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对我国知识产权法院的若干思考
对我国知识产权法院的若干思考
摘 要：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对知识产权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而我国现行的知识产权审判模式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和缺陷。我国要充分借鉴并吸收美德日等国的先进经验，同时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知识产权相关法规，并建立起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
关键词：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法院；审判模式；技术专家制度 建立并完善知识产权法院的必要性
首先，能显著提升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严谨性和专业性。知识产权因其本身的特殊性，一直以来被视为最复杂、最抽象的部门法之一，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正常开展需要工作人员具备极强的技术性和专业性。尤其针对技术秘密案件、垄断、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植物新品种以及专利等案件，法官在对案件进行判决时，不仅要掌握专业的知识产权法律知识，还要深入研究学科技术问题。建立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有利于案件的集中审理和判决，而且法院可以根据案件性质进行更为细化的分类，此外法官还能根据自己的个人兴趣和能力长期钻研同一类知识产权的审判工作，在长期积累和探索的基础上，切实提高自身的实践技能和专业素养，保证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严谨性和专业性。
其次，能实现审判资源的优化配置，切实提升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实效性。长期以来，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程序的繁杂是阻碍权利人维权的重要障碍。特别是针对专利侵权诉讼法来说，我国《专利法》曾明确指出，假如要走完所有程序，专利侵权诉讼案件需要经历以下五个阶段，也就是民事一审、专利复审委员会无效审、行政一审、行政二审以及民事二审。每个程序所需时间大约为几个月或者更长，所有程序完成，专利侵权案件可能延迟至几年以后才结案。此外，有的地方受地区条件限制，法院主管知识产权的法官数量十分有限，而且其能力有待于进一步提升，为了提高效率，他们对知识产权案件进行严格的数量控制，最终造成有些知识产权案件得不到有效处理。建立专业的知识产权法院，能从职级晋升、人员调配、组织制度等方面改善知识产权审判人员队伍素质，切实提高法官的审判能力和专业素养，进一步优化审判资源配置，从而切实提升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有效性，维护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最后，能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以创新推动国家发展。党中央国务院于2012年7月召开了全国科技创新大会，首次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入党的报告中。这说明国家对科技创新的重视和国家依靠经济推动发展的目标和决心，它为国家经济发展指明了道路。要切实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目标实现，就要加强对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重视，为科技成果转移创造良好的法律氛围。自改革开放实施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取得了较快的发展，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也得到了显著提升，但是相比于我国科技创新的现实需要，我国仍需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相关规定。建立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能切实提高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效率和专业性，保证审判的公正，切实维护好社会公众、使用者以及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形成创新的良好氛围，推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1]。我国知识产权法院设立的相关构想
国际律师协会对“知识产权法院”作出了科学的定义，即法律所赋予的具有独立司法权力的永久性组织，成员为一个以上法官，主要负责知识产权纠纷和案件的审理工作。知识产权法院与一般性法院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在我国，知识产权法院有着独具特色的审理模式和构架特征，独立于普通人民法院。
2.1 知识产权法院在我国设立的基本原则
2.1.1按照知识产权案的件密集程度设立一审法院并设立知识产权上诉法院
从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和各地区受理的知识产权案件来看，这类案件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和中西部较大城市。要合理确定知识产权法院的密集程度，就要从知识产权案件多发区的情况确定，在规模和数量上不要求一视同仁，北京、上海、广州、武汉、西安、重庆等大城市可以首先建立起知识产权的一审法院，然后以此为中心覆盖周边地区。对于一审法院裁判不服的可以提出上诉，请求知识产权上诉法院进行审理（可以选择北京或者某地为知识产权上诉法院所在地）。随着形势的变化，可以在审慎思考的前提下设立更多的知识产权一审法院，以解决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弊端和不足。
2.1.2在审级选择上可以以三级终审为最终模式
具体来说，地方上设置的知识产权初审法院的级别相当于中级人民法院，这种模式与海事法院有着相同之处；知识产权上诉法院的级别与高级人民法院相当，主要受理各地区知识产权上诉案件。之所以这样设立，主要是为了保持与《民事诉讼法》中的相关规定保持一致。当事人假如对知识产权上诉法院的相关裁决表示不满或者异议，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请求，但是必须严格按规定行事。这种审级模式与美国大致相仿。在美国，对联邦法院所审理的知识产权一审案件不满的，可以向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提出诉讼申请，而对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审判结果仍不服的，可以向联邦最高法院提出诉讼申请。但是实际情况是，巡回上诉法院已基本解决了知识产权案件，联邦最高法院几乎没有受理过此类案件。这样能对知识产权案件的判案制度及标准作出规定，提高审判的准确性和实效性，还能切实减轻联邦最高法院的工作负担。
2.1.3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要综合审理
知识产权法院要加强对知识产权行政、民事以及刑事案件的集中管辖和综合审理。假如知识产权法院仍沿袭传统的模式，将所有涉及知识产权的案件集中起来，然后根据案件性质进行分开管辖和审理，那么取得的长效不会太明显；同样，假如只是简单的将原来的弊端进行集中，那么也就难以充分发挥知识产权法院的作用。目前，我国在审理知识产权案件时，不能有效衔接刑事程序和民事程序，知识产权民事案件主要着眼于被控侵权人是否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而刑事案件着眼于是否追究被控侵权人的刑事责任，两者有不同的处理思路，所以最终得到的诉讼结果也不尽相同。就我国而言，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对权利人的救济方面稍显不足，主要精力集中于对被侵权人的惩处；行政机关在案件处理过程中往往以冻结账户、扣押被控侵权物等方式进行案件处理，在具体的案件审理过程中被控侵权物最终变卖上交国库，对权利人极为不利。而在行政程序和民事程序的审判方面，例如在商标侵权或者专利等案件中，被告方往往启动商标异议或者专利无效程序，最终导致商标或者专利处于无效状态，所以导致等待相关行政案件终审或者民事案件中止以后在恢复审理的情况屡次发生。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对案件审限作出了严格的限制，大规模的案件中止审理对审判工作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最终导致案件审判效率的下降。在建立知识产权法院以后，刑事庭、行政庭、民事庭不再有以前严格的限制和区分，知识产权法院可以根据分工需要设置审判庭，各审判庭之间没有刑事、行政以及民事性质案件的明确分工，每个单独的审判庭既可以审判性质单一的刑事、行政或者民事案件，又可以审判同时具备三种程序的相关案件。尽管知识产权案件进行了综合审理，但是判决书可以单独制作，假如一个案件同时涉及了刑事、行政和民事审理程序，那么判决书可以根据需要制作三份[2]。
2.2 建立健全知识产权法院技术专家制度
2.2.1知识产权案件的专业性决定了要确立技术专家制度
商标法、专利法等知识产权法律有着极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特征，所以要求法官在对知识产权案件进行审理的过程中，要科学判断该发明专利是否具有创新性、新颖性以及实用性等要求，还要判定被控侵权人是否构成了侵权等。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发明创造的种类正呈不断扩大的趋势发展，甚至连人类自身都成了其中的一部分。人体的功能、基因结构等都是现代生物技术专利保护中的一部分。所以，法官在审批知识产权案件时普遍面临这些纯技术性内容的有效判定等问题。法官不可能既全面了解法律知识，又同时掌握十分丰富的技术知识，但是在实际的案件审理过程中确实需要这方面的专业人才，所以必须建立起技术专家制度，有效解决责任主体由谁承担以及责任人在法院中所处的位置等问题。
2.2.2我国应该选择的知识产权法院技术专家制度
我国在具体的知识产权司法实践过程中，经常需要鉴定部门出具鉴定意见然后才能解决相应的技术问题，这样的做法显然不能发挥知识产权法院的重要作用。就实际情况而言，我国颁布并实施了《民事诉讼法》，它提出的专家辅助人制度，这和日本的专门委员会极为相似，但是我国并没有推动专家辅助人制度的良好运行，专家辅助人更多的是一种“证人化”制度。就我国国情而言，美国模式需要先进的教育水平作为支撑，我国暂时难以借鉴，德国模式又存在协调上的问题，所以，我国要确立知识产权技术专家制度就应该借鉴并吸收日本专门委员会模式的优势，并在此模式的指引下不断完善我国的专家辅助人制度，确保我国技术专家制度的顺利实施[3]。
参考文献
[1]叶同友.论我国知识产权法院之构建[D].华中科技大学，2011.[2]胡淑珠.试论知识产权法院（法庭）的建立――对我国知识产权审判体制改革的理性思考[J].知识产权，2010，20（4）：37-42.[3]倪必勇.构建我国知识产权法院的若干设想[J].法制与社会，2008，（33）：166.
第二篇：对我国知识产权现状的分析与对策思考
龙源期刊网 http://.cn
对我国知识产权现状的分析与对策思考 作者：李月明
来源：《科学与管理》2006年第01期
一、当前我国知识产权领域的现状及影响
第三篇：对我国国际贸易中知识产权执法保护的若干思考
对我国国际贸易中知识产权执法保护的若干思考
摘要: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执法保护成为当前国际贸易和知识产权的一个焦点问题。本文从基本目标、承担责任、发展需求、发展策略、发展现状以及国际趋势等方面,对我国外贸中知识产权执法保护进行了初步思考,形成了一些较为科学的判断,以有助于正确认识对外贸易中知识产权执法保护问题。
关键词:知识产权;执法保护;对外贸易
0 引言
随着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加大,我国已经提前进入涉外知识产权纠纷高发期,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执法保护成为当前国际贸易和知识产权的一个焦点、难点问题。
仅美国对我国企业发起的“337调查”数量,在2006年就已达到13起,占美国全球总调查量的近40%。
2006年我国法院受理的涉外和涉港、澳、台知识产权案件明显增加,共审结涉外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353件,比上年增长52.16%。海信与西门子商标之争、DVD专利费之争等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在感受到知识产权纠纷带来的压力。一时间涉外知识产权纠纷和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保护成为了政府、企业甚至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但是在知识产权纠纷的争论中,也存在一些舆论和理论误区,对贸易中的知识产权保护存在一些不当的看法,为了促进国际贸易的健康持续发展和知识产权的不断完善,有必要对贸易中的知识产权保护的误区进行澄清。
1 面临新时期的国际发展机遇和和平环境,知识产权是我国和平崛起的工具崛起都有一定的历史时机和条件,中国现在和此后的一段时间内面临一个难得的机遇期。首先,从根本上说,中国和平崛起重在历史性创新。现代历史上那些真正兴起的主要强国,其兴起的根本原因都是在发展过程中实现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创新。在当前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能够增强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这是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时代,我国和平发展、和平崛起的最重要的手段和工具。其次,一国的国际地位取决于国家的实力,自强体魄是和平崛起的最主要基础性条件。尽管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GDP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但其中绝大部分属于外延性增长。这样的经济发展是难以持续的。中国欲真正崛起,必然要在科技创新方面实现重大突破,要有属于自己的发明、创造和工艺技术;属于自己的产品、品牌和生产销售方式。一句话,就是要变“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变大量消耗为可持续发展。
促进生产力的革命性发展,实现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创新,引领全球经济发展的新潮流将是中国崛起的一个标志。因此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促进知识产权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手段。第三,中国的崛起,需要良好的国际环境,这也要求中国的崛起方式必然是和平的。中国一方面要实现和平崛起,一方面要消除国际社会产生某些疑虑。要想消除这些顾虑,赢得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支持与合作,中国尚需在“和谐世界”的旗帜下进一步努力。一方面要全面融入国际社会,作为其中负责任的重要一员,承担自己在全球化体系中的义务和责任,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一方面要加强国际合作,不断探索“共同繁荣”的新思路、新方法、新途径、新政策。而知识产权制度正是国际经济贸易新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加入了世贸组织和TR
IPS协定,就必须履行应有的职责和义务,积极加强知识产权执法的保护,有利于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这就要求一方面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制。
另一方面也要客观地向全世界宣传我们在知识产权方面取得的成效,用合作代替对抗,用对话代替指责。
2 我国将由经济大国转变成创新大国,而加强知识产权执法成为我们的历史使命建设创新型国家,最重要的就是加强自主创新,而这无疑依赖于知识产权制度的完善,在知识产权制度中居于核心环节的就是知识产权执法,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知识产权执法不力那么知识产权制度就形同虚设,创新大国何从谈起?
不久的将来,我国将由经济大国变成科技大国、创新大国和知识产权大国。一方面,随着科技中长期规划纲要的实施,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深入进行,我国科技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将显著提高,必将成为知识产权大国和强国。同时我国也正在快速成长为世界专利申请大国。自2003年以来,我国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数量已经连续3年位居世界首位。此外,我国国际专利近6年年均增长率高达30.7%,增长速度高居全球各主要国家首位。我国商标注册申请量已经连续五年居世界第一;另一方面,随着经济水平和科技水平的提高,未来15年内整个社会的知识产权意识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我国有可能成为拒绝盗版和假冒的正品正牌国家。而要实现这种本质性的转变,最急迫要做的和最本质的工作就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这是实现转变的内在需求,也是国际环境的要求,在这知识产权执法保护的关键时期和历史机遇期,要将其上升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高度加以认识,作为一项长期任务抓紧抓好,采取有效措施提高知识产权执法保护水平,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历史责任和历史使命。
3 我国正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已进入涉外知识产权高发期,但国际知识产权纠纷仍在可控范围,这也是正常的发展阶段和经济现象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外贸发展呈现加速之势,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贸易大国,但是,我国还远不能称为贸易强国。在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过程中,我们将面临更多的国际知识产权纠纷,日益成为我国贸易摩擦的重要领域。尽管中国已经大幅增加了研发投入,但其在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主要出口地所申请的知识产权,不足该国(地区)知识产权总数的0.2%。其中,在日本仅有0.04%。2002
年到2006年,中国已经连续5年位居“337”调查国家的榜首,五年间涉及国家出口产品立案46起。国外企业或组织索要的专利费用和赔偿额越来越多,动辄数以亿计。中国企业每生产一台DVD
就要付4.5美元专利许可费,现已支付30亿元;在对方专利权失效以前,还将陆续付出约200亿元巨款。知识产权纠纷涉及的范围日渐广泛,从打火机、拉链和书写笔等传统产业到生物制药、数码芯片等高科技产业,专利往往隐藏在标准和技术壁垒之后发挥作用。而且,涉及知识产权纠纷的几乎都是我国成长性最好的新兴产业。因此,我国对外贸易中知识产权摩擦已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之一。另一方面,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在或者已经“走出去”,我国部分自主知识产权已在国际贸易中初显竞争力,专利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权益屡屡遭受侵犯,朗科公司的MP3专利在美国被侵犯、海信等一大批企业的知名商标被抢注等等。中国并非第一个遭遇此类知识产权挑战的“快速发展经济体”,日本和韩国也都曾经历过此类“成长的烦恼”。BCG成立了知识产权战略专项组,对众多企业的相关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认为,一个国家的企业在知识产权方面大体要经历5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主要以出口技术含量较低的产品为主导,靠的是廉价劳动力成本和低成本原材料;第二阶段通过加大研发投资,推动了技术含量较高产品的出口;第三阶段遭遇发达国家企业的知识产权壁垒,被迫付出高昂代价;第四阶段吸取教训,加大在收购、自主开发和管理知识产权方面的投资力度;第五阶段则开始享受知识产权的互惠互利,有的企业甚至可以通过知识产权获取竞争优势。日本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在美国申请专利,1976年数量为6000项,到1991年达到了2.2万多项。过去日本曾经向外国企业支付了高昂的知识产权使用费,随着创新能力不断提高,日本企业如今一方面仍在支付专利使用费,另一方面也向外国企业收取可观的专利使用费。韩国1990年在美国申请专利的数量几乎为零,但到2002年已经有4000多项。通过自主创新,韩国改变了知识产权交易只进不出的局面。目前,日韩两国都已完成了从第四阶段到第五阶段的飞跃。
尽管我国面临的知识产权纠纷层出不穷,但也要认识到知识产权国际纠纷的增多在正常的范围内,同时也是必经的发展阶段。从贸易摩擦和知识产权纠纷来讲,我们首先要看到这不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主流。的确,现在存在着一些反倾销、知识产权壁垒、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的影响,但这不是主流,中国外贸20%
30%的发展速度就是很好的例证。我们应认识到仅是一个贸易政策措施,不应该政治化。中国产品面临许多国家的技术壁垒,对中国产品的出口带来不利影响。但这是一个技术标准问题,我们不应当采取对抗态度。满足国际技术标准、技术要求,是参与国际竞争的基本条件,是技术上的要求。这代表了整个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发展趋势。所以,不能把这些标准当成阻挡中国发展和中国产品出口的措施来理解。
另外一个方面,国内外企业之间知识产权纠纷增加,国内企业之间的知识产权纠纷也增加很快,说明企业应用知识产权来维护自己利益的意识增强。当然纠纷案件增多对国内企业来讲是一个压力,尤其是不太熟悉知识产权工作的企业,这样压力的存在会推动我国企业提高增强保护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知识产权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压力也能够转变成我国企业自身发展的动力。
4 执法保护力度要与经济贸易发展水平相适应,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知识产权制度的工具性决定了它只有紧密地与本国科技经济与贸易发展水平保持协调,并成为维护本国产业经济发展和促进产业技术水平提高的制度时,才能体现其为民族经济而存在的价值,这也是知识产权制度最本质的作用。知识产权国际化的实质是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利益之争,由于知识产权的异化,过严保护对发展中国家一定是吃亏的,因此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应有阶段性,应当根据国家的实际情况在某一阶段采取较弱的或较强的保护标准。在我国,一方面,由于加强自主知识产权创造提高科技水平的需要,适应知识产权一体化保护的需要,提升社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需要和满足国际公约最低保护水平的要求,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不能太低;另一方面,由于避免向外国权利人支付大量的使用费,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建设起步较晚,民众的知识产权意识淡薄,充分利用国际公约允许的权利限制、例外、豁免等制度的主客观条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又不能太高。因此,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应当与我国的经济科技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相适应,不能一味地强调在知识产权保护的各个方面都应与发达国家接轨,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将知识产权保护定位在合理的水平上。当前我国过多强调知识产权的弱保护已无多少意义,可以在遵循最低国际保护标准的基础上采取不同的保护强度,利用国际协调机制对抗发达国家超越协定标准、超出我国国情的知识产权强保护要求,发挥传统文化与资源大国的优势,争得国际规则制定的话语权,为保存与发展传统资源而争取有利条件。
5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是参与市场竞争的工具知识经济时代,主要依赖的是知识资源和高科技,其运作规则就是知识产权制度,这已成为国与国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竞争的主要手段和博弈工具。
当前知识产权在其取得、利用和诉讼上,日益被一些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当作一种商业工具运用。例如,权利人申请稻草人专利,是为了获取竞争优势,甚至遏制他人的竞争;跨国公司形成专利包围之势,不只着眼于权利,还贯穿了商业策略;一些跨国公司积极将其专利渗透到国际标准之中,或通过利用事实标准,形成行业垄断,然后纵容他人侵权利用,放水养鱼,伺机收网捕鱼;一些跨国公司发起知识产权诉讼,透过诉讼来打击竞争对手。
基于知识产权制度的工具性,这一制度本身并非我们追求的目标,而仅是达到我们促进国家技术进步和增进社会财富的一种手段。因此,一个结构完整的法律文本、一套可以与国际最新最高标准接轨的知识产权制度并不足以成为衡量一国知识产权制度有效实施的标准,而只有让企业、大学、研究机构等市场主体掌握、利用这一制度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知识产权保护。面对这种情况,首先,企业不要把申请专利当成用额外的费用去获得法律保护的手段。它是企业在市场上能站住脚的必要手段,也是企业的财富和资产;其次,从市场竞争角度说,诉讼本是一种比较正常或普通的竞争手段。企业面对知识产权纠纷,绝对不要抱着“饿死不讨饭,冤死不打官司”的陈腐观念,善于通过多种途径解决知识产权纠纷,敢于并善于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权。否则放弃应诉,或应诉不力,使得国外起诉的企业或启动某些程序的政府不战而胜,导致被驱出国际市场,甚至形成外国企业动辄以起诉相威胁的恶性循环。第三,专利攻击无论对于大企业还是对中小企业的专利战略都至关重要。在知识产权领域,小公司拿起知识产权的武器向大公司发起专利进攻并不罕见。例如,世界软件巨头微软频遭专利诉讼,跟欧盟的反垄断纠纷刚刚告一段落,就遭到BTG国际公司的专利诉讼。
6 知识产权保护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国已取得巨大的进步知识产权的保护是一个渐进过程,这根源于我国的现实国情。中国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全民教育水平、人们消费水平和知识产权意识的提高是一个历史过程。比如发达国家目前平均教育水平一般是13年左右,中国的平均教育水平尽管有巨大的进步,现在平均也只有8年,存在较大的差异。当一个人对知识产权根本不了解的时候,让他去保护知识产权,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即使发达国家在知识产权执法保护方面做了几十年工作,事实上也还没有做到尽善尽美。美国商业软件联盟(BSA)在其报告中声称,知识产权侵权盗版现象是一个全球性难题,全球盗版软件所占的比例整体上一直没有改观,但中国软件盗版现象已经得以抑止。
另一方面,我国逐步健全的知识产权制度取得了巨大成就,换来了国内外权利人的信任,截至2006年底,中国已累计受理专利申请333
万余件,与到1993年底中国累计受理专利申请36万余件相比,十余年间增长的速度令人惊叹。对知识产权保护被看作一个前所未有的“激进改革”领域出现,美国虽然拥有强大的专利制度,但是没有针对专利的刑罚。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比美国要严苛得多,而且动用公权力、公共财政和刑罚,将民事纠纷行为行政化、刑事化。中国政府对保护知识产权之热烈,显然远超世界一流。WTO秘书处知识产权司司长艾德里安沃顿向外界表示,中国在建立并利用现代知识产权体系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
7 国际贸易中知识产权执法保护展现出新的发展趋势(1)知识产权行政管理及行政执法相对集中。
国际上大部分国家是按照工业产权分类,实行专利和商标统一集中管理。据有关方面对国际上86个国家和地区的知识产权机构设置情况统计,1997年70%以上的国家和地区采取专利和商标集中管理模式;
23%的国家和地区采取专利、商标和版权集中管理;只有极少数国家采取三家分散管理模式。（2)司法外知识产权执法保护备受关注。传统的司法解决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方式已经无法满足现代市场竞争的需要,以行政权力来保护民事权利近年来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在英美法系国家中,近年来越来越重视发展其准司法的行政机构,如美国的海关和“国际贸易委员会”以及美国国家知识产权执法协调委员会建立运行,美国专利商标局执法办公室成立等。美国产业界成立了非官方的全国专利委员会,以解决委员会成员间的专利纠纷,使企业以最快、最省钱的方式化解争端。在英国,很早就存在由专利行政机构受理专利侵权纠纷的实际做法。（3)知识产权审判的专业化和相对集中管辖是国际发展趋势,知识产权确权纠纷案件均由专门的审判机构进行审理,而且普遍趋向于建立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模式。美欧一些国家相继建立了专门知识产权法院,韩国、泰国、日本、新加坡等周边国家近年来也先后建立了知识产权专门法院。美国根据“1982年联邦法院改革法”,成立了联邦巡回上诉法院。(4)知识产权侵权救济加强。一方面刑事执法保护有强化的趋势。大陆法系国家普遍规定了刑事救济,我国周边的韩国、印尼、菲律宾、亚太经合组织中的墨西哥也都有类似规定,其中不少国家强化了这一救济的规定与执行。同时规定了关于专利侵权犯罪的有期徒刑,尽管很少实际执行,但其对侵权者或潜在侵权者的威慑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另一方面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增加。美国的侵权赔偿额不但超过实际损害,而且还包括了律师费与其他诉讼费,从经济上鼓励被侵权人积极维权。日本和西欧国家也在强化专利侵权救济,某些亚太发展中国家的专利侵权损害赔偿额也在增加,以促进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5)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受到重视。有些国家的行政机关设立或委托仲裁机构,依法对知识产权侵权纠纷进行调处,其实质还是对民事纠纷的一种调解方式。比如日本文化厅下设的“著作权纠纷调解委员会”、德国司法部指定的“著作权纠纷仲裁委员会”、以及英美法系国家著作权法中普遍设立的仲裁庭。
日本法院开始审理专利侵权纠纷时,鼓励当事人在法官的督导下进行协商,或由法官指导下解决纠纷。
美国的许多专利侵权纠纷也是在提出诉讼后,进行庭外和解的。
知识产权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尤其国际贸易的发展受制于知识产权的发展,而对外贸易中的知识产权执法保护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我们只有正确认识对外贸易中的知识产权执法保护的重要意义、发展阶段、功能所在、发展方向等,才能够采取正确的战略和政策。政府应尽快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加强保护知识产权,同时加强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交流,促进相互间的理解,这不仅有利于减少贸易纠纷,对整个中国经济的长久发展也是有好处的。
参考文献:
[
]
郑成思.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和我国面临的挑战[
J
].法制与社会发展,2006
(6)
:
3213.[
]
张志帝,任启平.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对外贸易影响及对策研究[
J
].经济问题探索,2006
(2)
:
48251.[
]
李浩.我国知识产权贸易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J
].国际贸易问题,2005
(11)
:
1182122.[
]
王晓晔.理应高度关注的问题———与对外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
J
].国际贸易,2005
(3)
:
31233.[
]
李虹.国际技术贸易中我国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探析[
J
].财政研究,2005
(5)
:
728.[
]
赵伟,吕盛行,管汉晖.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理论最新进展及启示[
J
].财贸经济,2004
(9)
:
46251.
第四篇：知识产权法院
知识产权法院，是2013年11月15日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所提出的为了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健全技术创新激励机制而设立的审判机构。
1、法院简介
知识产权法院中国知识产权法院，是2013年11月15日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所提出的准备探索建立的审判机构，其原文内容是“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健全技术创新激励机制，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
《决定》指出，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健全技术创新激励机制，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打破行政主导和部门分割，建立主要由市场决定技术创新项目和经费分配、评价成果的机制。发展技术市场，健全技术转移机制，改善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条件，完善风险投资机制，创新商业模式，促进科技成果资本化、产业化。
2、成立背景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知识产权审判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案件数量迅猛增长，新型疑难案件增多，矛盾化解难度加大。2008年至2012年6月，全国法院共受理知识产权案件226753件，审结208653件。针对知识产权审判工作面临的实际困难，报告建议，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引，进一步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优化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妥善协调司法保护和行政执法的关系，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主导作用；根据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要求，积极探索研究建立知识产权专门法院。在分组审议最高人民法院有关报告时，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戴玉忠建议，有关方面应研究知识产权专门法院的设立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报告中提出知识产权案件“三审合一”试点问题。“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涉及到三个方面，既涉及到民事权利的保护问题，还有行政机制的问题和刑事犯罪的问题。三审合一的问题只有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才有可能很好的实现。这对于倡导全民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也有积极的意义。”戴玉忠建议有关方面对此进行研究。
3、俄罗斯 简介
在2011年12月，俄罗斯实施了设立知识产权专门法院的立法变革。知识产权法院的目的是确保因复杂而臭名昭著的知识产权纠纷得到适当裁决。该法案是由国家杜马（俄罗斯议会下院）的民事、刑事、仲裁和程序性立法委员会主席推出的。知识产权法院开庭或许很可能被延迟至这一问题被解决时止。
管辖权
知识产权法院在俄罗斯法院体系中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是一审法院，也是二审上诉（翻案）法院。知识产权法院将以一审法院的身份运作，审理对俄罗斯专利局（包括专利局的撤销法庭“专利纠纷院”）所做的决定提起的上诉。知识产权法院的裁决可被上诉到知识产权法院常务委员会。知识产权法院还将以二审上诉法院的身份运作，用以处理知识产权侵权行为。
程序 知识产权法院的所有案件将由三名或更多法官组成的小组进行审理。知识产权法院常务委员会对针对专利局所做的决定提起的上诉和知识产权侵权案件的裁决均可被上诉到最高仲裁法院。
过渡期
目前，对专利局所做决定提起的上诉是在莫斯科仲裁法院备案。这些决定能被上诉至第一（受理上诉的）上诉法院即第九仲裁上诉法院，然后被上诉至第二（撤销原判）上诉法院即莫斯科联邦巡回仲裁法院。
一旦知识产权法院开始审理案件，莫斯科仲裁法院尚未裁决的上诉仍保留在该法院。但是，任何二审上诉或许不能提交至莫斯科联邦巡回仲裁法院，而必须向知识产权法院常务委员会提出。
正如上面所述，知识产权法院有望最早在2013年7月开始审理案件。一旦知识产权法院开始审理案件，考虑“过渡时期”的影响很重要。过渡时期对起诉专利局决定（例如，专利撤销）的影响可展现如下：
1.专利局印发撤销专利的决定；
2.专利权所有人向一审法院莫斯科仲裁法院提起上诉（甚至在知识产权法院开始审理案件后，该案件仍会保留在莫斯科仲裁法院）；
3.莫斯科仲裁法院做出支持或颠覆专利局决定的裁决； 4.莫斯科仲裁法院的裁决被上诉到作为第一上诉法院的第九仲裁上诉法院；
5.第九仲裁上诉法院做出裁决； 6.如果在提交二审上诉时知识产权法院开始审理案件，二审上诉必须向最高法院的常务委员会提出，而非像现在这样向莫斯科联邦巡回仲裁法院提出上诉。
法官
最高仲裁法院的法官负责主持知识产权法院的事务。知识产权法院运作至少需要15名法官。知识产权法院的已有13名法官。知识产权法院的绝大多数法官是仲裁法院的前任法官。只有两名法官有技术背景，如物理学法官和机械学法官。
位置
知识产权法院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紧邻最高仲裁法院。
4、日本 简介
2005年4月1日，日本成立了专门的知识产权高等法院。成立知识产权高等法院源于知识产权在日本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有利于通过专门的司法途径高效地解决知识产权案件。日本的知识产权高等法院具有如下特点：一是专门性，它是根据专门的法律成立，内设于东京高等法院之内，专门用来审理知识产权案件的法院；二是独立性，知识产权高等法院与其他法院相比具有更大程度的独立性，同时它被授予特定的权力处理司法行政事务；三是独特性。知识产权高等法院的组成和管辖方面具有自身的特点，尤其是法院内部设立的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可以协助法官对案件中专门技术知识进行解释。特征
按照特别法设立的专门法院，知识产权高等法院与其他的高等法院相比具有更大程度的独立性，它设有一位专门的首席法官、司法会议和通过独立于东京高等法院的知识产权高等法院司法会议解决司法行政问题的管理者。依据法院组织法第22条第1款，通过最高法院设立的高等法院在其管辖范围内具有部分行政职权。
目前日本共有六个高等法院，每个高等法院仅具有基于地域范围的有限管辖权，这些高等法院处理某些高等法院司法会议授权范围内的司法行政问题。相比而言，知识产权高等法院是一个专门处理知识产权案件的法院并且依据法院组织法的特定条款而成立的。知识产权高等法院区别于其他高等法院的明显特点是，知识产权高等法院处理所有的知识产权案件，包括某些东京高等法院专属管辖的知识产权案件（与专利相关的上诉案件，针对日本专利局做出的决定的起诉），因不正当竞争行为侵害著作权或商业利益的案件，同时，知识产权高等法院被授予特定的权力处理司法行政事务（比如分配法院事务，任命法官，更换法官，制定法院日程等等），这与案件的特定程序紧密相联，并且只有在知识产权内部才被认为是合理的。不过，很显然，知识产权高等法院是属于正常的法院范畴，按照宪法第76条第2款的规定并不是一个专门的法院，依据此条款，知识产权高等法院做出的判决可以上诉至最高法院，在知识产权高等法院工作的法官是东京高等法院的法官，由最高法院从最高法院提名经内阁批准的法官名单中任命。知识产权高等法院在司法管理方面受到最高法院的监督。组成
法院主要由法官、司法研究人员、专家委员会、法庭书记员和法院秘书组成。知识产权高等法院任命的司法研究人员按照法官的要求研究在执行专利、实用新型和其他知识产权案件的诉讼和判决中的技术问题。从2005年4月起，司法研究人员在法官的允许下可以在口头答辩或其他场合向当事人提问以澄清案件事实。法庭书记员参加并记录诉讼过程，管理诉讼的进展，准备并保存案卷，协助法官研究相关法律和规章以及司法先例，并执行法律规定的其他诉讼事务。法院秘书提供司法行政服务。
管辖
日本知识产权高等法院受理日本专利局做出的一审上诉案件和与知识产权有关的二审民事案件，等等。
（1）日本专利局做出的一审上诉案件。日本专利局做出的一审上诉案件专门由东京高等法院管辖，并且由东京高等法院的专门法院知识产权高等法院受理。
（2）地区法院的民事上诉案件。与专利权、实用新型权、统一电路设计布置权和作者的著作权相关的民事上诉案件专门由东京高等法院管辖，并且由知识产权高等法院受理。因此，所有此类上诉专门由知识产权高等法院受理。
与设计权、商标权、著作权（排除作者的著作权）、出版权、邻接权、繁殖权以及因不正当竞争行为侵害商业利益的相关权利由日本八个高等法院的相关高等法院管辖，这取决于一审法院所在的地方。因此，作为东京高等法院的知识产权高等法院受理由东京高等法院管辖的上诉案件。
（3）其他案件。知识产权高等法院也受理由东京高等法院管辖的其他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这需要有知识产权专家主导诉讼并在主要问题上做出判断。
知识产权法院何日破茧
中国专利申请量和知识产权案件量很大，将这两者置于“创新型国家建设”的背景下，建立知识产权法院势在必行
3月13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日内瓦发布报告称，2013年中国通过《专利合作条约》途径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数量位列全球第三。
“中国国际专利申请量领先世界，体现了创新能力的提高，也显示出了公众知识产权意识的增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绍荣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随着中国知识产权战略的持续推进，产权保护压力日趋加大。”
近年来，中国知识产权案件数量居高不下。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依法保护专利权、著作权、商标权，受理案件11016件，审结9716件，各级法院审结一审知识产权案件10万件；2013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侵犯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和商业秘密等犯罪嫌疑人8802人。
4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广州举行知识产权宣传周新闻发布会，发布了《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2013年）》白皮书。白皮书披露，中国涉及前沿科技问题的新类型、疑难复杂案件和知名企业品牌保护等案件逐渐增多，审理难度不断加大。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今年3月10日在部署2014年主要工作时指出，“最高人民法院将推进知识产权法院建设。”这被舆论视为中国进一步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积极信号。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随着中国专利申请量和知识产权案件数量的增加，加大保护知识产权力度、建立知识产权法院势在必行。
知识产权保护面临严峻挑战
近年来，随着中国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由侵权引发的知识产权纠纷数量也呈上升趋势。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上半年，中国商标累计申请量已达1054万件，累计注册量达717万件，有效注册商标609万件，均位居世界第一；2013年，中国以21516件的专利申请总量超过德国位居世界第三，比上年增长15.6%，增幅在专利申请量排名前十的国家中居首。
与此同时，中国知识产权案件数量也逐年递增。据统计，2008～2012年，全国法院共分别受理和审结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245264件和237796件，年均增长率分别为37.57%和37.41%，是历史上案件数量增长最快的时期。
各地涉外、涉港澳台知识产权行政案件持续增加。比如，2003年以来，深圳中院知识产权庭审理涉外案件数从17宗增长到2013年的73宗。其中，原告为外国公司的案件从11宗增长到45宗，收案数量稳步增长。
“知识产权案件数量增加，既说明了公众知识产权意识在提升，学会了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也说明中国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仍然大量存在。”南开大学教授齐善鸿接受本刊采访时分析说。
随着知识产权案件数量迅猛增长，以及案件类型日趋新颖复杂，近年来，中国知识产权保护面临严峻挑战。
“目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表现出隐蔽性强、犯罪嫌疑人警惕性高、反侦查能力强、犯罪现场流动性大等新特点。”李绍荣说，“特别是取证难，由于涉案证据掌握在犯罪人手中，多以电子形式存在，容易隐蔽、销毁，知识产权保护取证难度进一步加大，打击侵权行为难度加大。”
李绍荣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涉外知识产权案件将会多发，从而加大了审判压力。”
“近年来知识产权案件还具有涉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专利等技术案件比例高，涉网络案件比例高，疑难复杂新类型案件多等特点，也增加了案件的审理难度。”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一中院”）知识产权审判二庭负责人姜颖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
据了解，北京一中院审理的知识产权案件中，涉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专利等技术案件比例高达1/4。“这对于没有理工教育背景的法官而言，案件事实的认定存在较大困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案件的审判效率。”
“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了各地法院审理水平出现差异。知识产权案件专业性极强，但有权受理的法院分散在全国各地，这不利于审判实践的统一。”中华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会长杨梧说，“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中，还存在着损害赔偿额偏低，以及地方保护主义现象等问题。这些都从某种程度上折射了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尴尬现状。”
“三审合一”试点破题
为了突破知识产权保护中的困局，1993年，北京一中院成立了中国首个知识产权审判庭。随后，各地法院纷纷建立知识产权审判庭。截至2012年12月底，全国法院设立的知识产权审判庭达420个。
2008年，中国发布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提出“研究设置统一受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的专门知识产权法庭”。按照这一要求，各地法院积极探索设立“三审合一”知识产权审判庭，即将相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行政案件和刑事案件由统一的知识产权审判庭来审理。截至2012年底，已有5个高级法院、59个中级法院和69个基层法院开展了相关试点。
据姜颖介绍，2013年底，北京一中院在原知识产权庭的基础上建立知识产权审判一庭、二庭，将知识产权刑事、民事、行政三类型案件集中由两个知识产权庭审理，在北京率先构建起了“大知产”审判格局。
“知产一庭主要审理商标案件，知产二庭负责审理专利、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植物新品种等涉技术案件和著作权、合同案件。通过构建‘大知产’审判格局，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刑事案件‘三审合一’，能够有效统一三者的法律适用标准，提高案件审判效率。”姜颖说。
在姜颖看来，“大知产”的审判格局也极大提升了知识产权案件的专业化审判水平。“知识产权专业化审判的特点，有助于案件整体审判质效的提升，也有利于调研、培训工作的开展，进而提升法官的专业审判水平。”
尽管“三审合一”优势凸显，但问题依然严峻。比如，案多人少的矛盾未能根本解决。数据显示，2014年一季度，北京一中院共受理各类知识产权案件3323件，而2013年同期案件受理数为935件，增长率为255%。与此同时，知识产权办案法官在人员上仅给予10%左右的补充比例。
此外，法官知识结构无法满足需求。姜颖介绍说，在知识产权“三审合一”审判模式下，北京一中院已有的知识产权法官中，缺少具备刑事审判经验的法官，应对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存在压力。另外，尽管将具备理工类教育背景的法官安排在以审理专利、著作权案件为主的知产二庭，但法官总体人数并未增加。
数据显示，北京一中院2010年至2013年年均审结案件3448件，人均结案数约为120件，其中一审案件的比例达90%，且绝大部分案件含涉外因素，涉技术、网络案件比例高，日常的案件审理工作占据了法官几乎全部的工作时间，通过司法调研、业务培训提升自身司法能力的机会受到压缩，办案压力非常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副研究员杨延超向本刊记者表示，“现有的‘三审合一’审判机制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知识产权审判效率，但作为审判主体的依旧是普通法院内部的‘知识产权审判庭’，它与法院内其他审判庭如民事审判庭、刑事审判庭等处于同等地位。”
“知识产权案件的特殊性又决定了在领导配备、管辖设置、案件管理、法官选拔等方面都有其特殊性，在涉及上述工作时，普通法院难以有效顾及知识产权审判庭的上述各种特殊要求，这就决定了现有改革很难从根本上解决知识产权审判所面临的种种难题。”杨延超说。
从各地实践情况来看，由于知识产权案件数量剧增，加之案件类型新颖复杂，知识产权案件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愈发专业化、复杂化，审理难度越来越大，“三审合一”审判体制与现实存在的矛盾愈发突出。
在此背景下，建立知识产权法院，推动中国知识产权审判走向专业、高效的呼声再度高涨。
知识产权法院建设在路上
关于建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动议，业界早有提及。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2001年，时任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的吴伯明在全国两会上就建议设立知识产权法院。
“还在2000年专利法第二次修订时，国家知识产权局就与有关部门进行过探讨，研究建立统一的知识产权上诉法院，但是没有取得进展。”杨梧介绍，“2005年启动专利法第三次修改，再次将建立知识产权法院提上日程，高法的课题组当时还拿出了比较成熟的意见。由于当时司法改革思路是诉讼体系，分为大民事、大行政、大刑事三大板块，成立‘三审合一’的知识产权专门法院不符合上述司法改革思路，因此这一建议再次被搁置。”
2013年11月12日，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健全技术创新激励机制，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
“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部署，说明历经曲折的知识产权审理司法改革的动议已得到了中央认可。”杨梧认为，“中国企业创新能力逐步提高，保护知识产权的内在动力越来越足，建立知识产权法院确实很有必要。”
杨延超则明确表示，“当前，探索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时机已经成熟。”他解释说，“近年中国知识产权案件数量不断上升，而知识产权案件又极具专业性，有必要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对相关案件进行集中审理。”
“知识产权审判方面的大胆尝试和改革，对于提高知识产权的审判水平有重要意义，但要真正推动知识产权审判走向专业、高效，还有赖于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立。”杨延超说。
姜颖也认为，“知识产权法院的建立，将更有利于各项审判资源的调配，法官和书记员案多人少的矛盾预计将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
齐善鸿表示，“与知识产权法庭相比，建立知识产权法院更有利于提高司法效率、统一司法标准及节约司法成本。”他说，“目前各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在不断加大，中国不可能游离于此外。因此，建立知识产权法院，也是顺应国际趋势，有利于中国经济更好地融入全球。”
那么，中国知识产权法院究竟何日破茧而出？
2013年11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有关人士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最高法正在推进该项工作，“尚无具体时间表”。
4月8日，本刊记者发函最高人民法院，希望就建立知识产权法院进展情况采访相关负责人。13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回电称，“知识产权法院建设还在推进过程中，相关情况目前还不宜对外公开。”
4月19日，在武汉举行的“南湖论坛”上，上述信息得到进一步确认。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金克胜在论坛上透露，知识产权法院设立尚无时间表，目前仍处于论证阶段。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属于国家顶层设计，需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决议后，才能实施。
然而，各地筹建知识产权法院的工作早已低调进行。4月10日，北京市高法知识产权庭副庭长张雪松在“北京知识产权保护状况”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从去年底至今年初，在最高人民法院和市委的统一部署下，北京市已开展了有关知识产权法院建立的调研工作，目前基本完成了案件的管辖、机构设置等方面的初步调研计划，现已提交到上级法院。
上海、江苏、广东也陆续传来研究部署推进试点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消息。知识产权法院建设还在路上，却已渐行渐近。□记者李松 建立知识产权法院须做好“顶层设计”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建立知识产权法院是一项复杂工程，推进过程中要立足全局，稳步推进。对于尚未考虑清楚或不确定的问题，不妨先试点，然后根据试点结果进行取舍。
“规划知识产权法院，还需要考虑知识产权案件，尤其是专利案件的特点，应当由上而下地全面规划。”杨梧说，“有必要在全国统一建立知识产权上诉法院或上诉巡回法院，并在知识产权上诉法院中设立专家委员会，以利于司法实践的统一，并对知识产权中的新问题给出指引意见。”
对于知识产权法院的功能，杨梧建议，对于一审在基层知识产权庭审理的知识产权案件，其二审由各省市知识产权中级法院进行终审。“全国知识产权上诉法院负责对一审在知识产权中级法院审理的知识产权案件以及在专利复审委员会审理的专利复审案件和专利无效案件的二审，而专利复审委员会的决定作为准司法的一审。”
在杨延超看来，中国知识产权案件数量依据各地经济发展情况呈现极度不平衡态势，因此，“可依据调研数据决定知识产权法院的布局，可以在首都设立一个知识产权高级法院，作为此类案件的最高审判机构；在全国范围内按区域位置及科技和经济发展水平设置若干个上诉法院。”
“知识产权法院的建立，还需要打造一支高素质的专业人才队伍。”李绍荣认为，“不论在企业还是法院系统，目前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高层次人才十分稀缺。应积极鼓励高等院校设立知识产权相关专业，开展知识产权保护各个环节的人才培养。”
“尤其知识产权法官队伍建设，更需加强。”李绍荣说，“要高度重视国际知识产权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工作。依靠这些高端人才，才能确保中国在国际知识产权服务业的激烈竞争中胜出。”
杨梧说，应把引进国际知识产权人才工作纳入国家战略高度，在引进知识产权人才方面给予政策倾斜。“更主要的是，要在国家层面有计划地派出一些法官出国深造或培训，以培养他们的国际视野，提高他们的能力。”
姜颖认为，知识产权法官队伍的建设，尤其要考虑到法官合理工作量的测算、主审法官责任制与合议制的兼容、知识产权法官员额制，以及知识产权法官综合保障、工资待遇等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齐善鸿表示，“中国知识产权保护起步比较晚，相关法律法规还有些滞后，在电子信息化的背景下，对网络时代作品传播和侵权规则，至今缺乏有效和系统的规定。”他认为，“中国对知识产权侵权的惩处力度不够，从某种程度上变相鼓励了侵权行为的发生。”
齐善鸿说，“在一些发达国家，构成知识产权的严重侵权，打官司赔偿金额往往十分惊人，甚至让侵权者倾家荡产。而外国公司在中国打官司会依据中国相关法律，以至于一些外国公司在中国的侵权成本极低。”
“要进一步完善技术事实查明机制，细化操作程序和规则。特别是对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计算机制以及对重复侵权、恶意侵权等行为的制裁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齐善鸿补充道。知识产权保护发力
远在17世纪，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萌芽，股权、商号权等新的财产形式不断出现。为进一步明确这些无形财产的所有权，英国于1623年颁布了《垄断权条例》，成为首先确立专利制度的国家。此后，英国的《安娜女王法令》（1709年）、法国的《关于以使用原则不审查原则为内容的制造标识和商标的法律》（1857年）等相继颁布实施，标志着专利发明、著作、商标等无形财富具有了法律上财产的意义，知识产权也由此产生。
不难看出，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新型的财产形态，是商品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此时，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中国，手工业和河运日益繁荣，商品贸易活跃。受经济发展的影响，自然科学也有了一定的发展，《本草纲目》《农政全书》《天工开物》等科学著作相继问世。但受几千年封建思想影响的中国，“个体”、“私权”长期被湮没在“御赐”、“钦授”的“特权”中。
列强以坚船利炮轰开中国的大门之后，“知识产权”被它们带入中国。为保护侵略者自身的利益，英国人于1904年为清政府起草了《商标注册试办章程》，成为清政府第一部商标法。随后，清政府颁布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著作权法《大清著作权律》（1910年），也影响了此后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制定的相关法律。
新中国成立后，曾制定了一系列知识产权行政规章，如《保障发明与专利权暂行条例》《发明奖励条例》等，但发明的所有权在国家，全国各单位都可以无偿使用。可以说，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还没有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制度来保护知识产权。
1980年，中国加入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自此，中国先后参加了18个相关知识产权国际公约、条约和协定；相继出台了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及其实施细则，还陆续颁布了计算机软件、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植物新品种、信息网络传播权以及音像制品管理、著作权集体管理等保护和管理条例，涵盖了知识产权保护的主要内容。初步形成了符合国际通行规则、适应我国国情、门类比较齐全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
2008年，中国颁布《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成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支撑。此时的中国已从知识产权国际规则的被动接受者转向主动参与者，从被动移植转变为主动利用。
在由两院院士评选出的“2013中国十大科技进展”中，嫦娥三号月面软着陆开展科学探测、神舟十号飞船发射成功、天河二号夺得世界超算冠军、世界上“最轻材料”研制成功等等，每一项科研进展均拥有自主知识产权，闪耀着自主创新的光芒。
在与美国国际数据公司提起的“337调查”案的诉讼中，中国的中兴通讯、华为公司初裁获胜，同样得益于其在自身专利质量和数量优势基础上构筑的专利布局。
30多年市场经济的磨砺告诉我们，中国不能走资源耗费型的发展道路，也不能走技术依赖型的发展道路，只能走自主创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中国道路。大量事例也表明，缺乏关键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没有先进的知识产权制度，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将难以实现。诚然，我们仅用30多年的时间，就走完了一些发达国家一两百年才走完的知识产权制度建设之路，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我们更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目前的知识产权制度还不完善，公众知识产权意识仍较薄弱，侵犯知识产权现象在一些地方、领域和产品中还比较突出，知识产权滥用行为时有发生，缺少透明度、不当竞争等问题仍然存在；我国现行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体制机构重叠，知识产权的各个领域目前归属近十个部门分管，显然不利于知识产权制度的推行和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制度的作用。
“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健全技术创新激励机制，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为完善知识产权制度体系建设指明了方向，必将进一步激发创新驱动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活力，促进知识产权自身制度建设提速。
可以相信，随着知识产权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的创新环境将有更大的改善，中国的科技进步将为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更为强大的支撑。
第五篇：对加强法院廉政建设的几点思考
对加强法院廉政建设的几点思考
党的十七大围绕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要求、新举措，按照改革创新、惩防并举、统筹推进、重在建设的要求，扎实推进人民法院反腐倡廉建设，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有力保证。作为铁路运输法院就要根据审判工作特点，针对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和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重点部位，如审判、执行、评估拍卖、基建、干部提拔任用等，以规范权力行使为着力点，以公开透明为基本要求，建立健全有利于预防腐败的相关制度，把制度建设贯穿于反腐倡廉工作的各个环节，逐步健全拒腐防变教育长效机制和权力运行监控机制，促进基层法院廉政建设工作真正走向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目前，一些法院，尤其是在一些基层法院廉政建设的具体工作中，程度不同地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在思想认识上，一些同志总觉得反腐败那是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事情，廉政建设是领导关心的工作，一般干警手中的权力也不大，不会发生腐败行为，就是个别干警或法官犯点错误，也很少有人认为是腐败行为。在具体工作中，有时还会出现“弱”、“虚”、“难”的现象。“弱”，主要体现在廉政建设工作的重点往往放在处以上领导干部这个小群体中，而弱化了科以下干部这个大的群体。从各级组织制定的廉政各项规定中，大都针对的是高中级领导干部，很少涉及到科以下干部。另外，在每次的党风廉政建设检查考核时，针对的也是处以上领导干部，而忽视了科级以下领导干部这个层次。“虚”，主要体现在一些法院的廉政建设只停留在面上，很少能深入下去。由于把党风廉政的对象重点放在了领导机关和处以上领导干部身上，因此，对基层法院尤其是科以下干警在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的各项规定中，就出现了传达文件、提出要求多，检查落实少的现象。尤其是在对基层
法院科级以下干警的监督上，很少把他们放在监督者的视野范围内，造成了有些科级领导干部对抓廉政建设不重视，对自己有放松要求的现象。“难”，主要体现在，基层法院的工作 “杂”而 “乱”，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上级领导机关的各项工作都要在基层得到落实。因此，做为基层法院来说往往只把主要工作当作大事来抓，而忽视了诸如基层法院认为与已无关的廉政建设的学习教育、检查落实等工作。另外，领导机关抓廉政建设的工作重点没有放在基层法院，也是造成基层法院开展廉政建设工作难的一个原因。所以说，基层法院的廉政建设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需要下功夫认真去抓。结合自己在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工作和多年来工作的实践，笔者认为，加强基层法院廉政建设应从以下四个方面抓好落实。
一、基层法院的廉政教育要常抓不懈
基层法院的廉政教育不同于对领导干部的教育。一般来说,普通干警自我教育的自觉性和自我约束力相对来说弱一些。因此，做为基层法院的领导干部，在抓基层法院廉政教育就要做到经常抓、坚持抓。从思想上克服基层法院的教育工作可虚可实，可紧可松的认识，积极探索廉政教育的新途径、新方法。抓基层法院的廉政教育要坚持到位，必须在针对性、警示性、根本性上下功夫。针对性就是正确把握基层法院干部警的思想状况，针对暴露出来的突出问题，有的放矢地进行教育。警示性就是 “以人为鉴”，把一些典型案件作为反面教材，开展警示教育，以引起警觉和震动。根本性就是教育广大干部牢固树立马克思想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利益观。正确看待人生，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力，算好四笔帐（政治帐、经济帐、人身帐和家庭帐）。实践证明，针对性能增强教育实效，警示性能引起思想震动，根本性能触及灵魂。太原铁路中级法院在廉政教育活动中，针对过去存在的薄弱环节，扩大教育层面，把全院干警都列为受
教育的对象，从学习时间、学习内容、记学习笔记，撰写心得体会，讨论交流，学习笔记展评等各个环节都与处级领导干部一样，同布置、同检查，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
二、基层法院的廉政制度要明确细致
建立规范有序、可操作性强的制度体系和法规体系是加强廉政建设的客观要求。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结合形势发展变化，全面推进了制度化建设，先后颁布廉政法律法规300多件，对规范廉政建设，领导干部的行为规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这些法律法规多是对处以上领导干部提出的要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社会经济成份、组织形式、利益关系日益多样化，给基层法院廉政建设也带来了严峻挑战。比如在法院系统就存在着个别法官利用手中的权力，办“人情案”，在原被告那里“吃、拿、卡、要、报”等不廉洁行为。因此，迫切要求对基层法院及基层法院一般干警在廉政方面作出明确的规定，使基层法院的干警，行为规范，有章可循，有规可依，从而增强他们的纪律观念。太原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自2006年建院以来，结合铁路专门法院的工作实际，针对法院办案中容易出现的问题制定了一些具体规定。比如在法院中层领导干部中实行“廉政责任保证制度”、“定期廉政检查制度”，以及“廉政情况向纪检监察部门反馈汇报制度”等等。实践证明，抓好基层法院廉政规范，必须以改革的精神建立健全各项制度，努力形成用制度规范从政行为，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风气和氛围。同时，还要根据基层法院工作实际和形势发展的变化，适时地抓延伸、抓细化。只有这样，才能使基层法院廉政建设逐步纳入具体化、规范化的轨道。
三、基层法院的廉政监督要严格加强
权力的良好运行必须依靠严格的监督，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基层法官手中的权力虽然有限，但如果没监督同样也会产生腐败。因此，监督是预防腐败发生的有效途径。目前，在基层法院廉政建设的监督工作中，较普遍的问题是监督意识不强，总认为基层法院的权力比较小，用不着监督，对一些监督制度落实也不到位。做好对基层法院廉政的监督，一是要强化干警的监督意识，提高认识，自觉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监督。二是编织监督网络，建立起党风监督、审计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社会监督相结合、全方位、多层次、多渠道的监督体系。太原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在监督工作中，建立了举报电话，虚心接受社会和企业的监督，同时还开展行风评议等，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三是延展监督空间，在对基层法院干警工作圈进行监督的同时，对其社会圈和生活圈也实施监督。中院党组书记院长还与基层法院领导干部签定了“廉政建设责任书”，要求他们自觉保持廉洁，认真抓好廉政工作，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四是突出监督重点，对基层法院干警廉政监督的重点，应当放在中层领导干部和具有执法权力的干部身上，一但发现苗头，要及时找其谈话，打好招呼，告诫他们要切实做到公正司法，一心为民。
四、基层法院的廉政责任要坚决落实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已颁布实行5年多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的责任追究大都针对的是处以上领导干部和各级领导班子。因为《规定》明确指出，“党委（党组）、政府以及党委和政府的职能部门领导班子的正职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总责；领导班子其他成员根据工作分工，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直接领导责任”。而对基层法院科级以下领导干部的责任范围却没有提出具体要求。基层法院干警廉政方面出了问题，被追究责任的是分管的领导班子正职或班子成员，而忽
略了具体负责管理的一般领导干部。因此，我们可根据《规定》中的原则，把责任追究延伸到科以下领导干部，对部门干警在廉政建设方面出现的问题，除了追究上一级领导班子成员的责任外，也要追究所在庭室领导干部的责任。对于科级以下领导干部党风廉政的职责范围和内容，可依据《规定》中的有关条款，结合本单位的实际制定。同时，要抓好责任追究的落实，对在廉政教育、监督、管理等方面不负责的科级以下领导干部，不仅要及时地进行诫勉谈话，严重者还应依据有关规定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并追究有关部门和领导的责任。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