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当得利案件总结

第一篇：不当得利案件总结

不当得利案件

案件一：

刘某红的银行卡里莫名多了35万元，这是“天上掉馅饼”？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别人的东西终究是别人的。法院最终判决刘某红不当得利须返还，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网上转账：

误将钱转入他人账户

原告马某英与被告刘某红曾有过账户往来，原告在其电脑存有被告的账户信息，今年3月22日，原告委托他人通过中国农业银行网上银行转账，因原告的委托人一时疏忽，误将人民币35万元打入被告刘某红账户，原告发现失误后即与被告联系，要求其返还遭拒，后来还玩起了“躲猫猫”，无奈之下，原告一纸诉状递到其原籍所在地兴宁市人民法院，要求返还人民币35万元及其利息，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原告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法院提供了中国农业银行电子银行实时转账交易（个人）回单（付款方），该回单证实在2011年3月22日，原告马某英将人民币35万元转账到刘某红账户内。法院经向刘某红的户籍所在地的基层组织调查，证实其一向在外、地址不详、无法联系。法院向刘某红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但其未在规定的时间内到庭参加诉讼、主张其权利。

法院判决：

被告返还35万元

梅州兴宁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原告马某英在2011年3月22日将人民币35万元通过电子银行转账方式将该笔款项误转入被告刘某红账户这一事实，有原告方提供的中国农业银行电子银行实时转账交易（个人）回单（付款方）证实，法院予以认可。被告刘某红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自动放弃抗辩权利。因此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等相关法律规定，判决被告刘某红应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将不当得利款人民币35万元及利息返还给原告马某英，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兴宁市人民法院研究室刘映波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得利，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本案中，被告刘某红没有合法依据获取原告误转账的人民币35万元，被告是因原告财产受到损失而获得利益，其所得利益为不当得利，故被告刘某红应将不当得利的人民币35万元及利息返还给原告。

案件二：

东莞市某数控设备有限公司2010年6月在网上购买机票被骗40万余元。案发后，东莞公安及法院联合行动，跨四省八市最终成功追回逾九成被骗款项。

网上搜索打折机票被骗

2010年6月11日，东莞市某数控设备有限公司为公司负责人购买机票。公司工作人员在互联网上搜索“打折机票”时，搜索到一家优惠网站，并拨打了该网站的订票热线电话，按对方要求将机票款1258元转入对方王某德的个人帐户。转帐成功后，对方以输入验证帐户为由，骗取该工作人员按其要求操作，结果工作人员又将帐户余额401818元转入被告王某德的个人帐户。后工作人员发觉账户金额被转走，马上报警求助。

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展开调查，发现该工作人员转入王某德帐户的款项已被分解转入被告曹某等9人的帐户。公安机关按案款的流向冻结了相应帐户，但操作电话诈骗的王某德却不见踪影。犯罪嫌疑人尚未归案，公安机关不能将款项直接划扣归还给受害人，遂告知该受骗公司向法院起诉。

十被告户籍跨四省八市

数控公司以不当得利为由，向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起诉王某德、曹某等10人，请求法院判决十被告归还骗取的40多万元及按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经法院调查，该案被告人共有10人之多，且被告的户籍地址横跨四省八县市。“经过银行查账我们发现，被告户籍分布在海南、河南、广东和广西四省，要想挽回事主的经济损失，法院在查明事实、执行款项上需要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办案法官龚国柱说。

据悉，大朗法庭在诉讼阶段，前后共安排13名司法人员参与办理案件。办案人员亲自到被告户籍所在地进行调查，针对接收赃款账户的情况进行询问。最终，法庭对全部被告执行到位375024.44元，追回被骗款项的93.46%。

案例三：

保姆在家里工作摔伤，雇主要负责么？昨日，一起民事纠纷在深圳中院开庭，保姆刘某在晒晾床单时摔倒骨折，事后把雇主告到法院索赔，一审法院判雇主赔偿6万余元，但雇主不服，提起了上诉。

据了解，保姆刘某从2005年2月起在朱先生夫妇家做保姆。2008年9月25日中午，刘某在朱先生家阳台晒晾床单时，因其站立凳子上的凳脚断裂，刘某摔伤，诊断为右桡骨远端粉碎性骨折。在治疗过程中，朱先生夫妇实际承担了医疗费用。2010年4月19日，刘某委托市第二人民医院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对其进行伤残鉴定，被评定为十级伤残。

同时要求返还保险金

去年，刘某向罗湖法院提起诉讼状告朱先生夫妇，索赔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6.7万余元。此外，刘某还为自己买了保险，她支付给朱先生夫妇保险理赔金1万元，这笔钱部分用于医疗，刘某另案又以不当得利为由起诉朱先生夫妇要求返还。

一审时，朱先生夫妇事故是刘某自己重大过失所致，同时他们也支付了全部医疗费和其他相关费用，刘某的诉求没有依据。

去年10月，罗湖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雇员刘某在雇佣活动中造成的伤害，雇主应承担赔偿责任，判决朱先生夫妇赔偿6.5万余元。在另一起刘某提起的不当得利诉讼中，法院也判朱先生夫妇返还保险理赔金。

一审判决后，朱先生夫妇对两起判决都不服提出上诉。

昨天，二审开庭。朱先生夫妇一方仍坚持认为刘某要对事故发生承担主要责任，同时对赔偿金额也提起了异议。对于不当得利一案，朱先生夫妇认为不当得利不成立，他们没有获得任何利益，刘某也没有财产损失，根据《保险法》损益相抵原则，刘某主动给付1万元保险理赔金给他们作为医疗费补偿也是有合法依据的。

案例四：

去年3月，一名中年女子拿着存款单到银行取款时，发现自己6000多元定期存款早已被人提取一空！经银行查询，原来是被另一名同名同姓的老太提走。银行返还事主存款后，将取走钱的老太告上法院，要求其返还不当得利。而老太认为这是银行的过错，不该找储户退钱。

缘起：张冠李戴发错钱

2006年1月19日，年近九旬的黄老太凭身份证到农行沙河支行办理挂失业务，并根据银行提供的账号和金额填写了《挂失申请书》。数天后，银行为黄老太办理了存单的“挂失补发”。同年4月28日，黄老太凭该存单到银行取走了6532.64元。

2010年3月9日，银行收到了与黄老太同名同姓的储户黄×贞的信件，称其在2002年11月12日在该银行开立了一年期定期存单，本金6202元。日前，她要求办理取款手续，却发现该笔款项已在2006年4月28日被提取，要求银行协助退回存款。

银行核对了存款凭条和储蓄存单，发现补发给黄老太的存单账户，实际为黄×贞所有。银行在将钱退回给黄×贞后，要求黄老太退还款项，黄老太则认为取款账户就是自己的，且有银行补发的存单为证。协商无果后，银行将黄老太告上越秀区法院。

法院：不当得利应还款

银行方面认为，黄×贞开户时留存的地址、身份证号码以及联系电话均与黄老太在办理挂失业务时留存的相关资料明显不符；同时，原始存款凭条上的签名也与黄老太在《挂失申请书》以及支取定期存单上签名明显不符，因此，该定期存单上的资金实为与黄老太同名同姓的黄×贞所有。

越秀区法院认为黄老太补领的存单是农行沙河支行的误解而造成张冠李戴的结果。黄×贞持有的定期储蓄存单原件，证明该黄×贞与银行存在合同关系，而黄老太没有证据证明其与银行建立合同关系。银行向储蓄存单的真正持有人黄×贞支付了款项，因此，黄老太的行为属于不当得利，判决其归还款项。

被告：过错方应是银行

判后，黄老太不服，向广州市中院提起上诉。委托律师表示，该案的过错方是银行，责任不应由储户承担。本案实质就是一笔定期存款由于银行的过错开出了两张定期存单，既然当时银行凭身份证受理了黄老太的挂失，就可以确定双方存在存款关系。黄老太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凭真实存单取款，没有故意使用不法手段骗取他人存款，不应构成不当得利，不应承担归还本金及利息的责任。不过二审法院没有采纳黄老太的说法，维持了一审判决。案例五：

河南省新郑市王十江与高玲利为彻底断绝婚外情关系，双方签订了没有“任何纠纷”的协议，断绝一切来往。几个月后，王十江又突然以不当得利向法院起诉，索要情妇之前从银行取走其四万元存款。1月5日，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审结了此案。

今年40岁王十江是新郑市人，做建材生意。2007年底，王十江家里装修，通过熟人介绍，聘请新郑市某装修队高玲利的父亲高某为其装修，高玲利随父亲到王十江的家里搞装修。

高玲利比王十江小四岁，性格外向，身段苗条，王十江对高玲利爱慕不已，经常以买材料为名带高玲利出去玩，高玲利似乎看出了王十江的心思，她对王十江事业有成，体贴入微的关怀也慢慢产生感情。一来二去，双方在外边发生了婚外情。但碍于双方都已建立起了家庭，又都不想破坏家庭，他们经常以各种借口欺骗家人在外姘居。

王十江和高玲利发生婚外情后，王十江瞒着妻子拿家里的钱供两人吃喝玩乐。据王十江的妻子讲，在这期间，她以为丈夫做生意赔本了，没有想丈夫有婚外情。事后，高玲利声称，她与王十江交往期间，王十江十分吝啬，她瞒着丈夫从家里拿着出六万块钱，供两人在外玩乐。

2010年5月27日，高玲利从王十江的衣服里掏出一个农行存折和身份证，因该存折是通用的密码，她从银行取出了40000元存款。四天后，高玲利把取钱的事告诉王十江，说：“俺家里事，我先用用。”当时双方关系十密切，王十江也没有说什么，没有因取钱事影响他们的婚外情。

三个月后，高玲利和王十江婚外情传到她丈夫赵某的耳朵里，在赵某严逼追问下，高玲利承认与王十江已有两年的婚外情。高玲利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她有两个儿子和一个疼家爱她的丈夫。她与王十江婚外情，纯粹是为了给平淡生活一点激情，根本没有想过与丈夫离婚。在高玲利苦苦哀求下，赵某原谅了她，但要求她从此与王十江一刀两断。

8月26日，高玲利找到王十江，说她丈夫已知道她的婚外情，她不想因为这事破坏家庭。据王十江讲，当时他担心高玲利的老公打他或敲诈他，也没有多想，就与高玲利协商，签订了一份内容为：“王十江、高玲利好合好散，互不骚扰，各自生活，以后，不准以电话或其他通讯工具向对方通话。事前事后没有纠纷，永不再提。”的协议书，却把他借给高玲利四万元忘记了，没有想会引起纠纷。

几天后，王十江突然想起自己借给高玲利四万元借款，便将高玲利约出来，要求其返自己四万元借款。高玲利却不认帐，她说，她已经还给他两万元，是他主动放弃两万元，以双方已经签订没有任何纠纷协议为由拒绝还款。

在多次向高玲利索要无果的情况下，王十江将收集到高玲利在银行取款的相关证据，在10月14日以不当得利将高玲利告上了法庭，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高玲利立即返还40000元及利息，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新郑法院依法受理了此案。在庭审过程中，王十江辩称，原、被告系熟人关系。2010年5月27日，被告私自将原告所拥有的银行存折上的40000元存款取走，占为己有。直到6月1号，被告才告知原告。之后，原告多次要求被告返还该款，被告拒不返还。请求依法判令被告立即返还40000元及利息，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王十江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户名为王十江、存折复印件一份，证明该存折系原告所有，被告在此存折上取走40000元，该存折是通用密码；河南省农村（信用社 合作银行 商业银行）取款凭条复印件一份，取款时间为2010年5月27日，户名为王十江，代办人姓名为高玲利，证明被告在原告存折上取款40000元；2010年8月26日协议一份，证明本协议签订时不存在被告给付原告20000元现金问题。被告高巧针辩称：原告所述事实不能成立。被告取款是经原告方同意取的款，当时原告把银行密码及身份证都给了被告，且此款双方已于2010年8月26日全部结清，并签有协议。

为此，被告向法庭提交了2010年8月26日协议一份，证明原、被告之间于当天经结算，无任何纠纷。

法院认为：2010年8月26日，原、被告签订协议的行为真实、自愿，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属有效民事行为，从原、被告在协议中签名之时起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被告从原告的存单中通过银行取款40000元属实，但该行为发生在原、被告于2010年8月26日签订协议之前。同时，在该协议签订之前，原告已经得知被告持自己的存单从银行取走40000元。再者，原、被告于2010年8月26日签订的协议明确约定，双方事前事后没有纠纷，永不再提。原、被告于2010年8月26日签订协议之时起，双方对有关40000元取款问题已经加以解决。原、被告于2010年8月26日签订协议之后，任何一方无权再向对方索要协议签订之前发生的债务。据此，针对原告提出的要求被告立即返还40000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遂判决驳回原告王十江的诉讼请求

第二篇：民事起诉状范本(不当得利)。

“民间借贷”范本，以下内容仅作参考，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起诉状

原告：林XX，女，XX年XX月XX日出生，民族：汉族，地址：广东省XXXX，身份证号码：XXXXXX，联系电话：XXXX。

被告：张XX，男，XX年XX月XX日出生，民族：汉族，地址：广东省深圳市

福田区XXXX，身份证号码：XXXXXX，联系电话：XXXX。

诉讼请求：

1、判决被告返还借款XXX元及利息XXX元（暂计至起诉日）；

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共同承担。

事实与理由：

XX年X月X日被告向原告借钱，原告遂到银行提出XX元现金，在XX地方将现金XX元交予被告，被告写了借条。因约定的借款期已过，被告没有按时还款，经多次与被告协商还款事宜无果，遂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准予原告的诉讼请求。

此致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起诉人：XXXXX年X月X日

注意：请按自己的实际情况填写。

第三篇：德国不当得利制度简介

内容摘要：

一、《德国民法典》不当得利制度概述

德国的不当得利制度包括两大部分，即《德国民法典》第二编“债法”第七章第二十四节与第一编“总则”中的有关条款。其中第二编第七章第二十四节是其核心部分，这一部分体例上相对独立地处于合同与侵权行为之间。该部分共11个条文，即第812条至第822条。从内容上看，第二十四节又可分为两部分，第812条至第817条为第一部分，规定不当得利的成立；余下部分则规定不当得利的法律效果。

一、《德国民法典》不当得利制度概述

第一部分的主要内容是：如果一方有意识地、基于一定目的而增加他方财产（给付），但无法律上的原因，根据第812条第1款第1项，受领方负返还不当得利之义务。但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受领人得抗辩该不当得利请求权：（1）因清偿债务而为给付，于给付时明知无给付义务者。（2）给付系道德上之义务者。（3）给付目的之订立，如使受领人因受领而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善良风俗的，且给付人就该项违反亦应负责者。另外，如果收益因给付外事由而产生，则受损人得依第812条第1款第2项主张非给付不当得利请求权。

二、不当得利的种类

《德国民法典》区分因给付而受利益和因给付外事由而受利益两种情形，将不当得利分为给付不当得利（leistungskondiktion）与非给付不当得利两种类型。

（一）给付不当得利

1.给付不当得利的成立要件

给付不当得利，指无法律上原因，因他人之给付而受有利益者，应负返还义务。其构成要件有三：（1）因给付而受有利益；（2）致他人受到损害；（3）无法律上的原因。[1]分述如下：

（1）因给付而受有利益

给付，指有意识地、基于一定目的而增加他人的财产。所谓“有意识地”，是指给付须基于给付者的意思，若受领人得利非基于给付者的意思，则不成立给付不当得利。“基于一定目的”，指给付者在给付时须有明确的目的性。给付概念所强调的“有意识地”和“基于一定目的”这两点，在学理上称为“双重目的性”，其功能有二：（1）可依此决定给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当事人；（2）以当事人所欲实现目的是否达成，来认定法律上原因之有无，并由此划分给付不当得利的类型。[2]

所谓受有利益，通说认为以财产上利益为限，即须以客观的、经济的标准予以衡量。财产上的增加，包括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就积极而言，指财产总额增加而生之积极的得利；消极乃指财产总额应减少而未减少所生之消极的得利。

（2）致他人受到损害

如前所述，给付是一方有意识地、基于一定目的而增加他方的财产。在这种情况下，给付方必然会在财产上、劳务上，或其他方面有所损失。换言之，因给付而生之不当得利，受领人所得之利益即为给付人所受之损害。[3]

（3）无法律上的原因

《德国民法典》第812条明确以“无法律上原因”作为不当得利的要件，换言之，如果有法律上的原因，原则上不构成不当得利。判断当事人之间的财产转移是否正当，无须再借助“正义”等抽象概念，而由其他部门法，尤其是合同法来确定。所以，在给付不当得利类型内，如果给付方根据合同法，无给付义务（如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被撤销）而为给付，则可基于不当得利，请求受领人返还其所得利益。

2.基于给付的几种具体返还请求权

在基本条款之外，《德国民法典》还规定了几种基于给付的具体返还请求权，即：目的不达之返还诉权（condictio ob rem，condictio cuasa data causa non secuta）、目的嗣后消失之返还诉权（condictio ob causam finitam）、因给付原因不法之诉权（condictio ex injusta causa）和污染行为之诉权（condicto ob turpem vel iniustam causam）。

“目的不达之返还诉权”规定在《德国民法典》第812条第1款：依律行为之内容，给付所欲达成之结果，不为发生者，亦应负返还之义务。“目的不达之返还诉权”仅适用于以下这种情况，即一方当事人向他人给付，并非为得到对方的对待给付，而是出于其他目的，且该目的不能作为债的标的。“目的嗣后消失之返还诉权”规定于第812条第1款有规定，法律上之原因，嗣后归于消失者，亦应负返还义务。

这几种基于给付的具体返还请求权在《德国民法典》中的作用非常有限，很少有适用机会。

3.给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排除

《德国民法典》设有数款例外规定排除给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适用。其一，因清偿而为给付，在给付时明知无给付之义务者，不得请求返还；其二，给付所欲达成之结果如自始不能发生，且为给付人所明知，或给付人违反诚信原则妨碍结果发生者不得请求返还；其三，给付系履行道德上义务，或基于礼仪上原因者，不得请求返还。此外，第817条还设有一条倍受争议的规定，以抗辩“因给付原因不法之诉权”和“污染行为之诉权”，即给付人与受领人都对违反法律之禁止性规定或善良风俗应负责者，不得请求返还。

（二）非给付不当得利

在这三种非给付不当得利中，以权益侵害不当得利最为重要。当事人之间财产（尤其是物权）发生变动，有的系直接基于法律规定。按不当得利的一般理论，财产转移有法律依据的，不应成立不当得利。但有时当事人之间发生财产变动，法律规定的目的乃在于保护交易安全，或谋求法律技术上的方便，不过形式上使该权利先归属于受益人，而实质上并非使其终局性地受益。在这种情形下，受益人获益虽基于法律规定，但若保有利益，仍不具有法律上的原因，应构成权益侵害不当得利。这主要包括因添附而生不当得利和因无权处分而生不当得利。

值得注意的是，此三种基本类型并没有穷尽所有类型的非给付不当得利。随着相关部门法尤其是侵权法的发展，必然会不断出现新的非给付不当得利之类型。

（三）给付不当得利请求权与非给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关系

在二人关系的不当得利，若认定当事人之间有给付关系，就构成要件而言，当然排除非给付关系；只有在当事人间没有给付关系时，才可能发生非给付不当得利请求权。但在第三人介入损益变动过程而与受益人或受损人具有给付关系的时候，就涉及到如何处理给付不当得利请求权与非给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关系，以及由此如何判断当事人的问题。对此问题，德国实务界合理论界一致认为，应优先适用给付不当得利原则。该原则被称为“非给付不当得利辅助性理论”。

第四篇：“不当得利”纠纷案案例分析

“不当得利”纠纷案庭审分析要点

鉴于司法工作强调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本案在客观上是原告方操作人员安装计量装置错误造成的。由于计量装置接线错误而原告方漏算电费假设成立的话，原告漏算电费使得被告漏算了成本降低了产品销售价格，因而被告未获得漏算电费价值利益，被告不构成“不当得利”，这就是本案的“关联性”。至于“合法性”，原告违反合同约定的供电计量装置是500倍结算方法，若按1000倍结算要被告追补电费，这就不具备“合法性”。

原告方在庭审过程中提供的漏算电费记录及其一切材料只能证明被告方砂场生产过程中增加消耗了这么多电费；由于事件的关联性，因电费漏算使被告未计入生产成本，该成本未摊入被告方产品销售价格中，使得漏算电费价值流入社会广大需求群体中。原告方在庭审中提交的材料不能证明被告方得到了漏算电费价值的利益。

更值得说明的是：根据诚实守信的原则，被告所生产的机砂是根据我县河砂资源紧缺，价格昂贵为降低我县工程建设成本而第一家引进机砂生产线的企业，被告在我县生产销售该产品是推广性，前期推广销售存在极大的难度，产品不可能在推广销售阶段获得丰厚的利润，也更说明成本核算对该产品销售中的重要性。可想而知，被告能另外获得不当得利价值在客观条件下是不可能的。

本案被告不当得利构成的话应具备两个必须条件，其一，取得手段不合法的司法鉴定能否推翻有效的供用电合同，合同中明确约定计量装置为500倍，该司法鉴定为1000倍是否有效。

其二，原告务需提供合法有效能说明被告真正得到了漏算电费价值利益的证据。

综上所述，法院至今未作出裁决，也未驳回原告的诉求。

第五篇：不当得利 代理词1

不当得利一案代理词

审判长、审判员：

我们依法接受上诉人A的委托担任其诉讼代理人。现根据法庭调查的事实依法发表如下代理意见：

通过一、二审的法庭调查，案件的基本事实已经清楚：第三人B与C及共同经营着“浮山县响水河镇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利民服务部”（下简称“利民服务部”），C为登记负责人，其女儿D担任“利民服务部”会计。2009年7月由B出面以“利民服务部”名义E签订二十万元供货合同，2009年7月27日，被上诉人E向“利民服务部”预付二十万元货款，按照第三人B的指示，被上诉人E分两笔为上诉人A账户打入15万元，为B儿子账户打入5万元，C的女儿D“利民服务部”会计其中二十万元的收款收据，并加盖服务部的印章。同年8月份B因为盗墓被抓并被判刑，后E只从服务部取得5万元化肥，E以不当得利为由向A提起诉讼，要求返还。本案实质上是合同当事人约定向第三人履行合同义务后，合同不能履行时，第三人是否有返还的义务的争议。

下边我从三个方面论证一审判决的逻辑错误，同时论证第三人没有返还的义务。

一，不论E与“利民服务部”间的买卖合同是否有效，都不应当由案外人承担责任。

若E的买卖有效，则“利民服务部”承担违约责任；若E的买卖合同无效，则服务部承担返还责任。因此，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不论E的买卖合同是否有效她只能向合同的向对方提出请求，而不应当向其他人提出请求。

我国《合同法》合同的规定，所谓的合同相对性指的是合同主体的相对性、内容的相对性以及责任的相对性：

1、主体的相对性，即指合同关系只能发生在签订合同的特定的主体之间，只有合同当事人一方能够向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基于合同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

2、内容的相对性，合同只能给合同当事人设定权利和义务。合同赋予当事人享有的权利并不及于第三人，合同义务也不能对第三人产生拘束力。

3、责任的相对性，即指违约责任只能在特定的合同关系当事人之间发生，合同关系以外的人不负违约责任，合同当事人也不对其承担违约责任。

至于被上诉人认定的合同的向对方主体是“利民服务部”还是B也对上诉人来说已经无关紧要了，因为合同的相对方至少不是上诉人A。

二、上诉人A与E之间不是不当得利法律关系。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92条规定 “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得利返还受损失的人”。

首先，本案不符合不当得利本身的性质：根据不当得利的法律规定，不当得利是属于民事法律事实中的事件而非行为，判断事件与行为的依据是“是否与当事人的意志有关”。不当得利债的产生不是基于当事人的意思，而是基于法律的规定，所以它不是民事法律事实中的行为。本案不属于不当得利事件，E支付货款完全是基于E与B的约定而产生，E的损失是“利民服务部”违约造成的，与是否履行合同无关。可见案件完全符合不当得利的性质。

第二、案件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根据我国的法律规定，不当得利必须符合四个构成要件：（1）一方获得利益；（2）他方利益受损；（3）一方获得利益与他方利益受损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4）获得利益及利益受损均无法律根据。上述四个要件缺一不可。首先，被上诉人E利益遭受损失与A没有直接的必然的因果关系。一方获得利益与他方利益受损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取得利益与受损失之间必须基于同一事实发生，应当是由同一个原因使得一方受到损害而他方获得利益。受益的原因事实与受损的原因

事实是否为同一事实是不当得利的判断标准。本案中两个事实间有牵连关系，由于不是同一事实发生，E遭受损失的原因和事实是合同相对方未履行合同，这与A没有直接因果关系，和A收益也不是基于同一事实。A收款是基于另外的一个买卖合同而收受货款的事实。第二、E利益受损均具有法律根据，A（收到货款）获得利益同样具有法律根据。E和“利民服务部”之间不论违约也好，买卖合同无效也好，E的利益受损是由于显然是基于买卖合同产生的，A收回自己的货款的事实，同样也是基于买卖合同，是有法律根据的。

因此原审法院认定原被告间属于“不当得利”法律关系显然是错误的。

三、上诉人A不应当承担还款责任。

第一，根据《合同法》的规定，被上诉人E受B的指示直接将货款打入A账户的行为只是履行买卖合同的一种方式。

当前经济往来过程中，特别是在处理三方甚或多方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时，常常有类似情况的发生。相对于E与“利民服务部”间买卖合同，A属于买卖合同的“第三人”，《合同法》中对此类行为具有相应的规范：“第六十四条 当事人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的，债务人未向第三人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合同法》第六十四条位于“合同的履行”一章中，立法者是将向第三人给付作为债务履行的一种方式而加以规定，该条规定坚持了合同相对性原则，将此类合同的效力仍限制在合同当事人之间。依该条规定，债务人对第三人不负任何直接义务，但债权人可请求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该合同应发生作为普通合同所具有的效力。《合同法》第64条根本未赋予第三人任何法律地位，所谓“约定向第三人给付”，其性质只能认定为“经由被指令人而为交付”。《合同法》第64条、第65条既不是对“为第三人利益订立的合同”所作的规定，也不是对涉他契约的规定，而是对合同履行中“经由被指令人而为交付”的规定。上诉人A《合同法》第

64条的第三人作为“指令交付的第三人”不应当就合同行为承担责任。

第二，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在我国民法中往往通过人民法院确定当事人诉讼地位的方式来裁判当事人相应的实体权利义务。

《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根据具体案情可以将合同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规定的第三人列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但不得依职权将其列为该合同诉讼案件的被告或者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上诉人A仅仅是“利民服务部”与E买卖合同履行辅助人，其法律地位同办理专款的银行或者信用社的法律地位是一样的，如果涉案标的发生争议，只可以作为证人出现，原则上都不应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B被判刑后拖欠的六十余万元货款上诉人至今无法收回，同样因此遭受了极大的经济损失，上诉人是E与“利民服务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以外的当事人，取得的财产完全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审判工作中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若干规定》第11条的规定“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对已经履行了义务，或者依法取得了一方当事人的财产，并支付了相应对价的原被告之间法律关系以外的人，不得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通知其参加诉讼。”可见，法律明确规定作为合同第三人A是不应承担责任的。

基于上述三点理由，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审原的全部诉讼请求。

以上代理意见，请采纳。

山西师达律师事务所：王克敏

2012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