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屋侵权纠纷案

第一篇：房屋侵权纠纷案

房屋侵权纠纷案

原告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房产经营公司(以下简称房产公司)、钟宝强等19户因与被告江苏盛名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名公司)发生房屋侵权纠纷，向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等诉称：原告居住的楼房，底层为被告所有，二层以上的产权为原告等所有。被告擅自在其底层拆改装潢，为架设夹层而深挖屋内地面将基础梁暴露在外，用膨胀螺栓把槽钢固定在楼房框架和四周墙体上，明显加大了楼房主体的负荷。被告的行为致使原告等的住宅墙体开裂，层面渗水，水管漏水，严重影响了原告等的居住安全。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等作为产权人的合法权益。请求判令被告恢复房屋原状，并对受损的楼房主体结构和给排水系统采取补救加固措施。

被告辩称：被告是在自己的产权范围内对属自己所有的房屋进行装潢改造，所有工程都是经过有资质的设计单位设计、报有关行政机关批准后进行的，并且得到了房屋安全鉴定机关的鉴定认可，根本不侵犯原告们的权益。原告们所称的损害是楼房质量问题，与被告的装潢改造无关。原告们所诉无理，应当驳回。

法院一审查明：

坐落在南京市娄子巷164号、166号和166-2号的钢筋砼框架结构六层商住楼，建于1992年。底层为商业用房，层高4.2米，建筑面积362.04平方米，产权属被告盛名公司所有。二至六层为居住房，住房制度改革后，已由原告房产公司和原告钟宝强等住户分别所有。

1998年3月，被告盛名公司装修底层房屋准备增建夹层时，把钢筋砼框架柱之间的填充墙全部拆除，将地面下挖0.9-1.2米深，使部分地梁裸露，由此引发纠纷。同年6月，盛名公司委托南京市房屋安全鉴定处(下称安鉴处)就其增建夹层的安全性进行鉴定，结论为：夹层施工对楼房主体未造成明显的结构性损坏，目前不影响居住和使用安全，但夹层的设计、施工中存在问题，建议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设计、施工。此后，盛名公司按照安鉴处提出的要求进行了整改，并于同年9月再次委托安鉴处对其增建夹层的新设计方案进行鉴定，结论为：现经持证设计单位出具的正规施工图，能满足安全使用要求，建议施工期间加强监督，确保工程质量。同年11月，江苏省建设委员会抗震办经审核，同意盛名公司的增建夹层方案;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区分局消防科经审核，同意盛名公司按所报图纸进行施工。原告房产公司和原告钟宝强等住户不同意盛名公司按照设计方案施工，于1999年1月提起诉讼。

审理期间，被告盛名公司领取了南京市规划局颁发的准予在南京市娄子巷166-2号室内增建夹层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法院委托安鉴处对原告钟宝强等住房所诉住房损坏的情况进行鉴定，结论为：该楼房属基本完好房屋。钟宝强等户住房出现的墙面瓷砖、拼板、阴角等处裂缝问题，并非因盛名公司增建夹层造成。建议盛名公司对底层公共部位大平台楼梯间的墙体裂缝用高标号水泥砂浆粉刷，对地梁露筋部位做好保护层。

以上事实，有房屋所有权证书、娄子巷166-2号室内夹层改造施工图、鉴定报告、建筑夹层改造工程抗震审查表、建筑设计防火审核意见书、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交费凭证等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三条规定：“不动产的相邻各方，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精神，正确处理截水、排水、通行、通风、采光等方面的相邻关系。给相邻方造成妨碍或者损失的，应当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赔偿损失。”原告房产公司和钟宝强等户与被告盛名公司属不动产的相邻各方，应当按照法律的规定正确处理好相邻关系，共同维护所在楼房的安全。盛名公司在自己的产权范围内增建夹层，新的方案是由有资质的部门设计，并得到建设工程规划和抗震、消防等行政主管机关的审核同意。盛名公司如能在严格监督下按照批准的施工质量标准组织施工，楼房的安全是有保障的。房产公司和钟宝强等主张二至六层房屋的损坏是因盛名公司增建夹层所致，盛名公司已经提供了与己无关的证据，房产公司和钟宝强等再没有提出反证。对房产公司和钟宝强等基于这一理由提出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因施工对相邻方造成干扰，盛名公司自愿给钟宝强等住户每户补偿1000元，应予准许。据此判决：

一、被告盛名公司对楼房底层公共部位大平台楼梯间墙体裂缝部位用高标号水泥砂浆粉刷，对地梁露筋部位做好保护层，疏通下水管道。由原告房产公司和盛名公司共同委托监理部门负责现场监理，监理费用由盛名公司负担。

二、被告盛名公司给付原告钟宝强等住户每户1000元补偿费。

原告钟宝强等住户不服一审判决，以原起诉理由向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一审认定的事实基本正确，证据充分。

上诉人钟宝强等住户和原审原告房产公司因对不动产享有的所有权，与被上诉人盛名公司结成不动产的相邻各方。不动产相邻权是对不动产所有权的限制和延伸，是与不动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利。没有不动产所有权，则谈不上不动产相邻权。因此要正确解决不动产相邻纠纷，就必须正确把握相邻各方的不动产所有权形态。

过去我国房屋所有权的形态是，一幢独立的房屋由一个人所有(即一物一权)。随着住房制度的改革，一幢独立的房屋由多人所有(即一物多权)的现象越来越普遍。

房屋建设投资者建立的一幢独立房屋，必须具有基础、框架、承重墙体、隔板、顶盖、走道、阶梯、门窗、各种管线以及必要的活动场所等，才可能区分出供不同的人分别独立使用的一定空间。这两部分必须结合在一起，房屋才能独立存在。而只有该房屋独立存在，供人分别独立使用的一定空间才能发挥其功能。当一幢独立房屋具备了可供区分出独立使用一定空间的物质条件，房屋建设投资者将这些空间分别转让给不同的购买者，从而使这幢房屋为多人所有时，房屋的建筑特点决定了每个所有权人取得的是房屋区分所有权，这是与一物一权形态下的房屋所有权不完全相同的权利。在转让房屋区分所有权的合同中，虽然只载明转让可供区分使用的空间(以下简称专有部分)，但这不意味着基础、框架、承重墙体、隔板、顶盖、走道、阶梯、门窗、各种管线以及必要的活动场所等部分(以下简称共用部分)没有转让。如果没有共用部分的转让，则专有部分不会成为可供转让的财产所有权客体。只是由于共用部分必然随专有部分一齐转让，所以无需在转让合同中对随同转让的共同部分一一登记。

房屋区分所有权首先是指全体区分所有权人对整幢独立房屋以及房屋内所有共同设施的共有权，其次是指每一个房屋区分所有权人对特定空间的专有权。房屋区分所有权中的共有权，是一种不可分割、只能随同专有权的转让而转让的权利。权利人有权按照共用部分的种类、性质、构造、用途正当使用共用部分，有权分享整幢房屋或者房屋的共用部分产生的收益，有权制止对整幢房屋或者房屋共用部分的任何侵害。权利人在享有权利的同时需尽的义务是：维持共用部分现状，不得请求分割;维护共用部分的正常使用状态，不得侵占、改动或破坏;负担合理分摊的维护共用部分正常使用所需的费用。在这种权利形态下，由于整幢房屋以及房屋内所有共用设施为全体区分所有权人共有，全体区分所有权人需要对整幢房屋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他们在此之可以形成团体的法律关系;由于房屋的特定部分为各区分所有权人专有，区分所有权人需要对其专有部分行使权利和承担义务，因此区分所有权人与其他人形成区域所有的法律关系;由于各个区分所有权人都对特定的空间享有相当于独立房屋所有权的权利，每个区分所有权人对与其相邻的其他不动产所有权人形成相邻法律关系。

坐落在南京市娄子巷164号、166号和166-2号的六层商住楼，是由上诉人钟宝强等住户、原审原告房产公司和被上诉人盛名公司区分所有。各区分所有权人既对各自的专有部分享有独立的所有权，又对整幢楼房及其共用部分享有共有权。专有部分，是指由建筑材料组成的四周上下均为封闭的建筑空间。除此以外房屋的其他部分(包括底层地板以下的掩埋工程)，应属共用部分。对共用部分的任何改动，应以不违背共同利益为前提，并须经全体区分所有权人同意，否则即构成对其他权利人共有权的侵害。

被上诉人盛名公司虽然是在其专有部分增建夹层，但是其增建夹层的行为利用了属于共用部分的梁、柱和地板以下的掩埋工程，使梁、柱的负载加大，地梁裸露，是对共用部分的非正常使用，影响到全体区分所有权人的共同利益。盛名公司增建夹层的行为虽然得到行政机关的批准，但这只能说明行政机关从行政管理的角度看，不认为该行为能给社会造成危害，可以实施。由于增建夹层需要利用房屋的共用部分，而房屋共有部分的所有权由全体区分所有权人享有，不是由批准的行政机关享有，因此增建夹层的行为应否实施，必须由盛名公司征求全体区分所有权人的意见。盛名公司以是在自己的产权范围内对属自己所有的房屋进行装潢改造为由提出没有侵权的辩解，不能成立。无论上诉人钟宝强等住户的房屋是否损坏，无论该损坏是否与盛名公司有关，盛名公司在没有征得全体区分所有权人同意的情况下就利用共用部分给自己增建夹层，都侵害其他区分所有权人的共有权。故钟宝强等住户以盛名公司侵犯了产权人合法权益为由提出的上诉，应予支持。盛名公司应当拆除夹层，将下挖的部分恢复原状。原审判决对各方当事人的房屋所有权形态未作分析，就以相邻权的法律规定解决本案纠纷，是适用法律不当。原审判决盛名公司用高标号水泥砂浆粉刷底层共用部位大平台楼梯间的墙体裂缝，对地梁露筋部位做好保护层和疏通下水管道，是正确的;但以房产公司、钟宝强等住户的房屋损坏与盛名公司无关为由，判决不予支持房产公司、钟宝强等住户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应当改判。据此，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于2000年7月21日判决：

一、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

二、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

三、被上诉人盛名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拆除南京市娄子巷166-2号底层房屋的夹层，将下挖的部分恢复原状，由原审原告房产公司、上诉人钟宝强等住户会同盛名公司共同委托监理部门负责施工现场的监理，监理费用由盛名公司负担。

一审诉讼费150元，二审诉讼费150元，鉴定费6208元，合计6508元，由被上诉人盛名公司负担。

第二篇：实施专利侵权纠纷案

实施专利侵权纠纷案

「案情」

原告：沈存正，男，52岁，住天水市合作巷北园子9151号。

被告：天水市电器厂（下称电器厂）。地址：天水市秦城区莲亭路59号法定代表人：李鸿清，厂长。

沈存正发明了“场效应治疗仪”技术，于1985年7月9日向中国专利局申请专利。1986年1月1日，沈存正聘请电器厂厂长李鸿清为专利实施人。1986年5月13日，由电器厂提出报告，经天水市秦城区经委批准，由沈存正及电器厂等15个厂家组成“场效应治疗仪”生产联合体（下称联合体）。经召开成立大会，产生了联合体章程。章程规定，联合体由沈存正、电器厂等15个厂家组成，总经理部设在北京，是“场效应治疗仪”专利技术的唯一合法实施人，具有法人资格；效应带由电器厂和沈存正开办的福音厂两家生产，效应带磁芯由天水橡胶厂生产；各成员和专利持有者均应维护联合体的共同利益，不得向联合体以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转让提供“场效应治疗仪”和效应带的技术、工艺资料及零部件：“场效应治疗仪”的商标由联合体统一注册、印刷，各成员单位不得自行翻印；专利权人从整机销售中每台提取专利费1元，从效应带销售中每条提取0.12元，由各厂交给总经理部，总经理部与发明人每季度结算一次。后因资金不足，联合体未成立，故未进行注册登记。但联合体各成员单位已依章程生产、销售“场效应治疗仪”，沈存正对此未提出异议。

1987年12月10日，中国专利局授予沈存正“场效应治疗仪”发明专利权。专利权授予后，沈存正与原联合体各成员单位均未签订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各成员单位继续生产、销售“场效应治疗仪”。由于总经理部未成立，专利费未统一收取。电器厂从1987年至1991年向沈存正支付了专利费共计74100元，其它厂家未支付。为此，沈存正向其它厂家发出通知，要求结清专利费并依法签订专利实施许可合同，但未见回音。

电器厂从1989年1月至1991年9月24日，供给郑州华盛工贸公司治疗仪的效应带2000条，供给兰天机械厂9700条。《甘肃日报》1992年2月5日报道称，“场效应治疗仪”是电 器厂研制成功的。对此，沈存正认为在被授予“场效应治疗仪”专利权后，始终未与电器厂签订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电器厂向华盛公司和兰天机械厂销售效应带，超出了本人默许的范围，电器厂的行为侵犯了他的专利权，遂向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收回电器厂“场效应治疗仪”专利实施许可权，结清专利使用费，并由电器厂赔偿经济损失，登报声明道歉。

电器厂辩称：本厂为“场效应治疗仪”的试制、销售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并是沈存正同意的该专利技术实施人，有聘书及收取专利费为证。向华盛公司销售效应带是售后服务；向兰天机械厂销售效应带是因为沈存正首先违反联合体章程所致，故本厂的行为未构成专利侵权。电器厂在答辩中还认为，此纠纷属一般经济合同纠纷，不是专利侵权纠纷，当事人双方均在天水市，本案应由天水市法院管辖，故对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此案提出管辖异议。

「审判」

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对电器厂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审查，认为专利侵权纠纷属特殊地域管辖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专利纠纷案件由省会所在地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规定，本院对本案有管辖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之规定，于1992年5月21日裁定：驳回电器厂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

电器厂不服此裁定，以本案不属专利侵权、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没有管辖权为理由提起上诉。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沈存正的诉讼请求中有“电器厂进行专利侵权”的请求，故应作专利侵权案件，根据有关规定由省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电器厂所提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无管辖权的理由不能成立。至于是否构成专利侵权，待审理后才能确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的规定，于1992年6月16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对沈存正所诉专利侵权之诉讼请求，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沈存正向中国专利局申请“场效应治疗仪”发明专利后，与电器厂等单位产生了联合体章程，该联合体虽未 依法成立，但电器厂使用“场效应治疗仪”技术，与沈存正并无争议。“场效应治疗仪”发明被授予发明专利权后，双方对实施该专利技术未订立正式的实施许可合同，电器厂继续使用该技术，并至诉讼前一直向沈存正支付专利使用费，应认定电器厂使用“场效应治疗仪”专利技术是经专利权人沈存正认可的，双方只是未依法订立书面合同。现沈存正诉电器厂侵犯专利权，证据不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六十二条第一项之规定，于1992年6月23日判决：驳回沈存正的诉讼请求。

沈存正对此判决不服，以其没有与电器厂订立正式的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电器厂违反许可范围向联合体以外厂家供应效应带，已构成专利侵权为理由提起上诉。

电器厂答辩认为：本厂实施该项专利是经沈存正许可的；向联合体以外厂家供应效应带是为了售后服务和施行沈存正与兰天机械厂订立的协议。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进一步查明：电器厂从1989年1月至1991年9月24日，销售给华盛公司效应带2000条，是电器厂配套销售后，应顾客要求的售后服务，未超出销售范围。电器厂向兰天机械厂销售效应带9700条，是沈存正与兰天机械厂1986年6月3日签订的协议规定的，协议中规定：“电器厂可安排一定数量产品支持兰天机械厂发展。”故电器厂向兰天机械厂的销售行为，应视为沈存正所允许。据此，该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判决正确，沈存正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于1992年8月22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护原判。

「评析」

本案原告？？“场效应治疗仪”发明专利权人沈存正认为电器厂在生产、销售该治疗仪过程中侵犯了他所享有的专利权，其理由有两点：1.他与电器厂之间始终未签订法律规定的书面专利实施许可合同；2.电器厂违反许可范围，向联合体外厂家供应效应带。此两点的法律根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十二条的规定，等于说明电器厂的行为是违反此条规定的侵权行为。

该条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实施他人专利的，除本法第十四条规定的以外，都必须与专利权人订立书面实施许可合同，向专利权人支付专利使用费。被许可人无权允许合同规定以外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实施该专利。”根据此条规定，电器厂利用沈存正的“场效应治疗仪”发明专利生产、销售“场效应治疗仪”及效应带，必须和专利权人沈存正订立书面实施许可合同，但双方之间自始自终都未订立过这样的书面实施许可合同，电器厂的行为是否因此而侵犯了沈存正的专利权呢？这需要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和法律规定的精神实质来分析。

从本案的具体情况来看，电器厂利用沈存正发明的“场效应治疗仪”技术进行生产、销售，应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从沈存正向中国专利局申请专利以后至其被授予发明专利权时止。在这一阶段里，沈存正将正在申请专利的“场效应治疗仪”技术当作专利技术，先行聘请电器厂厂长为专利实施人，实质是由电器厂进行试制、生产、销售和完善。后由电器厂提出报告，由电器厂、沈存正及其他13个厂家组成“场效应治疗仪”生产联合体，并产生了联合体章程。根据联合体章程的实质看，联合体的各成员都是“场效应治疗仪”技术的合法实施人。后联合体因故未能成立，但原联合体各成员已经开始利用“场效应治疗仪”技术进行生产、销售。上述这些事实，沈存正是亲自参与和知道的，应当认为是经过沈存正许可的。在此阶段内，电器厂的行为并不构成侵权。后一阶段是从沈存正被授予发明专利权开始到诉讼前。沈存正被授予发明专利权以后，原联合体其他成员仍未与沈存正依法签订书面专利实施许可合同，但各自继续利用沈存正的专利技术进行生产、销售。因有前一阶段的事实，此时应由沈存正依法主张权利，即提出和实施人订立书面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请求。从各厂家收到请求开始，原许可的效力终止（原许可主要以章程形式体现，但章程因联合体未成立而不具有效力，只是沈存正并未因此而不许各厂家利用其技术生产、销售，应认为是经沈存正许可的）。各厂家如要继续利用沈存正的专利技术进行生产、销售，必须依法和沈存正订立书面实施许可合同。不订立而继续利用沈存正的专利技术进行生产、销售的，其行为即侵犯沈存正的专利权。事实上，沈存正向电器厂以外的其他13个厂家发出了通知，要求结清专利费并依法签订书面专利实施许可合同，但通知发出后未见回音。所以，其他13个厂家如不与沈存正订立书面实施许可合同而继续利用其专利技术进行生产、销售，他们的行为就是侵权行为。而对于电器厂来说，沈存正未向其发出这种通知，电器厂又一直在向沈存 正支付专利使用费，沈存正也收取了专利使用费；并且从沈存正的诉讼请求中可以看出，电器厂继续利用其专利技术生产、销售，是沈存正所默许的（包括原聘请专利实施人时的约定因素），只是沈存正认为电器厂的有些行为超出了默许的范围。从这些事实看，沈存正与电器厂之间有许可关系，只是未订立书面实施许可合同（形式要件有欠缺），但电器厂向沈存正支付了专利使用费，履行了基本义务，是符合专利许可关系的实质条件的。所以，在沈存正不积极作为（不向电器厂提出订立书面实施许可合同）的情况下，一方面对电器厂的行为不加干涉，另一方面又接受专利使用费，享受了应有的权利，应当认为电器厂的行为没有构成侵权。从沈存正所诉的电器厂超出默许范围向其他人销售效应带这个问题来看，经法院查明也不存在问题。因此，在后一阶段中，电器厂也不存在侵权问题。

从法律规定的实质来看，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实施他人专利的，都必须经专利权人许可。不经许可而实施（强制许可除外），必然构成侵权；许可的方式，从严格要求上应当是书面合同方式，但以本案方式许可的，从实质上讲是不违法的。所以，沈存正一方面承认默许许可，另一方面又以未订立书面实施许可合同为理由认为电器厂侵权，其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一、二审法院驳回其诉电器厂侵权的主张是正确的。

但是，沈存正还有一个“收回电器厂场效应治疗仪专利实施许可权”的诉讼请求，一、二审法院实际上未涉及，却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显系不当。沈存正的这个诉讼请求和其诉电器厂侵权的诉讼请求，是两种性质的诉讼请求，不能不加审理就以一个诉讼请求不成立而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侵权的诉讼请求不成立，不等于沈存正不能收回专利实施许可权。专利权人对其专利享有的许可权，包括选择实施人、实施地域以及许可的期限等方面的权利。实施人如违反实施许可合同的规定，专利权人就有权收回专利实施许可权。本案在默许许可的情况下，因无许可期限的约定，专利权人随时可以要求实施人停止使用其专利。所以，本案在沈存正明确提出要收回专利实施许可权，法院又认定双方实际上有默许许可关系的情况下，应当对此作出裁判。

另外，沈存正还要求电器厂登报声明道歉，此是基于《甘肃日报》曾刊登过的报道称“场效应治疗仪”是电器厂研制成功的这个事实。对此，电器厂虽对沈存正不存在侵权问题，而不用登报赔礼道歉，但电器厂是报道的受益人，其有义务登报声明更正不符合事实的报道。因此，法院应就此点也作出判决。

第三篇：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

原告（被上诉人）：琼海万泉河黄酒实业有限公司。

被告（上诉人）：符祝浪，男，1963年2月生，汉族，琼海市人。

审级：再审。

审判机关和审判组织

一审法院：琼海市人民法院。

合议庭组成人员：审判长：陈大经；审判员：黄良海、王春映。

二审法院：海南省海南中级人民法院。

合议庭组成人员：审判长：黄守冠；审判员：陈海燕；代理审判员：蔡大武。

二审再审法院：海南省海南中级人民法院。

合议庭组成人员：审判长：陈文和；代理审判员：韩少冰、韩柏定。

再审终审法院：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合议庭组成人员：审判长：卢芒；代理审判员：程小平、张红菊。

审结时间

一审审结时间：1998年7月28日。

二审审结时间：1998年10月5日。

二审再审审结时间：1999年8月10日。

再审终审审结时间：2000年4月20日。

一审诉辩主张

原告黄酒公司诉称：符祝浪在合同签订后交付人民币30万元给黄酒公司，余下的30万元以按揭贷款方式给黄酒公司。同年4月10日，黄酒公司将房屋交付给符祝浪管理使用，符将该房屋使用。同年10月4日，黄酒公司办好符祝浪的房屋产权证。同年11月4日，符祝浪夫妇同黄酒公司一道申请办理银行按揭贷款合同手续。由于国家政策的原因，建行贷款及申请未获批准，按揭贷款无法办妥，符祝浪所拖欠的购房款30万元未能支付，经原告多次索付未果。原告要求被告付清房款30万元及利息2万元、逾期付款滞纳金和诉讼费。

一审事实和证据

本案经审理查明：原告琼海万泉河黄酒实业有限公司与被告符祝浪于1996年3月9日签订《代理兴建房屋合同书》一份。约定的主要内容有：

1、房屋建筑面积272平方米，价值人民币60万元；

2、符祝浪须在4月10日前交款人民币30万元，余下的30万元以按揭贷款方式付给黄酒公司，但原告必须在交房后一个月将房屋产权证交被告，由被告符祝浪用此房产证等作为抵押物，向建行贷款，原告协助办理。

3、房屋移交时所应办理的产权契证等手续费用由黄酒公司负责承担。

4、符祝浪交齐按揭手续，超过30天后，黄酒公司应无条件将房屋交给符祝浪。同年4月10日，黄酒公司将房屋交付给符祝浪管理使用，符将该房屋使用。同年10月4日，黄酒公司办好符祝浪的房屋产权证。同年11月4日，符祝浪夫妇同黄酒公司一道申请办理银行按揭贷款合同手续。由于国家政策的原因，建行贷款及申请未获批准，按揭贷款此事无法办妥。符祝浪所拖欠的购房款30万元未能支付。经原告多次索付未果。

以是事实，有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法庭质证的有关材料证实，足以认定。

一审判案理由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琼海万泉河黄酒实业有限公司与被告符祝浪于1996年3月9日所签订的代理兴建房屋的合同，名为建筑工程合同，实为房屋买卖合同，是无效的合同，按无效合同的规定处理，双方所取得的财物应互相返还，根据双方的责任的大小，承担各自相应的责任。但是原告与被告的购房纠纷，被告所取得原告的房屋所有权证办理至被告符祝浪的名下，双方也并没有要求互相返还该房屋的要求，所以被告尚欠原告的购房款30万元应还本付息（利息从1996年7月1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中国建设银行同期建房贷款利息率计付利息）。

一审定案结论

依照《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1、双方签订的代理兴建房屋合同是无效的。

2、被告符祝浪应在本判决书生效后十天内给付原告欠购房款30万元及1996年7月1日起至判决还清之日止的欠款利息（按中国建设银行同期建房贷款利息率计算），逾期未给付，则处双倍利息计付。

3、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7610元，由被告负担，原告预付的不予退还，由被告偿付原告。

二审情况

1、二审诉辩主张

上诉人符祝浪称：双方签订的代理建房合同实为房屋买卖合同。我已付30万元购房款，余下30万元双方约定由被上诉人为我办理按揭贷款来解决。如因被上诉人协助办理贷款审批手续不能时，超过三十天后被上诉人无条件将房屋交给我。被上诉人诉我欠购房款30万元是不成立的，原判不当，请求二审改判返还。

被上诉人辩称：双方签订代建房屋合同实为购房合同。上诉人已实际占有使用房屋，办理了产权证，而我方已办理按揭贷款手续，未果属银行原因。其代理建房屋合同也是无效的。上诉人占有我方房屋应支付完毕购房余额30万元及利息。上诉人上诉无理，应驳回。

2、二审事实和证据

经审理查明：1996年3月9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代理兴建房屋合同书》一份。约定房屋造价60万元，上诉人须在订立合同后一个月内付30万元（包括定金8万元），余下30万元以按揭贷款方式付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须在交付房屋后一个月内将房产证办好给上诉人。由上诉人凭房产证向建行贷款，被上诉人协助办理贷款审批手续。如因被上诉人原因不能办妥按揭手续，超过三十天被上诉人应将房屋交给上诉人。订立合同后，上诉人已付给被上诉人购房款30万元。同年4月10日，被上诉人将房屋交付给上诉人使用。同年10月4日，被上诉人将房屋所有权证办至上诉人名下。同年11月14日，被上诉人协助上诉人办理按揭贷款手续，由于建行贷款尚未批准，上诉人拖欠30万元购房余款至今未付，被上诉人追索未果诉至法院。

3、二审判案理由

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代理兴建房屋合同实为房屋买卖合同。被上诉人已将房屋交付给上诉人使用占有两年多，并已办理了房屋权证的有效凭证，上诉人应支付完毕购房余款及利息。上诉人以被上诉人未办理按揭贷款手续而拒付尚欠购房余款为由提起上诉，其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4、二审定案结论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诉讼费7610元，由上诉人负担。

二审再审情况

1、二审再审诉辩主张

符祝浪对本院二审判决不服，申请再审称：

一、二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判决结果适用法律政策错误，既然双方所签订的合同为无效合同，那么为何还继续判决我付清所拖欠的购房款人民币30万元及利息，这不是自相矛盾？合同无效后，应是双方各自相互

返还财产，并根据其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我本人没有得到财产，不能继续付款。我和黄酒公司实际上是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房屋买卖价款人民币60万元，30万元已按合同约定付清，所剩下的30万元按合同约定应由黄酒公司办理银行按揭方式支付，我不能再继续付款。现要求法院提起再审，依法确认合同无效，双方互相返还财产，即房屋归回黄酒公司所有，黄酒公司返还购买房款人民币30万元给本人，诉讼费由黄酒公司负担。

2、二审再审事实和证据

经二审再审查明：

一、二审法院所认定的本案事实和证据充分，在本案的事实和证据方面再审与一、二审无出入，与 一、二审认定事实相一致。

3、二审再审判案理由

本院认为：黄酒公司与符祝浪所签订的合同，虽然名为代理兴建房屋合同，但从该合同的内容、性质及双方履行的情况看应属于房屋买卖合同。合同的标的物在双方没有发生纠纷之前已交付使用两年多，购房款也已支付50%，并且双方已办理了房屋产权过户等相关手续，故应按房屋买卖合同有效处理，即该房屋归属符祝浪所有，符祝浪应付清所拖欠的购房款人民币30万元。至于30万元贷款逾期利息问题，考虑到双方在合同中没有约定清楚，而且黄酒公司没有按合同约定办好银行按揭贷款方式支付，其行为本身有过错，应承担违约责任，符祝浪不需给付利息。

一、二审认定事实清楚，但处理结果不当，应予纠正。

4、二审再审定案结论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1、撤销本院（1998）海南经终字第100号民事判决；

2、撤销琼海市人民法院（1998）琼海经初字第45号民事判决。

3、本合同按房屋买卖合同有效处理，房屋（座落琼海加积镇纪纲街，琼海市房证字第3378号）归符祝浪所有；符祝浪应付清所拖欠的购房款人民币30万元给黄酒公司，限符祝浪在接到本判决书之日起十天内付清该款，逾期则中国建设银行按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利息至付清欠款之日止。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人民币7610元，均由符祝浪负担。

再审终审情况

1、再审终审诉辩主张

黄酒公司不服原审判决，申请再审称：

1、黄酒公司没有违约，不应承担违约责任；

2、无论本案按揭贷款是否获贷，符祝浪均要支付购房欠款利息；

3、原审判决免除符祝浪支付

购房款利息的义务违反了公平原则。故要求本院提起再审，并由符祝浪偿还购房欠款30万元及其利息，且一、二审诉讼费由符祝浪负担。

2、再审终审事实和证据

经再审查明：

一、二审法院所认定的本案事实证据充分，在本案的事实与证据方面与一、二审认定事实相一致。

3、再审终审判案理由

本院认为：黄酒公司与符祝浪签订的代建房屋合同，原审认定属房屋买卖合同，且合法有效。符祝浪应付清所拖欠的购房款人民币30万元正确。但对30万元欠款逾期利息予以免除不妥。黄酒公司没有办妥按揭贷款，是因为当时银行停止按揭，黄酒公司在主观上没有错。且符祝浪在占有房屋期间，将房屋出租他人经营有一定的收益。故免除其利息部分应予纠正。

4、再审终审定案结论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八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1、撤销海南省海南中级人民法院（1999）海南经再字第5号民事判决：

2、原审上诉人符祝浪应在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审被上诉人琼海万泉河黄酒实业有限公司购房款30万元及1996年7月1日起至还清之日止的欠款利息（利率按中国建设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逾期支付则按双倍利息计付。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7610元由符祝浪负担。

解说

《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一、二项之规定：行为人应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将是无效行为。

由此可见，本案原告与被告签订代理房屋合同，原告不是建筑公司，名为代理兴建房屋合同，实为房屋买卖合同。其行为违反《民法通则》规定的诚实信用，意思表示真实的原则，原告不是建筑公司，不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其实施的行为无效，双方所签订的代理兴建房屋合同无效。

而双方行为实为房屋买卖行为，符合买卖合同的法律特征，即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一是房屋所有权转移，二是等价有偿，合同约定双方权利和义务，而且经房产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手续，原告依约将房屋交付被告使用，并办理产权证。被告取得房屋后并使用，已支付部分款额，余下部分以原告应协助办理贷款支付价款为由而拖欠未付款，而原告已经协助贷款并办理房产证，至于银行不同意贷款，不属原告过错，故

被告提出理由不成立，原告诉请被告尚欠购房款30万元及办理产权证后支付欠款利息，其理由成立，一、二审法院应予支持。

至于30万元贷款逾期利息问题，考虑到双方在合同中没有约定清楚，而且黄酒公司没有按合同约定办好银行按揭贷款方式支付，其行为本身有过错，应承担违约责任，故符祝浪不需给付利息。再审法院认为一、二审认定事实清楚，但处理结果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原判决适用错误，依法改判。”因此，撤销一、二审法院的民事判决。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查明，黄酒公司与符祝浪签订的代建房屋合同，原审认定属房屋买卖合同，且合法有效。对30万元欠款逾期利息予以免除不妥，认为黄酒公司在主观上没有过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当事人的申请符合这种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因此，撤销了海南省海南中级人民法院（1999）海南经再字第5号民事判决。

综上，根据《民法通则》合法、平等、互利、诚实信用、等价有偿原则，被告申请再审中，请求互相返还，未请求免除拖欠款利息，故本案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维持一、二审判决应是正确的。

第四篇：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答辩状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答辩状

案号：（2012）南民一初字第1号

答辩状

答辩人：李四

被答辩人：张三

答辩人与被答辩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答辩人针对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及事由，提出如下答辩意见：

一、2009年4月16日双方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协议”，属于无效合同。

现行合同法第52条明确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现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8条规定，“下列房地产，不得转让：

（六）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强制性规定是和任意性规定相对的，“未取得权属证书的房地产不得转让”，很显然这属于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不是任意性规定。

从本案涉及的事实来看，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的确于2009年4月16日签订了一份“房地产买卖协议”，但签订该协议时，答辩人并未取得本案所涉及之鲁能领寓1号楼1403室之权属证书（答辩人于 2011年8月10日取得该房屋权属证书）。根据上述所列及之法律条款分析，该协议因违反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8条之强制性规定，而导致无效。

二、无效合同后的处理原则为：当事人相互返还因合同取得的财产，而不是继续履行合同。

现行合同法第58条明确约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

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根据本条款之规定，答辩人与被答辩人所涉争房屋，合法的处理方式为：被答辩人将涉争房屋即刻交还答辩人，答辩人将被答辩人已支付的房款退还给被答辩人。

事实上，当答辩人意识到双方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协议”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后，本着人人都应该做一名公民的原则，答辩人委托青岛所张三律师于2010年5月1日给被答辩人发送了“律师函”。该律师函中叙明，当事人确认合同无效，请被答辩人于2010年5月3日前提供合法帐号以便答辩人返还其已付房款，被答辩人应从接到“律师函”后15日内将该房屋返还答辩人。

被答辩人接到此律师函后，竟至国家法律于不顾，完全置之不理。对于被答辩人非法占用答辩人房屋的行为，答辩人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三、在坚持上述答辩意见的基础上，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的诉请，于法无据。

被答辩人在起诉状中诉称，要求答辩人按照原协议之约定履行过户手续。从上述分析看，原协议已因违法法律之强制性规定而导致无效。被答辩人要求双方继续履行合同一份，是非常荒谬的，也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

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之诉请因于法无据而不应得到法律支持。请贵院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维护法律之神圣权威，驳回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此致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答辩人：张三

2012年1月13日

附件：

1、青房市地权字第001号房产证复印件一份

2、律师函复印件一份

第五篇：辛巳蛇年生肖邮票著作权侵权纠纷案

白秀娥诉国家邮政局、国家邮政局邮票印制局不与其订立合同且未经其同意修改、使用其

作品侵犯著作权纠纷案

【要点提示】使用他人作品，使用人应当就是否取得许可提供证据。使用人的主张和证据无法证明其已经取得许可．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案例索引】

一审：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1]一中知初字第185号（2001年11月20日）二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2]高民终字第252号（2002年11月6日）再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3]高民再终字第823号（2003年12月15日）

【案情】

原告白秀娥。

被告国家邮政局。

被告国家邮政局邮票印制局（以下简称邮票印制局）。

白秀娥应邮票印制局之约，为邮票印制局印制辛巳蛇年生肖邮票设计、制作了数幅以蛇为题对的剪纸，后提交给邮票印制局，邮票印制局选择了其中的4幅，将复印件留存。后邮票印制局的设计师呼振源在白秀娥的剪纸基础上设计了邮票图稿，并被邮票图稿评审委员会最终确定为辛巳蛇年生肖邮票的图稿。

2000年11月27日，邮票印制局向白秀娥支付了970元资料费，白秀娥向邮票印制局出具了收条，载明：“今收到生肖邮票资料费玖百柒拾元整。”

2000年11月15日制定的国家邮政局文件国邮[2000]546号“关于发行辛巳年特种邮票的通知”中，载明：国家邮政局定于2001年1月5日发行《辛巳年》特种邮票一套2枚。志号：2001—2，图序（2—1）T，图名祥蛇祝福，面值80分„„剪纸作者：第一图白秀娥„„2001年1月5日，国家邮政局发行了辛巳蛇年生肖特种邮票一套。该套邮票为2枚，其中第一枚邮票使用了原告白秀娥向邮票印制局提供的一幅蛇剪纸图案，该枚邮票单价0．8元。邮票印制局在使用白秀娥的该幅蛇剪纸图案时，根据印制邮票的实际需要，对白秀娥的剪纸进行了修改，将蛇的头部加大，增加了一根蛇信子，删除了蛇身体上的部分花纹及蛇尾部的一朵梅花及叶子，并将蛇身染成墨绿色，蛇身的花纹染成红、黄、蓝、绿各色。在该套邮票的发行介绍中，载明“第一图原剪纸作者：白秀娥”。

国家邮政局在其出版发行的2001年第2期《新邮预报》上刊登，辛巳年生肖邮票的预报，载明发行日期为2001年1月5日，（2—1）T祥蛇祝福，80分，（2—2）T祥运普照，2．80元„„设计者：呼振源，一图剪纸：白秀娥，二图剪纸：贾四贵，等。国家邮政局在其出版、发行的2001年新邮台历中，使用了该套辛巳蛇年生肖邮票。

2000年12月15日、2001年1月5日的《中国集邮报》、2001年1月18日《北京青年报》等相关报刊、杂志上，均介绍了于2001年1月5日发行的辛巳蛇年生肖邮票的情况，其中均明确涉及到白秀娥是该套邮票中第一枚邮票剪纸的制作者。《北京青年报》还在相关报道部分刊登了白秀娥的剪纸作品，并指明：“这是辛巳年生肖票的原型，是陕西省民间艺术家白秀娥的剪纸。”

国家邮政局邮资票品管理司发行处向法院出具证明，载明：国家邮政局发行的《辛巳年》邮票，第一图面值80分，发行量为8000万枚。另印制小版张166万版（每版6枚，共计996万枚），只作为贺年（有奖）明信片兑奖的奖品向获奖者赠送，不对外出售。

原告白秀娥诉称，原告的剪纸是应约专门为被告印制蛇年邮票而创作的。1999年11月，邮票印制局李昕约原告为蛇年生肖邮票设计图案，要求采用民间传统的剪纸形式，2000年3月交稿。并告知原告，一经采用，即签订合同，即使不采用也会支付劳务费。2000年2月底，原告依约将60幅剪纸交给邮票印制局，邮票印制局选中其中4幅，并告知能否采用尚需专家评选，暂时无法签订合同。直至同年11月，邮票印制局通知原告领取了970元资料 1

费，并告知原告一昕留的4幅剪纸并未采用，只能按照提供资料支付报酬。2000年12月，原告意外发现辛巳蛇年生肖邮票中有一张使用了原告的剪纸，并作了改动，署名设计者呼振源。原告的剪纸作品属于《著作权法》（指2001年修改前的著作权法）第三条第四款所规定的美术作品，应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两被告不与原告订立合同，也没有经原告同意擅自修改原告的作品，并公开使用，其行为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权，包括图案的设计署名权、发表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和获得报酬权。故请求法院判令两被告：（1）停止侵害；（2）在全国性的报纸上公开赔礼道歉；（3）赔偿经济损失100万元；（4）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与相关费用。

被告国家邮政局辩称，剪纸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流传下来的民间美术形式，不属于《著作权法》第二条列举的一般作品，而属于《著作权法》第六条规定的应由国务院另行制定保护办法予以保护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故本案审理不应适用《著作权法》。在国务院尚未就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另行颁布规定的情况下，即使按照《著作权法》审理本案，则根据该法第二十二条第（七）项关于“国家机关为执行公务使用已发表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之规定，国家邮政局作为国务院邮政主管部门，在执行邮票发行公务中使用白秀娥提供的剪纸作为参考资料，不仅得到白秀娥的许可，而且由邮票印制局向其支付了1000元资料费，并在全国发行的《新邮预报》及其他媒体宣传材料上为白秀娥署名，白秀娥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没有受到任何侵犯。而白秀娥故意混淆其剪纸作品与邮票设计师反复设计并经邮票图稿评审委员会最终定稿的邮票图稿两个作品之间的本质区别，称国家邮政局侵犯其著作权并索赔100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诉讼请求应当全部被驳回。

被告邮票印制局辩称，原告的侵权指控歪曲事实。1999年10月26日，辛巳年邮票责任编辑向原告征集剪纸资料时，明确告诉原告是为设计邮票而搜集资料，设计中有可能对资料进行修改，如果原告同意提供剪纸并被用于邮票设计，被告将向其支付资料费。原告同意了被告的约请并提供了约30幅剪纸，被告留下4幅复印件，并转交邮票设计师参考。2000年4月，设计师呼振源参考原告剪纸资料设计的邮票图稿在专家评审会议上中选，并在进一步修改后被确定为辛巳年邮票正式图稿。被告将此消息及时通知了原告。由于国家尚无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使用权付酬统一标准，故被告根据《民法通则》之公平原则，决定按照行业标准最高限向原告付酬，原告于2000年11月27日领取了资料费970元。随后，被告在《新邮预报》上为原告署名，确认了其该套邮票第一图剪纸原图制作者的身份。因此，被告根本没有对原告构成任何侵权事实。原告的剪纸属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根据《著作权法》第六条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制定。目前这一办法尚未出台，原告根据《著作权法》的一般规定主张自己的民间剪纸作品被侵权，没有有效的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审判】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指1991年由国家版权局发布的实施条例，下同）第二条规定，作品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创作成果。因此，著作权法上的作品必须具有独创性和可复制性。这里所说的独创性并不要求作品具有相当的创作高度或是前所未有的，而应是由作者独立创作完成的。就本案涉及的白秀娥的剪纸图案而言，是白秀娥运用我国民间传统的剪纸技艺，将其对生活、艺术及民间美学的理解，通过其创作的剪纸图案表达出来，该剪纸是白秀娥自己独立创作完成的，具备了著作权法对作品独创性的要求，其可复制性亦毋庸置疑，故可以认定本案争议的剪纸图案属于著作权法所规定的作品。同时，由于这幅剪纸作品是以线条、色彩构成的具有审美意义的平面造型艺术作品，故这幅剪纸作品是著作权法所规定的美术作品，应受著作权法保护。

关于被告国家邮政局及邮票印制局对本案争议的剪纸作品属于民间作品范畴，其保护不适用著作权法之主张，法院认为，《著作权法》第六条规定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应为民间世代相传的、长期演变、没有特定作者．通过民间流传而逐渐形成的带有鲜明地域色彩、反映某一社会群体文学艺术特性的作品，如民歌、民谣、蜡染等?本案中的剪纸作品是原告白秀娥运用民间剪纸技法，自己独立创作完或的，不属于世代相传、没有特定作者的作品，故被告关于这幅剪纸作品系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不应受到著作权法保护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在本案中，原告白秀娥主张其是接受被告邮票印制局之约，并按照邮票印制局的特定要求，专门为邮票印制局创作的剪纸图案。而邮票印制局则主张其曾就辛巳蛇年生肖邮票的剪纸图案向白秀娥征稿。虽然双方对此陈述下一，又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但无论是白秀娥接受邮票印制局约请创作剪纸图案，还是其向邮票印制局投稿，均可以认定白秀娥系专门为邮票印制局制作辛巳蛇年生肖邮票而创作剪纸图案的。故白秀娥应知道其将剪纸图案交付邮票印制局后，邮票印制局会以发行邮票的方式使用其作品。在邮票的设计过程中，必然会根据邮票设计的特定需要，对该剪纸图案进行必要的修改，白秀娥对此亦应有所了解。在这种情况下，白秀娥将剪纸作品提交邮票印制局，故尽管双方最终未签订书面合同，但以上事实足以认定白秀娥已许可邮票印制局在制作辛巳蛇年生肖邮票时以适当方式使用该剪纸图案。因此，邮票印制局在印制辛巳蛇年生肖邮票的特定范围内，有权使用该作品，并可以根据邮票设计的特定需要，对该剪纸作品进行必要的修改。但邮票印制局应当承担支付报酬的义务。邮票印制局未与白秀娥签订书面使用许可合同，有不妥之处，但白秀娥主张国家邮政局、邮票印制局未经其许可，使用其剪纸作品并进行修改，侵犯其享有的发表权、修改权，不能成立。邮票印制局对白秀娥剪纸作品的修改，系根据邮票设计的需要，对剪纸图案进行的少量修改，修改内容未超出合理范围，不构成对白秀娥作品的歪曲和篡改。故白秀娥主张国家邮政局、邮票印制局侵犯其保护作品完整权，亦不成立。

由于邮票的特殊性，邮票印制局不可能在邮票上为白秀娥署名，但在国家邮政局出版、发行的2001年第2期《新邮预报》上，明确载明“一图剪纸：白秀娥”，并且在国家邮政局的文件及相关的媒体报道中，均指明了白秀娥的剪纸作者身份。公众在阅读了《新邮预报》或相关报道后，均可以得出该套邮票第一图的剪纸作者是白秀娥的结论。虽然部分文件中有设计者的署名，但由于设计者的署名是与一图剪纸作者及二图剪纸作者的署名并列的情况下使用的，不会使公众对一图剪纸的作者产生误认。而邮票设计者的创作活动应体现为全套辛巳蛇年生肖邮票的整体构思、布局、色彩搭配等，不包括对一图剪纸的创作。故国家邮政局、邮票印制局已经以适当的方式为白秀娥署名，表明了其剪纸作者的身份。白秀娥关于国家邮政局、邮票印制局侵犯其署名权的主张，不能成立。

邮票印制局作为国家邮资票品的印制主体，其在使用白秀娥的剪纸作品制作辛巳蛇年生肖邮票的过程中，负有向白秀娥支付作品使用费的义务，邮票印制局向白秀娥支付的资料费不能视为使用作品的费用，故邮票印制局仍应向白秀娥支付作品的使用费，具体数额应按照国家有关美术作品的付酬标准及该枚邮票的印制、发行数量予以计算。

2001年10月27日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五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该法施行前的侵权或者违约行为，依照侵权或者违约行为发生时的有关规定和政策处理。综上所述，依据修改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国家邮政局邮票印制局向白秀娥支付作品使用费4685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

二、驳回原告白秀娥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5 010元，由原告白秀娥负担13 000元，由被告国家邮政局邮票印制局负担2010元。

白秀娥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其理由是：自己依约将剪纸交予邮票印制局的编辑李昕时，李昕明确说明，是否使用要经专家评选后才能确定，经专家评选确定使用，再订立使用合同。因此，在双方没有明确使用作品的方式、范围、期间、付酬标准和力、法等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中最基本内容的前提下，自己交予邮票印制局剪纸的复印件，只是应约参加辛巳蛇年生肖邮票图案的专家评选，许可使用合同还没有成立，因此，一审判决认定自己许可了邮票印制局修改使用的事实不存在。国家邮政局、邮票印制局擅自修改自己的剪纸，并以设计者的身份参加评选、以设计者的身份将自己的剪纸用于邮票、台历等，是抄袭使用，一审判决对此视而不见，是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认定邮票印制局使用了自己的剪纸，没有支付使用费，但又没有依法判决邮票印制局承担侵权责任，所适用的法律错误。因此，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判决国家邮政局、邮票印制局侵权。白秀娥二审除提交了与一审相同的证据外，还补充提交了2001年邮票定位册外包装，以证明国家邮政局、邮票印制局使用了自己的作品。

国家邮政局、邮票印制局服从原审判决，但均答辩称，涉案剪纸属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范畴，因此本案不应适用著作权法进行审理。国家邮政局二审提交的证据与一审相同。邮票印制局二审除提交了与一审相同的证据外，还补充提交了两张蛇图剪纸复印件及其收藏者贾四贵的证言，以说明在我国陕西地区流传的蛇图剪纸图案的相似性，白秀娥的剪纸图案没有独创性。

在二审开庭审理中，双方当事人对对方一审己提交的证据在二审期间未提出新的质证意见。白秀娥对邮票印制局补充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并未提出异议，但认为该证据不能否认自己蛇图剪纸的独创性。邮票印制局认为白秀娥补充提交的证据与本案无关。

除一审法院查明的邮票印制局于2000年11月27日向白秀娥支付资料费、国家邮政局于2000年11月15日下发了《关于发行辛巳年特种邮票的通知》、在2001年第2期《新邮预报》上预报将发行辛巳蛇年生肖邮票、辛巳蛇年生肖特种邮票第一图图案与白秀娥原剪纸图案的主要区别、辛巳蛇年生肖邮票的面值和发行量等事实外，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还查明：1999年下半年，邮票印制局职工李昕接受领导委派，担任拟于2001年初发行的辛巳蛇年生肖邮票的责任编辑。同年，白秀娥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举办的安塞剪纸展览上出售自己的剪纸，李昕主动找到白秀娥，谈及有关辛巳蛇年生肖邮票发行一事，并约其提供一些蛇图剪纸，白秀娥表示同意。同年底，白秀娥将其制作的数十幅蛇图剪纸提交给邮票印制局，邮票印制局选择了其中的4幅，并将复印件留存。

邮票印制局设计师呼振源在白秀娥剪纸图案的基础上设计了邮票图稿。2000年4月11日，国家邮政局第一届邮票图稿评议委员会确定该图稿为辛巳蛇年生肖邮票第一图。2001年1月5日，辛巳蛇年生肖邮票由国家邮政局正式发行。该套邮票共2枚，其中第一枚使用了白秀娥向邮票印制局提供的剪纸图案。国家邮政局还同时印制、发行了该套邮票的小版张，以及以该套邮票第一枚图案为封面的新邮台历。国家邮政局在该套邮票的发行介绍中，载明：“第一图原剪纸作者：白秀娥”。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涉及的蛇图剪纸系白秀娥独立创作完成，该剪纸作品虽然采用了我国民间传统艺术中“剪纸”的表现形式，但其并非对既有同类题材作品的简单照搬或模仿，而是体现了作者白秀娥审美观念，且表现出独特意象空间，属于应当受《著作权法》保护的美术作品。目前，我国法律法规中虽然尚未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问题作出规定，但是借鉴民间文学艺术表现形式创作出的新的作品，应当视为对民间文学艺术的继承和发展，其作者依法享有著作权，符合我国著作权法“鼓励创作”的立法精神。因此，国家邮政局、邮票印制局关于本案不应适用《著作权法》的主张不能成立，法院不予支持。根据《著作权法》规定，使用他人作品应当同著作权人订立使用合同或者取得许可，该法规定可以不经许可的除外。在本案中，邮票印制局应对自己主张使用白秀娥的剪纸作品，已经得到白秀娥许可之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现有证据中，李昕证言并未表明邮票印制局与白秀娥已就使用涉案剪纸作品用于邮票一事有过具体协商，更无法证明已经得到白秀娥的许可。邮票印制局未提交证据证明在给付白秀娥“资料费”之前，已告刘日秀娥其作品已经被选定为邮票图案，因此，物征“白秀娥收讫资料费收条”中因明确写明“资料费”字样，故只能表明此为白秀娥应约向邮票印制局提供数幅剪纸获得的报酬，而不能证明是因白秀娥己许可使用其作品而获得的使用费。同时，由于邮票设计图稿最终用于邮票图案顶经过一个专家评议的严格过程，作者提供作品用于邮票设计，并不必然用于最终发行的邮票图案，当作品被选定为邮票图案后，作者再与邮票印制局就合同主要条款进行协商，并订立使用合同，并非不可实现和违背常规。因此，在本案中，无论白秀娥是应约供稿，还是主动投稿，均不能表明白秀娥已许可邮票印制局使用其作品。由此可见，邮票印制局关于其使用白秀娥的作品已经得到白秀娥许可之主张，无充分证据加以证明，故其对此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邮票印制局未经许可使用白秀娥的作品，且未支付报酬，已构成对白秀娥的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的侵犯。国家邮政局作为辛巳蛇年生肖邮票图稿的审定和该套邮票的发行单位，应与邮票印制局承担连带责任。关于印制、发行是否属于“国家机关执行公务”，法院认为，国家邮政局、邮票印制局印制、发行涉案邮票，乃是依国家授权、行使邮政专营权范围内的一种营利行为，并非国家机关实施管理的公务行为，因此，国家邮政局、邮票印制局使用白秀娥剪纸用于邮票印制、发行不能以“合理使用”而免责。据此，一审法院关于白秀娥“已许可邮票印制局在制作辛巳蛇年生肖邮票时以适当方式使用该剪纸图案”的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白秀娥关于国家邮政局、邮票印制局侵犯其使用权及获得报酬权之主张，本院应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