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腐败的社会后果

第一篇：司法腐败的社会后果

司法腐败的社会后果

安立志

北宋末年，山东似乎还有着良好的自然生态。即以老虎为例，不仅武松在鲁西南的阳谷县打死一只老虎，李逵在鲁中山区的沂水县还消灭过一个老虎家庭。本文说的是解氏兄弟在胶东半岛登州（即今之烟台）城外打虎的故事。

《水浒传》第四十九回开头有一阕《西江月》：“忠义立身之本，奸邪坏国之端。狼心狗幸滥居官，致使英雄扼腕。夺虎机谋可恶，劫牢计策堪观。登州城郭痛悲酸，顷刻横尸遍满。”这首词虽然在艺术并非佳品，但却极其凝练地概括了一起重大案件。

解珍、解宝兄弟二人根据政府指令在登州城外的山上设下圈套，捕得一只为害百姓的斑斓猛虎。不想这只虎带着药箭落入本地财主毛太公的后院。毛太公为了侵吞这只老虎（书中称为“大虫”），蓄意陷害解氏兄弟。本来这是一起十分简单的民事案子，由于“狼心狗幸滥居官”，竟然导致以登州兵马提辖孙立为首的官员、百姓上百人暴力劫狱并反上梁山的重大政治事件。

这起事件演变到如此地步，始作俑者是毛太公的女婿王正。这个登州府里的“六案孔目”，至多相当于烟台市政府的中层干部。为使老丈人的贪欲得逞，他不仅禀报了登州府主要领导同志并得到恩准，而且买通了负责政法工作的包节级。一切都摆平了，于是给解氏兄弟捏造了“混赖大虫，各执钢叉，抢掳财物”的罪名，为免后患而决定将解氏兄弟斩草除根。

我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梁山众人并非真正的农民起义，108人几乎没有农民，而只有以打鱼为生的阮氏兄弟和以打猎为生的解氏兄弟接近于劳动人民。且不论皇上如何昏庸，奸臣如何当道，但就《水浒传》描写的情节看，北宋的各级地方政权早已不掌握在“清官廉吏”手中。正因为公权力的普遍腐败，底层民众的生存空间才会日益逼仄，或者动辄得咎，或者祸从天降。在行政、司法一体的封建体制之下，司法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最终沦陷，更使得民众叫天不应、呼地不灵，走投无路的人们，只好啸聚山林，落草为寇，而这就是《水浒传》给出的官逼民反的基本逻辑。解氏兄弟的遭遇只是继林冲、武松之后的又一案例。

由解氏兄弟这一案件所诠释的北宋地方政府的司法腐败有何启示呢？一是“土豪劣绅”劫掠百姓往往有着官方背景。如同今世的强拆一样，只有公权力的介入（或隐在背后），才会对民众权益构成深层次和大面积的侵害。毛太公意欲侵吞解氏兄弟的猎获物，不过是倚仗他的女婿在州里吃着官饭，手里握有公权力。有所仗势才敢为非作歹。二是官府本身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王正的职务是“六案孔目”，何谓“六案”？指的是吏、户、礼、兵、刑、工六个系统。今天与之对应的部委厅局，虽然分工更为细密，名目更为繁多，但其本质都是官僚机构的组成部分。这些机构在履行职责时，虽然形同“一袋土豆”，但在利益格局上却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在本案中，只为贪占老虎这样一件民事纠纷，登州府主要领导同志竟然与司法人员沆瀣一气，共同作恶。在这里，哪有什么“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官场逻辑？三是司法人员的残民以逞。作为司法人员的包节级，一方面收受毛家的贿赂，一方面接受王孔目的请托。为此案件，知府大人是否主动关照或者被动默许，书中没说，恐怕也是包节级毫无顾忌的内在原因。在这样的内外条件之下，什么是非、什么善恶、什么罪与非罪，在好处与利益面前统统失去了标准与绳墨。

在此情况下，解氏兄弟盼不来死刑审核的程序保障，也盼不来《十五贯》里况钟知府的惊世朱笔，他的结局已经确定，只会被包节级、王孔目害死在狱中。幸亏解氏兄弟在登州还有着诸多的社会关系。在中国，无论古代还是现代，打官司，打的不是法律，而是关系。于是就有了乐和的传递信息，顾大嫂伉俪的密谋劫狱，邹渊邹润的鼎力相助，孙立将军的无奈支持。一桩普通的民事纠纷，因为财主的贪婪、司法的腐败，竟然引发了登州官方与民间的一场政治地震。事件是如何了结的呢？包节级、王孔目死于非命，毛太公一家惨遭灭门，登州监狱的司法人员尸横遍野。照常规，登州知府大人的官位断难保住。

由此可见，司法腐败并不单纯，它所破坏的不仅是公权力本身的权威与形象，更为严重的是它直接破坏了民众对公权力的信任与信心。如果民众对公权力的信任与信心尚未丧失净尽，那么通过改革与改良或许还可弥补与挽救；如果民众对于公权力的信任与信心丧失殆尽，抛弃、推翻这样的公权力就会成为必然选择，而其路径只会是造反、起义或革命。这已为无数的历史事实所证明。从这个意义来讲，导致司法腐败的相关官员，对于一个政权的危害，实在是比外敌的入侵更为直接、更为可怕、更具根本性。

第二篇：司法腐败

2006-11-30

关于司法腐败现象透视及对策

——武汉市汉南区地方人大研究会会长 吴大新

一些司法部门和司法人员中确实存在着司法不公、司法腐败问题。它是怎样产生的？如何加以治理?笔者谈点一孔之见。

司法腐败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它的产生既有社会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也有现时的经济因素和体制因素。具体地讲：

一、司法权力本质上不属于社会资源的范畴，但它可能成为一种用来交换的社会资源。司法权力又称为国家最后的权力，这种权力具有权威性、排它性、强制性，其设置的本意是用于管理国家和社会，本质上是为公众服务的，不属于社会资源的范畴。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竞争原则、效益原则等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对司法权力主体的思想观念也构成了巨大的冲击。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对某些国家司法机关公职人员产生了极大的诱惑力，于是，少数司法权力主体便将人民赋予的司法权力作为商品交换的资本，直接或间接地利用司法权力谋取私利和小团体利益。这种情况下，司法权力就异化为可以交换的社会资源，司法权力主体由执法者异化为卖法卖权，进行权钱、权色交易的经营者。

二、司法权力“人命关天”，存在着强劲的买方市场和便捷的交换渠道。司法权力的运用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切身利益，权力主体有权以国家的名义，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生命权、人身自由权，也可以调整当事人之间的人身和财产等民事法律关系。可谓“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因此，当事人出于自身利害关系的需要，总是希望司法人员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裁决。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不少当事人通过各种渠道和关系，直接或间接拉拢和腐蚀司法人员，于是部分意志不坚定的司法人员抵挡不住金、钱、美色等诱惑而贪赃枉法、徇私舞弊，也有极少数司法人员主动索贿、卖权卖法。

三、．司法权力的交换价值大于自身劳动力价格，存在着一定的“剪刀差”。目前我国公务员实行低工资制，司法人员除了享受国家规定的工资补贴外，没有其他额外收入，即使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司法人员年工资收入也在一万多元这个水平。这与案件中部分厂长、经理和个体大老板及律师的收人相比，形成较大的反差，而且司法权力主体在行使权力时，涉及当事人的经济利益，多则几十万、上百万，甚至上千万上亿。有的案件还涉及当事人的生命权、人身自由权等，当事人更会不惜重金向司法人员行贿，这样权力资本带来的高额利润对权力主体产生巨大的诱惑力，于是少数司法人员为了获得司法权力资本而不择手段，铤而走险。现实生活中，我们不时看到和听到：有的人进入司法机关后又竞争热点部门和热点岗位，其目的并不都是为了工作，有的就是为了获得司法腐败的权力资本。这部分人掌握司法权力后，立即表现出极大的贪婪性，迫不及待地运用司法权力谋取私利。

四、司法权力监控乏力，司法腐败有一定的生存土壤和活动空间。目前由于立法滞后和制度不完善等原因，客观上造成司法人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的人治问题难以根除。于是，有的司法人员随意解释法律，钻法律空子；有的主观臆断，枉法裁判。而对这些现象内外部监督又不够严格有力。公、检、法、司几大机关，虽然内外上下都有监督机制，内部有内设监督机构监督，相互间有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还有人大和上级机关的监督。按理来说，能有效地防止司法腐败。但目前的现状是：内部监督怕痛护短，相互监督怕影响关系，人大和上级机关监督又怕影响独立司法权，挫伤办案人员积极性等，致使监督不到位、不得力。治理司法腐败，确保司法公正，既是人民群众的强烈呼唤，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必然要求。1998年以来，反对司法腐败，深化司法改革，强化司法监督，被提上中

共中央、全国人大的重要议事日程，高法、高检、公安部、司法部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维护司法公正、遏制司法腐败的重要措施。从队伍整顿人手，延伸到改革司法制度、机构等方面，动了真格，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是治理司法腐败，仍旧任重道远，必须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尤其要注意抓好这样几个方面：

一、正视现状，坚定信心，多管齐下，着力提高司法队伍整体素质。

首先，对司法队伍的总体估价，要坚持两分法。既要看到主流——绝大多数政法干警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爱岗敬业，为保障改革、促进发展、维护稳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是完全值得信赖的。但又要看到支流——极少数“害群之马”违法乱纪、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贪赃枉法、欺压百姓、人民群众反映强烈，不清除不足以平民愤。对主流、支流，我们要综合起来看。看到主流，我们才会增强信心；看到支流，我们才会下定决心。只有正确分析现状，才能打好治理司法腐败的总体战。其次，要坚持不懈地抓好司法队伍的教育培训工作。司法腐败，说到底是人的素质问题；而人是可以教育转化的，不能“不教而诛”。各司法机关要针对市场经济条件下队伍建设的新情况、新特点，有的放矢地强化思想政治工作，坚持不懈地进行党性、党风、党纪教育，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公仆意识、法制意识、奉献意识教育，理想宗旨、艰苦奋斗、勤政廉政教育等，通过教育，解决为谁执法、怎样执法等基本问题，争做人民满意政法干警。再次，要加大司法腐败的查处力度。各司法机关对清除司法腐败不能喊在嘴上，写在纸上，停留在会议、文件上，要从已发现的违法纪乱案件人手较真，不要怕家丑外扬，凡是发现滥用司法权力进行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应一律清除出司法队伍，并依法从严追究刑事责任。同时，在经济上也要给以重罚，直至倾家蔼产，身败名裂。要营造一种气氛，司法人员必须公正司法，否则不仅会失去公职，而且要受到比一般国家公职人员更加严厉的惩罚。这样通过增加司法腐败的成本，提高付出的代价，最终使妄图搞司法腐败的人望而怯步，不越雷池半步。

二、突出重点，攻克难点，分步推进，切实抓好司法改革措施落实。

解决司法腐败问题，根本的出路还在于深化司法改革，铲除司法腐败赖以生存的土壤。根据党的十五大关于推进司法改革的总体要求，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先后出台了各自的改革纲要和具体实施意见，在政法系统内外产生了较好的反响思路可谓确定，现在关键是抓好落实。首先，要突出重点。不同的司法机关改革的重点不一样，如法院系统改革着重点主要是：以落实公开审判原则为主要内容，进一步深化审判方式改革；以强化合议庭和法官职责为重点，建立符合审判工作特点和规律的审判管理机制；以加强审判工作为中心，改革法院内设机构，使审判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的力量得到合理配置；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进一步深化法院人事管理制度的改革，建立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好的法官队伍。检察院系统改革着重点主要是：改革检察业务工作机制，突出法律监督的地位和作用；改革检察机关的机构等组织体系，加强检察机关上下级之间的领导关系；改革检察官办案机制，全面建立主诉(办)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人事制度，实行检察官、书记员、司法警察、司法行政人员分类管理，建立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用人机制等。公安系统、司法系统也有各自的侧重点。如果各司法机关偏离这些重点，改革就将失去方向，也极容易流于形式走过场，因此，我们要牢牢把握这些重点来深化司法改革。其次，要攻克难点。司法改革和其他改革一样，也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不可能没有“阵痛”。遇到“阵痛”，各司法机关不能“绕道走”。如政法干警的“进门出门”问题，就需要通过公开招考制度把好“进门关”，通过考核淘汰制度把好“出门关”，彻底改变“进门容易出门难”的状况。不管是谁，一律平等，公开、公正、公平。又如推行错案责任追究制、执法违法责任制，就要做到不论职务高低，一旦认定是错案或违法，就要分清责任，实施责任追究。这样，才能加强政法干警严格执法、秉公办案的责任感和自觉性，预防和减少错案的发生，不断提高办案质量和执法水平，确保宪法和法律法规的正确实施。再次，要注意分步推进。司法改革涉及到司法观念、工作方法、管理机制、司法制度等各个方面，是关系政法工作全局的重要举措。因此在实施改革方案过程中，要坚持从各地实际情况出发，广泛听取各界群众和有关方面的意见，广开言路，择善而从。要立足当前，考虑长远，抓好分步实施。

三、履行职责，加大力度，求真务实，努力增强司法监督实际效果。

司法腐败的产生、蔓延，原因固然很多，但最重要的一条还是司法监督没有到位。我国现行的监督体系不能说不完

备，就司法系统监督而言，有政党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舆论监督，还有各个司法机关系统自身的内部监督。在走向依法治国的今天，人们有理由相信：只要相关的机关、部门和人民群众齐心协力，共同行动起来，履行各自的监督职责，司法腐败就没有藏身之地。这里，特别要提及的是作为最权威的监督体制——人大监督问题。

人大的监督，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法定的权威性、权力制约的有效性。作为权力机关的人大，在国家体制中居于核心地位，其他国家机关由它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就是说，人大同行政、司法机关的关系，不是资本主义的主权制衡所谓鼎立关系，而是决定和执行、监督和被监督、制约和被制约的关系，它有法定的权力和手段能遏制司法腐败问题。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必须切实履行监督职责，加大监督力度，以求真务实的精神，努力提高司法监督的实际效果。首先，要敢于监督，维护法律权威。其次，要善于监督，突出监督重点。再次，要乐于监督，不负人民重托。人大机关从事具体司法监督的人员，更要以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态度，做好基础性工作，处理好每一件人民群众的来信来。同时，要不断加强业务学习，提高监督工作的水平，向时代和人民交出满意的答卷，为治理司法腐败、实现司法公正作出应有的努力。

第三篇：解决司法腐败

正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所阐述：“权力不受监督，必然导致腐败，要防止掌权者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去制约权力。”腐败来源于权力滥用，从司法自身的角度来看，更有针对性的应对方案，还在于进一步加强对于司法权力的制约与监督。

1、积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从法律上保证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国家必须实行由中央政府对司法机关的人财物予以单独立项、单独调配，制定相应的制度，保证司法机关人事安排、办案经费等方面的独立性，以摆脱司法机关对地方财政的依赖关系。当然，司法改革也必须置于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大环境中来进行，脱离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大背景来进行司法改革，只能是一厢情愿，孤掌难鸣。立法、行政、司法是国家的三种政治权力，三机关紧密配合而各有分工，任何一方权力的增势必意味着另两方面权力的减弱，反之亦然。同时，三机关都必然要接受的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在现有体制下会有不同的方式，对各方的侧重也有不同。司法机关的改革，势必影响到党对三者领导方式的变革，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这种情况下，司法改革只有与政治体制改革一同推进，方能从政治和法律等方面同时得到支撑，从而比较好地弥补现行司法体制的漏洞及司法制度的缺陷，最大限度地减少司法腐败的可能性。

2、重视并提高基层审判人员素质，尤其是业务素质。为了使司法权得到正确、合法、及时、有效的行使，司法人员必须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特别是业务素质。要建立严格的任用制，确保司法人员进入时即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

3、加强司法人员的职业保障，提高其社会地位。这可以迫使司法人员在试图用司法权换取个人利益时，慎重考虑其得与失、成本与收益，这是保障司法公正和廉洁的根本所在。实行职业保障的目的在于免除司法官员受免职和调离等的威胁，使其能独立地依据法律进行审判或其他司法工作，确保司法公正与廉洁。

5、建立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机制，公开司法活动。监督是防范腐败、源头治腐最有效的措施。法院可从四个方面完善监督制约机制：一是邀请人大代表协助案件调解，搭建主动接受监督的平台；二是聘请执法监督员，不断完善长效监督机制；三是实行信访听证制度，疏通监督渠道；四是改进院长接待日方式，加强院领导与当事人的沟通，便于当事人对审判或执行结果意见的直接诉说。

6、加大惩处违法违纪的力度，减少司法腐败。司法腐败现象日趋严重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查处不力、治“官”不严。惩治有力，才能增强教育的说服力、制度约束力和监督的威慑力。

吴英案还没有终结，最高人民法院偿在对其死刑核准中，吴英仍有希望活下来，这说明是司法正义尚未窒息,而我们关心的不仅仅在于吴英是否能活下来，我们关心的是司法腐败有多少矫正的可能，还记得两会期间崔永元说：“，对法律失望，再也不打官司了！”若是社会大众都这么想该有多悲哀！

第四篇：司法腐败案例1

美女企业家遭书记强奸笔录泄露之谜

2010年11月15日11:01南方周末黄秀丽 周华蕾我要评论(422)字号：T|T 丽平赶回曲周，发现政府宾馆栏杆、河边电线杆、砖头上，到处贴着整整7页的笔录，上面详细记录着当晚案发的经过，包括强奸的具体行为等极为隐私的细节。

遭县人大代表、乡党委书记强奸；警方立案后迟迟不抓人；强奸询问笔录被人从警方复印出来，满县城散发，并在百度贴吧里四处张贴；一次一次被强迫承认笔录是自己泄露出去的„„这是河北省邯郸市曲周县张丽平（化名）两年半里的遭遇。

张丽平是一个乡村企业家，在曲周县属于“先富起来”的一批人。不过两年半前的一次强奸事件以及强奸笔录被外泄，让长相漂亮的她活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目前，49岁的张丽平已身患抑郁症，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她一直坚持戴墨镜，害怕自己被人认出来。

2010年10月15日，邯郸市丛台区法院作出再审后的一审判决书：被告人邯郸市河南滩乡党委书记石书章被法院宣布无罪。而一年前，法院以强奸罪判处他有期徒刑4年。

“始终有人在阻止这件事的调查。”邯郸市公安系统一名知情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称。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一个简单的强奸案在当地久拖不决，又是谁故意泄露了强奸笔录？

河北邯郸一强奸案询问笔录被四处张贴，受害人两年来苦苦追问。（漫画中国/东方IC/图）

“满大街贴着询问笔录”

在5万人左右的曲周县城，张丽平一家属于较早富裕起来的阶层。她和丈夫在外做生意，开有几家工厂。

2008年3月21日，正值邯郸市召开两会，张丽平在市里催讨欠款时，遇到了石书章。由于生意上的需要，两家一直有往来。据张丽平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石书章约她吃饭后将她灌得晕晕乎乎，强行与她发生了性关系。

之后，张丽平向邯郸市丛台公安分局报案。最初公安接警、调查取证，都很顺利。张丽平回忆说，当时负责此案的王永志办事认真负责，笔录做了一半，王就说：先取证！他担心时间太久，怕影响体液的提取。

一周后，王永志告诉她传唤石书章不来。她隐约感到，案子可能办不下去了。石是曲周本地人，曾任县委办公室副主任，一年多前刚升任河南滩乡党委书记。他还是县人大代表。

3个多月过去，石依然担任着河南滩乡党委书记的职务，“我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用各种办法要挟我撤案。”张丽平说，一次她在外地，石也跟踪而至，令她怀疑自己的手机被监控。

奥运前夕的一天，一个朋友问张丽平：你跟石书章发生什么事了？满大街都贴着公安局的询问笔录呢。

“我脑袋嗡的一下。”张丽平回忆。她赶回曲周，发现政府宾馆栏杆、河边电线杆、砖头上，到处贴着整整7页的笔录，上面详细记录着当晚案发的经过，包括强奸的具体行为等极为隐私的细节。

张丽平和家里人跑了一天，将笔录一份份捡回来，共捡回二十多份。笔录的外泄令张丽平几乎精神失常，无法在曲周立脚。“全县城不知道多少人知道了我这件丢人的事儿。”从此，她只要在曲周出现，总要戴一副大大的墨镜。一旦被人认出来，她感觉“就像被人脱光了衣服”。

更麻烦的是，这份“很黄很暴力”的强奸笔录原文，竟然迅速出现在百度贴吧“曲周吧”里，吸引了许多围观者。张向百度投诉、花钱删帖子，怎么也赶不上帖子的“生长速度”。张17岁的小儿子看到之后，离家出走二十多天。是谁在背后捣鬼？张丽平托人查到发帖IP地址出自曲周县委。此时，石书章仍担任河南滩乡党委书记，未被刑拘。张丽平请求曲周县公安局立案侦查，遭到拒绝。张丽平怀疑是石书章干的。她对记者回忆，事发前不久，石找到她，拿出了一叠材料，说：“我连这个都拿到手了，你要是不撤诉，我就把它扔出去。” 家里也乱套了。78岁的老母亲一句话不说，看着她默默地流泪。在邢台上中专的二儿子拎着一把菜刀，跑到石书章住的怡馨花园家门口，嚷着要杀人。据张向记者回忆，此时石书章依然在跟踪她，以各种方式要挟，要和她谈撤案的事。

而以前认真办案的王永志，态度也有变化。有一天，王叫她去丛台分局，拿出一份撤案申请，说她签了字后儿子就安全了。张丽平说，“那时我已经被那个人逼得精神崩溃，糊里糊涂地签了字。”签完了她就后悔了。

三天后，张丽平到邯郸市公安局和市纪委“告状”，称自己不撤案了

[导读]这份“很黄很暴力”的强奸笔录原文，竟然迅速出现在百度贴吧“曲周吧”里，吸引了许多围观者。

两份截然不同的判决

2009年1月，丛台公安分局终于对石书章采取了强制措施，此时离案发已有8个多月。张丽平认为这源于自己反复上访，给有关部门造成了压力。事实上，邯郸市公安局有人坚持抓石书章。“这是一起挂账督办的案件。”一位接触此案的知情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此案案情简单，当事人陈述、物证、人证都非常明确地指向石涉嫌强奸，公安当即就该抓人。

不过，碍及石的县人大代表身份，不方便抓捕，又顾虑曲周县人大不敢做决议，丛台分局特地将情况反映到邯郸市人大，请求罢免石的人大代表身份。“从道德品行上来讲，最起码他不能当人大代表了。”

罢免人大代表、抓人、提起公诉，2009年年底，丛台区法院一审以强奸罪判处石书章有期徒刑4年。石书章不服上诉，邯郸市中院以事实不清为由发回重审。

今年10月15日，丛台区法院作出再审后的一审判决，判决书态度发生180度大转弯，认定石书章强奸证据不足，石无罪。

判决书显示，丛台法院做出这样的认定源于采信了另外两方面的证据。一是石书章的口供和他的亲属、上下级提供的证词，证词均称石、张二人案发前后都保持着性关系。二是张在邯郸市公安局的撤案申请和在市纪委做的陈述。张丽平的代理律师赵文斌向丛台区检察院提出了抗诉申请。他认为，强奸存在与否，只与当晚发生的事实有关，只需看石的性侵犯行为是否违背张的意志。对此，公诉方原有的证据，包括体液、张反抗时揪下的石的纽扣、宾馆服务员的证词等，已充分证明了石的强奸罪成立。原一审判决是适当的。

而再审时，法院单方面采信的两方面证据只与案发前和案发后有关，与当晚事实无关。另外，石的亲属和上下级与他有利害关系，证词真实性大打折扣；而张在市公安局和市纪委做的陈述是在家人人身安全遭到威胁的情况下做出的，法院却没有认真审查，就草率认定。

“这是领导压力下的判决。”一名了解此案的警察对本报记者说。涉及公安内部人士？

到底是谁泄露了强奸询问笔录？

2008年年底，在石书章被刑拘前，办案民警王永志被停职。邯郸警方向外发布信息，王要对强奸笔录泄露承担直接责任。今年下半年，又有消息传出王已经被逮捕。

张丽平认为笔录不是王泄露出去的。据她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她从县城大街上捡回笔录后，立刻给王打电话试探：“案子的笔录材料有可能到别人手上吗？”“不可能！”王回答很干脆，没有支吾和惊慌。张又问：“那我的材料有没有可能到别人的手上？”王立刻问：“怎么回事？这事儿绝对不可能，笔录保管得很严密。”

本报获取了一份王永志停职前后的录音。在录音里，王称先后有局长马金献、主管刑侦的李姓副局长等4位正副局领导调过卷，还有市纪委的领导也调过卷。在张丽平和五六名丛台公安分局领导会谈的录音里，王永志说：“现在责任都让我扛了，我怎么办啊？”他的声音越来越大：“我知道有多严重，我没有办法，我喝醉了酒闹过，闹得很难堪，把领导都骂了一通„„”

王还表示：“我跟你说你要有证据你就告，不要怕影响到我。我真希望你有证据把他们拿掉，还我一个清白。”

据邯郸市公安局一位知情人士称，事发之后，公安局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案子侦破期间，刑侦笔录属于秘密。“他们分析是公安内部人士搞的，王永志是个替罪羊。”

据悉，市公安局相关人士迅速到丛台分局调查，“感到推不动了，就不再涉入了。”此时，走投无路的张求助于媒体。今年5月，一家北京媒体报道了此事。舆论在邯郸市政法系统掀起了大**。邯郸市公安局纪委成立了三十多人的调查组，邯郸市检察院也抽调各区县检察官成立专案组。

4天后，邯郸市公安局打电话给张，说要解决这个问题。据张回忆，在市委党校的一个招待所，有人拿出了一份书面材料让她签字。材料上面写石书章将笔录给了她，她自己复印散发出去的。上面有五六个人签字证明。“我坚决不签。我把自己被强奸的事往外说，我有病啊？”

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黎光寿向本报记者回忆，当时他在邯郸市采访，张和专案组的人走后3个多小时，他接到张的短信，称心脏病发作，很危险。黎赶到这个招待所，给张送去了速效救心丸和水，看到“她头发凌乱，神色疲惫”。黎光寿和办案人员交涉了三四个小时后，张才被放出来。

不久，邯郸市检察院专案组由邯山区检察院反贪局局长杜保生带队，约见了张丽平。和杜保生合作办过案的人大都认为杜为人较为公正，张丽平起初对他十分信任。录音、录像、取证，一切都很顺利。几天后，她外出做生意，检察院到她家里搜查另外的笔录材料。

被张丽平称作“抄家”的行为发生了两次，都是趁张不在家时行动。张认为检方想将剩下笔录复印件拿走后销毁。此时的张丽平已经对办案机关彻底失去了信任。无论是王永志，还是杜保生，起初给她的印象都不错，“他们是真心想办案的”，然而过了段时间，“事情不对劲儿了”。

给她印象最深的是，她曾将录有石书章威胁她撤案的录音笔交给丛台分局，结果在庭审期间公安机关称录音笔找不到了。另一件事是，市检察院插手不久，几位捡到过笔录材料的证人被检察院反复叫去“聊天”，结果证词全部发生了变化。

目前，强奸笔录泄露一案仍悬在半空。当年的调卷人之一——丛台公安分局局长马金献已经升任邯郸市公安局主管信访的副局长。马是邯郸市永年县人，历任永年、鸡泽、武安等县公安局局长。警察王永志已被逮捕，关于案情具体情况，是否有其他人涉案，杜保生拒绝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

第五篇：孙立平：金融危机的逻辑及其社会后果

孙立平：金融危机的逻辑及其社会后果

提要：目前中国的经济问题是在美国金融危机冲击的背景下发生的，但从根本上来说是一场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转不过去而形成的传统的生产过剩危机。原发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只是引发了正在酝酿中的中国生产过剩危机。因此，美国的问题不一定是中国的问题。中国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更具有传统的生产过剩危机的特点。这是我们分析中国在这次危机中一些重要问题的前提，而对经济危机社会后果的讨论，也必须建立在这样一种前提的基础之上。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表现在实体经济的层面，以及实体经济层面的问题向社会层面的传导。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面临的重要任务是，利用经济危机的机会，真正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为从生活必需品时代顺利转型到耐用消费品时代创造条件；同时进行社会安全网络的建设，形成可以隔绝或减缓经济危机向社会层面传导的过滤机制。

一、金融危机中中国面对的问题是什么？

在面对目前这场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尽管这场金融和经济危机是由美国引起的，但美国的问题不一定是中国的问题，进一步说，即使中国的问题是由美国引起的，美国的问题也不一定是中国的问题。截至目前为止，美国的金融危机并没有对中国的金融产生严重的影响，美国金融危机中的一些核心要素在中国几乎都不存在。中国没有美国那种大面积的房贷断供，没有明显的信贷链条的断裂，没有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倒闭破产，整个金融系统在正常运转。中国股市的大幅度下跌，从时间上看似乎是在美国次贷危机之后，但两者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因为中国股市在2007年10月跌势开始的时候，其时美国的次贷危机尽管已经发生，但其世界性的影响，尤其是对中国的实质性影响还没有发生。危机中“中国的经济问题”反倒是表现在另外的方面。

目前“中国经济问题”的出现，是两个因素交织在一起的产物，换言之，是内因和外因这两个因素共同起作用的产物。我说的这两个因素，外部的当然是指世界金融危机，即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整体下滑，外部需求减少，外部订单减少，出口困难。内部因素我具体指的是，中国正在发生一场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的过程，而这个转型迟迟转不过去。现在就是这两个因素交织在一起了。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转不过去，核心的问题是内需和市场的问题，而金融危机给中国出口造成的困难，恰恰是击在我们的软肋上。这就是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经济问题”的实质。也许更确切地说，是中国本来正在酝酿一场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转不过去而形成的传统的生产过剩危机，恰在此时，由世界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衰退阻断了中国避免这场生产过剩危机的出口，从而引爆了中国的生产过剩危机。明确以上问题的意义是：

第一，中国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更具有传统的生产过剩危机的特点。应当看到，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这场经济危机是一种崭新的经济危机，与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过的传统生产过剩危机是不一样的。比如，在这场危机的原发地美国，危机发生前几乎没有任何生产过剩的迹象，相反倒是“消费过旺”。如果说这次危机中也存在生产过剩因素的话，这种过剩也是在世界经济整体的意义上存在的，是在危机的非原发地存在的（如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美国的“寅吃卯粮”则使这种过剩维持了表面的平衡。就危机原发地美国本身而言，是在金融危机爆发，特别是金融危机转化为经济危机之后，由于信贷紧缩，人们对于未来的预期恶化，才出现了生产过剩的问题（美国大量耐用消费品的消费是建立在信用消费的基础上），而且尽管如此，直到目前这个问题并没有到达一种很严重的程度，并不是其经济危机中的主要问题。而传统的生产过剩危机则不一样。传统的生产过剩危机一开始就是发生在实体经济的环节上，生产过剩是引发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对于生产过剩危机形成的原因，特别是对其“周期性发生”的原因，尽管人们提供了许多不同的解释，但笔者则倾向于认为，生产过剩危机是耐用消费品时代转特有的现象。因为耐用消费品时代打破了生活必需品时代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直接性，扩大了产能的弹性，从而也就强化了生产与消费之间不均衡的风险[1]。中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所面临的问题，与其说同今天的美国相近，不如说同历史上生产过剩危机的情况更相近。第二，原发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只是引发了正在酝酿中的中国生产过剩危机。对于目前中国经济所发生的问题，实际上既可以看作是世界性金融危机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相对独立的危机过程。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中国进入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的过程。但正如此前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发生的过程那样，这个转型是相当艰难的。如果一个社会的生产已经全面转向耐用消费品，而同时该社会还形不成全面消费耐用消费品的条件，生产过剩危机就有可能形成。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的“内需不足，市场疲软”现象，就是这种生产过剩危机的端倪[2]。不过，冷战结束后突然加速的全球化过程，特别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制造业外移过程对“中国制造”的需求，缓解了这个问题。有一种看法认为，如果没有新全球化的影响，中国早在2005年就会进入传统市场经济式的生产过剩危机，新全球化使中国面临的危机得以迟缓，但也在被推迟后以更大的程度出现[3]。而这种危机的发生，可能会取决于许多可能的引爆因素。克拉斯穆尔·佩佐夫在2004年写就的《中国的大萧条》一文中就指出，以下几种情形可能会成为中国萧条的触发点：（1）一场世界范围的货币、银行或者衍生产品危机，（2）美国的一次衰退，（3）扼制通货膨胀的措施，（4）中国失去贸易盈余，还有，（5）一场石油供应危机[4]。当然，这不是说中国目前的经济问题与这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没有关系。但这种关系更多的是一种引爆的关系，或者说是挤压金融泡沫和资产泡沫的过程演变为挤压中国生产过剩的过程[5]。这是我们分析这次危机中一些重要问题的前提，而对经济危机社会后果的讨论，也必须建立在这样一种前提的基础之上。

第三，生产过剩危机将会是我们今后将不时面对的一个问题。改革开放30年中中国的经济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转型期的非常规发展过程。但在30年后的今天，这种非常规发展过程将会逐步转变为一种常规的发展过程。在常规性发展中，有两个问题是必须加以正视的。第一，中国有可能将告别两位数高增长时代[6]，我们也许要习惯一位数的增长。当然，这种变化也许是在若干年之后。第二，生产过剩危机将可能周期性发作。西方发达国家在两次大战之间用了差不多30年的时间才真正完成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其间要解决消费信贷、城市化、中产阶层发育、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等一系列问题，以为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创造条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在这些问题解决之前，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的不时爆发将会是不可避免的。强调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直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有两种误解。一是以为这场金融危机只是一个插曲，插曲总会过去，一旦插曲过去一切又可以回复往常。二是以为就中国本身的发展来说，这次的危机是一个偶然性的事件，而且是由外部因素引起的。这两种误解将会导致我们对今天和将来的一些重大问题做出错误的判断。

二、危机的波浪式推进：危机波与冲击波

就这次金融危机本身来说，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犹如海浪一样，一波接着一波。而且，自2008年10月前后金融危机演变为经济危机之后，金融层面的冲击和实体经济层面的冲击可能会交替而来。不过，这里我们需要更加注意的是，在这场危机原发地美国形成的危机波与对世界经济形成的冲击波并非是一回事。而现在人们对于这两者往往是混为一谈，这可能会导致对一些问题的误判。

作为原发地的美国，这场金融危机至少已经经历了两波，人们现在预测的是，第三波会不会到来，以及何时到来。第一波开始于2007年2月，即通常所说的次贷危机。2007年4月，美国第二大次贷供应商新世纪金融公司宣告破产。继之，美国次贷几乎整个行业崩溃，超过20家次贷供应商或是宣布破产，或是遭受巨额损失，或是寻求被收购。2008年9月7日，美国政府出资2000亿美元接管“两房”。这标志次贷危机达到一个高峰。9月15日，美国第四大投银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破产。同日，美国第三大投行美林公司被美国银行收购。至此，次贷危机已经转化为全面的金融危机。

第二波则始于2008年9月。美国次贷危机加深，金融危机开始向实体经济转移，经济衰退的迹象出现。典型的标志性事件是，美国通过7000亿救市计划以应对经济衰退，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宣布金融危机演变为经济危机，美国三大汽车巨头陷入困境。受金融危机影响，美国汽车制造业和建筑业对钢铁的需求大幅下降，钢铁生产急剧下滑。这个过程发生的非常突然。前9个月，钢铁这个传统产业还似乎充满勃勃生机，生产率和利润都达到创纪录的水平，全行业呈现出近年少见的繁荣景象。然而华尔街金融风暴以及随后接连出现的全球经济放缓和衰退让钢铁工业迅速由颠峰滑落到谷底。美国钢铁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在2008年8月底，美国钢铁产量约为每周210万吨，而到12月底，这一数字已降至每周102万吨。减少了50%[7]。

对于有可能到来的第三波冲击，目前人们还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第三波的金融危机将发生在今年的夏季。不过对于这一波金融危机形成的原因人们还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这一波的冲击将主要来自信用卡危机的冲击，也有人认为会由垃圾债券等因素所导致。就其程度而言，甚至有人认为，这一波可能要比上两波的程度更为猛烈[8]。如果金融危机真的会发生这第三波，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冲击的范围和程度，可能就要重新进行评估。但也有人认为，这一波的金融危机可能不会发生。更乐观的说法是狭义的金融危机已经过去。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是认为，尽管金融危机在延续，但其核心区域已经转到实体经济，而非金融机构[9]。经济评论家叶檀就认为，“金融机构确实面临着信贷违约率上升等风险，但有两大因素可以对冲这一风险。首先，工业贷款与个人信用贷款没有进行疯狂的资产证券化，泡沫与房贷相比，是大巫见小巫；其次，奥巴马可以将剩余的救助资金，直接转向企业与消费者，以印钞隐性豁免债权的方式，直接修补企业与消费者的资产负债表”[10]。对于原发地美国本身金融危机未来的走势，可能还会继续存在争论，但我们更应该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原发地美国本身金融危机的发作及其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与对外部的冲击所产生的影响，并不完全是一回事。而且，我们可以大体看到一个趋势，越是到后来，这种差异就越大；越是到后来，受冲击国家受影响的实际过程，就会愈加取决于其内部的因素。换言之，越是到危机的后期，各个国家所面对的问题就越是受内部逻辑的支配，就越是“自己的问题”。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意义是可以使我们看到，在危机原发地美国要解决的问题，与受冲击的国家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不完全一样的。

我们可以看到，在金融危机第一波冲击中受打击最沉重的，往往是金融体系最脆弱的国家，特别是虚拟经济比重比较大的国家，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冰岛。冰岛是个人口仅32万、国土面积10.3万平方公里的岛国。冰岛曾长期跻身“世界最幸福国家”之列，多次被联合国评为“最宜居国家”，其国民的人均收入也在全球前列。但冰岛也是全球内负债水平最高、虚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截至2008年6月30日，冰岛三大银行的资产规模总计达到1280亿美元，而其2007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仅为193.7亿美元，银行业的资产总值高达该国GDP总值的8倍。同时，其外债超过1383亿美元，以冰岛32万人口计算，这大致相当于每名冰岛公民身负37万美元的债务。在亚洲，首当其冲的则是被称为“亚洲第一倒霉蛋”的韩国。从去年９月底开始，韩国金融市场出现严重恐慌情绪，股市和汇市一路暴跌。但总起来说，在这一波冲击中，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受到的影响较为有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人认为中国甚或亚洲的经济发展已经与欧美等国家脱钩，在金融危机中可以置身事外。但事实证明，当时几乎整个世界都低估了这场金融危机的严重性和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威胁程度。当美国的金融危机演变为经济危机的时候，其对外部的第二次冲击也就开始了。这第二波冲击主要是以影响实体经济的方式展开的。美国的金融危机导致了美国、日本和欧洲相继宣布进入经济衰退过程。美国2008年第三季度的情况显示：作为总需求主要构成部分的消 费支出下降3.1％，GDP负增长0.3％[11]。由于金融紧缩，经济衰退，需求减少，进口大量缩减。在这一波中受打击最大的，无疑是严重依赖对外出口的新兴市场。也正是在这一波中，中国开始明显感受到金融危机的压力。尽管珠三角企业中小企业的倒闭潮发生的时间更早，但整体来说，珠三角和长三角经济情况的恶化主要是发生在这个时期。但尽管如此，中国，包括其他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在这一波中受到的主要还是外部的“冲击”。

但更值得关注的是第三波可能的冲击。尽管目前对在美国是否会发生金融危机波还有不同的看法，但我的看法是，即使原发地美国本身不发生金融危机的第三波，或者由金融危机引起的经济危机不会明显恶化，其危机对外部的第三波冲击也会发生。在这种情况下，第三波冲击也可以看作是前两波冲击在其他国家内部的再次回响，或者是危机在受冲击国家内部的发酵过程。在这一波冲击中受打击最大的，可能将会是内部经济结构问题最大的国家。可以想象的是，在主要发达国家进入经济衰退之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有可能兴起，新兴市场国家内部问题以全球化解决的空间缩小，内部经济结构的问题将会进一步突出出来。如果说在第二波冲击中中国就已经明确意识到不可能独善其身的话，那么，在这一波的冲击中，中国遇到的挑战会更有实质性。事实是，在金融危机发生前，一些过度借贷、盲目扩张和投资的企业就已经存在严重的隐患，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一到来，这些企业就会陷入困境，甚至出现破产、倒闭。比如，2007年以253.5亿元人民币荣登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榜首的张茵拥有的玖龙纸业据传陷于困境，就与其盲目扩张、债务沉重等因素有着直接关系。因此这一时期将是内部结构问题在金融危金冲击下彻底显露的时期。

尤其需要关注的是，在这一波冲击发生的时候，也正是目前各国政府采取的紧急应对措施效果开始显现的时候。这一次金融危机中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各国政府联手对危机进行干预，主要国家政府都出台了大手笔的救市措施。在短期内，这些措施对于防止危机的恶化，无疑会起到明显作用的，如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经济下滑等。但同时必须看到，这些措施中的许多是仓促出台的，在缓一时之急后其某些消极效果会逐步暴露出来；一些措施只是使问题的爆发推后了，或减缓了，而不是解决了，过一段时间，问题还会暴露出来；更重要的是，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都无法从根本上消解金融危机，特别是无法消解实体经济危机。因此可以想见，在一些最初的应对措施潜力释放完毕之后，造成这些危机的那些因素还会浮现出来。甚至目前的一些应对措施，也可能正在埋下未来的隐患。正因为如此，像克鲁格曼这样一些经济学家在提醒，全球经济可能陷入日本式的长期经济低迷期。在一些国家，急风暴雨式的金融危机可能演变为一种慢性病。

危机波与冲击波的差异，会让我们想到一个问题，这次危机最后会不会导致一个令人惊讶的结果，即作为原发地的美国在经济上所受到的实质性损失并不大，甚至会成为最后的赢家，而处在危机边缘的国家，反而成了最大的受害者？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不但对于相关国家的发展，而且对于整个世界格局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三、危机的传导过程及其机制

本次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特别是在金融危机转变为经济危机之后，人们就在不断地探寻这样的问题，危机下一步会怎么发展？危机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金融危机会不会导致上个世纪30年代那样的大萧条？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危机的传导过程及其机制。从理论上来说，完整的危机要经过两步的传导过程。

一个是从金融危机到经济危机的传导。在美国，金融危机肇端于2007年春季，而演变为经济危机则是2008年秋季。也就是说，金融危机演变为经济危机用了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2008年10月3日，美国国会通过7000亿救市方案，说明人们已经意识到金融危机传导到实体经济危机的可能性。11月底，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宣布，金融危机已经演化为经济危机。接着，美国三大汽车巨头宣布濒临破产边缘，更标志这个传导过程的发生。随之而来的，将会是明显的经济衰退过程。

另一个传导则是经济危机向社会危机的传导。金融危机引发社会方面的问题，并最终演变为社会危机，是在金融危机演变为经济危机之后。当然这不是说，在纯粹金融危机的阶段就不会产生社会问题。但在金融危机演变为经济危机之前，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很有限的。正因为如此，在美国国会第一次表决7000亿救市计划的时候，特别是之前，很多人还是把当时的金融危机仅仅看作是华尔街的事情。只有当金融危机演变为经济危机，经济衰退的前景已经明朗的时候，真正的社会危机才会发生。产生两个传导的因素是完全不同的。导致金融危机演变为经济危机的因素，最主要的是金融系统不能正常运作而导致的资金链的断裂。美国三大汽车巨头之所以陷入困境，中国的一些中小企业之所以会破产倒闭，直接的原因之一就是资金链的断裂（需求不足则是背后更深刻的原因）。而导致经济危机演变为社会危机的最直接的因素，则是企业倒闭、裁员所引致的失业问题。正因为如此，失业问题往往成为在经济危机中各国政府要面对的最严峻的问题之一。因为失业意味着相当一部分人失去稳定的收入来源，结果就是贫困、生活无着、社会矛盾等现象的发生。同时，相当一部分人失去稳定的收入来源，也意味着社会中的购买力会进一步下降，需求不足的问题会进一步严重，人们对于前景的预期也会恶化。明确危机的两步传导过程，对于我们深入认识这场金融危机中的一些问题，是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的。

首先，是中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所面临的问题的独特性。美国是这次金融危机的源发地，因此，美国必然要经历一个完整的危机两步传导过程。但尽管如此，美国在这次危机中所遭遇的问题，可能更多是在金融的层面以及金融影响实体经济的传导。美国的问题主要是在这里。这不是说在美国经济危机就不会传导到社会的层面，失业问题也会是美国面临的一个严重的问题，比如，如果通用汽车公司真的破产了，不仅会涉及到公司本身12万工人的饭碗，还会影响相关产业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的就业。但尽管如此，有两点是需要我们注意的。第一，由于美国特有的产业结构，即使是金融危机已经演变为实体经济的危机，其就业问题并没有传统经济危机中那样严重。到目前为止，美国的失业率上升很有限，而且所涉及的主要是非美、非欧籍职员。第二，美国的失业相对是比较好办的，因为它有一个相对完善的社会安全网。

而中国的问题却明显不同。如果说美国的危机是内源性的，而中国的问题则是外致性的。中国经济问题的产生不是中国金融系统本身出现的问题导致的，而是美国的金融危机导致的。而且，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也不是直接冲击到中国的金融体系本身，而是经由经济衰退冲击到中国的实体经济。更进一步说，正如吴敬琏先生早就指出的，实际上，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中国的经济就已经出现问题了[12]。前面我也曾将这个问题概括为从生活必需品时代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这个坎儿迈不过去。但不管怎么说，中国的经济问题是直接发生在实体经济的层面。所以，中国的问题可能更多是在实体经济的层面以及经济危机向社会层面的传导。在最初的阶段上，首当其冲的是出口导向型的企业。而在实体经济的问题深化之后，房地产、汽车和IT将成为受冲击最严重的行业。而且，这当中还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就实体经济本身而言，中国国内可能会有一个内部地区间传导的过程。珠三角和长三角是这次危机首当其冲，也是受影响最严重的两个地区。但在短暂的混乱过后，这两个地区会将自己本来外销的产品转向内销。由于这两个地区原来工业的基础及其配套设施就比较好，其在国内的竞争中会有明显的优势。这样可以预期的是，其他地区的经济可能会受到这些转向内销企业产品的冲击。

更进一步的，就是实体经济危机向社会危机的传导。如前所述，其中最核心的环节就是失业。特别是需要看到，在这个环节上，中国与美国相比是明显不同的。首先，中国的产业结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同样的经济减速，在中国产生的就业问题会比美国更为严重。第二，在中国受冲击最严重的产业中就业的，主要是农民工。根据有关部门的数字，在本地乡村工业中就业的农民和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共有2.3亿人。即使是5%的失业率，就是1000多万人。第三，中国没有美国那种比较完善的社会安全网，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极为不健全。因此，在社会层面遭遇的问题中国会比美国更为麻烦。由于缺少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国的失业问题可能会导致更多的社会矛盾。而且，近些年来中国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主要靠的是外出打工的收入，因此，大量农民工的失业会导致农民增收的困难，经济危机也会由此而导入到农村。

其次，多次传导和反向传导将决定危机的深度。其实，前面所说的两个传导过程当然是理论上的。现实中的传导过程决不会如此简单。这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多次传导和反向传导的过程。

我们都知道，这一次的金融危机有一个特点，即犹如海浪一样，一波接着一波。换言之，这次金融危机是逐级引爆的。到目前为止，明显的就已经有两波。第一波是2007年春季的次贷危机。第二波是2008年秋季的金融危机恶化及演变为实体经济危机。但问题是，当金融危机已经演变为实体经济危机之后，金融危机本身的过程还没有结束，还可能在继续引爆的过程中。这样就会出现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交替出现，而且是互相加强的现象。现在人们就在预测第三波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而更为值得关注的，则是危机的反向传导问题。因为反向传导将会导致恶性循环过程的发生。传导中最关键的问题是，这种传导是单向的还是循环的？如果是单向的，事情就比较简单。最麻烦的是在传导中恶性循环的出现。

反向传导主要会体现在两个环节上。首先，是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的反向传导。也就是说，金融危机导致实体经济的危机，而实体经济的危机，如需求下降，企业利润降低，企业破产倒闭，再导致银行坏账的产生，从而对金融体系形成新的冲击。在这当中，需要人们密切关注的是，美国和欧洲金融危机对其实体经济的影响究竟会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还有就是实体经济的危机会不会反过来进一步加重金融危机。最近中国银行副行长朱民撰文指出，中期内国际金融市场还将持续动荡，由实体经济衰退带来的工业贷款、个人信用贷款违约率上升，可能引发第二波的金融危机[13]。在我国，类似的问题也是存在的。应当说，中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的幸运之处，是自己的金融系统处于比较健康的状态。无论是银行债务、企业债务、家庭债务还是政府债务，都处在可控状态。但至少从理论上来说，实体经济状况恶化导致金融风险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进入2009年之后，花旗银行等一些外资机构和一些大的投资者，在香港股票市场连续大量抛售中资银行股。其中的解释之一是，境外投资者担心内地转趋积极的货币政策，加上行政化干预，会很快导致国内银行坏账增加，银行盈利前景转坏。这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迹象。

另外一个环节就是社会危机、社会问题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反向传导。前面说过，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向社会传递主要是通过失业。而失业意味着社会中相当一部分人失去稳定的收入，结果是社会购买力的进一步下降，社会中贫困问题进一步严重，人们对未来的预期恶化。这些结果的出现无疑会反过来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即购买力下降，需求进一步减少，生产过剩问题进一步严重。同时，人们收入的减少和预期的变坏，也会影响到金融的层面，收入的减少意味着偿还债务能力的下降，银行的坏账会增加，金融衍生品种的问题进一步加重。在中国，尤其要注意的是实体经济的危机向社会层面危机的传导。必须看到，西方已经经历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经济危机，其构筑的社会安全网要比我们坚固得多。而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对于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新鲜事，我们几乎完全没有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经验，在制度层面上准备就更是不够。因此，在同样程度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中，我们在社会层面产生的问题将会更为严重，社会层面问题对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影响也更加之的关注。

当然，实际的传导过程的发生，不仅取决于危机本身演变的规律，也取决于人为的应对与干预。应当看到，与此前历次经济危机相比，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社会应对危机的能力已经大大增强。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政府在面对危机时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在下半年甚至第二季度就有可能产生一定的结果。因此，上述的传导过程有可能不会完整地发生。但认识这些传导的过程，认识其机制和规律，对于我们深化对危机的认识是有益的。

四、社会结构在危机中的重组

经济危机是社会结构重组的过程，因为经济危机是一场消灭财富的战争。在这样的一场战争中，失败者既有穷人也有富人，或者换句话来说，是穷人和富人一起遭殃。但如果仔细分析，在经济危机中，不同阶层的人所受到的实际影响，却各有其特点。大体可以说，富人在财产上的损失最大，中产阶层在信心上受到的打击最为沉重，而穷人所面临的问题则最为突出。由于经济危机是一场消灭财富的战争，富人的财富消失无疑是最快的。在“2008胡润百富榜”上，统计显示，2008年个人财富突破100亿元的有50位，比2007年少了25位，上榜富豪的平均财富为30亿元，比2007年下降22%。其中，超过50%的企业家财富呈下降状态，仅有不到20%的企业家财富小幅上升。在这当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上市地产富豪的身价在一年内缩水六成。统计显示，拥有上市公司的房地产富豪在过去一年的财富平均缩水60%，而非上市的房地产富豪的财富平均缩水30%。在2008年财富减少最多的十大企业家中，有九位是房地产开发商，最为典型的是去年排在富豪榜首位的杨惠妍，她的财富在过去一年缩水了近75%，由去年的1300亿元骤减到2008年的330亿元[14]。据香港大公报报道，2008年港股忽高忽低，曾有“亚洲股神”美誉的恒地主席李兆基除私人公司资产减少1000亿港元，旗下上巿公司巿值亦蒸发1742亿港元；李嘉诚持有的公司巿值缩水更达3900亿港元。连同新地郭氏家族及新世界，四大富豪的公司足足蒸发近万亿港元巿值[15]。穷人在危机中的状况则呈现出另一种情景。2008年10月，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表示，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穷人可能损失最大。他对于穷人在金融危机可能承受最严重损失表示忧虑。佐利克指出，今（2008）年以来已有一亿人陷入贫穷，而这个数字还会持续成长，需要维持对穷人的经济援助[16]。佐利克这里所说的穷人受损失最严重，当然指的不是其财富损失的绝对数，而是指其生活状况的恶化，其生存所受的直接威胁。联合国不久前表示，随着金融危机的加深，2009年人类历史上将首次出现多达10亿人因粮食短缺而挨饿。其原因是，随着粮食价格下跌，欧洲和北美的农民将会降低明年的粮食产量，而第三世界国家的农民也会因为买不起种子和化肥降低产量。即使是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情况也不容乐观。根据美国国会公布的数字，在从2008年10月开始的财政，将有2800万美国人依赖政府发放的食品券购买生活必需品，这一数字是上世纪60年代实施食品券这一食品福利计划以来的最高数字[17]。由于经济危机对穷人的影响往往意味着对基本生存条件的威胁，因此，在危机中最关键的，是要保住穷人的生存底线。正因为如此，在30年代大萧条中，罗斯福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社会救济。而罗斯福新政中的社会救济，又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以工代赈的方式进行的。这就意味着不仅保住穷人的生存底线，而且以特殊就业的形式给了他们一份信心和希望。

就我国的情况而言，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一是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农民增收更加困难。据估计，目前农民收入的40%-70%来自外出打工。据国家统计局湖北调查总队对全省3300个农户的抽样最新调查显示，2005年工资性收入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9.1%[18]。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农民工返乡增多，加上金融危机导致的国际粮价下跌，2009年我国农民增收将会面临极大困难。二是城市中的失业群体。前面我们曾经指出，在这次危机导致的失业中，首当其冲的是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目前社会上对失业的关注也主要是集中在这两部分人身上。但首当其冲的群体不见得是问题最突出的群体。因此，尽管农民工是危机中受失业冲击最严重的群体，但其所导致的社会问题可能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大多数农民工还有承包的土地。有人说，许多新一代的农民工连地都没有种过。这是不错的。但同时也要看到，种地相对来说是好学的。大学毕业生失业者的情况与之相类似，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还没有结婚，失业对于他们来说只不过是成为新的啃老族而已，或者是延续啃老的时间而已。可能问题最突出的，是城市中已经有工作经历而且又是已经成家的失业者。对于他们来说，失业即意味着最基本生存条件的丧失。其中，有的还承担着房贷等承重的债务严厉。对于这一部分人，也许应当给予更多的关注。

在金融危机中，中产阶层所受打击往往是媒体关注的重点。这不仅是因为中产阶层在危机中发生的变化具有很强的戏剧性，而且也在于中产阶层本来就是引人注目的群体。而且，富人的变化可能是没有原来那么富了，穷人的变化是比原来更穷了。而中产阶层的变化可能是在阶层间跌落。据洛杉矶媒体去年年底的报道，随着金融危机进一步加剧，洛杉矶地区的无家可归者人数大幅增加，而且许多中产阶级者加入了无家可归者的队伍。报道说，因生意破产、失业等多种原因，一些律师、公司业主、实习医生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近来也成为无家可归者，目前只能靠政府救济为生。报道援引洛杉矶伯班克临时援助中心主任霍威尔的话说，在过去的18个月里，来中心求援的无家可归者增加了66%，其中约一半人属中产阶级[19]。中产阶层在危机中所受打击最明显在这样几点上。第一，财产性损失最大。住房的缩水，股市的亏损，承受的主体主要是中产阶层。第二，中产阶层债务沉重。在中产阶层中，其消费的耐用消费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以信贷消费的方式实现的。在正常的情况下，偿还这些债务对于其中的大部分人来说不是问题。但在经济危机中，由于失业和减薪，债务将会成为部分中产阶层沉重的负担。第三，中产阶层在经济危机中的损失，除了财富之外，更重要的是信心的受挫。有人在网上说，现在过的最惨的就是中产阶层，因为富人早就有了房子和车子，穷人没钱买房子和股票，只有中产阶层，刚刚买了房子却成了房奴，仅有的一点积蓄买了股票还被彻底套牢。

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对于缓慢形成中的中国中产阶层来说无疑是一场噩梦。有人说中国的股市一年就消灭了中产阶级，这话固然有点夸张，但也离事实不远。中央电视台对76万投资者调查说，92%的股民亏损[20]。这对其形成过程本身就异常艰难的中国中产阶层来说，无疑是非常沉重的打击。实际上，过去几年中，这个社会阶层正日益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同时背负着房价飞涨、医药费高昂、子女教育成本上升的沉重包袱。人们通常所说的“房奴”也主要指这个群体。在近年来出台的调节贫富差距的政策措施中，中产阶层正在成为调节贫富差距的牺牲品。调节贫富差距的重要措施之一，是规范收入分配、强化税收调节。而中产阶层的收入往往是规范化程度最高的，因此，就出现一种可能性，即富人群体因为收入高度非规范化而脱避调控时，中产阶层却成为税收调节的主要对象。此外，在燃油税等调控措施中，中产阶层都可能会首当其冲。这里特别要指出的一点是，一个社会在开始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时候，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社会结构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中产阶层就是耐用消费品的市场。对于中国这样刚刚开始向耐用消费品转型的国家来说，这个因素就显得尤为重要。

金融危机是利益格局调整的过程，而对金融危机的应对措施，也会导致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的剧烈调整。目前世界各国的救市措施或刺激经济增长措施，大多属于有人称之为的“第三方付款”模式。而由政府承担的“第三方付款”直接面对的就是政府财政的硬约束。解决这个约束的方式，无非一是增加货币的投放，二是加大税收征收力度，三是发行债务。无论是哪种方式，都会对社会中的利益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增加货币投放有可能加剧通货膨胀，增加税收会加大企业甚至个人的负担，而发债也等于向民间抽血[21]。而存贷款利率的大幅度下调，将严重损害存款人的利益而有利于贷款人。由于目前中国居民储蓄余额高达20万亿，每下调一个点的利率，每年存款人将损失2000亿元。而资金使用过程中有可能导致的问题就更是不容忽视。

就经济刺激措施对社会中利益格局的影响而言，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以损害普通劳动者的权益来支持企业发展的倾向。前一段就有学者呼吁，要谨防假经济危机做空劳动者权益[22]。应当说，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最近一段时间里，类似的消息不断传来，比如为了保企业，宣布暂缓执行新劳动合同法；为了保企业，一些地方宣布冻结最低工资；一些地方对劳动者争取自己权益的行动采取了更为严厉的压制措施等。而在另一方面，有关方面负责人则强调，对涉嫌犯罪企业的正常经营帐户、资金，要慎用查封、扣押、冻结措施，对负责企业正常经营的高管人员也要慎用拘留、逮捕措施。诸如此类的措施，对于解决危机中一些根本性问题来说，完全是南辕北辙。

五、失业是经济危机转化为社会危机的关键因素

2008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的半《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指出，当前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经济状况“已经或接近于衰退”。报告预计2008年全球经济增长继续放缓，增长率只有3.9%；2009年将下降到3%，这将是2002年以来最低的年增长率[23]。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则显示，全球失业率2007年为6.0%，预计2008年为6.1%，2009 年可能会高达6.6%[24]。到2009年底，全球失业总人口可能上升至2.1亿。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胡安·索马维亚在日内瓦表示，根据该组织的评估，“到2009年年底，失业人口将从2007年的1.9亿增加到2.1亿”，这是“全球失业人口历史上第一次突破2.1亿关口”，也是10年来全球失业人数首次突破2亿人。索马维亚还指出，如果目前世界各国推出的救市措施不能迅速奏效的话，失业人口数量还可能会进一步上升[25]。

世界性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会不会传导到社会，会不会导致社会危机的发生？这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失业。可以说，失业是经济危机转化为社会危机的最基本链条。茅于轼先生说过，如果不是因为失业问题，经济危机本身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怕的[26]。在一次论坛上，有的学者对于就业问题甚至用了这样的说法，人们在买房子的时候，强调的是地段、地段、地段，而在经济危机中，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就业、就业、就业。而失业问题在中国还有一层独特的含义。在前面我们曾经指出，目前在中国发生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国际金融危机引爆的传统生产过剩危机，问题主要是集中在实体经济的层面，特别是那些低端的、面向出口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这就意味着，同样程度的经济问题，在中国引起的失业问题会更为严重。

金融危机中的失业问题是发生在我国就业压力本来就很大的背景下。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需要安排就业的人数达2400万人。其中包括1300万全国城镇新增劳动力和800万下岗失业人员，此外还有300多万其他人员需要等待就业安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报告表明，城镇失业率已经攀升到9.4%，是官方数字的两倍[27]。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实际的失业率可能比上述数字更高。金融危机的冲击，无疑会为这种状况雪上加霜。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已经成为就业形势转差的两个最大受害群体。2008年6月以来，在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许多工厂倒闭，大量农民工待业或返乡。实际上，沿海地区大量出口企业倒闭，农民工失业早在全球金融危机大规模爆发前就开始了。其主要原因是美元下跌、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取消，尤其是实行紧缩货币政策后，企业贷款 紧张等。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发生后，形势进一步严峻化。有人估计，在2008年底，返乡农民工的数量有可能超过1000万人。此外，大学生毕业后就业难，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问题。2009年应届高校毕业生将达到610万，加上历年没有就业人员，超过700万毕业生需要解决就业问题。

白领或中产阶层的失业问题看似不如农民工那样集中，规模也不如前者大，但由于这部分人在社会中独特的位置，其失业造成的社会影响可能会更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白领或中产阶层失业的特点之一，是其失业过程中造成的职位不稳定感和职业不安全感远远超过实际的失业状况，因此，这部分人失业带来的职业恐慌和信心危机，将会是更为严重的，并可能由此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想首先提出两个分析性的概念，即“削底式裁员”与“削边式裁员”。在由金融危机导致的企业裁员中，发生的是“削底式裁员”还是“削边式裁员”，两者是有很大区别的。所谓“削底式裁员”是指，被裁减的是底层的一线工人或下层职员。而“削边式裁员”则是指，不同层次的就业职位基本按照同样的比例裁员，在这种裁员中，高管和中层管理人员要和下层职员甚至一线工人同样面临失业的威胁。在人们一般的想象中，可能会觉得金融危机中的裁员或失业会以削底式的方式进行，但从目前已经发生的情况看，更可能的是以削边的方式进行的。因为一个高层或中层管理人员的工资要相当于多少个下层管理人员或一线工人的工资，裁减中高层管理人员能更有效地减少企业费用和工资成本，而且在底层人员被裁减之后，处于过剩状态的中高层管理人员被裁减就成为必然。去年年底的一则报道题目就是《美国银行裁员之刀伸向高管》。报道说，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 Corp.)不久前裁减了约20位高层主管，其中包括首席执行长肯尼斯•刘易斯(Kenneth Lewis)的一些长期拥护者。2008年11月，汇丰银行宣布裁减亚太区500名员工，被裁减的员工分布于多个部门，亦涉及中、高层人员，包括月薪逾 10万港元的经理级别。美国的一项调查表明，56%企业高层预期来年裁员，47%员工忧虑失业，25%人开始翻阅招聘广告或更新自己的履历表，为可能面对的失业做准备[28]。甚至有人开玩笑说，危机时期千万不要要求提薪，因为薪金高的人更容易被裁掉。特别是，在金融危机中，往往是整个企业整个企业地倒闭，在整个企业倒闭的过程中，无论哪个层面上的人都不可能幸免。

“削边式裁员”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逐级踢下效应”的形成。即一个位置较高的专业人员的失业，会导致逐级的向下顶替，当然这种顶替往往不是发生在企业内部，而是发生在企业之间，特别是不同层次的企业之间。这意味着一个上层的就业岗位的失去，可能会导致若干个岗位上人员的更替。换言之，在这样的失业中，由失业造成的工作的不稳定性要远远大于失业本身，由此形成的工作不稳定性的预期会由此而大大放大。形象地说，最终就业位置每减少一个，可能会有十个人经历短暂失业或工作变动，一百个人产生工作的不安全感。在这种情况下，职业的不安全感就会产生，甚至形成大范围扩散。与此相联系的就是社会信心受到沉重打击。在中国，由于中产阶层家庭负债率普遍偏高，许多人都有大笔的“房贷”需要按月偿还，因此，工作不稳定性带来的影响将会是巨大的。

正因为如此，各国政府在应对经济危机的时候，一个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就是如何保障就业，至少使失业问题不至于过分恶化。在中国政府不久前出台的系列性应对措施中，一个重 要的考虑也是要解决就业问题。一般地说，失业问题的严重程度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人口结构以及每年进入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二是经济增长的速度。有专家曾经根据各国人口构成的情况，以经济增长能保证劳动力就业增长的需要为依据，界定过各国经济衰退的临界点：中国8%，印度6%；其它发展中国3-5%，欧美等发达国家0%，人口老化严重，劳动力数量在减少的日本，轻度负增长不算衰退。在国内，也形成了这样一个普遍的共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一定要保障8%以上，否则失业问题就会恶化。有一种说法，经济增长每下降1%，就将增加约千万失业人群。因此，保增长就成为应对失业问题的最重要的措施。但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并非仅仅取决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同时也取决于经济增长的模式。有时后者的影响甚至更为重要。因此，8%的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并不存在固定的关系。有数据显示，在不同产业部门增加边际投入1万元，能形成的就业机会是不一样的，商饮业可以带动就业0.247人，而包括金属制造、电力、机械制造、化工等在内的重化工业都在0.05人以下。有经济学家认为，修一条地铁投资50亿元，能提供2000人就业就已经不错了。类似的，修高速公路、铁路、水电站、核电站这些都一样，都无法创造大量就业岗位。相反，加强对创业和中小企业的资金、政策扶持则意味着创造很多就业机会。因此，如何将应对金融危机、保增长的措施真正落实到扩大就业上来，是目前迫切要解决的问题。

六、社会矛盾会增加，但不太可能导致大的社会动荡

经济危机中社会矛盾的增加甚或激化，几乎可以说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因此，在历史上发生历次经济危机中，总会伴随不同程度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甚至社会动荡。

在上个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大量财富的消失、大面积的失业、生活的日益艰难、越来越绝望的情绪，使得当时美国乃至西方主要国家的社会矛盾不断尖锐起来，社会开始成为一个火药桶。其中很有名的就是美国退伍军人的抗议活动及其由此引起的震荡。1932年，大批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美国退伍军人，为了获得退伍补偿金和工作机会，集聚在华盛顿，举行持续了长达两个月之久的抗议活动。虽然组织严明有序，不让激进分子参加，但依然遭到了胡佛命令的，麦克阿瑟亲自指挥，巴顿为先锋的军队的镇压。因为他们认为退伍军人的抗议有可能引起社会**。武力镇压导致两名退伍军人死亡、数十人受伤。1933年3月退伍军人又陆续返回华盛顿。到了5月份，已有3千人住在为他们而设立的帐篷里。但这时候罗斯福总统已经就职，新政杠杠展开，他下令陆军将功补过，在华盛顿外围的一处旧军 营里设立住所，让老兵住进去。第一夫人亲自前往营地视察，还和老兵们问寒嘘暖，共唱圣歌。1934年6月份老兵就拿到了第一笔战争奖金。抗议事件总算和平解决。

2001年年底，阿根廷由于债务问题而出现了一场金融危机，这场金融危机被看作是自 1891年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这场严重的金融危机最终演变成了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2001年12月19日，阿根廷爆发了10年来最大规模的**，政府被迫宣布戒严，经济部长及总统相继辞职，随后两周内连换5任总统。

本次金融危机发生后，虽然危机原发地的美国大体太平无事，但欧洲却爆发了多次较为严重的社会冲突。2008年10月，希腊国营和私营企业的数百万工人举行全国大罢工，抗议政府的经济政策。罢工使希腊的交通和公共服务受到严重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使整个国家陷入瘫痪。同年12月，希腊发生大规模骚乱。骚乱除了在希腊全国蔓延，随着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安情绪波及到欧洲其它国家，甚至有欧洲有年轻人喊出了“欧洲革命”的口号。元旦前夜，在受金融危机首波冲击最严重的冰岛，数百名示威者闯进总理召开的每年例行的常务会议的会场，同警察发生殴斗，造成一名警员受伤，并对总理进行追打，向全国电视直播的会议被迫中断。有媒体分析希腊**的原因时认为，骚乱的发生与金融危机不无关系，“当国家经济每年保持3%到4%的成长率，社会弊端尚可粉饰掩盖，但当时至今日经济恶化，所 有问题便像火山爆发”，因此，“任何一个社会事件，都足以点燃街头火炬”[29]。危机中社会矛盾的增加甚至激化，无疑是必须正视的问题。但同时也有可能产生另一个倾向，即对社会矛盾的严重性产生夸大性误判。在这种情况下，对由金融危机导致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进行准确的把握，并理性地处理此类问题，是至关重要的。我认为，随着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危机的转化，特别是失业的大面积发生，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增加的趋势几乎是可以肯定的。但同时要看到，就总体而言，这次金融危机引起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在国际上如此，在中国也是如此。

这当中首先一个值得重视的直接因素就是，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对危机的应对，其处理危机的能力和方式，不仅与30年代大萧条的时候有很大不同，即使是与 1997年金融风暴时候比也有明显区别。在30年代大萧条时，那时各国政府基本是各自为战，自己处理自己的问题，有的国家甚至是以邻为壑。1997年金融风暴发生时，冷战刚刚结束，各国政府协调性程度很低。而这一次则是各国政府联手，国际社会救市的速度非常快，也非常有力度，中国政府也积极参与了这次国际合作。加之有1997年处理金融风暴的经验教训，各国政府采取的措施是比较有效的。尽管有时候政府的干预对于解决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功效有限，但对于缓解危机严重程度所能起到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其次，就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而言，已经远非30年代大萧条发生的那个时代能比。那时候，生活水平一降低就会威胁到基本生存，而现在即使是经济危机发生了，对人们生存的影响是很有限的。而且，由于二战以来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社会安全网络已经与30年代大萧条时有了质的区别。就此来看，金融危机引起大的社会动荡的可能性是很小的。此外还有一个因素也是需要考虑在内的，即这次金融危机来源于外部，这种认识会提高人们对危机中一些问题的忍受程度。

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国内对群体性事件的警惕性明显增强，有人断言2009年将是群体性事件的多发年。但对于这个问题还需要做具体的分析。

就中国的具体情况而言，有可能引起社会矛盾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如果股市或房地产崩盘造成的大规模财富消失。二是由于企业破产倒闭或裁员引发的失业下岗，导致的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三是可能的通货膨胀导致的社会动荡。但这些因素与群体性事件的关系并不是线形的，其实际的结果还要取决于许多其他因素的作用。比如，在2008年年初，有经济学家就认为，若股市崩盘将引起一次大规模社会危机。还有学者不断提醒，如果中国房价急剧下跌，会引发社会大动荡。然而一年多的事实证明，在A股市场发生70%深幅下跌，股市市值蒸发掉20多万亿（当然不全部是真金白银）的情况下，并没有引起导致社会动荡的事件，甚至连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也没有发生。失业问题对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的影响要更为直接，前一段时间在珠三角地区由此引起的群体性事件有明显上升的趋势。不久前《财经》杂志与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合作进行的百位经济学家调查显示，90％的经济学家认为2009年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失业人数增加”[30]。但尽管如此，还需要看到如下几个因素的作用。第一，这次失业涉及的最主要的群体是农民工。第二，大部分农民工失业后仍然有地可种。第三，失业后返乡的农民工是高度分散的，其发生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并不大。当然这不是说农民工失业问题不值得重视，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不在于直接引起大规模社会动荡，而更多地是在于引发农民增收的困难以及由此导致的农村经济社会危机的深化。

值得警惕的倒是在有关调控措施开始发挥作用，经济出现复苏的时候，如果这时导致通货膨胀的发生，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可能会更为严重。各国政府在刺激经济时的大量投入，过分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以及到时候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都有可能加大通过膨胀的可能性。在前些年国企改制导致的大规模失业下岗浪潮中，社会动荡之所以没有发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的经济比较低迷，物价也比较低。当时我们曾有一个结论，飞涨的物价将会是压垮城市底层的最后一根稻草[31]。但通货膨胀导致社会动荡，必须是通货膨胀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货币大幅贬值。但在目前中国的产能已经全面过剩的情况下，恶性通货膨胀发生的可能性并不大。但这个因素无疑是需要特别警惕的。

因此，在这样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中，对于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对于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要有清醒的头脑。既不能掉以轻心，也不能估计过于严重。在目前的情况下，尤其要防止的是后一种倾向。对于社会稳定问题，要有一个总体性的判断。对此，我一直讲三句话。第一句话，经济快速发展；第二句，政治基本稳定；第三句话，社会矛盾突出。经济持续增长为我们解决很多问题提供了余地，很多事情发生在经济迅速增长的时期还是经济萧条的时期是完全不一样的。政治基本稳定是说，对于目前的政治制度的框架，人们基本是认同的。退一步说，尽管人们对其也有种种批评，也确实存在诸多的弊端，但至少绝大多数人认同目前也只能如此。同时也要承认社会矛盾是突出的，但对这些社会矛盾的性质与特点，要有恰如其分的把握。概括地说，尽管这次金融危机对我国的经济社会生活会造成较大的冲击，由此引起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也会增加，但即便如此，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但社会治安有可能明显恶化。

七、重建信心是走出危机的关键

在金融危机中，无论是原发地危机按照逻辑的深化和蔓延，还是对其他地方产生的冲击，其中一个重要的链条，就是对于信心的摧毁。而且还可以说，在危机向外部产生冲击的过程中，信心的因素就占有一个更重要的地位。有人至用一种极端的方式说，“全球金融危机除美国外，其他地区都是信心造成的”。这样的说法当然是不准确的，但也说明信心这个因素在危机中的极端重要性。

经济危机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信心危机。曼彻斯特在《光荣与梦想》中描述30年代大萧条时这样写道：许多人自小就相信，谁卖力气，谁就有出息。现在呢，不管勤的懒的，一概倒霉，所以人人感到精神沮丧。李普曼当时就写道：“整个民族精神不振，人人觉得自己孤零零的，谁也不信，啥事也不信，甚至对自己不信任了”。可以说，金融危机决不仅是一场经济的危机，同时也是一场社会的危机；它不仅是一场在社会的经济层面上发生的危机，同时也是一场发生在社会各个层面的危机。金融危机中信心的重要性是在于，金融危机导致信心的下降，而信心的下降会进一步恶化危机。

危机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影响，一种是实在的影响，一种是对人们预期的影响。最后可能 会造成“自证预言”。“自证预言”是社会学家默顿提出的一个概念，指的是先入为主的一个判断，无论它的准确性如何，都将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一个人接下来的认知和行为，最后使这个无因由的判断实现了[32]。通俗地说，一件事情可能本不是这么回事，但人们都把它当作这么回事，最后还真就成了这么回事。人们经常举的例子就是，比如某银行本来是在正常经营，但在特定的背景下，人们传说这个银行经营不善，快要破产，如果不尽快提款，存款就要泡汤了。结果人们急急忙忙加入到提款的行列，而银行也真的因为一时无法应付过于庞大的提款队伍而宣告破产。这个例子表明，由于市场是一种非组织化的人群所参与的场所，这种自证预言常常会通过影响人们的认知而对市场本身发挥重要的作用。因为市场中的行为往往受预期的支配。比如在股市中，牛市的预期可能会导致更多的股民把更多的金钱投入进去，结果可能是使股市走牛。而当熊市的预期形成的时候，这种预期又可以使人们慌忙地逃离股市，从而造成股市大幅下跌。

在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中，自证预言的作用就更为明显。从一定意义上可 以说，危机是一个互相感染的过程，这种互相感染最后甚至能成为左右危机走势的一个重要因素。危机的走势取决于个人、企业、银行的选择，而这种选择是以预期为前提的。比如，个人对职业和收入前景的预期会影响他的消费行为，企业对行业和市场前景的预期会影响其投资行为，银行对前景的预期会影响其对贷款的态度等等。因此，在面对危机的时候，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信心。1933年3月4日，罗斯福终于成为美国第三十二任总统。罗斯福在他的总统就职演说中告诉美国人：“我坚决相信，我们唯一引为恐怖的只是恐怖本身。”温家宝总理在谈到美国金融危机时曾说。“在金融危机袭来的时候，第一重要的是信心。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在2008年10月举行的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上，温家宝总理指出，这次会议确定把应对金融危机作为主要议题具有现实意义，我对应对这场危机认为应当做的可以概括为六个字，那就是“信心、合作和责任”。所谓信心，就是所有的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应当尽快地采取果断措施，稳定金融市场，从而使人们获得信心。我们高兴地看到，许多国家已经采取了措施，并初步见到了效果，但是现在看来还不够，还要继续努力。在危机中重建人们的信心，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制止恐慌情绪的蔓延。经济危机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其爆发往往是很突然的。当然这不是说经济危机发生前没有任何预兆，学者们更可能在事后发现危机发生前的种种蛛丝马迹。但尽管如此，危机的确认，往往是在重大的灾难性事件发生之后，比如人们往往称之为“黑色星期几”的股灾，比如著名的银行或金融机构的倒闭等等。在30年代大萧条时是1929年10月24日那场著名的股灾，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则是雷曼兄弟等金融机构的倒闭。在雷曼兄弟及美林等金融机构倒闭的最初一段时间，全球金融都出现了恐慌，许多国家股市暴跌，一批金融机构相继出现倒闭。如果这种恐慌不能得到及时的制止，情况将不堪设想。幸运的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各国政府都出台了一系列救市计划，有效地制止了恐慌的蔓延。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基本的共识开始形成，即尽管这场金融危机本身的情况相当严重，甚至有人认为可能不逊于30年代那场大萧条，但形成30年代大萧条那样的严重衰退的可能性并不大。

在危机中重建信心，不是要说要粉饰太平，也不是对问题讳莫如深，更不是对有关的举措不能讨论争论；重新信心最关键的是要有重建信心的机制。在上个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即美国人信心的恢复是在罗斯福当选，而新政的那些政策还没有出台的时候。从中可以看到大选对于信心恢复的作用。中国的情况与此不同。中国具有独特的信心资源。在中国，信心的拐点取决于政策信号。此种情况下对政策信号的要求不是多，不是狂轰滥炸，而是有效性。自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政府积极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合作，进行了一系列政策调整，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应对危机。特别是2008年11月9日，中国推出了扩大内需的10项措施，确定了4万亿人民币经济刺激计划，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一些经济刺激措施，其实既是经济上的，也是心理上的。关于“4万亿”发挥效应的时间，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7％的经济学家认为“4万亿”发挥效应时间是2009年一季度，33％认为是2009年二季度，53％认为是2009年下半年，3％认为是2010年，只有4％认为“作用不大”[33]。这表明，至少在专家那里，中国经济的前景已经开始变得明朗。尽管这些经济刺激计划对于解决一些深层的问题还很慢起到有效的作用，有的可能还会带来一些负面作用，但对于危机中信心的恢复来说，是作用是不可小视的。

在中国，股市的回暖将会是社会恢复信心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从技术的层面来看，中国的股市不但跌得早，而且是在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实质性影响发生前就已经一步跌到位，现在已经有了触底反弹甚至反转的条件。其次，股市对经济的反应一般要提前半年左右的时间，而对中国经济的预测是2009年下半年甚至更早会出现回暖，因此股市的反弹甚至反转，具备经济条件的支撑。更重要的是，股市牵连到经济的许多方面，比如企业的融资功能，比如个人的消费行为。在这当中尤其是要看到，近一年多来中国股市的巨幅下跌，对经济社会生活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这种影响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就显得尤为突出。股市的回暖不仅可以使大量的现金解套，而且会改变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因此，可以考虑将股市反弹，作为撬动信心恢复的一个杠杆。

危机条件下信心的恢复还取决于社会和市场中的确定性。近些年来，市场秩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突出。毒奶事件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家上造成中国的食品危机。市场的非规范化几乎毁掉了一个产业。在金融危机下，市场秩序恶化的可能性进一步加剧了。最近网上的一个帖子讲道：我朋友是开电脑公司的，最近他接到一笔很大的订单，一家大公司要50台电脑，用在办公上。这家大公司的工厂有几千人，该公司开出的条件也很优厚，如果能接下来，可以说，利润相当丰厚，但是要电脑公司先供货，2周后结算。朋友觉得现在生意难做，难得有这么大的订单，虽然有风险，但是觉得这么大一家公司，应该没有问题吧？就先发货给对方了，没想到，前天去该工厂查看时，发现那家公司的老板已经跑了，几千名工人12月的工资没有了着落，办公室门口还聚集了几十家供应商，都在催要货款。他提醒人们，如果大家所在的公司突然接到很大的订单，一定要擦亮眼睛看清楚，以免上当受骗！在他的帖子之后，很快就有一个跟贴，表示遇到类似的状况，并留下电子邮箱[34]。市场秩序恶化的结果，将会是交易成本的上升。这对市场信心的恢复无疑有着重要的影响。

八、危机中最重要的机遇是转变发展方式

在有关这场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的讨论中，人们经常说这样一句话，即这场经济危机对于中国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但如何理解这个机遇？目前国际上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度下降，趁机建立资源储备是一个机会；世界上其他地方出现空白，我们填补进去是一个机会。但我认为，最大的机遇，就是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之下，下决心进行社会变革，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理解机遇的前提是理解挑战。这次金融危机对于我们来说是一场挑战，而且是一场严峻 的挑战，对此也许没有人会有不同意见。但问题是，这种挑战是一种什么样的挑战。仅仅是国际上的经济衰退造成了我们出口的下滑？仅仅是我们的实体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也许这场金融危机对我们的最大挑战，是冲垮了我们过去的发展方式，是我们过去的发展方式在新的背景下无法持续下去了。而这里说的无法持续，不是指在金融危机这样一种特定的背景下无法持续下去了，而是说，它标志着一种发展方式的终结。认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在面对这场危机的时候，如果我们只是将其作为一个突如其来的挑战加以应对，而忽视进行相应的制度变革和结构的调整，不但会错过转变发展方式的大好机会，很可能会导致过去那种传统发展方式的回归。就此而言，可以说是短痛易止，长痛难消。转变发展方式的核心是转到以内需为基础的发展上来。解决内需问题在今天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30年代大萧条时美国面临的是内需的问题，我们今天面临的也是内需的问题。而内需问题，正如前面的分析所表明的，是一个社会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要解决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以加大投资力度为主调的经济刺激措施可以在一时之内将GDP的增长速度拉动起来，可以将大量的产品生产出来，甚至通过其他的努力可以提高产品的质量、改善产品的性能，但假如东西卖不出去，一切都无从谈起。但如果不能通过社会变革解决一个社会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需要具备的基本社会条件，导致今天危机发生的一些深层的、根本性的问题就无法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今天不能只是一般地谈社会变革、社会改造和社会进步，这种社会变革和社会进步应当围绕内需问题来展开。内需是连接经济与社会的重要环节。在目前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的讨论中，或隐或显地存在这样一种假设，即中国现在的经济问题是由美国和西方的金融危机以及由此而来的经济衰退引起的，而金融危机无论如何也是一个插曲，西方国家经济的回暖只是时间的问题；一旦西方的经济回暖了，我们过去那种发展模式不是又可以持续下去了吗？这个假设是存在问题的。首先，西方经济的回暖可能比人们预想的要慢；其次，这次金融危机给了西方社会一个很深的教训，在危机中和危机后，改变过去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将会渐成趋势；更重要的是，其实是如果没有这场金融危机，我们严重依赖对外出口的模式也已经快走到了尽头。因此，趁着金融危机的压力，真正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但问题是，内需和市场的问题不是今天才提出来的。这个问题折磨我们的社会已经有超过至少10年的时间了。在这10多年的时间里，可以说内需是启而不动、扩而不大。这表明，也许我们过去启动内部的思路有问题，真正阻碍内需形成的关键性因素没有解决。内需问题不是一个简单地让老百姓花钱的问题。30年代大萧条及罗斯福新政给我们的一个直接启示就是，要通过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通过社会结构的转型，通过相关社会制度的建设，这个问题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