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信访问题看依法行政

第一篇：从信访问题看依法行政

从信访问题看依法行政

信访问题是社会矛盾的综合体现，是反映社情民意的“晴雨表”。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大量问题和矛盾通过信访渠道反映出来，信访总量一直高位运行。从我区实际来看，土地征用、城市拆迁与旧城改造、劳动社保、农村土地纠纷、城嫁女村民待遇、代课教师、参战退伍军人、区内困难企业等老大难问题，以及部分涉法涉诉案件等诸多涉及民生的问题成为群众信访的主流。群体上访、越级上访、缠访闹访、重信重访等现象居高不下。仅今年上半年，区级信访总量就达1690件次，单访和群体访910人次，到区集体访72批650人次，到市集体访22批892人次，赴省集体访8人次，京访12人次。信访形势严峻，信访问题已严重影响了全区正常工作秩序。

信访问题之所以如此突出，从表面上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

一是群众“信权不信法”的惯性思维定式由来已久

我国现行信访制度作为民情上达、申冤维权的特殊渠道，对社会起着安全阀，对群众起着宽慰剂的作用。所具有的职能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政治参与，即“上达民意”；二是权利救济，即信访已成为司法程序之外的救济手段，群众通过信访获取权威支持来解决纠纷和实现权利救济。广大人民群众深受几千年“人治”社会传统影响，形成的“权大于法”的思维定式根深蒂固。从形式上，人们把信访看成了优于其它任何救济途径甚至司法救济的捷径，举横幅跪地喊冤、拦领导公车告状，赴京上访“告御状”等等过去只能在古代戏文里才能看到的现象如今也司空见惯；从内容上，人们更是把各种诉求意愿交织在一起，无论是涉及司法案件、还是行政事务，无论是事关家庭纠纷、还是邻里矛盾，事无巨细，只要是认为不如意、不公平、不合理的事情，全都通过信访渠道向政府涌来，大量的社会矛盾在政府堆积，导致“信访问题综合症”普遍存在。

二是信访部门责重权轻，处理信访问题力不从心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信访除了听取民声、反映民意、维护稳定的基本功能外，还成了“优于其他救济甚至于司法救济的救命稻草”，信访机构要承担如此之大的责任，就必须要拥有相应的职权。但我国目前的信访机构并没有具体的行政职权，没有独立处理问题的权限，它只能承担“上传下转”的程序性功能，不可以也不可能去解决本应由相关国家机关处理的社会事务。没有行政权力的依托，信访工作也缺乏权威性和约束力，因此对群众来信来访所反映的问题也就自然而然的呈现出了“什么都管，但什么都管不了”的尴尬境地。尽管地方政府在专门信访机构的基础上，都相应成立了由政府主要领导和相关职能部门组成的信访联席会议，作为处理重大信访案件的议事机构，但面对与日俱增的大量信访案件，信访联席会议处理案件的数量也非常有限，力不从心，根本无法应对势如潮汐的信访问题。

三是基层政府处理信访手段消极滞后，负面膨胀效应日渐凸显 “稳定压倒一切”这是长期以来中央把维护社会稳定作为头等大事来抓的根本体现。在处理信访问题上，地方政府也秉持这一原则，通常通过建立执行领导包案、量化考核、责任追究等系列制度的形式，处理信访问题，以达到息访的效果。现实中，面对大量的群体信访和矛盾激化的各类信访个体，地方政府往往处于上级政府明令限期化解和下面群众信访问题难以消化的双重压力之下，因此，往往在处理基层信访问题中不得已采取稳控强压、看死盯牢、跟踪截访、“花钱放事买平安”等等法治以外的手段和措施，而且已逐渐将这些措施作为基层政府平息上访的一贯做法而心照不宣，常此以往，结果一定是按下葫芦浮起瓢，老问题尚未解决，新问题又相继出现，导致信访问题此起彼伏，愈演愈烈。

信访问题如此突出，探究其深层次原因，基层政府及其各类行政机关未能很好的依法行政是导致大多数信访问题产生的根源。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内，80%的法律，90%地方性法规和几乎所有的行政法规和规章都是靠行政机关来执行，行政机关绝大多数的行政行为直接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益。从目前大量的信访问题的所反映实质内容来看，绝大多数属于利益纠纷，而这些纠纷的产生与各级各类行政机关的不当行政行为密切相关。因此，信访问题就像一面镜子，它从另外一个角度，毫无保留的反映出了当前一些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管理过程中的症结所在。

一是依法行政意识淡薄

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是我国实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途径，是一种全新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理念和方式。但在现实工作中，一些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对于什么是依法行政，为什么要依法行政，怎样才能依法行政还存在模糊的认识和作法。主要表现为：一是把依法行政作为口号，喊在嘴上，写在纸上，钉在墙上，存在着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的现象；二是有些领导长官意志严重，民主科学决策意识匮乏，习惯于以传统的思维方式方法处理问题，遇到问题拍脑袋，决策问题拍胸脯，轻法律手段、轻管理制度，重协调解决“和稀泥”，往往导致一言堂、和事老，决策失误；三是重权利轻责任，重利益轻服务，官本位、权本位思想严重，注重严管重罚，轻视便民服务人性化管理；四是唯上、畏上，唯权、畏权，恪守领导讲话、批示精神，忽视法律规范和引导功能等等。

二是违法行政问题时有发生

行政机关最主要的职能是行政执法，国家制定的法律、法规能否在实际生活中发挥作用，大多数要靠行政执法去落实。行政机关的执法活动往往直接影响着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人民群众也是通过行政执法来认识法律，评价政府，因此，行政机关是否公正、廉洁执法，直接关系着政府的威信和法律的权威，关系着依法行政的成败。然而现实生活中，依然存在着行政机关违法行政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行政执法职责模糊，行政执法权分散，部门职能重叠，多头管理，重复执法的现象仍然存在。二是行政执法和利益挂钩。有的执法系统内部，将罚没返还作为一种推动执法工作的激励机制，基层执法机关罚得越多，返还的也就越多；有的执法单位对违法行为视而不见，任其发展，秋后算总账，事后宰肥羊；有的故意设置“局”，引诱行政执法相对人违法，而后施以重罚，陷民于不义等等诸如此类不当行政行为，造成了执法行为与行政管理的终极目的相背离。三是“随意性”执法现象普遍存在。一种情况是执法程序随意性。在实施行政处罚过程中，随意简化程序，不履行事先告知义务，剥夺行政相对人的申辩权；不告知行政执法相对人获得救济的途径，剥夺行政相对人的申诉权；另一种情况就是执法内容随意性，滥用自由裁量权。有人情关系，轻处理、少罚款或不罚款；无人情关系，“铁面包公”一罚到底，处罚任由执法者心情嗜好畸轻畸重，随意执法，往往是处理合法但极不合理，相对人只能有看法，但是没办法。四是部分基层执法人员素质还有待提高。从法律素质看，还有相当数量的执法人员没有受过系统法律专业教育，缺乏行政执法所必备的法律素质，执法不懂法。从职业道德素质看，部分执法人员不注重工作方式方法，将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在执法中“霸气”、“匪气”十足，违法执法、野蛮执法。

三是规范性文件制定不规范

规范性文件是指各级国家行政机关为实施法律，执行政策，在法定权限内制定的除行政法规和规章以外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及行政措施等。通过制定规范性文件，来保证法律法规的有效执行。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行政机关制定规范性文件存还在一些问题：一是一些部门制定程序不规范。程序意识淡薄，不调研，不论证，不经过政府法制机构审核，仅凭上级的文件或者是领导讲话便制定规范性文件。二是内容不规范、不合理、不合法的现象时有发生。内容空洞，于法无据，缺乏可操作性问题尤为突出，文件起草者责任心不强，原封不动地照抄照搬上级文件，没有结合具体实际，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在本地难以施行；随意增设于法无据的限制性条款，或者随意删减或变通法律规定的禁止性条件而制定规范性文件，致使法律法规被错误执行，损害群众利益，降低文件了权威；有些行政机关为了扩大职权，强化部门利益，对同一社会公共事务，竞相出台规范性文件，造成政出多门、相互矛盾，文件冲突情况屡屡发生。

四是行政执法监督力量薄弱

行政执法监督是规范行政执法的有效途径，是依法行政的重要保障。行政执法监督一般采取开展行政执法大检查和专项检查，个案监督、行政效能监察、法制建议书，行政复议等多种方式。虽然方式方法很多，但监督效果却不明显：一是行政执法监督缺位。集中开展行政执法监督检查的活动数量少、范围局限，未形成系统化、制度化、经常化和全面化的执法监督格局，造成依法行政发展水平的不平衡。二是行政执法监督滞后。认为监督就是查错纠偏，忽视事中监督这个重要环节，偏重于事后监督，导致违法行为得不到有效预防和控制。三是行政执法监督缺乏权威。由于法律法规不健全，对于市县政府法制机构行政执法监督权限规定不明确，定位不高，力度不够，没有权威，政府法制机构在法律上，制度上根本无法对行政执法进行有效地监督，对于种种违法行政行为只能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有看法，没办法。同时，政府法制机构只有“建议”权而没有直接处理权，而且有权机关对于违法行政行为的处理，往往是就事论事，对事不对人，处理力度疲软，不足于对违法行政行为给予警示和震慑，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监督问题。

五是普法教育不够，群众法律意识淡薄

当前，虽然法制宣传工作已进行到“五五”普法阶段，但是，群众法律意识仍然比较淡薄。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法制宣传形式单一，法律普及的效果没有保障。法制宣传教育形式重于实效，模式陈旧，“搞活动，凑热闹”的思想严重，普法形式总停留在出板报、读读报纸等，强调建立了多少宣传栏、发放了多少宣传资料、建立了多少人的法律志愿者队伍，忽视法制宣传教育的实际效果。在内容上多为法制理论知识，与实际结合不很紧密，不能与时俱进，不能适应群众的实际需要，群众学法积极性不高；因此普法工作天天喊，群众素质提高不明显的现状依然存在。

显而易见，要减少信访问题，通过目前政府接待信访这种非法治化的的手段，并非从根本上理顺和化解社会矛盾的万全之策。在我国，行政机关承担着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各项管理职能。行政机关能否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直接关系到政府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实现，关系到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如果各级政府都能够根除弊症，坚持依法行政、依法办事，信访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大都可以迎刃而解。那么，如何才能更好的依法行政？笔者认为，关键有以下几点：

一是要合法合理行政

合法行政是对行政机关最基本的要求，也是最重要的要求。由于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权力时，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所以，仅仅要求行政活动合法是不够的，还必须从合理性和正当性的角度提出更为具体要求。例如征地补偿问题，这是近年来群众集体信访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其矛盾焦点在于征地补偿款的补偿基数。国家在对征地补偿基数的规定上有一个较大的浮动幅度，很多地方政府部门在进行征地补偿时并非是按照规定范围内的最高标准而是按照最低或中间标准进行补偿，虽然属于合法范围，但群众认为不合理，从而引发上访。由此可见，行政活动除了要以合法为原则，不损害公民合法权益，还必须以合理为条件，维护群众根本利益。

二是要树立司法权威

“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国家的核心是要树立司法权威。当前，涉法涉诉的信访问题成为困扰各级党委政府的一大难题，很多案件，虽然司法机关已经进行了调解或判决，但案结事未了，当事人仍然不断越级上访或缠访闹访，寻求行政权威解决问题。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上访人对司法机关的权威性存在质疑。这也是现实很多信访问题，原本完全可以通过司法途径予以解决，但群众放弃诉讼而选择上访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必须要保证司法机的独立性和内部的纯净性，确保司法裁判的公正、公平，真正树立司法权威，用公正、公平、高效的司法实践逐步扭转百姓“信权不信法，信访不信法”的思想观念，依法解决纷争，减少信访总量。

三是要加强监督问责

行政机关拥有强大的行政权力，如果缺乏必要的监督，则其行政权力将很难受到限制，英国的阿克顿勋爵说过‘不受制约的权利必然产生腐败’。许多在群众信访中反映的“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滥用权力”等现象，都是该句名言的现实写照，都是因为行政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造成的。因此，要进一步加强政府法制机构、纪检监察部门、司法部门、新闻媒体和社会民意的监督作用，加大对违法行政行为的查处力度。同时强化办案责任制，落实责任倒查制，加强政务公开，把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置于多重监督之下，让依法行政得以真正实现。

第二篇：信访依法行政报告

信访股依法行政、廉洁行政自查报告

根据省人口计生委xxx号文的要求：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人口计生依法行政、廉洁行政检查活动的安排，信访股依照实施方案进行了认真的自查，现就自查情况汇报如下：

一、本股室有工作人员两名，其中行政执法人员1名，持有省政府统一印制的行政执法证件，并且能够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实施行政执法行为，没有超越职权、滥用职权行为。

二、本股室主要工作及办理情况：负责接待群众来访登记、咨询解答、受理协调、解决及回复；查办信访案件，提出处理建议，督办信访处理意见落实，公示或反馈查处结果；“12356”阳光计生热线的咨询、受理、登记及回复。2010、2011共登记信访事项xx起，其中立案x起，均得到了完善解决，结案率xx；近两年无发生进京、赴省及“12356”热线信访案件，没有发生滥用职权、超越权限及不依法行政行为发生。

三、本股室人员能够认真履行各自的职责，按照《信访条例》及国家、省、市各项法律、规章制度严于律己，没有不按程序、不按规章进行信访事项受理的问题发生，没有不依法行政行为，没有违法及弄虚作假行为。

2011年8月24日

第三篇：从历史看“三农”问题

从历史看“三农”问题

摘要:“三农”问题是由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及其相互作用形成的全局性的系统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由于农业在我国的地位较重，我国的历史情况比较特殊，所以在我国又是一个特殊性的问题。“三农”问题伴随着我国的农耕文明的发展逐渐在成长。回顾历史，可以更好地为未来解决“三农”问题提出好的想法和建议。

关键词:“三农”问题；历史；缓解

所谓“三农”问题，就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的问题。研究三农问题目的是要解决农民增收、农业增长、农村稳定。实际上，这是一个居住地域、从事行业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但三者侧重点不一，必须一体化地考虑以上三个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民族复兴。

“三农”问题是一个大系统，“三农”与“非农”是一个更大的且更为复杂的系统，具有易相发展关系的特征。

应对农业发展问题，不仅要着眼于三农本身，而更应注重从“三农”之外即各自对立面采取对策。农业易相发展理论对于化解“三农”问题的意义在于对立统一、相互转化的三个方面：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业新型化、功能多元化及人本化；农村城镇化及社区化、均等化、农场化；农民新型非农化、职业化。

一、“三农”问题的历史必然性

在迄今为比的人类社会发展史中，中国文明曾经在世界上领先过上千年。古代中国文明又称农耕文明，基本或主要的载体就是今天所说的农业、农村、农民。农耕文明在哲学上形成了天人合一的观念，这一观念体现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就是顺其自然，男耕女织，精耕细作。与已经衰亡的及同时期的其他文明相比，农耕文明至少有两大优势，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比较和谐，二是崇尚勤俭。这两个优势结合在一起，就使得农耕文明区域内可以做到以较少的土地养活较多的人口。直到今天，历史上的农耕文明区域内人口密度最大，人也最勤劳节俭。[1]

但是，农耕文明最明显的缺陷就是生产力发展极为缓慢。从秦汉到明清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中，最主要的经济部门即农业的生产力水平没有实质性提高。所以，农耕文明条件下，资源的有限性与人口增长的无限性之间也常常产生矛盾。历代王朝更迭，基本上是初期人口稀少，后期人口众多。在这个意义上，以现在的眼光看，农耕文明允许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时间与空间并不宽裕。

当农耕文明延续到清朝，正重复着由盛而衰的历史周期时，人类历史上又一个新的文明类型出现在西欧，那就是以英国产业革命为发端的工业文明。与以往的人类文明类型相比，工业文明的基本特征之一是技术进步日新月异，表现出日益强大的生产力。所有建立起工业文明体系的国家.也以强大的物质技术为基础.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扩张性。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清王朝的惨败而告终。实践无情地证明:对起源于西方的工业文明，东方的农耕文明已经古老到落后的地步了。[2]

鸦片战争之后100年，作为农耕文明长子的中国，在两种文明的碰撞交错中苦苦挣扎，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泥淖，举步维艰。其间，无数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前仆后继，探索中国的光明出路，直到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大功告成，新中国诞生。但是，就新中国成立本身而言，还只能从政治革命成败的意义上进行评价，并不意味着中国发生了人类文明类型的实质性转变。对此，毛泽东有着清醒的认识。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指出:中国的国民经济中，“现代性”的工业只占百分之十左右，而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时期和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对于当时的农业经济，毛泽东的基本评价是“落后的”，“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对于这样的占国民经济主体的农业经济，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意义在于“废除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取得了或者即将取得使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向着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要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性，“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且毛泽东还告诫全党，与将来的现代化相比，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建设道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这就是我们讨论新中国三农问题必须回归的起点:新中国诞生之时的农业(包括手工业)，数量上占国民经济的“百分之九十左右”，性质上“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是“落后的”。这就是理解新中国60年解决三农问题的主线：如何从古代发展到现代。[3][4]

二、“三农”问题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

首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历史从根本上来讲是一部农耕文明史。虽然我们建国后进行了几十年的工业化道路，但是农业大国的基本事实没有改变。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的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63%，即8亿多，因此农民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全国人民的状况;农业的发展状况依旧关系着整个国计民生、粮食安全，直接制约着国家工业化进程;农村的发展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依旧决定和体现着整个国家的发展状况。由于历史的原因，从清朝中期，我国就已经形成了很高的人地比例关系;建国后，由于采取了不合理的人口政策和城乡二元体制，导致了今天“三农”问题的严峻形势。历史告诉我们，历史上“三农”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存亡、政权稳固的关键问题。同样，它也是当前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建设能否顺利进行的首要问题。

其次，从现实的层面来说，“三农”问题是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城乡经济社会变革与发展不同步造成的城乡关系严重扭曲，城乡经济社会结构严重失衡，城乡居民发展机会和待遇极不平等的问题。[5]“三农”问题集中表现为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农民、农业、农村的发展程度严重滞后，除少数较发达地区外，广大农村尤其是粮食主产区基本上仍是农业社会，城乡(工农)发展差别、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很大，贫富分化加剧。由于“三农”问题所导致的社会矛盾、利益冲突都已浮上表面，许多不安定因素交织在一起，直接冲击着当今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安定，“三农”问题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最重大、最突出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

第三，从理论的层面上来说，三农问题是每一个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必然出现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传统工业化理论认为，工业化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也是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在二元经济模式下，各国在工业化过程中，由于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低于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加上工业部门收益高于农业，劳动力从农业领域向工业领域逐渐转移直至工业化形成。[6]当工业化形成一定规模后，工业又反过来从技术、资金等各个方面改造和提升农业，从而形成农业现代化，最终使“三农”问题得到解决。在我国同样面临着二元经济问题，特别是实施了城乡二元隔绝的国家工业化(重工业)发展模式，通过工农业“剪刀差”支撑工业，盘剥农民，这一发展模式虽然使我国在短时间内建成了较为完备的工业化体系，但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后果是“三农问题”不但没有解决或缓解，反而加重了，它所造成的城乡二元体制在很长时间里延续的体制惯性至今仍在影响着我国。因此，从工业化理论层面来讲，工业化是我国必须要走的道路，“三农”问题也是一个必须要解决而无法回避的问题，它将伴随我国整个工业化的过程中。工业化是涉及到一个国家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观念等各个方面全方位演变的过程，由此，不难看出“三农问题”是涉及到全局的关键问题。[7]

三、新中国60年解决三农问题取得的伟大成就

按照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制定的革命战略，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推翻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制度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实现现代化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梳理中国农业从古代到现代的发展过程，离不开对这两步的基本把握。

历史性成就之一：封建的土地所有制被彻底废除，并且有效地防比了其死灰复燃，真正做到了耕者有其田。

农耕文明落后于工业文明，主要是从生产力方而区分的。鸦片战争后，包括清王朝统治者在内，中国的精英阶层都认识到已经落后于西方列强，必须赶上去。但是，中国究竟落后在哪里，如何赶上去，不要说清王朝统治者，就连蒋介石都没有搞清楚，或者说他们的阶级本性也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搞清楚。而毛泽东真正搞清楚了这个问题，准确地说，毛泽东正是因为搞清楚了这个问题，才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从而也就成为中国的领袖，中国共产党才成为中国的执政党。

那么，中国落后在哪里呢?生产力的落后只是表象，落后的病根在于封建制度，而这个制度的核心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根本性弊端在于，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使得地主在确定地租率方而占据主动地位，而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处于被动地位，剥削程度十分严重，从根本上削弱了经济发展动力。[8]

到1956年，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土地变成了农民群众集体所有，土地私有制在中国被彻底废除。从历史的角度看，农村实行土地农民集体所有的公有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解决三农问题最伟大的成就，是我国农业和农村走向现代化的制度基础，值得大书特书。

历史性成就之二。农民摆脱了“皇粮国税”的超经济强制。成为平等的现代市场经济主体

改革开放后，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统购统销政策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被取消，农民获得了充分发展农业商品性生产的经营自主权。在全而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农村采取“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政策，于20%年彻底取消了农业税和各种集体提留负担。延续了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宣告退出历史舞台。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表明，农民不再是一种受到超经济强制的身份，而只是在平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经营主体。[9]

历史性成就之三，农业受到越来越多的保护，与非农产业的关系日趋和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正在形成。

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到了全国农村的每一个角落。近几年农村社会事业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农村九年义务制教育已经普及，文盲在中国正在成为历史性概念;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在农村普遍建立，农民因病致贫返贫的现象已经有根本性好转;90%左右的行政村已经通了乡村公路。

四、更好地求解“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不是一项政策，一条措施或者一个战役就能够解决 的问题，缓解“三农”问题，需要建立“三大系统”。

(一)建立政府支持系统

1.建立政府支持体系。政府对“三农”的支持是所有政府，不管是古代政府，还是现 代政府的主要职能、职责。在现在“三农”问题陷人困境的时候，我们也要强化政府的支持 力度，运用财政、税收、金融、价格、外贸等工具，全方位、多层次的帮助农民、支持农 业、扶持农村。一是进行长期性的轻摇薄赋、休养生息。要减少农民的负担，必须把轻摇薄 赋、休养生息作为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首要措施。二是加大农业的基础性、应用性技术 的研究，不断为农民免费或者低费提供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农产品。三是加大农业基础 设施、水利设施等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减轻农民、农业的非生产性费用。

2.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是防止社会震荡的减震器，也是人权得以体现的重要 表现。长期以来，我国农民的社会保障主要有三个方面组成:一是土地保障，即家庭承包责 任制;二是养儿防老，即前代养后代;三是农民自己储蓄保障，自己养自己。这三种形式都 是一种农民内在的自我保障形式，极为不稳定。也极没有保障。所以，我们要解决“三农” 问题，要从农民最基本的保障问题上下功夫，使农民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幼有所辅，不至 于农业经营失败而难以生存。首先要将以土地为主的保障方式向社会为主、土地为辅的保障 方式，直到最后完全过渡到社会保障体系。其养老基金的筹集要多元化，以个人、集体和国 家为主，各筹集部分费用。个人每年必须强制缴纳；集体以集体收人的一定百分比缴纳，集体收人主要是集体土地的承包费用，这可以充分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国家要将 农民养老基金的筹集纳人预算内容，定期拨付，足额到位。其次是帮助农民建立合作性的医 疗大病保险，鼓励有承受能力的农民购买商业性的疾病保险。最后是建立法制化、制度化的 社会救济、救助机制。

(二)建立社会扶持系统

1.建立产业利益共享链条。产业利益共享链条主要指农业生产环节与农业生产资料的 供应环节，农产品的销售、加工环节之间的利益转移链条，从目前来看，主要应该是后者。这种利益共享并不是无偿的，而是按照市场原则进行的。主要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 一是通过延长农产品加工链条，以增加农产品需求来扩大农产品的市场容量增加生产环节的 收益；二是通过加工建立稳定的购销关系来降低农业生产经营的风险；三是通过加工的规模 外部效应和技术溢散效应、基础设施建设的外部效应使农业受益；四是通过农业加工环节的 适当让利来“辅农”。[10]

2.建立农业保险防损机制。农业是一个风险比较大的产业，必须有一定的防损、防震 的保险机制。但是农业特殊性决定了，商业保险不愿意涉足。但是农业保险又是缓解“三 农”问题的一个重要措施，在商业保险不愿意涉足的前提下，必须创新保险制度，重构农 村、农业保险市场。一是引进外国保险公司;二是建立国家支持的政策性保险公司;三是建 立农民合作性的保险公司。

3.培植中介风险规避网络。“三农”问题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弱小的、分散的农 户无法与社会化的大市场无法对接，而产生利益损失、成本损失和风险损失。如果在农户与 社会化的大市场之间有一个连接媒介，将风险扩散到其他主体，或者由其他主体承担一些风 险，则农民的利益损失、成本损失、风险损失都将会大幅下降，这也有助于缓解“三农”问 题。所以大力发展社会中介服务组织也是缓解“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措施。当前要重点培 植信息服务、营销服务、技术服务、种苗服务的中介组织。

(三)建立农民自解系统

缓解“三农”问题、最终解决“三农”问题依靠农民、农业以外的力量非常必要。但是 我们不能仅仅依靠这些力量，还要充分发挥农民自己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的积极性和创新 性。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要依靠内力，还要将外力转换成内力。所以解决“三农”问题，农 民自觉的自解行为尤其重要。一是农民要加大自身人力资本的投人力度，增强自我解决“三 农”问题的能力。二是农民要积极主动的寻找更多的能够增收和发展的途径，如大力调整农 业结构、搞好农产品的加工、开拓国外农产品市场，等等。[11]三是主动跳出农村、农业、融入现代城市，开辟新的就业渠道和拓展新的发展空间。

展望未来，中国全局性的解决处理好三农问题，前景无限光明。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协调发展，是全而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所在，也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而的必然要求。再经过十几年、几十年的努力，我国比较好地解决了现阶段的三农问题，就能够如邓小平设想的那样，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那时，从经济上看，三个中国人创造GDP的能力至少等于同时期发达国家的一个人。但中国的人口是日本的10倍，美国的5倍，中国的经济总量就可以达到日本的3倍，美国的一倍半。在这个意义上说，三农问题的彻底解决，必然带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必将改变整个世界的格局。

参考文献：

[1] 邓大才.解构“三农”[J].科技导报，2002,(10):3-4.[2] 李昌平.我的困惑----“三农”寻思录之一[J].读书 2002,(7):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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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从钓鱼岛问题看理性爱国

从钓鱼岛问题看理性爱国

钓鱼岛，是一个古老的话题，追溯它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钓鱼岛在历史上就属于中国的领土，中国古代的多张地图上都明确表明钓鱼在中国的疆域之内，也是中国人声明首先驻足钓鱼岛。近日中日“钓鱼岛”危机凸显，广大青年尤其是大学生在网络和生活中或激烈或愤慨的表达爱国情绪。大学生以各种方式表达爱国热情时，理性的思考与质疑也开始出现。

前不久，成都、北京、南京、西安、重庆、武汉、上海、深圳、郑州等几大城市都纷纷爆发了抵制日货的示威游行。各地反日游行的口号为“打倒小日本，保护我钓鱼岛”等。示威由大学生发起，多为80 后和90 后大学生青年，沿途不断有人跟随加入游行队伍，大家情绪激昂，手持国旗，一部分人手举“坚决不要新干线”，“团结起来抵制日货”，“打倒日本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等标语。还有个别人乘着这个时候打砸抢，借着爱国之名损害公民的私人财产甚至人身安全。这使得理性爱国的思考更加深入。

那么，身为大学生的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钓鱼岛问题属于国家主权问题，是政治外交领域，终归还需两国高层在该领域内解决。我们能做的就是支持国家，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我们大学生的心态理当更加开放、包容、理性，以国家核心利益为重。理性才是表达爱国热情的正确态度！当我们想起日本，自然而然的联想起那些令人愤慨的词语，然而，回过头来，我们真该冷静的想想，我们的愤怒能敌得过日本的海军实力吗？我的的愤怒能打败日本的科学技术吗？我们的愤怒能给死在日本人脚下的中国人一丝慰藉吗？如果我们只有愤怒，那么谁去让中国强大？当我们的国家真正强大的时候，别的国家才会真正听你讲话。

大学生对中日矛盾的态度以及处理方式要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正确认识祖国的历史和现实，不要一味的扎入历史看待问题，而该化愤慨为力量，转化到学习上，将来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同时，增强爱国的情感和振兴祖国的责任感，树立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弘扬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高举爱国主义旗帜，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真正把爱国之志变成报国之行。今天为振兴中华而勤奋学习，明天为创造祖国辉煌未来贡献自己的力量！从小事做起，从言到行，一步步报效祖国。

当我们的思想上升到一个理性的高度时，我们不是单纯的去咒骂小日本，而是不断发展自己的实力，用实力威慑别人。我们要有一颗包容的心，用包容的心态向比自己强的人学习。日本危机感孕育的学习心态：向强者学习，甚至不顾屈辱地向打败自己的敌人学习（武士道信条：强者为王）日本全面积极地向中国学习——唐朝的强盛，现在日本又甘心臣服于美国像美国学习，这种善于向强者学习的心态更能展现一个民族的自信吧。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国家在许多方面做得不是很好。每个国家都有他的弊端，也有他的优势，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人想要发展想要成功，求真务实都是必不可少的，求真，即认识自身的不足，认可对方的优点，并积极的去学习。

务实，即用现实的方法，绝不是空想幻想单纯愤怒，而是真正的一点一滴去做，发挥自身优势去钳制日本，发展本国经济，重视外交策略，在保留古老文化的同时做到包容，宽容，吸取，融合外来文化。爱国是自发的情感，行动是理性的表达，我们大学生应该担当理性爱国的主力军。大学生是最具活气与朝气的群体之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承载着我们名族的光荣于梦想，肩负着承前启后的历史责任。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我们有知识、有激情、本该起着引领社会潮流的榜样作用。理性爱国，合理表达，大学生责无旁贷！今天，大学生更应以历史的眼光、辩证的方法、发散的思维、务实的态度，将愤怒之情化为报国志，将爱国心化为强国行，认清形势，不受煽动，不被利用，做好自己的“分内事”，理性、智慧的展现出青春风采、大国的气度，才能真正扛起理性爱国的旗帜，经久不衰。

学号：5110309335姓名：吴成2012年11月14日

第五篇：从信访问题来看执法规范化建设

从信访问题来看执法规范化建设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和谐社会理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深入人心,信访问题日渐成为反映一个国家、一个省份、一个地区的执法规范化建设情况，以及一个地区的法治现状和法治程度，但怎样才能从信访所反映的问题来规范或者强化整个社会或者一个地区的执法规范化建设呢？这是整个理论界和法学界以及社会学界所要探讨的首要课题，也是公安机关执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笔者根据多年的信访工作经验，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浅析。

一、信访问题产生的路径探析

(一)信访问题产生的应然路径

信访制度作为中国一种传统文化在我国有上千年的历史，其一方面来源于儒家“无诉”文化在老百姓思想上的积淀，另一方面也来源于“为政从清”的行政文化传统，即便是在社会主义法制比较健全的今天，老百姓始终相信一些事情只有通过信访途径才能将自己的意愿传达给政府，也只有政府领导知道了自己的诉求才能得到最好的结果。同时，由于信访制度法制化的先天不足，也使得一些得到领导重视的信访案件，其办理结果往往高于老百姓通过正常司法诉讼程序所得到的心理期望，从而更加彰显了“清官”在法制社会的崇高形象。然一方面，这种脱离法制化的信访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严重地影响了国家司法制度的权威性，也进一步影响了国家司法制度解决纷争、诉求的权力，造成了行政成本的巨大浪费；另一方面，信访制度的也在某种程度上弥补社会主义法制的不足，政府的参与与协调相比法院的生冷判决在某些方面增添了“人治”的因素。也就是这所谓的“人治”，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信访的产生，信访不信法也就成为一种必然。现实中，政府面对一次又一次“信访潮”的冲击，有时政府“人治”的力量根本无法应对信访所带来的无序和纠缠。基于信访制度的顽强生命力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求，在中国逐渐步入法制社会的现实需求下，信访工作认真吸取传统文化和现代法制文明的成果，以新《信访条例》的颁布和实施成为传统的信访制度走上社会主义法制化道路的标志，然而仅此而已，却显得有点孤单与无奈。因此，公安信访工作首先要解决的是工作理念的转变，正确认识信访工作是公安机关执行行政法规和公安部部门规章的一项执法活动，而并非是执行领导命令的一项内部纪律制度。

(二)公安信访问题产生的实然路径

近年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利益格局的调整加快，高消费、高房价、低收入显得有些不协调，再加上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人民币不断升值的压力增大，人民群众购买力相对减弱，诱发社会矛盾的触点增多，社会矛盾的敏感性、关联性、对抗性、破坏性明显增强，这所有的一切都在考验着公安执法水平与执法理念的更新，可以说，信访与执法之间是一种矛盾的对立，而这种矛盾的对立将长期的存在，稍微不慎，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或者冲突，引发笔者思考。

在当今社会，由于公安机关担负的维护社会稳定，惩治违法犯罪，保障群众利益，服务经济社会，会更多地接触社会热点问题，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自身的信访问题。例如：受、立案问题；行政不作为、乱作为问题；执法尺度问题；适用法律问题；执行政令和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的矛盾问题、接处警问题等等。笔者认为，这使信访问题产生的实然，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妥善处理和解决好上述问题，是化解公安信访案件的基础。然而，由于人们维权意识增强、现有法律不完备，问题解决不彻底等问题，没有权威性的解决依据，一定程度地影响和困扰着信访工作的开展,形成信访与执法规范化之间的矛盾对立。

二、信访案件反映出的具体执法问题的原因探析

因执法质量而引发的信访案件其成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笔者加以总结后做一浅析：

(一)主观原因

笔者对象山2010年的信访案件做一浅析，发现在诸多信访件中故意伤害、交通肇事（事故）、殴打他人、集资诈骗这四类案件被信访投诉的最多，存在的执法问题最多，存在执法问题的案件数占案件总数的比率最高。笔者加以总结，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涉诉案件的几个类型

1、履职不认真、不积极、不负责。主要表现为不作为、慢作为。具体表现为接处警超出规定时间、立案不及时、查证不及时全面、对明显的犯罪线索不查证、受案以后不管不问、长期搁置、对外逃的嫌疑人抓捕不力等，造成当事人对公安机关不信任，从而引发信访案件。如一起交通肇事案，公安机关接到报警电话后，不勘察现场、不取证，直至受害人家属找上门才去重新勘察现场，导致证据缺失。立案不及时。又如一起伤害案件时，受害人均向公安机关提供了具体的案件线索，乃至当场提供具体的涉案人员，办案人员却置之不理，不抓捕、不调查、不取证，导致案件事实不能查清，成为受害人上访的直接原因。

2、案发现场处置不当。在信访投诉案件中，因民间宅基地、婚姻、邻里纠纷等引发的人身伤害案件占到相当大的比例，部分案件由于民警前期处置不力造成更严重后果或造成案件最佳取证时机丧失，导致双方当事人上访。

3、强制措施使用不合法。主要表现为采取强制措施不及时、解除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时限、变更强制措施不规范、一名民警办理案件等违规问题，特别是保而不侦，以保代侦问题突出。不少案件卷宗中反映出办案人员违规办理取保候审，大量的嫌疑人在被取保候审期间，办案单位没有继续侦查，没有及时收集补充新的证据，案件处于停滞状态。

4、证据不扎实。主要表现为调查取证不全面、不及时等问题，错失最佳调查取证时机，证据效力低，导致案件难以正常诉讼。一是办案单位不注意对证据的把握和甄别，证据达不到诉讼条件，最终导致犯罪嫌疑人不能受到应有追究。二是对于一些物证条件较好的案件，办案单位不积极主动开展排查走访工作，导致案件无实质性进展。三是没有及时告知当事人保存证据，给案件办理带来困难。如某起伤害案，犯罪嫌疑人对公安机关出具的伤情鉴定结论不服，但重新鉴定的检材已被受害人丢弃，导致重新鉴定失去条件。

5、主要表现为询（讯）问笔录制作不规范、办案违反法定程序、法律文书制作不规范、适用法律条文错误、卷宗装订混乱等。如法律文书制作不规范，文书填写随意，空项、漏项、涂改等问题大量存在。又如询问笔录制作不规范，办案民警不注意对询（讯）问笔录的校对工作，造成笔录涂改严重，询问时间、询问地点前后矛盾等低级错误发生。在案件的调解过程中，不注意制作调解笔录，办案人员虽然做了大量的调解工作但是没有以调解笔录的形式予以记载、固定。

（二）、民警的主观因素

1、少数基层民警认识上存在偏差。长期以来，少数基层民警对信访问题认识不足，对信访案件缺乏应有的重视。他们通常以无理取闹，胡搅蛮缠、“刁民”等片面观点看待上访群众，面对复杂多样的信访案件不经过理性分析，而是凭借以往经验，用传统的执法理念和习惯的思维方式处理信访问题，工作方式简单粗暴，没有亲和力，失去了上访群众的信任，使警民关系紧张，感情疏远，调处工作难以为继。

2、少数基层民警执法水平不高。少数基层民警不注重主动学习，对法律条款一知半解，不能正确把握法律精神实质，造成自身业务素质不高、执法水平偏低。在与信访群众交流沟通时，回答问题说不到点子上，有的回答甚至有悖于常识与法律规定，不仅不能息访息诉，反而经常引起信访群众的反感、愤怒，加剧矛盾，使信访案件复杂化。

3、信访执法有失公平公正。在处理信访案件过程中，少数基层民警难以摆脱“关系户”、“人情网”、“个别领导”的干扰，不可避免地把个人感情恩怨夹杂在案件处理中，偏听偏信，凭个人喜好随意执法，使案件的严肃性和公正性得不到有效的保证，致使上访人不服处理决定。

4、处理复杂信访件方法不够灵活。少数基层民警在处理一些复杂的信访案件时，仅仅机械的参照了一些相关的法律条文，没有结合实际，综合考虑整个案件的情况。工作中没有进行换位思考，设身处地的为上访人的利益着想，不懂得把相关的政策与法律条文有机的结合，一味坚持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处理，处理结果往往使上访人的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引起重复上访，也使法律条文失去了应有的严肃性。

5、涉网信访信息敏感性不足。个别民警对互联网上的涉访信息发现不了，发现了不重视，不能及时有效的采取核查、补救措施，被网友、媒体炒作后往往造成被动局面。

(二)客观因素

在客观上，因执法质量而引发的信访问题的成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信访法治的欠缺。由于信访法治的欠缺以及民警自身的诸多因素，直接导致公安执法质量的欠缺，再加上繁琐的办案程序还不尽科学，办案民警操作起来不够简练，不够规范，为涉案人员逃避处理提供了借口，致使正常公安业务工作转变为涉法涉诉的信访案件。且信访程序与涉案法律程序同时并行，甚至左右法律程序的进行及结果。另外，有些业务操作流程规定不够详尽，比如：伤害法医鉴定程序，当事双方针对初次鉴定结果均有异议，一方认为重，一方认为轻，反复鉴定，始终进入不了法定程序，双方怀着各自目的同时上访，使办案民警无所适从，这方面信访工作量占有相当比重。

二是公安信访执法主体双重性。由于公安机关特殊性质，在正常处理自身为主体的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的同时，也肩负着维护社会稳定的职责。对其它责任主体单位发生的危害社会涉稳案件予以打击处理，从而形成打击处理后转告公安机关，使公安机关被迫反客为主。加之原责任主体单位不积极化解处理，致使涉及公安信访越来越多，公安稳控压力加大，牵扯警力、物力、财力，严重困扰公安正常业务工作的开展。

三是信访案件终结法律体制的欠缺。信访案件的终结，是对信访人提出的同一诉求经工作穷尽办法，但该信访案件仍无法化解，通过信访程序，由权威部门认定予以终结。然而，现有终结案件只是信访工作考核的数字，并无实际意义，稳控及工作压力依旧。权威部门没有就案件终结后，针对信访人继续闹（缠）访行为做出权威性的工作办法，既不权威也未体现终结。

三、对公安执法的几点建议

（一）是筑牢公正执法理念。执法理念决定执法行为的趋向，决定执法规范化建设的效果。当前，要通过强化警察权力观教育、换位思考、积极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将法律至上、执法为民、公平正义、以人为本等理念和理性、平和、文明、规范的执法要求牢牢根植于每一位民警的头脑，从最容易发生执法问题的环节抓起，从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执法问题改起，持之以恒，常抓不懈，确保民警的执法办案能力和自身综合素质不断提高。

（二）是努力提高执法水平，从根本上预防和减少信访问题。要结合当前实际，加强对民警特别是一线民警的法制教育和业务培训，增强民警的法律意识、证据意识、时效意识和程序意识，提高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纪检监察、督察、法制部门要加强对内部执法工作的监督监察，严把案件质量关。加大警务公开力度，特别对有异议、影响大或情况复杂的治安案件、交通事故实行公开调解、公开裁决，必要时举行听证，增加执法工作透明度，消除群众误解。

（三）是建全机制，依法打击。对无理缠访缺乏认定机制、缺少制约措施。个别无理信访人员不断越级上访，即使认定是无理信访，但有关部门都不能采取强硬措施，也不敢采取强硬措施，只能一味讲好话，派人接回，致使个别无理信访人员长年上访而乐此不疲。因此，当前基层民警要胆大心细，对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非正常上访活动和无理缠访、闹访甚至组织、煽动群众上访的重点人员，要及时收集固定证据，依法予以严厉打击。

（四）是大胆探索，不断创新。基层民警在处理问题时不能只局限于一个固定的框框，不能只沿用过去的做法，要灵活运用法律和政策，借鉴其他部门、外地甚至国外的一些好的做法，大胆探索，找出合适的解决方案。要根据信访案件发生地的实际情况，创新性的开展工作，如采取流动信访，预约下访等方式主动下基层，与信访群众交流沟通，把问题化解在基层。

（五）是建立长效机制。实践证明，公安信访工作是一项很重要的群众工作，是公安机关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公安机关要深入研究新时期公安信访工作的规律和特点，努力构建公安信访工作长效机制，积极营造畅通、有序、务实、高效的公安信访工作新秩序。一要坚持“一把手”亲自接访制。自上而下建立和完善“一把手”亲自接访制度。通过“一把手”亲自指挥消化处理群众信访事项，推动信访工作健康、有序开展，切实解决好群众反映问题。二要完善信访问题和矛盾纠纷排查调处预警制。健全信息和工作网络，对辖区内的信访问题和矛盾纠纷经常性开展排查调处，从产生信访问题的源头上抓早、抓小，把矛盾纠纷和信访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三要健全信访督办跟踪制。对信访事项的调查、处理、反馈等每一 环节要进行全程跟踪，做到接访群众认真、信访记录详实、思想疏导耐心、调查处理及时、处理问题严谨、答复反馈简明，保证信访办理质量。四要强化责任追究，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将信访工作纳入执法质量、目标管理考评和干部绩效考评体系。要通过群众信访反映及时发现执法办案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对执法过错实行责任追究。严格违法违纪责任追究，确保案件公正处理，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因执法不公引发的公安涉法信访事项。五要坚持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相互协作机制。信访事项的办理是一个系统工程，牵涉多警种、多部门，哪一个环节都不能少。应完善健全公安大信访工作格局，既“归口管理”，又“协调联动”，加强各部门、各警种间的沟通联系和协调配合，主动与党委、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进行沟通协调，综合治理重大疑难信访问题，使信访工作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