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法院[精选5篇]

第一篇：知识产权法院

知识产权法院，是2013年11月15日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所提出的为了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健全技术创新激励机制而设立的审判机构。

1、法院简介

知识产权法院中国知识产权法院，是2013年11月15日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所提出的准备探索建立的审判机构，其原文内容是“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健全技术创新激励机制，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

《决定》指出，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健全技术创新激励机制，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打破行政主导和部门分割，建立主要由市场决定技术创新项目和经费分配、评价成果的机制。发展技术市场，健全技术转移机制，改善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条件，完善风险投资机制，创新商业模式，促进科技成果资本化、产业化。

2、成立背景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知识产权审判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案件数量迅猛增长，新型疑难案件增多，矛盾化解难度加大。2008年至2012年6月，全国法院共受理知识产权案件226753件，审结208653件。针对知识产权审判工作面临的实际困难，报告建议，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引，进一步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优化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妥善协调司法保护和行政执法的关系，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主导作用；根据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要求，积极探索研究建立知识产权专门法院。在分组审议最高人民法院有关报告时，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戴玉忠建议，有关方面应研究知识产权专门法院的设立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报告中提出知识产权案件“三审合一”试点问题。“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涉及到三个方面，既涉及到民事权利的保护问题，还有行政机制的问题和刑事犯罪的问题。三审合一的问题只有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才有可能很好的实现。这对于倡导全民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也有积极的意义。”戴玉忠建议有关方面对此进行研究。

3、俄罗斯 简介

在2011年12月，俄罗斯实施了设立知识产权专门法院的立法变革。知识产权法院的目的是确保因复杂而臭名昭著的知识产权纠纷得到适当裁决。该法案是由国家杜马（俄罗斯议会下院）的民事、刑事、仲裁和程序性立法委员会主席推出的。知识产权法院开庭或许很可能被延迟至这一问题被解决时止。

管辖权

知识产权法院在俄罗斯法院体系中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是一审法院，也是二审上诉（翻案）法院。知识产权法院将以一审法院的身份运作，审理对俄罗斯专利局（包括专利局的撤销法庭“专利纠纷院”）所做的决定提起的上诉。知识产权法院的裁决可被上诉到知识产权法院常务委员会。知识产权法院还将以二审上诉法院的身份运作，用以处理知识产权侵权行为。

程序 知识产权法院的所有案件将由三名或更多法官组成的小组进行审理。知识产权法院常务委员会对针对专利局所做的决定提起的上诉和知识产权侵权案件的裁决均可被上诉到最高仲裁法院。

过渡期

目前，对专利局所做决定提起的上诉是在莫斯科仲裁法院备案。这些决定能被上诉至第一（受理上诉的）上诉法院即第九仲裁上诉法院，然后被上诉至第二（撤销原判）上诉法院即莫斯科联邦巡回仲裁法院。

一旦知识产权法院开始审理案件，莫斯科仲裁法院尚未裁决的上诉仍保留在该法院。但是，任何二审上诉或许不能提交至莫斯科联邦巡回仲裁法院，而必须向知识产权法院常务委员会提出。

正如上面所述，知识产权法院有望最早在2013年7月开始审理案件。一旦知识产权法院开始审理案件，考虑“过渡时期”的影响很重要。过渡时期对起诉专利局决定（例如，专利撤销）的影响可展现如下：

1.专利局印发撤销专利的决定；

2.专利权所有人向一审法院莫斯科仲裁法院提起上诉（甚至在知识产权法院开始审理案件后，该案件仍会保留在莫斯科仲裁法院）；

3.莫斯科仲裁法院做出支持或颠覆专利局决定的裁决； 4.莫斯科仲裁法院的裁决被上诉到作为第一上诉法院的第九仲裁上诉法院；

5.第九仲裁上诉法院做出裁决； 6.如果在提交二审上诉时知识产权法院开始审理案件，二审上诉必须向最高法院的常务委员会提出，而非像现在这样向莫斯科联邦巡回仲裁法院提出上诉。

法官

最高仲裁法院的法官负责主持知识产权法院的事务。知识产权法院运作至少需要15名法官。知识产权法院的已有13名法官。知识产权法院的绝大多数法官是仲裁法院的前任法官。只有两名法官有技术背景，如物理学法官和机械学法官。

位置

知识产权法院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紧邻最高仲裁法院。

4、日本 简介

2005年4月1日，日本成立了专门的知识产权高等法院。成立知识产权高等法院源于知识产权在日本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有利于通过专门的司法途径高效地解决知识产权案件。日本的知识产权高等法院具有如下特点：一是专门性，它是根据专门的法律成立，内设于东京高等法院之内，专门用来审理知识产权案件的法院；二是独立性，知识产权高等法院与其他法院相比具有更大程度的独立性，同时它被授予特定的权力处理司法行政事务；三是独特性。知识产权高等法院的组成和管辖方面具有自身的特点，尤其是法院内部设立的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可以协助法官对案件中专门技术知识进行解释。特征

按照特别法设立的专门法院，知识产权高等法院与其他的高等法院相比具有更大程度的独立性，它设有一位专门的首席法官、司法会议和通过独立于东京高等法院的知识产权高等法院司法会议解决司法行政问题的管理者。依据法院组织法第22条第1款，通过最高法院设立的高等法院在其管辖范围内具有部分行政职权。

目前日本共有六个高等法院，每个高等法院仅具有基于地域范围的有限管辖权，这些高等法院处理某些高等法院司法会议授权范围内的司法行政问题。相比而言，知识产权高等法院是一个专门处理知识产权案件的法院并且依据法院组织法的特定条款而成立的。知识产权高等法院区别于其他高等法院的明显特点是，知识产权高等法院处理所有的知识产权案件，包括某些东京高等法院专属管辖的知识产权案件（与专利相关的上诉案件，针对日本专利局做出的决定的起诉），因不正当竞争行为侵害著作权或商业利益的案件，同时，知识产权高等法院被授予特定的权力处理司法行政事务（比如分配法院事务，任命法官，更换法官，制定法院日程等等），这与案件的特定程序紧密相联，并且只有在知识产权内部才被认为是合理的。不过，很显然，知识产权高等法院是属于正常的法院范畴，按照宪法第76条第2款的规定并不是一个专门的法院，依据此条款，知识产权高等法院做出的判决可以上诉至最高法院，在知识产权高等法院工作的法官是东京高等法院的法官，由最高法院从最高法院提名经内阁批准的法官名单中任命。知识产权高等法院在司法管理方面受到最高法院的监督。组成

法院主要由法官、司法研究人员、专家委员会、法庭书记员和法院秘书组成。知识产权高等法院任命的司法研究人员按照法官的要求研究在执行专利、实用新型和其他知识产权案件的诉讼和判决中的技术问题。从2005年4月起，司法研究人员在法官的允许下可以在口头答辩或其他场合向当事人提问以澄清案件事实。法庭书记员参加并记录诉讼过程，管理诉讼的进展，准备并保存案卷，协助法官研究相关法律和规章以及司法先例，并执行法律规定的其他诉讼事务。法院秘书提供司法行政服务。

管辖

日本知识产权高等法院受理日本专利局做出的一审上诉案件和与知识产权有关的二审民事案件，等等。

（1）日本专利局做出的一审上诉案件。日本专利局做出的一审上诉案件专门由东京高等法院管辖，并且由东京高等法院的专门法院知识产权高等法院受理。

（2）地区法院的民事上诉案件。与专利权、实用新型权、统一电路设计布置权和作者的著作权相关的民事上诉案件专门由东京高等法院管辖，并且由知识产权高等法院受理。因此，所有此类上诉专门由知识产权高等法院受理。

与设计权、商标权、著作权（排除作者的著作权）、出版权、邻接权、繁殖权以及因不正当竞争行为侵害商业利益的相关权利由日本八个高等法院的相关高等法院管辖，这取决于一审法院所在的地方。因此，作为东京高等法院的知识产权高等法院受理由东京高等法院管辖的上诉案件。

（3）其他案件。知识产权高等法院也受理由东京高等法院管辖的其他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这需要有知识产权专家主导诉讼并在主要问题上做出判断。

知识产权法院何日破茧

中国专利申请量和知识产权案件量很大，将这两者置于“创新型国家建设”的背景下，建立知识产权法院势在必行

3月13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日内瓦发布报告称，2013年中国通过《专利合作条约》途径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数量位列全球第三。

“中国国际专利申请量领先世界，体现了创新能力的提高，也显示出了公众知识产权意识的增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绍荣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随着中国知识产权战略的持续推进，产权保护压力日趋加大。”

近年来，中国知识产权案件数量居高不下。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依法保护专利权、著作权、商标权，受理案件11016件，审结9716件，各级法院审结一审知识产权案件10万件；2013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侵犯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和商业秘密等犯罪嫌疑人8802人。

4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广州举行知识产权宣传周新闻发布会，发布了《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2013年）》白皮书。白皮书披露，中国涉及前沿科技问题的新类型、疑难复杂案件和知名企业品牌保护等案件逐渐增多，审理难度不断加大。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今年3月10日在部署2014年主要工作时指出，“最高人民法院将推进知识产权法院建设。”这被舆论视为中国进一步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积极信号。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随着中国专利申请量和知识产权案件数量的增加，加大保护知识产权力度、建立知识产权法院势在必行。

知识产权保护面临严峻挑战

近年来，随着中国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由侵权引发的知识产权纠纷数量也呈上升趋势。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上半年，中国商标累计申请量已达1054万件，累计注册量达717万件，有效注册商标609万件，均位居世界第一；2013年，中国以21516件的专利申请总量超过德国位居世界第三，比上年增长15.6%，增幅在专利申请量排名前十的国家中居首。

与此同时，中国知识产权案件数量也逐年递增。据统计，2008～2012年，全国法院共分别受理和审结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245264件和237796件，年均增长率分别为37.57%和37.41%，是历史上案件数量增长最快的时期。

各地涉外、涉港澳台知识产权行政案件持续增加。比如，2003年以来，深圳中院知识产权庭审理涉外案件数从17宗增长到2013年的73宗。其中，原告为外国公司的案件从11宗增长到45宗，收案数量稳步增长。

“知识产权案件数量增加，既说明了公众知识产权意识在提升，学会了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也说明中国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仍然大量存在。”南开大学教授齐善鸿接受本刊采访时分析说。

随着知识产权案件数量迅猛增长，以及案件类型日趋新颖复杂，近年来，中国知识产权保护面临严峻挑战。

“目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表现出隐蔽性强、犯罪嫌疑人警惕性高、反侦查能力强、犯罪现场流动性大等新特点。”李绍荣说，“特别是取证难，由于涉案证据掌握在犯罪人手中，多以电子形式存在，容易隐蔽、销毁，知识产权保护取证难度进一步加大，打击侵权行为难度加大。”

李绍荣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涉外知识产权案件将会多发，从而加大了审判压力。”

“近年来知识产权案件还具有涉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专利等技术案件比例高，涉网络案件比例高，疑难复杂新类型案件多等特点，也增加了案件的审理难度。”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一中院”）知识产权审判二庭负责人姜颖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

据了解，北京一中院审理的知识产权案件中，涉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专利等技术案件比例高达1/4。“这对于没有理工教育背景的法官而言，案件事实的认定存在较大困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案件的审判效率。”

“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了各地法院审理水平出现差异。知识产权案件专业性极强，但有权受理的法院分散在全国各地，这不利于审判实践的统一。”中华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会长杨梧说，“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中，还存在着损害赔偿额偏低，以及地方保护主义现象等问题。这些都从某种程度上折射了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尴尬现状。”

“三审合一”试点破题

为了突破知识产权保护中的困局，1993年，北京一中院成立了中国首个知识产权审判庭。随后，各地法院纷纷建立知识产权审判庭。截至2012年12月底，全国法院设立的知识产权审判庭达420个。

2008年，中国发布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提出“研究设置统一受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的专门知识产权法庭”。按照这一要求，各地法院积极探索设立“三审合一”知识产权审判庭，即将相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行政案件和刑事案件由统一的知识产权审判庭来审理。截至2012年底，已有5个高级法院、59个中级法院和69个基层法院开展了相关试点。

据姜颖介绍，2013年底，北京一中院在原知识产权庭的基础上建立知识产权审判一庭、二庭，将知识产权刑事、民事、行政三类型案件集中由两个知识产权庭审理，在北京率先构建起了“大知产”审判格局。

“知产一庭主要审理商标案件，知产二庭负责审理专利、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植物新品种等涉技术案件和著作权、合同案件。通过构建‘大知产’审判格局，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刑事案件‘三审合一’，能够有效统一三者的法律适用标准，提高案件审判效率。”姜颖说。

在姜颖看来，“大知产”的审判格局也极大提升了知识产权案件的专业化审判水平。“知识产权专业化审判的特点，有助于案件整体审判质效的提升，也有利于调研、培训工作的开展，进而提升法官的专业审判水平。”

尽管“三审合一”优势凸显，但问题依然严峻。比如，案多人少的矛盾未能根本解决。数据显示，2014年一季度，北京一中院共受理各类知识产权案件3323件，而2013年同期案件受理数为935件，增长率为255%。与此同时，知识产权办案法官在人员上仅给予10%左右的补充比例。

此外，法官知识结构无法满足需求。姜颖介绍说，在知识产权“三审合一”审判模式下，北京一中院已有的知识产权法官中，缺少具备刑事审判经验的法官，应对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存在压力。另外，尽管将具备理工类教育背景的法官安排在以审理专利、著作权案件为主的知产二庭，但法官总体人数并未增加。

数据显示，北京一中院2010年至2013年年均审结案件3448件，人均结案数约为120件，其中一审案件的比例达90%，且绝大部分案件含涉外因素，涉技术、网络案件比例高，日常的案件审理工作占据了法官几乎全部的工作时间，通过司法调研、业务培训提升自身司法能力的机会受到压缩，办案压力非常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副研究员杨延超向本刊记者表示，“现有的‘三审合一’审判机制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知识产权审判效率，但作为审判主体的依旧是普通法院内部的‘知识产权审判庭’，它与法院内其他审判庭如民事审判庭、刑事审判庭等处于同等地位。”

“知识产权案件的特殊性又决定了在领导配备、管辖设置、案件管理、法官选拔等方面都有其特殊性，在涉及上述工作时，普通法院难以有效顾及知识产权审判庭的上述各种特殊要求，这就决定了现有改革很难从根本上解决知识产权审判所面临的种种难题。”杨延超说。

从各地实践情况来看，由于知识产权案件数量剧增，加之案件类型新颖复杂，知识产权案件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愈发专业化、复杂化，审理难度越来越大，“三审合一”审判体制与现实存在的矛盾愈发突出。

在此背景下，建立知识产权法院，推动中国知识产权审判走向专业、高效的呼声再度高涨。

知识产权法院建设在路上

关于建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动议，业界早有提及。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2001年，时任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的吴伯明在全国两会上就建议设立知识产权法院。

“还在2000年专利法第二次修订时，国家知识产权局就与有关部门进行过探讨，研究建立统一的知识产权上诉法院，但是没有取得进展。”杨梧介绍，“2005年启动专利法第三次修改，再次将建立知识产权法院提上日程，高法的课题组当时还拿出了比较成熟的意见。由于当时司法改革思路是诉讼体系，分为大民事、大行政、大刑事三大板块，成立‘三审合一’的知识产权专门法院不符合上述司法改革思路，因此这一建议再次被搁置。”

2013年11月12日，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健全技术创新激励机制，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

“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部署，说明历经曲折的知识产权审理司法改革的动议已得到了中央认可。”杨梧认为，“中国企业创新能力逐步提高，保护知识产权的内在动力越来越足，建立知识产权法院确实很有必要。”

杨延超则明确表示，“当前，探索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时机已经成熟。”他解释说，“近年中国知识产权案件数量不断上升，而知识产权案件又极具专业性，有必要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对相关案件进行集中审理。”

“知识产权审判方面的大胆尝试和改革，对于提高知识产权的审判水平有重要意义，但要真正推动知识产权审判走向专业、高效，还有赖于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立。”杨延超说。

姜颖也认为，“知识产权法院的建立，将更有利于各项审判资源的调配，法官和书记员案多人少的矛盾预计将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

齐善鸿表示，“与知识产权法庭相比，建立知识产权法院更有利于提高司法效率、统一司法标准及节约司法成本。”他说，“目前各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在不断加大，中国不可能游离于此外。因此，建立知识产权法院，也是顺应国际趋势，有利于中国经济更好地融入全球。”

那么，中国知识产权法院究竟何日破茧而出？

2013年11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有关人士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最高法正在推进该项工作，“尚无具体时间表”。

4月8日，本刊记者发函最高人民法院，希望就建立知识产权法院进展情况采访相关负责人。13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回电称，“知识产权法院建设还在推进过程中，相关情况目前还不宜对外公开。”

4月19日，在武汉举行的“南湖论坛”上，上述信息得到进一步确认。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金克胜在论坛上透露，知识产权法院设立尚无时间表，目前仍处于论证阶段。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属于国家顶层设计，需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决议后，才能实施。

然而，各地筹建知识产权法院的工作早已低调进行。4月10日，北京市高法知识产权庭副庭长张雪松在“北京知识产权保护状况”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从去年底至今年初，在最高人民法院和市委的统一部署下，北京市已开展了有关知识产权法院建立的调研工作，目前基本完成了案件的管辖、机构设置等方面的初步调研计划，现已提交到上级法院。

上海、江苏、广东也陆续传来研究部署推进试点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消息。知识产权法院建设还在路上，却已渐行渐近。□记者李松 建立知识产权法院须做好“顶层设计”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建立知识产权法院是一项复杂工程，推进过程中要立足全局，稳步推进。对于尚未考虑清楚或不确定的问题，不妨先试点，然后根据试点结果进行取舍。

“规划知识产权法院，还需要考虑知识产权案件，尤其是专利案件的特点，应当由上而下地全面规划。”杨梧说，“有必要在全国统一建立知识产权上诉法院或上诉巡回法院，并在知识产权上诉法院中设立专家委员会，以利于司法实践的统一，并对知识产权中的新问题给出指引意见。”

对于知识产权法院的功能，杨梧建议，对于一审在基层知识产权庭审理的知识产权案件，其二审由各省市知识产权中级法院进行终审。“全国知识产权上诉法院负责对一审在知识产权中级法院审理的知识产权案件以及在专利复审委员会审理的专利复审案件和专利无效案件的二审，而专利复审委员会的决定作为准司法的一审。”

在杨延超看来，中国知识产权案件数量依据各地经济发展情况呈现极度不平衡态势，因此，“可依据调研数据决定知识产权法院的布局，可以在首都设立一个知识产权高级法院，作为此类案件的最高审判机构；在全国范围内按区域位置及科技和经济发展水平设置若干个上诉法院。”

“知识产权法院的建立，还需要打造一支高素质的专业人才队伍。”李绍荣认为，“不论在企业还是法院系统，目前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高层次人才十分稀缺。应积极鼓励高等院校设立知识产权相关专业，开展知识产权保护各个环节的人才培养。”

“尤其知识产权法官队伍建设，更需加强。”李绍荣说，“要高度重视国际知识产权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工作。依靠这些高端人才，才能确保中国在国际知识产权服务业的激烈竞争中胜出。”

杨梧说，应把引进国际知识产权人才工作纳入国家战略高度，在引进知识产权人才方面给予政策倾斜。“更主要的是，要在国家层面有计划地派出一些法官出国深造或培训，以培养他们的国际视野，提高他们的能力。”

姜颖认为，知识产权法官队伍的建设，尤其要考虑到法官合理工作量的测算、主审法官责任制与合议制的兼容、知识产权法官员额制，以及知识产权法官综合保障、工资待遇等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齐善鸿表示，“中国知识产权保护起步比较晚，相关法律法规还有些滞后，在电子信息化的背景下，对网络时代作品传播和侵权规则，至今缺乏有效和系统的规定。”他认为，“中国对知识产权侵权的惩处力度不够，从某种程度上变相鼓励了侵权行为的发生。”

齐善鸿说，“在一些发达国家，构成知识产权的严重侵权，打官司赔偿金额往往十分惊人，甚至让侵权者倾家荡产。而外国公司在中国打官司会依据中国相关法律，以至于一些外国公司在中国的侵权成本极低。”

“要进一步完善技术事实查明机制，细化操作程序和规则。特别是对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计算机制以及对重复侵权、恶意侵权等行为的制裁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齐善鸿补充道。知识产权保护发力

远在17世纪，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萌芽，股权、商号权等新的财产形式不断出现。为进一步明确这些无形财产的所有权，英国于1623年颁布了《垄断权条例》，成为首先确立专利制度的国家。此后，英国的《安娜女王法令》（1709年）、法国的《关于以使用原则不审查原则为内容的制造标识和商标的法律》（1857年）等相继颁布实施，标志着专利发明、著作、商标等无形财富具有了法律上财产的意义，知识产权也由此产生。

不难看出，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新型的财产形态，是商品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此时，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中国，手工业和河运日益繁荣，商品贸易活跃。受经济发展的影响，自然科学也有了一定的发展，《本草纲目》《农政全书》《天工开物》等科学著作相继问世。但受几千年封建思想影响的中国，“个体”、“私权”长期被湮没在“御赐”、“钦授”的“特权”中。

列强以坚船利炮轰开中国的大门之后，“知识产权”被它们带入中国。为保护侵略者自身的利益，英国人于1904年为清政府起草了《商标注册试办章程》，成为清政府第一部商标法。随后，清政府颁布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著作权法《大清著作权律》（1910年），也影响了此后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制定的相关法律。

新中国成立后，曾制定了一系列知识产权行政规章，如《保障发明与专利权暂行条例》《发明奖励条例》等，但发明的所有权在国家，全国各单位都可以无偿使用。可以说，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还没有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制度来保护知识产权。

1980年，中国加入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自此，中国先后参加了18个相关知识产权国际公约、条约和协定；相继出台了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及其实施细则，还陆续颁布了计算机软件、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植物新品种、信息网络传播权以及音像制品管理、著作权集体管理等保护和管理条例，涵盖了知识产权保护的主要内容。初步形成了符合国际通行规则、适应我国国情、门类比较齐全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

2008年，中国颁布《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成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支撑。此时的中国已从知识产权国际规则的被动接受者转向主动参与者，从被动移植转变为主动利用。

在由两院院士评选出的“2013中国十大科技进展”中，嫦娥三号月面软着陆开展科学探测、神舟十号飞船发射成功、天河二号夺得世界超算冠军、世界上“最轻材料”研制成功等等，每一项科研进展均拥有自主知识产权，闪耀着自主创新的光芒。

在与美国国际数据公司提起的“337调查”案的诉讼中，中国的中兴通讯、华为公司初裁获胜，同样得益于其在自身专利质量和数量优势基础上构筑的专利布局。

30多年市场经济的磨砺告诉我们，中国不能走资源耗费型的发展道路，也不能走技术依赖型的发展道路，只能走自主创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中国道路。大量事例也表明，缺乏关键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没有先进的知识产权制度，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将难以实现。诚然，我们仅用30多年的时间，就走完了一些发达国家一两百年才走完的知识产权制度建设之路，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我们更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目前的知识产权制度还不完善，公众知识产权意识仍较薄弱，侵犯知识产权现象在一些地方、领域和产品中还比较突出，知识产权滥用行为时有发生，缺少透明度、不当竞争等问题仍然存在；我国现行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体制机构重叠，知识产权的各个领域目前归属近十个部门分管，显然不利于知识产权制度的推行和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制度的作用。

“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健全技术创新激励机制，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为完善知识产权制度体系建设指明了方向，必将进一步激发创新驱动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活力，促进知识产权自身制度建设提速。

可以相信，随着知识产权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的创新环境将有更大的改善，中国的科技进步将为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更为强大的支撑。

第二篇：2015年山东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报告

2015年山东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报告

2015年，山东法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目标，忠实履行知识产权审判职责，创新审判机制，深化司法公开，积极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不断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为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省份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

一、充分履行审判职责，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山东法院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准确把握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全面深化改革对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提出的新目标、新要求，依法有效维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制止、制裁和打击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利益。2015年，山东各级法院共新收各类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6852件。其中，著作权案件3805件，专利案件504件，技术合同案件114件，商标案件2099件，不正当竞争等其他知识产权案件330件。共审结各类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6644件。山东法院2015年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总体呈现以下特点：

（一）案件数量大幅增长，审判质效不断提高2015年，全省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收案数量比2014年增长35.8%。其中，著作权案件增幅最为显著，达87.8%。技术合同案件同比增长21.3%，也呈现了较快增长势头。在案多人少矛盾突出、专业法官变动频繁的情况下，一审案件结案数量同比增长30.8%，结案率达97%。案件调撤率达63%，大量知识产权民事纠纷通过调解或撤诉方式解决，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一审案件上诉率由2014年的7.2%下降为6.3%，知识产权民事二审案件结案率达到99.3%。

（二）疑难复杂案件增多，审理难度持续加大同往年相比，各类知识产权民事案件中，系列案件所占比例大幅缩减；涉及知名企业品牌利益保护的商标纠纷案件，涉及著名影视文化作品互联网传播的著作权纠纷案件，涉及国际领先高精尖技术的专利侵权纠纷案件，涉及新技术合作开发、技术成果市场应用的技术合同等疑难复杂案件大幅增多。如烟台张裕卡斯特酒庄有限公司诉上海卡斯特酒业有限公司确认不侵犯商标权纠纷案、“汇源”商标侵权纠纷案、《鬼吹灯2》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罗地亚集团专利侵权纠纷案以及奥图泰公司反垄断纠纷案等。同时，随着网络强国战略和“互联网+”行动计划的实施，涉互联网知识产权侵权纠纷进入高发期，诸多新类型案件给法院审理工作带来一系列新问题，案件审理难度不断加大。

（三）精品案件成果显著，审判影响力不断扩大2015年，山东法院继续大力推进“精品案审判”工程，贯彻落实“加强保护、分门别类、宽严适度”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政策，对新型疑难复杂案件重点关注，创新审判思路和保护方法，打造出一批具有指导意义和较大影响的精品案件。百度搜索不正当竞争纠纷案、“鲁锦”商标侵权纠纷案分别入选为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第45、46号指导性案例。美商NBA产物股份有限公司与特易购商业（青岛）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上诉案、威尔德摩德公司与济南慧邦汉默实业有限公司等不正当竞争纠纷上诉案、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与潍坊雨洁消毒用品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3起案件入选2014年中国法院50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张晓燕与雷献和等著作权纠纷案被编入《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报告（2014年）》。另外还有2篇案例入选《人民司法案例》，1篇案例入选《中国法院2015案例》。

二、发挥司法主导作用，助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山东法院牢牢把握以创新发展为核心的时代机遇，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推动科技创新，塑造自主品牌，打破制约创新的行业垄断和市场壁垒，助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贯彻实施。

（一）以保护创新为基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在创新发展新形势下，鼓励创新、保护创新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所在。在山东高院《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的若干意见》指导下，山东各级法院就如何深化知识产权的创造、使用和保护，合理规范市场竞争秩序进行积极探索，服务大局成果显著。一是提出建设性司法建议和司法保护意见。济南中院编写出版《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司法实务》一书，满足企业知识产权保护需求。枣庄中院研究制定《关于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为建设创新型城市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并向市委、市政府提出《关于尽快在金融系统推进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业务、推动全市城市转型工作发展的司法建议》。东营中院围绕市委推动全市新一轮跨越发展重大部署，制定实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五条”。青岛、淄博、济宁等中级法院均向相关部门和企业提出知识产权司法建议，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二是加强与行政机关的联系协作。山东高院完成并向省委、省政府报送了《关于贯彻落实情况的报告》，同时，对省政府、省知识产权局、省科技厅的相关文件从司法角度提出了修改意见。淄博中院积极探索与文化市场执法局共同成立淄博市版权保护中心。莱芜中院与知识产权局、工商局、版权局、行政执法局等单位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实现司法审判与行政执法优势互补。三是多种形式服务区域经济发展。针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特色，创造性地开展司法服务工作。青岛中院在青岛国际经济合作区中德生态园设立的知识产权巡回法庭，为服务新区建设、保障创新型企业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知识产权司法保障，全国打假办及最高人民法院将巡回法庭的工作经验以简报转发并在全国推广。东营中院与当地经济技术开发区、胜利工业园建立协作沟通机制，把石油装备制造基地、生态谷、临港产业园区列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调研基地。济南、泰安、滨州、聊城等中级法院把具备自主创新能力的知识密集型企业、行业协会、辖区内的重点企业列为联系点，指导企业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创新能力。

（二）以加强保护为导向，创新审判体制机制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山东法院抓住机遇，不断创新知识产权审判体制机制，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一是继续优化调整知识产权案件管辖布局。目前，全省已经形成了一个高级法院、十八个中级法院、五个基层法院的总体管辖布局，其中多个中院分别具有专利、植物新品种、驰名商标、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案件管辖权。2015年7月山东高院召开了“优化山东法院知识产权案件管辖布局”研讨会，为继续优化完善山东知识产权案件管辖布局规划了蓝图。二是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改革试点稳步推进。在济南、青岛、东营三地试点法院，依据不同改革方案和案件情况，“三合一”审判工作有序开展。济南中院根据案件审判规律和实践需求，组建了知识产权行政和知识产权刑事两个专业合议庭，实现了知识产权案件统归民三庭审理。该院由于“三合一”审判机制改革成效突出，作为全国五个中院代表之一，在全国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座谈会上作了典型发言。三是诉调对接推动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山东高院与山东省知识产权局联合出台了《关于建立专利纠纷诉调对接机制的若干意见》，为进一步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充分发挥调解在知识产权纠纷化解中的重要作用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操作办法。四是积极推进人民陪审制度改革。最高人民法院《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实施办法》出台后，山东法院进一步推进人民陪审制度的改革创新，拓宽人民群众参与知识产权审判的渠道。2015年，东营、烟台、济宁、泰安、菏泽等中级法院知识产权案件的人民陪审员参审率均达100%，有效提升了知识产权审判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三）以司法公开为契机，提升司法公信与权威2015年山东法院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公开的要求，充分利用山东法院司法公开三大平台，全方位提升司法公开的广度与深度。一是审判流程公开、庭审网络直播、裁判文书上网等“阳光司法”工作有条不紊。知识产权案件从立案开始至各个审判流程节点信息全部实现网络查询，当事人可以随时掌握审判流程、联系法官，充分保障诉权。网络庭审直播实现常态化，以直播促进审判工作规范有序运行。裁判文书上网采取季度汇报、总结制度，专人监督、专人负责，2015年山东高院及青岛、枣庄、东营、烟台、菏泽等中级法院的知识产权裁判文书上网率均达100%，全省法院上网公开知识产权裁判文书数量达7856篇。二是积极开展“4.26世界知识产权日”宣传周活动。山东高院连续第十四年召开知识产权审判新闻发布会，公布《2014年山东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报告》（白皮书）、《2014山东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十大案件》，同时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观摩知识产权典型案件庭审并座谈讨论，听取对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三是拓宽渠道，加强知识产权法治宣传。积极借助传统媒体和网络新兴媒体等传播媒介，全方位向社会宣传知识产权审判，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提高司法保护影响力。济南中院采用微博、微信直播等方式向社会通报知识产权典型案件。青岛中院在《青岛财经日报》开辟知识产权专版，由办案法官结合具体案例进行评析。莱芜中院在莱芜电视台《以案说法》栏目开设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专栏。菏泽中院在新浪微博建立了知识产权庭的官方微博账号。此外，各地法院均定期开展知识产权司法宣传活动，到社区、企业、街头、市场发放知识产权宣传手册、诉讼指南等，在全社会营造保护知识产权的良好氛围。

三、抓好审判监督指导，确保法律适用准确统一公正司法、严格司法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的明确要求，也是维护法律权威、弘扬法治精神的关键所在。山东法院通过加强审判监督和业务指导，规范知识产权司法行为，提升审判质效，保障法律适用准确统一，维护法律权威。

（一）拓宽渠道加强审判指导一是及时明确工作要点，统筹全年工作。山东高院于年初制定下发《2015年山东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要点》，对全年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作出统筹安排。二是适时研讨座谈，加强全省业务指导。举办了法律适用疑难问题研讨会，针对疑难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澄清认识，统一裁判标准；召开了庭长工作座谈会，凝聚共识，共谋发展。三是健全沟通协调机制，加强信息交流。通过法院系统内部网站、“全省知识产权法官微信群”等平台，及时发布知识产权相关政策、理论研究、审判动态，形成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沟通交流的良性机制。四是加强案例指导，统一裁判标准。通过山东法院《案例参阅与指导》、《知识产权审判要情》季刊，及时刊发典型案例，明确相关类型案件的审理要点和政策导向。

（二）研判结合加强审判监督一是注重全省知识产权审判整体协调均衡发展。山东高院完成了《2014全省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绩效评估情况报告》，对三级法院的知识产权审判情况进行比较分析并提出具体的改进措施。二是做好知识产权案件的分析研判工作。通过《全省知识产权一审案件情况及运行态势分析》和《二审知识产权案件改发情况及典型案件分析》，及时研究全省知识产权审判的新动向、新问题，指导下级法院及时加以解决。三是加强知识产权大要案协调机制。实行重大案件和系列案件每月报送制度，掌握审判动态，强化调度职能，加强整体调控。四是严格落实司法责任制。认真落实随机组成合议庭、随机分案、审判长签发文书、案件节点管控、审判长联席会等制度，确保案件责任落实到位，真正实现“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

（三）多种形式加强司法调研一是组建山东知识产权审判调研小组。从三级法院甄选18位业务骨干率先成立全省专业审判调研小组，分别针对专利、著作权、商标、不正当竞争等领域进行专题调研，提出并解决审判实践中遇到的疑难复杂问题。二是积极参与知识产权热点问题研讨交流。山东高院先后参加了最高人民法院举办的“‘互联网+’时代知识产权保护热点问题研讨会”、“ICT行业反垄断法实施研讨会”、“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高端研讨会”等。东营中院应邀参加了第二届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版权联盟年会。烟台中院出席了2015年半岛知识产权协同创新高峰论坛和第二届全国医药行业知识产权论坛。济宁中院受邀参加了华中科技大学举办的“长江知识产权沙龙”。三是知识产权调研工作成效显著。山东高院先后完成了《关于涉剧本抄袭侵害著作权纠纷案件审理情况的调研报告》、《关于的修改建议》等。济南中院多篇调研文章被《人民司法》、《中国知识产权审判研究》、《证据科学》等刊物采用，多人在国家级、省级的调研成果评比中获奖。青岛中院作为全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调研基地，完成了近四万字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信息网络传播权司法保护新情况》的调研工作，并在全国“互联网+时代知识产权保护热点问题研讨会”上作专题发言。淄博中院完成了《关于淄博市涉文化领域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的调研报告》，为党委政府决策、企业良性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济宁中院参加了国家版权局与曲阜师范大学法学院组织的云存储著作权法律适用问题的调研。

四、不断提升司法能力，打造高素质知识产权审判队伍队伍强则事业兴，打铁还需自身硬。为持续推进知识产权审判工作长远发展，山东法院始终致力于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知识产权审判队伍。

（一）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坚定理想信念深入学习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认真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积极开展向邹碧华同志学习活动。引导知识产权审判法官充分认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的总目标和总原则，坚定建设法治中国的理想信念，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确保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正确方向。

（二）加强司法能力建设，提升业务素养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新问题、新类型案件层出不穷，山东法院始终注重与时俱进，加大业务培训和学习力度。定期举办全省法院知识产权审判业务培训班，邀请最高人民法院和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负责起草司法解释和著作权法的全国审判专家和资深法官授课，及时更新法官的知识储备，不断提升法官的司法能力。

（三）加强廉政作风建设，全心服务群众严格落实最高人民法院“五个严禁”、“十个不准”、惩治“六难三案”等制度要求，严守党章党规党纪，守好廉政防线。狠抓纪律作风，认真落实“四心工作法”，规范司法行为，做好司法便民利民工作。通过邮寄立案、送法下乡等制度方便群众诉讼、维护群众权益、赢得群众信任，打造司法为民、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优秀知识产权审判队伍。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十三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标志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正式开局，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将面临发展战略优化和经济转型升级带来的一系列新挑战。2016年4月5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山东半岛国家高新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标志着山东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即将进入一个新阶段。山东法院将继续充分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进一步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着力培育良好的知识产权司法环境，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和经济文化强省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第三篇：法院关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调研报告

我院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进行调研发现，此类案件呈现如下特点：

一是案件偏少，案值偏大。三年来，朝阳法院法院共审结此类案件125件，在全部刑事案件中所占比例极小，仅占1.39%，此类案件属于少发案件。但从案值上看，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涉案数额不断上涨，案值在50万元至200万元区间的案件量呈逐年增长态势，案值最

高的近800万元。

二是共同犯罪案件较多。在审结的125件案件中判处被告人226人，共同犯罪案件所占比例较大，一起案件中被告人最多为8人。各共同犯罪人分工配合、密切合作，涉案金额巨大，不仅给权利人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还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三是涉案产品、侵犯罪名相对集中。涉案产品主要集中在烟酒、名牌箱包、高尔夫用品、盗版光盘等消费用品上，占到全部涉案产品的90%以上。涉案罪名集中在侵犯著作权、商标类犯罪。在审结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中，侵犯著作权和商标类犯罪占到了70％以上。

四是犯罪手段复杂，多属智能型犯罪。此类案件中涉案产品技术含量高，少数假冒产品的质量、外观与真品高度接近。犯罪隐蔽性强，多采用单线联系，频繁变换手机和窝点，很难抓到主犯。案值难以彻底查清，犯罪人使用假名、做假账或者不做账的情况普遍。

五是连续性犯罪和跨地区犯罪现象较突出。近1/3的被告人曾因侵权或者卖假货受过行政处罚或者承担过民事责任。有的被告人既销售侵权产品，又贩卖假标识，一人构成数罪。为逃避打击，犯罪人往往选择在不同地区组织生产、组装成品和销售。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如下普遍性问题：

一是缺乏定罪量刑的具体量化标准。在定罪标准上，假冒注册商标罪、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和假冒专利罪是“情节严重”，侵犯著作权罪是“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侵犯商业秘密罪是“给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等，定罪量刑标准均是原则性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

二是已有的定罪量刑的金额标准有待规范。涉案金额的大小是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最主要的定罪量刑标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比一般财产犯罪的金额标准要高，不利于有效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在涉及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定罪量刑的金额标准上，刑法和有关的司法解释存在“非法经营额”、“销售金额”、“违法所得额”和“直接经济损失”四个概念。这些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不同，具体如何界定，有待规范。

三是侵犯知识产权罪与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非法经营罪存在竞合。司法实践中，大量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实际上是以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非法经营罪来定罪处罚的。主要原因是存在法条竞合的问题。所以，仅按照侵犯知识产权罪名进行司法统计并不能真实地反映出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实际状况，不利于准确掌握工作动态，反映司法实践。

四是侵犯知识产权罪与非罪的界限较难把握。侵犯知识产权犯罪首先是一种未经权利人许可而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侵权情节达到一定程度应受到行政处罚，达到严重程度才构成犯罪。因此，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与一般知识产权行政违法行为和侵权行为往往出现一种竞合，这在客观上增加了判定罪与非罪的难度。

针对上述问题，朝阳法院提出如下建议和对策：

一是加大宣传，提高全社会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等各种新闻媒体，广泛宣传知识产权基本知识，及时宣传保护知识产权专项行动，以案说法，警示他人。深入企事业单位，宣传法律法规，健全管理体制，完善防范机制，提高企事业保护和管理知识产权的能力和水平。

二是加强立法，完善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法律体系。针对刑事立法上笼统简单的条款进行修订和完善，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认识不一的现状。对犯罪客观要件的具体量刑标准和情节、知识产权法律词语的界定等进行司法解释，使之明确具体，易于实践操作,以弥补立法过于原则的不足。

三是多策并举，不断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机制。在运用法律打击侵犯知识产权行为之外，充分发挥行业协会连接政府和企业的桥梁作用，通过行业协会自律机制，规范企业的知识产权行为，从而促进政府监管、企业自律、舆论监督、群众参与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形成和完善。

四是整合资源，完善打防知识产权犯罪的协作机制。法院、公安、检察、工商、烟草等部门间加强协作配合，健全信息共享、案件移送协作制度，开展专项行动。同时，加强地区间信息沟通，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协作网络，提高打击和防范侵犯知识产权违法犯罪的工作水平。

第四篇：江苏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江苏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0、www.xiexiebang.com，kodak-bj.com域名，用于网络宣传经营。伊士曼公司发现后，认为其“KODAK”商标早已成为驰名商标，科达电梯公司的行为侵犯了其注册商标专用权，遂于2005年11月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科达电梯公司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院认为：“KODAK”商标系伊士曼公司创设的臆造性文字商业标识，1982年始即在我国获得注册。多年来，该公司投入巨额费用对该商标进行了持续广泛的宣传。“KODAK”数码影像等产品在我国拥有大量消费者，属在市场上享有较高声誉并为相关公众所熟知的商标，应认定为驰名商标并获得跨类保护。科达电梯公司在其涉及电梯的商品、服务及企业宣传中突出使用“KODAK”文字标识，显然是模仿及攀附伊士曼公司“KODAK”驰名商标的良好声誉形象，以取得不正当商业利益。该使用行为必然会降低伊士曼公司“KODAK”驰名商标显著性，损害其商誉价值，应认定构成商标侵权。故法院判令科达电梯公司承担停止侵权、消除影响、赔偿损失的侵权责任。

点评：根据商标法的规定，驰名商标具有跨类保护效力，即有权禁止他人在不相同或不相类似商品或服务上使用。驰名商标可以通过诉讼向法院申请认定。但司法认定驰名商标是有条件的，需认定的商标不仅要具备商标法规定的商标驰名的标准，即在中国境内享有较高声誉并广为知晓；同时要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及案件审理需要来认定，即要有认定的必要性。本案对于准确把握驰名商标司法认定尺度具有较强的示范作用。本案被《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8年第5期刊用，并被评为江苏省第二届“金法槌”杯优秀指导案例一等奖。

12、上海尚格餐饮娱乐有限公司诉无锡钱柜餐饮娱乐公司商标侵权、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原告“钱柜PARTYWORLD”是台湾钱柜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湾钱柜）合法注册的服务商标，在KTV娱乐业中享有广泛知名度。2004年12月，台湾钱柜许可上海尚格餐饮娱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尚格公司）使用其商标，并授权其有权单独以自己名义对侵权行为提起诉讼。此后，被告无锡钱柜餐饮娱乐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钱柜）将“钱柜”文字作为其企业字号登记经营KTV业务，并在其营业招牌、广告牌匾、网站等方面突出使用“钱柜PARTYWORLD”。上述文字的使用方式及风格、服务物品及宣传资料的设计风格甚至部分文字内容，与尚格公司极为近似。尚格公司遂以其构成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为由，于2006年7月向法院提起 诉讼，要求其停止侵权、赔偿损失、清除或销毁“钱柜”标识、变更字号、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等。法院认为：“钱柜PARTYWORLD”商标在KTV娱乐行业中具有较为广泛的知名度。无锡钱柜未经许可，在相同服务上使用与该注册商标相近似的商标，应当认定为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同时，其作为同业竞争者，未尽谨慎注意义务，申请注册“钱柜”字号，突出使用“钱柜PARTYWORLD”文字，并模仿尚格公司商业标识的使用方式及风格、服务物品及宣传资料的设计风格甚至部分文字内容，主观上具有明显过错，客观上造成相关公众混淆和误认，构成不正当竞争。据此，法院判令其立即停止侵犯“钱柜PARTYWORLD”注册商标专用权，在服务领域停止使用“钱柜PARTYWORLD”字样及含有“钱柜”字样的企业名称，在《无锡日报》刊登声明消除影响，并赔偿尚格公司损失180000元。

点评：本案涉及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两种侵权行为，一是被告在相同服务领域、服务项目上擅自使用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构成商标侵权。二是作为同业经营者，攀附使用他人享有一定知名度的商标文字，或刻意模仿他人商业标识使用方式或设计风格，造成相关消费者的混淆和误认，扰乱了市场竞争秩序的，应当认定为不正当竞争行为。本案的处理对于如何审理商标权与企业字号冲突的案件具有典型意义，在相关行业内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13、艾尔弗雷德?邓希尔有限公司诉无锡市登喜路服饰有限公司商标侵权、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原告艾尔弗雷德?邓希尔公司（英国）（以下简称邓希尔公司）系“登喜路”和“dunhill” 注册商标权人。2003年9月，原锡山市亨达制衣有限公司变更名称为无锡登喜路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登喜路公司），其法定代表人周均刚于2003年10月在香港登记注册了英国登喜路公司。英国登喜路公司授权许可无锡登喜路公司使用其企业名称。无锡登喜路公司还在其厂房、网站突出使用“登喜路服饰”字样、设立“登喜路服饰专卖”销售服装。邓希尔公司于2005年7月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无锡登喜路公司停止侵权、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

法院认为：无锡登喜路公司将与原告“登喜路”注册商标相同的文字作为企业的字号及营业招牌突出使用，属于侵犯邓希尔公司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同时，原锡山市亨达制衣有限公司将名称变更为无锡登喜路公司的一个月后，又由其法定代表人周均刚在香港登记注册成立英国登喜路公司，并再转而授权许可无锡登喜路公司使用英国登喜路公司企业名称。然后，无锡登喜路公司以英国登喜路公司授权的方式生产、销售商品，并在其商品上标注“英国登喜路公司授权、无锡登喜路公司制造”的字样。其行为显然是为了传递给相关公众这样的信息：其企业的字号、商品来源于境外，从而达到使相关公众产生与国外的邓希尔公司及其知名商标“登喜路”混淆与关联的目的。因此，无锡登喜路公司的主观意图具有较明显的“傍名牌”的故意。无锡登喜路公司的行为构成商标侵权与不正当竞争。据此，法院判决无锡登喜路公司停止侵权并赔偿邓希尔公司经济损失250000元。本案宣判后被告不服提起上诉，在法院主持下双方达成和解协议，无锡登喜路公司撤回上诉。

点评：本案所涉侵权行为在实践中具有一定典型性，通常表现为：国内一些企业在香港或国外注册成立公司，并将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的或相近似的文字注册为企业字号，然后再以委托授权的形式许可国内企业在经营中使用，以达到与知名品牌产生混淆的目的。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此类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应予制止。

14、如皋市印刷机械厂与如皋市轶德物资有限责任公司商标侵权纠纷案

原告如皋市印刷机械厂（以下简称印刷机械厂）系专业从事印刷机械生产及销售的企业，其产品注册商标为“银雉”。被告如皋市轶德物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轶德公司）专业从事印刷机械的组装、修理和销售。该公司从市场上购得旧“银雉”牌产品，去除原有的商标标识，经重新修理、喷涂后不带任何标识地再次投放市场销售。原告遂以被告侵犯其商标专用权为由，于2003年6月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认为：注册商标与核准使用的商品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商标权人有权在其生产的商品上标注商标，以便于消费者区分商品的不同来源。轶德公司将旧的“银雉”牌产品去除原有的商标标识、修理后不带任何标识重新销售的行为，不属于商标权用尽理论的合理转售行为，其行为割裂了商标与商品间的联系，侵害了商标权人所拥有的在其商品上标注其商标的权利，属于隐性反向假冒商标，构成商标侵权，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据此，法院判决其停止侵权、赔偿损失。

点评：反向假冒是商标法规定的商标侵权方式之一，但法律对隐性反向假冒行为未作规定。这是国内首起涉及隐性反向假冒行为的商标侵权案件，该案的判决填补了法律的空白，推动了反向假冒理论的发展。本案被《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4年第10期刊用。

15、路易威登马利蒂（法国）公司诉常州市乐美纺织有限公司侵犯商标专用权、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原告路易威登马利蒂（法国）公司（以下简称路易威登公司）在中国合法取得并拥有路易威登系列商标。路易威登公司的商品自1854年最初投入市场至今已有150余年历史，其商品包括箱子、提包、行李箱、皮革产品、纺织品、成衣女装系列及男女鞋类系列等。作为路易威登系列商品的商标之一，“LV”字母组合商标在我国中高收入人群中具有较高认知度。2005年9月15日，常州质监局根据举报，对被告常州市乐美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美公司）进行检查，发现被告乐美公司正在生产标有路易威登系列商标图案的提花牛仔布。路易威登公司遂以被告乐美公司侵犯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同时也构成使用与其知名商品近似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为由，于2006年2月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认为：被告乐美公司的行为侵犯原告路易威登公司依法享有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并构成不正当竞争，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等法律责任，并在确定赔偿额时应综合考虑被告乐美公司侵权行为的性质、期间、后果、路易威登系列商标的声誉、知名度等因素。据此，法院判决被告乐美公司停止侵权，赔偿原告路易威登公司损失65000元。

点评：尽管原告商品系世界知名品牌，而被告商品在价格、销售渠道、店面装潢等诸多方面与原告存在很大差异，相关公众对商品来源产生混淆的可能性相对较小，但被告的行为在市场上很可能造成假冒原告商标的低廉商品泛滥，同样损害了原告路易威登系列商标的声誉和价值。因此，被告的行为构成商标侵权。

16、镇江市丹徒区恒源纱罩厂诉乐清市纱罩厂、苏州市鑫鹤五金制品有限公司商标侵权纠纷案

原告镇江市丹徒区恒源纱罩厂（以下简称恒源纱罩厂）系“蝴蝶”牌注册商标独占许可使用权人，并经权利人授权打假。该厂生产、销售的“蝴蝶”牌系列汽灯纱罩有一定的市场知名度。第一被告乐清市纱罩厂在生产、销售的汽灯纱罩外包装上擅自使用了与“蝴蝶”牌注册商标相近似的标识,加注“TRADEMARK”，并在网络上发布“我厂注册商标有‘蝴蝶牌’„„等系列纱罩，年产350万打„”等信息。2004年10月，乐清市纱罩厂向第二被告苏州市鑫鹤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鹤公司）销售了涉案蝴蝶牌汽灯纱罩,鑫鹤公司再向市场转售。恒源纱罩厂发现上述行为后，遂于2005年12月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认为：未经商标注册人许可，乐清市纱罩厂、鑫鹤公司在其生产销售的相同商品上使用与“蝴蝶”注册商标相近似商标图案，乐清纱罩厂在网络上发布“注册商标有‘蝴蝶牌’，生产销售系列纱罩”等内容，足以引起市场混淆，侵犯了恒源纱罩厂注册商标独占许可使用权。乐清纱罩厂和鑫鹤公司依法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据此，法院判决：乐清纱罩厂、鑫鹤公司立即停止侵犯“蝴蝶”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在江浙两省省级刊物刊登启事，消除影响，并赔偿恒源纱罩厂经济损失20万元。

点评：未经商标所有人许可，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使用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构成商标侵权，应予以制止。不仅商标权人有权起诉维权，商标权独占许可的被许可人也可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排他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在商标权人不起诉的情况下，可以自行提起诉讼；普通许可的被许可人，在许可人明确授权的情况下，可以自行或者与商标权人共同提起诉讼。本案中，原告系涉案“蝴蝶”牌注册商标独占许可使用权人，其有权对商标侵权行为提起诉讼，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17、江苏苏友汽车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诉扬州苏友汽车俱乐部有限公司商标侵权、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原告江苏苏友汽车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苏苏友公司）于1998年10月9日在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了“江苏苏友汽车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企业名称，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上的经营范围为：汽车救援、汽车维护及保养、汽车租赁，其后原告在原经营范围基础上增加了经济信息咨询服务等项目。2000年10月，原告获得“江苏苏友汽车俱乐部”的中英文及图形组合注册商标专用权，核定的服务项目为第37类“车辆保养和修理、车辆服务站、轮胎翻新、橡胶轮胎修补、车辆上光、车辆清洗”。2001年以来，原告先后在苏州、无锡、常州、徐州等地设立了“苏友汽车俱乐部”会员服务单位，并在江苏省的南通、镇江、扬州等地及安徽省、浙江省的部分地区设立了救援站。2003年以来原告还在《现代快报》、《江南日报》及《汽车VS生活》等报刊上对自己的企业形象进行了宣传。被告扬州苏友汽车俱乐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州苏友公司）于2002年7月5日在扬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了“扬州苏友汽车俱乐部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为：汽车租赁、汽车救援（不得从事汽车维修）、代办汽车年审、汽车装饰装潢（不得从事汽车喷漆等汽车维护、汽车专项修理项目）。原告以被告侵犯企业名称权和商标专用权为由，于2003年11月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认为：被告在原告企业名称和商标已在市场上取得相当知名度的情况下，未经原告许可，将原告的商标和字号作为自己的字号登记注册企业名称并使用于类似服务，足以造成相关公众混淆，侵犯了原告的商标专用权和企业名称权，构成不正当竞争。据此，法院判决被告停止侵权、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点评：商标、企业字号的主要功能是区别商品来源及不同的经营主体。本案中，原告商标及字号具有较高市场知名度，被告在经营范围、经营区域与原告相同或重叠的情况下，登记使用与原告在先企业字号和注册商标文字相同的企业字号，容易使相关公众产生误认，属于典型的“搭便车”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应予制止。

18、洋浦耐基特实业有限公司诉徐州市嘉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侵犯商标专用权纠纷案 2004年2月21日，原告洋浦耐基特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洋浦耐基特公司）获得“万通”、“万通地产”文字注册商标专用权。其中“万通”商标的核定服务为第37类建筑施工监督、室内装璜等，“万通地产”商标的核定服务为第36类不动产中介、不动产管理等。2000年5月30日，被告徐州市嘉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禾公司）由江苏万通公司、温州市嘉和实业有限公司、温州市万青经贸有限公司共同投资成立，其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销售、建筑装饰工程、建筑材料、装璜材料等。嘉禾公司的股东之一江苏万通公司成立于1995年12月19日，经营范围为：酱、醋系列调味品等，其拥有“万通”食品类文字注册商标，该注册商标连续两次被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评为“江苏省著名商标”。2000年7月18日，嘉禾公司与江苏万通公司签订《联合开发协议书》，约定在江苏万通公司西厂区、万通小区附近开发楼盘，并以“万通佳苑”为该楼盘的名称，并在售楼广告、网上宣传、《商品房买卖合同》、住宅小区命名等处广泛使用了“万通佳苑”文字标识。洋浦耐基特公司遂以嘉禾公司的行为侵犯其注册商标专用权为由，于2005年诉至法院。

法院认为：原告虽然拥有“万通地产”第36类、“万通”第37类、第42类的文字商标专用权，其核定服务范围与被告使用“万通佳苑”标识的商品和服务范围相类似，但是，由于被告使用“万通佳苑”标识系对直接表示楼盘及服务地理位置特点的正当使用，且不会使相关公众对商品或服务来源产生混淆，因此，被告在其开发的楼盘、住宅小区冠名和广告宣传中使用与原告的“万通”、“万通地产”商标相近似的“万通佳苑”标识，不构成对原告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犯。

点评：本案的核心是注册商标的合理使用问题，涉及到在企业原址上开发的楼盘以该企业字号予以冠名能否构成对注册商标的合理使用问题。本案中，江苏万通公司的“万通”字号在当地的知名度要大于原告注册商标的知名度。被告使用“万通佳苑”楼盘名称系出于便于消费者识别楼盘地址、借助江苏万通公司“万通”字号的知名度两方面目的，其行为属于合理使用，并不会与原告注册商标产生混淆，因此不构成侵权。

19、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诉查某、李某、蒋某、孙某、谢某、陈某等假冒注册商标纠纷案

原告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洋河酒厂）享有“洋河”、“海之蓝”、“蓝色经典”注册商标专用权。被告李某、蒋某未经洋河酒厂许可，从被告查某处购买5000只“海之蓝”酒瓶盖(包括包装盒上的铆钉)，利用被告孙某、谢某提供的洋河蓝色经典“ 海之蓝”酒包装材料（包括酒箱、酒盒、商标标识）制造假冒洋河蓝色经典“海之蓝”酒分别销售至陈某、李某。后原告针对上述假冒侵权行为，于2007年8月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认为：被告查某、李某、蒋某、孙某、谢某、陈某等六人相互配合，提供酒瓶、铆钉、包装材料等，组织生产、销售，从中牟利，构成共同侵权，应承担连带责任。鉴于洋河酒厂提供的证据不能反映侵权行为发生时“海之蓝”酒的纯利润，法院考虑侵权行为的性质、期间及“海之蓝”酒商标的声誉、知名度等因素，判令查某、李某、蒋某、孙某、谢某、陈某等六人共同赔偿洋河酒厂损失150000元。

点评：本案诸被告相互分工配合，共同实施假冒他人商标的侵权行为，牟取利润，损害了商标权人的权利，也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应当予以严厉制裁。

20、扬中市应急灯具厂诉镇江市明虎照明有限公司侵犯商标权和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原告扬中市应急灯具厂（以下简称应急灯具厂）生产的应急灯具的注册商标为“明虎”，在市场上拥有一定的知名度，“明虎”牌商标被认定为镇江市知名商标。后该厂经营副厂长与他人一起投资设立了被告镇江市明虎照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虎公司），将 “明虎”二字作为该公司字号，虽然该公司所生产的应急灯注册商标为“亨辉”，但其在户外广告牌及产品宣传画册的中心醒目位置，却打出了“明虎照明”的字样，而将其注册商标“亨辉”二字置于非醒目位置。应急灯具厂遂以明虎公司侵犯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为由，于2001年11月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认为：被告的行为本质上属于利用他人注册商标中所附载的商业信誉和商品信誉，抢占市场份额，从而使有竞争利害关系的诚实经营者处于不利地位，其行为构成侵权。据此，法院判决被告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10万元。

点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将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相近似的文字作为企业的字号在商品上突出使用，容易使相关公众产生误认的，属于给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造成其他损害的行为”，本案中被告将原告商标中的文字作为企业字号，并通过广告宣传等形式突出使用，其行为构成侵权。值得一提的是，本案发生时上述司法解释还尚未出台。审理法院在法律未作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准确把握法律精神，依法作出侵权判定，有效维护了商标权人的合法权益。

第五篇：2015年中国法院50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

2015年中国法院50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

一、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一）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

1.刘鸿彬与北京京联发数控科技有限公司、天威四川硅业有限责任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1070号民事裁定书〕

2.上海星客特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与天津世之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上诉案〔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4）津高民三终字第19号民事判决书〕

3.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与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上诉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浙知终字第161号民事判决书〕

4.陕西银河消防科技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与山东省天河消防车辆装备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上诉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鲁民三终字第151号民事判决书〕

5.武汉科兰金利建材有限公司与武汉市黄陂区水利建筑安装工程公司、武汉九州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阮永红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鄂武汉中知初字第8号民事判决书〕

6.甘肃中顺石化工程装备有限公司与遵义广力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昆知民初字第384号民事判决书〕

（二）商标权侵权、合同等纠纷案件

7.浦江亚环锁业有限公司与莱斯防盗产品国际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提字第38号民事判决书〕

8.宁波广天赛克思液压有限公司与邵文军侵害商标权纠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提字第168号民事判决书〕

9.大闽食品（漳州）有限公司与北京新华商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傅发春商标代理合同纠纷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1272号民事裁定书〕

10.广州市睿驰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与北京小桔科技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4）海民（知）初字第21033号民事判决书〕

11.韩晶与哈尔滨报达家政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上诉案〔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黑知终字第9号民事判决书〕

12.维多利亚的秘密商店品牌管理公司与上海麦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上诉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4）沪高民三（知）终字第104号民事判决书〕

13.开德阜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与阔盛管道系统（上海）有限公司、上海欧苏贸易有限公司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上诉案〔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15）沪知民终字第161号民事判决书〕

14.上海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与江苏常佳金峰动力机械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上诉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苏知民终字第00036号民事判决书〕

15.南京同舟知识产权事务所有限公司与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长江龙新媒体有限公司侵害商标专用权纠纷申请再审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苏审三知民申字第00001号民事裁定书〕

16.3M公司、3M中国有限公司与常州华威新材料有限公司等侵害商标权纠纷上诉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浙知终字第152号民事判决书〕

17.烟台张裕卡斯特酒庄有限公司与上海卡斯特酒业有限公司、李道之确认不侵犯商标权纠纷上诉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鲁民三终字第155号民事判决书〕

18.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与山东威海市鹏得利食品有限公司确认不侵害商标权纠纷上诉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豫法知民终字第62号民事判决书〕

19.中国港中旅集团公司与张家界中港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上诉案〔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湘高法民三终字第4号民事判决书〕

20.法国皮尔法伯护肤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与长沙慧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长中民五初字第280号民事判决书〕

21.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与广东美的制冷设备有限公司、珠海市泰锋电业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上诉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粤高法民三终字第145号民事判决书〕

22.南宁市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新华书店协会确认不侵害商标权纠纷上诉案〔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5）桂民三终字第58号民事判决书〕

23.四川省古蔺郎酒厂有限公司与张晓莉侵害商标权纠纷上诉案〔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5）渝高法民终字第00509号民事判决书〕

24.新疆农洋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新疆农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上诉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5）新民三终字第16号民事裁定书〕

（三）著作权侵权、权属纠纷案件

25.深圳市盟世奇商贸有限公司与天津市宁河县泽安商贸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上诉案〔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5）津高民三终字第18号民事判决书〕

26.长春出版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吉林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上诉案〔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吉民三知终字第68号民事判决书〕

27.傅敏与吉林音像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无锡当当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案〔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锡知民初字第39号民事判决书〕

28.福建侨龙专用汽车有限公司与陈猛侵害著作权纠纷上诉案〔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闽民终字第990号民事判决书〕

29.北京导视互动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与湖北广播电视台、武汉卓讯互动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上诉案〔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鄂民三终字第618号民事判决书〕

30.中山市商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中山市暴风科技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上诉案〔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中中法知民终字第197号民事判决书〕

31.董黄明与桂林市犀灵文化传播广告有限公司、李时斌侵害著作权纠纷再审案〔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5）桂民提字第118号民事判决书〕

32.重庆世贸科技有限公司与重庆索鼎科技有限公司、吕晓波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案〔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14）渝北法民初字第5772号民事判决书〕

33.洪福远、邓春香与贵州五福坊食品有限公司、贵州今彩民族文化研发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案〔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筑知民初字第17号民事判决书〕

34.周立英与王丽云侵害著作权纠纷案〔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昆知民初字第117号民事判决书〕

（四）不正当竞争、垄断、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以及植物新品种纠纷案件

35.江苏大象东亚制漆有限公司与广东华润涂料有限公司等不正当竞争纠纷再审案处罚决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提字第196-

1、196-2号处罚决定书〕

36.山东登海先锋种业有限公司与陕西农丰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山西大丰种业有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2633号民事裁定书〕

37.卡骆驰公司、卡骆驰鞋饰（上海）有限公司与厦门卡骆驰贸易有限公司、卡骆驰（晋江）商贸有限公司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名称、包装、装潢、虚假宣传、擅自使用他人企业名称纠纷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3）沪二中民五（知）初字第172号、173号、174号民事判决书〕

38.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与上海载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载信软件（上海）有限公司申请诉前停止侵害知识产权纠纷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5）浦禁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

39.宁波畅想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与宁波中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宁波中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上诉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浙知终字第71号民事判决书〕

40.魏章莉与谢家兴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责任纠纷案〔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2015）绍柯知初字第65号民事判决书〕

41.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与桐城市中粮福润肉业有限公司、安徽海一郎食品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上诉案〔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皖民三终字第00065号民事判决书〕

42.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市虎头电池集团有限公司与临沂华太电池有限公司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纠纷上诉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104）粤高法民三终字第100号民事判决书〕

43.南京微盟电子有限公司与泉芯电子技术（深圳）有限公司侵害集成电路布图专有权纠纷上诉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粤高法民三终字第1231号民事判决书〕

44.李卫国与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垄断定价及捆绑交易纠纷案〔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西中民四初字第261号民事判决书〕

二、知识产权行政案件

（一）专利行政案件

45.李晓乐与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郭伟、沈阳天正输变电设备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4）行提字第17号行政判决书〕

（二）商标行政案件

46.贵州赖世家酒业有限责任公司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商标异议复审行政纠纷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5）知行字第115号行政裁定书〕

47.北京福联升鞋业有限公司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北京内联升鞋业有限公司商标异议复审行政纠纷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5）知行字第116号行政裁定书〕

48.熊克生与武汉市江岸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武汉蔡林记商贸有限公司工商行政处罚纠纷上诉案〔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鄂武汉中知行终字第1号行政判决书〕

三、知识产权刑事案件

49.郭明升、郭明锋、孙淑标假冒注册商标罪案〔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宿中知刑初字第4号刑事判决书〕

50.翁存兴侵犯著作权罪案〔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4）鼓刑初字第461号刑事判决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