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至2013年我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主题分析

第一篇：2011年至2013年我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主题分析

【摘要】本文选取《新闻与传播》为研究对象，统计了2011年至2013年三年《新闻与传播》全文转载的新闻传播类 论文共519篇，研究目的是通过将每年的论文研究领域、研究主题、作者和原文出处进行统计和分析，并作出年度对比，对三年来该刊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作出比 较准确的统计，并对统计数据进行定性分析，勾勒新闻学与传播学整体研究情况；在此基础上，对研究主题进行统计和分析，显示新闻学与传播学内部研究热点和研 究趋势的变化。

【关键词】新闻与传播；全文转载论文；研究领域；研究主题

一、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新闻与传播》是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编辑出版的文摘类刊物，月刊。该编辑部通过对全国主要新闻学、传播学专业期刊和学报进行精心筛选，选择已发表论 文进行全文转载，是新闻传播学界的权威性刊物。通过对该刊被全文转载论文的研究，能够比较全面地把握当前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总体情况和研究热点。本文选取 2011年至2013年被全文转载论文作为研究对象，其中2011年全年合计转载论文181篇，2012年175篇，2013年163篇（因出版时间关 系，本文未统计第12期），三年合计519篇。

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利用统计工具，将所有论文进行编码统计，在统计数据基础上进行定性分析。具体研究方法是将所有论文根据其研究领域和研究主题二级编 码，研究领域编码主要参考刘自雄对2012年新闻传播学论文的研究[1]，将研究领域划分为14个类型，分别为中外新闻传播史、新闻理论、新闻业务、传媒 经济、传播学、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舆论学、广播电视、网络传播、新媒体（不包括微博）、微博、广告学、新闻传播教育和其他。首先需要说明，由于目前新 闻传播学交叉研究和跨学科研究比较普遍，在研究领域编码过程中，实际存在着编码误差。研究领域的14个类型之间也有交叉，但这样编码能够比较清晰地勾勒出 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整体研究情况。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对研究主题进行统计和分析，显示新闻学与传播学内部研究热点和研究趋势的变化。

本文具体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显示当年被全文转载论文选题领域和研究主题；二是通过年度统计数据的对比，描述每年被转载论文选题领域和研究主题的变化；三是统计高比例被转载的论文作者和原文出处，以此形成一个观察当前学术期刊和研究者的小窗口。

二、2011年被全文转载论文研究范围和研究主题分析

《新闻与传播》2011年被全文转载论文（以下简称论文）181篇。分布在中外新闻传播史、新闻理论、新闻业务、传媒经济、传播学、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舆论学、广播电视、网络传播、新媒体、微博、广告学、新闻传播教育等14个领域，布局如图1。

在这14个传播领域中，中外新闻传播史论文11篇，其中研究民国时期新闻史的占8篇，比重非常高，这和近年来史学研究的民国热有直接关系。

新闻理论论文39篇，研究主题涉及新闻理论研究的几乎所有领域，包括从建构论角度重新定义新闻为“现实权力关系新近变动的建构性呈现”[2]。新闻传播法 的研究论文共10篇，学者讨论了媒体传播权[3]、记者采访权、媒体防卫性权力在媒介审判中的异化[4] 以及传媒法和诽谤案件改革等话题，显示了新闻法治的急迫性和复杂性，对于媒体性质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传媒公共性”问题上，对于媒体功能的讨论集中在媒体舆 论监督和媒体能否促进民主的问题上。有学者认为，我国应该建立政府、媒体和公众三方信息公开测评体系，改变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指数的“自我评价”[5]。媒 体与权力的研究主题包括泰国政府对本国媒体的控制[6]，以及欧美学者对新媒体与权力关系的理论探讨。

新闻学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新闻业务领域的研究论文较多[7]，但2011年被全文转载新闻业务领域的论文较少，只有9篇，其中有3位学者研究《世界新闻 报》“窃听门”事件，这3篇论文比较趋同的特征是理性较强，探讨了新闻业与市场、新闻业与政府的关系[8]；环境新闻研究论文2篇；如何治理媒介“乱象” 的论文3篇。新闻业务研究论文基本向新闻理论研究方向延伸，狭义的采写编评摄的新闻业务研究论文没有被转载。

2010年国务院发布了《推进三网融合的整体方案》，明确了国家政策导向，媒介融合和三网融合的讨论比较热烈。经统计，2011年传媒经济论文18篇，其 中传媒体制改革的论文7篇，媒介经营管理的论文11篇，都是在媒介融合和三网融合背景下展开的，其中写报业转型的论文有1篇。本文把广电媒介经济的论文归 类到广播电视领域，那么实际上传媒经济研究论文已接近30篇。

传播学论文16篇，总体反映了传播学研究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特点。传播学研究不断突破经典传播学的理论范畴，提出了新的理论假设，引起西方传播学新的研究成 果，如研究者提出大众传媒的“期望设置”功能[9]，媒介正义论[10]、媒介尺度论[11]讨论了传播本土性和全球性之间的关系。传播学基础研究6篇论 文多是从传播学学科建制、传播学研究范式、传播学本土化等角度成文。舆论学论文4篇，主要讨论了舆论引导体系构建、公民言论空间和谣言的社会学解读。另外，研究“网络舆论”的论文有8篇，说明舆论学研究的重心已转向网络舆 论。本文将其归类到网络传播统计当中，包括网络舆情、网络舆论事件、网络舆论监督、网络舆论引导和网络谣言传播机制。网络传播论文共21篇，研究主题除网 络舆论外，还有网络治理、网络信息秩序、网络新闻评论、网络问政、网络水军、网络群体事件、网络公关、网络传播特征等主题。

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14篇，多是讨论中国国家形象传播问题；广播电视研究论文共26篇，研究广播的论文只有3篇；研究电视“公共性”或公共电视的4篇，其他多是研究广电体制改革、节目创新和收视率等问题。

新媒体研究（不包括微博）论文5篇，其中有3篇讨论新媒体新闻生产和产业格局，1篇反思“全媒体”，1篇提出数据库成为消费社会的“超级全景监狱” [12]。微博研究论文4篇，主要从网络传播学出发讨论了微博的社会功能。广告学论文11篇、新闻传播教育论文3篇，主要讨论新闻传播教育改革问题。

三、2012年被全文转载论文研究领域和研究主题分析

经统计，2012年被全文转载论文研究领域格局如图2，包括中外新闻传播史、新闻理论、新闻业务、传媒经济、传播学、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舆论学、广播电视、网络传播、新媒体、微博、广告学、新闻传播教育和其他。

2012年中外新闻史研究论文共12篇，研究主题比较分散，其中中国新闻史研究论文10篇，外国新闻史研究论文2篇，潘祥辉反驳苏联解体的“舆论失控说” [13]，卢家银比较了第二国际到第三国际时期的新闻自由理念[14]。中国新闻史研究包括孙中山新闻思想、晚清传媒公共性、林语堂新闻舆论改良观、五四 时期湖南报刊考察等；黄旦提出中国近代报刊认知起源于“媒介就是知识”[15]。另外，有学者考证了宋代谣言传播的政治风险控制[16]；李彬和张垒回顾 了新世纪十年新闻史，陈娟考证了中国农村报纸变迁。

新闻理论研究论文共27篇，研究主题分布在职业操守、国际新闻研究、新闻文化、另类媒体研究、媒介意识形态、市场新闻业、新闻娱乐化、新闻与民主、政府转型、新闻自由、媒体功能、新闻传播法等方面。

在新闻与民主研究上，学界继续了对迈克尔?舒德森新闻民主思想的介绍。不同研究者通过对李普曼和舒德森新闻与民主思想的对比[17]以及凯瑞和舒德森新闻 与民主思想的对比[18]，形成了学者之间的思想对话。在政府转型研究中，童兵指出舆论监督推进的前提是政府政治改革[19]，喻国明则从社会化媒体崛起 背景出发谈到政治转型问题[20]。新闻传播法论文共10篇，其中关于隐私权保护的论文就有5篇。其他研究主题包括美国诽谤法介绍[21]、记者拒证权 [22]、虚假新闻的法律责任和媒体公权利的研究。

新闻业务研究论文9篇，关于中国新闻奖和普利策新闻奖的研究论文有5篇，其他4篇研究主题分别是中国内参的独特机制[23]、“走转改”[24]和《新闻联播》的话语建构与新闻价值[25]，新媒体时代新闻编辑的变化[26]。

传媒经济论文14篇，其中7篇论文探讨了纸媒转型问题，研究主题还包括传媒集团上市问题、传媒企业转制问题。还有研究者提出，传统媒体要打破思想误区，不 能停步于“融合”，而应该积极“转型”[27]。陈映和董天策评析了西方媒介多元化政策的价值、制度与操作逻辑[28]。

广播电视论文共33篇，专门研究广播的论文4篇，广电媒体传媒经济研究论文10篇，讨论广电媒体“公共性”的论文6篇，研究具体节目或频道的业务论文4篇，研究电视节目评估体系的论文4篇，广播电视理论研究论文3篇，另有2篇论文讨论了“限娱令”对卫视的影响。

传播学研究论文17篇，研究主题包括传播学研究方法、传播学研究现状、媒介文化、媒介效果研究、媒体表现研究、新闻真实性、信息经济学、灾难传播、危机传播、媒介批评、政治传播、传播学基础研究等方面。

刘海龙认为，中国的媒介表现研究评估指标应该包括三个层次：专业、多元和秩序[29]。沈正赋从信息论的角度研究“新闻真实性”[30]，潘祥辉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了传播失灵、政府失灵及市场失灵的三角关系[31]。

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论文14篇，其中讨论中国对外传播中政府形象构建、中国媒体“走出去”等研究主题的论文9篇，介绍英国和美国媒体对外传播的论文3篇，还有1篇分析了2010年全球媒体上中国形象的构建问题。

舆论学研究论文6篇，社会转型期舆论的形成与传播机制、舆论传播载体、舆论引导机制是主要舆论学论文的研究主题。网络传播研究论文15篇。和2011年有所不同的是，这一年以“网络舆论”为关键词的论文很少，网络舆论研究主题更加深入，研究角度也更加多元。

新媒体研究论文共计11篇，吴旭介绍了美国危机公关领域专家对于网络社交媒体环境下出现的“类危机”[32]；彭兰指出社会化媒体、移动终端和数据是影响 新闻生产的新技术因素[33]；其他研究主题紧贴中国国情和新媒体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反映了学者对新媒体问题的密切关注。

微博研究论文共12篇。有学者强调了微博空间里知识分子应参与公共话语的表达[34]；周培源指出“微博无影灯”效应体现了微博舆论的“自净”功能，作者强调要对民间舆论场有信心，才能打通两个舆论场[35]。

2012年新闻教育论文共5篇，广告学方向没有被转载的论文。最后，本文将薛可和左雨萌合写的论文《新媒体语境下非营利组织形象评估模型构建》一文单列为其他研究主题，主要想表明研究者将传播学研究方法应用于更广泛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从而使新闻传播学研究具有更大的社会影响。

四、2013年被全文转载论文研究领域和研究主题分析

2013年《新闻与传播》全文转载论文共163篇。研究领域包括中外新闻传播史、新闻理论、新闻业务、传媒经济、传播学、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舆论学、广播电视、网络传播、新媒体、微博、广告学、新闻传播教育等，领域布局如图3。

中外新闻传播史研究领域，全文转载论文共9篇，其中研究美国新闻史的论文2篇；研究中国新闻史的论文7篇，其中研究民国史的论文4篇，另外3篇论文的研究主题是伪满时期日本对东北地区的新闻监管、抗战胜利后重庆《新华日报》和政治传播在古代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

新闻理论研究论文共19篇，报纸是否会死亡再次成为研究主题，雷启立认为传统报纸媒体的困境在于自身思想和文化的创造力不足，纸媒应该求变图新、坚持自己 之所以为之的历史和承担[36]。在媒体社会功能研究主题上，陈娜认为媒体表达应当承担多元利益制衡的使命[37]。王维佳将中西方新闻业发展历史相对 比，将新闻记者群体同历史与政治相连接，提出中国新闻业要重新认识其社会角色并创造新的新闻文化和实践[38]。新闻传播法研究主题包括新闻自律与法律监 督、舆论监督与法律公正、新闻自由与名誉权、中国新闻法治困境等话题。

2013年新闻业务研究论文8篇，纸媒如何留住读者、都市报如何提升竞争力和纸媒融合的论文有4篇，中国当代调查记者职业生涯研究论文1篇，关注“烂尾新闻”成因的论文1篇，“中新体”研究论文1篇，对国内社会冲突性议题采编流程进行分析的论文1篇。

传媒经济研究论文17篇，研究主题仍然集中在传媒体制改革和媒介融合转型问题，其中传媒体制改革的论文9篇，媒介融合和转型的论文5篇，讨论报纸“付费墙”的论文1篇，还有2篇分别是2012年传媒资本市场综述性论文和传媒业发展趋势的预测性文章。

广播电视研究论文共38篇，其中广播电视业务研究论文16篇，电视满意度研究论文2篇，收视率研究论文2篇，广电体制改革论文5篇，从媒介融合角度讨论广 电业务改革的论文9篇，卫视格局和发展前景的研究论文2篇，电视文化的研究论文1篇，2012年欧洲广播业发展的综述性文章1篇。

传播学研究论文共9篇，其中张兵娟研究了《中国好声音》节目中的情感传播和媒介文化[39]；齐爱军和洪浚浩从新闻专业主义、媒介间议程设置、传播政治经济学和多元公共领域四个视角对西方有关主流媒体研究的相关理论做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和评析[40]。

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研究论文共18篇，其中“国家形象”研究论文6篇，中国国际传播力和传播“软实力”的研究论文6篇，2012年国际传播研究综述论文 1篇。另外，胡泳构建了互联网传播效果研究的三个维度：认知维度、态度维度和行为维度[41]；关世杰通过五国“中国文化印象调查”数据，提出了共享价值 观(shared values)和共享性中华核心价值观(shared Chinese core values)的概念[42]；王异虹通过对德、美、英三国主流媒体报道的分析，指出中国应将科学传播作为对外传播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43]；李良荣和 刘畅从知识社会学角度分析了西方主流媒体对“阿拉伯之春”和“占领华尔街”社会运动的媒体构建，从而指出西方新闻生产的逻辑和内在规则[44]。

2013年舆论学研究论文4篇，网络传播研究论文8篇，其中网络舆论的研究论文2篇，网络法治问题的研究论文4篇，网络群体传播的研究论文1篇。苏颍基于中国政治文明发展进程讨论了互联网公共讨论的多元共识[45]；许莹分析了网络反向社会情绪的传导机制[46]。

新媒体研究论文24篇，其中论文题目中含“大数据”关键词的论文6篇，在这6篇论文中，关注大数据与传统新闻业关系的论文4篇。总体来看，新媒体研究论文 研究主题比较分散，涉及新媒体经济、新媒体法治、新闻专业主义、传播学、新媒体舆情、政府危机管理、新媒体谣言、数字传播业、移动大趋势等多个话题。

微博研究论文6篇，其中微博舆论研究的论文3篇，其余3篇涉及的研究主题有媒体微博、热点事件的微博传播机制和微博与微观政治。广告学研究论文3篇，研究主题分别为广告摄影的法律及伦理问题研究、美国新媒体广告规制研究和中国媒介产业特征对广告业的影响。

五、2011年至2013年论文研究领域与研究主题对比分析

从数量对比来看，三年来新闻理论、狭义传播学和网络传播研究论文数量减少，新媒体研究论文逐年增多，微博研究论文呈现波动变化，广告学论文波动较大；广播 电视研究持续增长，需要注意的是，在广播电视研究论文中，每年都有广电传媒改革、收视率和传媒经济的研究论文，一般在5至10篇左右，因此传媒经济研究论 文一直保持着稳定增长的趋势，是三年来的研究重点之一。

从研究主题来看，新闻理论研究中新闻传播法研究一直是研究重点；新闻专业主义、新闻自由、公共新闻和公民新闻是一个持续性话题；多位学者在新闻与民主、新 闻与权力、新闻与社会研究中不断吸收和反思当代西方新闻传播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理论，对中国新闻媒体的性质、功能和定位进行思考。政府信息公开、政治转型 问题在新闻理论研究中也有所体现。传播学研究论文持续性研究主题包括媒介批评、政治传播和风险传播（危机传播）。在本文统计中，传播学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传播学理论研究活跃度高，不断有学者引入新的传播理论和推进旧理论的新发展。

网络传播论文持续性研究主题主要是网络舆论，以及网络舆论传播所引发的网络问政、网络反腐、网络治理、网络信息秩序、网络公关、网络把关、网络水军等话 题。三年来该主题研究逐渐从现象研究发展到规范研究和文化研究，如网络法治问题、网络表达多元共识和网络民粹主义的分析等。

新媒体领域研究主题总体比较分散，即使是大数据研究，也涉及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多个领域，宏观研究居多。微博研究的波动变化同微博产品周期和政治因素相关。这些变化反映了新媒体传播对新闻传播业以及整个社会系统产生了整体性影响，学界积极地捕捉到了这些变化，但微观研究、理论研究和预测性研究亟须深入。

2011年至2013年是中国“十二五”规划实施的前三年，《新闻与传播》全文转载论文基本反映了国家重大政策的调整和实施情况，如推进中国新闻法治进 程、推进传媒体制改革、中国国家形象传播和加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竞争等重大选题呈现稳定增长的趋势，其研究深度不断推进，研究主题不断细化。（段卉为黑龙江 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乔兰为中国传媒大学社会服务与发展办助理研究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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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2009年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范文

2009年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

陈力丹

[提要] 本文对2009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做了简要的梳理。划分为新闻理论、新闻史、传播理论和传播实务研究四部分。文章认为，这年虽然中国社会群体性事件和网络热门话题频出，但就新闻传播学研究而言，除了对各种新发生的社会传播现象进行即时的分析外，学术研究层面倒是较为平静的一年。[关键词] 新闻传播学 新闻理论 新闻史 传播理论 传播实务

2009年国内群体性事件和网络热门话题频出，但就新闻传播学研究而言，除了对各种新发生的社会传播现象进行即时的分析外，学术研究层面倒是较为平静的一年。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新闻传播学界在对本学科60年进行的回顾中，一些历史理论得到了梳理。

新闻理论研究

胡锦涛10.9世界媒体峰会致辞。这年10月9－10日，由新华社、新闻集团、美联社、BBC等世界九大媒体集团主办、170多家世界顶级传媒领导人参加的世界媒体峰会在北京举行，这是2009年世界新闻传播业的大事，胡锦涛到会致辞，提出承担社会责任，“遵守新闻从业基本准则”。这个致辞受到我国新闻传播学界的关注。研究者认为，我国现在相当多的媒体领导人，关于媒体的理念尚停留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计划经济的时代。胡锦涛的致辞表明，我国最高领导层关于媒体观念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在具体岗位上的媒体工作者，观念上需要与时俱进，把握共同的新闻从业理念，具备全球传播的意识。[1]

建国60年新闻理论回顾。这年相当多的新闻传播学刊物设置了60年回顾专栏，这些专栏把人们带回到以往，引发了对一些问题的再思考。有的研究者认为，新中国“后30年中国新闻业发生意义深远、成果显著的巨大变化，其根本性的变化是从前30年的宣传本位向后30年的新闻本位转变”。《青年记者》特别为此开展关键词论证，选择真实性、公信力、市场化、服务性、职业化、网络化、消逝的风景（对纸媒技术的怀旧）七个大关键词，每个关键词之下还有共计96个小关键词，构成一幅历史回顾的特殊图景。[2]有的研究者指出，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市场化生存的党报在从事新闻生产时，同时受到宣传逻辑、新闻逻辑和市场逻辑的制约。作者认为，应以新闻逻辑为中心协调三重逻辑。[3]

历史回顾中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即“我国传媒的性质”被重新提上议程。前30年，不言而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甚至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实行全面专政的工具。1978年我国传媒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有的研究者认为，此后中国传媒的这种性质使得传媒从单一地对党政机关负责，衍变为同时要处理政府、公众（市场）两方面的关系，进而时刻处于意识形态主体与市场主体双重身份的矛盾中。现在传媒要专业化，只有当政府、公众、传媒之间形成一种相互宽容的关系的时候，传媒或许可以寻找到建构新闻专业主义的契机，进而忠实地履行其社会责任。这就需要：“⑴政府放松对媒体的管制，但媒体自觉服从政府利益，并从政府取得一定的利益„„；⑵公众不再是作为主要市场而对媒体形成经济压力，媒体履行公共服务的职能，并能从公众取得一定的利益回报；⑶有一种机制保证公众和政府对媒体的监管。”[4]不过，作者对自己给出的方案本身缺乏信心。

回顾中涉及到1953年因广西《宜山农民报》事件而确立“党报不能批评同级党委”的那段历史。有的研究者进一步梳理了1977－1998年间我国主流媒体《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南方日报》、《中国青年报》、《西藏日报》以及深圳蛇口工业区党委机关报《蛇口通讯》批评同级党委的数起事实，指出：“党报批评同级党委，除‘文革’时期外，效果一般来说是积极的。笔者认为，就目前从我国舆论监督的现状和政治文明建设的发展来说，继续实行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的禁令，蔽大于利，已不适应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的需要，而且目前已具备取消这个禁令的条件。”[5]

中国新闻学“黄昏”与“辉煌”之争。这年《现代传播》3期发表文章《走入黄昏的中国新闻学——30年中国新闻学的回望与反思》，认为新闻学本位模糊，论著中逻辑混乱和不严密较多，范式建构上存在明显缺失，用经验性总结的术理取代基于逻辑推导的学理。作者认为文章标题决不是危言耸听的惊人之声，而是为中国新闻学前途担忧的肺腑之音。该刊6期发表了争辩文章《迈向辉煌的中国新闻学》，肯定了前文中的有益成分，对不能苟同的观点做了反驳。作者写道：“纵使今后发展的道路上还会有荆棘，有坎坷，有困难，有曲折，但我相信，有国家的支持、人民的信赖、学界的努力和业界的配合，中国新闻学就绝不会是‘走入黄昏’的‘夕阳’，而是会像穿越朝霞喷薄而出的旭日一样，充满活力，光芒四射，就一定会挣脱各种非学术因素的羁绊、束缚和干扰，祛除自身的弱点、缺点和不足，永远向着光明前进，朝着辉煌迈进。”[6]

新闻真实与客观性。这年《新闻记者》每年首期开设的“×年十大假新闻”专栏8年了。2002年，该刊开辟这个专栏本来只是一次性的栏目策划，不料此后全国各种揭发假新闻的材料涌向该刊编辑部，于是栏目连续办了8年。栏目按语就此写道：“整整八年，却尚未看到胜利的曙光。可见新闻打假之难！这是八年前我们不曾想到的。„„如今反思，我们过于善良，高估了媒体人的自律力；我们过于天真，低估了假新闻的生命力。现在方知，因为毒草的孽生，离不开合适的土壤，光拔草而不除根基，必定如春韭，割了一茬又一茬。看来，这场持久战恐怕远无停战之日。”编辑部为此留下一文，对现在关于假新闻的“标准”提出五大困惑：⑴没有主观故意，也不是凭空捏造，即使严重失实，不能判定是假新闻。⑵只要产生良好效果，造假可以容忍。⑶“本报系转载”，故新闻之假与我无关。⑷重大题材的新闻照片PS司空见惯，算不得假新闻。⑸商业炒作不算假新闻。该文最后提问：“我们的新闻打假还有必要坚持下去吗？”[7]

北京一中院曾在2008年终审驳回河北晋州某棉织厂对央视“每周质量报告”名誉权侵害的控告，认定生产者应容忍对其做出的苛刻批评。这一具有标志意义的判例，使宽容新闻失实获得了法律生存空间。2009年，新闻学界对此类认识提出批评。一位研究者指出：“法律责任同道义责任是不同的两个概念。法律是道义的最低标准，道义是法律的最高目标。任何媒介、任何新闻工作者，都不能仅仅满足于自己的行为不违法，而应有更高的行为标准。即使新闻媒介或记者对于某些一般过失造成的轻微失实可以不承担法律责任，也决不意味着可以心安理得、若无其事了。从道义上说，在新闻必须真实的问题上，不存在宽容的余地。”[8]另一位研究者也指出：“任何虚假新闻，不管是负面报道，还是正面报道，只要是谎言，都足以造成人们的认识错误，产生误导。„„树立起对失实‘零容忍’的态度与机制”。[9]

在传媒与司法的关系中，新闻事实遭遇到法律真实的挑战。这年的研究中有数篇文章涉及这个话题。研究者认为，新闻报道事实≠法律真实。记者不是司法人员，不可能运用法律手段获得确凿的证据；即使是事实，未必能够被证明，而法律要求事实必须有明确的证据。现在关于这类情形的司法解释，提出“基本属实”和“没有侮辱内容”两条，即考虑到传媒的工作特征。因而，传媒报道一般新闻，可以按照日常生活中对事实的理解办，对涉及他人名誉的新闻，则需要采用普通人原则（不要以法官的姿态评判事实）、平衡原则（兼顾各方，不要偏听偏信）和证据原则（保存采访笔记和音像）。[10]

这年还发表了多篇关于新闻客观性的文章。有的研究者在研究客观性的生成逻辑与危机时指出，改革开放后中国媒体广泛接受了客观性原则，就自身的考量而言，这是对长期以来浓重倾向性的中和，预示着新闻专业主义的萌动和构建高可信度行业形象的努力，也是为了适应市场化运作的机制，追求更大的经济效益，同时体现了媒体适应开放与多样的信息环境的努力。然而，媒体的选择只是达成客观性的外显方式，权力话语对客观性的寻租才是维系客观性神话的根本。不论新闻话题是民生还是国际争纷，从政治、经济“名人”到学术“明星”，均以公益、客观掩盖了运作中的倾向选择与功利目的。政治、经济和知识的权力愈来愈呈现出合租客观性的倾向。尽管如此，客观性作为新闻业成熟与专业的象征，其建构与维系的历史过程清晰地揭示了多方力量的较量与平衡。维系这种平衡也就是维系客观性神话的历史性选择与现实的合理性。[11]

表达自由。藉由近年网络引发的若干事件，表达自由再度成为这年学界关注的焦点。有的研究者们认为，言论自由意味着说错话的自由。动辄“因言获罪”不是民主与法治社会的正常现象，慎防“因言获罪”才符合我国建设民主法治社会的潮流。对言论应尽可能宽容，尤其是涉及公权力机构及其官员的言论，这对我国权力机制的健康运转至关重要。在比较了中国和各国最近年来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法规之后，有的研究者指出，关于信息法律的关系中，政府和媒介之间不应该是科层关系，而是信息交互式传播中的平等关系。“自由传播为原则，限制传播为例外”的基本原则赋予了媒介和公民以自由传播的权利，一方面，自由传播权利作为表达权的衍生，是公民与生俱来的一项基本人权；另一方面，法律应该明确界定与保障媒介作为信息传播主体的自由传播权利，将它作为一项法定的职业权利。政府对媒介的管理“除非确有必要且与实际情况相称”，否则不应该对其传播活动做任何限制。[12]

对于西方新闻自由历史发展和逻辑，这年亦有几篇文章涉及。有的研究者认为，西方新闻自由经历了从理性自由到制度性自由，以及知情权理论对新闻自由涵义的扩展两个主要阶段。在历史的发展中，它也遇到了多重的自由悖论：制度逻辑内化国家意识形态、市场逻辑体现商业利益、文化逻辑主导新闻意义的产生，表述逻辑显现理论预设。[13]另一位研究者分析了英国出版自由理论的历史，认为英国数百年的市场导向带来的只是这样的结果：市场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显然步步为营地建构起一个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为主流意见的报业体系，谁想在这一体系内生存和发展，谁就必须遵循市场的或者说媒体大亨为主建立的规则。[14]

新闻道德与法治。这年关于新闻职业道德和微观新闻法治研究仍然相对多，关于新闻道德的纯理论文章有若干篇，还有一些分析国外这方面问题的文章。[15]有的研究者发现，2002年以后，我国传媒的各种失范文章（假新闻、有偿新闻、侵权新闻等等）逐年上升，从世纪之交占发表文章总数的百分之三点几，上升到2007年的5.02％，因而我国目前处于新闻失范行为高发期。这种情形与资本进入传媒、传媒间竞争加剧、报业广告利润持续下滑等社会转型期条件下传媒机制的变化密切相关。新闻失范属于社会失范的范畴，新闻工作者中拜金主义的上升、角色的失调、价值观面临的冲突、行为无所适从等等，促成了目前的状态。[16] 新闻道德与法律有差别但也紧密相连。与媒体管理者高度重视“舆论导向”相比，记者采访和参加新闻发布会收红包（“车马费”），常被视为“算不了什么”。针对这种情形，有的研究者指出，根据《广告法》第13条，记者即使在非勒索的情况下接受金钱，也是违法行为，而不应以职业道德问题加以淡化；然而《广告法》却是“一部几乎被闲置的法律”。从收红包到封口费，如果仍在道德的范畴内寻求解决之道，既反映了对认识问题严重程度和定性的偏差，也无从达到整肃的基本目的。[17]

就像《广告法》被忽视一样，我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也被传媒忽视。研究者随意抽出连续六天的《新京报》（一份被视为精英型的大众报纸）涉及未成年人的17篇报道，发现其中未成年人的形象75％是负面的，只有5篇对未成年人做了采访。英国“13岁少年爸爸”的新闻，我国几百家报纸图文并茂地加以重点报道，而在英国法院禁止报道后，没有一家报纸公开检讨自己的处置不当。文章指出：并非不能报道未成年人，问题在于尊重未成年人的隐私权，给予他们话语权，要有保护未成年合法权益的观念，报道中寻求公众兴趣、新闻价值与未成年保护之间的平衡点。[18]

以往关于新闻工作者权利的文章，几乎全部是为记者声张权利。这年的一篇文章提醒人们注意，中国记者的“权利”优遇仍然带有“权力”色彩。研究者指出，我国的法律并没有赋予记者任何特权，这是当代社会的法治通例。但在中国，记者享受到某些制度性、组织性的优遇，例如记者可以到重点旅客窗口优先购票，持有记者证可以得到主管方面的物质和人力的支持，还有由行政规章或省级党委宣传部赋予的约定采访权、特许采访权等等。但要注意，这些权利都是有附加义务的，新闻人所享受到的优遇或关照，必须克减与此相关的公民的某些自由权利。例如，新闻人作为公民可以表达的很多内容，往往不能或不被允许在其供职的媒体上表达。新闻人必须缩减个人的表达自由，方能获享新闻人的职业优遇。[19]

这年关于新闻工作者权利的话题中，还有涉及记者“合理怀疑”原则的。此前这个概念曾出现在深圳的一个地方性行政规章草案里，通过该规章时这个概念被删除。在涉及传媒报道司法的时候，这个问题再次被提出，因为新媒体环境下传统媒体面临着两难：一方面，媒体不能对网络中的民意诉求熟视无睹，在媒体竞争中落后，错失舆论监督的良机，另一方面，媒体又不能为了抢占报道先机，无端怀疑司法公正，盲目炒作，干扰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研究者认为，适当借用刑事诉讼法学中“合理怀疑”（reasonable doubt）原则，可以解决这个两难问题。运用它的原则是：选题阶段，只有在普通刑事案件转变为怀疑司法不公的公共事件的时候，传媒才能客观展现采访到的基本事实。这需要传媒将一般经验与法律专业经验结合起来考量。采写阶段，不能因为怜悯和同情而人为制造“司法不公”的信息。案件结束阶段，传媒在“合理怀疑”之后要及时跟进真相报道，不能让受到怀疑的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永远成为怀疑对象。[20]

这年的微观新闻法研究中，网络著作权问题成为热门话题，学界就此发表的文章较多。有的研究者指出，传统的著作权法是工业时代的产物。网络的兴盛，给作品的相互转载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原有的著作权法规定的使用制度很难跟上发展。现在不能把著作权理解为复制权，因为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网络不断复制，要保护的是不被复制的权利。法律的作用在于提醒权利人，在充分表达自己意见的时候，保护自己的作品不被复制的权利。一旦将作品放到网上，意味着放弃自己的著作权，不应错把博客之类当作“私下”的作品表达。著作权法属于私法，在尊重所有权人意愿的提前下，应当最大限度地扩展著作权的流转空间，允许人们通过各种方式，包括主动授权与被动授权（如博客）传播自己的思想。[21]

新闻史研究

这年新闻史研究既有个案研究的深入展开，又有研究取向上的回顾与反思。《国际新闻界》开辟专栏讨论新闻史研究，有的研究者认为，“我们的教科书作者，多半在作报历，而非作史。中外皆然，媒体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社会活动史，任一媒介的兴废，皆有它的政经文教和社会背景，作者若无多元理解，深入剖析，结果只有一途，乏味异常，不忍卒读。”考其原由，有属于大环境、大气候的，有属于制度面的，有属于人为的种种因素。另一研究者认为，重视史料搜集的考据作法有其作用，但更完整的探询则需要了解与今日生活的关连与意义，而文化取径便是凸现此类问题意识的直射概念。还有研究者指出，新闻史报业研究中严重缺失阅听人的记录。“报人和研究者，都具有传统‘士’的精神，将对话的主体设定为国家，却忽略了拆解与批判所关怀的民间、群众。诚如历史系谱研究所言，威权迫使社会的集体失语，而在研究资料中，知识分子得以发言，群众还是失语。这是新闻史研究中最无法掌握的部分：阅听人，已经消失并且没有留下纪录的读者，究竟是如何看待报纸，如何进行从优、对立、协商的解读，形成当时的感觉结构。”[22]

内地的研究对此也有相同的意见，一位研究者认为，缺乏问题意识的史料堆砌是以往一些新闻史实证研究遭到诟病的重要原因之一。以问题来吸附和聚焦史料的实证研究，能够加深新闻史研究的厚度，使其具有更大的学术价值。[23]

总体看，这年的新闻史研究，较多属于个案的细节研究，尤其是关于红色报刊的研究。这年，一件新闻史料的发现值得关注：一位集报界的朋友花费2800元从潘家园市场购得一份明熹宗天启七年的邸报。研究专家认为，这份邸报是目前能够看到的出版时间最早的古代邸报原件，它提供了几个信息：明末已有公开的为公众发行的名为“邸报”的民办报纸；那时部分报纸采用雕版印刷；那时的邸报可以是书册状，也可以是单页的（这个原件是单页）。[24]

传播理论研究

这年的传播学实证研究从多个维度展开，例如关于第三人效果的实验法研究、传播效果的ERP实验研究，以及议程设置的实证研究、电视对少数民族文化影响的民族志研究等等，取得了颇丰的成就。在传播理论研究方面，也更有一些深入的研究。然而，清醒地认识传播学在中国的现状，是必要的。

中国传播学知识场域透视。一位研究者分别以中国传播学是一个什么样场域、处于什么样的时空、有一批什么样的学者、通过什么样的渠道、采用怎样的方法、研究了些什么问题、生产了什么样的知识、取得了怎样的效果等八个小标题，批判性地描述中国传播学的大体轮廓。总之，中国传播学研究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作者最后写道，就像暴发户一样，新闻传播学专业因为可以吸引很好的生源，学生有相对不错的就业前景，美国70年代，中国大陆90年代，新闻传播教育迅速发展。英国媒体批判理论家尼古拉斯·伽汉姆就此描述说：“僻处知识焦点与学院权力位置的边缘已经多年了„„刹那之间，我们彷佛突然站在舞台中央：许多传播学者所擅长的议题，顿时成为社会聚焦所在，相信不少人颇有时来运转之感。”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紧接着还有一句话：“我们的表现能有多杰出，不取决于我们对于传播现象本身的分析，而取决于我们怎样解析传播赖以发生的、更广泛的社会发展。”显然，问题不在于我们的学问做得多好，而是社会发展提供了这样的契机。作者最后的问题是：我们能把握这样的机会吗？[25]

重读经典传播理论。在对拉斯韦尔的代表性论文《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重新解读过程中，一位研究者认为，拉斯韦尔的5W传播模式≠拉斯韦尔的传播观念。他以较多的证据说明，拉斯韦尔的传播观念并非是单向、缺乏反馈的，而是明确提到了反馈。他的传播观念并非是线性的，缺乏对传播环境的关注，相反，他清晰地提到传播者缺乏对环境的认识会阻碍传播效果。他没有主张传播魔弹论，而认为宣传家只能顺势利用受众已经接受的语言和观念，将特定的象征符号与人们所憎恨的和偏爱的观念联系在一起，才可能取得宣传的成功。作者指出：“人类社会的注意结构”是拉斯韦尔传播观念的核心，而这恰恰被研究者所忽略。[26]关于“魔弹论”，另一位研究者认为，“‘魔弹论’主要存在于传播的业界与传播的控制者头脑之中，而并不见得就有证据表明这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准确地说，‘魔弹论’从一开始就是传播从业者与传播控制者的想象，这种想象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拉斯韦尔、杜威、帕克、布鲁默和李普曼都没有脱离这种思想。支持有限效果论的学者们强调受众的主动性和传播的双向性，但在深层面上，他们还是更相信传播的强效果。这种观念的背后体现的是美国传播学主流的实用功能。作者最后指出，“把美国传播效果理论直接套用来解释中国的问题，却不反思其实用性与功利性的问题，不反思它有限的理论繁殖力，是不是也是导致本土学者急功近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呢？”[27] 传播政治经济学。这年的传播学研究中，传播政治经济学“被”发现。有的研究者认为，随着20世纪70年代中期“文化工业”的概念转变为“文化产业”，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视角不再强调宏大叙事的文化工业道德评判，而“开始面对文化产业自身的逻辑关系和结构性质，注重考察技术创新、社会分化和趣味差异所形成信息传播的离散趋势。”文化工业概念的转型，不但使“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得到充实，也对新信息传播技术的产业化过程提供新的视角，产生新的理论启发和实践形态”。由于接近信息传播技术的不平等依然存在，这一现实更使得传播政治经济学在揭示新的社会结构或权力赌注方面，具有新的价值和意义。[28]

“亚文化”收编。这年关于传播学文化学派有多篇文章，其中关于伯明翰学派“亚文化”收编问题的文章有些意思。这里的亚文化（subculture）是指挑战主导文化的附属性质的文化形态。当亚文化自下而上开始传播之时，主导文化，从媒体、司法到市场，会从各个层面对其进行界定（贴标签），或遏制或散播或利用，将其重新安置、定位，导致其失去抵抗意义，进而被“收编”到主导文化中。研究者认为，收编亚文化主要通过“看不见的手”进行，例如摇滚乐在市场化后逐渐失去锋芒，80后的另类作品泯然于大众，“馒头事件”后鲜有佳作，“山寨春晚”轰轰烈烈上演后无人喝彩地收场等等。作者还指出，亚文化本来就是在媒体和商品消费中形成的，它通过造成道德恐慌反而“暴得大名”，这本身也是其有意求之的市场宣传。在我国，每当某种亚文化出现，管理部门的干预、审查和禁令、主流媒体的冷嘲热讽、经纪人、文化公司、网络推手的活跃，等等，都可从中窥见亚文化收编的表征。[29]

传媒科技发展与时间观念变化。传播技术控制论学派较早地提出这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前几年有一些零星的文章谈到，这年我国学界又有一篇文章涉及。作者认为，现代电子传媒技术和内容，建构了人类新的时间观念。新媒介的出现让钟表面临危机，因为小到手机、电话，大到电视、电脑，几乎所有电子媒体都具有计时的功能。广电节目时间表完成了时间参考标准的转化，对日常生活结构安排产生了结构性影响。现在新兴媒体的互动、个性化、即时的传播特点，颠覆了人们对时间形态的传统认识，真实时间与虚拟时间被混淆。[30]

多视角的符号学研究。这年的符号学研究，针对具体问题展开的居多。有的研究者提出符号“巫术”的概念，认为“某种东西在我们内心所激发起的情感会自然地附加在代表这种东西的符号上”，而这容易导致两种符号崇拜现象，“一是符号‘巫术’崇拜，认为符号具有魔力，就像巫术一样能发挥作用，这是人类的智力发展局限导致的对符号作用的一种想象，主要盛行于原始社会；二是符号迷思崇拜，迷思把荒诞转变为自然与正当，这是人类出于意识形态的动机而有意把符号转变为‘魔术’，主要流行于消费社会。”[31] 有的研究者从符号学角度研究考察“口述”，认为其叙事的最大特征是声音与生动的面孔营造的一种独特的第一人称叙述情境。口述的第一人称叙事，往往比全知全能（采用第三人称叙事）的解说词具有更强的艺术表现力。以“我”的身份出现，昭示着讲述者与历史的亲密度。除了语言表达，还包括极具表现力的动作和表情。[32]

传播实务研究 这年关于传播实务的研究，话题较为分散，这里提及其中的两个话题。

广告如何改造所宣传的商品。这个问题已有无数的解释和技术表达，这年的一篇文章将其概括为“物的奇观化”，多少赋予了一些“理论”色彩。研究者认为，广告就是在受众的潜意识进行信息殖民。广告中的物品与现实的物品的差别就在于采用了“物的奇观化”（spectacle，或译景观、景象）。广告把实际物品转化成被人们记住的物品的奇观，把物品的实际内容抽空，留下一个躯壳，再将这个躯壳进行包装，放到广告中，使它进入一个奇观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产生一些与实际物品不相干的意义。这是一个比现实还要现实、比美还要美、比真者还要真的模拟。这是一个观念的世界、心理的世界、符号的世界，它使物品形象的重要性超越了物品本身。广告形象世界织成了一张意义的“景观”之网，受众或消费者生活在网中，乐在其中，感觉不到它的存在。[33]

受众评估广告效果的悖论。关于广告传播效果的调查已有很多，这年的一份这类调查给出的数据值得关注。研究者在我国东、中部五省市的六个城镇（从省会城市到乡镇）抽样2000名居民。他们认为广告对自己的消费及生活的影响以正面功能为主，这一结论说明，简单放大广告的负面认知，存在着偏颇。然而人们对广告社会效果的评价较低，广告存在较严重的信任危机，例如倾向不信任的比例超出信任比例1倍多，虚假、低俗、商业功利性太强等是几点重要的批评。显然，广告对受众消费及生活功能的认知与广告社会效果的认知不和协。鉴于这种情况，广告公信力将是未来广告发展的关键点。[34]

[1]陈力丹/王晶《谈记者职业理念的更新——学习胡锦涛在世界媒体峰会上的致辞》，《青年记者》2009年11期上。

[2]李良荣《艰难的转身：从宣传本位到新闻本位》，《国际新闻界》2009年9期；《青年记者》，2009年9期上“60年关键词”专栏。

[3]田秋生《市场背景下制约党报新闻生产的三重逻辑》，《国际新闻界》，2009年2期。

[4]樊昌志/童兵《社会结构中的大众传播》，《新闻大学》2009年秋季号。[5]靖鸣《试析我国党报批评同级党委的实践及其效果》，《新闻记者》2009年11期。

[6]郜书锴《走入黄昏的中国新闻学》、郑保卫《迈向辉煌的中国新闻学》，分别见《现代传播》2009年3期、6期。

[7]本刊编辑部《八年打假，留下五大困惑》，《新闻记者》2009年1期。[8]魏永征《驳“新闻失实有理”论》，《中国记者》2009年3期。

[9]吴焰《警惕“宽容失误”下的“媒体失范”》，《新闻记者》2009年7期。[10]党小学《批评报道与新闻侵权之思考》，《法制新闻传播》2009年3期。[11]龚新琼《论客观性的生成逻辑与危机》，《当代传播》2009年6期。[12]林爱珺、孙姣姣《自由传播为原则，限制传播为例外》，《国际新闻界》2009年12期。

[13]石义彬/庄曦/周娟《西方新闻自由的历史逻辑与现实表达》，《当代传播》2009年2期。

[14]李书藏《英国出版自由理论的替代性解读》，《现代传播》2009年1期。[15]《国际新闻界》2009年3期本期话题“新闻伦理道德研究”；杨保军《新闻道德结构要素及主客体关系模式分析》、《试论新闻道德理论的基本结构》、《论新闻道德的内在根据》等，分别见《国际新闻界》2009年5期、《当代传播》2009年1期、《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9年4期。

[16]周俊《转型社会中我国新闻失范行为状况分析》，《国际新闻界》，2009年9期。

[17]展江《记者收受金钱行为的法理分析》，《法治新闻传播》2009年1期。[18]陈力丹/时潇《我国传媒未成年人报道的违法现象》，《新闻记者》，2009年5期

[19]宋小卫《新闻人的权利优遇与克减》，《法治新闻传播》2009年1期。[20]胡菡菡《刑事案件报道“合理怀疑”原则初探》，《新闻记者》2009年12期。

[21]乔新生《拷问网络时代的著作权法》，《青年记者》2009年2期上。[22]《新闻新闻界》2009年4期本期话题“海外学者看中国新闻史研究”。[23]王樊逸《新闻史研究方法探析》，《当代传播》2009年6期。[24]方汉奇《记新发现的明代邸报》，《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年2期。[25]吴飞《中国大陆传播学知识生产场域透视》，《当代传播》2009年4期。[26]刘海龙《一篇存在争议的传播学奠基文献》，《国际新闻界》，2009年2期 [27]胡翼青《对“魔弹论”的再思考》，《国际新闻界》，2009年8期。[28]陈卫星《从“文化工业”到“文化产业”》，《国际新闻界》，2009年8期。

[29]胡疆锋《意识形态 媒体 商品》，《现代传播》2009年1期。[30]邵培仁/黄庆《媒介时间论》，《当代传播》2009年3期。[31]曾庆香《从象征之林到象征交换》《国际新闻界》，2009年7期。[32]谢莹《叙事学视阈中的“口述历史”》，《现代传播》2009年5期。[33]王军元/李勇《物的奇观化》，《现代传播》2009年3期。

[34] 舒咏平/饶立安《基于受众评价的广告社会效果研究》，《新闻大学》2009年春季号。

第三篇：2009年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

2009年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

2010-03-19 08:59:24 作者：陈力丹 来源：传播学论坛

[提要] 本文对2009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做了简要的梳理。划分为新闻理论、新闻史、传播理论和传播实务研究四部分。文章认为，这年虽然中国社会群体性事件和网络热门话题频出，但就新闻传播学研究而言，除了对各种新发生的社会传播现象进行即时的分析外，学术研究层面倒是较为平静的一年。

[关键词] 新闻传播学 新闻理论 新闻史 传播理论 传播实务

2009年国内群体性事件和网络热门话题频出，但就新闻传播学研究而言，除了对各种新发生的社会传播现象进行即时的分析外，学术研究层面倒是较为平静的一年。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新闻传播学界在对本学科60年进行的回顾中，一些历史理论得到了梳理。

新闻理论研究

胡锦涛10.9世界媒体峰会致辞。这年10月9－10日，由新华社、新闻集团、美联社、BBC等世界九大媒体集团主办、170多家世界顶级传媒领导人参加的世界媒体峰会在北京举行，这是2009年世界新闻传播业的大事，胡锦涛到会致辞，提出承担社会责任，“遵守新闻从业基本准则”。这个致辞受到我国新闻传播学界的关注。研究者认为，我国现在相当多的媒体领导人，关于媒体的理念尚停留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计划经济的时代。胡锦涛的致辞表明，我国最高领导层关于媒体观念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在具体岗位上的媒体工作者，观念上需要与时俱进，把握共同的新闻从业理念，具备全球传播的意识。[1] 建国60年新闻理论回顾。这年相当多的新闻传播学刊物设置了60年回顾专栏，这些专栏把人们带回到以往，引发了对一些问题的再思考。有的研究者认为，新中国“后30年中国新闻业发生意义深远、成果显著的巨大变化，其根本性的变化是从前30年的宣传本位向后30年的新闻本位转变”。《青年记者》特别为此开展关键词论证，选择真实性、公信力、市场化、服务性、职业化、网络化、消逝的风景（对纸媒技术的怀旧）七个大关键词，每个关键词之下还有共计96个小关键词，构成一幅历史回顾的特殊图景。[2]有的研究者指出，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市场化生存的党报在从事新闻生产时，同时受到宣传逻辑、新闻逻辑和市场逻辑的制约。作者认为，应以新闻逻辑为中心协调三重逻辑。[3] 历史回顾中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即“我国传媒的性质”被重新提上议程。前30年，不言而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甚至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实行全面专政的工具。1978年我国传媒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有的研究者认为，此后中国传媒的这种性质使得传媒从单一地对党政机关负责，衍变为同时要处理政府、公众（市场）两方面的关系，进而时刻处于意识形态主体与市场主体双重身份的矛盾中。现在传媒要专业化，只有当政府、公众、传媒之间形成一种相互宽容的关系的时候，传媒或许可以寻找到建构新闻专业主义的契机，进而忠实地履行其社会责任。这就需要：“⑴政府放松对媒体的管制，但媒体自觉服从政府利益，并从政府取得一定的利益„„；⑵公众不再是作为主要市场而对媒体形成经济压力，媒体履行公共服务的职能，并能从公众取得一定的利益回报；⑶有一种机制保证公众和政府对媒体的监管。”[4]不过，作者对自己给出的方案本身缺乏信心。

回顾中涉及到1953年因广西《宜山农民报》事件而确立“党报不能批评同级党委”的那段历史。有的研究者进一步梳理了1977－1998年间我国主流媒体《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南方日报》、《中国青年报》、《西藏日报》以及深圳蛇口工业区党委机关报《蛇口通讯》批评同级党委的数起事实，指出：“党报批评同级党委，除‘文革’时期外，效果一般来说是积极的。笔者认为，就目前从我国舆论监督的现状和政治文明建设的发展来说，继续实行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的禁令，蔽大于利，已不适应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的需要，而且目前已具备取消这个禁令的条件。”[5]

中国新闻学“黄昏”与“辉煌”之争。这年《现代传播》3期发表文章《走入黄昏的中国新闻学——30年中国新闻学的回望与反思》，认为新闻学本位模糊，论著中逻辑混乱和不严密较多，范式建构上存在明显缺失，用经验性总结的术理取代基于逻辑推导的学理。作者认为文章标题决不是危言耸听的惊人之声，而是为中国新闻学前途担忧的肺腑之音。该刊6期发表了争辩文章《迈向辉煌的中国新闻学》，肯定了前文中的有益成分，对不能苟同的观点做了反驳。作者写道：“纵使今后发展的道路上还会有荆棘，有坎坷，有困难，有曲折，但我相信，有国家的支持、人民的信赖、学界的努力和业界的配合，中国新闻学就绝不会是‘走入黄昏’的‘夕阳’，而是会像穿越朝霞喷薄而出的旭日一样，充满活力，光芒四射，就一定会挣脱各种非学术因素的羁绊、束缚和干扰，祛除自身的弱点、缺点和不足，永远向着光明前进，朝着辉煌迈进。”[6]

新闻真实与客观性。这年《新闻记者》每年首期开设的“×年十大假新闻”专栏8年了。2002年，该刊开辟这个专栏本来只是一次性的栏目策划，不料此后全国各种揭发假新闻的材料涌向该刊编辑部，于是栏目连续办了8年。栏目按语就此写道：“整整八年，却尚未看到胜利的曙光。可见新闻打假之难！这是八年前我们不曾想到的。„„如今反思，我们过于善良，高估了媒体人的自律力；我们过于天真，低估了假新闻的生命力。现在方知，因为毒草的孽生，离不开合适的土壤，光拔草而不除根基，必定如春韭，割了一茬又一茬。看来，这场持久战恐怕远无停战之日。”编辑部为此留下一文，对现在关于假新闻的“标准”提出五大困惑：⑴没有主观故意，也不是凭空捏造，即使严重失实，不能判定是假新闻。⑵只要产生良好效果，造假可以容忍。⑶“本报系转载”，故新闻之假与我无关。⑷重大题材的新闻照片PS司空见惯，算不得假新闻。⑸商业炒作不算假新闻。该文最后提问：“我们的新闻打假还有必要坚持下去吗？”[7]

北京一中院曾在2008年终审驳回河北晋州某棉织厂对央视“每周质量报告”名誉权侵害的控告，认定生产者应容忍对其做出的苛刻批评。这一具有标志意义的判例，使宽容新闻失实获得了法律生存空间。2009年，新闻学界对此类认识提出批评。一位研究者指出：“法律责任同道义责任是不同的两个概念。法律是道义的最低标准，道义是法律的最高目标。任何媒介、任何新闻工作者，都不能仅仅满足于自己的行为不违法，而应有更高的行为标准。即使新闻媒介或记者对于某些一般过失造成的轻微失实可以不承担法律责任，也决不意味着可以心安理得、若无其事了。从道义上说，在新闻必须真实的问题上，不存在宽容的余地。”[8]另一位研究者也指出：“任何虚假新闻，不管是负面报道，还是正面报道，只要是谎言，都足以造成人们的认识错误，产生误导。„„树立起对失实‘零容忍’的态度与机制”。[9] 在传媒与司法的关系中，新闻事实遭遇到法律真实的挑战。这年的研究中有数篇文章涉及这个话题。研究者认为，新闻报道事实≠法律真实。记者不是司法人员，不可能运用法律手段获得确凿的证据；即使是事实，未必能够被证明，而法律要求事实必须有明确的证据。现在关于这类情形的司法解释，提出“基本属实”和“没有侮辱内容”两条，即考虑到传媒的工作特征。因而，传媒报道一般新闻，可以按照日常生活中对事实的理解办，对涉及他人名誉的新闻，则需要采用普通人原则（不要以法官的姿态评判事实）、平衡原则（兼顾各方，不要偏听偏信）和证据原则（保存采访笔记和音像）。[10] 这年还发表了多篇关于新闻客观性的文章。有的研究者在研究客观性的生成逻辑与危机时指出，改革开放后中国媒体广泛接受了客观性原则，就自身的考量而言，这是对长期以来浓重倾向性的中和，预示着新闻专业主义的萌动和构建高可信度行业形象的努力，也是为了适应市场化运作的机制，追求更大的经济效益，同时体现了媒体适应开放与多样的信息环境的努力。然而，媒体的选择只是达成客观性的外显方式，权力话语对客观性的寻租才是维系客观性神话的根本。不论新闻话题是民生还是国际争纷，从政治、经济“名人”到学术“明星”，均以公益、客观掩盖了运作中的倾向选择与功利目的。政治、经济和知识的权力愈来愈呈现出合租客观性的倾向。尽管如此，客观性作为新闻业成熟与专业的象征，其建构与维系的历史过程清晰地揭示了多方力量的较量与平衡。维系这种平衡也就是维系客观性神话的历史性选择与现实的合理性。[11] 表达自由。藉由近年网络引发的若干事件，表达自由再度成为这年学界关注的焦点。有的研究者们认为，言论自由意味着说错话的自由。动辄“因言获罪”不是民主与法治社会的正常现象，慎防“因言获罪”才符合我国建设民主法治社会的潮流。对言论应尽可能宽容，尤其是涉及公权力机构及其官员的言论，这对我国权力机制的健康运转至关重要。在比较了中国和各国最近年来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法规之后，有的研究者指出，关于信息法律的关系中，政府和媒介之间不应该是科层关系，而是信息交互式传播中的平等关系。“自由传播为原则，限制传播为例外”的基本原则赋予了媒介和公民以自由传播的权利，一方面，自由传播权利作为表达权的衍生，是公民与生俱来的一项基本人权；另一方面，法律应该明确界定与保障媒介作为信息传播主体的自由传播权利，将它作为一项法定的职业权利。政府对媒介的管理“除非确有必要且与实际情况相称”，否则不应该对其传播活动做任何限制。[12] 对于西方新闻自由历史发展和逻辑，这年亦有几篇文章涉及。有的研究者认为，西方新闻自由经历了从理性自由到制度性自由，以及知情权理论对新闻自由涵义的扩展两个主要阶段。在历史的发展中，它也遇到了多重的自由悖论：制度逻辑内化国家意识形态、市场逻辑体现商业利益、文化逻辑主导新闻意义的产生，表述逻辑显现理论预设。[13]另一位研究者分析了英国出版自由理论的历史，认为英国数百年的市场导向带来的只是这样的结果：市场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显然步步为营地建构起一个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为主流意见的报业体系，谁想在这一体系内生存和发展，谁就必须遵循市场的或者说媒体大亨为主建立的规则。[14] 新闻道德与法治。这年关于新闻职业道德和微观新闻法治研究仍然相对多，关于新闻道德的纯理论文章有若干篇，还有一些分析国外这方面问题的文章。[15]有的研究者发现，2002年以后，我国传媒的各种失范文章（假新闻、有偿新闻、侵权新闻等等）逐年上升，从世纪之交占发表文章总数的百分之三点几，上升到2007年的5.02％，因而我国目前处于新闻失范行为高发期。这种情形与资本进入传媒、传媒间竞争加剧、报业广告利润持续下滑等社会转型期条件下传媒机制的变化密切相关。新闻失范属于社会失范的范畴，新闻工作者中拜金主义的上升、角色的失调、价值观面临的冲突、行为无所适从等等，促成了目前的状态。[16] 新闻道德与法律有差别但也紧密相连。与媒体管理者高度重视“舆论导向”相比，记者采访和参加新闻发布会收红包（“车马费”），常被视为“算不了什么”。针对这种情形，有的研究者指出，根据《广告法》第13条，记者即使在非勒索的情况下接受金钱，也是违法行为，而不应以职业道德问题加以淡化；然而《广告法》却是“一部几乎被闲置的法律”。从收红包到封口费，如果仍在道德的范畴内寻求解决之道，既反映了对认识问题严重程度和定性的偏差，也无从达到整肃的基本目的。[17] 就像《广告法》被忽视一样，我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也被传媒忽视。研究者随意抽出连续六天的《新京报》（一份被视为精英型的大众报纸）涉及未成年人的17篇报道，发现其中未成年人的形象75％是负面的，只有5篇对未成年人做了采访。英国“13岁少年爸爸”的新闻，我国几百家报纸图文并茂地加以重点报道，而在英国法院禁止报道后，没有一家报纸公开检讨自己的处置不当。文章指出：并非不能报道未成年人，问题在于尊重未成年人的隐私权，给予他们话语权，要有保护未成年合法权益的观念，报道中寻求公众兴趣、新闻价值与未成年保护之间的平衡点。[18] 以往关于新闻工作者权利的文章，几乎全部是为记者声张权利。这年的一篇文章提醒人们注意，中国记者的“权利”优遇仍然带有“权力”色彩。研究者指出，我国的法律并没有赋予记者任何特权，这是当代社会的法治通例。但在中国，记者享受到某些制度性、组织性的优遇，例如记者可以到重点旅客窗口优先购票，持有记者证可以得到主管方面的物质和人力的支持，还有由行政规章或省级党委宣传部赋予的约定采访权、特许采访权等等。但要注意，这些权利都是有附加义务的，新闻人所享受到的优遇或关照，必须克减与此相关的公民的某些自由权利。例如，新闻人作为公民可以表达的很多内容，往往不能或不被允许在其供职的媒体上表达。新闻人必须缩减个人的表达自由，方能获享新闻人的职业优遇。[19] 这年关于新闻工作者权利的话题中，还有涉及记者“合理怀疑”原则的。此前这个概念曾出现在深圳的一个地方性行政规章草案里，通过该规章时这个概念被删除。在涉及传媒报道司法的时候，这个问题再次被提出，因为新媒体环境下传统媒体面临着两难：一方面，媒体不能对网络中的民意诉求熟视无睹，在媒体竞争中落后，错失舆论监督的良机，另一方面，媒体又不能为了抢占报道先机，无端怀疑司法公正，盲目炒作，干扰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研究者认为，适当借用刑事诉讼法学中“合理怀疑”（reasonable doubt）原则，可以解决这个两难问题。运用它的原则是：选题阶段，只有在普通刑事案件转变为怀疑司法不公的公共事件的时候，传媒才能客观展现采访到的基本事实。这需要传媒将一般经验与法律专业经验结合起来考量。采写阶段，不能因为怜悯和同情而人为制造“司法不公”的信息。案件结束阶段，传媒在“合理怀疑”之后要及时跟进真相报道，不能让受到怀疑的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永远成为怀疑对象。[20] 这年的微观新闻法研究中，网络著作权问题成为热门话题，学界就此发表的文章较多。有的研究者指出，传统的著作权法是工业时代的产物。网络的兴盛，给作品的相互转载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原有的著作权法规定的使用制度很难跟上发展。现在不能把著作权理解为复制权，因为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网络不断复制，要保护的是不被复制的权利。法律的作用在于提醒权利人，在充分表达自己意见的时候，保护自己的作品不被复制的权利。一旦将作品放到网上，意味着放弃自己的著作权，不应错把博客之类当作“私下”的作品表达。著作权法属于私法，在尊重所有权人意愿的提前下，应当最大限度地扩展著作权的流转空间，允许人们通过各种方式，包括主动授权与被动授权（如博客）传播自己的思想。[21] 新闻史研究

这年新闻史研究既有个案研究的深入展开，又有研究取向上的回顾与反思。《国际新闻界》开辟专栏讨论新闻史研究，有的研究者认为，“我们的教科书作者，多半在作报历，而非作史。中外皆然，媒体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社会活动史，任一媒介的兴废，皆有它的政经文教和社会背景，作者若无多元理解，深入剖析，结果只有一途，乏味异常，不忍卒读。”考其原由，有属于大环境、大气候的，有属于制度面的，有属于人为的种种因素。另一研究者认为，重视史料搜集的考据作法有其作用，但更完整的探询则需要了解与今日生活的关连与意义，而文化取径便是凸现此类问题意识的直射概念。还有研究者指出，新闻史报业研究中严重缺失阅听人的记录。“报人和研究者，都具有传统‘士’的精神，将对话的主体设定为国家，却忽略了拆解与批判所关怀的民间、群众。诚如历史系谱研究所言，威权迫使社会的集体失语，而在研究资料中，知识分子得以发言，群众还是失语。这是新闻史研究中最无法掌握的部分：阅听人，已经消失并且没有留下纪录的读者，究竟是如何看待报纸，如何进行从优、对立、协商的解读，形成当时的感觉结构。”[22]

内地的研究对此也有相同的意见，一位研究者认为，缺乏问题意识的史料堆砌是以往一些新闻史实证研究遭到诟病的重要原因之一。以问题来吸附和聚焦史料的实证研究，能够加深新闻史研究的厚度，使其具有更大的学术价值。[23] 总体看，这年的新闻史研究，较多属于个案的细节研究，尤其是关于红色报刊的研究。这年，一件新闻史料的发现值得关注：一位集报界的朋友花费2800元从潘家园市场购得一份明熹宗天启七年的邸报。研究专家认为，这份邸报是目前能够看到的出版时间最早的古代邸报原件，它提供了几个信息：明末已有公开的为公众发行的名为“邸报”的民办报纸；那时部分报纸采用雕版印刷；那时的邸报可以是书册状，也可以是单页的（这个原件是单页）。[24] 传播理论研究

这年的传播学实证研究从多个维度展开，例如关于第三人效果的实验法研究、传播效果的ERP实验研究，以及议程设置的实证研究、电视对少数民族文化影响的民族志研究等等，取得了颇丰的成就。在传播理论研究方面，也更有一些深入的研究。然而，清醒地认识传播学在中国的现状，是必要的。

中国传播学知识场域透视。一位研究者分别以中国传播学是一个什么样场域、处于什么样的时空、有一批什么样的学者、通过什么样的渠道、采用怎样的方法、研究了些什么问题、生产了什么样的知识、取得了怎样的效果等八个小标题，批判性地描述中国传播学的大体轮廓。总之，中国传播学研究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作者最后写道，就像暴发户一样，新闻传播学专业因为可以吸引很好的生源，学生有相对不错的就业前景，美国70年代，中国大陆90年代，新闻传播教育迅速发展。英国媒体批判理论家尼古拉斯·伽汉姆就此描述说：“僻处知识焦点与学院权力位置的边缘已经多年了„„刹那之间，我们彷佛突然站在舞台中央：许多传播学者所擅长的议题，顿时成为社会聚焦所在，相信不少人颇有时来运转之感。”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紧接着还有一句话：“我们的表现能有多杰出，不取决于我们对于传播现象本身的分析，而取决于我们怎样解析传播赖以发生的、更广泛的社会发展。”显然，问题不在于我们的学问做得多好，而是社会发展提供了这样的契机。作者最后的问题是：我们能把握这样的机会吗？[25] 重读经典传播理论。在对拉斯韦尔的代表性论文《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重新解读过程中，一位研究者认为，拉斯韦尔的5W传播模式≠拉斯韦尔的传播观念。他以较多的证据说明，拉斯韦尔的传播观念并非是单向、缺乏反馈的，而是明确提到了反馈。他的传播观念并非是线性的，缺乏对传播环境的关注，相反，他清晰地提到传播者缺乏对环境的认识会阻碍传播效果。他没有主张传播魔弹论，而认为宣传家只能顺势利用受众已经接受的语言和观念，将特定的象征符号与人们所憎恨的和偏爱的观念联系在一起，才可能取得宣传的成功。作者指出：“人类社会的注意结构”是拉斯韦尔传播观念的核心，而这恰恰被研究者所忽略。[26]关于“魔弹论”，另一位研究者认为，“‘魔弹论’主要存在于传播的业界与传播的控制者头脑之中，而并不见得就有证据表明这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准确地说，‘魔弹论’从一开始就是传播从业者与传播控制者的想象，这种想象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拉斯韦尔、杜威、帕克、布鲁默和李普曼都没有脱离这种思想。支持有限效果论的学者们强调受众的主动性和传播的双向性，但在深层面上，他们还是更相信传播的强效果。这种观念的背后体现的是美国传播学主流的实用功能。作者最后指出，“把美国传播效果理论直接套用来解释中国的问题，却不反思其实用性与功利性的问题，不反思它有限的理论繁殖力，是不是也是导致本土学者急功近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呢？”[27]

传播政治经济学。这年的传播学研究中，传播政治经济学“被”发现。有的研究者认为，随着20世纪70年代中期“文化工业”的概念转变为“文化产业”，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视角不再强调宏大叙事的文化工业道德评判，而“开始面对文化产业自身的逻辑关系和结构性质，注重考察技术创新、社会分化和趣味差异所形成信息传播的离散趋势。”文化工业概念的转型，不但使“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得到充实，也对新信息传播技术的产业化过程提供新的视角，产生新的理论启发和实践形态”。由于接近信息传播技术的不平等依然存在，这一现实更使得传播政治经济学在揭示新的社会结构或权力赌注方面，具有新的价值和意义。[28] “亚文化”收编。这年关于传播学文化学派有多篇文章，其中关于伯明翰学派“亚文化”收编问题的文章有些意思。这里的亚文化（subculture）是指挑战主导文化的附属性质的文化形态。当亚文化自下而上开始传播之时，主导文化，从媒体、司法到市场，会从各个层面对其进行界定（贴标签），或遏制或散播或利用，将其重新安置、定位，导致其失去抵抗意义，进而被“收编”到主导文化中。研究者认为，收编亚文化主要通过“看不见的手”进行，例如摇滚乐在市场化后逐渐失去锋芒，80后的另类作品泯然于大众，“馒头事件”后鲜有佳作，“山寨春晚”轰轰烈烈上演后无人喝彩地收场等等。作者还指出，亚文化本来就是在媒体和商品消费中形成的，它通过造成道德恐慌反而“暴得大名”，这本身也是其有意求之的市场宣传。在我国，每当某种亚文化出现，管理部门的干预、审查和禁令、主流媒体的冷嘲热讽、经纪人、文化公司、网络推手的活跃，等等，都可从中窥见亚文化收编的表征。[29] 传媒科技发展与时间观念变化。传播技术控制论学派较早地提出这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前几年有一些零星的文章谈到，这年我国学界又有一篇文章涉及。作者认为，现代电子传媒技术和内容，建构了人类新的时间观念。新媒介的出现让钟表面临危机，因为小到手机、电话，大到电视、电脑，几乎所有电子媒体都具有计时的功能。广电节目时间表完成了时间参考标准的转化，对日常生活结构安排产生了结构性影响。现在新兴媒体的互动、个性化、即时的传播特点，颠覆了人们对时间形态的传统认识，真实时间与虚拟时间被混淆。[30] 多视角的符号学研究。这年的符号学研究，针对具体问题展开的居多。有的研究者提出符号“巫术”的概念，认为“某种东西在我们内心所激发起的情感会自然地附加在代表这种东西的符号上”，而这容易导致两种符号崇拜现象，“一是符号‘巫术’崇拜，认为符号具有魔力，就像巫术一样能发挥作用，这是人类的智力发展局限导致的对符号作用的一种想象，主要盛行于原始社会；二是符号迷思崇拜，迷思把荒诞转变为自然与正当，这是人类出于意识形态的动机而有意把符号转变为‘魔术’，主要流行于消费社会。”[31] 有的研究者从符号学角度研究考察“口述”，认为其叙事的最大特征是声音与生动的面孔营造的一种独特的第一人称叙述情境。口述的第一人称叙事，往往比全知全能（采用第三人称叙事）的解说词具有更强的艺术表现力。以“我”的身份出现，昭示着讲述者与历史的亲密度。除了语言表达，还包括极具表现力的动作和表情。[32] 传播实务研究

这年关于传播实务的研究，话题较为分散，这里提及其中的两个话题。

广告如何改造所宣传的商品。这个问题已有无数的解释和技术表达，这年的一篇文章将其概括为“物的奇观化”，多少赋予了一些“理论”色彩。研究者认为，广告就是在受众的潜意识进行信息殖民。广告中的物品与现实的物品的差别就在于采用了“物的奇观化”（spectacle，或译景观、景象）。广告把实际物品转化成被人们记住的物品的奇观，把物品的实际内容抽空，留下一个躯壳，再将这个躯壳进行包装，放到广告中，使它进入一个奇观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产生一些与实际物品不相干的意义。这是一个比现实还要现实、比美还要美、比真者还要真的模拟。这是一个观念的世界、心理的世界、符号的世界，它使物品形象的重要性超越了物品本身。广告形象世界织成了一张意义的“景观”之网，受众或消费者生活在网中，乐在其中，感觉不到它的存在。[33] 受众评估广告效果的悖论。关于广告传播效果的调查已有很多，这年的一份这类调查给出的数据值得关注。研究者在我国东、中部五省市的六个城镇（从省会城市到乡镇）抽样2000名居民。他们认为广告对自己的消费及生活的影响以正面功能为主，这一结论说明，简单放大广告的负面认知，存在着偏颇。然而人们对广告社会效果的评价较低，广告存在较严重的信任危机，例如倾向不信任的比例超出信任比例1倍多，虚假、低俗、商业功利性太强等是几点重要的批评。显然，广告对受众消费及生活功能的认知与广告社会效果的认知不和协。鉴于这种情况，广告公信力将是未来广告发展的关键点。[34] 注释：

第四篇：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方法

新闻与传播学常用研究方法

一、逻辑方法

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人文科学研究，都必须依据逻辑，当我们选择的研究对象有较强的哲学思辨性时，就更需要使用逻辑的方法。在逻辑方法中，定义法的使用很重要，它有利于保证论文沿着界定的含义，集中深入下去。一个研究者在做研究时，必须对其研究对象的概念作出界定，这具有正本清源的意义。这种界定可以是下定义的方式，如果下定义苦难，也可以采用说明内涵和外延的方式，总之，要使读者明确你在何种意义上使用这种概念，这之后，读者可以看出你在论证时是否沿着这个意义走下去。

二、内容分析法

内容分析法是新闻与传播学领域常用的一种研究方法，是一种对具有明确特性的传播内容进行的客观、系统和定量的描述的研究，其目的是弄清或测验文献中本质性的事实和趋势，揭示文献所含有的隐性情报内容，对事物发展作情报预测。是一种半定量研究方法。

内容分析法具有以下几方面的优点：

（1）较为客观的研究方法：内容分析是一种规范的方法，操作规则十分明确全面，要求研究中根据预先设定的计划按步骤进行，研究者主观态度不太容易影响研究结果；（2）结构化研究：内容分析目标明确，对分析过程高度控制，所有参与者按事先安排的方法程序操作执行，结构化的最大优点是结果便于量化与统计分析。

（3）非接触研究：内容分析不以人为对象而以事物为对象，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没有任何互动，被研究的事物也不会对研究者做出反应，研究者的主观态度不易干扰研究对象，这种非接触性研究较接触性研究的效度高；

（4）定量与定性结合：这是内容分析法最根本的优点，它以定性研究为前提，找出能反映文献内容的一定本质的量的特征，并将它转化为定量的数据。

（5）揭示文献的隐性内容：内容分析可以揭示文献内容的本质，查明几年来某专题的客观事实和变化趋势，追溯学术发展的轨迹，描述学术发展的历程，根据标准鉴别文献内容的优劣。

内容分析法和新闻与传播学研究的发展密不可分，用内容分析法做出的研究成果不断呈现，如《媒体女性形象塑造与社会变革——<中国妇女>杂志封面人物形象的实证研究》；《新闻报道对房地产价格影响实证研究——以<新民晚报>房产新闻报道为例》；《国产与进口少儿电视节目制作形态与传播观念的比较研究》；《我国电视广告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内容分析常见的形式有三种：描述传播内容的倾向或特征（如研究电视广告中的女性形象）；描述传播内容的变化趋势（需要分析若干年的样本，如研究我国10年来对环境保护的报道情况）；比较不同样本的内容特征（如研究国产与进口少儿电视节目的情况）。

内容分析的操作步骤：（以《媒体女性形象塑造与社会变革——<中国妇女>杂志封面人 1 物形象的实证研究》为例）

第一步：决定研究题材，进行研究假说的设计（第一步确定研究《中国妇女》杂志封面人物形象的变化，并找出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内在联系）

第二步：抽样，通常采用随机抽样，包括简单随机抽样、等距随机抽样、分层随机抽样和多级随机抽样（对1956~2003年间的《中国妇女》杂志所出版的所有期刊（共352期，1967~1978年杂志停刊）进行抽样，鉴于操作上的可行性，研究者采用普查的方法，即抽取352期作为分析样本）

第三步：设计类目和分析单元，即决定统计哪些要素和使用何种单位（研究者根据研究需要，设计了如下类目和分析单元：人物种族、人物年龄、人物职业、人物外貌、人物化妆程度、人物衣着、着装颜色种类、着装颜色数量、人物所处地域、人物活动场所、封面主题、封面所体现的文化价值观）；

第四步：统计分析，得出结论，撰写报告

三、文献分析法

文献分析法是根据一定的目的，通过搜集和分析文献资料而进行研究的研究方法。

文献研究有两种情形：

一、某些课题主要就是通过文献研究来完成；

二、文献研究在整个课题研究中是作为辅助性的研究方法之一。

研究者在查找文献时需要注意几个问题：

（1）查找文献时，应注意做好既完整又准确的文献目录登记；

（2）在查找文献时，如果发现与你的课题相关的某种材料反复被很多篇文献引用，或者反复出现在不同的目录书中，说明它非常有价值，值得重点查阅。

（3）查阅资料的同时，应将有用的信息记录下来，光读不记，是很难将所读化为研究所需要的东西。

（4）要尽量搜集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其目的就在于使资料尽可能贴近事实。

文献研究法的优点：适用于研究不可能直接接触的研究对象，有利于纵向分析研究，尤其是研究发展趋势一类的问题；费用低、时间短、质量高；

文献研究法的缺点：获得的文献不一定能满足研究者的需要，这些文献资料受一定历史阶段的限制，可能不完全或有选择的残缺。

四、田野调查法

田野调查法是社会科学研究中常用的一种方法：如《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费孝通），就是田野调查的结果。

田野调查是一种亲历式的研究方法，主要运用观察、访谈和查阅有关资料的方法获得资料，然后进行描述，并结合描述进行适当的分析。

五、问卷调查法

问卷调查是社会科学的典型方法之一，它是以客观的态度，通过对受众的系统提问，收 2 集并分析有关研究数据，以描述或解释传播现象及其各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的实证研究方法。

问卷调查的步骤：

第一步：决定题材，分析理论和拟定研究假说（如《走近报摊——北京市报摊零售状况的抽样调查报告》）；

第二步：问卷设计，问卷是依据有关理论和假说而设计的，任何组成假说的自变数或应变数，均必须用一题或多题的问卷来表示；

第三步：选取样本：就是从成员总体中抽取一部分能够代表总体的样本，样本数最好是整个总体数的5%以上，但最少通常不得低于500个样本； 第四步：访问，分入户访问、电话访问或邮寄问卷等； 第五步：统计分析，得出结论，撰写报告。

六、个案研究法

个案研究法：就是以单一的对象进行深入研究的方法。

个案研究的对象可以是某个人物，或是某个媒体，某个专版，某个栏目等等。个案研究一般是对研究对象的一些典型特征做全面而深入的考察与分析，可以用某一种方法，也可以用多种方法，如把观察法、访问法、问卷调查法等综合运用。

个案研究法的特点：

（1）研究对象的典型性：虽然个案研究的对象是个别的，但它绝不是孤立的。个别必定是整体中的个别，是与其他的个别相互联系的。个案研究随谈是对个别的人或物进行的具体研究，但通过个案研究可以揭示具体的普遍意义的规律。个案研究法的研究对象往往是按研究者对特殊问题的要求，在特定的范围内选取特定的对象，所选的研究对象应当具有典型性。（2）研究过程的深入性：个案研究的对象相对单一，这有利于研究者对研究对象进行多方位、多层面和多维度的研究。个案研究既可以研究个案的现在，也可以研究个案的过去，还可以追踪研究个案的未来，个案研究既可以做静态的分析诊断，也可以做动态的考察和追踪，研究内容越深、越全面，针对性就越强。

（3）研究成果的可操作性：个案研究选题小，可操作性强，研究的结论具体可感，有利于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教训，对于新闻与传播业界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可借鉴的意义很大。

个案研究的基本程序包括以下三方面：

（1）确立研究对象：有效地选择研究对象十分重要，这关系到所得出的结论是否有价值。

研究者应根据个案研究的目的和内容，确定在某一方面具有典型特征的人或事作为研究对象。（如我们以《南方周末》作为深度报道的研究对象）

（2）搜集研究资料：搜集全面的资料，是个案研究有效性的重要保证。尽量全面地搜集个案研究资料，有助于研究者对个案的历史与现状有一个比较完整、客观的认识。（3）分析与指导：资料搜集完成后，需要对这些材料加以认真的分析，并得出有关个案研 3 究的结论。

个案研究的主要任务在于揭示研究对象特征形成、发展规律，在广泛地占有资料的基础上，最为重要的工作就是做好对资料的加工，在加工资料的过程中，最为常用的逻辑思维方式是分析和综合，分析与综合质量高低直接影响着个案研究的有效性。

个案研究法很适宜那些难以量化统计的，涉及思想观念、道德标准、心理冲突等的事物的研究，同时也不排除在其某一个具体层面上进行量化。

个案研究法有利于详尽深入地进行某一事物的研究，因为它不仅有表面的观察，各种书面资料的收集，而且还有深度的探讨。（如台湾传媒对白晓燕被绑遇害的报道进行个案研究，可以探讨司法与新闻的关系、新闻职业道德等诸多问题。）

七、比较研究方法

比较研究是确定对象间异同的一种逻辑思维方法，即根据一定的标准，对某种事物的客观现象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表现，进行比较分析，从而找出客观事物的普遍规律及其特殊本质，力求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结论的方法。

比较法的种类大致可归纳为三类：（1）共时性比较和历时性比较（纵比与横比）：

共时性比较：指同一时期事物的比较，强调的是从事物的相对静止状态中研究事物的异同，分析其原因，又叫横向比较。（如新华社新华网与美联社新闻网关于“布什访华”的报道的比较研究）

历时性比较：指比较同一事物在不同时期内的发展变化。它强调的是事物的发展过程，按时间序列的纵断面展开的研究，以动态观点来研究现状，从而揭示其历史演化性，以弄清其发展的来龙去脉，也称纵向比较。（如1980年、1988年、1997年这三年7、8、9月份《人民日报》上的批评报道，从数量和内容上进行比较，看舆论监督有什么发展。）（2）同类比较与异类比较研究（类比与对比）：

同类比较：是比较两种或以上同类事物而认识异同点的方法，同类相异点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事物发生发展的个性，同类相同点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事物发生发展的共性。

异类比较：是比较两种或两种以上性质相反的事物或一个事物的正反两面，而发现异中之同，找出其同规律的方法。这种比较的特征是反差大，效果显著，有利于鉴别和分析所比较的客观事物。

（3）定量分析比较与定性分析比较（量比与质比）：

定量分析比较：是对事物属性进行量的分析以判断事物发展变化的比较方法；

定性分析比较：是指通过事物间的本质属性的比较来确定事物性质的比较方法。

运用比较研究的步骤是：

第一步：选定比较主题。其基本含义是：根据研究课题确定比较的内容，限定比较的范 4 围，并按比较主题统一比较标准。这一步是进行比较的前提，也是比较的依据和基础；

第二步：广泛搜集、整理资料。通过各种渠道、各种方法，尽可能客观地搜集研究课题的有关资料，并根据课题目标对资料进行梳理、分类、归纳；

第三步：进行比较分析。这一步是比较研究的重要环节，这一过程必须是对搜集、整理后的资料进行诠释、分析和评价；

第四步：得出比较结论。这里的结论自然是指通过论证后所得出的结论。

运用比较研究的基本要求：

比较的对象应该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同一范围、统一标准、条件相同（即注意事物之间的可比性）；

比较要从多方面进行，反复进行，切忌片面，单一（即注意比较的广泛性）； 比较不但要比较事物的现象，更重要的是要比较事物的本质，透过现象看本质，从而作出比较的正确结论。

第五篇：我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现状与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现状与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突飞猛进，整体规模已居世界第一，同时由于传媒产业的飞速发展，新闻传播教育增长更超过了其他专业，新闻传播学科的超常规发展带来的矛盾尤为突出。其中进入21世纪以来，各高校争办新闻传播院系，这些新办新闻传播院系办学条件简陋、招生过滥，已经严重影响了新闻传播教育的整体水平，需引起教育主管部门和相关院校的高度重视。

一、我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发展与现状

1978年全国只有5所新闻院系，5个新闻学教学点，至2008年底我国高校设立的新闻传播学专业点达到了877个，其中新闻学267个、广播电视新闻学188个、广告学323个、编辑出版学64个、传播学31个、媒体创意4个；1978年全国新闻专业学生仅有300a左右，1983年增加到2814名，到了2009年在校新闻传播学本科生16万，加上研究生、博士生高达25万，而全国从事记者编辑工作的才20万人。而号称天下第一大系的燕京大学新闻系从1924年创办，到1952年院系调整并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为止，一共才培养343名毕业生，我国新闻传播学人才培养已严重供大于求。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注册高校中开设新闻学及相关专业的院校约占85％，19951999年，新增新闻学与传播学类专业点50多个，平均每年增加10个左右；2000-2004年，新增335个，平均每年增加70个左右；2005-2006年，新增202个，平均每年增加101个。可见当前我国大部分新闻传播院系都是2000年以后开办的，由于这些新闻传播院系办学历史较短，影响力较小而容易被忽视。

受到适龄高考毕业生减少、大学就业难、学生低龄留学等因素影响，2008年以来全国高考报名人数持续减少，2008年高考人数为1050万人，到了2011年降至933万人，这给急剧膨胀的新闻传播教育带来巨大压力，尤其在竞争中处于弱势的新办新闻传播院系，它们将面临着生存还是灭亡的压力，如何办好这些院系的新闻传播专业是一项需引起重视的紧迫任务。因此本文试图分析这些新办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二、新办新闻传播教育存在的问题

由于新办新闻传播院系办学历史短，处于探索阶段，师资、教学、实习、就业等都还不成熟，发展中存在一系列问题。

(一)教学点扩张过快，招生过滥

如前所述，近年来新办新闻传播院系教学点增长速度递增，并且这些新办院系的招生能力远远超过其承受水平，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名牌高校每年每专业平均招收本科生一般不超过50.人，但新办院系动辄就招生二三百人。东北一所著名师范大学的传媒科学学院是由原来广播电视学院和信息传播与管理学院合并建成，而广播电视学院的前身是电化教育系，信息传播与管理学院的前身是图书馆学系，2007年学院已经有了教育技术学、广播电视编导、广播电视新闻学、图书馆学、广告学等5个本科专业，在校本科生多达1200人，硕士研究生也有200多人。成立于2002年7月的烟台大学人文学院(含汉语言文学系、新闻与传播学系、社科德育部、中国学术研究所、民族研究所、中日朝韩关系研究中心、当代文学研究中心和媒介发展与战略传播中心八个教学和研究单位)，其网站上显示在校本专科学生1494人：

(二)师资力量缺乏，课程陈旧

良好的大学教育依赖于一流的师资队伍，但新办新闻传播院系历史短，并且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生教育起始于改革开放以后，缺乏积淀，一线教学人员较为缺乏，如始建于1984年的上海政法学院，2004年刚刚被批准为独立设置的普通本科院校，2007年该校的社科系申报的新闻学专业被批准建立，但就在2007年4月，该校还在大量招聘新闻学专业教授、博士，并且注明紧缺。一些反映最新技术的新媒体教育由于专业人才的缺乏、教程编写的滞后而难以开展，即使开展效果也不明显。另外，新办新闻传播院系往往从所在学校的中文系(文学院)或其他相关文科专业中独立出来，课程设置还不够全面、丰富，有些课程因师资缺乏而无法开设，或者外请教师，从而无法保证课程建设的连续性。

(三)硬件设备简陋

从学科特点看，与文学、哲学、历史等传统人文学科不同，新闻传播学与实践结合紧密，随着技术的进步，不要说广播电视新闻专业摄、录、编、播等教学环节需要重投入，就是传统的报纸也告别了铅与火的印刷，采用电子编排、激光照排，新闻教育走向高科技化，新闻传播成为一种具有高技术附加值的教育，新闻教育只有高投入，才能高回报。

但新闻传播专业一直被当做是普通的人文学科来建设，成为短平快的廉价教育，投资少，见效快，长期以来新闻学科资金投入少，而由于新办新闻传播院系多是非重点大学所办，这些非重点高校整体办学经费就很有限，这样有限的办学经费摊到新闻传播院系更是捉襟见肘，要拿出大笔资金来投资新闻摄影、网络编辑等方面的实验建设几乎不可能，从而限制了新闻传播院系所需要的摄录、编排等设备建设，阻碍了实践课程的教学。

(四)实习机会少，就业欠规范

新办新闻传播院系的历史短、影响小，缺乏充足的毕业生资源和人脉关系，因此无法像一些老牌新闻传播院系可以与新闻单位建立长期合作关系，2010年10月28日北京电视台与京城名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等7所名校签约共建实习基地，新办新闻传播院系就难以获得这样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