。Black和Scholes（1973）的期权定价公式的发现，极大地应用于各种形式的金融交易，同时也被广泛地应用于各种资产的定量风险计算，促进了地方债务风险的研究发展。Harvey S.Rosen（1992）提出了隐性债务的概念，使用财务管理理论对政府债务问题进行分析。Hana Polackova Brixi（1998）提出了风险矩阵的观点，认为政府的债务风险来源可以被划分为直接显性债务、直接隐性债务、或有隐性债务和或有显性债务4种，为分析评价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提供了重要依据。Berg和Pattillo（1999）通过测定指标阈值等方法建立了DCSD模型，以此评估地方债务风险的大小。Shneyerow（2006）以一般对称模型，从英式拍卖机制的角度，运用非参数估计法分析了市政债券的价格波动和流动性风险。Wales（2006）、Smith和Charle（2008）以美国弗吉尼亚的Fairfax省为例，通过计算机程序对现实中的地方政府行为进行仿真模拟，构建债务风险预警系统。
（二）国内相关文献。裴育、欧阳华生（2007）认为构建有效的风险预警系统可以有效地防范与化解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而在构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指标的体系过程中，又需要对风险进行描述与量化。通过指标选取，构建、计算、权数的分配，风险值的测定，地方政府债务的综合评价等，最终建立一个完整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体制。
卿固、赵淑惠等（2011）通过设立地方政府债务预警体系指标与警戒标准，再采用从低级到高级的“逐级多次模糊综合评判”方法，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进行整体量化分析。研究表明，通过该模型方法可以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进行事前控制，从而达到预警的目的，同时还为地方政府化解债务风险提供了不同的路径选择。
伊淑彪（2011）通过综合分析政府财政收支情况、负债状况以及政府财力指数，通过使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债务评价指标体系，最终得出宏观经济发展情况（GDP）、政府综合收入（财政收入、债务余额、税收）这两项指标用于评价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更为合适，同时研究发现，可以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进行一个量化分析的参考，得出一个显示的评价指标。
谢征、陈光焱（2012）认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是一个复杂的非线性系统，而灰色关联理论和BP神经网络方法在处理非线性关系的数据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因此通过该方法构建了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估的模型。模型发现，自2007年至2009年以来，我国地方政府的负债显著增加，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难以控制。
洪源和刘兴琳（2012）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模型是建立在粗糙集――BP神经网络集成理论之上的，实证结果表明所选取的地区债务风险预警等级较高，相应的债务风险也较大，而且债务风险的大小随着评价值的上升不断增大。郭志林（2012）将处理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知识的粗糙集理论应用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评价估计。
同时，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测算方面，越来越多的学者使用KMV模型方法。
韩立岩、罗雯（2003）基于期权思想对传统的 KMV模型进行了修改：地方政府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将税收的权利转移给债券的购买者，同时地方政府通过偿债来将该税收权利回收。如果债务到期，用于担保的财政收入大于债务价值，那么地方政府将不会违约；而若小于债务，那么地方政府将会选择违约。
李江波（2010）扩展了KMV模型，在使用KMV模型中添加了关于投资者对于不确定性的好恶程度的考虑，并使用Knight不确定性因子λ进行表示。将该元素带入到传统的KMV模型中得到了Knight不确定性下的市政债券风险测度模型，运用改善后的模型度量北京市债券风险。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在引入Knight不确定性因素之后，违约率不再是一个固定值，而是一个区间的形式。同时，该区间随着市场情绪波动的增大违约区间也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
李腊生、耿晓媛、郑杰（2013）认为：我国的地方政府债务与一般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地方政府债务有着显著的区别。虽然在形式上地方政府具有经济上的独立性，但是当地方政府一旦发生债务违约等经济困难时，中央出于“父爱主义”，将对地方政府予以保护。因此，在使用KMV模型时，不能将地方政府视为一个孤立的个体，需要将中央的保护考虑进去。所以，基于这方面的考虑，他们认为应当将地方政府债务的可转移性因素加入KMV模型当中。实证研究表明：近些年间地方政府债务虽然规模急剧增长，但是显然不足以危害整体债务的安全。
徐占东、王雪标（2014）将财政收入分解为税收收入、土地出让收入以及其他收入，利用改进后的KMV模型对省级债务违约风险进行评价。研究表明：税收收入和其他收入两部分对地方政府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远大于土地出让收入；同时，不同地区的地方政府违约率有着显著的区别，地方政府的违约率自东部发达地区的偏低至西部逐渐上升。
KMV模型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测算上被广泛使用，同时现有学者也对KMV模型做了各式各样的扩展，以使得KMV模型可以更符合实际情形，从而更正确地求解出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本文尝试使用蒙特卡洛方法对KMV模型进行拓展，使KMV模型可以更加正确地描述地方政府债务的行为，从而更加准确的给予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进行评估。
三、相关公式推导与蒙特卡洛方法介绍
（一）KMV模型推导。假设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服从下列随机过程：
Rt=f（Zt）
其中，Rt为t时刻地方政府可用于对债务进行担保的财政收入，Zt是一个随机变量，服从标准正态分布，f（x）为某一特定函数。
为了简化分析，假定地方政府债务到期时，地方政府均有能力支付利息支出，因此我们只需要考虑地方政府是否能在到期日偿还债务本金来判断地方政府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假定地方政府债务的到期日为T，当地方政府债务到期时，地方政府可用于为地方政府债务担保的财政收入为Rt，应当偿还的债务本金为Dt。显然，若Rt大于Dt，则政府会偿还债务；而若Rt小于Dt，那么地方政府会出现违约。Rt等于Dt为政府的违约点。
通?^该方法，我们可以通过连续生成n个独立不相关的变量来对具有相关系数的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与债务进行模拟估算。
（三）蒙特卡洛方法。使用蒙特卡洛模拟的方法求解地方政府债务违约几率的问题，实际上是求解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过程。根据KMV模型的推导可知，可以通过生成大量正态分布的数值，将其带入后求解对应值，观察结果并与债务的规模进行比较，最终使用违约的次数除以总实验次数，即可以得到地方政府的债务违约率。代码如下：
totalCount=10000；
defaultCount=0；
guaranteePercent=0.4；
for I←0 to totalCount：
random=generateRandom（）；
Rt=R0 * exp（（g?C1/2 * sigma**2）*t+sigma*sqrt（t）* random）；
if Rt * guaranteePercent < Dt：
defaultCount += 1；
return defaultCount / totalCount；
将对应的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波动率与增长率以及初始时间的财政收入和应偿还债务带入即可对某一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进行计算。而求解多个地区的联合整体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时，需要考虑各地区之间的相关性，因此需要生成多组具有相关性的随机序列。因此，需要计算各个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相关系数，得到相关系数矩阵，进行Cholesky分解，对N维不相关的正态分布数值做映射处理，生成具有相关性的随机序列，求解对应的财政收入数据，再根据联合整体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定义：判断的条件为所有地方政府的担保财政收入之和大于所有地方政府的应偿还债务之和。因为该代码的长度较长，因此使用流程图表示该段代码如图1所示。（图1）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独立的测算各个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根据上述模型理论，对各个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进行评估计算，得到结果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我国的大部分地区地方政府债务在各个担保比例下风险均在合理的范围。但是与此同时，局部地区债务风险十分突出：其中重庆市在40%、50%、60%的担保比例下，均有较高的违约风险超过了0.4%的合理范围，可以认为该地区债务风险极其严重，数量占比为4.2%；四川省、贵州省、北京市、湖北省在40%、50%的担保比例下存在着一定的违约风险，在60%的担保比例下，则处于安全范围中，可以认为这些地区的债务风险比较严重，数量占比为12.5%。（表1）
（二）统筹看待联合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由表1可知，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较高的省市有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湖北省等，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较低的有江苏省、上海市、广东省、安徽省等。现在将江苏省与湖北省视为一个整体，对此进行计算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此处使用江苏省与湖北省两个样本原因是其中一个债务风险低，另一个债务风险较高），计算结果如图2所示。（图2）
第五篇：浅谈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工作
浅谈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工作 2013-3-21 10:26 杨华
由于地方建设性融资需求过快增长，客观上形成了地方政府性债务。为控制债务规模、防范金融风险，中央下发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约束性措施，分级次、分摸清政府性债务的规模、结构，深入分析债务成因和偿债风险，揭示和反映债务管理中的突出问题，促进规范政府性债务管理，提高债务资金使用效益，健全风险控制机制。
地方政府性债务听起来与普通百姓关系不大，实际上关系密切。比如政府进行的项目建设，特别是民生工程，多是举债而来。但是，地方政府借债不一定是坏事，关键是看效果。对于地方大力举债而且多以土地作为抵押的情况，这种形式目前已经很普遍。地方政府性债务的整体风险还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尚没有达到危机状态。然而，现在也必须开始介入地方政府债务的管理，以消除隐忧加强管理防范风险。针对大家普遍关心的“地方债有多大规模，将会造成什么风险”等问题，地方政府性债务的规模到现在仍然没有权威的统计数字。这主要是地方政府性债务的认定标准还没有形成一个共识，同时没有统计指标体系。从大量的审计信息中可以看出，一些地方政府性债务包袱日益沉重，债务风险日趋加大，给地方经费的持续发展带来潜在的隐患。这是由于某些地市经济基础薄弱，自然环境恶劣，公共产品水平极其低下，经济发展实力薄弱，产业结构单一，非农产业产出所占比重低下，地方经济发展滞后，长期以来不断投入发展，可产出效益不明显，这是形成政府性债务的根本原因。另外，由于这些债务发生年代久远，这期间单位领导及财务人员更迭频繁，原欠债单位有的破产或改制，有的债务人已死亡或离开本地无法联系，债权人模糊不清，合同约定的使用及还款计划也不清楚，使债务清理核实起来很艰难。
通过进一步摸清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结构、资金投向、管理现状等情况，分析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偿债责任归属，分类评价政府性债务的偿债风险，有针对性地提出加强和规范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有效防范和化解债务风险、维护财政安全的审计意见和建议，为宏观决策提供依据，充分发挥审计在维护经济安全、防范财政和金融风险、保障经济社会健康运行方面的“免疫系统”作用。
一是严格控制政府性负债建设行为。对政府性负债建设项目，由同级发展改革（计划）、财政部门等对建设规模、筹资渠道、成本收益和偿债资金来源等作评审论证，重大项目应通过社会听证、公示等形式，充分征求各方面意见，坚决杜绝盲目、违规举债。
二是建立政府性债务归口管理制度。对各级政府及其部门、所属单位举债，在政府统筹安排下，由同级财政部门实行统一归口管理，努力扭转多头举债、权责不清、调控不力的局面。各级财政部门负责政府性负债建设项目资金审核，承担本地政府性债务监督管理的具体职责。未经财政部门审核同意的，各级投资审批主管部门不得批准政府性负债建设项目。
三是科学编制政府性债务收支计划。各级政府根据建设需要和承受能力，在编制财政收支预算的同时，要编制统一的地方政府性债务收支计划，明确政府性负债建设项目、投资规模和偿还本息等计划。四是着力完善政府性债务偿还机制。按照“谁举债、谁偿还”的原则，严格确定偿债责任单位，确保落实偿债资金来源，并按合同规定按期还本付息。没有稳定、可靠资金作还债保障的项目，各级政府不得负债建设。要设立相应的偿债准备金。准备金数额一般为年初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的3%—8%，有条件的可适当提高提取比例。偿债准备金由财政部门实行专户管理，不得截留、挪用。
五是加强项目财务监督和绩效评价。财政部门要及时、准确地掌握政府性负债建设项目贷款及配套资金等的使用情况，会同有关部门加强稽核检查，实行过程控制，严防项目举债突破计划规模。政府性负债建设项目完成后，财政、发展改革（计划）等部门要对项目的社会经济效益、功能作用以及债务偿还能力等进行全面的绩效评价。
六是构建政府性债务风险预警体系。建立政府性债务报告制度，对本级政府性债务进行全面、分类统计，定期编制报告，由政府主要领导签字后，报上一级财政部门备案。建立债务风险监测指标体系，以负债率（债务余额与当年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债务率（债务余额与当年可支配财力的比例）、偿债率（还本付息额与当年可支配财力的比例）等为重点，对政府性债务的规模、结构和安全性进行动态监测和评估。其中，负债率不得超过10%，债务率不得超过100%，偿债率不得超过15%。
七是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政府要建立健全政府性债务管理工作责任制，各级政府主要领导为第一责任人。政府性债务情况要纳入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范围，作为领导干部业绩考核的一项重要指标。对未按规定举借债务、违规对外担保、截留挪用债务资金、未按计划偿还债务的，要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对国家财产造成损失的，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