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水军”社会危害分析及治理方法研究

第一篇：“网络水军”社会危害分析及治理方法研究

摘 要 “网络水军”的兴起是网络时代出现的新挑战，其在国家安全、市场秩序、公民权利、社会秩序等方面有巨大的危害，迫切需要对其进行规范管理；目前对其规制在法律层面已经有一些规定，这些规范目前尚不完善，本文进一步分析认为在强化法律作用的前提下还需要辅助软作用力来实现长远治理。

关键词 网络水军 社会危害 法律规制 软作用力

作者简介：杨金春，南昌大学法学院本科，研究方向：宪法与法理；崔展豪，南昌大学法学院本科，研究方向：刑法。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6.06.077

近年来，网络的飞速发展便捷生活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以“网络水军”为代表的新兴现象挑战着现行的社会秩序，因为缺乏有效的防控模式，其危害已经不能忽视，寻找有效的防控机制尤为必要。

一、网络水军的界定

（一）网络水军的含义

网络水军并非正式的学术概念，通常认为网络水军是指由公关公司、网站等机构操控，以获取利益为目的，通过发帖、删帖等方式为他人造势、来获取报酬的网络人员。他们有专职与兼职之分，前者受雇于某些网络公司，以在各大网络论坛活动为业，后者是出于某种需要临时招募的兼职人员，正是由这些专业人员与散兵游勇组成了数量庞大的网络水军队伍。他们在网络世界有着重要影响力，早在数年前的“3q”大战中网络水军便已经显现出威力，近年来他们的身影越发明显。

（二）网络水军的特点

网络水军，顾名思义，其活动主要在网络上进行，通过虚拟、快捷的网络来造势，以期引起大众注意，甚至左右舆论走向，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其具有以下特点：

1.身份隐蔽，具备操作的灵活性、分布的零散性。

2.行为理性缺失，目标行动统一，趋利性突出。

3.入行门槛低，人员素质良莠不齐。

4.参与范围广，在网络中基本上无孔不入。

因而，在监管不力的情况下，网络水军有着巨大的破坏力，危害之大，可以波及整个社会，虽然网络水军与传统意义上的“枪手”、“托”有相似之处，但因为数量庞大，其危害远非后者所能企及。

二、网络水军危害浅析

网络水军并非自发而是自觉形成，行为有着明确目的导向，发帖活动并非自我观点表达，深层次原因是追求经济利益，其危害也与普通网络不当言论存在本质区别，具有主观恶性。其危害按照侵害的对象不同，可分为以下几种：

（一）对国家安全存在威胁

网络水军系受雇于他人而展开活动，对利益的追求往往会促使其突破法律的界限。网络水军被居心叵测的国外势力利用，借此实施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活动，就很可能危害国家安全，这就有可能构成煽动分裂国家罪或者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这种可能在国外已有先例，俄罗斯就曾利用网络水军诋毁美国前国务院发言人詹妮弗?帕萨琪以及关于乌克兰和西方国家的计划。很难保证国外势力不采取类似的方式对我国进行攻击，这是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的现实威胁。

（二）扰乱市场秩序

网络水军的逐利性易被不良商家利用，在网上发表不实的言论来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与声誉，或者为自己的产品做虚假宣传，依靠短期内大量网络水军的参与，容易对受害方造成重大损失或者为雇主带来明显的经济效益。这种非正当的竞争行为有违市场原则与经济秩序，也会触犯刑法的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或者虚假广告罪。这种情况在我国比较常见，早年就有轰动一时的蒙牛攻击伊利案。

（三）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

网络水军的入行门槛低，参与人员很多缺乏权利意识，在受雇过程中容易侵害他人的人身权利：名誉权、隐私权、人身自由权等。侵害公民人身权利的案例不在少数，比较惹人注目就是“邓超‘出轨门’案”和“王健林告公众号案”。当下，网络水军的巨大危害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对他人的人身权利侵害中，一方面，国人先天的权利意识缺乏，少有人积极维护自己的人身权，当面对侵害时倾向于消极处置；另一方面，此种侵害会涉及到自诉案件，不告不理，除非侵害已经达到某种严重程度，否则不会通过诉讼手段解决；也有人以言论自由来提出抗辩，无视对他人造成的客观伤害„„这些原因导致侵害公民人身权利的案件很少出现在法庭之中。在现实中，对言论自由的滥用并不鲜见，网络水军是在行使言论自由权还是以此为幌子侵害他人权利虽然存在争议，但本文主张侵害说，因其主观目的是追求利益而非表达自己的观点，有着主观恶意存在且行为明显突破言论自由权利范围，给他人造成了现实、真切、直接的损害，主张言论自由显然对受害方不公平。

（四）影响社会稳定

网络水军博人眼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的一些行动会影响社会稳定，造成人心恐慌。2011年通过网络散布谣言引发的“抢盐”事件 就是网络水军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例证，在事件中，不法分子营造假舆论热点，造成了社会中的食盐恐慌，一些地区甚至发生抢盐等群体性事件，这严重影响了社会安定。然而，因为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始作俑者仅仅受到行政拘留10天、罚款500元的处罚。

（五）其他危害

除去上述几种危害，网络水军的活动还有以下几种危害可能：

1.金融市场涉及到众多人的利益，利用网络水军来传播虚假金融信息可能造成金融管理秩序混乱，而且此种行为后果严重，波及人群广、破坏力巨大。

2.造成媒体公信力下降，网络水军的集体行动往往短期制造伪民意，主流媒体的报道易被失实的水军信息淹没，媒体客观上失去话语权，造成媒体的被动失声，媒体报道的公信力下降。

3.缺乏人文关怀，网络水军在运作过程中往往缺乏人文情怀，对社会弱势群体缺乏关心与理解，他们进行嘲笑与讽刺，以期惹人注目。

4.将虚假的社会现象传递给政府，误导政府制定错误的公共政策，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甚至威胁社会稳定。

三、网络水军治理分析

（一）刑法观下的治理思路

网络水军的危害巨大，其社会危害性可能会触及刑法，某些网络水军行动达到了《刑法》第十三条的入罪标准，按照其行为侵害的法益不同，可分别按照刑法有关规定进行处罚。但是，法律相对于社会生活的滞后性，一些危害极大的水军行动不能在刑法中找到适用条款，这就会助长网络水军的嚣张气焰，基于罪刑法定原则，刑法此时也略显无力。

然而，法律有明显的补救功能，近年来刑法修正案的制定越发频繁，比较及时适应了社会生活，法律制定也有相当大的预见功能，对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出前瞻性规定。如2015年11月1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案

（九）就对社会热点校车、考试舞弊等做出回应，部分条文也涉及网络水军，只是不全面。如果将治理网络水军的重任全部交给刑法不可取，这样一方面有着提高入罪率的倾向；另一方面在实际中难以操作，因为网络水军的监管面临四大难题：追责难、定性难、调查取证难和法律适用难。也就是说单用刑法治理网络水军，在理论中不合理，现实中难实施。

除了刑法本身，还有司法解释可以参考。200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了《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在《决定》中，就有对网络水军造谣、诽谤、恶意煽动、虚假宣传等行为的规定；2013年，最高法与最高检也发布过《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该《解释》中明确提出“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追究网络水军组织人员的法律责任。可知，我国有相应的刑事法律对网络水军行为进行管理，对数量广大的水军没有追究刑事责任。这一方面是水军中个体情节显著轻微，达不到入罪标准；另一方面，水军数量太过庞大，法庭不能对千万计的人员同时审理。这不是说不能追究网络水军参与者的责任，在《解释》中也提及在一定时间内利用次数累计来追究水军的刑事责任。而且在未来的立法思路中，不排除增加新的法律条文来治理网络水军问题。

（二）其他法律途径治理

刑法是法律的底线与保障，开始就动用刑法有些严苛，从其他法律途径中寻求治理方法有必要性。从我国对网络水军的治理上看，通过民法的救济方法可能更加可行。刑法对证据的要求严格，涉及的更多的是人的基本权利：人身自由权、财产权甚至是生命权，必须得严谨慎重。民事诉讼强调的是证据优势原则，受害人胜诉的可能更大，民事上的救济措施：赔偿损失、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等对受害人来说更具有现实意义，受害人更愿意主张自己的权利，网络水军的行动受到阻碍，人人主张权利，网络水军将面临四面楚歌的窘境，当网络水军，尤其是其雇主得不偿失时，这种灰色产业链将在很大程度上受挫，甚至逐渐消失。

（三）法律途径外的治理

针对数量惊人的网络水军，人民法院因为其调整个案性，在采取法律手段之外，还需要辅之其他手段。如2011年中国开展整治非法网络公关行为专项行动 就因为行政力量的介入，在短时间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绩，这也是采取行政措施的优势：普遍治理、效率高、见效快。

但是，行政专项行动只能是短期运用，从根本上治理网络水军，还需要建立进行管控与引导相结合的治理机制。网络水军并非从最初就站在大众对立面，他们只是受到特定人的利用，成为某些人实施犯罪的“工具”，其情节轻微且数量太多，不能直接诉至法庭，如何管理这支“大军”是一个难题，当直接的治理不能达到目标时，可以从间接出发。间接方法，最主要的就是通过政府引导、宣传教育、行业自治来进行管理，从网络水军产生的根源处进行治理。这需要政府及学校、媒体等进行广泛的教育与宣传，发挥舆论的正确导向作用，让占网络水军大多数的人在潜移默化中醒悟，自觉地退出网络水军，对剩下的部分进行行业自律，将违法的网络行为祛除出去，留下合法的网络公关行为。

四、结语

网络水军作为网络时代出现的新兴群体，因为其逐利性与非理性，给多个方面带来了负面影响，危害不能放任，必须采取措施治理。而其治理，需要企业与行业的自律、媒体的监督及政府的引导与监管 ；需要刑法措施与其他法律措施保驾护航；需要发挥文化的同化作用，在软作用力的辅助下，最终形成对网络水军的有效治理。这一设想正在逐步进行实践，就目前的状况而言，虽然软作用力并不明显，但在法律与其他硬性措施的协作之下，网络水军也很难制造特别重大的社会事件，可见治理有一些成效，未来将文化的力量加入进来，实现对网络水军的治理将不再是一个大问题。

第二篇：网络水军的危害论文

导语：“网络水军”通过“注水”、“发帖”等方式抢占舆论制高点，以此获取商业报酬，甚至逐步发展为一种新兴的互联网职业。“网络水军”受商业资本的操纵，有其独特的传播方式和传播内容，目的是影响网络舆论环境。反思“网络水军”近年来的发展趋势，有必要加强对网络不良行为的监管，抵制恶性竞争，让互联网真正成为公众意见的自由市场。①

关键词：网络水军 舆论控制 传播特征

xxx年，是中国互联网纪元的第16年，对中国网民来说也是非同凡响的一年，众多网络事件引发人们的关注甚至积极投身其中，微博时代的网民从看客变身说客，短小精悍的趣味话语暗藏的是对世界的关注和对现实的抗争。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的表达欲望日渐强烈，网络媒体的崛起，为公众提供了一个实时开放的交流平台，使网络舆论对社会各个方面产生了极大影响。然而，网络舆论快速成长的同时，一些隐匿在幕后的力量也试图借此操控民意，“网络水军”的出现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

传播学界对于资本介入舆论的批判由来已久，近年来，网络炒作事件层出不穷，新媒体时代自由与控制共存的现象成了新的关注热点。20xx年出现的几个网络舆情事件使“网络水军”以一种新的姿态进入公众视野，其传播手法和内容都有了变化，对互联网的监管和我国民主进程带来新的挑战。它显示资本对因特网的操纵不再仅仅是商业的竞争手段，而已成为损害公民权利与公共利益的祸首。目前对“网络水军”及其行为还没有权威的定义，相关研究也未对行业背后复杂的权利关系做进一步的解析。为此，我们有必要从其传播特征入手，揭开隐藏在“水军”背后的资本建构，让公众意见“破茧而出”，彰显网络时代的自由与活力。

“网络水军”的“崛起”

“网络水军”是指那些被网络公司或企业雇用，每天穿梭于各种论坛、社群网站、聊天群中，为他人发帖造势的网络人员。他们的主要职责就是发表大量简短或无意义的帖子，或暗中删除他人言论，甚至故意发布“权威”观点影响公众对某一事件的判断。目前存在着许多对“网络水军”的误读，认为他们不过是一群寄生在互联网中的“乱民”，20xx年10月爆发的蒙牛员工伙同公关公司损害伊利集团商业信誉案，以及年末炒得沸沸扬扬的“奇虎与腾讯之争”，将早已暗流涌动的不良网络公关从幕后推到了聚光灯下。

20xx年11月1日，《第一财经周刊》发表了一篇名为《深度公关》的报道，将两业巨头在网络上的斗争始末详细盘点，并提出“深度公关”②一词。蒙牛挑衅伊利事件硝烟还未散去，人们的目光又被一触即发的3Q大战所吸引，11月3日当晚，事件因腾讯公司宣布停止运行360杀毒软件而推向最高峰，一时间网络上充斥着各色评论。在这两场看似热闹非凡的网络争斗背后，其实潜伏着无数“网络水军”。这个大致发端于5年前的群体，上自幕后出资的企业，下至底层个人，中间通过网络公关公司策划维系，已然形成了一个周密而强大的灰色产业链。从知名论坛到社群网站，再蔓延至博客、微博等领域，“网络水军”的覆盖面越来越广，甚至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20xx年3月，北京网络新闻信息评议会第五次会议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正式注册的网络公司约有1200余家，而临时雇用的“网络推手”不计其数。

“网络水军”一词近来频频见诸报端，这些互联网公司将雇用“水军”造势的行为美其名曰“网络公关”或“互联网推广”。究竟是正当的公关行为，还是资本在操纵舆论，目前对“网络水军”的评价莫衷一是，我们需要对“水军”的传播特征进行更加深入详细的解读。

“网络水军”的传播特征

资本控制舆论的现象长久以来为传播学者所重视，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赵月枝认为，谁控制了某一领域的话语权,谁就控制了某一领域的主导权,谁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真理”的解释权。“网络水军”的出现导致了两重话语权的丧失：一是谣言四起，许多网民因此难辨真假、信假为真；二是作为“水军”产业链最底层的“网络民工”以低廉的工资出卖着自身的话语权。

商业资本在推动互联网技术发展的同时，也控制着网络舆论，许多企业凭借资金上的优势和技术上的垄断，试图操纵民意，甚至不惜伤害公众感情。20xx年12月，网上忽然传出武侠作家金庸先生去世的消息，在微博上被转发、评论达上万次。经官方辟谣后，仍有不明真相的群众发帖。网民纷纷表示，这种做法不仅侵犯了当事人的名誉，并且有损公众利益，极大地伤害了金庸先生及关心他的人们。

“网络水军”的出现和形成，是建立在对网络环境高度熟悉和对网民心理深入分析的基础之上。在幕后团队的精心策划下，有的甚至能成为引导话题的舆论领袖。北京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处网络管理处副处长张俊表示，在调查一些案件过程中发现，当前国内一些大的网络论坛，有50%以上的帖子是人为炒作推出来的。所谓“热门帖”、“精华帖”等，很少是网民自发点击、回帖形成的，背后几乎都有“网络炒家”在积极推动。因无法追责，导致谣言、谩骂、炒作层出不穷，形成一种“网络暴力”，通过事先引爆一个话题，接着聚集无数盲信追随者，在网上形成误导舆论的局面。

这些“水军”本来都是普通的网民，他们有自由发表言论的权利。但在言论自由表达的背后，却是部分网民出卖自己的网络话语权给企业换取低廉的报酬，而企业则通过资本对民意加以控制。归根结底，“网络水军”不过是互联网生存链中底层最基础的一环，真正该承担责任的是隐藏在背后的那些强大的资本与专业的团队，在信息泛滥而知识匮乏的'时代，他们受商业利润的驱使，利用受众心理弱点，巧妙迎合公众趣味，从而达到操控舆论打击对手的目的。

“网络水军”造成的“灾祸”

“网络水军”的出没已经成为常态，很多企业雇主意识到随之而来的收益，纷纷主动联系网络公司做推广。与“网络水军”结盟的企业，并非都是小打小闹、名声不振的企业，其中不乏大名鼎鼎的国企。“网络水军”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暗示互联网因缺乏监管而导致无序的竞争。“网络水军”打着“公关”的大旗，背后是对网络民主和自由的蔑视。不良网络公关的闹剧只会造成多方利益受损，缺乏秩序的行业将难以为继，网络公权力遭遇危机，网民在真相不明的情况下失去话语权。这种任意诋毁对方而可以免责的行为，长此以往将给我国互联网的建设和发展带来巨大的危害。

目前，国内网络推手已逐渐走向组织化、规模化，尤其是一些博客和论坛，信息发布的随意性，使传媒业传统的“把关人”功能大打折扣，网民对网络媒体和网络信息的信任一次次被网络推手颠覆，网络世界的既有秩序也一次次被人为地破坏。网络推手在我国的兴起是由特殊的社会心理环境所造成的，在国外并没有这个行业。当下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变迁带来人心浮躁，跟风追逐新潮，害怕落于人后，传播学的“螺旋效应”极易发生。网络时代的意见自由应该建立在事实和理性的基础之上，抵制资本操控舆论、防范网络虚假言论、维护和促进网络健康发展，应当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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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网络谣言的危害及治理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用户的普及，我们很大的一部分生活融入到网络中，我们在网上购物、获取信息、咨询、娱乐等。网络同时也成为影响巨大的新媒体平台，网络迅捷、及时、简易等方面的特点快速促进社会信息的流通；但同时也导致网络成为滋生各种谣言的放大镜，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对我们的生活和社会引起巨大的负面效应与危害。

同时，网络谣言还会损害公众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近日，甘肃兰州出现食盐“涨价停产”等谣言，引发了新一轮抢盐**。部分市民轻信谣言，开始大量购买食盐，很多商场、商铺的食盐被抢购一空。抢购到盐的人短期吃不完造成浪费，而真正需要盐的，尤其是一些餐饮机构，又因抢购买不到盐。陈柏峰说，“与事实偏差较大或完全相左的谣言谎话，借助网络和个别不负责任媒体的传播，很容易误导不明真相的网民，损害许多公众的利益。”

网络谣言之所以能够传播，很大程度上是谣言的制造者利用了一些人的心理弱点。中国社会学学会副会长、天津社会科学院首席专家潘允康表示，有些人喜欢求新、求奇，常常抱着“别人不知道的我知道”的心态，以寻求刺激；有些人则是从众心理，“别人知道的，我也应该知道”；当然还有一些人的素质不高，缺乏基本的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即使有些谣言毫无逻辑、漏洞百出也信以为真。

潘允康进一步表示，有些网络谣言可称得上是“妖言”，极具蛊惑性和危害性。它利用人们的心理弱点，如同引诱人们吸食毒品一样，慢慢地让人“上瘾”，麻醉人的神经，扰乱人的生理功能，让人的心理也变得越来越不正常、不健康，进而破坏家庭、诱发犯罪，败坏社会风气，危害社会正常秩序。造谣传谣不是言论自由

中央党校社会学教授吴忠民认为，公民享有言论自由，政府应该以宽容、包容、虚心的态度，畅通社会公众正常的意见表达渠道，保障公民言论自由，自觉接受社会监督。但是，社会公众在享受言论自由这一基本权利的同时，也应该承担社会责任，履行公民义务，自觉抵制网络谣言，维护舆论环境，根除网络谣言存在的土壤。

夏学銮表示，网络虽然为人们的交流提供了载体和工具，但网络聊天还是要从人们的嘴里说出去，网页留言也要靠人们在键盘上敲打进去，一言一语都是人们思想的反映。虚拟社会依托现实社会而存在，虚拟社会的行为主体仍然是现实社会中真实存在的每一个人。因此，每个人在现实社会中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并不会因为自己存在方式的变化而改变或消失。

针对“网络谣言也是言论自由的表现”这一观点，潘允康表示，首先，自由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自由应该是符合国情、有益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由，即使是在西方社会，如果有言论、谣言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也会受到制裁。因此，网络谣言并不属于自由的范围。其次，自由应该是在既有的法律制度框架内，享受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权利。人是生活在社会之中的，人的社会化以及取得公民资格的最起码条件，就是要遵守法律规范，正确处理社会关系，遵守道德底线、法治底线和事实底线。谣言往往都是有所指向的，无论是针对人还是事件的谣言，都难免会侵害他人的正当权益，危害社会公共秩序，因此，这不仅仅是违反社会道德的，也是违反法律的，不仅应该坚决抵制，而且应该受到相应的制裁。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支振锋认为，网络谣言不仅在我国出现，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个亟待治理的问题，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对网络谣言免疫。他举例说，韩国数名艺人不堪网络谣言的压力而轻生；大地震后的日本，谣言90%来自网络。支振锋表示，“言论自由”不应该是网络谣言得以豁免的保护伞。从国际上来看，韩国和日本纷纷表示要出台相关法律来治理网络谣言，英国也试图以隐私等相关法律来揭开匿名这一“互联网斗篷”，美国则宣布“数字世界将不再是一个没有法律约束的疆域 铲除网络谣言需要全民行动

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这是一个常识。随着互联网与经济社会联系的日益密切，网络不再是虚拟空间，而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是现实生活的延伸。在互联网中活动的每个人，在现实生活中都能一一找到对应。恶意编造传播网络谣言，对现实生活造成的冲击真实可感，一点也不虚拟。

为此，吴忠民指出，应将遏制网络谣言在内的社会舆论监管纳入法治轨道，形成常态化的监管机制，依法加强互联网管理，依法追究网络谣言制造者和传播者的法律责任。

南开大学法学院讲师向波表示，从法制建设角度来说，铲除网络谣言首先要界定网络谣言的概念、由谁来认定；其次，要健全法律，使得互联网信息相关的法律与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规定相衔接，完善法律责任追究制度，遏制网络谣言的滋生与传播。另一方面，也要加快征信体系建设，在互联网上倡导诚信意识。徒法无以自行。支振锋表示，消除网络谣言，更要遵循法治的要求办事，尤其是当公民个人或者组织受到谣言的伤害时，应该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权利；而如果造谣诽谤，网络谣言的始作俑者也要承担相应的民事、刑事责任，或者接受治安管理处罚。

除了法制建设外，政府的信息公开也是必要举措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莫纪宏表示，治理网络谣言，最有效的办法是让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真正有效地运转起来，让信息公开的速度大于谣言传播的速度，让谣言消失在“阳光信息”下，形成政府和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防范网络谣言的制度壁垒。莫纪宏建议，首先，政府应当与主流媒体协作，建立防范网络谣言扩散的预防机制，建立专门机构，配备专门人员，建立防范谣言扩散的预警机制；其次，应及时掌握网络舆情的发展动向，对可能成为谣言的虚假信息加以重点筛选，尽早采取措施来掌控网络舆情的发展趋势；最后，当谣言在网络上泛滥，具有快速传播的特性时，政府应当及时有效地公开各种对澄清谣言具有重要作用的信息，让“信息公开”遏止“谣言扩散”。专家们认为，网络世界是一种公共空间，治理网络谣言理应是一种公共行动，彻底净化网络空间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对待网络谣言，全社会应该同仇敌忾，达成零容忍的共识。”莫纪宏表示，谣言是社会公害，与每个人有关。一方面，要加大法制宣传教育力度，提高公民素质，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造谣可耻、信谣可悲”的共识，每一个公民都要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都要敢于辟谣，和造谣者针锋相对，不让造谣者兴风作浪、蛊惑人心。

许多专家表示，网站与媒体应该自觉承担铲除网络谣言的责任与义务。“为吸引眼球、抢占卖点，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是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但因此而忽视对信息发布的掌控，对虚假信息视而不见，对造谣传谣听之任之，那就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上官酒瑞认为，“为了治理网络谣言，洁净网络空间，网站和媒体不能回避公共使命，应当积极担当责任，成为良好网络环境的守护者。这需要加强对各类信息的甄别和监测，尽最大努力对违法信息进行审核，对虚假信息有效过滤，对网络谣言及时删除。而且在谣言出现的情况下，必须积极发布辟谣消息，遏制谣言的放大和传播。”

现如今，网络谣言一词已经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人们也基本都知道网络谣言将带来无法估量的社会危害，但是如何去辨别网络文章的真实性与否依然是很困难的，这就需要通过各种办法去避免网络谣言的出现，减小网络谣言带来的危害。

网络谣言的出现将会带来一些很严重的危害：

1、网络谣言将会使和谐社会变得不和谐。当下，国家大力提倡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全社会范围内也掀起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潮，但是网络谣言的出现却会将这一切打破，人们在谣言的影响下会对国家和社会产生负面情绪，从而使和谐社会的建设变得艰难重重，和谐社会也将变得不和谐。

2、将会扭曲网络的真正用途。网络在现代可以说是舆论传播的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它应该是和谐健康言论出现和传播的重要平台，但是网络谣言的出现，使网络变成了谣言的滋生地和传播平台，这就从本质上扭曲了网络平台的真实用途。

3、不利于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甚至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动荡。一些比较偏激的网络言论将会使人们得到一些错误的信号，产生一些反国家反民族的激进思想。国家的发展和进步是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这些网络言论将会造成社会环境的不稳定，不利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更有甚者将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动荡。既然网络谣言会出现如此严重的危害，那么我们就应该通过各种途径去将这些谣言扼杀在摇篮之中，将谣言产生的危害降到最低：

1、在全社会范围为开展打击“网络谣言”的系列宣传活动。通过一系列的宣传让广大的人民群众了解网络谣言的危害以及如何辨别网络谣言和事实真相。

2、政府在各大主要的媒体及时的将社会上一些主要事件的真相进行公布。人们受到网络谣言的影响主要就是没有能够及时的了解到事实的真相，如果政府能够及时的将事实真相公布于众，必将使网络谣言没有立足之地。

3、各网站要建立严格的审核程序。网络谣言的出现也是由于各网站没有严格的审核程序，正因为审核程序的缺失，那些反动、消极的言论才能够出现在网络上。相信只要各大网站建立严格的网络审核机制，谣言必将会被扼杀在摇篮里。

4、国家要完善网络立法机制。现如今，法律就是一切行动的准绳，网络在现代是飞速的发展，但是网络立法却几乎没有，国家要尽快完善立法机制，约束网络上的一些不法行为，只有这样才能够使网络谣言的出现变成不可能。

网络谣言的出现产生了许多危害，相信只要大家能够立足于事件的真相，谣言必将不攻自破

要有效地遏制网络谣言的编造、接受和传播，首先要求网民要有自觉抵制的决心，要保持清醒头脑，充分认清网络谣言的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自己要自觉做到既不造谣、又不信谣、更不传谣。要把抵制编造和传播网络谣言提高到政治觉悟的高度上去认识，把它作为做人的基本素质。其次，要在立法上完善网络行为的法律制度。法律是避免人们走上违法犯罪的重要手段，当然也是遏制网络谣言编造和传播的重要手段。虽然我国目前已有网络方面的立法，但是，由于立法往往落后于实践和其他种种原因的存在，网络立法还存在不少缺陷，还远远不能适应实践需要，所有，完善这方面的法律制度势在必行。三是政府要以新闻专业主义为准则，及时对错误的网络言行进辟谣。要针对虚假的突发事件言论、焦点问题、热点问题、敏感问题及时调查处理和发布更正信息，用正确的信息抵制谣言，让广大群众即刻明确事件真相。四是加大网络监管力度，净化网络环境秩序，规范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监督和管理，严惩网络管理者玩忽职守行为。同时，加强网站自我教育、自觉管理、阳光服务的能力，提高网站识别、管理、惩戒网络谣言的能力和水平，切实将网络谣言消灭在萌芽状态。最后，应加强互联网技术应用管理的创新。网络的最大特点是它的虚拟性，这就增加了网络谣言防控的难度，所以，建立网络筛选确认制度、评估制度、和信息处理后反馈等制度，对及时发现网络谣言、及时处置网络谣言作用非同小可。一 加大舆情监督引导力度，快速反应，避免不良谣言传播。

对于网络中的热点问题，可利用网站的论坛、新闻、评论等及时披露信息，加强与公众的互动，正面引导网民的讨论，及时批驳带有恶意的造谣、攻击和污蔑，充分发挥网络监督的导向作用，有效地管制网络公共空间。

政府、专家、媒体等公信力群体对谣言的快速反应和舆论引导对消除谣言解决问题显得至关重要，必须及时辟谣，将事实真相公布于众，以科学的、权威的声音，让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谣言消弭。信息公开的程度与公民对公信力群体的信任程度成正比。一些谣言之所以能够得逞，或者在极短时间里演化成现实灾难，一定程度上与平素发布的信息信任度不足不无关系。假如这些媒体平素的做法常失信于民，在遇上重大危机或灾难时，社会人心必然轻易浮动。

二 健全网络法制规范，培养公民的科学素养、科学精神和法制意识。

制定必要的网络法制规范，将有关违背道德底线、侵犯基本人权、恶意扰乱社会的非法行为，纳入法律追究范围，明确法律责任和追究程序，让现实社会的法律规范和道德准则在虚拟的网络中得以延伸和遵守。现代法治社会，无论是在现实生活还是虚拟世界，负责任的公民都应有科学精神和法制意识，因为尽管网络是虚拟的，但责任却如影随形，是实实在在的。

第四篇：社会研究方法

2013年

第五篇：社会研究方法读书笔记

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

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本书第综述了科学方法区别于其他了解事物方法的基本特征。本篇主要讨论初始的研究方式，即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通常使用的方式，在研究周围事物的过程中怎样误入歧途。

社会研究对象颇为广泛，但对于人的研究有其特殊性，本篇结合书中社会科学理论的结构与形成，以及理论与研究的关系，着重讨论人类的社会行为研究。

初始研究

人和许多动物都表现出预见的欲望。人们常常运用因果论和概率论的方法来预言未来首先，人们一般认为将来的情况是由现在造成的：上大学会影响将来的收入，游过防鲨网会碰上鲨鱼；平时用功则考试会得好分数。其次，人们还知道因果关系实质上赶符合概率的得到某种效果的可锦性在起因出现时比起因不出现时要大，但并不是绝对的。在多数情况下用功就能考出好成绩，但并不能保证次次如此；游过防鲨网很危险，但并不是次次会碰上鲨鱼。

传统与权威

人们相信在春天的播种会得到上帝的保佑，吃糖过多会损坏牙齿，手淫会导致双日失明。虽然我们有可能去亲自检验一下这些“真理”，但对于其中的绝大多数我们只是简单地接受了，’因为这些事情是“人人都知道”的。在这种意义上，传统对于人类研究不无好处。由于你接受了这些“人人都知道’’的知识，研究的负担就大大减轻了。知识的积累性与继承性提供了其进一步发靓的起跳点。所谓“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就是站在前辈人的肩膀上。

同时，传统对于人类研究亦有害处。假如某人想对某些“人人都知道”的知识作出新鲜的与不同的理解，很可能被视为愚不可及甚至被送进精神病院。更加可能的是，人们根本不会产生对那些已知的及显而易见的事物作出不同理解的想

法。这都是因为每一个人都继承着文化中认为天经地义的知识。

但是我认为尽管传统的力量很强大，新的知识还是层出不穷。在个人的研究之外，人的一生都在享用他人的新发现及对事物的理解。而对这些新知识的接受程度则往往取决于发现者的身份。流行病学家说流感会通过接吻传染似乎就比一个保姆说同样的话更可信些。像传统一样，权威对于人类研究也有利有弊。在某些事情上，特别是在那些有争论的问题上，信从受过特别练的、有专业知识的，有职业证书的人的判断，会有利于我们对事物的研究。同时，某一领域权威的错误观点亦会严重阻碍研究工作奇可进行。生物学家在生物学领域中犯错误是不足为怪的。

此外，如果我们依赖某些专家权威对其专门领域之外的事物所发表的见解，也会妨碍我们对事物的正确理解。诲想，让缺乏生物化学知识的政治或宗教领袖谈论大麻是一种危险的毒鼎会有什么效果。广告业滥用权威的例子更是屡见不鲜。比如，让体育明星讨论麦片的营养价值，让电影演员评论汽车的优劣等等。

由此可见“传统和权成都是研究事物的双刃剑。”它们既为我们的研究提供出发点，又有可能把我们的研究引入歧途。

演绎逻辑

科学的传统模式具有三个基本要素，它们按顺序是：理论、实施化和观察。（理论）根据科学的传统模式，科学研究起始子科学家对现实世界某些方面的兴趣。例如，就整个社会而言，哪些重大事件会危及婚姻和家庭的稳定性呢?一个可能的答案是大规模的社会危机，战争、千旱、洪水、大量失业或类似的其他社会问题。山姆·斯托芬(Sam Stouffer)，研究大萧条时的婚姻家庭状况便持这一观点。他认为大规模的危机影响了家庭的稳定性是有其逻辑根据的。当危机出现时，个人与家庭的日常生活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由于家庭的稳定性依赖于常规和习惯，危机的出现便破坏了这一模式。其次，在发生某些危机如自然灾害时，政府和其他机构往往会介入而取代了部分家庭功能。当家庭经济难以维持时，政 府通过救济取代了家庭的经济功能；而养家活口的传统功能的丧失则必然对家庭稳定性产生某种影响。虽然斯托芬的理论分析已大致阐明了各种变量之间的关系，但仅靠推理并不能对问越作出肯定的回答，还需要用观察来检验理论。

（实施化）斯托芬曾假设大萧条造成了冲动型婚姻的增加。问题在于如何识别这类婚姻以及从何懵手研究。科学的传统模式的第二个步骤就是解决这类问题的。实施化是对测量和辨认你所要观察的变量的具体步骤、程序的设计。斯托芬是通过分析官方婚姻统计资料来识别冲动型婚姻的。他采用了下列指标：(1)在新婚夫妇各自社区之外的婚姻。(2)由行政官而不是牧师主持的婚姻。(3)婚后五年内，尤其是在未生育子女情况下的离婚或分居，以及这些指标是否在大萧条时期有所上升。就这样，他制定出一个明确的计划：怎样去寻找问题的答案以及如何辨认和解释这些答案。

（观察）科学的传统模式的最后一个步骤是实际观察。观察方法包括实验、采访或实地观察。斯托芬在其研究中则是去搜集公开发表的有关统计资料。对于每一组统计资料，他都根据理论对可能出现的模式作出假设。例如他假设，如果大萧条促使被迫结婚的情况有所增加，那么在那段时间内由于婚前怀孕而造成的婚姻应有较高比例。

演绎理论

演绎理论的包括以下关键词：真实性、客观与主观、观察、事实、规律、理论、概念、变量等。

(真实性)关于真实性哲学家已经辩论了几千年，至今没有得到满意韵答案。一个基本问题是究竟有没有独立于我们的经验而存在的事物。手中拿着的这篇文章是实在的还是你的意识的产物？不错，意识告诉我们双手感觉到纸张的存在，可是你的感觉也欺骗过你。由于不能最终证明是否真正有独立于我们的经验而存在的事物？我们做事时只好假定它是存在的。

(客观与主观)另一种方法是用客观和主观来解释真实性问题。我们承认某些事属于态度、意见和观点的范畴，如评价贝多芬和莫扎特谁是更出色的作曲家就属于主观的范畴，各人凭自己的经验作出判断。但我们感到手里这本书的存在则属于客观的范畴：它独立于我们的经验而存在。虽然“客观”的定义是“独立于意识之外的”但我们对客观存在的感知却是通过意识进行的。

（观察)在上述讨论中，对客观事物的“经验”系指人类感观的活动，在社会研究中一般限于视、听及接触。观察一词则泛指通过这些手段所进行的收集信

息的活动。

（事实）虽然对于哲学家说来事实这一概念象真实性一样复杂，但运用于社会科学研究时，它一般是指被观察到的现象。例如：在1960年的总统竞选中肯尼迪战胜了尼克松便是一个事实。

(规律)卡普兰(Abiaham Kaplan)定义规律为对某类事实的普遍概括，如万有引力定律。然滴规律必须是菜类事实普遍的而不是偶然的模式。卡普兰举例指出，从1920到1960年每次美国总统竞选中都是名字最长的那位候选人获胜，这是事实但不是规律。它只是偶合，而不能说明在名字长度与政治成功之间存在必然联系。规律有时又称为原理理，它们只能被发现而不能被创造。规律本身只是对事物的概括而不能作任何解释。理论的功能才是解释，而理论才是被创造出来的。(理论)理论是对与生活某一方面有关的事实与规律的系统性解释。特纳(Jonathon Turner)提出理论至少包括四要素。概念，变量、陈述和形式。

（概念）特纳把概念称为“建筑理论大厦的砖石。芦概念是对研究范围内各类现象的抽象。例如与青少年犯罪理论有关的概念包括“青少年”“犯罪”、“伙伴”以及“社会阶级”、“种族”等等。由于不同的理论对研究对象会作出不同的解释，因而使用不同的概念。如对于青少年犯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将强调同社会阶级及经济地位有关的概念。

（变量）理论不仅确定与其有关的概念，而且对这些概念加以定义，并将其进一步具体化为变量。如犯罪被定义为违反法律并迸一步具体划分为轻罪和重罪。社会阶级可具体化为由下列属性构成：工人阶级、中产阶级、上层阶级。

中外政治制度专业

1310020019

刘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