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社群主义及其批判者》

第一篇：读《社群主义及其批判者》

读《社群主义及其批判者》

——社工091班

葛士超（10090995）

《社群主义及其批判者》一书采用采用了“非主流”的对话体形式行文，作者在场景、对话以及注释的设置轻松并非枯涩的表达形式，别出心裁之外更增添了我对社群主义以及共同体概念的认识和理解。

“我们都属于各种相互依存的重叠的社群；如果置身这些社群之外，人类就不能长久生存，个人自由也不能长久维护。”以此引言，强调了社群的社会地位以及其重要性。社群的概念在政治思想中并不陌生。事实上，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社群是普遍存在的既有层次上的分布平行的存在，而且社群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是可以相互渗透的。社群主义20世纪80年代后产生的当代最有影响的西方政治思潮之一，社群主义的哲学基础是新集体主义。

第一幕铺张开来对自由主义进行了批判。社群主义反对新自由主义把自我和个人当作理解与分析社会政治现象和政治制度的基本变量，而是认为个人及其自我最终是他或他所在的社群决定的。社群主义如此和自由主义关系扯不清，也与社群主义是在批判自由主义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有着必要的关系。这种批判是在辩证意义上的否定而非全盘的否定。此外，我们也可以从社群的特性中看出，社群主义是要告诉我们应该在支持群体利益的集体上保障个人追求的实现。这一幕从菲利普在法国用餐习惯的不适应开始，引出特定社会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风俗的观点，并进一步引述出自由主义的难以实现，以及社群作为人的外在背景对人的行为习惯和思维等深刻影响。关于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评，就本质而言，社群主义并不是一个具有内在统一性的整体。如果说它们有那些共同点的话，那么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对自由主义的批评。但他们各自批评的角度与各自的建设性方案都有明显不同。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评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方法论上，另一方面是在规范性学说上。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挑战无疑具有相当重要的理论意义。

社群对社会运作的各个方面具有深刻的影响，第一幕之后的各幕分别探讨各种类型的社群对个人的影响，这些构成性的社群包括地区性社群、记忆型社群以及心理性社群，人们在这些社群当中产生不同的归属感，尽管存在差别，但人们在其中都会受到社群的深刻影响。这些内容都涉及社群主义的本体论部分，这是探讨社群主义的基础理论。作者接下来还对其观点进行了具体事例的论证，比如美国医疗体制改革等问题。此外可此看出，社群主义者重复历史上自由主义的批评者重复过无数次的观念：人是社会的人，理解人的行为的惟一方法是将个人置于他所在的社会、文化与历史环境中。这就是说，为了讨论个人，必须首先考察个人所处的社群以及个人之间的共同关系。另外，个人主义的前提产生了道德上消极的后果，产生了极端个人主义的社会，削弱了维系社会健康存在的社群纽带。书中也对此提出了针对人存在脱离社群、否认社群对人的塑造作用的观点。

接下来作者从一些形象的或者实在的角度对社群的影响进行分析，其中包括论述了民族主义的问题，相对于一般认为社群是一个地方小团体的观点，作者还指出民族社群的存在，指出虽然阶级利益的冲突常会占据社会主导地位，但在民族矛盾出现的时候，阶级矛盾会让位给后者，这恐怕也是被中国近现代史所证实 的。随后作者还探讨了语言、同性恋和家庭在社群中的作用。就语言而言，它可以构成人们思维内容的表达，语言可以被理解为塑造人们社群意识的手段，也即 语言的内容可以深刻影响着人们的行为；进而还可以看出行为对塑造人们性格的影响。这可以从作者所举出的例子可以明显的看出来。书中还涉及了一个敏感的群体，那就是同性恋群体。同性恋群体可以看成是特殊的社群，他们也有自己的共性和内在共同认知，这还可以跟书中后面附录提到的主张女权主义的群体一道看成是特殊的社群。另外，家庭是作为心理性社群的最集中表现而存在的，代表作者说话的安阐述了她的家庭观，强调对家庭成员的认同和关爱。可见，社群对道德观念、政治领域或者社会的各种分支群体或社会设置都有明显且具对应性的影响。

此外，我在其他文章中也看到了社群主义关于社会平等和社会正义的论述，对人类关系模式的多样性与社会正义原则适用范围、以社会物品多样性为基础的多元主义分配正义论和复合平等观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分析。它将正义问题的哲学分析与社会政策联系起来，不仅深化了对分配正义的认识，为当代社会分配的复杂性和可能的对策思考，提供了有重要思想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论证。对我们澄清以社会福利的实施为目的的社会政策研究中存在的价值观与方法论问题，也有重要的启示作用。这就更能说明社群的社会影响力。

我个人认为，书中同时提出了一些先进且符合时代潮流的观点，比如对女权主义的维护，让社会接受并认同同性结婚等观点。其中这也是对女权主义产生了积极的意义，对一些特殊群体提出了保护性的建议，并从一些角度呼吁并提出具体做法引领社会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当然，社群主义的理论也并非完善。这是我们肯定社群主义社会的积极意义的同时应该认识到的。

第二篇：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国家观比较

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国家观比较

摘要：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是当代西方影响较大且相互对立的政治哲学，它们的分歧是多方面的，但主要表现为不同的国家观。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关于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的争论，在国家问题上体现为“弱国家”和“强国家”的区分。从理论分析和政治实践看，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国家观都有局限性，二者的分歧正好说明了它们的互补。

关键词：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国家；个人权利；公共利益

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是当代西方影响较大的两种政治哲学，它们的争论构成西方学术界最具前沿性的话题，其中引人注目的是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向自由主义发起的挑战以及后者的回应。准确而全面地理解发生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的探讨和争论，在学术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有较大的意义。

一、两种不同的国家观

任何政治哲学，其本质都是国家学说，关注的重点是个人、社会、国家相互关系，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也不例外，但它们各自的政治主张却是大相径庭的。

自由主义区别于其他政治哲学的显著特征是，它以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为立论的基点，把它们的价值的普遍有效性作为不言而喻的前提。尽管有各种不同的派别或名称，但作为一种学说，自由主义有其理论的内在一致性。有一些基本原则是所有自由主义者共享的，或者说是典型的自由主义会主张的。这些原则构成自由主义的基本内涵，是自由主义内在统一性的基础，也是自由一般主义区别于其它各种意识形态的根本特征。具体地说，自由主义包含的原则有：个人主义、自由、平等、自由主义民主和自由主义的国家学说。[1] 自由主义的基础是个人主义。它强调个人的自由、个人的参与或个人的经济活动，认为个体的性质决定集体的性质，这种秩序规定了个人与国家、自由与强制的关系，规定了公共权威强制力的适用范围，也包含了规范个人与权威关系所必须的法律结构。个人主义的价值观是要表明：人性的首要法则就是维护自身的生存，在人类社会中，人的价值是第一位的，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哈耶克在解释个人主义的本质特征时认为，“首先，它主要是一种旨在理解那些决定人类社会生活的力量的社会理论；其次，它是一套源于这种社会观的政治行为规范。”[2] 为了维护和保障个人的自由，自由主义承认国家存在的必要性；但自由主义又对包括国家在内的所有权力有一种天生的恐惧，因为权力具有强制性的特征，有可能损害自由，因此，自由主义把国家看作人类为了过一种共同的、有秩序的生活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为了将这种代价限定在较小程度，自由主义致力于限制国家的权力与职能。限制的主要途径包括：第一，以分权的方式造成国家权力机构之间的内部制衡，从而防止出现专断权力；第二，限制国家权力的活动空间，强调个人与公民社会的权利。[3] 第一种途径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三权分立（separation of powers)。三权分立是典型的西方政治思想，它主要提倡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的分立，其核心是政府权力的相互制约平衡。孟德斯鸠是这一理论的主要阐述者，他系统地论述了三权分立、制约均衡的思想，奠定了现代宪政理论的基础。这一思想的宗旨是防止绝对权力的出现，以分权的的方式限制政府的权力，从而保证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实现。

第二种途径即建立权力分散（dispersion of powers）的政治体制。权力分散意味着政府的权力向社会扩散，其核心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自由主义看来，政治的基本场所是社会而非国家，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是一个区别于国家建制的、自主的活动领域，它通过社会自我管制，达成相互联系并依存的整合秩序，以防止对社会自由的干预。“公民社会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关切和参与，形成了和国家建制对等的监督力量。公民社会的核心部分是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它包含一组特定的权利和使权利可以实施的社会制度，因而国家的权力必须由社会授予。”[4] 三权分立和权力分散都是以自由主义理论为基础的国家学说，在中文里都可以用“分权”来表述，但二者是有区别的。通常意义上的“分权”是指三权分立，如英国学者维尔的名著Constitutionalism and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的中译本名为《宪政与分权》（三联书店1997年版）；而作为另一种分权方式的权力分散政体被称为多元主义（polyarchy）。[5]它鼓励各种社会力量参与政治决策，达到以社会制约权力的目的。

尽管这两种“分权”方式不同，不能把它们作为一个概念使用，但它们的共同之处都是限制国家的权力，建立有限政府。自由主义国家观的核心是划定政府干预个人自由的界限，个人必须保留某些基本权利，保留某种公共权威不得干预的私人活动空间，这种空间决不因为人民大众的意志而受到损害，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侵越这些权利，政府仅仅是保障个人权利与自由的手段。简言之，自由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信条是“管得越少的政府就是管得越好的政府”。

作为自由主义的对立面，7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社群主义政治哲学从方法论和规范理论两个方面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提出了批评。在方法论上，社群主义认为，自由主义的基础——个人主义关于理性的个人可以自由地选择的前提，是错误和或虚假的，理解人类行为的唯一正确方式是把个人放到其社会的、文化的和历史的背景中去考察。社群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桑德尔（Michael Sandel）批评自由主义把个人的个体性和个人权利放到了不恰当的优先地位，而忽视了人的集体性、共同性，他指出，自由主义的出发点只是孤零零的人，他们惟一追求和考虑的就是自己的权利。在规范理论方面，社群主义认为，自由主义把权利置于优越于德行或善(good)的地位，这就预设了一种对于人性和自我的形而上学观点，这就是说，在自由主义眼里，人是脱离环境没有经验特征的存在物，他们几乎没有属性，与目的、欲望等无关，只是一心捍卫自己的正当权利，只从个人角度考虑“什么是我的”，毫不关心“我是什么”。社群主义强调普遍的善（good）和公共的利益(public interest)，认为个人的自由选择能力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各种个人权利都离不开个人所在的社群。个人权利既不能离开群体自发地实现，也不会自动导致公共利益的实现。反之，只有公共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才是人类最高的价值。

在国家问题上，社群主义主要批评自由主义的两种倾向，一是国家中立，二是公民对国家事务的冷淡。社群主义批评说，按照自由主义的国家中立原则，我们很难达到公共的善，很难实现公共利益。公民的美德和善行是促进公共利益的基础，但公民的美德不是生来就拥

有的，也不是自发地产生的，而是社会地形成的，是通过教育而获得的。惟有国家才能引导公民确立正确的价值观，也惟有国家才能承担起对公民进行美德教育的责任。如果国家在这些方面保持中立而无所作为，让公民完全自发地作为，自由的个人可能只顾自己的选择而不顾他人的选择，结果只能是损害社会的公共利益。另外，社群主义提出，公民积极的政治参与是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追逐公共利益是公民的一种美德，政治参与作为积极的政治实践是实现这一美德的重要方式。在社群主义看来，国家的政治关系到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重要的公共活动。国家有权要求公民服从其政治目的，公民则有义务去实现国家的政治目的。同时，只有通过积极的政治参与，个人的权利才能得到最充分的实现。“总之，用公益政治学替代权利政治学，是社群主义的实质性主张。”[6]

二、关于公共利益的争论 从上述介绍中可以看出，对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之间关系的不同看法，可以作为区分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标准，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国家观批评的要害是后者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损害。但是，任何一个社会中的利益都是十分复杂多样的，崇尚多元化的民主社会尤其如此。那么，有没有人们通常所说的公共利益呢？关于这个问题，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答案是截然不同的。

自由主义对公益与私利的关系有自己的看法：公益只能是私利的和谐组合，脱离了私利便无公益。国家只是公民的集合，除公民的个人利益，国家自己没有特殊的利益。公共利益的最高境界就是为实现个人利益提供最有益的环境，只有追求这种公共利益的政府才可能有广泛的民众基础，从而也就保证了对公益的关心。所以，公共利益要求限制政府权力的作用和范围。按照自由主义的看法，正当追求自利所带来的公益绝对大于牺牲自利所带来的公益。自己对自己负责，保护好自己的利益，充分的自我发展，便是对公益最大的贡献，当然，前提条件是你不要去损害他人的利益。自由主义政治学家戴维·杜鲁门指出，“如果撇开形形色色的个人和团体利益，就没有什么抽象的公共利益。利益团体在人民和政府之间提供了必要的联系纽带，无数个人和集团追求它们自身利益的过程就是公共利益得以确定的过程。”[7] 换言之，不同的利益主体都追求自身利益，它们之间经过斗争、讨价还价，会在相互制约和妥协的基础上达到一时的平衡，这种平衡就是这种或那种问题的公共利益。因此，在自由主义看来，国家只是为各种利益的平等竞争提供了舞台。

但从另一方面看，自由主义认为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导致公共利益的自动实现这一命题存在着缺陷。首先，个人行为具有非理性的特征，因为，在许多情况下，个人并不是完全了解自己的需要和利益。用梅斯特尔的话说，“人们经常对自己已经得到的感到不满足，而热爱那些自己尚未得到的”。[8]这样的个人如果不受任何权威的控制，可能导致不堪设想的社会后果。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理论很有说服力地说明，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并不一定产生公共利益。另外，国家在决策过程中，由于种种因素，如人们的经济地位、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各种利益团体参与决策的机会等诸多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这就为利益竞争的不平等埋下了隐患。一旦利益竞争机制缺乏公正性，国家的决策就可能偏离或违背公共利益。如美国新总统布什在竞选时就明确表态支持“国家导弹防御”计划（NMD），这与大军工企业和军火商集团对他赞助是分不开的。但许多学者和政治观察家担心，“国家导弹防御”计划的实施无助于美国国家利益的实现。

社群主义者所说的普遍的善，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的物化形式便是公共利益，或简称公益。在有关公共利益的问题上，社群主义学者迈克·华尔采指出，“人们之所以走到一起结合成各种社群，是因为他们拥有共同的需要。人类的生存与繁荣需要他们共同的努力，而社群为其成员提供利益的方式，直接体现了人类的各种不同的社会制度。”[9] 在社群主义看来，一个社会存在着超越各种私人利益累积或局部利益总和的公共利益，公共利益是客观存在，它并不以各个利益主体的认识不同而有所改变，国家是公共利益的合法代表并担负起实现公共利益的责任。以国家为核心的社群主义规范理论认为，自我利益与公益是抵触的，人有私利但更要献身公益。因此，要实现公共利益，就要在一定程度上以个人的自由为代价，每个公民应该为国效力、为公献身。这样，爱国是获得自由的前提、是公民无条件的义务。如果必需，国家为了社会的公共利益，可以牺牲个人的私人利益。

社群主义的公益学说在直观上给人们留下美好印象，但如果要强调公共利益，就要培养人们效忠与献身的美德，它要求有特别的条件和严密的控制，而这会妨碍到宪政所保障的个人自由。自由主义思想家波普尔（Karl Popper）在批判柏拉图的哲学时分析说，“善就是为我们的集团、我们的部落、我们的国家利益服务，这是集体主义的、部落主义的、极权主义的道德理论。在这一理论的支配下，只要是推进国家利益的都是好的、善良的、公正的；只要是威胁国家利益的就是坏的、邪恶的、不公正的。„„ 这种集团式部落的道德，不是个人主义的自私，而是集体主义的自私。它是极权主义的组成部分。”[10] 因为这种道德总是诉诸我们的感情而不是诉诸我们的理性，尽管它有着创造美好世界这一善良的愿望，但它最终很可能在公共利益的旗号下造成适得其反的后果。

三、争论引发的思考 自由主义是历史的产物，它的国家学说在反对封建专制和宗教神学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而积极的作用。当今世界，西方主要国家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是依据自由主义的国家学说建立起来的。在自由主义国家学说的指导下，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已经成熟，民主与法治的观念被广为接受，公民权利得到有效的保障。然而，不容忽视的是，依据自由主义国家学说设计的政治制度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各种后现代思潮便获得的它们的话语空间。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对现实的制度进行批判，以使政治制度保持必要的活力。但同时应该看到，自由主义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仍居主流地位，并表现出了旺盛的生命力。这么说，不仅是因为社群主义等理论流派的挑战是在自由主义思想缔造的宪政框架和意识形态前提下进行的，而且还因为自由主义的新形式，以及自由主义不同流派的争论仍然是政治哲学的主导性话语。

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或许是困扰人类社会和政治学家们的一个永恒难题，对其中任何一个方面的强调都可能导致另一方的缺失。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关于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的争论，在国家问题上体现为“弱国家”与“强国家”的区分，当然，这里的强弱针对的是国家职能。归结到一点，就是国家权力的范围和界限问题。前者的重点是国家不应该做什么，而后者则强调国家应该做什么。自由主义的“弱国家”和社群主义的“强国家”两者都可能增进个人利益，但同样也可能损害公民的个人利益。在这方面，自由主义的最大危险是，过分强调国家的消极无为，国家职能和政府能力的弱化所导致的自由与平等、民主与效率、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及其所引发的公共秩序的混乱、贫富差距的悬殊、生态环境的恶化、社会公共安全的缺乏和国家防卫能力的减弱等。社群主义强调公益政治所潜藏的危险，主要来自它关于善优先于权利的命题。根据这一命题的逻辑，国家和其他政治社群有强迫个人从善的权力和强迫个人不从恶的权力，国家等政治社群为了普遍的善，可以牺牲个人利益。社群主义的这一主张，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常常成为专制独裁的理论依据。[11] 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个人权利具有基础性价值，它涉及政府的合法性；而不同的个人只有联合起来组成形形色色的社群，才能为个人提供一种认同感和归属感。社群主义和自由主义，是一对有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土壤所培育出来的同胞兄弟，它们是互补的。自由主义为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辩护，社群主义则为与此相适应的公共生活辩护。社群主义是自由主义极端发达的产物，是对自由主义不足的弥补。它的价值也只有在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极端发达的前提下才得以凸显，它自己的不足也只有通过自由主义才能得以补偿。离开发达的自由主义，就无法真正理解社群主义，离开自由主义谈论社群主义就会发生时代的错位，这种错位的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12]

“西方政治思想史描绘的是一套价值——正义、自由、平等和私有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发展和阐发。因此，人们一直关心在多大程度上制度促进这些被认为是政体之核心的价值，„„（但问题是）必须有什么样的制度结构和程序，这些价值才能在实践中实现并相互和谐。”[13] 不容否认，一个自由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某些价值在得到张扬的同时，另一些价值会遭受巨大的损失。“正如I·柏林反复阐述的那样：没有损失就没有社会世界；任何社会都会排除一些有价值的生活方式。根据这一事实我们必须做出艰难的选择”。[14]政治学研究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解决方案都是以制造新的问题为前提的，因此，不应该希望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也没有一劳永逸的政治制度，任何社会制度都不是完美无缺的，只能在实践中发现矛盾，引起思考，提出新的主张和解决方法，不断改革创新，取得进步。这是我们从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关于国家问题的争论中得到的启发。

第三篇：读《差不多主义》有感

读《差不多主义害死人》有感

一篇几百字的小短文，从社会现象引申到作者的切身经历，引出质量、细节、执行力等企业管理理念，再到国家产业升级、民众幸福，作者娓娓道来，却针砭时弊，切中肯綮，引人深思。

做企业，不论是做产品还是服务，在国人的理念里，也总会响起“质量重于泰山”等语句，但口号落实到行动上，往往因疏忽或是别的什么原因造成次品多，就像文中所说：“中国工厂什么都有，就是出厂合格率上不去”，国人的习惯总是在差不多中失之毫厘，结果却谬以千里。胡适先生早在几十年前就用《差不多先生传》刻画了不少国人的这一陋习，时至今日，以质量求生存的中国企业，何以总是落实不下去、执行不了呢？

从文化层面说，国人崇尚“差不多”。《论语·雍也》中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就是说按照儒家的标准，待人接物，总要不偏不倚，调和折中才最好。于是乎从生活到工作，国人总以中庸为宝，“出头椽子先烂”，做人要中庸，做东西出产品，也遵循中庸。于是乎不注重细节，反正用不坏就行、吃不死就行、塌不了就行……总之，差不多就行，不善于、不屑于把产品做到极致。有句话说：“思想决定行为，行为决定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由此推演，中庸的思想，如果不加修正，很可能对一个人的命运产生影响。不是吗，崇尚中庸的国人，汲汲于自得之乐之时，没想到“蛮邦”、“化外”之民反而靠“精研其理”造出了领先世界的坚船利炮，再靠“之乎者也”、再靠“中不偏庸不易”，外国人也吓不跑吓不退，于是乎被李鸿章称为“三千未有之变局”的局面出现，若不是孙中山等先辈的毕生奉献，若不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若不是中国共产党人历经艰辛的努力拼搏，我们不知道会不会比非洲饥民过得好。

时间已步入21世纪，尽管，我们已经积累了一定的产业基础，GDP也占到了世界第二，但中国梦的实现仍需要艰苦奋斗。如果仍靠“差不多”，我们的“神舟”也飞不上天，我们的“蛟龙”也潜不到深海。在先进理念引领下，国人中的佼佼者，已在风起云涌的世界科技浪潮中为我们争取到了一定的发展空间，我们，怎能不勇立潮头，做适应时代发展的弄潮儿呢。

当前，一部分改变观念、注重细节、实施现代管理的企业已经在世界上崭露头角，海尔、华为等企业员工已将质量、执行力、细节演练成习惯，我们的“差不多”还有多大市场呢？

把身边小事做成“功夫”的吴如已经退休，能焊接注射器针头的张玮也已经60岁了，作为新时期的产业工人，作为代表***形象的年轻工人，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提升质量、不注重细节、不抛弃“差不多”呢？！

第四篇：读马克思恩格斯主义有感

读马克思选集有感

马克思恩格斯主义哲学是发展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主义包括它的基础和核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断发展着的理论，这并不是什么新观点，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有提到，恩格斯在1887年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恩格斯曾告诫说：“以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是一种“误解” 马克思恩格斯主义哲学所以是发展的理论，这是由其本性所决定的，是它的实践性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实践，特别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是它的一切理论观点形成和发展的最深刻源泉和动力，正确的理论必须能够如实、及时地反映实践的发展变化，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另一方面，哲学诚然要解释世界，但更根本的是改造世界，为此，它坚持理论必须不断地被运用于实践，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接受实践的最终检验。离开无限丰富、不断变化的社会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会走向自身的反面。马克思恩格斯作为人类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在近150年来，他们的思想引导人类进行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

马克思恩格斯主义哲学是科学性的理论。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总结、概括和吸收近现代科学的一切成就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又是一种科学的理论，不是什么宗教教义，它严格地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某种先验的概念、原则、公式出发来看待自己的一切理论观点。它坚持唯物主义，坚持辩证法，坚持站在各民族实践文化的基础之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及其后期，站在最先进的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所创立的哲学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科学发展和人类历史经验包括以往人们在哲学思想上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和概括，并在后来的社会实践中被证明是正确的。这些基本观点包括：辩证而又唯物的世界观、方法论；辩证而又唯物的认识论；辩证而又唯物的历史观等等。所以它是科学的，是符合时代前进的潮流的。

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了解了马克思恩格斯主义哲学的一些基本观点，原则，我想我们最关心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的帮助，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结合。

马克思主义是在十月革命之后传入中国的，梁启超是第一个带我们认识马克思主义的人，马克思主义在传入中国以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经必须反对这样一种错误观点，即认为中国的国情是如此的“特殊”，以致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社会主义理论是完全不适用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科学分析证明，这种“中国特殊论”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主义能够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指导 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但是，中国的国情又的确有自己的特点。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观察中国历史和现实时，必须充分注意这种特点，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生根，才能正确地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也才能彻底驳倒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合乎中国国情的论调。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第一次飞跃。为了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正确地指导中国革命事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曾经在党内坚决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公式化的教条主义。30年代初，此种教条主义使中国革命遭受了巨大挫折。为了从哲学的高度克服教条主义，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毛泽东带头研究哲学，写下了诸如《实践论》、《矛盾论》等一系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杰出著作。他把对教条主义的批判特别地提升到哲学方法论、认识论的高度。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不仅使我们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完全胜利，在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且党在这个过程中也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大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的第二次飞跃。中国革命胜利后，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是否仍然要考虑到中国的具体国情、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特点？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做出了艰苦的探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沉痛的历史教训。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重大损失的“左”倾思潮，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顾中国的具体国情，从某种“本本”出发，从抽象的公式、概念出发，超阶段地提出建设所谓“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的主张。为了克服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教条主义，邓小平积极支持并引导了1978年在全国范围内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他特别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结合，使我们党不仅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而且形成了第二大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的第三次飞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坚持，又不拘泥于个别的论断，反映了世纪之交和21世纪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以其创新性的贡献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三次飞跃。指导了我们应该怎么样建设党，怎么样使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体现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伟大创新，必将指导我们继续努力开阔，为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国特色主义新中国努力奋斗。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的第四次飞跃。科学发展观体现了马克

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把人民群众作为推动发展的主体和基本力量，同时把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作为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地位、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思想，体现了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性质和宗旨。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发展和协调发展，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之间普遍联系、辩证统一的基本原则。科学发展观强调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强调可持续发展，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实现经济发展与资源、人口、环境相协调，体现了一种具有时代特征的科学自然观。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为首的第四代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继承，适应了新时期发展的要求。

邓佳瑾

14环艺一班

第五篇：读《智能主义》有感

读《智能主义》有感

李宏嘉

我喜欢在节假日在错峰出行，比如大清早去星巴克喝咖啡，下午17点去健身房，都是避开高峰期出行，这样的感觉很是美好。

昨日在海岸城，一杯茶，一本书，一个人，一个上午。

看完周总的《智能主义》有感，略写感受如下：

每一个人对智能主义的定义不一样，在国外，称之为人工智能时代，在中国，K2幕僚称之为心时代，说法不一样，但是描述的未来特征是相近的，这是一个大趋势，大家都认为是正确的方向。

个人和企业都是环境的产物，无法抛开时空来谈，个人及企业的转型升级，毫无疑问需要基于未来。

1、未来的机器人，或者各种人工智能，都在试图替代人的某一部分功能，使得这部分功能更耐用，人更轻松，更懒，懒，从而想出解决办法，是一切科技进步的原因。因此对于未来的判断和分析，可以通过研究人来研究未来的商业，所有的商业都是基于人而出发的，各种工具的发明创造，都是为了提高人的体验而生产的。包括语音识别，大数据，感知系统等，都在模仿人的生理结构而设计。

2、在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设备连上网络，一切没有连上网络的设备，人们都会认为它是坏掉的。而那个时候变会产生大量的数据，于是，基于数据之上又会产生各种商业，数据，物联网，互联网。这个土壤，必将会加快各种新物种的诞生，也就是各种行业异类的诞生，而且这种变化越来越快。

3、未来的世界是软硬结合为一体，硬件是接触人类，软件是收集数据，这两者相辅相成。软件是让人们更快的了解世界，硬件是让人们更好的体验生活。科技是来源于生活，又优化于生活，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多的便利。

4、对于未来的趋势，周总给创业者的建议是

（1）、做巨头在今天还看不懂、看不清的事，相反，如果巨头能够看得懂，看得清，那么它一定会重金投入，这样创业企业基本没有机会。

（2）、你要想办法比巨头跑得更快

（3）、你要在做法上跟它完全反着来。

在我看来，对此创业者要做的是，第一、预判趋势，比巨头看得更准，这背后不是胡乱的猜测，而是基于商业哲学推演出来的，更不是在书籍上或者社交媒体上查到。

第二、抢占先机，比巨头看得远，看得准，还要比巨头领先一步，快半步，在底下做好耕耘，打好基础。如同一棵大树，先让地下根系发达起来，地下根系发达，才有可能长成大树。

第三，至少是模式上创新，不能够是单点创新或者单一模块创新（这些都是低纬度的创新，无法形成有效的竞争壁垒），到了人工智能时代，企业的竞争维度越来越要求在高纬度上竞争，在低纬度上竞争，根本没有机会。如果只是在单点上创新，或者单一模块创新，是不足以建立壁垒。如同一个人，你只是在一只脚上做改进，哪怕把腿变成轮子，但是你的心脏、基因、另外的一只脚等等相关联的模块没有同步改进，只能一时领先，不能步步领先。

5、对于创新的理解，我所思考的是，首先基于什么重组商业元素。这个世界都是各种元素由于不同排序组合而成，说到底就是碳氧氢等元素，那么商业上的各种技术元素也是如此，那么基于什么重组商业元素的，我认为是基于对人性的深挖，不仅仅是显性需求，还要再深挖一层到隐形需求，更要深挖到核心需求。由此才能开始商业的设计，也就是创新。其次，利用什么新技术呢，就是利用当下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新技术，把各种新技术来基于人性的需求进行重组，从而形成新的模式，新的产品。苹果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例子。

6、周总在书中提到，做产品，必须落脚在“刚需、痛点、高频”这六个字上，我表示认同。同时，我也有另一层的理解，做好这三点，仅仅是做产品的基础，但是很多创业项目的产品没有满足，却把时间、金钱和人才投进去，我是亲眼见过这样的团队，围绕伪需求在创业而不知。我的看法是好产品，做好“刚需、痛点、高频”这个基础之上，还需要做产品的爽点，最高是做到产品的尖叫点。让用户看到你的产品就会脑残，尖叫。“刚需、痛点、高频”只是解决产品功能性的部分，爽点是体现产品体验性的部分，这两者是有层次和先后顺序的。

7、作为产品经理，如果你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把自己当做一个抱怨的用户，处处留心，然后把它在上升一个层次——抱怨完了之后，想想为什么会抱怨，该怎么改善，这个过程就是训练自己明确用户体验的过程。事实上，很多产品的灵感都来自产品之外，很多产品的机会都来自抱怨。对于生活中，如果有抱怨，那么再进一层，想着解决，这样来训练自己的用户体验能力也不失为一个转变观念的好办法，何乐而不为呢。

8、在书中，看到一个词，收购和投资。谈的是谷歌通过收购NEST来切入智能家居。对此思考投资和收购的区别，简单来说投资是不参与经营管理，收购是参与经营管理。让我想到微信和腾讯的关系，若是当年腾讯是参与微信经营管理，还有微信吗？会不会变成另外一个版本的手机QQ?由此可见，对于布局下一个时代，多个别人机会，多生“孩子”,把自己的核心优势提炼出来，然后找“母体”来孵化，从而生出一个符合时代的“儿子”出来，若是腾讯没有微信这个儿子，估计今天就如同马总所说“倒下的巨人，身体还是暖的”.9、对于判断一个事情能不能做成，能否做成功，很多人是根据市值、市场规模、收入规模这些外在的指标来衡量。我和周总的判断趋同，看这个产品、这个事情，是看用户需求，看其产生的价值，最后能够改变多少人的生活，是带着人类往天使的一面走，还是引导人类往魔鬼的一面走。

10、做产品最大的问题不是体验不好，体验不好可以改，最大的问题是伪需求。这是最致命的。找不到真需求而开展后期的一切商业活动，都是劳民伤财，徒劳无功，只是一种自嗨而已。所以判断一个产品是不是刚需特别简单，就是反问自己：如果没有它会怎么样？生活是不是没办法继续下去了？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自然就是刚需。事实上，很多产品和构想，要么不是刚需，要么解决的不是痛点，要么就是用户没有需求，这些其实都是伪需求。

11、对于市场的竞争，其实是一个零和游戏，市场只有100%的份额，谁多了，谁自然就会少，以前还可以说是2080法则，但是时至今日，这个法则已经不适用，现在对商业是1:99法则，商业只有第一，没有第二。你用了微信，你就不会再用来往，无论来往投多少钱和资源来死拼都没用。面对100%市场份额，不断有创新者进入这个零和市场，BAT也一样面临，无一例外，这也是创业者的机会。时代在变，他们不可能永远存在，总会被创新者给改变的，但是谁能够成为改变他们的那个，这就需要更高纬度的商业设计。而不是和他们在同一个时空维度上进行竞争。应该是高维设计，降维竞争。这就是很多维度低的企业，不断被看不懂的同行超越的根本原因。

12、互联网的颠覆力来自于链接，这是未来的商业必备基本要求，（1）、链接越多，越值钱。这包含两层意思，如何让自己的产品链接到网路，如何让自己的产品和其他更多东西链接在一起。（2）、链接的层次，随着时代的变化，从原来的链接硬件，到链接软件、链接网站、链接APP、链接硬件软件、链接大数据、最后人机互联合体，我认为这是链接的一个发展趋势。当然这只是外在的链接表现。人性需求的内在链接，在这里就先不谈。

13、传统企业面临的危与机。书中推荐三种方式：（1）、跟互联网企业合作，（2）、内部孵化，（3）、走出去多做投资。

在转型上，传统企业可以秉承一个最基本的方法论，就是先问自己一个问题——你能不能做一些对用户有意义的事情，能不能跟用户直接建立联系。这种直接联系比企业今天赚多少钱都重要，因为企业只有和用户建立这种直接、紧密的关系，未来才有挣钱和生存的机会。换言之，京东和一家传统企业都是亏损的，为什么京东亏损却上市了，一家亏损的传统企业却无人问津。京东和用户更值钱，哪怕当下不赚钱也有资本投的原因。未来离用户越近、于用户黏性越高的企业就越有价值。传统企业转型升级围绕这点来思考就不会错。

14、这个时代创业，如果是把别人作过的事换一种方式重新做，这跟简单模仿、复制别人的产品和服务不同。当下，有太多的人习惯或者想要复制别人，传统企业很多是在模仿和复制中过来的，但是时至今日，中国已经没有对象可以抄了，逼迫着整个中国的商业环境，都必须走到创新这个阶段，从0到1,一定要从0到1,做未来的事情，在过去的时代，抄袭和复制还可以成功的话，在当下和未来，这个做法已经失效。模仿和抄袭看似最简单，也最容易成功，但实际上，成功的概率也最低。抄袭别人成功的经验，往往就是一个最大的伪命题。成功无法复制！复制一个微信出来看看，复制一个苹果才出来看看？企业的成功都是时代的产物。唯有提前预判趋势，用一个套更高维度的商业哲学来设计商业，才有机会整合到这个时代最好的资源（智囊、人才、资金）来一起合作，提前布局下一个时代，从而实现弯道超车，换言之，不要再这个时代和巨头竞争，这个时代已没有机会，而要在下一个时代竞争。

感谢周总给我带来的这些思考。

写于2017年4月4日清晨7:30

清晨的阳光照在脸上，很是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