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孤残儿童民间收养的困境与出路研究
孤残儿童民间收养的困境与出路研究
摘要：民间收养问题日益凸显，孤残儿童作为社会上最需要关注的弱势群体，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都面临了诸多困境，如何从法律制度上更好的保障他们的基本权利是现在亟需解决的问题。需要从分析孤残儿童的定义与现状入手，然后再通过对立法现状分析研究发现立法上的不足，对孤残儿童的法律保护提出完善立法的建议。
关键词：孤残儿童；法律保护；儿童福利；立法现状；完善建议
“袁厉害”案件将孤残儿童民间收养问题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孤残儿童作为最需要关注的社会弱势群体，法律应为其提供更加完善的保护。但是从实际情况看来，我国并没有针对儿童保护颁布专门的法律，许多现实问题得不到解决，民间收养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法律制度的缺失。只有完善法律制度，为孤残儿童提供有效的法律保护，民间收养才能走出困境。
一、孤残儿童的界定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1条规定：“为本公约之目的，儿童系指18岁以下的任何人，除非对其适用之法律规定成年年龄少于18岁。”在我国，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未成年人是指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另外，《宪法》、《民法》、《刑法》等相关法律规范中，十八周岁都作为划分完全行为能力的重要标准，如《宪法》第34条。由此可以看出，我国法律上所指的儿童是指未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孤残主要是指的孤儿和残疾两个方面。从国家统计孤儿数的要求来看，孤儿是指失去父母或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综上结合《残疾人保障法》第2条关于残疾人的定义，笔者认为孤残儿童这一概念可分广义与狭义，广义上的孤残儿童指失去父母或查找不到父母或在心理、生理、人体结构上存在问题难以正常方式从事某种活动能力的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即孤残儿童只需满足孤儿与残疾中任意一个条件。狭义的孤残儿童则是指同时满足孤儿与残疾两个条件的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本文中所的孤残儿童概念是广义的。
二、我国孤残儿童保护所面临的困境
（一）法律保护机制薄弱
1、缺乏专门的法律保护。我国关于儿童权利保护的法律主要分为五个层次：一是参与的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机构发布的宣言、公约等法律文件，如《儿童权利公约》；二是全国人大及常委通关的相关法律，如《收养法》等；三是国务院及其各部门颁布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政策规定，如《家庭寄养管理暂行办法》；四是地方性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政策规定；五是国际与国内各种非政府组织制定的规定与声明等。[1]不难看出，我国关于儿童保护的法律层次较多，但是严格地说，至今我国没有关于儿童福利的基本法，缺乏完善的相关福利政策，现有的孤残儿童权益保护的法规不成体系，散见于各个法律之中。[2]这些法律难以统一，其分散性导致法律规定出现重叠、冲突与缺失等问题。同时有关孤残儿童的大部分的规定，都是以政府文件的形式发布出来，层次较低，司法性、权威性不足。尽管在2011年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曾受民政部委托起草《儿童福利条例》（建议稿），但是，这个条例只是列入民政部的规章制定规划，并没有进入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或全国人大的立法规划，层级不够。[3]而从现实状况可以看出，散见的各个法律规范与政策文件的保护规定不能满足现实需求，我国的孤残儿童缺少专门的法律保护。
2、现行法律适应性不强。现今不仅法律缺失，出台的法律规章也不能完全适应现实情况要求，存在着执行难的问题。收养能够让儿童重新融入家庭生活，是孤残儿童的重要出路之一。因此笔者就以《收养法》为例，简要的分析一下我国关于孤残儿童收养方面法律规定的不足。第一，法律条文规定不够细致，比如《收养法》第4条第3款规定与第5条第3款规定中提到的“特殊困难”，法条里并未进行解释说明，我们不能确定其具体所指。第二，我国现行法律只规定了收养程序，但是收养后的监督没有制度可循。第三，我国《收养法》对收养人的资格限制过于严苛死板，例如《收养法》第8条规定“收养人只能收养一名子女”；第9条规定当没有配偶的男性想要收养女性，必须与被收养儿童相差四十周岁以上，这样的严苛规定减少了适格收养人的数量，许多收养人因为不符合严苛的条件而选择民间收养或者是放弃收养，这样实际上更不利于孤残儿童的生存与发展。以上分析的问题并不只存在于《收养法》之中，现行的许多条款都存在着，规定过于原则，法律条文模糊与空白的问题。不能适用的法律相当于一纸空文，立法不是最终的目的，能够适应现实情况解决现实问题，才是立法的意义所在。
（二）法律实施的监督体制不完善
我国在孤残儿童保护上存在缺失，不仅仅体现在法律法规的缺失，还体现在没有完善的监督体制。
1、民政内部监督机制缺乏。《收养法》第15条规定收养需到民政部办理登记，收养关系自登记之日起成立。《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办法》第7条、《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子女登记办法》第11条规定登记机关在规定时间内对收养申请人的资格与材料进行审查，符合条件的才能依法办理登记，收养关系自登记时成立。从上述条文中可以得知我国收养关系成立的审查机关和审批机关都是县级以上民政部门。依据《民法通则》的规定，儿童福利院系被收养儿童的监护人、送养人，而福利院是隶属于民政部门的事业单位，并由其指导，两者有直接行政关系。[4]综上所述，收养过程中，民政部门显然系自己送养、自己审查，这严重违背相互制约的法制原则。监督机制缺乏，必然造成权利的滥用，在实践中，也曾发生过民政部门办理“人情登记”的事件。更有违法犯罪分子与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相互勾结，进行贩卖儿童的违法犯罪活动。
2、政策执行后续监督缺乏。政策执行之后，缺乏后续监督，儿童后续利益得不到保护。如儿童被收养后，对于收养的家庭是否对儿童进行了良好的照顾，儿童对新的环境是否适应都缺少回访关注，导致被收养儿童受到虐待等案件时有的发生，甚至存在收养后转卖的情况。另外分散孤儿的补助金直接下发到监护人账户之中，而民政部门对监护人是否真实的履行了监护义务，补助金是否用于抚养孤残儿童没有完备的监督体制。这就导致一些监护人拿着政府的补助金，却不履行监护义务，资金用不到孤残儿童的身上，监护儿童沦为了某些人获利的途径。
三、孤残儿童法律保护相关建议
（一）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1、基本法律制度的完善。为了更好的保护儿童的权益，我国迫切需要一部专门的法律。各国相继出台《儿童福利保护法》，甚至一些国家的法律已经相对完善，而我国却在这方面无所发展。从国际形势来看，出台关于儿童保护的特别法是必然趋势，我们应该顺应时代，将儿童保护的相关规定从政策层面提升到司法层面，提高孤残儿童法律保护的权威性。《儿童福利保护法》作为一部特别法，有较强的适用性与可操作性。同时该法可以使孤残儿童福利的内容、责任主体、资金渠道、财政划拨比例与执行标准、管理和监督体制等事项进一步明确，这势必对行政效率提高、管理的集中化、资源的节约起到推动作用。[5]此外，原有的相关法律规定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将法律条文中过于原则、模糊性的规定作出适当的解释，把握好宏观与微观，让有关部门在适用时有一个相对清晰的评判标准，避免过度的自由裁量权，导致儿童的权益受到损害。另一方面，对一些过度苛刻的要求进行放宽，拓宽孤残儿童得到帮助的途径，防止苛刻的法律条件阻碍儿童获得救助。我们需要从政策向司法转变，通过对基本的法律进行完善，保障孤残儿童最基本的生存权利。
2、发展性法律保护制度的构建与完善。作为应当特别关注的对象，孤残儿童面临的不仅是生存问题，还有发展问题。他们正处于树立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重要阶段。如果只重视他们基本生存的保护，而忽视了孤残儿童未来发展的需求，这不符合保护的初衷。生存权与发展权是最基本的人权，都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例如对孤残儿童的学费予以减免，提供相关的教育补助、设立专门的助学基金；在医疗保障上为其提供更多的便利，构造一个良好的医疗环境；在法律中给予他们更多的照顾，实行倾斜保护。我国对于孤残儿童的保护还处于较低水平，但是随着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对其的保护应该从基本生活慢慢的扩展到推动个体发展上来。[6]
（三）改革创新体制
1、法规支持，创新我国家庭寄养模式。通过借鉴英美两国的家庭寄养模式经验，我国已经对家庭寄养模式做出相关规定，2014年12月1日我国出台了《家庭寄养管理办法》，有些地区已开始试行。但是我国的家庭寄养模式仍旧处于发展初期，存在许多的不足，需要更多的法律进行规制。我们应该借鉴国外的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对家庭寄养做出进一步的规范。首先要完善家庭家养评估体系，通过测评，了解孩子对其的寄养家庭的真实看法，更加清晰把握每个寄养家庭的情况。其次重视寄养中断问题，做好承接工作，避免对儿童的再次伤害。第一，法规中增加寄养家庭的违约成本，让寄养家庭能够更加重视孩子的寄养问题，在寄养之前做好充分准备，减少寄养中断情况的发生。第二，适当保留相关的福利政策，以此增强寄养家庭的稳定性。第三，补充完善家庭寄养向收养过度的相关法律法规，在寄养转收养的情况下，放宽寄养家庭的法定收养条件，减小其经济压力。
2、完善相关监督管理制度。首先内部监督，如上文所提及，我国收养关系成立的审查机关和审批机关都是县级以上民政部门，中国收养中心、儿童福利院则隶属于民政部门的事业单位。如果要说内部监督，仅仅就只有上级部门对下级部门的监督，内部没有相对独立的监察机构，这严重违背了相互制约的法治原则。因此完善内部监督需要打破民政局在儿童收养过程中的垄断地位，设立单独的监督部门，对日常活动进行监管，纵向与横向监督同时进行，以此来保障工作的有效开展。[7]其次是社会监督，儿童补助资金由民政部门直接发放，但是民政部门对于资金的数额与走向并未向公众进行公示。此外，许多数据以国家机密为由拒绝透露，并不符合信息公开原则。大量的信息不公开，社会公众无法进行监督，工作权威性必然会受到质疑。有关部门应将更多的信息向社会发布，保障公众的知情权，用社会监督的力量来提高部门工作效率，促进工作的清正廉洁。最后要完善回访监督制度，虽然我国在这方面有相关规定，但是过于松散，力度薄弱，实施效果并不理想。有关部门应当对其作出的决定负责，关注决定的实施情况。有效的回访制度能够对孤残儿童进行追踪了解，更好的保护儿童的权益，这也有利于相关部门更好的履行自身的职责，对错误的决定作出及时调整。
综上所述，孤残儿童作为社会上的特殊群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都处于弱势地位，他们需要社会更多的关注。只有完善我国法律体制，为孤残儿童提供有效的法律保护，更好的保障他们合法的权益，才能更好的建设以人为本、民主法治的和谐社会。（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参考文献：
[1]刘继同.当代儿童福利政策框架与儿童福利服务体系（上）[C].理论研究.2008.9
[2]孙莹.儿童福利政策与措施的探讨[J].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2（12）：6-10
[3]韩柳洁.孤残儿童救助如何走出困境[N].人民政协报/2013年/1月/21日/第B01版
[4]陈杰.涉外收养儿童权益保护问题研究[D].云南财经大学.2013
[5]仇雨临.我国儿童福利保障政策的评析与展望[J].社会保障研究.2007，（2）
[6]陈静.孤残儿童社会保障现状及发展路径研究[J].残疾人研究.2012（2）
[7]蒋新苗.中国残疾儿童收养的法律机制透析[J].中国法学.2009.6
第二篇：论儿童道德教育的困境与出路
论儿童道德教育的困境与出路
10303班蔡亦璇02号
【摘要】：中国正处在空前广泛而深刻的巨变之中，传统的道德规范受到强烈冲击，而与社会转型相一致的道德体系尚未建立起来，导致社会道德出现了某种混乱和无序。在这一社会快速变迁与转型的时期，道德和道德教育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困惑和价值失落，道德的困惑和困惑的道德成为当前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从家庭、学校、和社会三方面探讨儿童道德教育所面临的多重困境。然后分析了儿童道德教育面临困境的历史与现实、内部和外在因素。以哲学和心理学研究发展为依据，最终提出儿童道德教育的出路：让儿童的道德在美好生活中自由成长。
【关键词】：儿童道德教育、困境、出路
【正文】：
一、儿童道德教育的困境
（1）：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并称为教育的三大支柱
在很长一段时间，父母在培养孩子时一致认为IQ是一个人成功的重要因素。很多家长费尽心思只为培养一个高智商的“神通”，然而能称得上成功的却不是很多。近年来，EQ也逐渐受到父母的重视，他们了解到，情绪健康的重要性更重于人的聪明头脑。所以，各种培养情商的游戏和玩具开始吸引他们的注意。直到MQ的提出，让父母知道品格更胜于知识。
虽然，父母对道德教育的必要性没有异议，他们也觉得自己一直都重视道德教育。然而，许多父母对孩子的道德教育并不全面，多数只集中在如何保护自己、如何让自己快乐、如何欣赏美等方面，而对于道德智商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却不甚了解。
在教育学和心理学界的研究中，道德智商包括体贴、尊重、容忍、宽恕、诚实、合作、负责、平和、忠心、礼貌、独立、幽默等各种美德，因此也称之为美德智商。
现代父母都愿意接受新的教育观念，目的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得到更全面的发展。因此他们自然会乐于配合孩子的道德智商培养。在道德教育中，父母的作用至关重要，而从另一个方面讲，影响孩子们道德智商发展最重要的因素，也就是急于教育好自己孩子的父母们。
（2）道德价值观教育从“只说不做”到“只字不提”。
家庭教育需要言传身教，对孩子的道德教育应放在首位，这是一个常识，更是中国数千年传承的家教传统，孝文化、君子文化便是这一传统结出的硕果。但今天似乎并非如此。天津市曾进行一项7～14岁儿童家庭教育调查，当列出健康、安全、学习成绩、品德、自理能力、兴趣爱好、交友、吃、穿等9项指标要求家长回答“您平时最关心孩子什么”(选其中三项)时，有87.2%的父母选择“学习成绩”，为第一位；而最关心孩子“品德”的比此低25.4个百分点。当进一步要求家长对所选三项内容按重要程度排序时，将品德摆在第一位的仅占全部调查对象的18.1%。
（3）“狼性教育”让孩子缺乏爱心。
在社会主义市场和社会竞争不断加剧的背景下，从小培养孩子的能力，让其今后在社会上有竞争力，成为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重点。但不少家长片面地把爱心和竞争力对立起来，在两者之间选择了后者。
一些家长、学校和教育者赞同甚至实施“狼性教育”，即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世界里，要对孩子们进行“狼”的教育，而不应是“羊”的教育。上海儿童健康基金会儿童心理工作室主任吴亦君是一名心理咨询师，她曾接触一个在打骂中长大的高二学生，孩子最大的愿望竟然就是希望自己快点长高长壮，可以对一直责打自己的父亲还以颜色，考试故意考砸、家里故意捣乱，看着父母焦急生气就会产生快感。
实施“狼性教育”有两种情况，一是父母本身难以控制住情绪，加之“棒下出孝子”等观念，因而对孩子万般严苛，教育方法也过于激进。二是受社会竞争压力的影响，一味培养孩子的竞争观念，最终造成孩子缺乏爱心，甚至导致性格的扭曲。
北师大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忠心表示，狼的本性是凶残的，是通过掠夺占有的，“狼性教育”如果是为了适应竞争，这是对市场经济的一种肤浅认识。狼性教育的实质是以自我为中心。一些少年儿童的父母对社会上非正常的人际关系和不良社会状态存有不满情绪，以至于对个人和家庭之外的一切都失去信心和责任心。加之社会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的存在，更使一些人个体意识强化，社会责任感淡化，表现为凡事以我为中心，对自己、对家庭有利的事就做，无利的事不做。一些家长对孩子在学校参加劳动，在社会上参加公益活动抱不支持态度，教孩子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公共秩序、公共规则置之不顾，我行我素等等。这种不负责任的社会观助长了少年儿童的自我中心倾向。
应该看到，转型期的中国，传统道德体系面临挑战，适应时代发展的新道德体系尚未建立，道德价值的失范成为现实中的普遍困境。面对“拿什么教给你，我的孩子”的问题，许多家长十分困惑：拿什么正面的成才观、成功观向孩子解释现实生活？显然，要彻底解决其中的价值观扭曲问题，尚有待于全社会的道德价值体系重建。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和家庭教育的直接责任人，家长们，老师们应当行动起来，从自我道德重建出发，为下一代成长负起应有的责任。
二、儿童道德教育困境的历史与现实因素分析
传统文化中儿童的缺失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儿童、儿童生活长期以来处于是被忽视的地位。
1.“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家长制作风。中国儒学重礼，“礼”是传统儒学心目中的伦理纲常、行为准则、道德规范等。“礼”包含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意思是君主要像君主，臣民要像臣民，父亲要像父亲，儿女要像儿女;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让子亡，子不得不亡。很显然，子女在父亲面前是没有独立人格的，甚至连自身的生存权都无法保障。时至今口，我们虽然不再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但这种封建家长制作风在当代家长身上依然存在。表现在父母可以随意打骂儿童，父母让儿童弹琴学画，子女就得弹琴学画。家长包办一切，主使一切，子女只能被动接受，否则就得挨打受骂。
2.“小时了了”的儿童观。中国传统文化是以成人为本位的，儿童在传统文化中受到蔑视。“人们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当理解，不是将他当作缩小的成人，拿‘圣经贤传’尽量的灌下去，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懂得甚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周作人;《艺术与生活·儿童的文学》)即使赞及小孩，也是推崇那种“小时了了”的少年老成，对天真无邪、童言无忌则讥为乳臭未干。为了快快
结束儿童期，成人便用长袍马褂将儿童打扮成成人的样子，以成人的规范要求儿童，用四书五经作为催熟剂灌输给儿童。
3.“父以子贵，光宗耀祖”和“小祖宗”的儿童工具观。中国人大都把子女的出人头地看成是自家门庭的无尚荣光。从古至今，许多家长把子女当成自己脸上贴金的工具。他们在子女身上相互攀比，别人的孩子会什么，我家的孩子就不能落后，甚至还要超过他们。
当前社会上各种特色班、强化班，以及家长逼迫孩子学钢琴、美术、等现象，一定程度上正是这种封建儿童工具观的延续。“小祖宗”现象是古人的儿童工具观的另一个重要表现。中国传统文化中重人伦、重血脉的特点往往使家长走向两个极端。一方面家长对儿童蔑视与束缚，把儿童看成是“小奴才”，随意打骂儿童。另一方面，视儿童是自己生命的延续，是自家传宗接代的工具，是家庭的小祖宗、小太阳。结果，家长们要么对孩子过分控制，要么过分地对孩子娇惯放纵，任其所欲，尽情满足，这样一来，孩子以自我为中心，形成任性、懒惰、依赖、怕苦、怕失败等不良品质。
4.回顾以往德育课程中的道德，就其存在的形式而言，可概括为一个基本特点：就是知识道德。他存在于一种体系化的道德中，把道德看作知识或主要表现为知识，在西方是源远流长的，从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到柏拉图的“道德即规范性知识”都是把道德看成一种知识，这种道德不仅是学生学习的对象，也是全社会的道德蓝本。
但是我认为道德的知识与理论与生活隔绝的话，那道德的自足、自明、自我完成将会消失。
基于新德育课，我们应于道德存在论的误区出发，从知识德育走向生活德育。我觉得以往的小学生习得的道德教育只是价值判断上的道德，我们告诉他们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但是今天小孩子想得到的道德教育，可能更多是缘于生活。在生活中的道德教育，其根本目的不是道德知识的获得，而是引导孩子选择和构件什么样的道德生活和生活方式。
5.从古至今，反思而得，也许我们遵守的道德不是知识逻辑的道德而是生活逻辑的道德，不是由概念、范畴推演而来的课程体系，而是根据儿童生活的演进、发展、而建构的课程体系。如我们今天新课改后的《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就是以健康安全的生活、愉快积极的生活、负责任有爱心的生活、动脑筋有创意的生活作为课程的框架，以不断扩大生活场域——家庭、学校、家乡（社区）、祖国乃至世界的道德活动、道德关系中去，以此为课程建构的框架。
在儿童道德的视域中，应以儿童的“生活事件”生成教育话题来呈现道德教育，这样不仅能调起儿童的“胃口”，而且也体现了以儿童为中心，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不妨打个比方，假如生活经验是一幅绚丽多彩的图景，德育教育就是努力把这幅多彩的图画展示在学生面前，使他们从多形态、较完整的生活经验中真正领悟生活，体验生活中的道德。
三、儿童道德教育的出路
对于儿童而言，他们的生活经验是自身的、是无价的、是不可替代的，他们对生活的需要、期望都寄予正在进行时的生活之中，当然，他们对未来的憧憬也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所以，我们要给他们体验眼光和愉悦，也引导他们去获取解决现在生活中的问题和困难的种种经验，把现在正在进行的生活建构的更道德、更美好！
要想把孩子教育好，仅有正确的家教观念还不够，还需要进一步发解当代儿童所处的客观环境和过去比发生了那些变化，这些变化在孩子身上发生发那些影响，他们成长有那些需要，时代对儿童的成长提出了那些新要求，如何根据儿童的认知规律以及非智力因素形成的规律，采取适当的教育方式来帮助他们健康成长。面对这些问题，必须确定科学的教育内容和掌握科学的教育方法。从家庭教育上看，对于每个具体孩子，需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育儿方式，身教重于言传
每一个孩子在出生时，品德上都是空白的，孩子日后的发展完全是受周围环境和父母的影响。孩子是父母的一面镜子，因为孩子在模仿上是天赋，父母是他最主要也是最可信的模仿对象。所以孩子日常生活习惯的养成、待人接物的方式等都可以通过模仿形成习惯，当父母们了解MQ及其带来的一些新思维后，为了孩子，父母需要不断地提高自己的道德智商，随时随地调整自己的行为。
儿童成长需要空间。创造和谐宽阔的环境，要从尊重孩子开始。浙江省金华市高二学生徐力把母亲打死的悲剧使我们看到，孩子的心灵世界是靠人格尊严支撑的。在压力之下，人就没有被尊重的感觉，他就不会尊重别人，就不会尊重社会的规范。母亲把孩子看成自己的私有财产，过高的期望值使母亲扭曲了。不能给孩子宽阔的环境，自由的空间。孩子没有快乐，只有压抑。这种情况在我们身边也有很多。在物质条件越来越好的今天，孩子成长却出现了“三大三小”即生活的空间越来越大，生长的空间越来越小；房屋的空间越来越大，心灵的空间越来越小；外界的压力越来越大，内在的动得越来越小。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之早就发出呼吁：“解放儿童的创造力，解放儿童的头脑，解放儿童的空间，解放儿童的手、嘴，解放儿童的时间”。这一点是对孩子的尊重，是为孩子创造的和谐、宽阔的成长环境的前提。
成长需要理想。它是孩子心灵世界的阳光。是孩子的人生目标和健康成长的动力。这一点许多孩子成才的例子都已证明。家庭是孕育孩子理想的温室，种下正确理想的种子，给它适量的水、肥、阳光，才能顺利的发芽、开花、结果。
成长需要肯定。肯定是对孩子拥有的潜在的力量的信任，会给孩子带来一生的自信和勇气。
但是我们首先要做到肯定儿童生活及其经验的价值，不把儿童期的存在作为消极的、被否定的因素来对待，另一方面，也不是把儿童的生活经验绝对化、理想化，以“儿童中心”来替代“成人中心”。
当然，儿童的生活世界与成人的生活世界是相互交叉和重叠的，儿童与成人生活在一起，他们也在追逐的感受和理解成人生活中的人与事，成人的生活经验正渐渐地渗入他们的生活经验中去，因为儿童的生活和成人的生活经验是不可能截然分离的，而且儿童的生活经验是更多的关注现在的遭遇，然而对未来生活的筹划也必然在此进行中。这些期待、筹划、关注也构成儿童生活的一部分。儿童是发展中人，他们离不开成人的经验、示范和引导。
道德教育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希望我们从生活出发，变单向为交互作用，在课程学习中交往、在文本中对话、在自我经验中反思。
一个孩是一个家庭的希望，千万个孩子时一个民族的希望。
愿我们的青少年儿童拥有一个美好的道德前程！
【参考文献】：1.李江、李微：《皮亚杰儿童道德发展理论述评及启示》，赣南师范学院学报 J 第3期
2.唐淑、何晓夏：《学前教育史》，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3.蒋飞云：《皮亚杰儿童道德发展理论研究》，株洲工学院学报 J 2003年第1期
第三篇：中国孤残儿童收养制度与寄养制度初探（本站推荐）
中国孤残儿童收养制度与寄养制度初探
2012年1月4日清晨8时许，河南兰考县收养孤儿和弃婴累积超过100人的市民袁厉害家发生火灾，造成7名孩童死亡。尽管自2007年兰考县民政局就已认定袁厉害属于违法收养，但直至事故发生仍未执法。在政府尚不完善的收养、寄养制度之下，孤残儿童事故再次发生似乎难以避免。
1989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作为历史上被最广泛批准的“人权公约”，规定“儿童在童年时期有权获得特别照料和帮助”。序言和不少条款都强调了家庭的重要性和创造一个有益于儿童健康发育和成长环境的必要性。而当孩子的父母由于种种原因（孤儿、父母失职或者没有能力等）无法承担抚养子女的义务时，应该由国家出面抚养。国家亲权的理念主张国家在充任未成年人“父母”时，应当为了儿童的利益行事，即以儿童的福利为本位。对于孤残儿童，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抚养责任和义务。
2005年，民政部启动了自1949年以来中国第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孤儿现状调查，并发布《我国孤儿现状与面临的困境》报告称，全国18周岁以下父母双亡及事实上无人抚养的未成年人共计57.3万人，占全国人口的万分之4.43；其中农村户口的孤儿占总数的86.3%。
2008年，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发布《我国社会福利社会化政策研究》中提出：“全国需要由国家抚养的孤残儿童428万人，而各类福利机构能够提供的床位只有3.15万张，仅能够满足需求量的0.7%。”
随后在2010年，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等机构推出的《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报告》称，目前已开展家庭寄养的社会福利机构占有儿童收养任务的福利机构的50％以上，这些机构中有超过一半的孤残儿童委托寄养家庭照顾。
如今，中国尚缺乏统一的《儿童福利法》，而英国、瑞典、挪威等发达国家以及台湾、香港地区早在上世纪就出台了儿童福利专门法案，并成立了儿童福利局等专门机构。而中国的儿童福利管理则分散于民政部、教育部、妇联及司法等众多部门中，尚未成立专门的全国统管儿童福利机构，客观上使儿童福利行政管理处于“虚化”状态。同时，由于政策缺失，已被收养的孤残儿童在教育、户口等方面都存在问题。
根据1999年5月25日实施的《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办法》规定，对于弃婴，需要公安机关出具“捡拾弃婴、儿童报案证明”，再去民政局办领养证，才能报户口。一旦没有在获得弃婴的第一时间去办理有关手续或证明，或难以获得当事者或目睹者或派出所相关证明，派出所更无法补发有关证明。随着年龄增长，孩子们的就业住房问题逐渐显现。
2008年，民政部、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人口计生委曾联合下发“关于解决国内公民私自收养子女有关问题的通知”，其中规定“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公民捡拾弃婴的，一律到当地公安部门报案，查找不到生父母和其他监护人的一律由公安部门送交当地社会福利机构或者民政部门指定的抚养机构抚养。公民申请收养子女的，应到民政部门申请办理收养登记。”
而根据河南兰考县民政局主管救助工作的工作人员对媒体回应时称：并不具备收养资格的袁厉害自1987年起收养共超过110名弃婴，民政局曾多次要求其放弃收养并交由政府，均得到拒绝。而面对“如果当事人拒绝移交,法律没有规定该怎么办”的情形，民政局没有强制执法权，无法强制将孩子送走。
在中国农村地区, 家庭和多代家庭, 是养护儿童的主体。父母已经死亡或父母无力抚养的儿童, 绝大多数还在家庭中得到保护, 得到政府救助的人数非常有限。根据北京师范大学2008年调查, 养育人的年龄分布为: 50岁(含)以上的, 占总数的3 /4以上;在60岁(含)以上的, 占总数的一半以上。
2010年，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加强孤儿保障工作意见》以及一揽子制度和25亿中央财政资金，对东、中、西部地区孤儿分别按照月人均180元、270元、360元的标准予以补助。而这一补助计划则是由民政部门通过福利机构已登记的孤儿名单进行申请和发放，仅面向“父母双亡或事实上无人抚养”的部分孤残儿童。
与之相反的是，美国的儿童福利项目则是以家庭为单位，大部分福利项目的执行都是以资产调查为基础，充分体现了“穷人靠国家，余下的人靠市场”的制度设计原则。儿童福利项目安排非常详尽，几乎涵盖了儿童需求的每一个方面。
除收养制度以外，另一种儿童福利模式——家庭寄养的起源于发展，也同样对中国孤残儿童的生态环境产生的较为重要的影响。
联合国关于保护儿童和儿童福利，特别是《关于国内和国际寄养与收养的社会和法律准则的宣言》（198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和关于在跨国收养中保护儿童和进行合作的《海牙公约》均认为，当亲生父母和其家族成员不能满足一名儿童充分而和谐地发育成长所必要的条件时，负责保护儿童和儿童福利的被授权团体，必须寻求可供选择的解决办法。如果情况需要的话，可通过收养或长期寄养家庭照管，向孩子提供一个永久性的替代家庭，要比在一个机构照管孩子更好。
其中只有当孩子需要短时间照管的情况下，寄养家庭照管作为一种福利措施才可予以考虑。为了使孩子有可能最终同他（或她）的家庭重新团聚，必须计划寻找同他（或她）的出生家庭继续保持联系的机会。
1951年，英国精神病学家提出“儿童依恋理论”，提出机构教养使儿童失去了母爱以及融入社会的成长基础，并主张将儿童福利机构中的特殊儿童移出，走向家庭。随后，欧洲多国将大部分儿童福利机构解散，其中英国60%的特殊儿童为家庭寄养，而澳大利亚这一比例则高达90%。在美国，截至2007年约有542000名寄养儿童，每1000名儿童中就有大约7名儿童进入寄养系统。
1997年以来，中国许多省份开始进行实验性的家庭寄养项目，天津、烟台、齐齐哈尔、南昌、开封、成都、莆田、乌鲁木齐、拉萨、北京共建立的10所中国SOS儿童村。其中“北京模式”和“上海模式”在民政部随后的推广中被树为典型。2000年，按照《全国社会福利社会化工作会议》的要求，民政部明确提出要“使家庭寄养成为儿童福利事业社会化的一条重要途径”，并于随后的2003年颁布《家庭寄养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家庭寄养工作的管理、服务、标准及规范。
然而，实践中的“家庭寄养”模式仅仅是由部分地方政府投入所进行的“实验性工程”，不仅缺乏广泛的覆盖面，具体操作更呈现出各地纷纷“树立典型”的现象。2000年10月，昆明市儿童福利院借鉴国内外家庭寄养新模式，与国际慈善组织合作，投入近70万资金开展孤残儿童农村家庭寄养，形成了以儿童福利院、乡政府、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和家庭5级共同参与的“本土化”农村监护网络。至今这种模式已开展10年。
理论上来说，中国“家庭寄养”是指由政府出资，由福利机构为孤残儿童选择合适的家庭，由这些家庭为儿童提供所需的生活照料和服务，寄养儿童的监护人并非收养家庭，而仍是民政部门。
按照《家庭寄养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孤儿到14岁时便要送到社会福利院；寄养中途如果有人提出对这些孩子的收养，原有的寄养关系便自动终止。以南京市为例，2011年南京市公收养500余名孤儿，多半住在福利院，其余都寄养在郊区的社会家庭中。福利院根据国家规定，支付每个孩子每月700元的生活费；孩子的医疗教育等费用，也由福利院结算。先后有两百多位孤儿在寄养家庭中找到了“新家”，至今尚有103个孤儿生活在这里。但其中，几十名儿童因被涉外家庭领养而离开。
在火灾事故发生之前，袁厉害收养的110多名孩子中，有近40名应得不到治疗，在收养一年之内就无声的死去了，和这7名孩子一样，其中的大多数都没来得及取名字。这些悲剧，原本都可以避免。（泽清）
第四篇：现阶段劳动者维权的困境与出路研究
现阶段劳动者维权的困境与出路研究
［摘要］劳动关系问题正在成为我国经济体制转型中的突出矛盾。多种原因促成了这一问题的尖锐化，劳动争议的产生也就不可避免。探讨现阶段劳动者维权的困境与出路，具体到如何选择恰当的维权方式进行权益保护也就迫在眉睫。只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规范各部门劳动关系，并充分发挥政府和社会各界在各部门劳动者维权中的作用，以社会保障为主，权利维护为辅，特别是劳动者、资本和政府的三方合作关系中应重视政府行为，政府是协调劳资关系的重要力量，有效的劳动行政管理是实施劳动法的重要保证，这样才能使现阶段劳动者维权走出困境，找到新出路。
［关键词］劳动者维权；劳动关系；劳动合同法 困境与出路
一、当前劳动者权益问题主要表现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市场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我国基本完成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我国经济20 年的高速增长为世界所瞩目，但不可否认，我国劳动者权益受到侵害已成为一个社会焦点。我国的经济关系、劳动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企业的组织形式、经营管理机制、就业用工方式、薪酬分配制度等日益多样化，各种矛盾和利益关系也显得更加复杂。劳动者和用人单位间的冲突和争议不可避免[1-2]。
（一）国有企业改制和非垄断企业中的劳动者权益问题
劳动者的经济利益被侵蚀：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工人的利益被严重忽略。改制使企业产权向经营管理人员集中，使之短时间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而多数劳动者被迫下岗。这种“改革”在管理层与普通工人之间形成了天壤之别，侵害了他们的合法权益，特别是一大批为企业工作了大半辈子的劳动者被抛向劳动力市场时，几乎不可能再获得高收入的机会。
非垄断企业职工收入过低的状况长期存在：2005 年我国GDP 为18 万亿元，职工（不包括城镇、私企和个体劳动者）工资只有1.9 万亿元，只占GDP 的11%，且逐年下降。全国总工会2005 年对10 省中的20 个市（区）1000 个企业的调查发现，2002 年至2004 年职工工资低于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人数占81.8%，12.7% 的职工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在这三年中，港澳台企业年均效益增长33%，而职工工资增长为零[3]。
（二）企业经营管理者与职工对比
而在这样的条件下，企业劳动定额畸高，劳动者必须加班才能得到基本工资。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企业经营管理者与职工的工资收入相差悬殊，中央企业2003 年二者的差距为13.6 倍。特别是农民工超时高强度的劳动只能获得低廉的工资，甚至被任意克扣和拖欠。虽然我国1993 年已实行最低工资制度，但是2005 年31个省市区的最低工资标准没有一个达到国际通行、国家认可的占当地社会平均工资40-60%的水平[4]。
（三）与此同时，劳动条件低劣并且工会失灵
劳动者的劳动条件低下甚至恶劣： 典型地表现于农民工的劳动环境。在第二产业就业人员中，农业户口的劳动力占了近六成，他们缺少必要的劳动保护设施，导致工伤事故频频发生。2002 和2003 年，我国每年死于矿难的7 千人左右，远远超过世界煤矿事故死亡人数的总和，百万吨煤死亡率接近4（美国不超过0.04）。一些私企殴打、拘禁农民工，甚至非法使用童工。这些劳动者每天的工作时间普遍超过8小时，甚至达到12 小时以上。“加班加点和超时劳动，已经成为我国非公有制企业中劳动者权利被侵害的重要内容，” 而“劳动者个人对于超限度的加班加点是根本无法拒绝的。在加班工资待遇上，雇主也是极力压低。”有的企业布设霸王合同、押金合同、暗箱合同、生死合同、卖身合同和双面合同，劳动者别无选择不得不接受之。
工会失灵：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许多国家认为，要求过分的劳工运动会抑制投资。“为了维护和谐，官方正式要求工会积极分子必须将自己的活动限制在符合‘国家利益’的范围之内。”“因此大多数国家都在制定排斥性、压制性政策和努力将劳工纳入官方政治和行政体制这两者之间举棋不定。他们劝诱与制约并举，努力将工会组织限制在严格控制的参与性角色之内，以此阻止来自工会的压力。”大多数国家的工会成了协助企业维持生产秩序的工具，国家也力图把工会纳入权力体系之中。我国工会原有的主要职能是维持生产，劳动者的利益只是第二位的。工会实际上丧失了作为群众组织的独立性和主体资格[5]。
二、劳动争议引起的社会问题
（一）劳动争议案件上升 当农民工的欠薪和工伤问题投诉无门、久拖不决时，当上述工会失灵时就可能迫使工人集体上访、堵塞交通甚至发生极端事件。当前我国各类劳动争议案件在不断上升，种种对劳动者权益的侵害是社会不公平的具体表现。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及时解决，被侵权者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就会蔓延，对改革的认同度就会下降，并可能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这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市场经济，已成为转型时期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它的核心是，应当如何在大变革中力求保持社会公正。”我们的目标是构建公平与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只有依靠法治才可以实现。法制社会需要建立一套法律体系，但要实现真正意义的法治就要维护法律的有效性。“通过法律发展来维持道德社会是一个有机的过程。”如果法制不是内生的制度，即缺乏必要的法律文化，那么法律的有效性是要大打折扣的。法律的有效性是中国当前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普遍问题，近年频繁爆发的以劳资矛盾为主的社会冲突正是这一问题激化的表现[6]。
如果法律不能充分解决由社会和经济的迅速变化所带来的新型的争端，人们就会不再把法律当作社会组织的一个工具而加以依赖。他们将寻找其他的方法来解决他们的争端。他们将通过腐败的方式，例如政治恐吓或肉体威胁来解决他们的争端。一旦如此，法律将日益成为与社会和经济生活无关的事情，政府也会再次失去它的引导该社会经济发展的最有效的手段。
（二）国际劳工标准
作为一项关注劳动者权益的标准，SA8000（Social AccountabilityS000，社会责任标准）被认为是继ISO9000（国际质量标准）和ISO14000（国际环境标准）之后，又一项重要的国际性标准。与先前的ISO9000 和ISO14000 不同，SA8000 一开始就是国际标准（ISO 是整合各国国家标准的国际标准），并且只有一个认证机构（SAI）；更重要的是它关注的是劳动（劳资）关系，是将有关维护劳动者权益的道德规范引进企业及其市场行为的行动准则。它要求企业在赚取利润的同时，对社会，尤其对利益相关者也要负责任。这种社会责任包括九个事项：（1）不可雇用童工或支持雇用童工的行为；（2）不可雇用或支持雇用强制性劳工的行为；（3）应提供健康与安全的工作环境，并最大限度地降低工作环境中的危害隐患，建立系统来侦查、防范或反应那些潜在威胁；（4）应尊重员工组织工会的自由与集体谈判的权利，当这些权利受到法律限制时，应协助员工采用别的方法来达到这种权利；（5）不可从事或支持任何基于种族、社会阶级、国籍、宗教、残疾、性别、性别取向、工会会员资格或政治关系的歧视行为；（6）不可从事或支持肉体上的惩罚、精神或肉体胁迫以及言语凌辱；（7）应遵守适用法律及行业标准有关工作时间的规定，所有超时工作应付额外报酬，而且协议加班必须是自愿性质的；（8）应保证支付的工资达到法律或行业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不可巧立名目逃避对员工应尽的义务；（9）管理系统应制定有关社会责任和劳动条件的政策，定期审查政策、措施及其执行结果，决定其是否充分、适用和持续有效，包括指定专人负责、进行沟通，建立和维持适当的程序来评估和挑选供应商/ 承包商，定期提供相关数据和资料等等[4]。
中国的劳动法，除自由结社和强迫劳动问题与国际社会存在着一定分歧之外，其他内容与国际社会的要求并无大的差别，有些方面如工作时间，甚至比一般的国际标准还要严格。但是，正如国际贸易政策分析家邓肯·格林所言：“中国有很好的劳动法，但是并未得以实施。”
（三）道德风险转化为商业风险
SA8000 标准将（企业的）道德要求指标化、制度化，是一个更加明确企业社会责任的劳动标准。一般说来，国际劳工标准所包含的，一是道德方面的标准，包括结社自由、集体谈判权、同工同酬、禁止就业及职业歧视、禁止使用童工等等；二是国际贸易的标准，包括工作时间、工资水平、劳动环境和社会保障等等。
而没有社会责任的企业，往往意味着有较大的道德风险，而这种道德风险随时可能转化为商业风险。虽然SA8000 标准迄今尚未对我国企业构成特别大的影响，但近年我国沿海地区已有几千家企业接受过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调查，发生了多起因企业违规而被追究的事例。2002 年，美国客户对深圳某玩具厂进行童工调查，发现有严重加班加点和工资偏低情况，而且所提供的工时工资资料是虚假的，因此取消了其供应商资格，其他客户也相继取消订单，结果这家有8000 名工人的集团公司被迫关闭。2003 年，福建泉州某玩具公司也是因为被发现使用童工，取消了几千万元的出口订单。2003 年3 月开始，美国全国劳工委员会对产品销往美国的16 家中国工厂进行调查，发表了一批负面报告。2004 年2 月，全球最大零售商沃尔玛被指其在广东的供货企业违反了国际劳工标准，引起很大反响。广东、江苏两省2004 年发生多起企业拒绝接受SA8000 认证，被中止合作的事例。随着SA8000 的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企业如果通不过SAS000 标准就很可能失去客户和订单，在这个问题上，谁掉以轻心，谁就将为之付出沉重代价[7]。
三、现阶段劳动者维权几大困境及相应解决方法研究
（一）非正规部门劳动者权益保障
由于种种原因，在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劳动者权益最容易受到侵犯。只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规范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关系，并充分发挥政府和社会各界在非正规部门劳动者维权中的作用，以社会保障为主，权利维护为辅，才能使非正规部门劳动者的权益真正得到保障。
（1）非正规部门的劳动者权益状况主要特点：一是就业稳定性差。非正规部门的就业普遍带有临时性和季节性，他们大多是根据市场需要由业主随时聘请与解雇，往往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就业极不稳定。二是劳动报酬低。非正规部门劳动者的薪酬或者采用计时工资，即按月、天，甚至按小时计；或者采用计件工资，如零星的劳务承包、产品推销等。其薪酬标准不是按正规部门的薪酬制度，而是由劳动用工双方协商确定，劳动报酬一般只能达到当地法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多数劳动者报酬较低，劳动时间较长，被克扣、拖欠工资的情况较多，且劳动者人格尊严经常受到损害。三是劳动条件恶劣。非正规部门一般劳动组织简单，多数非正规部门的劳动者没有规定工作时间和固定工作场所，除了在双方约定的周期内完成一定的工作任务外，劳动关系双方没有其他的权利和义务约定，用工方往往不提供劳动保护等方面的承诺，也不配备必需的劳动保护设施和用品，发生工伤机率高，且很难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四是社会保障缺失。现行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制度大多是为正规部门就业的劳动者设计的，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劳动者没有这种制度的支持，使他们无法进入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8]。
因此，总体来说，与正规部门就业的劳动者相比，在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劳动者其就业境况更差，劳动者权益更容易受到侵犯。（2）非正规部门劳动者权益易受侵犯的原因：
劳动关系的非正规性。劳动关系的非正规性包括劳动关系松散和劳动关系不规范，这是非正规部门就业的最显著特征。
劳动管理制度和政策的缺位。现行的劳动管理制度主要是针对固定的劳动关系制定的，对于非正规部门劳动用工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没有做出专门的规定，在适用何种管理和法规的争论中，用工方找到了规避法律制裁的漏洞，也为其侵权行为打开了方便之门。
除了外部原因，非正规部门劳动者权益备受伤害还有其个人的原因。主要有 “就业第一”的观念、一定的感情压力、弱势的谈判地位等。非正规部门大部分为低技能劳动岗位，对于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不高的非正规部门劳动者，在劳动力供大于求、个体替代性强的情况下，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他们更不敢向雇主提出其他要求，从而使其权益损害更加严重[9]。
（3）为了切实保障非正规部门的劳动者权益，必须采取以下政策和措施： 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就好像市场化就业的“安全网”，特别是对于劳动关系和收入水平均呈不确定性的非正规部门劳动者来说，必须铺设好这张“安全网”，以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并从三个层面实施：第一，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和实施范围。我国原来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面向国有和集体企业等有固定收入、能连续缴费的人群，绝大多数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劳动者被排斥在社保体系之外。第二，逐步建立和完善相应的保险制度。要根据非正规就业者的需要和特点，按照工伤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的顺序逐步建立和完善相应的保险制度。第三，建立针对非正规部门劳动者的社会救助制度。
建立非正规部门的劳动用工和劳动合同制度。规范的劳动关系和劳动合同是非正规部门就业者劳动权益的护身符。，为了从源头上调整非正规部门就业者的劳动关系，必须建立和完善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合同制度。要研究制定适应不同的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劳动合同文本，明确非正规部门雇主使用劳动者也必须签订劳动合同，履行劳动合同约定的各项权利和义务，并推广实施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劳动合同范本制度，以明确非正规部门就业者劳动关系确立的条件和要素，澄清非正规部门内部的劳务关系和劳动关系问题[10]。
发挥各级政府部门在非正规部门劳动者维权中的主导作用，发挥社区和居委会等基层组织的维权功能，发挥非政府社团组织在维权中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由于非正规部门行业广泛，人员众多，且从业人员的年龄、文化、收入等参差不齐，要在这样一个纷纭繁杂的群体中实现劳动者维权，不仅需要各级政府在制定社会保障的制度措施中大胆探索、不断创新，也需要社会各行业在辅助促进的实践中相互协调、形成联动，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一套符合我国非正规部门实际的政策、制度和措施，并把非正规部门劳动者的权益维护真正落到实处。
（二）农民工劳工权益
“民工荒”现象居然出现在劳动力几近无限供给的中国，不能不说有点奇怪。尤其是去年以来缺工现象还有个新特点：不仅缺乏技工，连普通劳工也缺乏(见表1)。
“民工荒”现象凸显劳工待遇过低，据调查，2004年广东民工的平均月工资(含加班费)800元以下的占80％多，月工资1000元以上的只占6.54％，与10年前相比农民工月工资上涨不到100元，扣除价格因素后民工的工资收人实际上是下降的，而同期全国各地城市工人工资在扣除物价上涨后每年平均增长幅度为6％左右，这样的工资水平和工资上涨幅度无论是从马克思经济学理论来看还是从西方经济学理论来看，都是不合理的，部分省市最低工资标准见表2。
近几年劳动争议重点集中于劳动报酬方面，90％与工资有关，几乎所有的罢工事件均由工资引发。欠薪严重凸显用工单位违法使用劳工，但容易忽略的是相当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工人日复一日地在非常恶劣环境下工作和生活，且没有必要的安全保护措施。矿难频发凸显劳动者工作环境之恶劣。针对我国的现状，对于我国目前劳工问题，特别是劳工标准问题，应该参照国际劳工标准。逐步完善我国劳工标准立法使最低工资标准和社会保障水平应符合我国经济发展阶段严格执法。维护劳工合法权益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签署公约、通过SA8000等认证、响应全球契约等口号，这些形式上的事情不难做到，对我们来说更有意义的是脚踏实地地按照核心劳工标准的要求依法治国。
（三）劳动者维权中的加班纠纷注意点
在劳动者维权中常出现的加班纠纷中我们为自己的工作中存在加班情形而提起索要加班工资的仲裁及诉讼时要注意仍需要举证证明加班事实，举证责任并非倒置，而在劳动者本人；被认定的加班时间中需要包含实际工作内容---t路途或者准备时间不能视为加班；加班审批手续要完备—一因完不成工作而自愿加班延时的工作不能视为加班，所以在加班纠纷的劳动者维权中认识基本只是规定为自己维权是必不可少的。
四、我国劳动合同法的劳动者维权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已经成为我国最基本的社会关系。社会是否和谐，从根本上取决于劳动关系的和谐程度。劳动关系双方在形成劳动关系的过程中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由国家的劳动法律制度规定。因此，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劳动法制，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根本前提，意义重大。我国劳动合同法侧重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倾向十分突出。对于劳动者而言，这就意味着我国劳动合同法具有明显的维护其合法的、基本的劳动权益功能。我国劳动合同法侧重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功能的主要在立法目的、权利和义务分配、法律责任分配、监督检查等方面，我国劳动合同法侧重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功能的客观依据是首先，从劳动法产生的历史背景和世界上第一部标志性劳动法的内容看，劳动法面世的理由和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处于“ 弱者” 地位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其次，劳动力供大于求作为现代社会中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现象，注定了劳动者弱者地位难以改变。第三，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资源大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现象尤为突出，劳动者弱者地位更加明显，国家侧重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理所当然。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显示单位GDP的劳动争议受理数全国为1.9，浙江省为1.35，单位GDP的劳动争议涉及劳动者人数，全国为5.59，浙江为2.40。在一些省份劳资矛盾高发的背景下，浙江却表现“平静”——劳资纠纷数最少、影响小、处理快。探究原因，浙江省实施的领导负责、部门履职、工会推进、企业参与的“四位一体”维权机制使得加强地方立法适应维权需要、工会成为职工利益的维护者、劳动仲裁县市全覆盖、机制保工资“零欠薪”发挥着道要作用。因此，立足于我国的实际，国家通过制定和实施相关法律法规加重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护，有利于减少社会矛盾、稳定劳动关系，符合我国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五、结论
劳动者维权与劳动争议的处理是紧密相关的。劳动争议处理制度是一个由多个解决机构和多种解决方式组成的有机整体。只有各方面都得到完善，才能协调有序地运行，从而更好地发挥保护劳动者权益的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市场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劳动用工制度的不断改革，我国社会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企业的组织形式、．经营管理机制、就业用工方式、薪酬分配制度等日益多样化，各种矛盾和利益关系也变得更加复杂，劳动争议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我国劳动维权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政府大力整治劳动用工违法行为，工会积极作为为劳动者撑腰，基层调解组织强化劳动争议调解，众多企业主动参与和谐企业创建。；企业则应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做到“有法必依”；劳动执法部门严格执法，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只有真正依法治国，才能使劳动者的权益从“应然权益”成为“实然权益”，才符合社会主义大国的形象，也才能真正促进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协调发展。这样劳动者维权的渠道将很畅通．维权之路也会越走越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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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孤残儿童农村家庭寄养与农村社区发展研究
孤残儿童农村家庭寄养与农村社区
发展研究
摘要：孤残儿童家庭寄养政策是我国在探索儿童福利社会化道路中的一项重要尝试 ,而在农村开展孤残儿童家庭寄养是近几年来在多种家庭寄养模式中发展比较快的一种模式。本文主要通过考察农村家庭寄养模式，来分析和探讨农村家庭寄养模式对农村社区的影响以及农村家庭寄养模式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提出相关的对策和建议，以期望对当前农村家庭寄养工作的开展和农村社区的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和帮助。
关键词：农村家庭寄养；农村社区；社区发展
近几年来，开展孤残儿童家庭寄养成为失依儿童福利社会化的一条重要途径。各地福利部门在实践中探索和形成了多种家庭寄养的模式。从地域角度看，中国的家庭寄养模式主要分为农村模式、城市模式和城乡交界型模式。在不同的家庭寄养模式中，在农村开展孤残儿童家庭寄养是多种家庭寄养模式中发展较快且成效较大的一种模式。所谓农村家庭寄养是指将原来由福利院照料的孤残儿童送到经济条件比较好、交通便利的农村地区，由经过严格甄选的家庭负责养育的一种模式。
一、孤残儿童农村家庭寄养对农村社区的积极影响
虽然在农村开展家庭寄养的最初目的更多考虑的是孤残儿童的身心发展，但是研究发现孤残儿童农村家庭寄养模式客观上也对农村社区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形成了一种集合的社会效应，促进了农村社区的进步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孤残儿童农村家庭寄养的开展促进了农村社区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发展。一方面，为了支持农村家庭寄养工作，当地政府或民政部门会对已开展家庭寄养的农村社区提供一些政策支持，比如帮助他们修建道路、建公共浴室等，政府和民政部门的这些政策支持为农村社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重要保证。另一方面，为了给寄养儿童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和条件，社区本身也会关心本社区环境和条件的改善，主动增加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大力促进本社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和发展。因此，在外部政策支持和内部动力驱动下，农村寄养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了快速发展。
（二）调动了农村社区闲散劳动力资源、增加了农村社区居民收入。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的发展，农村社区的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而农村家庭寄养模式的推行，则大大调动了农村社区的闲散剩余劳动力资源，尤其是女性劳动力资源，既为她们提供了就业机会，又满足了众多家长奉献社会、参与社会劳动的愿望。同时，这也增加了他们的收入，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达到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和增加农民收入的双重效果。
（三）增加了社区居民的联系，增强了农村社区的凝聚力
为了解决各自在家庭寄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寄养家长会主动地向其他寄养家长就寄养儿童的康复和教育等问题进行交流和学习，这就打破了农村居民
“关起自家门，做自家事”的封闭隔绝状态，为了共同的目标---做好家庭寄养工作而凝聚和团结起来。同时，家庭寄养工作指导中心也会对寄养家长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教育和培训，这就为平日整天为赚钱而忙碌奔波的村民们提供了见面、沟通和交流的机会，增加了感情的联络，增强了社区凝聚力，同时也提高了村民自身的素养。
（二）有利于培养良好的社区文化，促进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
孤残儿童进入农村寄养家庭不仅使我们中华民族抚慰救助、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得到了彰显，而且还形成了农村社区的新风尚，培养出了良好的农村社区新文化，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家庭寄养文化”，如济南唐王纸坊村的“爱心献给孩子，关心送给家长”的社区寄养文化。此外，为了更好地对寄养儿童进行康复训练和学习教育，寄养家长们会主动参加有关儿童康复及教育的培训和学习活动，努力提高自身素养，增加自己的科学文化知识，出现了“寄养儿童要教育，寄养家长要学习”的社区新貌，形成了其乐融融的社区氛围，促进了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同时也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的建设和发展。
二、农村社区在孤残儿童家庭寄养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
虽然在农村社区开展孤残家庭寄养不仅具有独特优势，而且也能促进农村社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重发展，但是与城市家庭寄养相比，农村社区在孤残儿童家庭寄养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农村社区资源相对较少，不利于孤残儿童的康复、教育与成长。与城市社区相比，农村社区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资源相对较少，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相关配套服务不足，这直接影响了寄养儿童的康复和教育。例如农村教育机构缺乏特殊儿童教育的能力，很难接受孤残儿童上学；很多农村社区没有取暖设施，冬日儿童的取暖问题得不到解决；农村的医疗设备不完备，医疗条件差，寄养儿童享受不到良好的医疗服务等。但是，由于受到当前中国国情的限制，农村社区资源少的问题又不能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这将无疑对农村家庭寄养工作的顺利开展造成巨大障碍。
（二）农村社区居民整体文化水平低，不能很好地满足孤残儿童的康复和教育需求。
调查发现，农村寄养家长对寄养儿童受教育的期望值明显低于城市，导致家长对儿童的教育重视程度不够或者教育投入不足。此外，农村寄养家长往往知识水平有限，缺乏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因此并不能很好地掌握一些对孤残儿童有利的康复知识和技能。再次，由于农村社区居民的整体文化水平也不高，因而也就不能为寄养儿童的成长营造出良好的文化氛围和环境。总之，农村社区居民文化水平不高、对儿童受教育的期望值低、专业知识不足成为目前制约农村家庭寄养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三）农村社区收到的社会支持来源少、形式僵化、内容浅显。
目前农村社区收到的社会支持主要来源于家庭寄养指导中心等福利机构，而来源于企事业单位、慈善组织、社会团体、科研机构的社会支持很少，造成了整体社会支持力度不够的困难局面。此外，社会支持的内容浅显、形式僵化，主要是物质支持和经济支持、而情感支持、政策支持等较少。再次社会支持缺乏系统性，主要是针对寄养儿童的支持，而对农村社区、对寄养家长的支持不足，而且
在时间上也不够及时，缺乏实用性。这些情况的存在制约着当前农村家庭寄养工作的发展。
三、一些建议和对策
针对以上农村社区在孤残儿童家庭寄养中的问题，我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决这些问题：
（一）鼓励社区居民参与，提高农村社区自我增能的能力。
家庭寄养工作不仅仅是寄养家长的事情，而是整个社区的事情，需要全体社区居民的参与。社区居民参与是社区自我增能的重要途径和方式，也是家庭寄养工作取得成功的的重要保证。因此我们必须通过提高居民的社区参与来增强社区自我发展的能力，以此提高农村家庭寄养的服务水平。我们可以运用媒体、板报等方式让农村社区居民了解到家庭寄养的基本状况以及开展家庭家养的意义。通过宣传教育来增强居民对家庭寄养的认知和认同，让更多的非寄养家庭参与进来，这既是对家庭寄养工作的支持和帮助，又是对寄养家庭的监督和约束，有利于农村家庭寄养走向规范化和制度化的道路。
（二）建立广泛的社会支持网络，充分挖掘潜在的社会资源。
农村环境相比闭塞，社会支持资源少，为了保证孤残儿童农村家庭寄养的开持续发展，需要社会各界多方面的参与支持，需要建立起系统的社会支持网络。随着家庭寄养专业化的发展，开发整合家庭、社区和社会中的专业资源，为寄养家庭提供各种专业性支持，满足寄养儿童和寄养家庭的各种需要，已成为构建和完善农村家庭寄养社会支持网络的重点。尤其是要充分挖掘和利用现有的主要来源于政府、慈善组织、科研机构、各类社会团体和服务组织等方面的社会资源，增加农村家庭寄养的社会支持力度，例如积极宣传家庭寄养的社会意义，挖掘社会工作志愿者，组建一支多学科的专业性的志愿者队伍，让寄养家庭得到全面的、及时的帮助。再比如，取得高校大学生志愿者的支持，开展一系列主要针对家养家庭的丰富多彩的社区活动，缓解寄养家长的紧张，减轻他们的压力，为他们提供情感支持等。
（三）加大对农村寄养家长的培训力度，使农村家庭寄养工作逐步向专业化道路发展。
针对农村寄养家长掌握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少以及寄养儿童受教育程度低的现实情况，儿童福利机构和家庭寄养指导中心除了加强对寄养家庭的筛选和走访巡查外，还必须进一步加大对寄养家长的培训力度，建立寄养家长培训制度，定期给他们组织专门的儿童康复和儿童教育的培训。在有条件的农村社区，还可以组织家庭寄养小组的组长或负责人到其他地区或机构参观学习，全面提高家养家长的文化素养和家庭寄养服务的专业知识水平，增加对他们的工具性支持，以更好地满足寄养家长和寄养儿童的需要。
总之，农村孤残儿童家庭寄养模式使家庭寄养与农村社区通过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取得了孤残儿童、福利机构和农村社区等多方共赢的效果。但是，农村社区在开展家庭寄养工作的过程中还存在许多的不足和问题，因此还需要我们对农村家庭寄养模式与农村社区发展问题进行更多的探索和研究，这无论是对儿童福利事业的发展还是对农村社区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吴鲁平.家庭寄养：动机与绩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2]吴鲁平.孤残儿童家庭寄养效果的实证研究[J].青年研究,2005(6).[3]王彦斌.家庭寄养模式研究[J].社会福利,2004(4).[4]王晨光.农村家庭寄养模式探究[J].中国民政医学杂志,1999(11).[5]乔先华等.孤残儿童农村家庭寄养模式研究-以青岛胶州市东张应村养护基地为例[J].中国民政,2003(7).[6]赵锦云.构建转型时期农村家庭寄养新模式[J].社会福利，2006（5）
[7]陈源茂.我国孤残儿童家庭寄养几种模式[J].社会工作，2005（8）
[8]周焕龙.北京市孤残儿童家庭寄养的路径选择[J].社会福利,2003(9).作者简介：张洪霞，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06级社会学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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