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开民营银行利弊（范文）

第一篇：放开民营银行利弊（范文）

放开民生银行的利弊分析

学生姓名：孙兆旭 学 号：1308070106 专业班级：经济学1301班

近几年关于民营银行的探讨已愈来愈激烈，民营银行已成为我国银行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实民营银行并不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新起的，早在清朝末期就出现了民营银行，也就是中国通商银行，它才是中国民营银行最早的雏形。

在我国现阶段民营银行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即已存在的民营银行和正在申请建立的民营银行。已经建立的民营银行主要有民生银行、稠州银行、深圳微众银行、天津金城银行，浙江网商银行等。从2013年1月到现在，中国工商联一共审核批准了36家民营银行的设立，而正等待审核申办民营银行的民营企业的更是不计其数。中国民营银行相对其他大型银行来说有其劣势，如发展规模小，营业网点少等，但同样也有其优势，如股权结构清晰，商业化的服务及灵活的奖赏机制等，这些优势在其完善公司内部机构，有效经营管理银行，和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上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更能打破国有银行长期处于一枝独秀的地位，并且在抵御外部竞争中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从20世纪90年代到今天我国的银行体制在不断的发展和进步，国有银行和国有控股银行一直处于主要地位，从2011年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协会给出的统计数据来看，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与民营银行的资产规模在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规模中分别占据47.3%与1.986%的比重。显而易见民营银行资产规模较小。与此同时民营银规模小，营业网点少的局限性也暴露出来了，它的运作效率和存款结算能力远远比不上国有银行。总的来说，虽然我国民营银行相比国有银行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但是其发展的速度极快，空间极广，它的存在是不可忽视的，在我国的国民经济的发展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尤其是微小企业的发展。

民营银行对于我国金融业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放开民营银行的发展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有何利弊，放开民营资本有何意义，下面我们来探讨这个问题。

首先谈发展民营银行的积极意义，民营银行的发展可以丰富和完善我国金融组织体系的内在结构。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中心，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但是，就全国范围来说，这种多元化格局，只是完成了对原有金融机构体系的外部整合。发展民营银行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传统的国有银行一统天下的局面，形成国有金融与民营金融、大型的金融机构与众多中小型金融机构竞争共存的新局面，从而改变经济结构与金融组织体系结构的不对称程度。一国金融结构的变迁是金融深化的重要表现，放开民营银行必将使我国金融体系对经济发展的辐射面、渗透力和适应性日益增强。

放开民营银行可以促进国有金融机构改革与发展的进一步深化。以市场经济为依托的民营银行的发展，将打破金融业原有的垄断格局，增大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市场化成分，构筑多元产权共存的竞争性的市场环境，这对体制僵化、效率低下的国有金融机构会施加强大的外部压力，迫使国有金融机构进一步深化改革。

放开民营银行可以提高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效率，改善金融资源的配置格局。可以为民营中小企业提供一定的金融服务支持，为他们创造外源融资的机会，提高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效率。民营银行的建立和发展，对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将起到重要的作用，可以改善由原来的国有金融部门垄断性完成的十分低效的金融资源的配置格局。

民营银行放开也存在着诸多风险，下面我们来谈一下。

首先，在利率市场化进程不断加快和银行业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民营银行除了面临普遍性的金融风险外，还存在一些特殊风险：信用水平低，吸储难；公司治理水平低，关联交易频繁；内部风险控制水平差，追求高回报率，这些因素将导致民营银行的风险显著高于大型银行。

民营银行的设立对于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影响相对可控，但对于当地经营的城商行、农信社和可以提供类似融资金额的小额贷款公司会形成冲击。

由于我国民营金融体系尚不成熟，加之外部市场环境的配套措施也不完善，如果银行全面地向民营资本放开，大量高风险、不规范的民营银行机构进入市场，有可能导致银行业市场进入混乱和无序状态。

由于存款保险制度和金融机构破产制度尚未得到立法确认，因此，如何让民营银行实现真正的“风险自担”成为一个难题。要实现民间资本‘自担风险’，有三个主要途径：一是通过有关制度安排，让发起人承担可能出现的风险，其中重点是考量发起人的资质和实力；二是要加强民间资本参与设立的金融机构的整体风险管控能力；三是要加强其公司治理能力。

另外，民营银行体系盲目扩大也会带来

第二篇：发展民营银行[范文模版]

摘 要：发展民营银行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深入发展的重要方向。本文通过对当今世界各国银行业的发展过程中都共同面临的经营失败成本外化、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如何动态监管及时化解潜在风险等三个问题的分析，提出我国民营银行的发展必须正确处理好的三个关系，包括现有银行体系的改造与民营银行的新建、存款保险制度与市场约束硬化和公平与效率问题。

什么是民营银行，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民营银行，如何发展我国的民营银行是近年来全社会比较关注的焦点问题。由于分析问题的角度不同、出发点不同，不同的学者在有关民营银行的一些关键问题上依然存在较大分歧。对这些分歧如果不能形成大致统一的看法，尤其是政策当局如果对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不能形成正确认识的话，中国民营银行的发展就有可能走弯路。为此，本文也想就民营银行的有关问题谈点看法。

一、民营银行的界定

究竟什么是民营银行，这是民营银行争论的首要问题。目前学术界对民营银行定义大致可分为产权结构论、资产结构论和治理结构论三类。产权结构论认为由民间资本控股的就是民营银行；资产结构论认为民营银行是主要为民营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和服务的银行；治理结构论则认为凡是采用市场化运作的银行就是民营银行。这三个定义都是从一个侧面罗列了民营银行的特征，但未能对民营银行的本质特征形成全面的认识。产权结构、治理结构和资产结构是相互作用、彼此具有内在联系的统一体。有什么样的产权结构，就会有与之相适应的治理结构，有什么样的治理结构，就有由此决定的资产结构。对民营银行我们不能强调三者中的一个方面而忽视其内在联系。我认为，民营银行是由民有、民治、民责、民益四者构成的统一体。对这四者的任一偏离都将是不完善的。所谓民有，就是指银行的产权属于民间投资者；所谓民治，就是指由民间投资者决定公司的治理；所谓民责，就是指民间投资者对银行的经营成败负全责；所谓民益，就是指导银行经营的利益按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分配。因此，我认为所谓民营银行就是由民间资本所控制与经营的，权、责、利统一的现代金融企业。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强调：1．民营银行是金融企业，而不是一般的企业。金融企业区别于一般企业的最大特征就是它是一个高风险的、公共性的企业。所谓高风险是因为它直接涉及金钱的借贷，而借贷的基础是信用，而信用具有天然的脆弱性。信用关系的中断会给银行带来巨大的损失。所谓公共性是指金融业的影响是外溢性的，会波及全社会。因此，对待金融企业要有特别的管制措施，这些措施较之一般企业更严更苛刻。2．民营银行又是一般企业。把银行理解为特殊行业的同时不能忽视了银行的企业属性。企业属性就是指从事银行业务也是一种商业行为，追求的是盈利，但也面临着失败的风险。3．当今世界各国都没有找到有效处理好银行业既是特殊企业又是一般企业的办法。在强调“特殊性”时，容易采取银行国有的办法；在强调一般性时，又对银行进行私有化改造。有的国家虽然坚持银行私有化的道路，但采取的各种相关政策措施又无形中将私有银行的经营约束条件软化了，变成利益上、治理上、产权上是民有，但实质上的经营成本又透过政府救助而外化给了社会，致使银行体系始终逃脱不了“周期性失败”的困扰。如美国，每隔十来年时间就要来一次银行危机。

中国的银行业走的是一条国有化的道路。现在这条道路已经走到了尽头，对现有银行体系进行民营化改造的呼声也随之而起。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特别冷静地回顾和反思各国银行业的发展历程，深刻认识民营银行在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找出原因，寻求对策，真正走出一条既符合世界银行业发展大势，又符合中国国情的民营银行发展之路。

二、中国民营银行业的发展必须认真考虑如何避免世界各国银行业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三大共同问题

当今世界各国银行业的发展过程中都面临着三个共同的问题：

一是银行无论私有、公有，都存在一个经营失败成本外化，最终用纳税人的钱救助的问题。

在严格意义的市场经济下，对经营失败的银行最直接简单的处置办法就是破产清算，由股东、存款人按照“谁受益谁承担”的原则来承担破产的损失，无需动用政府的财政资金补贴，纳税人几乎不用付出任何代价。这既符合优胜劣汰的市场原则，又可以促进监管的效率，防范因政府财政性救助而引起的道德风险。然而，实际的情况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银行业所具有的公共性、外部性等特征决定了银行风险极易在行业之间相互传导，产生共振，银行的倒闭会引起社会公众信心危机，进而会冲击金融体系和经济体系，给整个社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所以大多数国家的银行监管机构不会对银行倒闭坐视不管，都或明或暗充当“最后贷款人”角色，结果是银行经营失败的损失导致了政府的准财政赤字，而这些损失最终以高税率或增发货币形式落在全体纳税人的身上。

在20世纪80年代世界范围爆发的银行危机中，各国政府都无„例外地付出了昂贵的处置成本。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8年对部分国家银行危机的成本统计分析表明，银行危机爆发后重组银行的成本，包括直接由政府注入银行的资金、信贷、债券等财政成本和类似汇率补贴一类的准财政补贴，在有的国家金融危机的处置成本占到GDP的40%以上，不良贷款占贷款总额的30%以上。如90年代初处于政治经济转型期的匈牙利，政府推动对国有银行的集中整顿来解决银行业危机，在财政预算中为冲销银行不良贷款而单列了一块预算。据统计，1993,至1998年，匈牙利政府为重整企业和银行债务以及对银行注资，发行了3600亿福林(约合39亿美元)的20年期低息政府债券，约占当时国民生产总值的10%，仅此项产生的利息支出在1994年就占CDP的1．2%，占财政支出的3．5%。即使在以市场为基础、高度私有化的美国，银行系统几乎全属于私人所有，但大量的银行损失仍要靠预算拨款，或在财政担保下向保险基金借款来进行融资。在1981年到1991年间，美国有超过1400家储蓄机构和1300家银行破产倒闭。这次储蓄机构危机的成本在3150亿美元到5000亿美元之间，重组信托公司(BTC)到1991年底为止收购了3570亿美元的不良资产，处置了其中的2280亿美元的资产，而美国政府为此支付了超过1200亿美元的财政资金。

我国实行的是隐性存款保险机制，对存款人的保护事实上超过任何发达国家。从90年代至今在对为数不多的金融机构实施市场退出中，无论采取行政关闭，还是业务托管、或是并购重组，破产金融机构的债务清偿都由国家一家承担，个人债务全额兑付，有些甚至单位债务也全额兑付，有的充其量停息延期兑付。据估算，我国为此而付出的处置成本也不少于千亿。

在我国发展民营银行一开始就要考虑如何防止其经营失败的成本外化问题。从理论上来说，按权利义务对称的原则经营失败成本要由股东、债权人承担，不能转嫁给政府。事实上，这很难做到。而民营银行与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相比，其经营的风险性相对突出，从一开始就处于不公平的竞争地位，即使放手让这些新生金融力量发展，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存在部分机构要失败的问题。特别是1998年“广信破产事件”和海南发展银行被行政关闭事件，以及1998—2000年间对各地城市信用社(城市商业银行的前身)的清理与重组，打破了我国银行不会破产的“神话”。这些事件令社会公众对包括民营银行在内的非国有银行的预期和信心发生动摇。相比之下，国有银行不仅获得了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用以补充自有资本金，以及国家财政直接核销巨额呆坏账准备金，而且通过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了总额达1．3万亿元的不良资产。这使人们形成了国有银行“太大不宜倒”的固定预期，使全社会金融资源进一步向国有银行转移。统计数据表明，从 90年代初到90年代末，相对于国家银行体系(包括四大银行和三大政策性银行)，非国有银行在我国新增贷款中所占的比例不升反降，说明非国有银行部门的发展不是加快了，而是放慢了。而且金融市场稍有风吹草动，存款就会向大银行搬家，民营银行将面临严重的流动性风险。这种状况的存在对民营银行的健康发展极为不利，对维系整个金融市场的稳定也不利。

因此，要推进民营银行的发展，首先就要考虑如何科学构筑隔离金融风险的“防火墙”，建立市场化的风险分散、转移和补偿机制，有效防止金融机构失败风险外化和扩大，降低全局性风险发生的概率，维系金融体系安全稳定运行和解决公众信心问题，为民营银行的健康发展创造稳定良好的制度环境。

二是银行业对金融资源的控制可能引起公平与效率的矛盾。用公有制解决了公平性问题，却无法获得满意的效率；用私有制解决了效率问题但可能由此引发垄断而影响公平。

为了避免国有银行的低效和风险，近年来国际银行业发展的一个主要趋势是对国有银行及其整个银行体系进行私有化改造，放松金融管制，推行金融自由化政策。但这些国家的经验表明，随着金融市场的竞争加剧，必然会出现大量资金向少数几个金融集团集中的倾向，结果是银行业从国家垄断变为私人寡头的垄断。这种垄断破坏了在金融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大金融集团拥有操纵市场价格、控制市场信心的能力，金融市场上的信息处于高度的不对称状态。中小银行在不完全的市场竞争中无疑会处于劣势，金融市场失灵使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难以达到帕累托状态。

上个世纪80年代土耳其金融改革失败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一个由少数银行所垄断的市场结构中，市场进入门坎的解除，若是新银行规模与数量不足以挑战既有银行的市场地位，则对整体市场结构与效率的影响是极为有限的。在金融改革之前，土耳其的银行业市场集中度较高，但在金融业的改革之后，银行业的集中度虽有所下降，但银行市场被改革前已有的主要银行，包括国有银行和少数具有垄断性市场势力的民营银行所垄断的格局事实上并未得到改变。国有银行，尽管经营和管理效率并不高，却仍然占居国内银行业市场的主导地位甚至垄断性地位；那些经营状况良好、具有一定市场份额的私营银行，同样相当程度上以其同政府的特殊关系来确保其市场地位，结果整个土耳其的银行业呈现为非充分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形成对新进入者的进入壁垒。外资或当地的新进入者进入土耳其银行业市场后，并未明显使当地的银行市场竞争加剧、效率提高，原因就在于当地的原有大银行规模巨大，某种程度上获得政府的支持或至少没有来自于政府的有效抑制；同时，垄断者之间利用垄断地位互相协调市场价格却并未受到制裁，使主要银行获取了高额利润；新进入者的规模不足，导致新进入者难以与原有的银行进行有效的竞争。而土耳其中央银行对于问题银行，特别是有一定规模的国有或私有银行，从来都只是采取政府资金支持而非清理整顿甚至让其倒闭退出的方法。正是由于土耳其银行体制中长期存在的市场失效问题和不彻底的金融改革，使得九十年代末的最新„轮改革在仅仅推行了数年便遭受到银行危机的沉重打击。

伴随银行自由化、民营化而来的风险与激励扭曲问题，将使因提升竞争产生的整体效率变得不确定。由于国家管制放松，银行业进入壁垒的消除，导致银行特许价值(Fran· chise Value)下降，在不完备的监管框架和隐含或明确的担保制度下，银行民营化极易造成道德风险。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将驱使银行经营者更倾向于短期的高风险的投资活动，而且银行受少数大企业集团的控制产生大量的关联贷款，风险高度集中。很多国家在银行部门引入竞争机制和赋予银行自主权的同时却没有采取措施控制这些相反的激励，这一点成为金融自由化后发生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如20世纪70年代和肋年代初，以阿根廷、智利、乌拉圭为代表，几乎所有欠发达国家商业银行都因为“过度借贷综合症”陷人了债务危机的泥潭。

事实上，有相当多的研究显示，金融业的开放和解除管制是一个值得国家追求的目标，但是由于任何开放在带来效率提升的同时，也都存在制造银行危机的风险，因此如何在开放进程上采取较佳的顺序和完善配套制度的安排，无疑是所有国家的金融监管当局必须严肃思考的课题。在我国要推进民营银行的发展，必须要对现有银行体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努力完善市场结构，采取有力措施限制垄断、促进有序竞争，纠正市场失灵的问题。同时必须强调监管制度的建设和强化市场纪律，建立银行民营化所必需的监管框架，有效控制其过度冒险行为，实施审慎监管。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民营银行的发展应当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三是银行业的风险如何有效地动态监管，及时化解潜在风险的问题。

金融监管的第一目标是维护存款人利益，而危及存款人利益的唯一因素就是银行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风险。只有控制住这些风险，金融监管的目标才能实现。金融风险发现得越早，处置得越及时，金融机构遭受的损失越少，风险处理成本越低。但银行风险的积累是由宏观微观多种因素综合作用形成的，风险识别的困难制约了监管者控制银行承担过度风险的能力。国际经验表明，金融监管者在控制状况已恶化的问题银行的风险方面很成功，但在处理表面上健康的银行方面，效果却不理想。因为当这些银行偿付能力充足，所从事的风险投资仍有利可图时，监管者对这些银行的风险行为很难控制。从可接受的风险收益比例、创新和其它合适的行为中识别出风险是有一定难度的。而且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随着经济的持续扩张，银行的风险往往被掩盖。在危机发生之前，银行中的问题往往不能充分显露出来，象资本金充足率、坏帐比例等重要指标，并不会在危机发生前就表现出明显的不正常变动。随着经济增长的减缓甚至衰退，银行中的问题迅速暴露出来，及致倒闭并危害其他银行。特别是在经济出现泡沫的情况下，银行贷款中的泡沫随之膨胀并在经济形势逆转时迅速破灭，其所带来的结果不仅仅是个别银行的倒闭，而是整个银行系统的不稳定甚至危机。

美国80年代早期曾因现场监管的削弱，对金融机构的问题没能及时发现，发现了的，又因资金不足、措施不当等多方面原因没有及时有效地处置，因而付出了失败机构增加，处置成本加大的代价。如在处置储贷机构危机时，美国联邦储贷保险公司允许大量实际已经破产的储贷机构长期维持经营，指望它们有机会降低风险、纠正不足，但实践证明这样做的结果反而使处置成本从1982年的1000亿美元增加到80年代末的3150亿美元。从我国的情况来看，提前发现风险，及时处置风险都是我们的薄弱环节。尤其是在及时处置方面，很多时候受资金、政策及其它方面的制约而无法采取有效措施，使本已相当严重的问题久拖难决。对此，极有必要完善风险处置的相关配套政策，为及时处置风险创造条件。否则，金融风险愈积愈大，处置成本会愈来愈高。

三、20世纪80—90年代兴起的银行热给我国民营银行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启示

我国虽未有明确政策允许民间资本办金融，但事实上，上个世纪80年代初许多新设立的金融机构是直接或间接地受控于民间资本。因此，民间银行在我国已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已经存在，如何让其健康发展、扩大功能作用的问题。为此，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我国民营银行发展的曲折历程，进一步明确下一步民营银行的发展道路。

自1979年以来，我国的金融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发展各种金融机构。在全民办公司、层层办金融的热潮中，出现了大批的城市信用社、农村基金会和信托公司，如城市信用社鼎盛时期多达5000余家。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这一大批基层金融机构多数出现了严重的经营风险问题，甚至演变成支付危机，国家不得不下大力气进行治理整顿，付出沉重的代价。例如广东曾关闭了2000多家基层金融机构，政府被迫拿出380多亿元用以兑付信托公司和所属证券部、城市信用社、农村基金会遗留下的“窟窿”。

这些金融机构为什么失败呢?原因可以归结为多个方面，但其中最主要的两个原因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一是没有对金融机构形成正确的认识。只把它看成是融资实体，没有将它看成是“自私的营利”主体。相当一批金融机构形成了内部人控制，变成了违规经营的载体。例如出资人与经营者没有分开，许多信用社变成家族式机构，把信用社当作圈钱的机构，高息揽存、违规拆借，大量的贷款变成呆账、坏账。以海南为例。从1988年至1997年，海南共有 34家城市信用社、近10家信托公司。这些城市信用社和信托公司都是以支持建设海南特区为名建立起来的。由于批准时就是基于“多个机构多个融资渠道”的指导思想，而没有在监管上按照以风险为核心，将其视同求利机构进行严格监管，因此这些机构都普遍存在内部人控制，把大量贷款投入到自己的关联公司或股东企业，连本带利长期不还，而是反复借新还旧。资产质量差，债权债务关系混乱，是这些金融机构普遍存在的问题。1997年，由于海南经济形势的变化，这些金融机构全面陷入困境。1997年5月受海口人民城市信用社主任携款潜逃案件的影响，该社储户产生恐慌心理而挤兑存款。继而琼山金海城市信用社由于股东大量贷款不还引起支付危机，随后波及全省十几家城市信用社，引发海南省城市信用社较大面积的支付危机，人民银行被迫进行清理整顿。在清理整顿中，由信托公司组建而成的海南发展银行，又由于组建不久陷入经营困难，人民银行即使提供了近四十亿元再贷款也不能维持其清偿支付能力，市民突击挤提储蓄的恐慌风潮日益扩大，最后甚至到了每个储户一天只能取到100元现钞的地步，最后在1998年6月海南发展银行也被迫关闭。海南的这段历史告诉我们：民间资本介入银行，它就是为了赚钱。这个动机是我们立法的基础，更是我们监管的基础，切莫为了融资和效率的需要去鼓励民营银行。

二是既然民间资本办银行是为了盈利，就要围绕这个动机去明确产权、明确责任。而我们的金融机构都恰恰违背了这一条，导致大家都是银行的主人，却没有人对银行的失败承担责任。这中间涉及产权问题。而产权问题的核心本质是权、责、利的严格对称和内在

统一。中外金融机构之所以大面积经营失败，关键在于失败的成本可以外化给社会，金融机构相当于软预算约束，因此经营不善、出现大量不良资产就成了众多金融机构的必然结果。因此我们认为，向民间资本放开金融领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为了保证其健康发展，有关制度的配套性改革是必要的。

一是谨防政府过多的干预。政企分开，产权明晰，这是民间金融业实现自主经营，自我约束的必要条件，也是民营银行的核心竞争力。因此，如何保证民营金融机构能顶住部分政府部门的强制干预，为它们创造一个宽松的金融环境，是首要的难题。

二是要在完善法律基础上，按市场化原则，严格依法准人与退出。只有这样金融机构才会真正优胜劣汰，才能堵住其向社会转移失败风险的渠道，硬化预算约束，才能迫使民营银行选择高素质的经营者，并且努力审慎经营。同时可以改变央行监管的被动局面，降低监管成本与风险，提高监管的有效性。

三是要尽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新的金融稳定机制，及时对出现严重问题、破产或濒于破产的金融机构进行处置。同时要转变控制金融风险的思路，从千方百计不惜成本防止金融机构破产转向允许破产，隔离破产事件，控制破产事件的影响扩大。即按市场原则处置金融风险，通过允许金融机构破产和控制单个金融机构破产的外在影响来实现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尊重市场纪律的目的。

四、发展我国的民营银行必须正确处理好的三个关系

一是现有银行体系的改造与民营银行的新建问题。

我国银行体制在经历了近二十年的改革后，虽然形成了包括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地方性商业银行在内的多层次、多种形式的银行业格局，但总体上银行业的集中度仍然很高，近70%的存、贷款增量仍然被国有和国有控股银行所掌握，按照洛桑国际管理学院的竞争力指标(IMD)来衡量，我国金融体系的效率仍然是所有产业部门中最低的部门之一。上述20世纪80—90年代我国银行业对民间资本开放的政策目标之一就是通过引入体制外竞争，用外部压力推动国有银行内部运行机制的转变和优化，遵循的是增量改革的思路。事实证明，这种改革模式的成效并不明显，虽然对中国金融改革的深化能起到积极的作用，但却无法担当金融改革的大任。国有银行垄断下的低效和市场失灵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系统内积聚的风险越来越大。而且由于面临制度上的歧视和经营网点少的限制，民营银行在存款市场和结算市场上相对于国有银行的绝对垄断地位而言注定竞争力不足，会重复走上低效运作的老路。因此从现实的角度出发，除了要适当进行新建民营银行的增量改革外，同时更重要的是要在“存量改革”上多下功夫，对现有银行体系进行彻底改造，推行银政分开和国有银行的股份化改革。要把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革与民营资本的进入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民间资本在银行所有权和经营管理中的核心作用，让民营资本在股份制银行中占有相当比重，最终实现国有银行业的民营化。

二是存款保险制度与市场约束硬化的问题。

存款保险制度有隐性和显性。无论哪种，都存在道德风险加剧、市场约束软化的问题。尤其是隐性存款保险制度，其弊端大于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目前我国实行的是隐性存款保险制度，覆盖面广，不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因“大而不倒”享受政府对其存款的隐性担保，其他小型金融机构的存款人也无存款损失之虞。这种制度的弊端是：一是在个别银行出现支付危机时，中央银行通常采取返还存款准备金或者提供再贷款以增加银行额外的支付手段。这部分额外的货币投放事前并未打人货币投放计划之中，因而容易导致通货膨胀压力的积累，干扰货币政策的实施。二是随机性大。事先没有规则，中央银行、金融机构、政府、股东、债权人、债务人等相关利益主体各自到底应履行何种职责、承担何种义务不明隙。问题出现后，到底如何解决取决于各方的博奕能力，因此时间长，结果难以预期。三是极易引发道德风险。银行往往会热衷于短期投机甚至恶意经营，造成资源的错配，最后将风险转嫁给政府了事。同时激励了存款人只关心利率高低，不问金融机构信誉好坏，听任银行承担过度的风险。四是中央银行的救助能力也有限度，不可能对所有危机银行都进行援助，是否援助取决于中央银行关于银行支付力的判断和稳定金融的考虑，通常会对陷入困境的大银行会不遗余力地进行救助，而中小银行受保护程度会降低，影响社会公众对中小银行的信心。

在民营银行发展的起步阶段，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存款保险制度，使之在更规范、有效和及时地处置出现严重问题的金融机构，更规范和公平地对存款人实施保护和保护金融体系稳定运行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又能有效地防范道德风险、强化市场规律对金融机构和存款人的行为约束是十分重要的。对此，我认为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要坚持这样几条原则：(1)要从隐性变为显性；(2)要按照商业化原则由各金融机构出资；(3)要实行限额保险；(4)对各金融机构的救助成本要在各受益金融机构之间分摊。

三是公平与效率问题。

民营银行的发展可能解决了效率问题，而可能引发公平性问题。为防止此类问题产生，对民营银行的股东贷款、关联贷款要有严格限制。要制定有关公平信贷方面的法律，保障同等信贷权利的落实。

第三篇：民营医院对放开服务价格的报告

对于“民营医院服务价格放开”的报告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卫生计生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联合公布《关于非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实行市场价格调节有关问题的通知》，出台放开非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鼓励社会办医的政策措施。这是发改委首次放开医疗服务价格，尽管只限于非公立医疗机构，但我们认为这是促进医疗市场化的第一步。放开非公立医疗机构服务价格，有利于促进医疗服务市场化，加强各类医疗机构的竞争，提升医疗机构服务效率。对政府来说，放开医疗服务价格可加大医院自我调节功能，改变依赖药品收入和政府补贴的旧模式，符合目前医改方向。放开医疗服务价格，有利于非公立医疗机构根据社会需求，扩大服务种类，增加特需医疗服务等高端、个性化的医疗服务的比重，有利于推动医生多点执业，促进高端医疗人才在公立及非公立医疗机构间的流动，进一步提升非公立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增强其盈利能力，有利于促进公立医院改革，推动社会资本办医。

目前民营医院仍面临数量多、规模小等不少问题。目前全国民营医院1.1万多家，占国内医院总量45%，但消费却只占全国医院总体3%至5%，床位数只占约10%，业务量只占总医疗卫生服务的9%，且大多数民营医院施行家族式、经验式管理。”放开非公立性机构定价权，民营医院作为一个特殊的服务行业，要求所有医护人员必须树立一个“一切为了患者，服务至上”的理念。每家民营医院要做到“以理服人、以德感人、以疗效取信人”的服务理念。

放开非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后民营医院发展所遇到的问题：

1、放开非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后对自主定价的非公立医疗机构如何付费。

2、放开非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后，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但这会不会导致集中涨价的情况发生。

3、《通知》要求，非公立医疗机构要严格执行明码标价和医药费用明细清单制度，通过多种方式向患者公示医疗服务价格，自觉接受社会监督。民营医院定价怎么监督

4、医保问题。政策规定，要成为医保定点医院，必须执行现行医疗服务和药品政府定价，由此，新规赋予的自主权已经大打折扣了。除非民营医院放弃医保，而那又是难以想象的。

总之，给民营医院定价权，是市场的一小步，却是行业发展的一大步。毕竟，价格驱动市场，在新的市场行为下，民营医院势必会考虑患者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来提供更有个性和特色的服务。这样，医疗市场就会得到细分，从而避免简单的同质化竞争，来吸引更多社会资本投入到医疗卫生领域。这样的医疗环境，也可以让公立医院松口气，把更多资源与精力投入到基本医疗服务中。各行其是，各有所需，政府、市场与公众也就迎来三方共赢空间。

桓台史氏医院2014年06月27日

第四篇：民营银行主要股东标准

民营银行主要股东标准

1.财务状况良好，最近3个会计连续盈利；

2.年终分配后，净资产达到全部资产的30%；

3.权益性投资余额（含本次投资）不超过本企业净资产的50%。

4.资产负债率、财务杠杆率不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5.同一股东入股同质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超过2家，如取得控股权只能投（或保留）一家。

6.发起人以自有资金入股，不能代持，不得以委托资金、债务资金等非自有资金入股。

7.主发起人至少为两个，持股比例在10%以上。

8.单一股东及其关联企业持股比例原则上不超过30％。

9.民营银行注册地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内民营企业

10.发起人应全部为民间资本。11.发起企业的主要股东、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应为中国境内公民且不得持有绿卡（外国永久居留权）。

12.对民营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如东部），优先选择单家企业净资产不低于100亿元，终极受益人和剩余风险承担者个人净资产不低于50亿元;对欠发达地区（如西部），可适当降低净资产要求。

13.经投资人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出具的承担剩余风险的制度安排、股东接受监管的协议条款、合法可行的恢复和处置计划的情况说明。

14.经投资人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出具的正式书面承诺。内容包括：一是自愿放弃关联授信及股权质押的权利；二是承诺不干预银行的日常经营事务；三是承诺自股份交割之日起5年内不转让所持该银行股份，并在银行章程或协议中载明，到期转让股份及受让方的股东资格应取得监管部门的同意；四是作为持股银行的主要资本来源，应承诺持续补充资本；五是承诺不向银行施加不当的指标压力。

第五篇：民营银行的准入条件

民营银行的准入条件

全国首份地方版《试点民营银行监督管理办法(讨论稿)》(下称《办法》)已完成报至银监会，并被银监会列为“范本”，成为制定全国版细则的重要参考。

在设立门槛方面，《办法》规定，民营银行需一次性拿出不低于5亿元不高于10亿元人民币作为注册资本，设立后视发展情况逐步增资。执行上，监管层人士透露，不同地区的民营银行，在规定的范围内，将采取注册资本差异化要求。

在股东资质上，《办法》规定，民营银行的股东原则上不超过20个。最大股东及其关联方持股比例不得超过股本总额的20%，其他企业法人股东及关联方持股比例不得超过股本总额的10%，单个自然人持股比例不得超过股本总额的2%，所有自然人持股比例不得超过股本总额的20%。

其中，主发起人要求最近3个会计连续盈利，且这三年内年终分配后的净资产占比全部资产的30%。其他发起人则要求最近2个会计连续盈利。且所有发起人的入股资金来源必须真实合法，不得以借贷资金入股，不得以他人委托资金入股。

监管层人士表示，具体执行上，对股东资质有更高的要求。核心主业不突出且其经营行业过多，资产负债率、财务杠杆率高于行业平均水平，以及现金流量波动受经济景气影响较大的企业，可能被排除在发起人之外。

另外，关联企业众多、股权关系复杂且不透明、关联交易频繁且异常的企业，将不具备发起人资格。

对于已经入股小贷公司、担保公司和典当行的自然人，也会限制其再入股民营银行的额度和权限。除此之外，民营银行的股东要尽量本土化，具备本地户籍，以便监管层更容易掌控风险信息。但如何限制发起人的权益性投资余额等关键点，银监会和相关部门还在商讨之中。

在经营方面，《办法》规定，民营银行应该以信贷业务为主，以服务“三农”和社区银行的形式合法经营，且原则上不在行政区辖外设立分支机构。

在公司治理方面，上述监管层人士透露，民营银行或将采取“三会一层”模式，即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层模式。具体而言，董事会将下设办公室和发展战略规划委员会、风险管理和关联交易委员会、提名和薪酬管理委员会、审计委员会等机构。至于董事会成员数量、独立董事等细节问题，将视具体情况而定。

在风险防范方面，《办法》规定，民营银行股东应承诺对银行持续补充资本，在发生流动性风险时进行救助，并应承诺风险兜底。在银行用资本承担风险之后，股东对剩余风险承担连带责任，对存款人进行赔付。

在股权转让方面，《办法》还做出了民营银行不得接受本行股份作为质押权标的，发起人持有股份的转让或质押应该有时限规定。董事、高管持有的股份，在任职期间内不得转让或质押。并且开业三年内应不实施现金分红，三年后主要监管指标均符合要求时，才予以现金分红。

而监管方面，未来对民营银行的监管可能参照对城商行的各项监管指标，并根据《商业银行监管内部评级指引》对民营银行进行监管评级。

对处于不同区间的资本充足率、不良资产率和存贷比数据做出不同的监管要求。对于尚处银行业监管红线临界点的，银监会将督促其股东补充资本充足率，适时采取限制资产增长速度、固定资产购置、分配红利和其他收入、开办新业务等措施。对于问题严重的民营银行，银监会会责令调整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停办部分或所有业务、限期重组等进行纠正。对规定期限内无法实现有效重组，主要监管指标严重不合规甚至可能引发信用危机的，则将撤销该银行，或督促股东依章程解散并承担相应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