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原因

第一篇：国际原因

六十年代中期的国际环境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张化，沈汉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历史事件。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主要领导人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判断无疑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主要原因。此外，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受到的影响，以及中国领导人对世界发展中一些重要问题的错误判断，也是不应忽视的方面。从这一时期的国际环境来看，中国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处在对抗状态，中美关系持续紧张。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中苏关系随着双方矛盾的发展也由破裂走向敌对。中国的周边环境由于美国和苏联的压力而趋向紧张。另一方面，国际上在东西方尚未消除对抗的格局中，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展开，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抗议浪潮也不断高涨，形成了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体系的巨大冲击。这种特定时代环境中的国际政治斗争对于中国党和国家对外、对内方针政策的确定，显然有着重要影响。

国际环境的影响大致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在冷战的国际环境和反对大国控制的斗争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受到了较大的历史局限和外部压力，干扰了中国正常的建设和发展进程。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多次向国际社会表示中国希望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１９５４年８月２４日，毛泽东接见英国工党代表团时谈到：“中国是农业国，要变为工业国需要几十年，需要各方面帮助，首先需要和平环境。经常打仗不好办事。”但是，从５０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国际形势的动荡变化，中国的国际环境出现了复杂的局面。

首先是冷战环境中中美关系的持续紧张。从５０年代开始，在东西方对峙的冷战环境中美国政府对新中国采取了敌视政策。美国把第七舰队开到台湾海峡，支持盘踞在台湾岛的蒋介石集团。为了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打击国民党部队对大陆进行骚扰的前沿阵地，１９５８年８月，我开始炮轰金门、马祖岛。９月４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授权下发表声明声称“美国负有条约义务来帮助保卫台湾”，并且要把“保护”的责任扩展到“金门和马祖等有关阵地”。美国的武装干涉遭到了我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反对。进入６０年代后中美之间的紧张状态发展得更为严重。１９６２年，乘我国经济出现困难，在美国支持下，台湾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叫嚣要反攻大陆。１９６４年８月，美国以“北部湾事件”为借口，进一步把侵越战争从南方扩大到北方，对我国南方构成了严重威胁。同年１０月，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打破了美苏的核垄断，更加引起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敌视。１９６５年１月，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讲话中直言不讳地说，美国的真正目标“不是帮助朋友，而是遏制中国”，“中国是今天美国的主要敌人”【注:转引自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９卷，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１、３７３页。】。美国把扩大越南战争作为颠覆越南民主共和国并进而侵犯中国的重要步骤，在对北越进行持续轰炸的同时，美军飞机和舰艇不断侵入我国的领空和领海，进行猖狂的军事挑衅。中国面临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威胁更加严重。

其次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中苏矛盾的激化。从５０年代后期开始，中国除了受到美国的敌视和战争威胁外，还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受到了来自苏联的巨大压力。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曾有过密切的关系。但是后来围绕着中苏两国的国家利益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中苏两党出现了尖锐的分歧。在中苏两国的交往中，苏联的大国主义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到了１９５８年，苏联甚至提出关于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侵犯我主权的建议，被我严正拒绝。苏联领导人对中国的不顺从愈益不满，开始从各方面向中国施加压力。１９６０年６月，在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前夕，苏共代表团突然对中共进行全面攻击。接着，又把两党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片面地决定撤走全部在华的苏联专家，撕毁几百个协定和合同，停止供应重要设备。伴随着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恶化，中苏边境的冲突逐渐增多。苏联不断向中国进行武装挑衅，绑架中国边民，策划**事件，阻挠中国边防人员的正常巡逻，制造流血事件。１９６５年３月，苏共强行召集以集体谴责中共为目标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筹备会，企图利用多数压服中国。中共等七国党拒绝参加。此后，苏联不断向中苏边境增兵，并且向蒙古派驻苏军。１９６６年３月，中共拒绝派代表参加苏共二十三大。中苏两党关系至此完全破裂。

５０年代后期至６０年代中期，是国际环境出现复杂局面，中国的国际关系趋于紧张的时期，也是中国开始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起步探索现代化道路的时期。在此过程中，国际环境趋向紧张无疑对中国的建设和发展极为不利。这一点在国际政治斗争中是十分明显的。

首先，相对紧张的国际环境使我国在抗拒大国压力，探索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在方针政策的确定方面发生了“左”的偏差。这一时期来自美国和苏联的压力，对于幅员辽阔、有着长期反帝革命传统、经济上尚不发达，并且与国际市场缺乏密切联系的社会主义中国来说，并没有产生他们预期的使中国妥协屈从的结果，而只是在客观上促使中国在政治上选择反帝、反霸、独立、自主的道路，在经济上进一步摆脱外国束缚，自力更生，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１９６３年４月毛泽东写下《八连颂》，号召“全军民，要自立。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反映了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妥协地抗拒外国压力的强硬态度。但是，当时的国际环境也使中国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受到较大的历史局限，限制了中国了解、借鉴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经验的渠道。在苏联模式的弊端已经暴露出来的情况下，中国虽然正确地提出了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的命题，实际上已没有多少可资借鉴的经验。中国领导人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于过去的经验，把发动群众，开展政治运动的作法不恰当地搬用到社会主义建设中。相对封闭的国际环境加上其他各种历史因素的作用，使中国探索的路子越走越窄，每一次纠“左”带来的都是“左”倾错误的升级，竟至走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歧路上。

其次，战争威胁扰乱了中国建设的步伐，影响了党的工作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６０年代中期中国周边环境的局部恶化，使中国领导人过高估计了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提出要准备打仗，对付四面八方的进攻。１９６５年４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指示，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思想上和工作上准备对付最严重的局面。同年９月至１０月，中共中央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时，同意其基本方针为：“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自此，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从解决人民吃穿用转变为备战。这种状况极大地扰乱了中国建设的步伐，使经济建设处于服从战备的地位。与此同时，党内关于

再次，外部威胁加速了国内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发展。中国领导人在对国际政治斗争形势作出严重估计的同时，在国内更加绷紧了阶级斗争这根弦。毛泽东密切地注视着国内从党内到党外一切他认为会影响无产阶级专政稳固的因素，并把这些因素联系起来看作一股危险性极大的、潜在的敌对势力。在他看来，这些因素中居于首位的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人里通外国，成了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其次是一大批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统治”着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文艺界。这些人“暂时潜伏不动，待机而起”。此外，还有党员干部队伍中被地富反坏腐蚀拉拢的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１９６７年２月３日，他接见阿尔巴尼亚的卡博、巴卢库时谈到：这几部分人，人数并不多，“分到各个乡村、各个城市、各个街道”，但是如果“集中到一起，手里有了武器，那就是一股大军了”。这种危机感使毛泽东不适当地把国家安全受到的威胁放在了突出位置。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８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持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此话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当时的思想状况。

不过，应该指出，６０年代中期的国际环境对国内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发展虽然有着一定影响，但是二者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首先，当时在党的领导层内部曾经有人考虑到了争取缓和的问题如１９６２年２月中央联络部部长王稼祥提出的在对外政策上应该采取和缓的方针。其次，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毛泽东对国内政治形势的错误认识。同是毛泽东，在八大召开前后，谈到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错误时说过一番十分清醒的话。他认为斯大林犯错误有历史的、社会的根源，苏联当时的政治环境，如受到外国包围也是原因，但主要原因要从认识上去找。他谈到：列宁受到的包围不比列宁去世以后所受到的包围更厉害些吗？我们在江西时，在延安时，敌人的包围也很厉害的。但是我们那时就已经纠正了错误。这表明毛泽东在确定方针政策时对国内形势因素的考虑优先于对国际形势因素的考虑。

第二，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的提出和中国领导人对社会主义改革的误解，使中国在进行国际反修斗争的同时，在国内开展反修防修运动。

５０年代，在冷战的环境中，美国一些政治家在继续推行武装侵略和干涉政策的同时，提出了“和平演变”的新战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表示要以“法律和正义”代替武力，又说：“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演变。”毛泽东注意到了冷战环境中帝国主义的这一动向。１９５９年１１月，他在印发杜勒斯的有关讲话时指出：“这表明美帝国主义企图用腐蚀苏联的办法、阴谋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还指出：“这个所谓苏联世界，并不是讲苏联一个国家，是社会主义阵营，是（希望）我们内部起变化。”他还提到：社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的。１２月，毛泽东在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中谈到美国“准备用腐蚀、演变方法消灭社会主义”时，进一步提出：“修正主义是否已经成了系统，是否就是这样坚决干下去？”他开始把和平演变问题与苏联领导人的大国主义联系起来，认为苏联与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在组织“反华大合唱”，提出“反动的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修正主义是敌人，是骗子，是黑货”【注: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１９５９年１２月。】。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毛泽东针对美国和它的西方盟国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明确提出抵御“和平演变”的战略任务，这一预见至今仍给人们以启示。但是，用阶级斗争观点来解释苏联的大国主义，进而去对一些国际问题作出是非判断，提出“社会主义世界的阶级斗争也还是存在的”【注:毛泽东：《印发〈纳赛尔与社会党全面破裂〉材料的批语》，１９６０年１月１４日。】，则开始使时代变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重要问题与复杂的国际斗争相混淆，这对于认识社会主义各国在探索中出现的新情况带来了不利影响。

６０年代初，围绕着对时代与形势、战争与和平、对斯大林的评价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方针问题，中苏两党的分歧越来越大。１９６３年９月以后，中苏两党的内部争论发展为公开论战。中苏两党的激烈斗争，终于使毛泽东难于冷静地思考当代社会主义运动提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他开始确认苏联已经变成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已经在苏联全面复辟。１９６４年７月，中共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中指出：“在今天的苏联，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在苏联社会上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特权阶层。”“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完全适应美帝国主义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的需要。”文章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认为最重要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由于党和国家的领导蜕化变质，走上修正主义的道路，走上所谓‘和平演变’的道路。”这不能不向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向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敲起警钟，引起人们的认真思考和严重警惕，并且采取相应的措施，防止“和平演变”。

毛泽东在思考防止“和平演变”，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时，也深深地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前途担忧。在他看来，“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注:毛泽东致江青的信，１９６６年７月８日。】，站到了修正主义一边。１９６６年３月２８日，他与日共代表团谈话时说：“你看全世界一大片都是修正主义者，这是第二次了。我看还会有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这种担忧使他在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逐渐把注意力转向维护社会主义的纯洁性，防止社会主义蜕变为资本主义，使社会主义在两极对峙的世界格局中立于不败之地。

在开展国际反修斗争的过程中，毛泽东开始把中国共产党内部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与国内出现修正主义的危险联系起来，他把党内正常的意见分歧看作是“修正主义”、“和平演变”的表现。在对外政策上主张采取和缓方针，对外援助应该量力而行的建议，被他说成是“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在经济建设上主张实事求是，充分估计严重的困难形势，被他看成是刮“黑暗风”；在农业生产问题上主张建立生产责任制的意见，被他当作刮“单干风”，搞“资本主义”。在国内开展的反修运动中，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被一步步地引向党中央领导层。１９６５年秋，他明确提出要警惕在党中央出修正主义。这种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的错误判断，使毛泽东感到必须采取断然措施，在中国开辟一条反修防修的道路。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２１日，他谈到“文化大革命”时说：“单反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是不够的，还要反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不然的话，再过多少年，中国的颜色就会变了，到那时就会晚了。”

可见，由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一些重要问题的认识偏差出发，对国内党内的政治状况作出错误判断，是致使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被认为不仅具有防止“党变修，国变色”的重要意义，还具有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拯救马克思主义，推进世界革命进程的重大意义。在１９６６年５月，中共中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写道：同“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绝对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关系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要通过“文化大革命”，“把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把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推向前进”。这段话从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阐述了“文化大革命”具有的反修防修的目的。

今天看来，６０年代前期，中国主要领导人对苏联国内、外政策的认识发生偏差，产生反修防修的使命感，其中的原因比较复杂，本文难以一一涉及。不过，从这段历史中遗留下来的、今天仍然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是：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如何抵御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回顾总结历史，可以看到正确地分析认识国内形势，防止阶级斗争扩大化“左”倾错误的极端重要性。此外，正如邓小平所说：“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２２３页。】地还说：“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注:《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２２３页。】应该说，这些认识涉及到了３０年前中共在那场反修防修斗争中发生失误的根本原因。

第三，面对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和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抗议浪潮的不断高涨，中国领导人对世界形势作出乐观估计，过高估计了发生世界革命的可能性。

５０年代末到６０年代，在世界急剧动荡的过程中，还有两个方面的形势发展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注意。

一是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从５０年代中期到６０年代，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出现了空前的高潮，猛烈地冲击着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使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在非洲，人民掀起了反对殖民主义的革命风暴，非殖民地化过程迅速发展，有３５个国家在此期间获得独立。在亚洲，民族民主革命蓬勃开展，有７个国家获得独立。越南南方人民在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下经过长期的游击战争，逐渐控制了南方大多数农村地区。老挝人民在爱国阵线领导下，抗美救国战争不断取得胜利。在拉丁美洲，有的国家开展了反对殖民主义的武装斗争，有的国家开展了争取独立的群众运动，都取得了很大进展。智利在１９６１年的国会选举中，共产党和社会党取得显著成果，处于右翼的自由党和保守党遭到失败。古巴在１９５８年由卡斯特罗领导的游击战争推翻了美国支持的军人独裁政权后，取得古巴革命的胜利，开始向社会主义国家转变。在此期间，拉丁美洲和太平洋地区有６个国家获得独立。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成为当时世界潮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抗议浪潮的不断高涨。５０年代末到６０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社会各阶层对政府实行的对外侵略政策以及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困境的不满，发生了各种色彩的抗议运动。在美国，从１９６５年开始，美国人民的反战运动蓬勃展开。在反战运动带动下，各种民主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和黑人运动也开展起来。美国民众对政府的反动政策和社会道德价值观念提出了疑问和抨击。６０年代初，美国还发生了强大的反对种族歧视的黑人民权运动，形成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强烈冲击。在此期间，荷兰、联邦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墨西哥等国家也先后爆发了青年学生要求改革现状，反对美国侵越战争的示威和骚乱。此外，在一些西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城市中还出现了一些人数不多的极左恐怖组织，宣称要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来对付资本主义制度。６０年代在西方各国出现的这些运动，就其领导人和参加者的社会阶级构成来说，并不具有无产阶级运动的性质，但是它们都是由于对政府某些政策的不满而触发的，从根本上说都是对现行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怀疑和挑战。用当时西方左派的话来说，他们的斗争矛头是指向“资产阶级”的。在这些反抗运动中，一些西方年轻人崇拜中国的毛泽东、越南的胡志明和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表现出强烈的理想主义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满与批判。

５０年代末至６０年代初，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抗议浪潮此起彼伏，从两个方面构成了战后世界范围内一次很有气势的革命浪潮。它一方面震撼着资本主义世界，另一方面使社会主义中国的领导人感到振奋。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和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声明支持亚、非、拉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毛泽东十分频繁地接见亚、非、拉各国来访的朋友。他说：“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美帝国主义，我们大家都是站在一条战线上，大家需要互相团结互相支持。”“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注:毛泽东：《接见拉丁美洲、非洲十四个国家和地区的工会、妇女代表团及代表时的谈话》，１９６０年５月３日。】这一时期，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抗议浪潮的高涨，与中国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斗争相呼应，构成了一股为中国领导人所重视的革命动向，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主要领导人对国际范围内革命形势的估计。１９６５年３月１９日，毛泽东与国际友人谈话时说：“学生示威是一个信号。莫斯科学生示威，美国学生也示威，这是全世界广大人民要革命的一个信号。”他还用“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这样的浪漫主义诗句来表达他对世界革命形势的看法。

在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和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抗议浪潮不断高涨的形势鼓舞下，中国共产党过高估计了发生世界革命的可能性，一度把推进“世界革命”当作中国国际活动的基本方针。１９６３年６月，中共中央明确地把“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阶级的新世界”作为“现阶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到了６０年代中期，由于对战争形势的估计不断加重，对发生世界革命的可能性的估计也不断升高。在１９６６年年初，在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的讲话中曾经对国际形势作出过这样的估计：目前可以说是革命和战争的前夕，革命指世界革命，战争指大战。一旦战争打起来，就会如前两次世界大战的结局一样，社会主义力量会进一步壮大，帝国主义会加速灭亡。为全面开展“文化大革命”而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提出：“当前正处在世界革命的一个新时代”，国际形势发展的总趋势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

由于过高估计了发生世界革命的可能性，并且认为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修正主义统治，“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也就自然地与推进世界革命联系起来，导致了在外交领域的“左”倾错误行动。首先是提出“打倒帝、修、反”的口号。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２５日，毛泽东在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中提出：“我们现在正处于世界革命的一个新的伟大的时代。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风暴，定将给整个的旧世界以决定性的摧毁性的打击。”他呼吁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现代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一定要建立起来。”其次是强调中国革命经验的普遍意义。１９６５年９月，以林彪名义发表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提出：中国革命关于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在今天“突出地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从世界范围来看，“如果说北美、西欧是‘世界的城市’，那么，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就是‘世界的农村’。”“今天的世界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文章认为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的理论，“不但是中国革命的产物，而且带有时代的特征”，号召“用人民战争战胜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这种在世界范围内强调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的作法，加剧了中国同西方国家，特别是同美国关系的对立，也在中国与一些周边国家的关系中增加了紧张因素。再次是提出把中国“建设”成“强大的世界革命根据地”【注: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６日林彪在首都人民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６日，《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社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提出：“世界已经进入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革命新时代”，“世界的革命中心”“逐步转到了中国”。在此阶段，中国领导人论及“文化大革命”的国际意义时均突出了它是争取世界革命胜利的全民动员这一点。如：“文化大革命”是争取世界革命胜利的“一次最大的、最彻底的、最全面的政治动员，军事动员”【注:１９６８年９月７日周恩来在北京庆祝全国２９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这些认识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形势和“文化大革命”任务的整体考虑。

现在看来，当时我国领导人在对６０年代世界范围内革命形势的估计上也存在着主观偏差。不应否认，６０年代风起云涌的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正处于战后最大的浪潮中。需要注意的是，这也是民族独立运动最后的浪潮。当时的民族独立运动无疑具有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锋芒，但是，民族独立国家的倾向和独立以后政治经济的发展却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其中，固然有像古巴、越南这样一些日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但更多的民族独立国家独立后在经济上不同程度地保持了对原先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宗主国的依附性，它们的政治态度（包括对台湾的态度）也具有多样性。因此它们只不过是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同盟军，并不构成摧毁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革命力量。同样，这一阶段，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出现的各种抗议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复杂的多种思潮的特点，需要加以分析，还不能说出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进行大决战”的革命形势【注: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６日林彪在首都人民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还应指出的是，这一时期我国领导人在分析世界形势时，对于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特点、技术革命的兴起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相对稳定注意不够，是思想认识上一个很大的缺陷。这一缺陷使他们在分析国际形势时，仍然坚持战争与革命是当前时代的主要特征，认为帝国主义是战争的根源，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世界形势总的格局不是革命制止战争，就是战争引起革命。因而过高地估计了世界战争爆发的危险性和发生世界革命的可能性，对于世界和平发展的可能性却注意不够。如邓小平所言，在分析国际形势时，如何面对世界形势错综复杂的变化，用新的思想和观点去认识、继承、发扬马列主义，是我们总结“文化大革命”历史教训时应予注意的一个问题。

综上所述，当我们从国际方面考察“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时，当时特定的国际环境对于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在一些重要问题上错误的认识和判断是不应忽视的。以往党史学界谈到这一点时，比较集中地谈到的是国际反修斗争对于国内的影响。这当然是主要的方面，但仅谈到这一个方面又似乎是不够全面的。６０年代中期国际环境对中国国内决策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本文仅对其作粗略勾勒，希望引起更多的讨论。

第二篇：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分析

2007-2008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分析

源自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金融动荡迅速演变为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各国经济均遭受不同程度的影响，关于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因，历来学术界有两种比较对立的观点:阴谋论和规律论。阴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遭受有预谋和有计划攻击造成的,是外因造成的,特别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这种观点较为流行。规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的自身规律,是内因造成的。以下是从国际经济的视角具体解析金融危机的形成原因。

1．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赤字政策刺激了美国居民的过度消费和金融机构高杠杆运营，造成累了资产价格泡沫。

金融机构杠杆率的提高，导致金融市场的资产泡沫迅速膨胀，过高的资产价格引发的额“财富效应”，哟、又进一步刺激了美国的国度消费。除了货币政策，美国 所实施的财政政策和大规模减税计划，再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为资产价格泡沫的增长留下了隐患。政府开支不断扩张，经济增长结构进一步失衡，直至危机爆发。

2.以自以为是的监督理念，监督制度的漏洞和监督手段的不足使金融体系的风险渐逐步积累，是导致此次危机的主要原因。

长期以来，美国封奉行自由市场经济，过于自信的相信市场的自我约束和自我调整能力，主观上造成了金融监管的缺失和松懈。另外，美国的金融体系也存在漏洞，导致监管的额错位和滞后。从监管技能和监管手段上也存在很大的缺陷，尤其是衍生金融产品的市场真实价格和因此产生的损益情况，金融监管当局没能及时对金融体系的风险进行正确的判断。

3.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存在缺陷，漠视风险控制，追求短期利益，缺乏制横机制，为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主要是管理层缺乏足够的约束能力，对有效风险管理德尔建设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

4．风险与收益不均衡的创新产品催生了金融危机，监管缺失的场外衍生产品加剧了市场动荡。

基础资产发起人通过证券化赚取了高收益，却把基础资产中的所有信用和市场风险通过证券转移给了遍布全球的证券投资者。次贷产品的迅速发展，价格的大幅度膨胀和破灭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传递是本次金融危机的最直接原因。

5.评价机构问题重重，是引发额恶化金融危机的又一重要原因。

由发行人付费的评价机构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评价机构不负责任的跟许多产品较高的评价，并在短期内降低其降低其评级导致金融机构大规模减记资产，直接助推了资产价格的螺旋上升和泡沫的聚集，并加速了资产泡沫的快速破灭。可以说是次贷危机的主要始做佣者之一。

6国际经济失衡和国际货币体系扭曲。

国际收支失衡导致国际货币体系失衡,虚拟经济导致流动性过剩,进而导致全球经济失衡和金融危机。国际货币体系在调解国际收支不平衡时遵循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原则和理念,而各国在制定货币政策协调国际经济失衡时却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和纪律性,因而现在的国际经济的失衡被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放大了,加剧了。

此次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是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和微观多方面错误共同作用产生的结果，这些才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

第三篇：试论国际高度关注核泄漏事件的原因

试论国际高度关注核泄漏事件的原因

20122401005马燕华

【摘要】核泄漏即核能外泄又称为核熔毁，是种发生于核能反应炉故障时，严重的后遗症。结合前苏联切尔诺贝利事故所引发的严重后果和2011年日本大地震引发了福岛核电站放射性污染物泄漏事故以及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本文从核污染物的扩散输运和环境污染以及核污染物引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出发，对国际高度关注核泄漏事件的原因进行分析。

关键词：核污染物、国际、扩散运输、环境污染、食品安全

2011年3月11日注定是一个载入国际史册的日期，这一天日本发生九级大地震，伴随之海啸，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泄漏，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也造成了无法估测的损失。国际各方带着同情关注日本此次灾难的同时，更高度关注核泄漏的最新动态，有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事故在前，核泄漏的动态威胁着各国特别是周邻国家的安全。此次事故发生后，引发了多国民众的恐慌，各国相继调整本国的相关政策，如德国在危机发生后第一个关闭核电站，26个国家和地区相继采取措施限制日本农产品进口，福岛核泄漏事故还引发了核污染对海洋生态安全的影响以及相关国际规制问题，那么，核泄漏为何让各国如此忌惮？

一、核污染侵害深远且污染无国界

前苏联切尔诺贝利事故之后响负盛名至今的乌克兰境内的无人区是二十八年前当地人民的噩梦，高浓度的核污染物辐射危害严重，导致事故后前3个月内有31人死亡，之后15年内有6-8万人死亡，13.4万人遭受各种程度的辐射疾病折磨，方圆30公里地区的11.5万多民众被迫疏散。辐射尘更通过气流飘向更远的区域，根据俄国及西方科学家的报告指出：掉落在俄国的辐射尘有60%在白俄罗斯。而由TORCH 2006的报告指出有一半的易挥发粒子掉落在乌克兰、白俄罗斯、及俄罗斯以外的地方。在俄罗斯联邦布良斯克（Bryansk）的南方极大的区域和乌克兰北方的部份地区，都被辐射物质污染。而不管如何，被辐射影响的国家至今仍在致力于消除辐射，可见切尔诺贝利事故核污染之深远。

此次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发生之后，由于核泄漏伴随着海啸，分析发现，核污染物放射性元素扩散海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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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迅速在海洋中扩散运输。以下为

由图可见，放射性元素137Cs以可观的速度在海洋中快速分布到各地，并且伴随气旋等天气将会扩散运输到更广的区域。据分析发现，在我国北方也发现了核泄漏污染物137Cs的踪迹：

所幸浓度不高，所受影响很小。但这仅代表我国北方的影响，伴随着天气的影响，无庸置疑，该放射性元素已扩散到更远的区域。放射性137Cs的半衰期为30.17年，该放射性元素的影响需要久远的年轮来完全抹除，而具体生态安全影响目前不明。而对于此次核泄漏污染处理国际上又引出相关国际规制问题，这是国际关注重点之一。

二、核泄漏影响国际农产品环境贸易

日本核泄漏事件对日本农产品造成了重创，由于核辐射不仅在短期内会产生急性放射损伤效应，同时还可能引起远期效应甚至遗传效应，因此核辐射对农产品贸易将产生深远的影响，集中体现在舆论、消费、制度等方面。

舆论：日本核辐射引发了巨大的舆论效应，此次核辐射后全世界对辐射产品产生恐慌，如抢碘盐**、日货遭哄抢、水产股集体下滑等，不仅如此，东京电力公司私自向海洋排放核污水，导致欧美亚多国沦为“辐射区”，之后韩国、俄罗斯等国强烈的反应再一次将日本农产品和水产品置于风尖浪口处，多国限制进口日本农产品和水产品。

消费：核泄漏之后引发了相关产品的价格波动，中韩等国的农产品、水产品大幅涨价，农产品涨价带动化工原料、肥料的涨价，助长了全球通胀压力。此外，由于辐射问题，相关农产品、水产品由于辐射问题影响了人们的心理，担心所食用的海产品是否存在辐射问题，因此干脆减少对水产品的食用。在农产品、水产品的价格上涨影响了居民的消费分配，进而对其他产业也造成了消极影响。

制度：核辐射将成为国际和各国环境规制标准和执行程度提高的催化剂。与环境有关的国家法律措施、财政措施和进出口贸易措施都会受到日本核辐射的影响。核辐射后，促使很多国家提高农产品贸易的国际标准，允许更高水平的环境保护，制定出更高的环境保护措施，这些措施对全球农产品安全水平的提高会有帮助。但是，这些制度以及标准体系也可能演变为发达国家限制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技术壁垒，在很大程度上损害包括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由此可见，核泄漏牵扯出一系列国际问题，因此，每次的核泄漏核污染问题不仅本国人民高度关注，国际甚至全世界人民都在时刻关注核污染的动态，核泄漏牵扯了太多的国际利益问题。

【参考文献】 ① 费建芳、王鹏飞、程小平、黄小刚、王益柏；日本大地震福岛核污染物扩散传输区域模拟研究；中国科学：地球科学 2014年 第44卷 第2期：271-282 ② 张文杰、徐义生、徐峻、何友江、赵雪艳、孟凡、白志鹏；日本核泄漏对我国北方典型区域的影响；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环境基准与风险评估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12 ③ 曲学基；日本福岛核电站泄漏事件引发世界各国调整核电政策；论坛

④ 彭丁带、陈玮；日本福岛核事故及其相关国际法问题探析；江西社会科学 2011年第10期

⑤ 赵紫星；核泄漏对农产品环境贸易的影响效应及我国应对措施；山东省临清市公路管理局；中国分类号：F740 A ⑥ 杨振姣、罗玲云；日本核泄漏对海洋生态安全的影响分析；中国海洋大学，太平洋学报

第四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国际原因

下面我们来讨论一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国际原因：

1.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工人阶级迅速成长壮大，为了与国内外敌人战斗，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这就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奠定了阶级基础。

2资本主义形象的破灭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了解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资产阶级的确有发展甚至成功的机会，但由于主客观原因，他们最终没能把握住。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却能在相同的历史舞台上脱颖而出，这就能说明中共所主张的马克思主义最大程度上适应和迎合了当时中国的需要。

1914-1918年正是辛亥革命胜利不久，中国人民热切地渴望全面学习西方的时候。可是一战爆发了，它把资本主义世界固有的内在矛盾以最尖锐的形式暴露出来，生产力缺乏，民生困窘，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质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必须性。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社会主义“一种似乎更为科学的政治学说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并展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彷徨的不断探索着的中国人当然有理由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实验。而列宁有关无产阶级革命必须与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相结合，才能推翻资本主义的论述，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奠定了理论基础。

3．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在实践上树立马列主义的崇高威信，使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中国要取得革命胜利，也必须有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把中国革命推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了全世界，也影响着整个中国革命的进程。自中国沦为半殖民地以后，中国的 一些先进分子，为挽救中国的危亡，不断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呢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但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就在国家民族处于危亡的关键时刻，“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听到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消息，犹如在茫茫雾海中，望见了灯塔，倍感亲切和高兴，并热情盼望“工人之国”早日到来。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中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成长起来。他们热烈欢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并破除各种阻力，在劳动人民群众中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

第五篇：国际资金项目网 浅谈融资受阻的六大原因

国际资金项目网 浅谈融资受阻的六大原因

对于创业者来说，能否快速、高效地筹集资金，是创业企业站稳脚跟的关键，更是实现二次创业的动力。但是有一些行为可能让你失去融资的机会。下面国际资金项目网小编带您一起来看创业融资受阻的六大行为吧!

1.目的、目标不明确。创业者无法回答的首要问题---“你需要多少资金，你对自己公司的估值是多少?”。这时，创业者需要有证据支持其融资请求。我曾多次在天使投资会议上向创业者提出这个问题，他们通常茫然无措。

2.不了解融资流程和规则。关键是创造与投资者双赢的局面，应坦诚投资风险与回报，别耍花架子或走捷径，说服投资者相信你，避免日后与股东产生法律纠纷。

3.依赖不可靠的业务人员。聘用值得重用的人员才是成功的关键。吸引知名的顾问、律师和会计加入团队，有助于潜在投资者更好地理解创业者的理念、提升其诚信度。

4.欠妥的资金来源。如果投资者认为创业者的项目与其投资能力不符，即使对创业者的点子感兴趣也无济于事。如果创业者需要融资的额度小于100万美元，就不用浪费时间寻找风险投资者了。此外，在创业初期创业者自身利益还未与初创公司息息相关时，不应对专业投资者注资抱有太大期望。

5.未对资金来源进行尽职调查。投资者对创业者进行尽职调查的同时，创业者也应对潜在投资者进行尽职调查，包括核查其近期的投资项目、投资时期、投资预期记录以及进展情况。对此，不必感到惊奇或失望。

6.对未来没有准备。如果投资者对创业者的电梯间介绍或初步介绍比较满意，会要求创业者提交正式的商业计划书和财务预测。如果创业者不能尽快提供这些材料，不但会令投资者失去热情，还会损害创业者的专业形象。同样，在组建公司、选用业务骨干和设置相关设施时，创业者也应提前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