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侵犯财产类犯罪发生的特点

第一篇：浅析侵犯财产类犯罪发生的特点

浅析侵犯财产类犯罪发生的特点、原因及对策

侵犯财产类犯罪是严重扰乱人们日常生活和社会秩序的一类犯罪。近年来，此类案件的发生呈逐年上升趋势，为了更好地打击侵犯财产类犯罪，笔者就北镇法院在2009年-2011年9月审结的侵犯财产类案件进行调查统计，从案件的特点、发生的原因及采取的对策几方面进行了论述。

一、侵犯财产类犯罪的主要特点

1、侵犯财产类犯罪案件所占比例居高不下。2009年我院刑事结案211件343人，其中，侵犯财产性犯罪38件57人，分别占刑事结案件数和人数的18.0% 和16.6%；2010年我院刑事结案201件294人，其中，侵犯财产性犯罪46件82人，分别占刑事结案件数和人数的22.9% 和27.9%；2011年1-9月份，我院刑事结案143件220人，其中，侵犯财产性犯罪28件33人，分别占刑事结案件数和人数的19.6% 和15.0%。

2、案件类型多样化。2009年-2011年9月，侵犯财产类犯罪共112件170人。其中，抢劫罪15件20人，分别占侵财罪案件的13.4%和11.8%；盗窃罪64件93人，分别占侵财罪案件的57.1%和79.5%；诈骗罪17件23人，分别占侵财罪案件的15.2%和13.5%；抢夺罪2件4人，分别占侵财罪案件的1.8%和2.4%；职务侵占罪2件3人，分别占侵财罪案件的1.8%和1.8%；敲诈勒索罪7件22人，分别占侵财罪案件的6.3%和12.9%；故意毁坏财物罪2件2人，分别占侵财罪案件的1.8%和1.2%；破坏生产经营罪3件3人，分别占侵财罪案件的2.7%和1.8%。

3、犯罪主体趋向复杂。2009年-2011年9月，共审结侵犯财产类犯罪人犯170人，其中，农民109人，占64.1%；工人5人，占2.9%；学生2人，占1.2%；个体劳动者4人，占2.4%；无业人员50人，占29.4%。

4、涉案年龄覆盖面广。三年来，审结的170名人犯中，14-16周岁的2人，占1.2%；16-18周岁的13人，占7.6%；18-25周岁的42人，占24.7%；60周岁以上的4人，占2.4%。

5、量刑呈现出轻刑化。三年来，所审结的侵犯财产罪的170名人犯中，判处15年以上至20年的1人，占0.6%；判处10以上不满15年的11人，占6.5%；判处7年以上不满10年的5人，占2.9%；判处5年以上不满7年的10人，占5.9%；判处超过3年不满5年的15人，占8.8%；判处3年以下的53人，占31.2%；判处拘役5人，占2.9%；判处有期徒刑缓刑的18人，占10.6%；判处管制23人，占13.5%；判处单处罚金29人，占17.1%。另外，并处罚金88人，占51.8%。

二、侵犯财产类犯罪发生的原因

当前，侵犯财产类犯罪发案的原因趋向复杂化，仅就所查案卷而言，以下几点原因显得较为明显：

1、社会不正之风的诱导。一方面，现实生活中，攀比高消费和宣传媒介渲染富有者及大款阶层的奢侈生活，对一些心理防线薄弱者或总是奢望一夜暴富者在身心上产生了一定的刺激，有的人妄想用最快的手段“致富”，以致于走上犯罪的道路。另一方面，社会上的一些违法行为，以权谋么私，事事要钱，人人弄钱，一切向钱看等现象的存在，成为一部分侵财者的心理催化剂。据统计，多数罪犯在作案得手后，即大吃大喝，很快将钱挥霍。

2、法制环境仍需改善。尽管社会上经常开展对全民的普法教育，但现今仍有许多人轻视或漠视法律效力。一方面，犯罪者不遵守法律，去违法犯罪，另一方面，有的受害者或单位怕麻烦或有顾虑，受害后宁愿吃“哑巴亏”，而不去报案，这使得部分犯罪者更加猖狂地作案，无视法律的存在。

3、对侵财犯罪的制裁和震慑强度不大。由于犯罪分子作案手段更加隐匿、狡猾，加之有的受害人在犯罪者犯罪后不去报案，使得办案难度不断加大，致使案犯仍逍遥法外，而且目前对某些侵犯财产罪的处罚力度较轻，使得部分犯罪者在很短的时间内即可出狱，然后又从事了他们的“本行”。

4、社会防范意识淡薄。目前，社会上对侵犯财产性犯罪的防范意识淡薄，对财产的安全没有引起足够重视，部分受害者给了不法者可乘之机。

三、应采取的相应对策和措施

遏制和减少侵财犯罪给社会带来的危害，重要的是强化全社会的综合防范和治理意识。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做起：

1、加大对侵犯财产犯罪的打击力度，做到刑罚适当。首先，对大范围作案的团伙或重大侵财案件要加大打击力度，其次，审判侵财犯罪案件，须注意依法追究共同犯罪案件中未被起诉的共犯、窝藏犯、包庇犯的刑事责任，对另案处理者的情况及处理结果予以关注；再次，对侵财类案件，要重视财产附加刑的应用，从另一个角度起到遏制犯罪的效果。

2、加强法制教育宣传工作，注重社会效果。法院在适当的情况下，要坚持开适当规模的公判会，对破坏市场经济、影响大的侵财犯罪的打击处理要有声势，审判员结合宣判以案讲法，加大对法制的宣传工作。对危害一方的个别侵财犯罪案件适时的到案发地公开宣判，扩大办案的社会效果，使公民知法、懂法、守法，共同抑制犯罪行为。

3、做好审判的后续工作。对判处缓刑、管制及监外执行的侵犯财产类罪犯，建立档案跟踪考察。对被判处刑罚的犯罪分子，要本着挽救的方针，除了对其进行法律教育外，还应从思想上进行教育，给其改造自新的机会，使其刑罚结束时能更快更好的融入社会。

第二篇：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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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邵保明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非法出售户籍信息、手机定位、住宿记录等个人信息，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一）基本案情

2016年初，被告人邵保明、康旭、王杰、陆洪阳分别以“大叔调查公司”的名义向他人出售公民个人信息，被告人倪江鸿不久后参与。五被告人通过在微信朋友圈发布出售个人户籍、车辆档案、手机定位、个人征信、旅馆住宿等各类公民个人信息的广告的方式寻找客户，接单后通过微信向上家购买信息或让其他被告人帮忙向上家购买信息后加价出售，每单收取10元至1000余元不等的费用。经查，被告人邵保明获利人民币26000元，被告人康旭获利人民币8000元，被告人倪江鸿、王杰、陆洪阳各获利人民币5000元。

（二）裁判结果

浙江省东阳市人民法院判决认为：被告人邵保明、康旭、倪江鸿、王杰、陆洪阳单独或伙同他人，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综合考虑被告人的坦白、退赃等情节，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被告人邵保明有期徒刑一年零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元；被告人康旭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被告人倪江鸿、王杰、陆洪阳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二、韩世杰、旷源鸿、韩文华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非法查询征信信息牟利，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一）基本案情

2015年9月3日至4日，被告人韩世杰、旷源鸿、韩文华利用连光辉（湖北省巴东县农村商业银行沿渡河支行征信查询员）的征信查询ID号、密码及被告人李冲、耿健美（洛阳银行郑州东风路支行客户经理）提供的洛阳银行郑州东风路支行的银行专用网络，在该行附近使用电脑非法查询公民个人银行征信信息3万余条。

2015年9月5日至6日，被告人韩世杰、旷源鸿、韩文华利用连光辉的征信查询ID号、密码及被告人李楠、卢惠生（德州银行滨州金廷支行行长）提供的德州银行滨州分行的银行专用网络，在该行南面的停车场内，使用电脑分两次非法查询公民个人银行征信信息2万余条。

2015年9月8日，被告人韩世杰、旷源鸿、韩文华利用李涛（江苏省淮安市农村商业银行徐溜支行职工）的银行征信查询ID号及密码及被告人李楠、卢惠生提供的德州银行滨州分行专用网络，在该行南面的停车场内，使用电脑非法查询公民个人银行征信信息近3万条。

被告人韩亮、邓佳勇获得征信查询ID号、密码并非法提供给被告人韩世杰等人使用，双方通过被告人陈莎莎中转租金、传递密码。被告人韩世杰、旷源鸿、韩文华将查询获得的上述公民个人银行征信信息出售给他人，向被告人韩亮、李冲、李楠支付了相关费用。

（二）裁判结果

湖北省巴东县人民法院判决认为：被告人韩世杰、旷源鸿、韩文华、韩亮、邓佳勇、李楠、陈莎莎、卢惠生、李冲、耿健美违反国家有关规定，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出售牟利，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综合考虑被告人自首、坦白、积极退赃等情节，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被告人韩世杰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被告人旷源鸿有期徒刑一年零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被告人韩文华有期徒刑一年零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被告人韩亮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以及其他各被告人相应有期徒刑、拘役和罚金。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三、周滨城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非法购买学生信息出售牟利，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一）基本案情

2016年4月，被告人周滨城向他人购买浙江省学生信息193万余条。后被告人周滨城将其中100万余条嘉兴、绍兴地区的学生信息以6万余元的价格出售给被告人陈利青，将45655条嘉兴地区的学生信息以3500元的价格出售给被告人刘亚、陈俊、周红云，将7214条平湖地区的学生信息以1400元的价格出售，将2320条平湖地区的学生信息以500元的价格出售，共计非法获利65400元。此外，2016年4月，被告人刘亚、陈俊、周红云以3000元的价格向他人购买嘉兴地区学生信息25068条。

（二）裁判结果

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法院判决认为：被告人周滨城、陈利青、刘亚、陈俊、周红云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以购买的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数量分别为193万余条、100万余条、7万余条、7万余条、7万余条，其行为均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综合考虑被告人自首、坦白等情节，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被告人周滨城有期徒刑一年零十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元；被告人陈利青有期徒刑十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被告人刘亚、陈俊、周红云有期徒刑九个月至七个月不等、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至4000元不等。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四、夏拂晓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非法买卖网购订单信息，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一）基本案情

2015年10月至2016年7月，被告人夏拂晓买卖大量含有公民姓名、收货地址、手机号码等内容的网购订单信息，非法获利约5万元。被告人夏拂晓在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二）裁判结果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判决认为：被告人夏拂晓违反国家有关规定，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并向他人出售，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综合考虑全案情节，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被告人夏拂晓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五、肖凡、周浩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利用黑客手段窃取公民个人信息出售牟利，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肖凡、周浩预谋窃取邮局内部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出售牟利，共同出资购买了黑客软件。2016年5月至6月，二人通过黑客软件侵入邮局内网，在邮局内网窃取邮局内部的公民个人信息103257条，并将窃取的公民个人信息全部出售给被告人李晓波。后李晓波将购买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给被告人王丽元4万条，王丽元又将购买到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给被告人宋晓波3万条。

（二）裁判结果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人民法院判决认为：被告人肖凡、周浩通过黑客手段窃取公民个人信息并非法出售，李晓波、王丽元、宋晓波通过购买方式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其行为均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据此，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被告人肖凡、周浩、李晓波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被告人王丽元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被告人宋晓波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六、杜明兴、杜明龙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通过互联网非法购买、交换、出售公民个人信息，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杜明兴、杜明龙加入涉及个人信息交换买卖的QQ群，通过购买、交换等方式获取大量公民个人信息，再在群里发布广告招揽买家。2015年11月至2016年3月，杜明兴向他人购买或者交换车主信息等公民个人信息28万余条，向他人出售关于期货、基金、车主、信用卡等公民个人信息42万余条；杜明龙向他人购买杭州地区新生儿及其父母信息等公民个人信息3万余条，向他人出售车主信息、小区业主信息等公民个人信息近40万条。

（二）裁判结果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判决认为：被告人杜明兴、杜明龙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以非法方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综合考虑被告人坦白、退赃等情节，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被告人杜明兴有期徒刑一年零四个月，罚金人民币1万元；被告人杜明龙有期徒刑一年零二个月，罚金人民币1万元。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七、丁亚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非法提供近二千万条住宿记录供他人查询牟利，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情节特别严重”

（一）基本案情

2013年底，一家为全国4500多家酒店提供网络服务的公司因系统存在安全漏洞，致使全国高达2000万条宾馆住宿记录泄露。2015年初至2016年6月，被告人丁亚光通过在不法网站下载的方式，非法获取宾馆住宿记录等公民个人信息，并上传至自己开办的“嗅密码”网站。该网站除了能够查询住宿记录外，还提供用户QQ、部分论坛账号及密码找回功能。其中住宿记录共有将近2000万条，用户经注册成为会员后，可以在网页“开房查询”栏目项下，以输入关键字姓名或身份证号的方式查询网站数据库中宾馆住宿记录（显示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码、地址、住宿时间等信息）。丁亚光自2015年5月左右开始对该网站采取注册会员方式收取费用60元每人，到2016年1月上调到120元每人。2015年11月1日至2016年6月23日，“嗅密码”网站共有查询记录49698条，收取会员费191440.92元。

（二）裁判结果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判决认为：被告人丁亚光非法获取住宿记录等公民个人信息后通过网站提供查询服务牟利，供查询的公民个人信息近2000万条，其行为已经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且属于“情节特别严重”。综合考虑退赃等情节，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被告人丁亚光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第三篇：云南省侵犯财产案件数额标准

云南省侵犯财产案件数额标准

默认分类 2009-08-19 11:25:51 阅读199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订阅

关于正确认定九种侵犯财产犯罪案件数额与情节的暂行规定

（2001年8月31日印发）

为了正确适用刑法有关侵犯财产犯罪的部分条款，避免刑事司法活动中的主管随意性，维护法律的统一和尊严，保障刑事司法的公正与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结合本省司法实践，对正确认定诈骗罪等九种侵犯财产犯罪案件的数额与情节作如下规定：

一、诈骗罪（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

（一）诈骗公私财物2000元以上的，为“数额较大”；诈骗公私财物3万元以上的，为“数额巨大”； 诈骗公私财物20万元以上的，为“数额特别巨大”。

（二）诈骗公私财物2万元以上，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有其他严重情节”：

1、诈骗集团的首要分子或共同诈骗犯罪中情节严重的主犯；

2、流窜作案，危害严重的；

3、诈骗单位、个人的生产资料或其他款物，严重影响生产或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4、诈骗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救济、移民款物的；

5、挥霍诈骗款物，致使诈骗款物无法归还的；

6、使用诈骗款物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

7、诈骗行为人系累犯的；

8、诈骗老、弱、病、残、下岗人员、妇女、未成年人等社会弱势群体或者其他经济特别困难、处于危难境况的人，或者导致被害人伤害、死亡、精神失常和其他严重后果的；

诈骗公私财物10万元以上，并具有上述九种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

二、抢夺罪（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

（一）抢夺公私财物500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 抢夺公私财物5000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 抢夺公私财物3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

抢夺公私财物，数额达不到500元，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也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1、多次抢夺的；

2、抢夺老、弱、病、残、下岗人员、妇女、未成年人等社会弱势群体的；

3、因抢夺造成被害人伤害、死亡、精神失常或其他严重后果的。

（二）抢夺公私财物，数额接近“巨大”“特别巨大”标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分别认定为具有“其他严重情节”和“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1、多次抢夺的；

2、在车站、码头、民用航空站、市场、商场、公园、影剧院、娱乐场所、运动场、展览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以及在公共汽车、火车、船只等公共交通工具上和交通要道，公然实施抢夺，造成一定范围的社会公众恐慌或者产生不安全感的；

3、抢夺旅游者或在风景旅游名胜区和旅游度假村实施抢夺，影响极坏，有损于云南旅游形象的；

4、抢夺老、弱、病、残、妇女、未成年人等社会弱势群体的；

5、因抢夺造成被害人伤害或其他严重后果的。

三、聚众哄抢罪（刑法第二百六十八条）

（一）聚众哄抢公私财物1500元以上的，为“数额较大”； 聚众哄抢公私财物15000元以上的，为“数额巨大”。

（二）聚众哄抢公私财物接近“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的数额标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分别认定为有“其他严重情节”和“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1、聚众哄抢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物资的；

2、聚众哄抢老、弱、病、残、下岗人员、妇女、未成年人等社会弱势群体的；

3、聚众哄抢造成被害人伤害、死亡、精神失常或其他严重后果的；

4、横行乡里、欺行霸市的流氓恶势力故意组织进行哄抢的。

四、侵占罪（刑法第二百七十条）

（一）非法侵占他人财物8000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 非法侵占他人财物8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

（二）非法侵占他人财物5万元以上，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1、非法处置他人的财物，致使被害人的财物无法追回或者无法恢复原状的；

2、非法侵占他人财物，造成被害人生产或生活困难、伤害、死亡、精神失常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五、职务侵占罪（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本单位财物1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 非法占有本单位财物10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

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及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本单位财物的，依照适用贪污罪的数额标准定罪量刑，不适用本规定的数额标准。

六、挪用资金罪（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

（一）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的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使用，数额在2万元以上的，为挪用资金“数额较大”。

（二）前款人员挪用资金进行营利活动或者非法活动的，以挪用资金1万元为追究刑事责任的数额起点。

（三）前款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的资金归个人使用，数额在15万元以上的，为挪用资金“数额巨大”。

（四）挪用资金数额较大不退还，是指挪用资金数额较大，因客观原因在一审宣判前不能退还。

（五）前款人员挪用资金后携款潜逃或者隐匿财产逃避追缴的，以职务侵占罪定罪处罚。

（六）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挪用资金行为的，按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的规定，以挪用公款罪定罪处罚。

七、敲诈勒索罪（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

（一）敲诈勒索公私财物2000元以上的，为“数额较大”； 敲诈勒索公私财物2万元以上的，为“数额巨大”。

（二）敲诈勒索公私财物1万元以上，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有其他严重情节”：

1、敲诈勒索公私财物多人或多次，影响极坏，使群众丧失安全感的；

2、敲诈勒索老、弱、病、残、下岗人员、妇女、未成年人等社会弱势群体的；

3、敲诈勒索造成被害人精神极度紧张或者精神失常的；

4、动用和依靠黑恶势力进行敲诈勒索的；

5、其他手段凶残、后果严重的敲诈勒索行为。

八、故意毁坏财物罪（刑法第二百七十五条）

（一）故意毁坏公私财物价值4000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 故意毁坏公私财物价值4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

（二）故意毁坏公私财物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根据其程度不同，分别认定为“有其他严重情节”和“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1、故意毁坏他人的生产、生活物资，造成被害人生产停滞、生活困难的；

2、故意毁坏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物资，严重妨害或影响有关工作的；

3、行为人公然蔑视国家法律和社会道德规范，明显带有黑恶势力性质的；

九、抢劫罪（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抢劫罪以1万元为“数额巨大”的起点。

抢劫罪的 其他情节，依照刑法和司法解释的规定认定。

十、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执行。在执行过程中遇到需作补充规定或进一步解释的问题，由发文单位按职能共同或分别作出解释与规定

第四篇：农村非法集资类犯罪特点、成因及防治对策

摘 要：近年来，全国各地非法集资问题日益突出，尤其是在经济发达地区中的农村连续发案，案值巨大，受害人众多，不仅扰乱了国家金融市场秩序，危害经济社会健康发展，而且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的和谐稳定造成严重的冲击，为此，对该类型犯罪开展实证研究显得尤有必要。

关键词：非法集资；犯罪特点；犯罪成因；防治对策

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10-0143-03

伴随国家各领域改革的逐渐深入，我国经济始终处在高速发展的轨道中，农村经济日趋活跃，和经济相关的犯罪也因应产生，其中非法集资类犯罪最为典型，随着经济的发展呈现显著的高发态势。为此，对该类型犯罪开展实证研究显得尤有必要，本文选取江苏兴化市农村非法集资犯罪为研究对象，试图发现该类型犯罪的性质和特点，探索有效的防范和打击策略，为今后预防此类案件发生，维护经济健康发展提供现实的指导。

一、兴化市农村非法集资类犯罪调查

兴化县级市位于江苏省中部，辖区面积较大，人口众多。近年来，全市经济发展迅猛，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呈南高北低的态势，南部数个乡镇依托发展成熟的特色产业，经济实力位列全省乡镇经济排名前列，因为各种原因，这部分乡镇经济类型犯罪多发，其中以非法集资最为典型，已发的数个案件在全国范围内造成较大影响。通过查阅兴化市非法集资类案件卷宗，较清楚地了解到此类型犯罪的情况。

经调查，兴化市2009全年经济案件共立案26起，涉案金额1.1亿余元，案件受害人高达400余人；2010年立案10起，涉案金额1.8亿余元，涉及受害人100余人；2011年立案4起，涉案金额1.2亿余元，涉及受害人200余人；2012年至今受案3起，涉案金额4000余万元，涉及受害人100余人。从2009年至今，x市共立案43起，破案43起，抓获犯罪嫌疑46名，涉及金额4.5亿余元人民币，挽回损失3.3亿余元人民币。此43起案件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39起、集资诈骗4起，通过研究分析，上述案件具体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通过假借做生意的名目，或虚构实业项目，故意向受害者夸大未来实业收益，并许以高额利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集资诈骗。犯罪嫌疑人在获得非法所得资金后，或因个人挥霍，或因投资失败，而最终导致资金链断裂案发。此类案件涉案金额大，受害群众多，难以挽回经济损失，极易引发受害人社会不安定事件，如2011年该市南部z镇徐某、於某某编造在外投资办厂的谎言，在该市市区和z镇等地先后向20余人非法集资1000万余元后，因无力偿还而举家潜逃[1]。该市南部d镇刘某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2010年至2011年期间，犯罪嫌疑人刘某某以办厂需要资金周转为由，用3%的月息从顾某某等50多人处借款2800余万元人民币，后因经营不善无力偿还，刘某某举家外逃[2]。

2.以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形式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集资诈骗。兴化市南部d镇、g镇中小企业多，资金流量大，企业和个人以银行承兑汇票结算业务盛行，承兑汇票按规定要到期在银行兑现。在此过程中，不少企业为了快速回笼资金，寻找非法渠道贴现，给犯罪嫌疑人可趁之机。如g镇孙某某、何某某集资诈骗案，2010年11月1日至11月23日，犯罪嫌疑人何某某伙同犯罪嫌疑人孙某某，采取拆东墙补西墙的手段，虚构事实、隐瞒事实真相，以短期代用银行承兑、需要资金周转等为由，骗取同镇徐某某、王某、叶某某等群众的承兑汇票和现金，金额共达4200余万元，用于个人挥霍、买彩票、赌博等[3]。2010年11月27日，孙某某、何某某意识到无力偿还巨额债务，事情即将败露，遂携带部分集资款逃跑。又如d镇及g地区戴某某、朱某、徐某涉嫌非法经营一案，案中3名犯罪嫌疑人均系d镇、g镇单身离异女性，在2011年4月至2011年11月间，诱以30-40日按票面金额全额贴现的方式，向周边企业、个体业主大量收购银行承兑汇票再转手放给一些担保公司、急需资金周转的企业使用，后因资金链断裂，导致近百名债主、承兑汇票提供人不断上访、集访，至今仍有近1000万元债务无力偿还，给地区带来了不稳定的因素。再如g镇张某某非法经营案，犯罪嫌疑人张某某在2008年至2010年9月期间，为了偿还自己高利借贷形成的债务，以高额贴现利率为诱饵，向周边担保公司、企业、个人借取银行承兑汇票，并转手将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套取资金偿还债务，由此恶性循环，最终造成100多名群众4000多万元经济损失无法挽回[4]。

3.农村合作银行清退的三农信息员、吸储员继续利用该身份向广大农民非法吸收存款，甚至高息借款。如g镇章某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犯罪嫌疑人章某某原长期担任x市农村合作银行d镇支行的吸储员，2008年，在x市农村合作银行取消其吸储员资格后，仍以吸储员的身份向本村及周边村镇100余户村民非法吸储1200余万元，转手放贷后无法收回，造成受害群众巨大损失[5]。

4.以“标会”的形式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如x市城郊王某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2006年9月到2009年7月王某某采用“标会”的形式向300多人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200余万元，所造成的损失至今未挽回[6]。

二、兴化市农村地区非法集资类犯罪特点

（一）表现形式

1.操作手续简易。兴化市农村民间借贷一般是在亲戚朋友或熟人彼此介绍间，具有地缘性和亲缘性强的特点，借款期限事先基本确定，但也可临时通知收回，也可要求展期。一般获得资金只需数天，普遍以现金方式进行。

2.借款期限以短期为主。民间借贷的资金主要用于短期资金周转，加之利息相对较高，所以其期限以短期为主。借条上注明借款期限一般只有一、二个月，最长不超过6个月。

3.民间借贷中介机构专业化。随着民间资本借贷的增加，出现了专业中介人（放贷人）和中介组织。这些中介运用广泛的人脉资源及网络信息来拓展业务，借贷业务更具规模化和专业化。

（二）犯罪特点

1.犯罪时间周期长。犯罪时间短则几个月，长则几年。犯罪嫌疑人为了非法集资，在开始集资时按约支付高息，营造信誉度高的假象，以此吸收更多的集资资金，一般采用借东墙补西墙的手法长期作案，大范围地扩大集资数额。因非法集资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大多数经营企业，一旦资金链断裂、犯罪嫌疑人携款潜逃，受害人损失惨重。

2.犯罪手段欺骗性强。大多数犯罪嫌疑人非法集资时，以各种各样的投资为幌子，以高于银行同期利率3至5倍，甚至10多倍向身边的亲友、熟人及社会不特定人员集资，约定以月、半年或一年付息一次的方式，欺骗受害人。此外，犯罪嫌疑人向众多受害人集资时，往往想方设法不让受害人相互联系，致使受害人接连上当受骗。

3.受害成员身份复杂。犯罪嫌疑人为了达到大量集资的目的，往往先向亲友、职工等熟人集资，接着通过亲友的亲友，再进行集资。受害者中，有普通的生意人、社会闲杂人员、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以及打工人员等等。这些受害者受利益驱动，将自己积蓄或暂时闲置资金借给犯罪嫌疑人，有的向亲友、同学借款后，再转贷给犯罪嫌疑人，甚至为犯罪嫌疑人借款担保。

4.行为后果具有危害性。非法集资案件涉案金额比较大，涉及的受害者面广量大，因追赃挽损困难，极易引发上访、集访、群体性事件，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稳定。由于涉及到切身利益，受害人在讨债过程中往往会不择手段，极易发生非法拘禁、故意伤害、打砸抢等恶性案件。如果损失巨大、索债未果，受害人为了逃避现实矛盾，还有可能自杀等极端手段。

三、兴化市农村非法集资类犯罪成因分析

1.群众经不住高额利益的诱惑。群众手上有了闲置资金没有好的投资渠道，在银行利率偏低的情况下很多人经不住不法份子高利丰厚回报的诱惑性宣传，贪利和盲从的心理使不少群众放松警惕，冒巨大的风险投入。

2.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融资困难。企业要发展生存，但国家从2007年后实行货币从紧的货币政策，企业贷款难，而民间借贷手续简单，方便灵活，尽管利息高很多企业只能选择民间借贷，这导致民间借贷越来越活跃，为集资类案件的发生提供了活跃土壤。

3.法律保障存在缺陷。就目前法律规范上讲，“放高利贷”尚未明确列入刑法打击范畴，民间高利借贷的收益为不正当利益，属于民法调整范围。打而无据，无从打击，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民间高利借贷的歪风，而当民间借贷受到损失求助公力时，不能完全适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罪名，使得犯罪分子逃之夭夭。

4.监管工作存有缺失。对非法集资等地下金融活动的监督与管理涉及到银监、工商、经贸、公安等多个政府职能部门，但全国尚未构建起各部门联动的针对各类非法集资活动的监管机制，各职能部门在目前的职责分工下无法对其履行有效的监管职责，不能形成监管打击合力，这在客观上助长了各类非法集资活动的高发与蔓延。

四、打击非法集资类犯罪案件的困境与防范对策研究

当前，非法集资犯罪活动作案手段多样，手法不断翻新，极具隐蔽性和欺诈性，公安部门在侦办此类案件时明显存在着以下几方面的主要困难：

首先是调查取证难。在非法集资案件中，最关键的证据是相关账目，因为只有账据才能完整地反映其经营状况、涉案金额和赃款去向。但是由于犯罪分子主观上对赃款“非法占用”的故意和意图逃避法律制裁的目的，决定其做假账或隐匿、销毁账簿的可能性比较大。目前在认定犯罪数额时只能根据被骗群众提供的合同、收据、银行收账单等凭证来计算。但这种计算方式得出的犯罪数额并不全面，有些受害人不愿报案，认为如果犯罪分子被判刑，投资款就完了，认为犯罪分子只有不被判刑，将来才有可能还钱。同时由于被害人众多，对每一位被害人都要取证到位，工作量巨大。如今年兴化市发生的陈某某集资案，虽然陈已出逃国外，数十人也只有一人正式报案。同样今年发生的朱某集资案，竟然没有一位受害人愿意报案，只有一名担保人来报案。这给公安系统有效查处此类案件带来很大难度。

其次是追赃挽损难。大量集资诈骗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案件的赃款无法追回，损失得不到补偿，从而造成受害群众不满意的局面。其主要原因一是犯罪嫌疑人因经营不善，高利债务缠身，导致资金链断裂，遂想方设法集资，拆东墙补西墙，致债务越来越高，无力偿还；二是犯罪嫌疑人将集资款用于赌博、转放高利贷等非法活动，或用于其它高风险投资、挥霍等，导致血本无归，因此赃款难以追回。

再次是司法认定难。2011年1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惩治非法集资犯罪活动的新的司法解释《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第一条第（二）项之规定“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的形式向社会公开宣传”，给公安系统侦办工作带来新的难点。如今年发生的g镇刘某某集资案，初步调查刘某某以开设的x市天荣服饰有限公司为平台向社会不特定100余人集资3000余万元，从现有证据看刘的行为不符合上述条款中的公开宣传的规定，难以认定其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刘某某逃跑前其公司在运转，且刘逃跑以后难以确定其非法占有集资款的故意，故对其集资行为目前不经深入调查获取一定证据，从法理上讲很难对其定性查处[7]。

非法集资类经济犯罪社会危害性极大，不仅严重破坏了我国社会金融管理秩序，而且易引发群体性事件，极大影响社会政治稳定。为此，必须坚持“严打”方针，严厉打击非法集资型经济犯罪，完善立法，强化司法，给民间正常融资提供适当、合理渠道，给犯罪活动以沉重打击。同时，要加强大力宣传民间资金安全防范常识，以达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舆论效果的统一。研究认为，防范并处理非法集资类经济犯罪应重点把握以下4方面关键环节：

1.必须坚持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的整体工作格局。处置非法集资类事件的实践证明，离开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就难以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难以彻底化解矛盾。因此，必须建立“党委主导、政府主抓、属地主责、公安主掌”的整体处置工作格局。针对重大非法集资案件，搭建处置领导班子，制定处置方案。在整体处置工作中，应当遵循6条指导性意见：一是要确立“低调组织排查，有效掌控事态”的工作方式；二是要确定“主动介入，控制态势，冒出一个，妥善化解一个，依法处置一个”的工作方针；三是要确定“先易后难、先急后缓，减少存量、防止增量”的工作方法；四是要确立“控制在局部，化解在基层”的工作策略；五是要确立“自我清理为主、政府帮助为辅”的财产清算工作模式。六是要确定“积极应对，正面为主”的宣传基调。2.必须坚持部门分工负责的联动工作机制。非法集资活动涉及刑事、民事范畴，涉及税务、银行、工商等领域，依靠单个部门处置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因此，要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各部门围绕自身的职责开展深入细致的工作。涉案地方党委政府应该成立专门工作小组，摸清债权债务基本情况，妥善处置或化解那些容易化解的借贷纠纷，制定处置方案，同时切实做好社会面的稳控工作，减少信访、上访事件的发生。属地派出所应该利用触角深、信息灵的优势主动排查线索，随时掌握最新事态，积极配合地方政府做好稳控等各项工作。法院要及时审理相关的民事诉讼案件，对需先行保存财产的要及时采取果断措施，以减少受害人的损失。凡是涉及税务、银行、工商需要配合的事项，税务、银行、工商等部门要主动介入，全力配合调查和处置工作。相关各部门要相互联系沟通，加强信息交流，共同制定方案、共同商讨对策、共同做好分工负责的事项。

3.必须坚持以公安为主体的查案打击工作机制。公安机关要从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局出发，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切实履行法定职责，采取扎实有效措施，严厉打击此类犯罪。查处此类案件过程中，要针对案件的客观态势，有针对性地设立一个防范处置工作室和情报研判、面上排摸、查出指导、打击侦办、现场处置、舆情应对等6个工作组。经侦、刑侦、治安、网监等警种参与作战，形成合力，严打经济犯罪及其次生的暴力讨债、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犯罪行为。对涉案金额巨大，涉及人数众多，作案人有可能携款逃跑的，经侦部门及时立案，控制犯罪嫌疑人，迅速查封、冻结集资财产，防止其被隐匿、转移或流失，并在当地党委、政府的领导下，与相关部门共同积极做好受害群众的稳定工作。

4.必须坚持多层面、深层次的宣传防范工作机制。一方面要争取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的支持，开展多层次、多角度宣传，让广大群众知道什么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什么是集资诈骗，以及其社会的危害性，以案说法，使广大群众识别其犯罪手法，提高民间资金的安全防范能力。同时，要广泛宣传打击非法集资、暴力讨债、非法拘禁、恶意欠薪、哄抢企业财务、堵塞交通、网络造谣等典型案例，震慑犯罪，弘扬法制。另一方面要联合社区、村组和单位，运用广场宣传、发放宣传材料、进村入户宣传、开设法制课堂等传统形式，让群众面对面地接受教育。

当下非法集资案件多，其中有很多因素，文中立论立足于公安工作分析其原因并且提出打防措施。真正要有效遏制非法集资犯罪，还有赖于全社会来努力构建预防非法集资犯罪的网络。

第五篇：器官移植类犯罪初探

由杀鸡取卵想起的器官移植涉及的犯罪的思考

器官移植犯罪不是一种单一的犯罪，而是一类犯罪的总称，是指在器官移植前，器官移植过程中以及器官移植后于器官移植有关的法定犯罪和待“犯罪化”的各种严重危害社会行为的统称。

在《刑法修正案(八)》颁布之前，对非法买卖人体器官行为以非法经营罪加以认定，可以说是在法律未对非法买卖人体器官犯罪加以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司法机关所采取的权宜之计，有助于从根本上惩治人体器官犯罪，强化刑法对民生的保护。《刑法修正案(八)》第37 条所规定的人体器官犯罪涵盖了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和盗窃、侮辱尸体罪等四种犯罪，除此之外，该类法定的犯罪形式还包括危害公共卫生罪中的大部分罪名（如：医疗事故罪，非法行医罪，传染病菌种、病毒扩散罪等）。作为人体器官犯罪的对象，人体器官既包括活体器官，也涵盖尸体器官，但不包括同属人体材料的人体组织和人体细胞。《刑法修正案(八)》未将单位规定为人体器官犯罪的主体，且在对精神病人人体器官的特殊保护方面并没有规定。由于器官移植本身的特殊性，器官移植犯罪还其独特的表现方式——待“犯罪化”的行为，是指行为人为达到得到人体器官或者移植器官的目的而实施的我国刑法为规定但是有着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如将精神病人作为器官移植供体的行为、实施异种器官移植实验导致病毒蔓延的行为。

1、将未成年人、精神病人作为器官移植供体的行为

精神病人全部或者部分丧失了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有人认为可以将精神病人作为器官移植的供体，以缓解器官移植中供体的不足。虽然精神病人呢在生理上存在缺陷但是因此就否定它所应当享有的生存权和健康权。

精神病人的监护人也可在为救助其亲属的情况下代替他们做出同意移植其器官的意思表示，但应以不损害他们的健康为限。

2、人体试验的行为

器官移植的医学上分为同种器官移植和一种器官移植，人与人之间的器官移植为同种器官移植，动物与人之间的移植为异种器官移植。由于人体器官的来源有限，远不能满足器官衰竭患者的需求，因此异种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希望，同时加大了是人类感染动物传染病的危险。在对于异种器官移植没有可靠地证据证明其安全性的问题是，擅自实施异种器官移植，导致出现新的传染性的病毒或者引起传染性病毒扩散后果的行为，不仅对器官移植的受体会产生极大的危害，而且还可能会触发新的艾滋病流行，危机整个人类的生存，对于这种急功近利，缺乏医学伦理道德观念，无视病人甚至整个人类利益的人体试验行为，有必要从严惩处。

人体器官、人体组织和人体细胞都对人体健康具有重要价值，能够有效弥补相关器官、组织的功能性缺失。从对该三类人体材料实施犯罪行为的危害性来看，非法摘取人体组织和人体细胞的行为对人体健康的损害和生命的威胁是存在的。面对个体的骨髓、角膜、心脏瓣膜等人体组织被非法摘取的情形，恐怕很难说这样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要远远小于摘取人体肝、肾等器官。在司法实践和现实生活中，已经存在着非法摘取、出售人体组织的行为，对此有通过立法予以规制的必要，当然，考虑到刑事立法的谦抑性，在人体组织和人体细胞的立法保护方面，可以优先选择将人体组织犯罪纳入刑法调整的范围，毕竟，与人体组织和人体器官相比，人体细胞对公众健康权的侵害没有那么严重。

法律是规制和促进器官移植事业发展，保障公民生命健康权利的的最佳手段, 因此人体器官移植立法的脚步必须加快。纵观世界各国的人体器官移植立法, 吸取其中适合我国国情的制度和规则, 不断完善对于生命健康权利的保护, 无疑将会规范并促进我国人体器官移植事业加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