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通过案件集中管理实现检察机关的内部监督

第一篇：论通过案件集中管理实现检察机关的内部监督

论通过案件集中管理实现检察机关的内部监督

摘要 案件管理部门是检察机关统一化业务的重要窗口，通过发挥其内部监督职能以来收效逐渐显现。本文通过泾阳县检察院案件管理部门的相关经验探析了案件集中管理在内部监督中的意义、优势、方法以及针对问题提出了建议，以期能够推动案件管理工作不断发展。

关键词 基层检察院 案件管理 内部监督

泾县人民检察院依托全国检察机关和陕西省检察机关案件管理改革的实践，在不断探索、推进和深化的基础上，全面推行了案件集中管理。泾县人民检察院案件管理中心于2013年12月26日正式筹建成立，按照案件集中管理要求进行部门职能调整，依托于检察机关统一业务应用系统的优势和便利，及时配备了案件管理工作人员，对接各项检察业务，积极搭建了本院案件集中管理模式。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关于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案件管理办公室的通知”中明确规定：案件管理办公室，在案件管理中主要承担管理、服务、参谋、监督职能。新的案件管理方式以案件流程管理系统为依托，构建新的监督模式，与检察机关原来的监督模式形成互补，对办案流程加强监督，构建多方位、多层次的监督体系，强化了内部监督实效。通过对案管部门内部监督职能的强化，能够增强检察工作的公

正性和透明度，对于提高办案效率和质量以及实现廉洁公正执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强化案件管理部门内部监督职能的重要意义

检察机关案件管理，是与执法办案工作相伴而生，有案件办理就 必然有案件管理。而案件管理往往伴随执法监督。监督是案件管理的题中之义，是更好地履行案件管理的有效手段，抓住了监督就抓住了案件管理的基础。

（一）强化内部监督能提升案件管理的科学化水平

建立检察机关案件管理机制，对本院案件实行统一集中管理，可以改善传统检察机关业务部门案件办理较为分散且相对封闭的做法，规范案件的来源渠道、立案环节和办理程序，建立统一受案、全程管理、动态监督、案后评查、综合考评的执法办案集中管理新机制。“管理”一词包涵着监督的内容，强化监督是为了更好的管理。案管部门如果仅是进行程序性工作，不对业务部门办案过程进行动态、及时、全面、有效的内部监督，就不能发挥案件集中管理的作用，必然背离设立案管部门的初衷。因此，强化案件集中管理的内部监督作用，是提升检察机关案件管理的科学化水平、提高办案质量和执法规范化的必然要求。

（二）强化内部监督能有效保障公正廉洁执法

目前，人民群众对检察机关保障司法公正、依法惩治腐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期盼越来越大。检察机关自身的公正廉洁执法便显得尤为重要。但是仍有部分检察机关执法办案不公正不规范的问题发

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对执法办案活动全过程进行有效地监督管理。通过案件集中管理，强化内部监督是保证检察机关公正廉洁执法的重要举措。

（三）强化内部监督能够保障办案质量

在传统形式上，对案件质量的管理有两种形式，一是本院案件质量的管理，主要通过案件审批进行；二是上下级检察院对口业务部门之间，通过开展案件质量评查、抽查或者通过对疑难、复杂案件的汇报、讨论、研究、复核等程序进行的案件质量把关。但在实践中，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及上级院对办案过程缺乏及时、动态、全面的监督。在案件集中管理中，打破各业务部门的封闭管理，强化案件管理部门的监督职能，发挥案管的约束、预警、纠错职能，对改变检察机关目前“纵强横弱”的管理弊端，规范执法行为、提升办案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二、通过案件集中管理进行内部监督具有的优势

案件集中管理是以人为中心来行使权力的监督，通过管办分离实现过程控制，通过集中管理系统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在对加强检察院内部监督方面具有特殊的优势。

（一）案件集中管理在内部横向监督方面的优势

案件集中管理就是将横向组织管理强调的流程管理贯穿于检察办案的全过程，有效统筹协调办案的总体进度，实现检察工作的与时俱进。案件集中管理系统中横向的线性结构打破了检察工作各环节中各部门封闭的办案、管理、监督模式，串联了各诉讼环节，使得各诉

讼环节的进程更加流畅、信息传递更加透明；在流畅、透明的信息传递和共享中，为内部监督提供了全程、同步的便利。同时，由于案件集中管理并不否认和排斥检察机关内部通过逐层审批进行的金字塔式管理，两种形式能够相互补充、互为辅助。

（二）案件集中管理在内部信息监督方面的优势

案件集中管理要求对原有的案件分散管理模式进行重组，重新设计和优化检察业务流程，使各业务环节之间、上下级之间的信息传递能够更加流畅。同时，着重通过运用信息技术对各办案节点、关键环节进行有效监控，使得办案环节的信息能够同步发展，进而实现横向化流水线的管理；通过对信息化流程的实时监督，细化并完善每个办案环节的网络化操作，保障领导和管理人员可以随时调用案件各环节的所有数据，第一时间实现对案件进程的把握和监督，从而确保案件质量。

案件集中管理制度通过融合网上运行、网上管理、网上监督、网上考评相结合的案件集中管理软件系统构建了实现内部监督的信息平台，其中包括流程管理、涉案款物管理、案件综合办理等。通过案件集中管理系统这一信息平台，内部监督与检察业务相互融合、与案件的循环动态过程相互融合，实现了案件管理与内部监督的融合，从而在信息数据共享中实现了内部监督的实效。

（三）案件集中管理在内部集中监督的优势

集中是指集中人力、物力、财力、管理等生产要素，进行统一配置，在集中的过程中获得高效。泾县人民检察院在成立案件管理中心 的同时，配备了案件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其工作人员由来自公诉部门、预防部门、办公室等部门的人员和新进人员组成，同时配置了信息化操作设备包括计算机、视频显示器、摄像工具等，正是对于人力、物力、财力的集中，使得泾县人民检察院案管部门工作高效高质的完成。

案件集中化管理能够提升各部门的专业化程度，在各部门协作的基础上对部门功能进行再次细分，真正做到各司其职、提升效能，并且可以增加单位时间内的办案数量、降低错案率、缩短单个案件周期。上述检察机关办案效能的提升对维护检察机关的司法权威、履行保障人权的职责具有积极意义。

三、案件集中管理中进行内部监督的方式

泾县人民检察院自实行案件集中管理以来，从根本上改变了办案者与管理者、监督者混同的状况，通过案件集中管理实现内部监督，起到了规范运作、强化监督、提高案件质量的实效。内部监督是案件集中管理的重要职能，泾检察院通过制度构建明确规定了在案件集中管理中进行内部监督的内容和方式，依托检察机关统一业务应用系统，以多种方式实现了内部监督，形成了动态、实时、全程、全面的内部监督体系。

（一）通过统一对案件进行进出口管理从而实现动态、实时监督

受理案件、文书送达、法律文书的开具和登记备案、涉案款物的管理是办案从受理到审结诉讼的关键环节，现作为案件管理模式下案

件管理部门的具体工作职责，在办案的关键环节上可以实现对办案部门的内部动态、实时监督。

第一，对案件进出口进行统一审核。在案件集中管理模式下，案件集中管理部门负责统一案件的进出口。在统一进口方面，案件管理部门在受理案件后将案件及时分流给各办案部门进行办理。在统一出口上，案件管理部门统一接受侦查机关、审判机关送达的法律文书，对需送达侦查机关、审判机关、和其他检察机关的案件材料，案件管理部门负责统一审核，对符合送达要求的统一送达。在案件集中管理模式下，案件管理部门作为独立于办案部门、独立于案件承办人的机构，能够更加客观、中立地审核法律文书，这样不仅规范了检察机关重要法律文书的开具、保障了当事人的合法诉讼权益，也体现了检察机关内部之间的制约，从而实现内部监督的制度功能。通过对法律文书的统一登记、编号，不仅实现了案件的有序归口管理，还实现了案件关键环节的实时、动态监督。

第二，对办案期限进行预警监督。在分散式案件管理模式下，对于犯罪嫌疑人在押的，监所监察部门通过对羁押期限的监督可以同步实现对办案期限的监督，但对于犯罪嫌疑人没有在押的，则缺乏监督。案件集中管理后，对于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案件，其办案期限的监督则由案件管理部门进行。在案件集中管理模式下，案件管理部门为了对所办理的案件进行有效监督，通过信息化设置，根据各类案件的法定办理诉讼期限要求，对即将到期的案件以红、黄两种颜色标识（红色代表已经超期的案件，黄色代表进入预警期限的案件）进行预警，监

督和管理案件管理系统中显示的当前预警案件或超期案件。

（二）通过办案流程监控实现对案件全程、全面监督 案件管理部门从受理案件开始对案件进行监控，在案件办理过程中监管案件的流程是否完整、文书的制作是否规范、案卡填写是否准确等，发现办案部门或办案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办案的，提出纠正意见，从而实现对业务部门办案过程的全程、全面监控。

第一，对案件实行流程监督。针对个案在系统中流转的不同情形，在以下各环节的办案信息上予以动态监控：案件是否超期，文书审批是否规范，文书使用是否有不当或明显错漏，文书归档是否及时，案卡填写是否规范完整，有无侵害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诉讼权利的情形，查封、扣押、冻结、保管、处理涉案财物是否符合有关法律和规定。

第二，将赃证款物纳入监督范围。统一管理涉案款物，即对侦查机关随案移送和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扣押、冻结的涉案款项、物品进行管理。分散式案件管理模式下涉案款物的管理主体是财务部门，案件集中管理模式下，对于涉案物品，由案件管理部门负责管理。

第三，对案件质量进行事后监督。统一开展案件质量综合管理，包括对执法办案质量进行综合分析，对案件质量进行预警，组织开展案件质量评查和执法规范化检查等内容。案件管理部门开展案件质量综合管理工作，建立在对案件处理结果的事后管理和监督上，偏重于对案件的事后监督，对案件质量进行分析和客观评价。案件质量综合管理的开展可以采取听取情况介绍、调查审查、座谈、走访等方式，对案件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发现程序存在问题的，应当向办案部门提出纠正意见；发现案件实体出现错误的，提出纠正意见，报请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

（三）通过信息管理为其他内部监督的实现提供条件 案件集中管理把强化内部监督放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通过信息化系统管理，抓住容易发生问题的关键环节和重点岗位，通过强化对案件信息的研判分析、统一接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等手段，凸显检察一体化的检察职业属性，为其他内部监督提供条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通过统一进行业务统计和分析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考。统一进行业务统计和分析，即案件管理部门统一负责本院的检察业务统计和汇总工作，对执法办案数据进行综合分析，为领导决策和业务指导提供参考。具体说来，案件管理部门定期对各办案部门的办案数据进行综合分析，通过研判各业务部门办理的案件在诉讼过程中的数量、态势和规律，形成报表或是数据分析图，提出加强和改进的对策建议，为领导科学决策提供全面、准确的参考依据。

第二，通过统一接待辩护人、代理人为内部监督提供信息。统一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接待，即对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出的案件查询，查阅、摘抄、复制案卷材料和对检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投诉等事项由案件集中管理部门统一接待。传统模式下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接待由各办案部门进行。案件集中管理模式在与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沟通和建议反馈中改进了案件管理的工作机制和工作方法，在受理和

意见转达交流中实现了案件管理和内部监督的规范有序，为实现内部监督而纳入了第三方的意见和评价标准，进而提高了案件管理的水平和内部监督的客观性。

四、加强案件集中管理内部监督工作的建议

案件管理工作是一项崭新的、创造性的工作，既要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案件质量和效率，又要防止滥用监督权影响正常办案工作。在强化内部监督时，应注意处理好几个关系。

（一）正确处理案管部门与业务部门的关系

案管部门与业务部门之间是横向并列的关系，同属于检察长领导下的工作部门。职能划分上，案管部门是综合业务部门，而业务部门是按职能分工承担检察机关某个方面的办案任务。性质上有一般与个别、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因此案管部门在强化内部监督时，既要大胆监督，发现问题及时提出，保证办案的规范与公正，又要防止滥用监督，干扰或影响办案；业务部门在办案中要树立“监督者也要接受监督”的意识，对外代表检察机关开展法律监督工作，对内要善于接受内部监督，从而提高案件质量和效率。

（二）正确处理程序监督与实体监督的关系

案管部门对案件的审查，更多的是一种程序上的形式审查。但这并不否认对个别案件进行实体的审查和监督。案件管理中通过对案件的统一受理、登记、分流、送达文书、统计案卡等，把住了案件的“入口”和“出口”，通过强化程序监管，对执法活动的重点环节实施监督制约，规范执法办案行为。通过对个别案件，例如撤销案件、不批

准逮捕、不起诉、撤回起诉等案件的实体审查发挥内部监督作用，保障检察权的正确运行，促进公正廉洁执法。

（三）正确处理强化监督与服务办案的关系

服务办案是监督的基础，强化监督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办案。只有把监督立足于服务上，才能发挥内部监督的作用与效果；在服务办案中只有强化监督作用，才是更好地履行服务职能，才能更好的发挥案管职责，才能更好的保障案件质量和效果。因此案管部门要监督、服务并重，既做到帮忙不添乱，又要严格执行不走过场，坚持热情服务，主动承担事务性工作，同时严格履行监督职能，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提出，坚决纠正，提高监督效果。

（四）建议充分发挥案管职能统一管理执法档案，加强对检察官的个人监督。

统一管理检察官执法档案，即组织、协调相关部门对从事执法办案工作的检察官的执法质量、执法效果等进行检查、评议，评议结果纳入检察官执法档案进行管理。检察官执法档案原先采取的载体是纸质形式，由研究室归口管理。案件集中管理后，在系统中单独设置一个模块，以案件集中管理系统为平台，由相关部门按照不同的职责分工和系统授权，直接在案件集中管理系统中填录相应的执法信息，案件管理部门每年汇总一次后，报政工部门作为考核依据。

第二篇：论检察机关实现执法理念的四个转变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应根据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切实转变思想观念，努力提高执法水平。围绕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检察机关应转变以下四种执法理念:

一、从执法“治民”向执法“为民”理念转变

由于历史原因，我们往往认为执法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法律是“刀把子”、是专政的工具。在司法实践中，执法“治民”观有诸多表现：

1.执法就是专政。在执法过程中总是以另类的眼光看人，轻易地把当事人当作专政对象，进而采取一些粗暴、野蛮的手段，如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时对当事人态度蛮横，有的在讯问嫌疑人时体罚虐待，有的在调查取证时无视无罪的证据，只搜集有罪的证据，等等。

2.执法就是管人。部分检察人员思想观念上还带着以人治为主要特征的专制思想，心理上存在治人者的强烈欲望。在接待群众来访和办理案件过程中，总是习惯以管人者自居，对待群众特别是对生活在底层的弱势群体态度蛮横，甚至刁难、辱骂，蔑视公民的基本权利。

3.执法就是执权。一些检察人员把执法过程简单地视为行使公权的过程。为了显示他们拥有的特权，在当事人诘问或作出被视为有碍自己面子的行为时，把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恃权枉法，仗势欺人，耍特权，抖威风，不惜践踏法律，践踏公民基木权利。

古人曾言：“法令行则国治，法令驰则国乱。”而法令之行，在于执法者，如果执法者的理念存在问题，法令怎能正确施行呢？笔者认为要树立“为民”执法理念，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1.执法态度上要有亲和性。在执法时展示给民众的应是亲近、和蔼、保护，而不是展示权力、炫耀武力、张扬暴力。在执法过程中要努力贴近群众，切实改变官僚衙门作风，强调尊重人权、服务社会。

2.执法程序上要有便利性。在法治社会，最宝贵的法治资源是人民对于法律的信仰和认同。检察机关要让民众知法守法，就必须要在执法过程中给公民以必要的便利。如在查办职务犯罪时让嫌疑人及时获取律师的帮助，及时告知其所享有的诉讼权利，传唤证人时尽可能地照顾到证人的时间和地点。在行使法律监督权时也要从方便群众的角度出发，避免神秘化和高高在上。

3.执法方式上要有通俗性。应避免法律专业知识成为与老百姓沟通的障碍，在接待控告申诉时尽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交流；在法制宣传时要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让老百姓听懂、读懂、看懂；在进行职务犯罪预防时要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形成群防群治态势，使我们的执法活动怀亲民之心，办便民之事，行利民之举，展示公正、文明的检察官形象，取信于民。

二、从“惩治犯罪”向“维护正义”理念转变

随着依法治国的“法治”理念深入人心、国家政治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片面的“惩治犯罪”执法观失去了存在的根基。但在司法实践中，仅追求“惩治犯罪”功能、忽视“维护正义”的现象时有发生。

1.惟数量论。有的检察院在执法活动中存在着“数量第一”的错误倾向，表现为：一是查办职务犯罪追求“立案”数，将立案数作为衡量工作业绩的主要标准，导致查办职务犯罪案件质量严重下降，撤案率、不起诉率高和起诉率、有罪判决率低等情况严重影响了检察机关的形象；二是在行使刑事法律监督权时，过于追求“立案监督”数。在行使审判监督权时，对人民法院的判决只要与检察机关认定有出入，便动辄行使“抗诉权”，造成抗诉案件改判率低的局面。

2.惟重刑论。主要表现在，一是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时，用尽一切办法也要将小案做成大案，对掌握一定权力的官员戴着有色眼镜来审视；二是在批准逮捕时，不合理运用逮捕的三个条件，将逮捕作为“惩罚”手段而不是防范措施。对于报请延长羁押期限的案件，考虑较多的是为了侦查部门调查取证的需要，而极少考虑嫌疑人权利是否得到保障；三是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往往有拔高的趋势，定性时首先考虑的是重罪，出庭公诉时对案卷中明显存在罪轻、无罪证据不予举证等等。

3.惟功利论。执法中的功利性主要表现为过多地强调执法的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一是对社会关注的重大案件、群体性事件、上级督办案件、领导批示的案件，有的检察院基于政治上的考虑，基于社会治安形势的压力，基于被害人亲属对抗情绪等综合因素，以捕代侦，惩治的目的占据第一位；二是利益驱动现象始终存在，办人情案、金钱案、关系案，特别是当地方财政的财力不足以支付检察院正常开支时，抓经济效益，以罚代刑就有了堂而皇之的理由，等等。原创文章，尽在文秘知音wm338.com网。

笔者认为，只有在惩治犯罪、保护社会让位于维护正义、保障人权作为执法的第一选择时才符合依法治国的本质，才能真正实现“法治”。要达到这一理想追求，检察机关在执法中就应当树立以下几种意识：

1.人权保障意识。首先，我们必须在执法中体现人文关怀精神，对嫌疑人的人格尊严、名誉权予以必要的重视和尊重。实践证明，我们在审讯嫌疑人时放下架子，尊重其人格往往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而且在尊重其人格、保护其隐私、维护其名誉前提下获取的口供往往更加真实，更加不易翻供。其次，要充分保障嫌疑人的辩护权，一方面，对嫌疑人自行辩护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不能简单地视为“抗拒”、“狡辩”、“不老实”，另一方面对嫌疑人的律师要给予充分必要的辩护条件，不要轻易限制会见的次数，不要人为地设置障碍，对辩护人提供的合法申请应当尽可能满足，树立“我让你充分行使辩护权还能给你定罪，说明你真正是有罪”的逆向思维。第三，要切实保障嫌疑人的健康权，要坚决杜绝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现象，也要加强安全防范，防止安全事故的发生。

2.依法行使权力意识。执法者行使权力，要严格依法进行。在执法过程中，一是要让执法更加规范，减少随意性，各业务部门要严格按照规范方案进行操作，初查时要有初查方案，侦查时要有侦查预案，制定详细的计划；二是要让执法更加严谨，对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进行严格控制，防止滥用权力；三是要让执法更加理性，不因领导的好恶来办案，不因人事变动影响办案进度，不因领导压力放弃原则，敢于和善于办案，坚持真理，不被金钱、权力、人情所左右。

三、从有罪推定理念向无罪推定理念转变

有罪推定是一种先入为主的认识过程，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主观主义的思维方式，是从理性直接到感性的认识方法，这种认识是与真理的发现背道而驰，因而是不可能正确的。而无罪推定的思维方式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在没有调查取证之前我们不能将嫌疑人视为有罪之人。在执法过程中有罪推定的思维方式主要表现为：

1.认为犯罪嫌疑人等于有罪之人。如在侦查阶段只要有人举报，只要一立案侦查，对方就肯定是有罪的；再比如我们在审讯时习惯上总是一开头就问：你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潜台词就是：你没有问题我们怎么会找你，这就是有罪推定思维下的一种潜意识；在审查逮捕阶段，对某些证据不符合逮捕条件的案件，总认为反正是有罪之人，捕了总不错。这些表现恰恰是“有罪推定”在作祟。

2.认为嫌疑人的辩解等于抗拒。一是剥夺嫌疑人的自我辩解的权利，将自我辩解视为逃避罪责。二是滥用诉讼程序，诸如刑讯逼供、诱供、指供，一旦嫌疑人“拒不交代”就上措施，名曰加大审讯力度，实则危害被追诉者的人权，以至造成冤假错案。三是疑罪从轻，对于某些社会影响较大，被害人情绪激烈，上层领导关注的案件，明知证据不足但为了所谓的社会稳定，对证据不足的案件不是作无罪判决而是作轻罪判决，美其名曰“好歹保了一条命。”

3.认为嫌疑人不能证明自己无罪就等于有罪。一是侦查部门总会产生“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没有犯罪”的诘问，这种问话在审讯笔录中常常可以看到，侦查人员认为证明嫌疑人无罪的责任者是嫌疑人而不是侦查者，事实上这严重违反了“谁主张、谁举证”的责任分配规则；二是在侦查过程中，只收集有罪、罪重的证据，不主动收集无罪、罪轻的证据；三是在公诉过程中向法庭提供有罪证据，对案卷中明显存在无罪、罪轻的证据不举证，或不移送；这些都与“无罪推定”原则格格不人。

4.认为证据不足不等于无罪。在有罪推定的思维定式中，追求的是“实体真实”而不是“法律真实”，所希望达到的结果是空中楼阁式的实体正义，而不是证据规则指引下的“法律正义”。因此，执法者常常认为某人据推断就是有罪，只是证据不能形成锁链，宁可错判、轻判，而不可错放。甚至认为，你确实有罪，只是我们目前还没有确凿的证据，但关押你，判你刑总是不会错的。表现在执法时就是有的案件久拖不决、严重超期嚣押，等等。

从“有罪推定”向“无罪推定”理念的转变，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变，更是一种认识方法的转变，需要一个比较长时间的过程。除刑事诉讼法作必要的修改，确立有限制性的沉默权外，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还要在认识上有所转变。

1.正确认识探索“反对自我归罪”的规则。在我国刑诉法修改之前，检察机关办理职务犯罪侦查案件时，可以尝试使用这一规则，一是在审讯中除嫌疑人自愿交代，不得使用任何方式、任何暗示，逼迫其供述有罪，我们的重点在于怎样使其自愿交代而不翻供；二是对刑讯逼供等非法方式获得的口供应当坚决排除；三是对嫌疑人自愿供述的，检察机关可以在公诉出庭时使用量刑建议，请求法院兑现“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

2.正确认识“证据裁判主义”证明方法。证据裁判主义是“无罪推定”的核心内容之一。在这种证据方法指导下，一是必须坚持控方举证，任何证明被追诉者有罪或无罪的责任均应由控方承担。如果控方举证不能，则承担败诉后果，这一后果不能由被追诉者承担；二是任何事实的认定都要用证据加以证实，坚决杜绝推测、猜想、假设、想当然等方法证明；三是对证据不足的案件一律不准使用“疑罪从轻”、“疑罪高挂”的方法处理，而应有罪起诉、无罪放人。

3.正确认识口供的价值。口供的价值在于印证其他证据的真实性而不是相反，要将主要精力放在搜集口供之外的证据上。在初查阶段不得接触犯罪嫌疑人，一切围绕其他证据进行；在侦查阶段要将口供作为其他证据的补强证据而不是原始证据；在审查逮捕阶段主要不是审查口供，而是审查有无逮捕的必要性；在审查起诉阶段要有对每份证据的合法性、客观性、关联性进行怀疑的勇气，而不是重点审查构成何罪。

四、从重实体轻程序向实体与程序并重的理念转变

程序公正不但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标准，也是人权保护的有效途径；既是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也是司法权威的根本基础。只有程序公正才能保证实体正义，只有程序正义才能真正构建和谐社会，才能使民众对法律、对法治充满信心。为此，笔者设想树立实体与程序并重的理念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承认程序公正的独立价值。程序既不是虚无主义的表现，也不是绝对的工具主义价值体现。程序具有独立的价值，自身必须符合正义的要求，即具有程序内容合理性原则以及不明确即无效原则。同时程序的参与者地位应得到尊重，即嫌疑人的自主意志、人格尊严和道德信仰应受到保护。在承认程序公正具有独立价值的前提下，规范我们的执法行为，彻底摈弃刑事程序碍手碍脚、妨碍惩罚犯罪的实体价值等观念，真正认识到它既有其内在的独立于实体正义存在的价值，同时也是实现刑罚效益的保证。

2.克服执法行为“随意、懒惰、无原则”现象。要使程序与实体并重必须克服本文上述的各种程序工具论的现象：一是执法时做到有计划、有规律、有预见；二是严格执行“一案三卡”制度，将执法人员的行为进一步规范，防止权力的滥用；三是查办职务犯罪讯问时，必须同步录音录像，这既是固定口供的较好方法，也是对侦查人员的有效保护；四是对违反诉讼程序的行为建立惩诫制度，一方面对非法证据坚决予以排除，另一方面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纪律处分，形成一定的保障机制。

3.改造程序结构中非正义性功能。虽然我们呼吁实体与程序并重，但现行程序法中非正义条文也为数不少，笔者建议刑诉法修改时应重点研究下列问题：一是侦查阶段赋予辩护人完全的辩护权；二是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三是对人身、财产权的限制应引入监督机制；四是研究符合中国国情的“沉默权”制度；五是建立特定证人拒绝作证制度。

第三篇：通过参与实现正义：论刑事诉讼参与原则

「摘要」

为保障司法的民主性和公正性，刑事诉讼必须确保当事人和公民对诉讼的参与性。我国长期以来十分重视当事人和普通公民对诉讼的参与性，并为此提供了有效的制度和程序保障。但是，我国刑诉法关于参与原则的规定也有一些亟待完善之处。

「关键词」参与、当事人、公民、依靠群众

基于保障司法民主和公正的需要，现代刑事诉讼制度十分重视当事人和普通公民对诉讼的参与性，参与原则由此被视为现代刑事诉讼法的原则之一。本文从考察参与性原则的理论基石出发，分析了参与原则的内涵，并阐述了参与原则在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贯彻实施的现状和不足之处。

一、参与原则的理论基础

在现代社会，公众对政治生活的广泛参与已被视为是现代民主社会的一项制度性优势和结构特征。它根源于这样一个心理学事实，即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人们自由权利的扩展，人们越来越不愿意受到他人的控制或限制，哪怕这种控制或限制对其本人来说是有利的，而是希望能够由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自己管理自己的生活。这种新自由主义思潮在政治生活领域中的表现就是公众从未如此迫切地希望参与国家政治事务的管理，而作为对这一思潮的回应，政治参与权已经被现代法治国家普遍认同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政治权利。而对公民参与权的保障，也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民主化程度的重要标尺。

从本源上考察，参与权理念的兴起实际上是近代以来国民主权观念的勃发。在封建专制时期，政治上崇尚“君主主权”，因此，国家的一切事务都由君主及其代理人来管理，国民只是被管理的对象而非管理的主体，国民没有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当然也就没有办法保护自身权益。近代以来，资产阶级革命打破了封建的君主神话，确认国民才是国家主权的主体，由此实现了由“君主主权”向“国民主权”过渡的国家主权原理的转换。根据“国民主权”的政治原理，必然逻辑地延伸出这样一个结论：既然国家主权属于国民，那么国民就应当家作主、管理国家的事务，就有权参与决定关系到自身利益的重大事务，参与权理念由此而得以兴起。

诉讼从来就是一个国家政治状况的反光镜，政治领域的观念变革和制度变迁必然映射于诉讼程序之上，“如果将法律理解为社会生活的形式，那么作为‘形式的法律’的程序法，则是这种形式的形式，它如同桅杆顶尖，对船身最轻微的运动也会作出强烈的摆动。在程序法的发展过程中，以极其清晰的对比反衬出社会生活的逐渐变化。”[1]近代以来，与政治领域的民主化趋势相适应，在诉讼领域也兴起了司法民主化的要求。司法民主化，首先意味着对当事人参与权的保障，“人们至少有理由期望，在作出关系他们的判决之前，法院听取其意见，即他们拥有发言权，”[2]这被视为是司法民主的底限要求。保障当事人参与权的观念基础是诉讼主体性理念，间接来源于国民主权观念。根据诉讼主体性理念，当事人不再被视为诉讼程序的客体，而是被视为积极参与诉讼程序的、享有各种程序权利和义务的主体，诉讼程序的设计和运作必须保障当事人能够富有影响地参与法院解决纠纷的活动。[!--empirenews.page--] 在刑事诉讼中，对作为当事人的被告人的诉讼参与权的保障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因为刑事诉讼以惩罚犯罪分子和保障无辜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为目的，不仅涉及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秩序，而且关系到公民的财产安全、人身自由甚至生命等重大权益，因此，在程序上必须确保被告人能够有效地参与刑事诉讼过程，并最终影响到法院作出关系其自身利益的判决。同时，也正是在这一参与过程之中，被告人的人格尊严才能真正得到尊重，被告人作为诉讼主体的地位才得以凸显，“某人被允许参与诉讼也表明别人尊重他，即他受到了重视”。[1]在现代法治国家，当事人对诉讼的参与性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刑事程序公正性的重要标准。

从更为开放的意义上来说，司法民主化不仅意味着当事人对诉讼的参与，而且意味着社会上一般公众对诉讼的参与。普通公众参与诉讼，一方面，是与诉讼作为一项解决社会冲突的国家活动密切相关的。因为司法权本质上是一项国家权力，普通公民对诉讼的参与实际上是公众对司法权运作过程的参与和控制，而这正是国民行使主权的表现，充分体现了国民主权原则；另一方面，从查明案件真相的角度说，国家司法机关处理案件的能力是有局限的，吸纳公众参与诉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国家机关司法能力的局限，从而保证正确的司法决策；同时，普通公众参与诉讼，有利于形成司法监督机制，克服因职业司法官员的腐败所造成的司法不公，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因此，完整意义上的参与原则应当从当事人参与和公民参与两个方面来加以理解和把握。

二、当事人的参与

在现代刑事诉讼理论和立法实践中，当事人被视为是诉讼的主体，因此，参与原则首先就意味着当事人对诉讼的参与。

（一）知情权：参与的前提

由于当事人参与诉讼的最终目的在于参与司法决策的作出，因此，他首先应当知晓相关案件情况包括被控罪名以及案件处理的信息，因为决策的作出依赖于对相关信息的掌握，而信息只能通过对话交流而知晓，因此，知情权与参与权紧密相联，是当事人行使参与权的前提。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刑事诉讼中同样存在着“信息偏在”的问题，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的信息交流机制中处于弱势地位，其获取信息的渠道存在着天然的不足，因此，刑事诉讼尤其注重的是对被告人知情权的保障。

在英美法系国家，当事人知情被视为是正当程序观念的基本要求，“对于任何将作出最后决定的诉讼中的正当程序，其基本要求是合理适当的通知，在任何情况下，通知利益相关的当事人即将开始的诉讼并向他们提供提出反对意见的机会”。[2]在加拿大，被告人有权被迅速告知逮捕或拘留的理由，因为除非知道他被捕的原因，否则它是很难进行自我辩白的，相反的，并且恰恰是很重要的，他倒很容易进行自我归罪。除非某人知道对它的控诉内容，它才能够作出一个真实的回答，当然，如果被捕者确有辩白的话，那么在最初的时间内，他就必须被赋予此种辩白的机会。同样的，如果某人有罪，但不知道控诉它的是何种罪名，他很可能就对自以为是的控诉的内容进行辩白，这样作的结果，只会导致成功的自我归罪，很可能比警察所控诉的罪名更严重，这也是为什么作为公正和公平游戏的一个基本条件，被捕者应被告知被捕之原因。另外，根据加拿大《权利和自由宪章》的规定，一旦起诉罪名明确，被告应毫不迟疑的被告知。[3][!--empirenews.page--] 在日本，犯罪嫌疑人获得信息权被视为是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案件处理程序的信息，首先必须提供给犯罪嫌疑人本人，“这时向犯罪嫌疑人提供信息的理由，不单是为了解除犯罪嫌疑人的不安，而且也意味着让他以主体地位参与自己的案件的处理”，“承认犯罪嫌疑人的‘知情权’，是因为犯罪嫌疑人也有参加程序的权利”。[4]根据日本刑诉法规定，被疑人有请求告知羁押理由的权利、在被疑人请求时，检察官应将不起诉处分的结果通知犯罪嫌疑人本人。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知情权，也就意味着国家司法机关承担着告知义务：一方面，承担控诉职能（包括作为控诉准备的侦查职能）的警察机关、检察院应当向当事人开示或者告知控方所掌握的关于案件的相关信息。从各国的规定来看，都赋予警察机关、检察院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案件信息的义务。在这方面，罪典型的是，控诉方承担的证据开示义务；另一方面，作为中立裁判者的法院也应当向当事人及时通报案件的相关信息。

从知情权的客观范围来看，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诉讼中应当知悉的情况包括两方面：（1）案件事[1][2][3][4]下一页 实。包括为何被逮捕或羁押，公诉机关是否提起公诉，被控何罪名，对方有那些证人出庭作证等等；（2）诉讼权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非法律专家，对自己享有的程序上的权利也许并不熟稔，因此，在进行诉讼中，应当及时被告知拥有哪些诉讼权利。也就是说，国家司法机关承担着告知、提示权利的义务，例如在德国，法院以及警察机关、检察院等刑事追究机关承担着“诉讼关照义务”，即它们有义务帮助不熟悉刑事程序的被告人伸张自己的权利。根据德国刑诉法的规定，法院、刑事追究机关对被告人和其他参加刑事程序人员负有告诉、提示的义务。[1]再比如美国的“米兰达警告”规则，实际上也是赋予了警察机关对被告人的权利告知、提示义务。

从知情权的主观范围来看，哪些人在诉讼中有权知情，各国有不同的规定，但一般均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知情权。至于被害人，从各国的规定来看，虽然未将被害人也列为当事人，但在讨论知情权的时候，往往也将被害人包括在内，赋予被害人了解案件处理情况的权利。如日本在理论上认为应当赋予被害人知情权，因为“不向被害人提供审判信息，不单是剥夺了被害人参与程序的机会，而且还会让被害人对刑事司法产生隔膜情感。”[2]在德国，刑事诉讼法第五编专门规定了被害人参加程序，被害人可以作为检察院的辅助人员参与公诉。根据有关规定，被害人有权提出申请，要求应当向他通知程序终结情况。这说明被害人在诉讼中也享有知情权。

（二）形式的参与：在场权

当事人对诉讼的参与首先表现在当事人在诉讼中有权在场见证诉讼的过程。这一原则也被表述为直接在场原则。在场原则要求庭审必须在有当事人（控辩双方）在场的情况下进行，除了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形以外，当事人不在场时，不得进行法庭审理，否则审判活动将归于无效。[3]如法国刑事诉讼法第32条规定：“检察院应当出席各个刑事法庭。检察院应当参加审判法庭的审讯，任何裁判的宣布应有检察院在场。”德国刑事诉讼法第226条规定：“审判是在被召集作裁判人员、检察院和法院书记处一名书记员不间断在场情形下进行。”同法第230条第一项规定：“对未到庭的被告人不举行审判。”日本刑事诉讼法第282条也规定：“公审庭应当有审判官及法院书记官到庭，并由检察官出席的情形下开庭。”第286条规定：除了法定情形外，被告人在公审期日不到场时，不得开庭。[!--empirenews.page--] 但是，需注意的是，在场原则并不排除在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形下，在当事人不在场时举行审判。所谓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形，从各国刑诉法的规定来看，包括：（1）缺席判决。各国刑事诉讼法均规定，在法定情形下，允许法官在控诉方（自诉人）或者被告人缺席的情况下根据到庭一方的陈述、辩论对案件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4]如《法国刑事诉讼法》第270条规定：“如果被告人未能不活，或未到庭，应该缺席审判。”我国台湾地区的刑事诉讼法也规定：“检察官依其侦查所得之证据，足认被告有犯罪嫌疑者，应提起公诉。被告之所在不明者，亦应提起公诉。”（2）当事人是法人的。当事人是法人时，不便于出庭，因此，可以不出庭或由其代理人出庭。如日本刑事诉讼法第283条规定：“在被告人是法人的场合，可以使其代理人到场。”美国刑事诉讼规则第43条规定，法人可以有全权代理的律师代表出庭，而被告人无需继续到庭。

（三）实质的参与：诉权

当事人在场见证仅仅表明当事人在形式上参与了诉讼，因为如果当事人不能有效影响法院判决的作出，那么他实际上仍然被排斥于司法对话机制之外，因此，当事人对诉讼的参与不仅是指形式上的参与，更重要的是指实质上参与。所谓实质的参与，是指当事人应当能够参与司法决策的作出，影响法院判决的形成。当事人对诉讼的实质参与是通过诉权的行使来实现的。按照现代诉讼的一般理论，检察官和被告人被视为是刑事诉讼中相互对抗的双方当事人，享有平等的诉权。虽然由于他们参与诉讼的目的不同、在诉讼中的作用各异，以致双方的诉权在形式上有所区别，具体表现在：检察院行使的是控诉权，而被告人行使的是应诉权。[1]但是，从本质上看，检察院的控诉权与被告人的应诉权都是一种诉权，即请求法院对纠纷予以裁判的权利。控辩双方享有诉权，才能在法庭上陈述、向对方当事人以及证人发问、才有权举证及质证等，才能最终影响到法院判决的作出。

三、公民的参与

（一）公民参与的途径和形式

公民参与诉讼与当事人参与诉讼的性质不完全相同，如果说当事人参与诉讼是当事人的一项基本权利，那么公民参与诉讼则更多地体现为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公民参与诉讼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作为辅助者参与司法，例如作为证人等；另一种是作为决策者参与司法，例如作为陪审员。两种参与形式的内涵及所导致的相关权利义务要求是完全不同的。但是，综合起来看，公民参与诉讼有以下途径和形式：

1、协助司法。从国家司法机关的角度说，受主客观条件的局限，国家司法机关打击犯罪的能力是有限的，在许多情况下，国家司法机关必须借助普通公民的力量才能实现打击、惩罚犯罪的任务。从普通公民的角度说，作为社会的一份子，他们不仅有守法的义务，也有积极保障国家法律实施的义务，因此，公民在一定程度上有配合司法机关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与安全的义务。普通公民协助司法表现在：

（1）充当控告人，检举犯罪。任何公民都可以控告、检举犯罪。一方面这是公民的权利。公民对犯罪的控告、检举犯罪表达了社会希望追究犯罪的民意；另一方面也为司法机关查获犯罪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来源。因为犯罪具有高度隐秘性，国家司法机关有时难以察觉，但是犯罪活动却与普通公众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公众往往能够在第一时间发现犯罪，并向司法机关提供情况，这就有助于司法机关及时发现犯罪、打击犯罪。在“无被害人犯罪”案件中，[2]公民的控告、检举对于打击、惩罚犯罪至为关键；[!--empirenews.page--]（2）充当证人，出庭作证。公民具有作证的义务，公民如果知道案情，必须出庭作证，不出庭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英美国家对此将以蔑视法庭罪论处，大陆法国家则设立拒不作证罪加以处罚。但是作为例外，在法律特别规定的情况下，证人有拒绝作证的权利；

（3）配合侦查、打击犯罪。如配合侦查机关抓获现行犯或通缉犯，进行“诱捕”侦查等。需注意的是，配合侦查具有权利与义务的双重性。一方面犯罪行为不仅危害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而且直接威胁或侵害了公民个人的权益，因此，公民有反抗、打击犯罪的权利。各国均规定普通公民在面对现行犯等紧急情况下有无证逮捕权；另一方面，配合侦查也是公民应尽的义务。公民若无合法、合理的原因而拒不与司法机关合作的，将可能被控犯罪，如《加拿大刑法典》第118条规定：“任何人无合理原因于公务员或安全官逮捕人犯或维持治安之际，经合理通知应予协助而不为协助者，为公诉罪，处2年有期徒刑。”《法国刑法典》第R642-1条也有类似的规定。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公民配合侦查的义务是有限度的，因为普通公民毕竟不是司法官员，不可能对其科以司法官员同等的司法义务。例如侦查机关可以采用诱捕侦查措施打击犯罪，实施诱捕侦查需要选择“诱饵”，以引诱罪犯实施犯罪，这个诱饵根据案情需要可以是侦查人员，也可以是普通公民，在一般情况下，如果侦查机关要求公民充当诱饵，公民不得拒绝，否则就要承担法律责任，但是在公民的人身安全无法得到保障的情况下，如让公民充当黑社会“卧底”，公民拒绝合作则是合理的，因为该义务已与普通公民的身份不相符。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协助司法，不再是法律义上一页[1][2][3][4]下一页 务调整的对象，而必须充分尊重公民自身的意愿。

2、见证司法。为保证司法过程的公开性和公正性，在某些情况下，需要公民作为见证人参与司法过程。在侦查阶段，采用强制侦查措施如搜查、扣押时，往往需要有公民作为见证人在场。例如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05条第二项规定：搜查住房、办公地点或者有圈围的产业时，如果无法官、检擦官在场的，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应当请搜查区的一名市镇官员或者两名市镇官员作在场见证人。另外，在审判阶段允许群众旁听公开审判的案件，实际上也是一种广义的见证司法活动。[1]

3、决策司法。决策司法是指普通公民作为直接作为裁判者审理、判决案件。这主要是指陪审制度。近代以来，陪审制逐渐发展为两种历史类型：一是陪审团制。即由公民和职业法官分工而进行审判的一种制度。陪审团审理事实，而法官适用法律；陪审团只决定“罪的问题”，即可罚性，法庭单独决定“罚的问题”，即刑罚程度。在英美法系国家，普遍采用了陪审团制度。二是参审制度。即公民与职业法官结为一体，以合作方式进行审判，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公民与职业法官有相同的权限。在陪审团制度下所具有的陪审团和法庭在罪与罚之间的分工特点在参审制下并不存在。具体做法是从公民中遴选出一定数量的陪审员，陪审员与法官共同组成合议庭（或“混合庭”），共同负责审判活动。在法庭上，陪审员与法官权限相同，共同负责对案件事实的判断，决定对证据的认定和取舍，以及对法律的解释和适用。参审制为大陆法系国家所广泛采用。不管是参审制，还是陪审团制，作为参与审判的公民，都具有作出判决权，是公民参与司法决策的突出表现。[!--empirenews.page--]

4、监督司法。这里的监督，不是广义上的社会监督，而是指公民依据法律规定对司法进行的一种法律监督。在这方面，日本的检察审查会制度最为典型。在日本，设立有公民的检察审查会制度，根据日本检察审查会法的规定，检察审查会设在地方法院及其支部，目的是反映公民对公诉权实施的意见、衡量公诉权实施是否公正。检察审查会成员从拥有众议院选举权的人中通过抽签产生，共有11人。检察审查会的功能主要是对审查检察官不起诉处分是否适当，并对检察业务的改进提出建议与劝告。控告人、检举人、请求人或犯罪被害人提出申请或者根据职权，审查开始。但是，检察审查会的决议对检察官并没有法定约束力，但检察长认为应予起诉的决议正确时，检察官必须起诉。对此，日本诉讼理论上认为：“对于检察官作出的不起诉案件，公民经过审查，其中一定数量的案件被起诉，这件事的意义很大。这是公民参加公诉程序的法律制度，这个制度是很可贵的。”[2]

四、参与原则在我国的适用

基于发现实体真实、查明案件真相的考虑，我国历来十分重视吸纳公民参与诉讼，依靠群众（普通公民）办案被视为是指导我国刑事诉讼法运作的原则之一。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程序公正的理 念被引入，当事人的诉讼参与权也开始得到重视。现行刑事诉讼法为当事人以及普通公民参与诉讼提供了有效的制度和程序保障。具体而言：

（一）当事人的诉讼参与权有保障。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被害人享有知情权。根据我国刑诉法第64条、第71条的规定，拘留、逮捕后，除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拘留、逮捕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或者他的所在单位。同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而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这些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知情权的表现。与国外不同，我国刑诉法将被害人也列为当事人，我国刑诉法规定被害人对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不立案的决定，有权获知原因；对于人民检察院所作的不起诉决定，有权获得不起诉决定书。这就赋予了被害人以知情权。

（2）检察院和被告人享有在场权。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就此作出明确规定，但是从司法实践中的作法来看，除简易程序外，原则上检察官和被告人不在场不能举行审判。《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28条规定，提起公诉的案件，除适用简易程序决定不派员出庭的以外，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以国家公诉人的身份出席第一审法庭，支持公诉。第246条第三款规定，对于犯罪嫌疑人在逃的，应当要求公安机关在采取必要措施保证犯罪嫌疑人到案后移送审查起诉。换句话说，如果不能保证犯罪嫌疑人到案，则不能移送审查起诉，更不能举行审判。[!--empirenews.page--] 即使被告人是法人的，也必须由代表人出庭，而不能缺席审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08条、第209条、第210条的规定，代表单位出庭的诉讼代表人，应当是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被指控未单位犯罪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的，应当由单位的其他负责人作为被告单位的诉讼代表人出庭。人民法院决定开庭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应当通知被告单位的诉讼代表人出庭。接到出庭通知的被告单位的诉讼代表人应当出庭。拒不出庭的，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拘传到庭。

3、检察院和被告人享有诉权。我国刑诉法规定检察院有权收集、调查证据，并有权在法庭上出示证据，即举证和质证的权利，这些都是检察院享有控诉权的表现。同时，刑事诉讼法也赋予了被告人应诉的权利，主要是辩护权。这就使得被告人可以通过辩护权的行使，影响法院判决的形成和作出，从而实质性的参与庭审过程。

（二）公民的诉讼参与权受重视

我国尤其注重普通公民对诉讼的参与，依靠群众办案一直被视为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原则之一。根据《刑事诉讼法》第6条的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依靠群众”。依靠群众原则实际上是参与原则中的公民参与诉讼在中国语境下的表述。

根据我国刑诉法的规定，依靠群众原则主要体现在：（1）协助司法。我国刑诉法第84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利也有义务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者举报。同法第43条规定，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充分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并且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第45条规定，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由作证的义务。另外，为了便于群众参加诉讼活动，对正在实施犯罪或者在犯罪后被发觉的人、通缉在案的人、越狱逃跑的人或者正在被追捕的人，任何公民都可以立即扭送公安机关。这些都是公民协助司法的表现；（2）见证司法。根据我国刑诉法第112条、115条的规定，搜查、扣押，应当有见证人在场。案件的审理公开进行，允许群众旁听。这些都是公民见证司法的表现。（3）决策司法。根据刑诉法第147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应当由审判员三人或者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共三人组成合议庭进行。人民陪审员在人民法院执行职务，同审判员有同等的权利。这是公民决策司法的表现。（4）监督司法。根据刑诉法第86条的规定，公民控告、检举犯罪后，司法机关不立案的，控告人如果不服，可以申请复议。这是公民行使司法监督权的表现。

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十分重视对当事人以及公民诉讼参与权的保障，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参与原则的规定中仍然有一些亟待完善之处，突出表现在：

（一）被害人的知情权不充分。我国刑诉法虽然规定被害人有权参与审判，但却并未规定进上一页[1][2][3][4]下一页[!--empirenews.page--] 行审判时，检察院或法院应当将有关情况包括程序开始和终结的情况向被害人及时通报。这就使得被害人难以及时掌握诉讼的进展情况。

（二）被告人诉权不当受限。根据我国刑诉法的规定，被告人的诉权不得以消极方式行使，即被告人不得享有沉默权；同时，被告人积极行使诉权即辩护权，又受到诸多限制，这突出表现在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严重受限，侦查询问时律师在场权未能确立，导致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难以获得律师的法律帮助。同时，辩护律师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得不到保障。一是阅卷权受限。虽然刑诉法规定辩护律师可以查阅“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但是却对其具体范围缺乏明确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以此为借口，限制辩护律师的阅卷范围。同时，刑诉法对辩护律师到何处阅卷也未作出明确规定，致使检察院和法院相互推诿、“踢皮球”。二是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受到限制。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辩护律师调查取证必须以被调查人同意为前提，调查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还必须“经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许可”，这一规定极大地制约和限制了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行使，致使实践中辩护律师取证难，直接影响到辩护律师在庭审中的辩护效果。也影响到被告人对参与庭审的实质性效果。

（三）证人拒不出庭现象严重。尽管我国刑诉法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但是从司法实践中的实际情况来看，绝大多数案件都是通过宣读证人证言笔录的方式来进行的，证人拒不出庭作证的现象十分严重，而司法机关对此基本上束手无策。证人拒不出庭作证，这里面既有民族文化心理和传统上的原因；但更为重要的是，在市场经济的社会背景下，我国缺乏敦促证人出庭作证的制度保障，在证人出庭补贴等制度缺位的情况下，很难调动证人出庭的积极性。

（四）人民陪审制被虚置。尽管我国刑诉法规定，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应当由审判员三人或者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共三人组成合议庭进行。但是从人民陪审制度适用的现状来看，人民陪审制存在着被虚置的现象。据学者的调查研究，我国人民陪审制度虽然在现实中存在，但在现行审判制度中所具有的作用几乎已经达到了不被看重的地步。在司法实践中，施行陪审的案件数量级少，许多地方法院所审理的一审案件，有的法院98%的案件不搞陪审，一年难得有几件采用陪审方式。即使采用了人民陪审制审理案件，陪审员也是只陪不审，成为陪衬员，或者干脆只是在判决书上签个字，以便合议庭符合法定人数。

第四篇：论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0727(最新)

论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

——以未成年人保护为视角

On the Procuratorate Participate in Social Management Innovation

View ofthe Protection of Juveniles

潘申明 向凯雄 张蕾 苏冉冉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检察院 315800）

摘要：探索少年司法和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新途径、新方法，是检察机关立足检察职能，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检察机关在少年司法制度领域进行社会管理创新应遵循依法参与、关联参与以及有限参与的原则，以新《刑事诉讼法》构建的少年刑事司法原则和制度为切入点，立足本职，延伸职能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

关键词：检察机关社会管理创新未成年人保护

Abstract：To explore the Juvenile Justice and seek new way and method of maintenance juvenile rights and interests is the most important working content of the procuratorial organs basing on procuratorial functions and advancing the social management innovation.The procuratorial organs in juvenile justice system innovation of social management field should be followed in related,legal and limited participation principle.In additional, we should regard the new criminal procedural law constructing the young criminal judicial principle and system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based on official duty, extended functions in order to participate actively in social management innovation。

Key words：The procuratorial organsSocial managementInnovation the protection of juvenile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权观念深入人心，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障越来越受到整个社会的关注，而其中对于未成年人犯罪主体的权利保障尤其引人注目。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是中央对全国政法机关做好今后一个时期政法工作的明确要求。探索未成年人犯罪检察工作新途径、新方法，则成为检察机关紧密结合检察工作实际，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工作内容。

一、检察机关创新社会管理，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理论基础

（一）少年司法制度兴起与我国立法现状

1．少年司法制度的兴起 作者简介：潘申明，（1973—），男，汉族，浙江桐庐人，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检察院专职委员会委员；向凯雄，（1976-），男，汉族，湖北仙桃人，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检察院民行科副科长；张蕾，（1980—），女，汉族，湖北仙桃人，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检察院公诉科副主任科员；苏冉冉，（1983-），女，汉族，山东滨州人，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检察院公诉科副主任科员。本课题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

“与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相适应，未成年人犯罪呈现的显著特征为模仿性、易受暗示性、情景性、戏谑性和冲动性。”1从个体角度而言，未成年人具有特定时期的生理和心理反应，由这种特定心理和生理反应所激发的犯罪，具有随年龄成熟自动愈合的可能。从社会责任的实现来看，未成年人犯罪作为一种病态现象，更多的是家庭、学校、社会等各个方面的责任，未成年人也是受害者，社会应以宽恕之心待之，而非一味强调惩罚。如果对于未成年人一味采取严厉的刑事司法程序会切断了自愈的可能性。在国外，大多数国家均以符合少年最佳利益为最高宗旨，以关爱作为设计初衷，确立了矫正而不是惩罚的少年司法制度。自美国伊利诺斯州于1989年制定世界上第一部《少年法庭法》以来，各国竞相效仿并制定本国的少年法，并创制各具特色的少年司法模式。与此同时，联合国也相继制定了一些专门针对未成年人权利保护的国际性司法文件。

2．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立法现状

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原则和制度作为少年司法的基石和框架，在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中仅有寥寥几条，这些原则和制度的缺失意味着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体系尚处于起步阶段。令人欣喜的是在其他的一些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中已经有了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原则和制度的雏形。在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已确立了隐私保护原则、社会调查制度等。但是关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原则和制度却存在诸多问题，如结构杂乱，层次重叠以及适用性较差等问题。即将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的第五编特别程序中增加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一章，该章充分体现了近年来我国的司法机关在完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方面的积累的经验和司法实践的成果，确立了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原则和制度，明确各自的含义和效力范围，协调原则与制度之间的关系，使之成为有机、协调、有效的体系。

（二）检察机关在未成年人保护领域进行社会管理创新应遵行的基本原则

1．依法参与原则

依法参与是检察机关在未成年人保护领域进行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原则之一。未成年保护领域的社会管理是一个系统且复杂的工程，涉及到未成年人生活领域的各个方面。检察机关作为宪法赋予法律监督机关，首先自身必须在未成年刑事司法领域内守法和护法，因此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均应当是在现行法律的框架下去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去解决未成年司法领域的社会管理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不能擅自突破法律规定盲目扩大参与领域、创新参与机制。如果违反依法参与原则，就有可能导致在参与社会管理中的迷失，导致检察职权的滥用，最终形成国家公权力过度膨胀并干预甚或侵犯公民、法人和社会团体合法权益的危险局面。

2．关联参与原则

检察机关在未成年保护领域的社会管理创新必须立足于宪法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职能，以执法办案为依托，遵行关联参与原则，而不能另起炉灶去创新。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机关，在未成年人保护领域方面的社会管理创新过程中，对于某些应该交给专业化程度更高或更适合管理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去管理的社会问题和事务，检察机关应当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法律执行方面，强化自我约束和监督，防止检察机关的司法权力触角过度延伸，尽量减少检察机关司法权力对社会自治领域的强行管制和介入，促进社会管理资源整合，增强社会的自我组织和自主协商功能，扩大公民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空间，形成公权力运作与社会组织自治运作良性互动的管理模式。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立足点首先在于我们自身职责，职责所系自当责无旁贷，职不在我亦绝不妄加干涉，避免“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的尴尬局面。

3．有限参与原则

任何一项制度的创新，都应注意保持谨慎性、渐进性和可控性。检察机关在参与社会管理创1[意]恩里科.菲利：《犯罪社会学》，郭建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版，第14页。

新中，也应坚持司法的谦抑性原则，在检察职能和法律监督触角延伸的范围、方式等方面应持有谨慎、自制的态度，而不应片面强调延伸的广泛性和主动性。因此有限参与原则自然成为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原则之一。一方面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和法治理念的发展，司法机关在司法活动中应当保持足够的谨慎、自制和谦逊已经得到广泛认可，对通过行政管理、道德约束能够解决的问题不宜过多介入。另一方面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多以基层检察院为主，而作为基层检察院一直普遍存在案多人少的矛盾，尤其以东部沿海城市情况更甚。对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与创新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但它毕竟一项重大的系统工程，不是仅靠检察机关就能够独立完成的，还需要如公安机关、法院、司法局等机关相互配合与协调，因此检察机关应立足本职，从工作的途径与方法上进行创新同时秉承有限参与原则，探索有利于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的新机制。

二、未成年人保护在新《刑事诉讼法》中的体现

即将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关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体现出显著变化,在第五编特别程序中涉及11个条文专章设置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使得未成年人刑事程序在立法体例上相对独立,从以下八个方面丰富、完善了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充分反映出我国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努力。

（一）体现轻缓刑事政策。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尽管之前的相关法律已经对该方针和原则作出了规定，但首次在刑事诉讼中加以规定仍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对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适用轻缓刑事政策，注重教育疏导，有利于促使他们摆脱心理危机和困惑，激发其重新做人的信心，有利于达到矫治犯罪的目的。轻缓刑事政策与“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是天然契合的。

（二）扩大刑事法律援助适用的诉讼阶段。“刑事法律援助是一种在刑事诉讼领域中为保持控辩平衡、保障社会的弱者获得平等诉讼权利机会以实现司法正义的制度设计，是现代法治国家实现司法公正和保护基本人权不可替代的重要手段。”2 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主体实施强制辩护的时间跨度向前延伸至侦查阶段，涵盖了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和法庭审理阶段，同时还规定由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这不仅有助于缓解未成年犯罪主体心理压力，也有利保障未成犯罪主体的合法权益，这从法律援助层面上也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三）建立社会调查制度。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八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该条充分吸纳检察机关实践的经验成果，意味着今后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要综合考虑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以及是否属于初犯，归案后是否悔罪，成长经历、一贯表现和监护教育条件等因素。

（四）慎用羁押以及羁押相对隔离。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和人民法院决定逮捕，应当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对被拘留、逮捕和执行刑罚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应当分别关押、分别管理、分别教育。”对未成年人采用强制措施时，要慎重对待，尽量不用或少用强制措施。对于必须拘留和逮捕的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应严格限制案件的范围和条件，尽量减少逮捕本身或者错误逮捕给未成年人带来的负面影响。对未成年人与成年2 严军兴、候坤：《我国辩护律师制度的问题与完善—以〈刑事诉讼法〉再修订为背景的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8年第一版，第278页。

人犯罪案件分案处理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有利于减少关押后有可能产生的“交叉感染”带来的弊端，使未成年人能顺利回归社会。

（五）明确“办案人员专业化”。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保障未成年人行使其诉讼权利，保障其得到法律帮助，并由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司法人员承办。针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要求办案人员熟悉未成年人的特点、善于做未成年人的教育工作，具有一定的专业性，设立专门机构或者设立相对稳定的专门人员办理未成年人案件，这一要求与联合国司法准则是相同的。办案人员应当熟悉未成年人的特点和善于做未成年人的教育工作,并且应当保持其工作的相对稳定性。最理想的做法不仅包括办案人员专业化,还应当办案机构专门化、独立化。

（六）确立“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条规定，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讯问和审判的时候，应当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确立“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正是各地的检察机关通过司法实践而摸索出的行之有效的制度。确立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不仅可以帮助未成年人与讯问人沟通，根据该条的有关规定，还可以对讯问过程是否合法、合适进行监督，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七）创设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一至第二百七十三条规定的内容均是关于附条件不起诉制度。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根源于基层检察院的司法实践，秉持“教育”、“挽救”和“感化”的原则和“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给予所涉罪行轻微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重新做人，重返社会的机会。新《刑事诉讼法》设置的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相对合理，内容完备，具有一定的操作性，重点突出对未成年人犯罪主体的保护，走出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坚定而谨慎的第一步，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八）实行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五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是未成年人执行制度的延伸。“未成年人刑罚执行完毕后，绝大多数人希望改过自新、回归社会，像正常人一样学习和工作。但是，在我国，未成年人被定罪后，其犯罪污点将永远记录在档案中，而这势必影响到未成年人的升学、就业、参军等，会严重损害其作为一个正常人应当享有的合法权利。也正是因为由于其犯罪记录有可能招致的社会冷漠和歧视，有些未成年人在刑满释放后，重新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3犯罪记录封存弱化未成年犯罪人的“标签”心理，使其重拾生活的勇气和信心，更好地回归社会、防止再犯以及就业、升学和促进家庭等亲属关系和睦等方面均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检察机关创新社会管理，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路径选择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并不直接承担社会管理责任，但在新《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当事人合法权益特别关注的法律语境下，检察机关应积极应对，立足本职适度延伸职能，通过创新社会管理，将新《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落到实处。

（一）立足检察本职多维度保护未成年人

1．设立未成年人检察科，实现从专人办理到专门部门办理的转变。设立独立的科室，有以下几点优势：首先在制度上、机构上可以保障未成年专门的办案机制，实现办案人员的专门化、办案机制的专业化以及工作流程的规范化。其次可以促进检察部门对未成年人案件的专门化研究，更好地发现办理案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找寻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新的办理机制以及探索教育、挽救、保护未成年人的新方法，从而有利于提升办案效果。再次在检察机关内部设置专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部门可以与法院的少年法庭形成程序上的对接。因此，各个检察机关应以这次新《刑3 陈光中、汪海燕：《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与未成年人诉讼权利的保障》，载《中国司法》2007年第11期 P33。

事诉讼法》的出台为契机，全面设立未检科。

2．健全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这意味着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要综合考虑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以及是否属于初犯,归案后是否悔罪,成长经历、一贯表现和监护教育条件等多重因素。新《刑事诉讼法》虽规定了可以进行调查，却没有明确调查主体以及调查结果的体现形式，这将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不统一。社会调查报告是被法律明确认可并得到实践部门广泛认同的品格证据形式。在构建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之中，已经成为量刑程序改革所需要确立的基本程序框架5这一环境下，未成年社会调查报告在量刑上起到的作用尤为突出。笔者所在的检察院对近三年在审查逮捕和起诉的200余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均作了相关的社会调查报告，通过掌握其个人及家庭情况以及评价其人身危险性，提高了审查逮捕和量刑建议适用的准确性，实现了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优先保护。但在司法实践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社会调查报告应包括的主要内容以及对定罪量刑影响程度不确定，二是社会调查报告在公检法家共享方式的不明确导致做出的社会调查结论在各自系统内适用，未共享共用。这不仅造成了司法资源的浪费，同时也使得公检法三机关各自作出的社会调查结论的公正性遭到质疑。因此在新《刑事诉讼法》即将实施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应积极发挥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能动性，与公安、法院三家共同就社会调查报告的主体、内容、格式等进行统一。

3．合理界定附条件不起诉的案件范围。新《刑事诉讼法》对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作出专门规定，这标志着附条件不起诉的基本制度架构已经形成。但仔细分析会发现 “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本身就缺乏可操作性。在每个检察院的公诉科，不同的主诉检察官，有不同的风格，同样的案件，可能会出现有的主诉检察官认为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需要提交科室讨论做附条件不起诉，有的会认为要判处一年以上有期徒刑，直接起诉，如果没有一个相对统一的标准，附条件不起诉就会出现随意性。法院有自己的量刑指导意见，检察机关目前没有自己的指导意见，检察官在遇到具体的案子时应如何判断，是根据法院的量刑指导意见还是根据类似案件的判例？在新《刑事诉讼法》没有正式实施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没有出台之前，各个地区的检察院可以就2010年至2012年的未成年人案件进行统计论证，将被判处一年左右有期徒刑7的未成年被告人的罪名、量刑情节以及判处的刑罚一一统计，最后形成一个在本地区可以参考的数据库，使检察官在办理案件时有依据参照，再辅以参考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这样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案件的范围能得到比较合理的界定。6

4（二）延伸检察职能积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与再犯罪

立足检察本职，是落实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任务。但是，有些有利于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制度虽然新《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检察机关也可以有所作为。

1．预防未成年犯罪。检察机关可以通过以下两个方面积极参与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管理创新中。第一，全方位开展青少年法制宣传。首先可以展开对重点未成年人群的宣传。针对未成年的在校学生，检察机关可以通过与学校签订检校共建协议，建立法制教育联系点。通过不定期地进入学校开展各类形式的专题讲座，结合具体案例对在校学生进行法制教育。其次，可以针对重点区域进行宣传。很多失学未成年人由于极易受社会不良分子的影响，容易诱发成为未成年人犯罪分子。检察机关一方面可以通过街头设点宣传或采用多媒体展示的方式，对失学未成年4 邵劭：《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品格证据之梳理与适用》，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2年第1期，第92页。陈瑞华：《论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中国量刑程序的理论解读》，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1年第2期，第2页。6经中央批准，最高人民法院决定，从2010年10月1日起，全国法院全面推行量刑规范化改革，试行《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属于指导性文件。7因不同地区，不同法官的量刑存在差异，故在此没有明确具体的量刑点，而是以“一年左右有期徒刑”的幅度来代替。笔者以为，即使不同地区有差异，也应以两个月差距为宜。

人进行正确的引导和教育；另一方面通过与有关职能部门加强联系，利用现代传媒增加法制宣传的受众的覆盖面。第二，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由于疏于监管，不良网络环境诱发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呈高发态势。检察人员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协助文化监管部门净化网吧环境。一是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上网情况的调查程序作为必要程序，承办人在办案同时调查未成年人是否具有经常出入互联网经营场所的情形，认真登记黑网吧经营场所的名称、地址以及未成年人出入该场所的方式、频率等各种信息，形成“网吧黑名单”。二是定期向文化执法部门通报“网吧黑名单”信息，督促有关部门及时予以取缔“黑网吧”。

2．防止失足少年再犯罪。对于一些没有被执行刑罚的未成年人，如果没有及时的监管和引导，极易诱发再犯罪。针对这一情况，检察机关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完善社区矫正的工作机制。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全新的刑罚执行方式，蕴涵着刑罚的惩罚性和恢复性双重价值。2012年1月制定并实施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使社区矫正工作“无法可依”到 “有法可依”。为此检察机关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着手，做到监督到位但不越位，完善适应轻缓刑事政策要求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体系：一方面，加强信息化建设，建立社区矫正监督管理信息化制度。可考虑开发社区矫正管理软件实现全面联网，或者通过专门的社区矫正网站查阅全部社区矫正对象的资料和管理档案，查询和跟踪社区矫正对象的行踪，实现社区矫正监督管理的信息化。另一方面，拓宽检察机关履行职责的方式，除了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书以外，还可以通过行使职务犯罪立案侦查权，加强非社区矫正的监督。8第二，健全社会帮教机制。新《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有着“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不诉”的原则，同时明确规定在附条件不起诉的考验期内由人民检察院对被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监督考察。但是对于不捕不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怎样进行管理，才能使得他们重新回归社会？检察机关对于以不捕、不诉方式进行非犯罪化处理的未成年人，应协调相关职能部门和单位，为不捕不诉的未成年人提供就学、就业的机会，真正帮助其回归社会，达到教育挽救的目的。对于符合帮教条件的未成年人，应当启动与帮教共建单位的帮教程序、定期进行回访制度。

四、结语

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和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始终是全社会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推卸的责任。国际社会已经达成共识并有所行动，我国在新《刑事诉讼法》设专章初步构建我国少年司法体系，履行相关国际公约，实现了在少年司法领域的国际接轨。“徒法不足以自行”，少年司法领域还需要检察机关在工作的新途径和新方法进行创新，摒弃不合时宜的工作机制，给予未成年人人权的最大保护，体现出社会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最大的宽容度，使之较好地融入社会、重新迎接新的生活。

评语：本文以新《刑事诉讼法》为切入点，以少年司法制度作为论证基础，提出检察机关在未成年人保护领域进行社会管理创新应遵行依法参与、关联参与及有限参与原则。明确检察机关应立足本职、延伸职能进行社会管理创新，率先提出由各地区检察院通过统计论证形成一个在不同地区可以参考的数据库，从而合理界定附条件不起诉的案件范围。王峰、孙振江：《完善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几点建议》，载《人民检察》2010年第15期，第74页。

第五篇：如何通过认知论管理自我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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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学习本课程，你将能够： ● 了解认知论的概念和作用； ● 了解认知论的六个衍生理论；

● 了解不同人面对同一事件时表现不同的原因； ● 学会初步调解自我情绪的方法。

如何通过认知论管理自我情绪

情绪管理包含许多重要的理论，其中最基础的理论是认知论。

一、什么是认知论

认知论最早是由美国的心理学家艾利斯提出的。通俗地讲，认知论的核心思想是：人的情绪是由人的认知方式决定的。模式是：

A（外部刺激）→B（评价方式）→C（情绪）

由此可见，人的情绪不是由外部刺激直接形成的，而有一个过渡的过程，也就是人们评价事物的方式。也就是说，面对同样一件事，不同的人看问题的方式不同，就会造成完全不同的情绪反应。

比如，同样面对失恋，有的人会痛不欲生，甚至选择自杀，有的人难过几天就释怀了。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差异，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人们在意识、潜意识层面对爱情的看法是不同的，有的人认为爱情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有的人却将爱情视为一场游戏。

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到，一个人对爱情的看法不同会造成完全不同的情绪反应，因此，要想调整自己的情绪，就需要从意识层面到潜意识层面调整自己的认知。这时需要注意一点，意识层面的认知比较容易调整，潜意识层面则不然。譬如在失恋后，很多人觉得可以接受，但仍然觉得非常难受，就是因为在潜意识层面没有及时调整过来。

【案例】

同一事件的两种反应

高速公路汽车追尾造成交通堵塞，结果导致两个人没能及时赶到飞机场，错过了自己的航班。

这两个人对这件事的情绪反应截然相反。一个人非常懊恼，心想：如果我能早点出发，不就能赶上飞机了吗？另一个人却喜滋滋的，心想：幸亏我出发得晚，否则那些追尾相撞的车子里，可能就有我的车了！

面对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看法差异是非常大的，这就是认知论的力量。

二、学习“认知论”改变自我情绪 1.多说“我气死我了”

由于每个人对待同一件事的看法不同，认知心理学认为人生气不是由外部刺激形成的，反而与自己的观念有着莫大的关系。因此，与“你气死我了”相比，“我气死我了”更加准确。概括为四句话就是：

我生气主要是我的观念引起的，我生气主要不是外部环境引起的，我以后一定要少说“你气死我了”，我知道主要是“我自己气死我了”。

想要随时随地管理自己的情绪，不妨把这四句话打印三份，床头贴一份，卫生间贴一份，办公桌贴一份，看到后就默念一次，空闲的时候默默体会，这样坚持半年，个人情绪就会有很大的改观。如果能够把这样的观念导入企业文化里，员工之间的扯皮现象就会空前减少，团队精神则会大幅增强。

2.寻找积极的一面 员工在工作中受到领导批评后，有的人气到晚上失眠，有的人却反应很淡，这都与个体的认知有关。这时应该如何调节心态和情绪呢？

人们的反应不同，是因为对批评的看法不同，因此这时人们应该想： 首先，批评是一种变相的激励，能够促使人们进步；

其次，批评意味着工作的安全性，因为领导如果想要开除一名员工，就不会大费周章、浪费时间去批评他；

再次，对于干部而言，“批评多”是受重用的特征，正所谓“多做多错”，做的事越多、管理的范围越大就越容易受到批评；

最后，直截了当的批评说明关系亲近，批评越多的人往往越受到领导的信任、重用和亲近。

因此，受到批评并非绝对是坏事。3.认识到认知与客观因素的关系 人的认知也会受到客观因素的影响，从而改变一个人的情绪。比如，某专门为企业高层管理者开办的学习班采用了幼儿化的管理方法，上课的地点在幼儿园，设施都是儿童的规模，上课要举手、要唱儿歌，放学后要家长来接。因为孩子的创新能力普遍比成人强，在受到儿童化的调试之后，四五十岁的管理者的创新力得到了显著提升，很多平时无法解决的问题都得以解决，工作压力得以缓解，情绪也更加良好了。这个班级最终达到了提高创新和解决情绪压力的目的。

三、认知论的六大衍生理论

认知论的衍生理论有六个，分别是：对错程度论、社会标签论、视角大小论、攀比论、风险放大论、他人评价重视程度论。

1.对错程度论 对错程度论的定义

对错程度论，即对错观念清楚程度越高，人就越痛苦。凡事都要讲究对错的人往往活得十分痛苦，对错观程度低（即思维弹性更高）的人则更幸福。

心理学的经典论述是：人与人之间的事情只有大是大非，没有小是小非，小事情没有约定俗成的对错标准。工作中讲对错是可以的，但是把工作中的对错观任意扩大到私人领域，或者人际交往的领域，就会给自己带来巨大的痛苦。

对错程度论的核心 对错程度论的核心要点是：一个人想要生活幸福，就要降低自己的对错观念。

比如，在日常生活当中，夫妻吵架是很常见的事情，而幸福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吵架过程中“热衷于讲道理”的程度。有的人喜欢在吵架中讲道理，热水瓶放在哪里要讲道理，装修刷什么颜色的漆要讲道理，甚至到哪里旅游、坐什么车也要讲道理，这样的人往往最痛苦。而能够赞许对方的决定的人，则往往比较幸福。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大事的对错观也在发生变化。譬如，在五十年前，是否忠于毛主席是一个非常大的对错问题，每个人吃饭前都要高呼“毛主席万岁”，现在如果有人这样做，就会受到别人异样的目光洗礼了。再例如，原来人们都认同计划经济的优越性，现在如果再主张全面恢复计划经济，就会贻笑大方了。

由此可见，历史上所谓的“大是大非问题”的标准都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所以每个人都应该在生活和人际交往中提高自己的思维弹性、降低自己的对错观，这样才能使自己的生活更加幸福。

对错程度容易偏高的人群

部分理工科背景的人员。部分理工科背景的人的对错观程度往往容易偏高，因为这些人搞学术研究的时候必须得出准确答案，对事物的判断永远是非对即错，一旦他们把这个观念扩展到私人生活中，就可能导致很严重的后果。

部分财务背景的人员。他们容易把财务工作观念扩展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造成对错观程度偏高。例如，财务人员总是把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流程都细化到每分每秒，譬如几点到几点吃西餐，几点到几点看歌剧，一个月以后要去干什么„„不允许出现丝毫误差。这种强烈的对错观往往会招致爱人的反感，影响婚姻质量。

部分独生子女。独生子女备受父母和长辈的宠爱，因此有些人习惯了获得，在与人交往时特别爱讲道理，任何事情都要分清对错，导致恋爱时分手率高，工作时跳槽率也高。

操作方法

降低对错观。说到底，部分工作中对错程度高是正确的，但把这种对错观泛滥到生活里就不妥了。因此必须牢记：人与人之间的事情只有大是大非，没有小是小非，小事情没有约定成俗的对错标准，只有降低自己的对错观，才能改善自己的心理状态。

消除“执意追求公平”的负面思维。公平是很主观的东西，世界上没有脱离人的主观存在的客观公平，也根本不存在人人认可的公平。因此，追求公平是一种很荒谬的想法，意味着和自己做对。如果一个人总是觉得他人对自己不公平，想要追求真正的公平，则很容易出现心理问题。

2.社会标签论

社会标签论的定义

社会通过一个人的亲朋好友、同学、邻居、电视、电台、报刊、杂志，无时无刻不在给个体贴标签，这些“标签”指的是一个人生活状态的好坏，个体为了迎合这些社会标签，就会产生心理扭曲、人格扭曲，进而形成痛苦的心态。

潜移默化的广告

社会给人贴标签时有一种人们无法察觉的途径，就是广告，但广告贴的往往是一种负面标签。为了把产品卖出去，绝大多数厂家在广告都会制造一种高于生活实际的、虚假的生活模式，力图暗示每一个看到广告的人：你目前的生活状态很糟糕，只有买了我的产品，你的生活才会步入正轨。

例如，在一个售价为十几万、二十万的中档车的广告中，一名30岁左右的年轻白领架着斯文的金边眼镜，开着一辆价值十七八万的轿车在沙漠边缘飞驰而过，之后由旁白报出这款中档车的品牌，暗示观众：如果你已经二十七八岁，如果你是一位白领精英，如果你还没有这样一辆车，你就是过着不正常的生活。于是观众们就产生了痛苦。也许在看这条广告之前，没有座驾的白领会因为攀比而感到难受，但由于没有受到如此强烈的暗示，难受没有达到非常高的程度。然而看到这条广告之后，很多20多岁还没有车或只有价值10万左右档次的车的人就会觉得抑郁、痛苦。

对女人而言，时尚类杂志引发的问题更为明显。据统计表明，连续一年坚持每天阅读时尚类杂志超过一小时的女孩子，得抑郁症的比例是正常人群的好几倍。说到底，时尚杂志传递和塑造的是一种典型的跟实际生活脱钩的虚假生活方式，这种看似简单的社会标签，实际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社会标签是痛苦之源

即使是研究管理心理学出身的人，也很容易掉进社会标签的陷阱。

【案例】

私家车的变迁史

鞠强年轻时曾在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当老师，那时他还没有私家车。随着知名度增大、社会地位提高，周围不少人都对他说：“鞠老师，你怎么能没有私家车呢？像你这样的人，怎么也得有私家车吧！”由于周围舆论的鼓励，鞠强便去挑选了一辆黑色的普桑，这时上海财经大学还没有别的私家车，别人都觉得鞠老师生活得很幸福。

过了若干年，购买私家车的人渐渐多了起来，鞠强的普桑就不乍眼了，这时周围人又说：“你怎么能坐这种车呢，一辆普桑而已？怎么也得弄个别克吧！”于是鞠强又把普桑卖了，花30万买了一辆黑色的别克，别人又觉得鞠老师生活得很幸福。

又过了若干年，周围又有人说：“鞠老师，你怎么能坐别克呢，像你这样的人，怎么也得坐奥迪A6！”于是鞠强又花60万买了一辆奥迪A6。过不多久，人们又来劝他换奔驰。鞠强想：再过几年，会不会有人让自己换一架直升飞机呢？

案例中鞠强的购车过程就是典型的被社会标签牵着跑的例子。事实上，许多人都在为社会标签而活，因社会标签而忙碌，管理阶层的人更是如此。例如，有人买了一辆老式奔驰，这两车外形很好看，但驾驶座的位置很矮，坐进去很不舒服，但考虑到能够吸引很多人的目光，这个人就拼命地弯下腰开车，最终患上了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这个人就是在为社会标签而活，一旦陷入这些标签里，事实上就是在追求虚无飘渺的东西，因此我们要深刻理解到社会标签是痛苦之源，要以批判的眼光看待各类非必需品广告，减少内心纠结程度，使自己的心理状态更加稳定。

3.视角大小论

视角大小论的定义

视角的大小会影响人的情绪，视角越大，痛苦越少，视角越小，痛苦越多。也就是说，当一个人视角非常小的时候，生活中的任何小事都会变成大事；一个人的视角足够大的话，生活中的大事也就变成了小事。例如，在现实生活中，家庭主妇们往往烦恼很多，就是视角太小的缘故；哲学家的烦恼比较少，就是因为他们的视角纵横几万里、上下几千年，生活中发生的事在他们眼中也就都成了小事。

视角大小论建议人们：放大视角，就可以放宽心胸。人的视角大了以后，生活中的大痛苦就会变成小痛苦，小痛苦则会烟消云散，不快乐的事会变成快乐的事，小快乐也会变成大快乐。总体而言，一个人的视角大了以后，情绪就会全面向正面推进。

改变视角大小的方法 爬爬高山。据统计，住在高山里的少数民族的快乐指数往往比山底下的民族要高。正是因为高山在无形中能够把人们的视角拉大，以此影响人们的心理状态，使生活中的事情都变成小事，人也就不容易产生烦恼了。与此相对，住在市中心小房子里的人烦恼总是特别多，就是因为视角小，很容易注意精细的东西，从而导致心理上的问题。因此，我们可以选择爬爬高山，改变自己的视角，转换自己的心情。

看看大海。大海非常开阔，能够给人造成很好的心理暗示，因此海边的人的心态往往比较乐观。

扫扫坟墓。扫扫坟墓，特别是名人的坟墓，人们的思维会纵贯古今，会迫使自己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从而就容易想通很多平时无法想通的东西。无论是功名利禄，还是人际关系，鸡毛蒜皮的小事摆到历史的长河中，就都变成了微不足道的小事。

要点提示

改变视角大小的方法： ① 爬爬高山； ② 看看大海； ③ 扫扫坟墓； ④ 想想人生； ⑤ 学学历史； ⑥ 翻翻哲学； ⑦ 请写大字。

想想人生。我们要学会从人生的角度思考问题。当人的年龄一点点增加时，回望年轻时的烦恼，就会觉得天真可笑，很多担心都是多余的。因此如果今天有了烦恼，不妨把视角调到二十年之后，也许就会觉得烦恼变成了小事一桩。另一种方法是假定今天是人生中的最后一天，调稳情绪，深呼吸几次，回忆自己的人生，此刻就会发现，工资问题、级别问题、人际关系问题通通都会烟消云散。

学学历史。历史可以使人通达，把人的视角拉大。

【案例】

让他三尺又何妨

清朝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礼部尚书张英在京做官。张家世居桐城，其府第与吴家的宅院为邻，两家中间有一块隶属张家的隙地，向来作为过往通道。后来吴氏建房子时，想越界占用两家之间的公共隙地，但这势必影响张英家人的正常出行，张家不服，双方发生纠纷，告到县衙。

一方是朝中有人，一方是当地富甲，县衙一时无法决断，于是张家写信给京城的张英，企求以势压人。结果官至礼部尚书的张英回了一封家书，却只有四句话：“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张家读罢，顿生惭色，于是让吴家三尺。吴家见状，感慨至深，也让张家三尺，两家房屋中间遂留下一条六尺巷。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张英这首诗最大的特点就在于拉大了人的视角，从区区一堵墙，拉大到“万里长城”，连修筑万里长城的秦始皇都泯灭于历史长河中，区区的三尺地又何必相争呢？由此可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一堵墙的纠纷其实非常渺小，一旦认清这个事实，人们就不会再耿耿于怀了。

翻翻哲学。大部分哲学探究的都是世界的本源，视角非常宏大，多翻哲学可以使人心胸开阔，避免钻进牛角尖。

请写大字。写字是潜意识的投射过程，人们往往无法觉察。统计学研究发现，字写得偏小的人比较容易斤斤计较，情绪波动也很大。假如一个人写字时左边一点空白都不留，这个人的通常表现就是比较抠门，跟这种人合作就可能比较麻烦。

潜意识能够从一个人的行为举止中表现出来，行为举止反过来又会影响潜意识。所以我建议：平时写字写得比较小的人，逐渐把字放大来写，养成习惯以后，就会发现自己的视角也渐渐拉大了。

要点提示

认识论的六大衍生理论：

① 对错程度论：对错观念清楚程度越高，人就越痛苦。② 社会标签论：社会无时无刻的在往个体上贴标签。③ 视角大小论：视角的大小会影响人的情绪。④ 攀比论：攀比常常会造成很大的痛苦。

⑤ 风险放大论：绝大多数人倾向于把风险放大。

⑥ 他人评价重视程度论：应适度重视别人的评价和看法。

4.攀比论

攀比是单因素或少因素的比较

攀比常常会造成很大的痛苦，因为攀比普遍都有一个特点：是单因素或少因素的比较。在攀比中，每个人都拿自己最有利的因素跟别人最不利的因素相比，学历高的人谈学历，工龄长的人谈工龄，级别高的人谈级别，但是最后往往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吃了亏，别人占了便宜。

大量统计数字显示，一个人只有在穷困的时候，金钱的多少才和幸福指数成正比，而其他情况下幸福指数则与人的修养有关。人的收入跟很多因素有关，包括学历、工作内容、劳动效果、劳动效率，这是一个多元化的问题，而人们在攀比时只会抓住一点，忽略其他。

例如，有两个商厦营业员，一个是初中学历，一个是大学学历。出众学历的营业员每个月领两次工资，月初领基本工资一千元，月中领销售提成约几百元，大学生营业员每个月固定工资3000元。在攀比中，两个人都很痛苦。营业员不谈自己的劣势——学历问题，只看到两个人的工作内容相同，自己拼死拼活却最多只能拿1900元，而他每个月却能拿3000元。大学生则认为两人都是公司员工，别人既有基本工资又有考核工资，为何自己销售额是零？

攀比要适度 喜欢攀比不是问题，但是需要注意“度”。轻度攀比可以提高人的工作动力，促使人进步，是有益的；过分、重度的攀比则会起到反作用，不仅可能影响情绪和生活质量，甚至可能使人长期生活在痛苦当中。

5.风险放大论 风险放大论认为，绝大多数人都倾向于把风险放大，表现为做负面连续联想。这是因为人的心理活动有一个规律，未来情况不明的时候比较容易往坏处想。例如，被领导批评后，有人就会想到会不会被开除，被开除后找不到工作怎么办，找不到工作老婆跟我离婚怎么办„„这些就是负面联想，是将风险放得太大的表现。

其实，这一环接一环中，每一件事情成立的概率都是非常小的，一起发生的概率更是微乎其微，根本不用担心。你不妨试着回忆曾经担忧过的事情，可以发现其实很少有事情兑现了。

6.他人评价重视程度论 攀比与幸福指数呈抛物线的关系，同样的，一个人对他人评价的重视程度跟幸福指数也呈抛物线的关系。一个人如果能够适度重视别人的评价和看法，就会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如果太不重视别人的评价和看法，就会百无顾忌，没有道德观、廉耻观，生活质量就会下降。

攀比的程度过高会给生活带来反面影响，同样，重视别人的评价程度过高也会起到反面作用。尤其是管理阶层的人，过于重视别人的评价很可能造成心理失衡。

人言可畏，任何人都难堵悠悠之口，也没有人能按照别人的评价随时随地调控自己的行为。因此，最好的调整方法是将别人的评价写下来，写得多了之后，人不但会从意识层面调整自己，也会从潜意识层面进行调整。例如，美国有的地方政府规定，轻罪犯人可以通过书写进行改造。如果偷了东西，那么就应当写“他人的东西不能拿”，写满一百万遍就可以释放了。而事后跟踪报告显示，这些犯人的重复犯罪率明显下降。这就是认知对心灵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