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虚拟财产的法律保护####

第一篇：论虚拟财产的法律保护####

论虚拟财产的法律保护

2007级法学专业研究生班

雷志军

2009年5月12日，《魔兽世界》大陆服务器例行更新之后，玩家在登陆时发现其用户条款出现变化，其中第七条声明第九城市有权终止和删除用户账号。此条款引发玩家不满，纷纷将矛头对准九城。但很快，九城发布声明称该补丁并非自己所为，自己对此毫不知情。而游戏开发商暴雪则表示，该条款去年10月份就已修改成现有内容，不过是这次更新才出现而已。5月20日中午，CCTV2的《全球资讯榜》栏目中出现了《魔兽世界》的报道，持续时间长达5分钟多，且被冠以“今日特稿”，节目对魔兽“补丁门”事件做了大致回顾，虽然有“买装备花数十万人民币”这种语句出现，但一改以往“战网魔”的立场，完全视作是对日常民众生活的正常报道，态度上客观正面。值得注意的是，这是CCTV第一次旗帜鲜明对虚拟财产的保护问题进行了关注。

一、虚拟财产法律保护的意义

虚拟财法律保护问题首先是一个认识问题。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国家，大众对这一财产形式还没有形成普遍的认同，因此，明确虚拟财产法律保护的意义是在立法、司法等环节保护虚拟财产的前提条件。

（一）虚拟财产的概念 什么是虚拟财产？一般认为，虚拟的财产，非现实的财产，又称网财，实际上是存贮在游戏服务器上的电磁记录,是一组数据，一个程序。因此，虚拟财产一般定义为：数字化的、非现实的、观念上的财产。虚拟财产不仅指网络游戏中的虚拟物品，还应包括ID号、QQ号、电子邮件、网络寻呼等等。

可以称之为“虚拟财产”的事物，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1、现实性的结合

虚拟财产的最大特征就是具有虚拟性，又称无形性。这种虚拟性表现为它以数字化的形态存在于虚拟的“赛博空间”。正如学者指出的，“虚拟财产首先要满足虚拟的特性，这就意味着虚拟财产对网络游戏虚拟环境的依赖性，甚至在某种程度不能脱离网络游戏而存在，当然也正是这一特征使得按照现行的法律难以调整与规范。” 但是，虚拟财产如果仅仅发生在虚拟空间里也不能成为法律意义上的虚拟财产，只有与现实社会发生了某种联系才有可能被界定为法律意义上的财产。由此，就排除了纯粹游戏行为产生并仅存在于虚拟空间的财产，比如大富翁游戏里的楼房、股票等，对玩家而言在虚拟世界里是有‘定的意义的，但这不能作为法律上的虚拟财产。但如何判断这种联系，这种联系达到何种程度才能称其具有了现实性这一特征呢?笔者以为，一个可的衡量标准就靠是，这种所谓的虚拟财产能在现实中找到相应的对价，而且能实现在虚拟世界和现实社会间的自由转换。

2、可再现性

作为民事法律关系客体的有形财产，一旦被毁损、灭失或者消耗，就会出现财产的绝对减少(排除使用价值转移的情形)，不可重新出现。但是，存在于网络空间里的虚拟财产，由于它以数字化的电子数据形态存在，如果遇到数据丢失(如电脑死机)的情况，在多数情况下，可以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重新获得该份数据，达到虚拟财产再现的目的。所以，较之于有形财产，虚拟财产具有一定的可再现性。

3、合法性

这一特征之所以区别于传统(形态)财产主要在于强调虚拟财产获得方式的合法性，而非符合现行法律的规定，因为我国目前法律尚未明确对虚拟财产能否作为法律关系的客体作出任何限制性的规定。所以，那些通过非法方式获得虚拟财产，比如通过使用“私服”、“外挂”。、通过玩非法游戏积累以及通过非法途径入侵游戏程序修改虚拟财产属性等手段而得到的虚拟财产，它们对于特定范围内的玩家而言或许有一定价值，也可能发生了真实的交易关系，但这种虚拟财产不能被界定为合法的财产，这也体现了打击私服、外挂等网络游戏顽症以维护虚拟世界之公平秩序的法律价值。

此外，单就娱乐本身而言，我们认为也完全可以成为获得财产的一个合法方式。比如购实彩票应成为市民的娱乐活动，一旦中奖，奖金便是其合法所得。因此，笔者认为，上述借“游戏不是劳动，而是娱乐”的论调以否定虚拟财产的获得，显然是缺乏填密逻辑的。

4、期限性

期限性这一特点对虚拟财产法律属性的界定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然，这也是理论和实务中都最易引起争议之处。我们认为，虚拟财产是具体网络游戏的组成部分，并依托其而存在，否则便荡然无存。作为自主经营的SIP 向市场推销的一种依托于网络的娱乐服务，网络游戏必定随着ISP的经营状况、经营成本以及市场需求等因素的变化而存在服务期限，该期限也就决定了虚拟财产的期限性。否则，会给ISP带来难以估量的影响:游戏中虚拟财产往往数额巨大，勉强维继经营某些衰落的游戏，ISP将无利可图甚至不堪重负，尤其是当ISP经营不景气而被申请破产时，面临对玩家巨大的损失赔偿，无疑会给新兴的网络游戏产业成长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5、易变性

虚拟财产主要存在于游戏玩家所控制的帐号(DI)项下，该DI所记载的虚拟财产等是一系列可变的动态参数。功相关的参数(正面)提高后所产出的虚拟财产能给玩家带来更多的乐趣和刺激，这也是虚拟财产交易活跃的重要原因。

（二）虚拟财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

为什么要对虚拟财产予以法律保护？从根本上说是因为网络游戏中的虚拟角色和虚拟物品独立于服务商而具有财产价值，这一财产形式在现实生活中己经占据重要地位，实际上己成为公民乃至国家、单位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1、虚拟财产虽然是虚拟的，但产生的利益却是实际的。网络空间中的虚拟财物究竟有没有真实价值？对普通群众而言，这依然有点陌生。虚拟财产虽然虚拟的其本身并不具有价值，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虚拟财产的获得主要是通过个人劳动和财产投入而取得的。在游戏过程中，游戏参与者获得的虚拟财产，往往是通过数百小时乃至数千小时的时间和精力投入，以及个人智力投入来获取的。虚拟财产获得时所投入的劳动量，丝毫不比现实社会中真实财产所投入的劳动量小。同时，玩家在游戏过程中所消耗的数千小时的上网费也是不可忽视的。因此，虚拟财产的价值及其重要性，绝对不亚于实体世界里的真实财产。我们还应该看到，网络现在已经完全融入生活，人们可以通过网络进行商务、消费、创作等各种活动，产生的数据普遍被认为是有价值的。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于志刚认为，虚拟财产既可以从游戏开发商处直接购买，也可以从虚拟的货币交易市场上获得，因而虚拟财产已经具有了一般商品的属性，其真实价值不言而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心稳则认为，网络玩家的“虚拟财产”其实是由实际财产演变过来的，玩家有实际花费，也能从这些财产中得到满足和快乐。现在法律中虽然没有针对保护“虚拟财产”的明文规定，按照《民法通则》中保护公民合法利益的精神，虚拟财产是虚拟的，但是产生的利益却是实际的。

2、立法保护虚拟财产也是打击网络犯罪的一个有效方法。在我国仅2009年1月到10月，仅仅去公安机关报案的案件中与网络有关的犯罪达到4.5万件，其中与网络游戏有关的虚拟犯罪占到36%，达到16200件。这仅仅是报案的，如果加上因为各种原因未报案的那网络犯罪的数字就远远不是这个。电脑犯罪现状调查结果显示，全体犯罪中网络游戏的黑客攻击及欺诈占47.9%，一般欺诈占 10.7%，黑客及病毒传播占7.4%，个人信息侵害占6.1%。近年来因为好奇心、冲动而引起犯罪的少年明显减少，反而在网络游戏现金交易等财产取得上的欺诈行为增加，而实施这种犯罪行为的则以青年、中年为主。在台湾地区，网络游戏犯罪案件属于高发性案件，数量占整个网络犯罪案件的第二位。根据资料显示，以2008年为例，总数五千多件的网络犯罪里就有三千余件属于网络游戏犯罪案件，犯罪型态包括：盗取玩家的虚拟宝物、虚拟货币、游戏账号，用社交或是木马工具，入侵或骗取诈欺虚拟物品、账号。另外还有强盗、恐吓以取得游戏相关物品等事件。众所周知，网络犯罪的一大目标就是通过各种欺诈或者盗窃甚至是攻占的方法，实现侵占用户私密信息和网络虚拟财产的目的。打击网络犯罪，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整顿混乱的网络秩序，培养良性网络使用习惯。

3、权利需要法律来保护，虚拟产权作为新生的权利更需要法律的保护。

在国外立法和司法上承认网络虚拟财产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在网络游戏发达的韩国，在立法和司法上均明确承认虚拟财产的价值，规定网络游戏中的虚拟财产独立与运营商而具有财产价值。运营商只是为游戏玩家的这些私有财产提供一个存放的场所，无权对其肆意删改。我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均已出台了相关法律，并且已经出现了侵犯虚拟财产刑事判决的先例。尤其是台湾地区有关部门作出规定，确定虚拟财产属于存在于服务器的“电磁纪录”，在诈骗罪及盗窃罪中均可看作动产，被视为私人财产的一部分。网易、盛大、九城、金山、腾讯五家互联网企业曾联合发表《关于联合打击网络盗窃、维护游戏产业健康发展的声明》，强烈要求加快立法保护虚拟财产。但在我国始终没有从法律的角度给予虚拟财产一个合法的名义，在这种尴尬的背景下，关于虚拟财产保护问题就显得越来越重要。

4、加快立法保护虚拟财产可以更有效地保护玩家的权益，完善国家权益保护法律体系。

不管游戏厂商允不允许买卖虚拟宝物，虚拟宝物都有行情表，玩家之间的买卖及交易非常普遍，而且数量相当庞大。由于网上游戏的武器有价，“网上武器失窃”层出不穷。2008年11月中旬。由于香港葵涌16岁的游戏参与者梁某不能忍受被人偷去辛苦“练功”换来的网上“武器”而跳楼自杀。从法理角度说，受到侵害必然需要赔偿。但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网民对虚拟财产的权利也不属于现有的消费者权利中的任何一项。法律缺失导致网络游戏玩家“网财”失窃以后只能“独自受伤”，即使索要也无门。近年来网游投诉居高不下，玩家游戏账户和网游装备被运营商肆意封杀或者修改，或者出现越来越多的虚拟财产被盗事件，都充分说明当前虚拟财产保护的缺位。如果这些矛盾不能很好地解决，我们的游戏产业将很难得到发展，社会稳定也将受到很大的影响。加快立法保护虚拟财产，也是当前我国虚拟财产保护现状的内在要求。

二、我国虚拟财产法律保护现状

面对越来越多的虚拟财产纠纷，我国的立法表现出明显的滞后性。《宪法》和《民法通则》只对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予以认可，而并没有对虚拟财产的合法性作出明确规定；已经颁布和实施的《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中，对于网络虚拟财产的认定、所有、交易、保护还处于空白状态。当前，在我国没有具体的法律法规对网络虚拟财产进行有利的保护。2009年，中国的网民数量已经超过3.8亿，网络物品正成为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靓号、网游装备、虚拟货币等等越来越具备现实货币价值规律聊天记录、通讯录、博客文章往往还具有超越金钱的纪念意义。网游公司“数字巧克力”总裁崔普。霍金斯称，“中国的虚拟物品市场达到了70亿美元”。网络游戏已经开始并将继续成为我国经济的新的增长点，这种“注意力经济”的出现不仅对传统的经济模式提出了挑战，更是对我们的法律，司法机关提出挑战，面对越来越多的因虚拟游戏而引发的纠纷，因虚拟财产被盗，遗失而产生的诉讼，我们的理论和时间如何应对？对这些纠纷如何处理和解决？这些无疑都是值得认真思考和研究的。

（一）现状之一：以刑法第264条盗窃罪加以认定 案情简介：2004年8月至10月期间，被告人颜某在广州网易互动娱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易公司）组织的“大话西游Ⅱ”网络游戏两周年庆典活动上，利用其担任工作人员的便利，盗取被害人梁某、程某、金某等参加庆典活动的游戏玩家的个人资料，伪造被害人的身份证和截取被害人的网易通行证号，然后以被害人网络游戏帐号的安全码被盗或丢失为由，骗取网易公司向其发出新的安全码，之后再利用该安全码登陆“大话西游Ⅱ”网络游戏，先后盗得被害人的游戏装备一批，其中包括被害人梁某的六级男衣避水甲、八级男帽子乾坤帽、十级项链万里卷云„„非法获利人民币3750元。经网易公司估算，被盗装备价值虚拟货币69，070万大话币，折合人民币4605元。

法院判决：被告人颜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骗取网易公司后获得被害人游戏帐号安全码，非法进入被害人帐号，盗取多名被害人在网络游戏中价值人民币4605元的虚拟装备，并销赃非法获利人民币3750元，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判处被告人颜某罚金人民币5000元。(参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05）天法刑初字第1230号，第2～3页，第11～12页)。

另外，2006年上海、宁波、林芝等各地宣判数起虚拟财产盗窃案。盗窃虚拟财产的行为是否符合现行刑法所规定的犯罪构成，有待证成。

盗窃罪是一种最常见的侵犯财产的犯罪，罗马法中，作为财产罪的“盗”（furtum），被定义为“以获利为目的而非法夺取他人动产的行为”，不仅包含现代刑法中的盗窃罪，而且还包括抢劫、侵占、诈骗等多种犯罪类型；我国早在夏代就已有强盗罪的规定，①可谓源远流长。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公私财物的行为。②不难发现，盗窃虚拟财产的行为能否以盗窃罪来评价，主要看财产罪（盗窃罪）的对象是否包括虚拟财产，也就是说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决定了其作为犯罪对象进而影响罪名的归类。财产罪的犯罪对象是他人的财物与财产上的利益。盗窃罪是以财物作为侵害对象的犯罪，因此，对盗窃罪而言，行为的对象是财物还是财产性利益，决定了盗窃罪的成立与否，是罪与非罪的分水岭。

各国刑法对于财产罪中“财物”的概念大多没有加以明文规定，这给司法实践带来诸多的分歧与争论。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作为解释者，心中当永远充满正义，目光得不断往返于规范与事实之间。惟此，才能实现刑法的正义性、安定性与合目的性”。③（P1）“面对具体的个案，永远也不可能放弃个人所感觉到的正义的活生生的声音；这种声音是永远不可能被排除的。不管法是多么努力想把正义变成原则的制度，法也不可能缺少正义，相反，只有在正义里面，法才变得生机勃勃”。④（P186）

盗窃罪的对象——财物是否包括无体物以及财产性利益呢？ 首先，财物是否包括无体物，各国司法实践中的处理方式也不一样。例如，对窃电行为，德国过去的帝国裁判所从有体性的立场出发，认为电不具有财物性，对盗用电的行为应该另外立法，而不能按盗窃罪处罚；但法国的审判实践则把财物的范围扩大到了包括电力。在日本，刑法理论与实务界也有较大争议，主要存在有体性说与管理可能性说两种观点的对立。其刑法学界通说与法院判例所持的立场是“管理可能性说”中的“物理的管理可能性说”，认为财物应限定在有物理的管理可能性的范围内，仅有事务管理可能性，而无物理管理可能性的东西不是财物。如电力、热能等有物理管理可能性的能源是财物，但权利等观念上的东西不是财物。⑤（P22－23）我国台湾学者认为，“关于财物之概念上特质，其可得而言者，有如下述，即（1）须为有体物，即有形体之财物，惟刑法例外将有管理可能性之电气以动产论（刑法第三二三条），苟无法律此项特别规定，自不宜将无体物视为财物，惟是利益自非财物。（2）须为有价值之物，„„无此则亦不能称其为财物”。⑥（P153）而我国大陆刑法学界的通说是“作为盗窃对象的财物，不仅指有体物，而且包括无体物，如电力、煤气、天然气等”。不仅如此，我国现行刑法第265条规定：“以牟利为目的，盗接他人通信线路、复制他人电信号码或者明知是盗接、复制的电信设备、设施而使用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定罪处罚。”但不能以此推断出通说理论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刑法第265条的规定是一种特别规定，除此规定之外的无体物，自然不能依照刑法中盗窃罪来定罪处罚，否则就是一种实质的类推解释，也是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一切不合理的任意解释，都会使刑法文本失去其固有的含义，进而使刑法失去其应有的效力。因此，罪刑法定主义并不只是排斥类推解释，而是排斥一切的不合理的解释。“法治表现在刑法领域，就是没有法律就没有犯罪、没有法律就没有刑罚格言所表述的罪刑法定原则。如果信仰法治，就必须信仰罪刑法定原则。”⑦（P39）

我们认为，最好的规范方式是以有体物为原则，以法律的特别规定为补充，法律明文规定的无体物以财物论，而法律没有规定的无体物，不能任意的进行解释。“通晓正义的诸方面，或者如果人们愿意„„是解释法律的一个必要的基础；解释犹如法律本身一样，也服务于正义，正义的各种原则表现在实在法的解释里。”⑧（P213）虚拟财产本质上也是一种无体物，所以，在刑事法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不宜作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

其次，财物是否包括财产性利益？一般的说，财产性利益是指财物以外的有财产价值的利益。按照日本学者前田雅英教授的观点，“取得财产性利益的方法，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使对方负担债务；二是使自己免除债务（或延期履行债务）；三是接受别人提供的劳务。”⑨（P38－39）我国刑法并没有像《日本刑法典》中规定了利益罪，只是因为盗窃罪的性质决定了财产性利益不能成为该罪的侵害对象，应现有的刑法典规定而言，虚拟财产作为一种财产性权利当然就不能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但这并不妨碍财产性利益成为刑法加以保护的对象以及侵害虚拟财产的行为以其它的刑法规范来评价。因此，刑法应作适时调整，这不仅是保护法益的要求，更是罪刑法定主义的必然选择。

（二）现状之二：以刑法典第252条侵犯通信自由罪加以认定 案情简介：1999年2月，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推出即时通信软件——腾讯QQ软件。腾讯QQ软件能够为注册用户提供文字语音通讯、传达文件、视音频交流、电子信箱、网络硬盘等功能。用户向腾讯公司提出申请，在接受腾讯拟定的有关协议后，由腾讯公司向用户派发QQ号，并由用户自设密码，用户凭QQ号获得本人对QQ软件的使用权。依据该协议，腾讯QQ号的使用权仅属于初始申请注册人，并禁止转让、继受、售卖；用户若有违反协议或长期不使用QQ号码，腾讯公司有权无条件将号码回收。

被告人曾某于2004年5月受聘入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讯公司），后被安排到公司安全中心负责系统监控工作。2005年3月初，被告人曾某与被告人杨某在网上相识，二人遂合谋通过窃取他人QQ号出售获利。2005年3月至7月间，由被告人杨某公司将随机选定的他人的QQ号（主要为5、6位数的号码）通过互联网发给被告人曾某。曾某本人并没有查询QQ号用户密码保护资料的权限，便私下破解了腾讯公司离职员工柳某使用过但尚未注销的“ioioliu”帐号的密码（该帐号拥有查看QQ用户原始注册信息，包括证件号码、邮箱等信息的权限）。曾某利用该帐号进入本公司的计算机后台系统，根据杨某提供的QQ号查询该号码的密码保护资料，即证件号码和邮箱，然后将查询到的资料发给杨某，由杨某将QQ号密码保护问题答案破解，并将QQ号的原密码更改后出售，造成QQ用户无法使用原注册的QQ号。经查，二被告人共卖出QQ号约130个，获利61，650元。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曾某、杨某秘密窃取他人QQ号出售获利的行为已经构成盗窃罪，指控的法律依据是将QQ号码归入《刑法》第九十二条第（四）项规定的“依法归个人所有的股份、股票、债券和其他财产”中的“其他财产”并以盗窃罪起诉至法院。二被告人的辩护人认为，QQ号码不属于刑法规定的“其他财产”，因此，二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法院判决：被告人曾某、杨某采用篡改他人电子数据资料的方法，侵犯公民通信自由，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侵犯通信自由罪，且系共同犯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五十二条、第六十四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第四条第（二）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二）项„„判处被告人曾某、杨某拘役六个月，违法所得予以没收，上缴国库。浙江省金华市也有一起类似的案件。

首例QQ号码案件由检察院以盗窃罪起诉，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控、辩双方观点后，最终以侵犯通信自由罪定罪处罚。理由如下：刑法规定盗窃罪的犯罪对象是公私财物，而现行的刑法和司法解释尚未将QQ号码纳入到《刑法》第九十二条所规定的“其他财产”之中。鉴于QQ号码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财产，所控二被告人构成盗窃罪的法律依据尚不充分，根据刑法的罪行法定原则，本案不宜认定盗窃罪。反观该案公诉机关出示被害人的陈述可以证实，腾讯QQ软件的功能是对外联络和交流，以QQ号码为代码提供的网络通信服务为才是其核心内容。不论是QQ软件的实际使用功能，还是从本案被害人所证实被损害的内容看，QQ号码应被认为是一种通信工具的代码，因此，在目前立法和司法解释不具体、不完备的情况下，应依法认定二被告人的行为构成侵犯通信自由罪。

“为了市民的安宁，法律设计的内容必须是确定的”，这是罪刑法定原则明确性的要求，“法律不安定、不确定时，事态就不幸”，“在模糊的情况下，做出的解释应当避免不协调和不合理”。⑩（P29－37）所以，明确性的实现不仅有赖于立法质量的提高，而且有赖于解释水平的提高。实现刑法的明确性不仅是立法者的任务，也是解释者的任务。其中，有些根本性的问题并不是通过单纯的解释就能够解决的，还要通过立法使之明确化，从这一角度来看，是催生对刑法中“财物”重新思考、重新定位的一剂“催化剂”。

（三）现状之三：以刑法典第286条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加以认定的困境。

如在广东省的一起案件中，法院认为被告人违反国家规定，对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处理的应用程序进行增加操作，后果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11 根据刑法的规定，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进行删除、修改、增加、干扰，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以及对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进行删除、修改、增加的操作，或者故意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破坏性程序，影响计算机系统正常运行，后果严重的行为。12（P602）不能说按此罪名定罪没有道理，但也会存在诸如“困境二”同样的难题与困境，究其实质，也是对传统刑法理论中“财物”的定位出现偏差的结果。“通过事实解释规范，与将某些事实强加于规范、以某种事实限制规范大相径庭。‘将熟悉与必须相混淆’是人们常犯的错误。人们在解释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时，习惯于将自己熟悉的事实视为应当的事实，进而认为刑法规范所描述的事实就是自己熟悉的事实。”13（P36）所以，传统的未必就是合理的，有时需要对其进行变革，以适应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迁，以实现刑法的正义性、安定性与合目的性，以实现法律正义。

可见，对虚拟财产加以刑法保护的三种困境皆产生于虚拟财产是否属于“财物”的范围，刑法无明确性的规定。刑法虽具有谦抑性的品格，但在该介入时必须及时介入社会生活，所以，当务之急是提升或构建刑法对虚拟财产保护的路径。

三、我国虚拟财产法律保护的困境与出路

现实生活中不断出现新的犯罪，即使是传统犯罪，也不乏新的手段和方式，所以，刑法如何应对新的犯罪、如何做出适时性调整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通过以上的分析，对虚拟财产的法律保护，尤其是刑法保护有诸多的困境与无奈。但“法的理念作为真正的正义的最终的和永恒的形态，人在这个世界上既未彻底认识也未充分实现，但是，人的一切立法的行为都以这个理念为取向，法的理念的宏伟景象从未抛弃人们；哪怕在最苍白无力的节日讲话的腔调，谈论责无旁贷的‘法的理念’也还总是余音绕梁，继续发挥影响。”14[10]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正义是一种社会的美德。刑事法的立法与司法都应符合这一美德，即实现正义，对虚拟财产的刑法保护也要在正义理念的指导下进行。基于此，着眼于现实刑法欲保护虚拟财产而苦于于法无据的困境及未来刑法对虚拟财产保护的发展方向，着眼于刑法典的成熟程度及社会对刑法适用效应的宽容限度，渐次通过以下路径达致刑法对虚拟财产的全面保护：

（一）路径之一：通过司法解释，完善对虚拟财产的刑法保护 “司法解释，是指由司法机关对刑法条文含义所做的解释。有权进行司法解释的机关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通常表现为解释、通知、批复、规定、意见的形式。”15（P95）由于“刑事立法规定的概括性、立法语言的歧义性、立法规定的漏洞性等因素的存在”，16（P98）即成文刑法的局限性决定了司法解释存在的必然性，刑法的司法解释在审判实践中是大量存在的，其作用也是有目共睹和不容忽视的。我们认为，现阶段可以首先通过对司法解释的方式实现刑法对虚拟财产的保护。这有先例，1997年刑法典盗窃罪中的财物限于有形财物，对于盗窃电力、煤气、天然气等无形财产的行为应否以盗窃罪进行认定，就是先通过司法解释加以确认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1998年3月17日起施行）第一条第（三）项明确规定了，“盗窃的公私财物，包括电力、煤气、天然气等”。通过这样的司法解释，就将盗窃罪的犯罪对象扩大至电力、煤气、天然气等无体物，有力的保护了法益。同样，最高司法机关可以通过颁布类似的司法解释来保护虚拟财产。当然，“不存在任何纯粹理性的刑法，也不存在任何纯粹理性的刑法解释，刑法解释的合理路径是在接近理性的刑法基础上产生接近理性的刑法解释。而接近理性的刑法的标志是刑法关怀的倡行。刑法的关怀最大价值在于刑法必须以维护人的自由、尊严和社会安全为自己的终极目标。人是全部刑法制度的出发点和归宿，我国应以此构架以刑法的立法解释的普适性、司法解释的具体性和判例制度的针对性为模式的刑法解释体系”17（P93）.（二）路径之二：通过立法解释，完善对虚拟财产的刑法保护 刑法的立法解释作为刑法解释的一个分支，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的标签，是指最高立法机关对法律条文和法律事实所作的有权解释。其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67条第（四）项的规定，解释法律是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的职权之一。立法解释一直活跃于应然的刑法理论研究之中而逊于实然的刑法实践，“刑法的立法解释权则是对立法机关所形成的法律文本的一种阐释和说明，目的在于刑法规范的正确适用，重心在于关注共性的法律与事实间的互动关系，相对法律文本而言，刑法的立法解释是一种事后行为。所以，不能抹杀刑法的立法解释的独立性，而将其归入立法权。刑法的立法解释的独立性不仅仅是与刑法的立法权相比较的结果，而且是法律规范自身和社会境况赋予了其独立性。我们可以从成文法不能自足、立法语言的空缺性和模糊性及法律依据等方面论证刑法的立法解释存在的法理基础”。“刑法的立法解释必须遵循合目的性原则，刑法的立法解释者一定弘扬合目的性原则。合目的性原则从宏观上讲就是符合刑法所保护的法益，从微观上讲，就是对立法文义射程的追问。”18（P60－64）按照这样的解释原则与解释方法，我们认为，也可以对“虚拟财产”进行单独的立法解释从而实现刑法保护。从法的效力位阶上来看，立法解释的效力要高于司法解释的效力，有利于在司法实践中得到较好的贯彻与执行，有利于法益的刑法保护，有利于实现法律的人文关怀。

（三）路径之三：通过刑事立法，完善对虚拟财产的刑法保护 刑法的司法解释与立法解释或许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得从刑事立法方面着手。也就是说，适时修订刑法。

首先，修正或明确刑法第92条关于“其他财产”的规定。现行刑法第92条主要是规定公民私人所有财产的范围，“本法所称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是指下列财产：

（四）依法归个人所有的股份、股票、债券和其他财产。”1997年刑法修订时，社会还处在转型时期，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期，而今科技的进步可谓是日新月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稳步发展，诸多观念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而变革或者更新，而不能抱残守缺，无视社会的变迁。刑法观念也是如此，当今刑法也可称之为变动中的刑法，如果不适时做出调整与应对，则不能充分的保护法益与保障*，损害刑法社会控制、法益保护以及保障机能的实现。活生生的正义也就不能被具体化、实证化。“其他财产”作为“兜底式”条款是成文法所必须的，这样避免了列举的不周延，有效的保障了法的形式合理性，符合程序正义。但是，随着“生活事实”的开放，“这些原则需要进行某种具体化，才能应用于某些特定的生活情景。这种必要的改造由实证化（Positivierung）来完成，实证化把那些原则变为具体的、切实可行的法的规则。这是一种至关重要的、创造性的贡献。”19（P5－7）因此，建议将刑法第92条的第四项修改为：

（四）依法归个人所有的股份、股票、债券；增加一项作为第（五）项：与现实社会关系发生具有法律意义的联系的虚拟财产和其他财产。

其次，对刑法第264条盗窃罪的重构。

在对刑法第92条修改的基础之上，完善刑法第264条关于盗窃罪的规定，建议 增加“盗窃虚拟财产”一款作为刑法第265条的一部分。这样有了成文刑法的明确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就会避免出现以上类似的诸多困境，这是罪刑法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刑法关怀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法律正义的必然选择。当然，在侵犯虚拟财产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其他的犯罪行为，对其则按照刑法的有关规定定罪处罚。

刑法对虚拟财产的保护已是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刑法不能回避，同时，只有正视刑法对虚拟财产保护的困境，才能厘清刑法对虚拟财产保护的合法和合理的的路径。刑法应及时回应社会生活对其及其适用提出的挑战。

① 刘明祥．财产罪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② 高铭暄．新编中国刑法学：下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③ 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④ 德]H.科殷．法哲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⑤ 刘明祥．财产罪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⑥ 蔡墩铭．刑法各论［M］．台北：三民书局，2001．

⑦ 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⑧ [德]H.科殷．法哲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⑨ 刘明祥．财产罪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⑩ 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格西．法律责任：从虚拟到现实［N］．人民法院报，2007－01－29，（3）． 12 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张明楷．从生活事实中发现法［J］．法律适用，2004，（6）． 14 [德]H.科殷．法哲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徐岱．刑法关怀与刑法解释［J］．当代法学，2004，（1）． 16 徐岱．刑法关怀与刑法解释［J］．当代法学，2004，（1）． 17 徐岱．刑法关怀与刑法解释［J］．当代法学，2004，（1）． 徐岱．刑法的立法解释论［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6）． 19 [日]曾根威彦．刑法学基础［M］．黎宏译．法律出版社，2005．

第二篇：网络虚拟财产转让合同

转让项目：网易互动娱乐公司通行证账号

受让方(甲方)：

让与方(乙方)：

签订时间：

签订地点：

填写说明

一、本合同为网络游戏玩家马川理制订的虚拟财产转而合同示范文本，推荐网络虚拟财产转让当事人参照使用。

二、中国目前并无关于网络虚拟财产(网络游戏账号)转让的相关法律法规，本合同范本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要求编写，但只作为一种虚拟财产转让的参考合同。

三、本合同适用于让与人将拥有的网络虚拟财产转让给受让方，明确相互之间网络虚拟财产的使用权和拥有权，受让方支付约定转让费用而订立的合同。

四、本合同书未尽事项，可由当事人另行约定，并作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

五、当事人使用本合同书时约定无需填写的条款，应在该条款处注明“无”等字样。虚拟财产转让合同

受让方(甲方)：住所地：身份证号码：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电话： 电子信箱：

让与方(乙方)：住所地：身份证号码：联系方法

通讯地址：电话：电子信箱：

本合同乙方将其拥有的 网易互动娱乐公司通行证账号： 的(使用权、拥有权)转让给甲方，甲方受让并支付相应的费用。双方经过平等协商，在真实、充分地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达成如下协议，并由双方共同恪守。

第一条乙方转让甲方的虚拟财产虚拟内容如下：

1、网易互动娱乐公司通行证账号：

梦幻西游;服务器;游戏ID：游戏人物：

2、此通行证账号：网易互动娱乐公司旗下所有的服务(详细内容参考网易互动娱乐公司主页)

。

第二条 为保证虚拟财产今后的安全，乙方应向甲方提交以下资料：

1、注册此通行证时填写身份证的复印件

2、此通行证下游戏账号以前的详细资料包括：飞升等级、人物造型、技能等级(可另附纸)

3、此账号以前充值的点卡

4、无

第三条 乙方在在本合同生效前应对此账号进行如下操作：

1、清空所有能清空的安全资料包括：密码、保密邮箱、密码提示问题、电话密保、将军令、手机密保、解锁密码。

2、在游戏中进行公开说明，以免甲方在以后的使用中产生不必要的误会。

3、无

第四条

乙方保证网络虚拟财产的真实性、可靠性，并保证本项虚拟财产不侵犯运营商网易互动娱乐公司的合法权利。如发生账号丢失，且网易互动娱乐公司不承认甲方对此账号的拥有权时，乙方应当负责同网易互动娱乐公司交涉，并要回此账号交给甲方。

第五条

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若发生账号被盗的情况，甲方负责账号的取回工作。如因乙方的原因致使甲方产生损失的，甲方有权要求予以赔偿。

第六条

双方确定因履行本合同应遵守的保密义务下如：

甲方：

1、保密内容：甲方应对乙方的私人资料，包括身份证复印件、电话进行保密，不能对乙方身份证等资料进行任何形式的传播。

2、泄密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处理。

乙方：

1、保密内容：甲方私人资料，包括姓名、身份证号、电话、不得在网络上进行传播。

2、泄密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处理。

第七条

双方确定，乙方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没有登录及更改包括此账号所有资料的权利。

第八条

甲方向乙方支付受让该网络虚拟财产的费及支付方式为：

1、虚拟财产转让费总额为：大写(￥数字)

2、虚拟财产转让费由甲方一次性支付乙方。

具体支付方式为第 1 种方式：

(1) 现金

(2) 支票

(3) 银行汇款

(4) 其他方式

乙方开户银行名称、地址和帐号为：

开户银行： 无

地址：无

帐号：无

第九条

双方确定，按以下约定承担各自的违约责任：

1、 乙 方违反合同第 一、二、三条约定，合同作废。

2、 乙

方违反合同第四、五、六、七 条约定，应当赔偿支付甲方全额虚拟财产转让费以及额外损失。

3、甲 方违反合同第六 条约定，应当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4、甲 方违反合同第八 条约定，合同作废。

第十条

 双方确定，出现下列情况，致使本合同的履行成为不必要或不可能，可以解除本合同：

1、发生不可抗力;

2、合同生效前网易互动娱乐公司倒闭;

3、合同生效前梦幻西游网络游戏停止运行。

4、合同生效前梦幻西游网络游戏发生重大变化，已经不符合甲方的需要。第十一条

双方因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争议，应协商、调解解决。协商、调解不成的，确定按以下第 1 种方式处理：

1、提交(甲方所在城市)仲裁委员会仲裁;

2、依法向(甲方所在城市)人民法院起诉。第十二条

双方约定本合同其他相关事项为： 无。

第十三条

本合同一式 贰 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第十四条

本合同经双方签字后生效。

甲方：(签字)

年 月 日年乙方：(签字)月 日

第三篇：论隐私权的法律保护

论隐私权的法律保护

[内容提要]

当今社会“隐私”不在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国际人权的相关文件已经体现对隐私权的确认和保护，综观世界绝大部分国家基本上都明确了隐私权是一项独立的人格权。而我过对于隐私权的保护还很不完善，至少存在着以下的缺陷：法律规定上过于原则；侵犯隐私权在何种情况下应该承担民事责任；对侵犯他人隐私权的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不明确等等。这些方面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发展和完善：尽快将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加以保护；科学规范隐私权保护的内容和范围；正确确定侵犯隐私权的民事责任等等。本文拟对隐私权的概念、隐私权法律保护现状和隐私权的立法建议等问题作一些简要的探讨。

随着社会的演变，人们对于自己的隐私越来越关心，越来越多的人们为了保护自己的隐私而对簿公堂。但是人们发现翻遍厚厚的法规，却找不到保护隐私的专门法律条文，只是利用了名誉权等的法律规定予以调整。但是在世界其他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中，都确认了隐私权是一项独立的民事权利。因此探讨如何完善保护我国公民隐私权的法律制度问题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隐私权的概念

提及隐私权我们必须首先明确隐私的构成要件。在我国，“隐私”一词意为“不愿告人或不愿公开的个人的事”，在立法上，隐私一词最早出现于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的第66条的规定中。一般认为隐私的构成要件一是“私”，一是“隐”。“私”指的是与社会利益、公共利益、群体利益无关的，仅涉及个人的私生活、电话号码、财产状况、个人数据资料、生活习惯等等，“隐”是指个人不愿将这种私事向他人公开，让他人知晓。其中“隐”是隐私的本质特征所在。

关于隐私权,对其概念学界尚无统一定义，一般认为，隐私权这一概念起源于美国两位著名法学家萨谬尔D•沃伦和路易斯D•布兰戴斯在《哈佛法律评论》1980年第4期上发表了名为《隐私权》（THE RIGHT TO PRIVALY）一文之中。隐私权这一概念在我国各学者中有着自己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依法维护个人生活领域内的事和个人信息等，不受他人非法侵犯和干扰的一种独立的人格权。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个方面：

1、隐私权是主体仅限于自然人，法人、死者都不能成为隐私权的主体，另外公众人物是否是隐私权的主体呢？笔者认为公众人物也是自然人，同样也是隐私权的主体，只不过公众人物与社会利益、公共利益等有着一定的关系，只要是与社会利益、公共利益等无关的公众人物的个人的隐私，法律对于这部分的隐私应当是予以保护的。

2、隐私权的客体应该包括个人信息、私人事务和私人领域等，比如婚恋情况、夫妻生活、身体的隐私部位等。但是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和人际关系的复杂化、生活的多样化，能够成为隐私权客体的信息、事务、空间越来越广。

3、隐私权的内容笔者认应当包括：隐私维护权、隐私隐瞒权、隐私利用权和隐私处分权。

二、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现状

（一）国际立法保护

对于隐私权的保护已呈现出国际统一化趋势。联合国大会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的12条规定：“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被任意干涉，其荣誉和名誉不得被攻击……”；196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17条就刑事审判种的隐私权问题也作了规定，即“刑事审判应该公开进行，但为了保护个人隐私，可以不公开审判。”另外，一些区域性公约也包含有保护隐私权的内容，如《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美洲人权公约》第11条等等。

（二）外国的保护现状

世界各国对于隐私权的立法保护不外乎以下三种情况：一是直接保护，二是间接保护，三是概括保护。笔者也同意这种观点。

1、直接保护。即将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通过立法加以保护。从隐私权产生时起，美国就采取对隐私权进行直接保护的方法。1965年美国最高法院正是承认个人享有宪法赋予的隐私权，之后，美国于1974年制定了《隐私权法》、《家庭教育和隐私权法》、《财务隐私权法》，成为最早保护隐私权的国家。1954年以后，德国将隐私权解释为民法典823条第1款所称的“其他权力之一”，隐私权也就成了独立的一项民事权利，当公民个人的隐私权受到侵犯时，受害人得直接以此为诉因诉诸法院，请求保护域救济，这也是直接保护方法的一个重要的例子。而在其后的一系列判例中，德国的最高法院坚持了这种的观点。

2、间接保护。即法律不承认隐私权是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当公民个人的隐

私权受到侵害时，受害人不能以侵犯隐私权作为独立的诉因诉诸法院以请求保护，而只能这种制定附属于其他诉因如名誉损害等理由请求法院保护。最典型的国家就是英国英国不承认隐私权是一项独立的人格权，他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是通过损害名誉、诽谤等理由提起诉讼的。这种间接的保护方法对于受害人一方的保护力度和范围显然不及直接保护的方法。当受害人一方仅只有隐私被侵犯而没有其他权力被侵犯时，则难以找到可以依赖或者“寄生”的对象，而无以附着于其他的诉讼请求赔偿。而当其找到的“寄生”的对象是一种较小的损害时，也难以得到足够的重视，不能“维持其生命及营养”③，不利于受害人得到充分的法律保护。

3、概括保护。即笼统规定保护公民人格权或者人格尊严，不列举具体的内容，在实践中仍然保护公民个人的隐私权，并在有关法律法规中对隐私权的保护作出另行规定。日本民法对隐私权的保护采取的就是这样一种方法。

三、我国法律对隐私权保护的现状及缺陷

（一）隐私权立法保护现状

我国现行立法没有直接提到隐私权，但从立法精神和司法解释上看是加以保护的。（1）宪法保护。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其中也直接或间接涉及到公民隐私权。如宪法第3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式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

第3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住宅”；

第4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2）刑法保护。我国刑法虽未直接使用隐私权的概念，但其中几个条文可以理解为已涵盖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如刑法第245条。（3）诉讼法保护。民事诉讼法第66条、120条，刑事诉讼法第152条都规定对涉及个人隐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4）民法保护。我国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公民和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贯彻执行<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40条规定“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据此可以认定，最高司法机关承认公民享有隐私权，只是在保护上适用名誉权的保护方法。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若干问题的解答》中重申了这一原则。2001年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这一司法解释对于隐私权的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在措词中仍然没有直接提到“隐私权”，而称之为“隐私”，因而回避了隐私权是一个独立人格权的问题。（5）其他法律法规保护。如《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0条、《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5条第三款、《律师法》第33条、《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第9条、《商业银行法》第29条等等。

（二）我国对隐私权保护的立法缺陷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我过法律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存在着以下缺陷：

1.在法律规定上过于原则

长期以来，没有将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加以保护，特别是国家根本大法宪法和作为基本法的民法没有将隐私权作为一种独立的人格权加以保护。现有法律对隐私权的保护是一种间接的保护。最高法律颁布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试行）》）和《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中对隐私保护方面的规定都过于原则而且不一致。《意见（试行）》第140条规定：“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该规定表明侵犯他人隐私造成一定影响侵害的是公民的名誉权，而《解释》中规定：“问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权或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可见该解释保护的仅是一种隐私利益，而并非是人格权。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在确定案由，在界定什么是隐私利益，隐私利益的范围，判定是否侵犯隐私利益时都无法从上述条款中得到明确答案，从而使得一些相类似的案件得到差异很大的判决。

2.侵犯隐私权在任何情况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律规定不明确。

目前法院的普遍做法是将《意见》与《解释》结合起来认定侵犯隐私权案件，但《意见》的内容过少，过于原则，无法确定侵权人在何种情况下应该承担民事责任。而且《解释》中规定只有在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才能以侵权为由提起诉讼。但《解释》中的“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这一前提条件如何认定？如果不是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而是出于茶余饭后的谈资，但由于其传播的行为，使受害人的精神受到影响，或使受害人平静的生活受到干扰，此类案件要不要受理？《解释》规定：只要符合这一前提条件，受害人均可以侵权为由起诉。那么，在此的隐私除了这一要件外，是否还有限制保护隐私权的必要，会不会引起对隐私权保护的滥用？另外对于当事人来说，有的隐私虽然不是见不得人的坏事，然而在当事人心灵的影响程度也大有不同，对当事人的身心损害程度会很大。与此同时，侵犯他人隐私的当事人有的是出于故意，有的出于过失，出于故意，不一定造成损害他人的后果，出于过失却有可能造成严重后果。有的当事人就隐私权被侵犯，寻求法律保护，虽然对当事人而言，他的平静生活已经由于侵害者的行为而受到干扰，精神上已经受到损害，但由于“造成一定影响”不好界定，往往导致其隐私权无法得到保护。根据目前形势的需要，社会工作人员、下岗人员、其他人员社会流动频繁，由就业、下岗分流、升迁、就学等各种因素引起的需公开个人隐私的情形增多，何种情况不宜公开个人隐私，何种情况下必须公开个人隐私、在什么范围内公开，法律没有作出界定，使审判实践中，《解释》的保护隐私权的规定难以落到实处，难以在审判实践中具体应用。

3.对侵犯他人隐私权的侵权人承担的民事责任方式不明确。

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民事责任有十种：即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财产，恢复原状，修造、重做、更换，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在这十种责任形式中，适用于民事侵权责任的有：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根据《意见》：侵犯隐私权的行为是一种侵犯名誉权的行为，而在司法实践中侵犯名誉权的主要责任形式是：消除影响，恢复名誉。那么，消除影响和恢复名誉也应该是侵犯隐私权的主要责任形式。可是“消除影响、恢复名誉都是公开进行的，其内容事先经人民法院审查，其范围一般与所造成的范围相当。”①如果这样做的话就会出现一个问题：行为人在承担消除影响、恢复名誉民事责任的同时，可能会在客观继续公开披露宣扬或传播他们的隐私资源，其结果非但没有使受害人的精神得到抚慰，反而使其受到进一步的损害，这就与民事责任制度的目的南辕北辙了。总之，我国法律对隐私权的保护比较零乱、琐碎，没有一个比较系统全面保护公民隐私权的立法。

四、我国隐私权保护的立法建议

针对目前我国隐私权保护的法律制度还不成系统，很不完善的现状，借鉴其他国家的法律制度，建议应改变目前对隐私权实行间接保护的方法，而因该采用直接保护的立法方式。由于隐私权本质上是一种具体人格权，属于民法的范畴，隐私权的民法保护应当位居各类保护之首，而对公民隐私权最重要最具体的法律保护形式，也是应由民法或侵权行为法担任的。笔者建议，在即将要制定的《民法典》中增加以下的内容：

1、对隐私权进行直接立法保护，即明文规定隐私权是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势隐私权从名誉权中分离出来，成为与名誉权、肖像权等并列的权利。在我国目前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隐私权还不是一项独立的民事权利，对于隐私权的保护还是把它作为“名誉权”中的一类来进行保护的。然而在事实上隐私权和名誉权虽然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在某些时候也会出现竟合的情况，但是它们之间也有以下的区别：一是享有的主体不同：隐私权享有的主体只能是自然人，而名誉权享有的主体不但有自然人而且还有法人；二是侵害的方式不同：侵犯隐私权是以却有其事为前提，采用的是公开散布的方式，并非凭空捏造、夸张参假；侵害名誉权行为人采用的是侮辱、诽谤的方式，如无中生有、凭空捏造等，或者根据的实事实失，如过分夸张、添枝加叶，等等。因此，隐私权是一项不同于名誉权的独立的人格权，应当从法律上确认他是一项独立的民事权利。

2、确定隐私权是一项独立的人格权的同时也要明确隐私权的范围才能使法律具有可操作性，同时也是司法机关在司法实践中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才能使公民的隐私权切实得到保障，因此要明确隐私权应当具有以下范围：“（1）公民姓名、肖像、住址、住宅电话、身体肌肤形态（尤其指性器官）的秘密，未经其许可，不得加以刺探、公开和传播。（2）公民的个人活动，尤其是在住宅内的活动不受监视、监听、窥视、摄影录像，但依法监视居住者除外。此处之住宅，不仅指法定住宅，也包括临时居住和栖身之处，如栖身的房间、工人临时居住的工棚、无房户居住的办公室等。（3）公民的住宅不受非法侵入、窥视和骚扰。（4）公民的性生活不受他人干扰、干预、窥视调查和公开。（5）公民的储蓄、财产不受非法调查和公布，但是依法需要公布财产状况者除外。（6）公民的通信、日记和其他私人文件（包括储存于计算机内的私人信息）不受非法调查和公开，公民的个人数据不受非法收集、传输、处理、利用。（7）公民的社会关系，包括亲属关系、朋友关系、不受非法调查和公开。（8）公民的档案材料，不得非法公开和扩大知晓范围。（9）公民未向社会公开的过去和现在的属个人的情况（如多次失恋、被罪犯强奸、患有某种疾病或者曾经患有某种疾病等），不得进行收集和公开。（10）公民的任何其它属私人内容的个人数据，不得非法加以收集、传输、处理和利用。”①同时，这些范围要受到社会利益、公共利益和群体利益的限制，只要涉及到这些方

面的内容都不能构成隐私权的范围，也就是说隐私权的保护并非毫无限制的。但是隐私权的范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一般而言，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社会复杂程度的提高，隐私权的范围会有所扩张。

3、规定了隐私权的范围而不规定侵犯隐私权的法律责任，就不能在司法实践中真正做到违法必究。对于侵犯隐私权的法律责任，应主要规定两方面的内容：（1）构成要件：第一、须有侵害隐私权的行为，即行为不端人之行为使隐私处于权利人希望或一般人认为不宜处于的状态。第二、须有损害后果这种损害后果可能是有形的事实,如干扰了权利人正常的生活、工作秩序,造成经济利益损害。如隐私被他人非法披露后,精神压力太大生病住院。但更多的是无形损坏,如造成权利人心理恐惧、烦恼、精神不安以及破坏生活的安逸感。这种影响往往超过利益损失带来的痛苦。第三、行为人须有主观过错侵害隐私权的民事责任属行为责任,行为人只有在有过错的情况下才承担责任。这种过错可能是故意,也可能是过失。第四、行为不端与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所谓行为不端同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是指行为同后果之间存在着客观的、必然的内在联系,具体到侵害隐私权的问题上,是受害人受到精神上的损害结果和侵权人的侵扰、非法公开行为存在着客观的必然联系,无前因则无后果。（2）法律责任形式。这里主要指的是民事责任，根据上面所论述的侵犯隐私权的法律责任不能等同于侵犯名誉权的法律责任，笔者认为侵犯名誉权的民事责任应是：停止侵害、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我们期盼着, 当人们不得不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隐私权的时候, 中国的人权新篇章将以隐私权得到法律明确的保护而为世人瞩目。

参考文献：

（1）王利明、杨立新主编《人格权域新闻权》，中国方正出版社，1995年。

（2）王利明主编《民法侵权行为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

（3）张新宝著《隐私权研究》、《法学研究》，1990年第3期。

（4）张新宝著《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群众出版社，1997年。

（5）杨立新、朱曾义编著《侵权法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6）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

（7）王利明、杨立新主编《人格权域新闻权》，中国方正出版社，1995年。

（8）杨立新主编《疑难民事纠纷司法对策》（第十二册），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

（9）王利明、杨立新主编《人格权域新闻权》，中国方正出版社，1995年。

（10）徐海燕《民法总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4年。

（11）张革新著《隐私权的法律保护及其价值基础》、《甘肃理论学刊》，2004年第2期

第四篇：论高校教师权益的法律保护

论高校教师权益的法律保护

高等教育是在完全中等教育的基础上进行的专业教育，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社会活动。高等教育有三项基本职能即：培养专门人才；科学研究；服务社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获得长足发展，改革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然而，作为高等教育事业中最为重要的因子高等院校本身却经历着一 个艰难的改革过程，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开始，我国进行 了高等教育大规模的扩张，以满足国民对于高等教育日益增长 的需求；同时为了进一步提高我们高等教育的水平，我们还提 出了要创办世界一流水平的高等院校的口号，在这样的背景之 下，我国高等院校进行了大规模的合并及办学规模的扩张，高校的“航空母舰”不断出现，但是经过了十多年的发展之后我 们发现，我们无论是在人才培养的质量、科学研究的水平还是 在服务社会的层次上并没有取得让人满意的成绩；另一方面，我们的高等教育事业却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如高校腐败问题、教育公平问题等。根据结构功能主义的观点来看，高校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 单位要能充分地发挥出其应有的功能，必须要能够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而对于结构的维持依赖于内部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关系的协调；内部成员关系的协调在本质上取决于各个方面的利益应该得到平等的对待，只有如此系统才能够保持稳定或处于一种均衡状态。

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是一种浅层次、粗放型的发展方式，在这种发展方式之下，高校作为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存在自身所无法克服的一系列的障碍，而使其内部结构正在逐渐丧失这种均衡性，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高校管理的行政化使得教师的权益受到了来自于行政权力的侵蚀和损害。高校管理的行政化，导致大学内部权力高度集中，高校领导只对上级政府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不对教师和学生负责；尽管《高教法》规定，高等学校通过由教师组成的学术委员会和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职工代表大会等组织形式，依法保障教职工参与民主管理和监督，但实际上一些高校教师连最基本的知情权都得不到保障，更遑论参与管理和监督。在这种情况下，随着大学不断扩招与规模迅猛扩张，高校基建以及招生事务，便容易形成高校管理者的极大寻租空间，成为大学腐败的高发之地；近年来高校腐败日益引起社会的关注，笔者认为，高等教育事业的行政化才是诱发高校腐败的真正原因；而高校腐败最直接的受害者就是高校教师。同时，高等教育管理的行政化，还衍生出学术腐败。近年来，大学盛行以论文发表量、SCI 等检索量，作为大学教师晋级的考核方式。这套以行政思维制定追求量而少考虑质的考核标准，成为了“学术腐败”的策源地。特别是很多学术水平不够的学校领导，为了成为学术带头人，以行政权力支配学术事务，为自己获取学术资源和学术地位。

众所周知，现代大学的灵魂是学术自由，实现学术自由的制度保障是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精神的内涵笔者认为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超越性的方面。即自我否定、自我超越、超越感性，大学要有超越精神与创造精神，学术自由精神的另一层涵义是 规范性，没有规范就

无理性，我们要用严格的规范为学术自由 提供良好的环境；超越性和规范性二者结合起来，不可分割的 构成了现代的大学精神----学术自由。学术自由精神的第一层涵义中，只有教师才是超越与创造的载体，因此，高校教师的权益不仅应该得到有效的保障，而且教师还应该成为学校真正的决策主体。学术自由的第二个方面即规范性，依法治校应该是规范性的基本要求，需要指出的是，依法治校的真正含义是要用强有力的规范对高校权力地运作进行有力地监督，即依法治权。在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管理行政化的作用之下既无法有效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又无法对高校权力的运作实施有效的监督，自然也就谈不上大学自治。

笔者认为，为了克服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中所存在的上述缺陷，有必要发展出一种相对合理的治理结构。我国高校现行的领导体制是一种叫做“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种体 制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在许多方面对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我们应该坚持党的领导，但是党的领导应该有一个适当的范围，不能搞党领导一切，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有历史教训的，所以高校的重大问题不一定都必须要经过“党委研究决定”；高校并非行政机关，由于我国的高校领导成员都是由上级教育行政主管机关任命的而且都有相应的行 政级别，这就造成了高校领导只对上级行政机关负责而不对学校教师与学生负责的现象，那么教师和学生权益被忽视就是必然的结果了。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提出以下设想：将高校现行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改为“职工代表大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高校职工代表大会由全体教职工及学生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其中教师代表至少应该占到全体代表名额的三分之二，因为教师才是大学真正的主体；职工代表大会下设若干专门委员会，重要的有学校理事会，（理事会的成员是大学所有者的代表，理事会在西方高校中是广泛存在的因为西方是以私立高校为主；我国主要是公立高校，所以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应该有代表在高校理事会用以代表国家对于高校的所有权；涉及 到学校发展的重大事务如征地、盖房、扩招、投资等均由理事会决策，大学校长由学校理事会聘任，取消校长的行政级别，校长在性质上是学校理事会的执行机构，对学校职工代表大会负责。采用此种结构既实现了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还解决了权力运行过程中的监督与制约的问题。）在职工代表大会中另一个重要的机构是学术委员会，它是高等院校的学术评议与审核机构，学术委员会一般分为校、院两级。各组学术委员会由副教授以上学衔的人员组成，其主任、副主任应由学术上造诣较深、为人正直、办事公道的专家担任。基层学术委员会的人选由讲师、助教以上的教研人员酝酿推荐和选举产生。学术委员会应在校长的领导下工作，但在学术问题上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同时学术委员会必须要对职工代表大会负责。它的基本职能包括：审议本单位科学研究远景规划和计划草案，对较大型学术活动提出建议并推动与促进校(系、所)内外向国内外的学术交流及科技合作，审议重大研究课题的开题报告、评价本部门重要的论著及研究成果．对其中应与奖励者提出推荐意见；评议教研人员的学术水平和成就．对其确定或提高学衔(或职称)级别提出建议；拟定招收和培养研究生(及大学生)的计划，组织专门小组主持其课题考试与论文答辩，并对其是

否毕业和授予学位提出建议。最后，职工代表大会中还有必要设立一个争议调解委员会，用来调解发生在学校内部的各种争议。与上述治理结构相适应，我们应尽快制定《高等院校职工代表大会条例》和《高等院校学术委员会条例》，强化教代会和高校学术委员会的权力。要改变教代会可有可无、运行不规范的现状，学校的重大事项必须经过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才能实施。尽快制定并出台《高等院校信息公开条例》，加大大学信息公开力度。大学应及时将学校基本工作情况和有关信息 报告公布，接受师生员工和社会监督。通过上述对高校在治理结构上的调整，可以避免高校出现 行政化的趋势，使得行政权力的运行受到了有力地监督和制约，因此可以有效地防止腐败的发生；更为重要的是，在这种相互监督与制约的治理结构中教师的权益可以得到有效地保障，可以充分地发挥教师这一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成为大学创新的智慧源泉；学术创新加上依法治校这二者共同将学术自由这一现代大学的灵魂注入到我国高校的内部，必将赋予我国高校以前所未有的活力。

第五篇：论失地农民权益的法律保护

文章标题：论失地农民权益的法律保护

摘要：

部分失地农民一定程度上已沦为社会特殊的弱势群体。土地的丧失导致他们的基本权利的缺失，成为他们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障碍。保障这一群体的经济权利、社会权利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和谐意义重大。因此，用刚性法律来保障失地农民的基本经济社会权利，不仅是对法治社会的要求，更是防范和化解

社会矛盾的需要。承认并正视失地农民承受的不公平待遇，挖掘导致失地农民权益缺失的深层次原因，制定刚性法律保障失地农民的生存权与发展权，乃是中国社会全面进步和稳定和谐之重要任务。失地农民权益问题不仅是严肃的法律问题，而且是严峻的政治问题。

关键词：失地农民农地征用社会保障法律刚性民生之本

一、失地农民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特殊农民群体

一个时期以来，部分失地农民一定程度上已沦为社会特殊的弱势群体。农民中的失地者的权益保护问题已经显得十分尖锐。由于土地的丧失导致他们的基本权利欠缺，与其他社会主体相比，他们缺乏的是事实上的权利平等。平等权利的缺失，已经成为他们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障碍，这是不争的事实。保障这一群体的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文化权利和政治权利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和谐意义重大。因此，用法律的形式来保障失地农民的基本经济社会政治权利，这不仅是体现现代法治社会对农民的关爱的要求，更是切实防范和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的需要。承认并正视失地农民承受的不公平待遇，挖掘导致失地农民权益缺失的深层次原因，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从法律上保障失地农民的生存与发展权利，使他们能够得到与其他社会阶层得到同步发展的机会，乃是中国社会全面进步和稳定和谐之关键所在。

回望中国两千年王朝兴亡史，人们可以认识到：农业是基础，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统治者如何对待农民，成为一个王朝成败的关键。王朝之兴，原因往往在于比较正确地对待农民；王朝之衰亡，除了原于吏治腐败外，必然存在不正确地、错误地对待农民的问题。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权问题”的发育程度也历来是中国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历史经验教训证明：什么时候农民权益得以保护，农民就有了积极性，农业就发展，农村就繁荣；什么时候农民权益受到侵害积极性受到挫伤，农业就萎缩，农村就凋敝。

失地农民问题的核心在于其生存权和发展权。失地农民能否安居乐业，对于社会和谐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立法机关应当及时将失地农民的期望及时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既有政策和成功的经验更具稳定性、普遍性和规范性，并通过公正司法、依法行政、法律服务，自觉主动地维护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为他们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当代中国，在构建和谐社会和不断推进中国的法治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应当也必须成为被关注的权利主体和社会发展成果的当然共享者。现阶段失地农民的各项实然性权利尚很幼稚，保护这一群体权益的法制路径和诉求渠道极为短缺。

全社会应当清醒地意识到，当前中国社会中的失地农民群体已经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失地农民权益问题不仅是一个严肃的法律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而且是一个严峻的政治问题。当前如何对待失地农民的权益问题，乃是事关国家社稷能否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

我们认为，在研究失地农民权益问题时，需要怀有极大的社会良知，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标准，以多维视角和立体方法加以研究并谋求公允的对策。

二、失地农民生存发展保障受到行政的多元威胁

近几年来，一些地方政府背离科学发展观要求与房地产开发商共同把目光转向农民的土地，以公共利益为旗号，以开发建设为名，过度地使用对土地的“征用”权，低价强征强占农民承包地，截留扣缴农民的补偿安置费。此类问题成为我国土地管理与调控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一些地方大量乱占滥用耕地，违法违规改变基本农田用途的现象严重，有的甚至危及到农民的基本生存权，有的地方低价出让土地往往是以压低、拖欠征地补偿费，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的，结果直接侵犯了农民合法的土地财产权益，有的已引起农民的群体抗争。

从理论上讲，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存保障，是农村发展和稳定的基础。同时，土地又是我国最为宝贵的稀缺资源。而“征地”与“买地”的不同在于，“征”是强制性的攫取，而“买”是平等的谈判，“价格”是买方与卖方市场搏弈的结果。当前各地征地实践中暴露出的种种矛盾和问题无不因“征”而起。

调查表明，农民因失地引起的社会矛盾日益凸现，且在土地征用方面，确实存在着违法行政和过多过滥和严重侵害农民权益的问题，主要表现在：（1）对政府的征地行为缺乏有效约束。由于法律对“公共利益”的范围缺乏明确界定，各级政府不仅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教育文化和社会公益性事业等方面大

规模征用农民耕地，而且征用农民土地进行招商引资，用于开发区、房地产等商业性项目建设。某些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为了个人政绩而将局部利益放在第一位，层层下放土地审批权，越权批地，激发了各地乱圈乱占土地，导致土地供应失控。（2）大量征地造成大批农民失地，且基本上属于失地又无恒业者。（3）对失地农民的补偿标准过低，土地征收程序不完善，保障被征

地农民参与的协商机制不健全，被征地者难以充分行使知情权、参与权和申辩权，直接引发了大量的征地补偿和安置纠纷。（4）对失地农民的长远生计缺乏有效安置。目前对征地后失地农民普遍采用“货币安置”的办法，且多数系安置补助费一次性发放给失地农民后，让失地农民自谋出路，致使许多失地农民成了“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分”的三无游民。（5）滥用行政强制征占农地。不少地方是在农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强行征地，所谓“征地公告”实际上是要求农民到指定单位办手续的“通知书”。“公告”之后，不管农民有什么意见、农民的生活出路有没有解决、对社会的长治久安会造成什么影响，均强行征地。农民组织起来上访或阻止施工，征地者再调集公权强力部门实施强制手段进行打压。

造成上述现象的主要问题是政府完全垄断了土地一级市场，造成政府与民争利。中国的建设用地供应，分为存量和增量两部分。增量部分，主要通过农地转为建设用地的供应，即所谓“一级市场”。土地出让金已成为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的主要来源，而且土地资产的市场价格得到显化并不断增值，同时，征地补偿标准低也为地方政府获取土地增值收益留下更大空间，从而驱使地方政府盲目扩张建设用地。

尽管我国实行了最严格的土地保护制度，但国土生态仍不容乐观。最新资料显示，2005全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结果显示，截至2005年10月31日，全国耕地面积18.31亿亩，比上净减少了542.4万亩。全国人均耕地1.40亩。2005年减少的耕地面积中，建设占用318.2万亩；灾毁耕地80.2万亩；生态退耕585.5万亩；因农业结构调整减少耕地18.5万亩。以上四项共减少耕地1002.4万亩。截至2005年10月31日，全国建设用地4.79亿亩。2005年当年新增建设用地427.4万亩，比上年增加6。2005年，东、中、西部当年新增建设用地分别为242.4万亩、57.2万亩、127.8万亩，各占当年全国新增建设用地的57、13和30。

我们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有的地方政府过分强调区域内总体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厚此薄彼，片面单向发展，忽视了社会发展的普遍受益原则，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在土地资源使用、市场占有、生产经营和劳务关系以及收入分配方面出现了严重的失衡，致使城乡、工农等利益冲突日益加剧，各种矛盾集中反映到深层的利益关系上。有的地方农民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条件趋于恶化，谈不上共同富裕的问题。现阶段的农村土地纠纷已成为农民维权的焦点，也是当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首要问题。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温家宝总理在《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几个问题》中严正指出，大量农用地转为非农用地，为工业和城市发展提供了土地资源，而且通过土地征用和出让，为城市建设筹集了大量资金，这是一些地方城市建设之所以能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这也是以对农民补偿偏低、牺牲大批良田为代价的。由此产生了大量失地农民，给农村和整个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稳定带来严重的问题。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一些地方违法征占农民耕地，不给农民合理的经济补偿和生计安置，引发农村群体性事件，仍然是影响农村乃至社会不稳定的一个突出问题，必须引起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2006年9月，国务院再次发布加强土地调控通知，问责地方政府，提高土地出让价格，调整土地收益分配。然而在一些地方，中央有关土地调控政策措施并未收到预期效果；还有的地方，违法圈地出现了严重反弹。现实表明：一方面是中央政府通过各种措施“收紧地根”，一方面是地方政府变换手法“囤积土地”。2005年，国土资源部对16个城市进行卫星遥感监测发现，违法用地数占新增建设用地的近60％，违法用地面积占新增用地面积的约50％，个别地方高达90％。因此，国土资源部要求，省级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要直接立案查处重大土地违法案件，并从2006年起，把办案和案件查处率、结案率作为考核省级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工作的重要指标。这些措施效果如何，还有待于时间的检验。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每年都有大量的新的失地农民出现，而这些年的劳动力市场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逐步由体力型转向专业型、技能型，失地农民的就业难度越来越大。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期，但工业化城市化绝不能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而要改善农民生态。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1000美元，这既是一个有利于“三农”问题得到根本解决的战略机遇期，也是一个容易忽视农民权益问题而引发矛盾凸显的敏感期。在这一特殊时期，能否努力消解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问题和矛盾，努力缩小城乡差距，使失地农民得以安居乐业，避免陷入经济停滞、社会动荡、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现代化“陷阱”就显得意义尤为重大。

三、失地农民权益的刚性法律保护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加强农业的政策措施和农业立法，特别是减免征农业税，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增加财政对农村的投入，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对重点粮食品种确定最低收购价，稳定完善土地家庭承包经营等。这些政策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有力地维护了农民的利益，保障了农民的权益。初步形成了以农业法为核心的农业法律体系框架。但也应该看到，我国农业、农村法制建设的发展与农村发展现状比较还相对落后，与依法治国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需要进行不懈努力。

（一）完善刚性的土地和物权法律制度来保障农民土地权利

1、完善立法赋予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权利以强有力的保障。应当断定，现有的土地制度难以保障农民的土地权利，农民的生存风险水平上升，自我保护能力下降。一个时期以来，全国各地刮起的“圈地运动”之风即为明证！在土地立法方面，应尽快使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法制化，主要包括，界定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身份，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国家关于延长土地承包经营期的政策，从法律上严格区分“公共建设用地”与“商业建设用地”的法定界限，严格控制各级政府部门对土地的征用，大幅度提高法定的土地补偿费、人口安置费的补偿标准或者按照市场化规则采取“随行就市”的方式议价，使农民土地权利的行使得到法律的强有力的保护。

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思路是：从体制和法律上建立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长效机制。

第一，打破土地制度二元结构的现状，实行农村集体土地和城市建设用地的“同地、同价、同权”。在政策上尽快结束因土地所有制不同而被赋予不同权利的二元结构，让农民以土地权利参与工业化和城市化，遏止地方利用行政区划调整、“公共建设用地”、“村改居”等手段，强行征用、征收集体所有土地为国有土地，导致农民的失地、失业、失权。

第二，逐步打破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发挥市场在土地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一方面，对行政划拨的公共建设用地的用途和比重进行严格限定，以减低稀缺土地的不经济利用；另一方面，尝试政府放弃对工业用地的垄断供应，让农民集体土地直接进入工业用地市场。

第三，尽快颁布《物权法》，使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等用益物权将作为农民对土地的直接支配权利而在《物权法》中得到严格界定和明确规范。

第四，修订完善《土地管理法》中有关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的法律条款，制定和颁布规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和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专门法律法规。

第五，严格执行国土资源部发布即将从2007年1月1日起施行的《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这一标准是继2006年8月31日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补充文件。该《标准》明确了最低价标准与土地等别挂钩的政策，即对应于全国划分的15个土地等别，最低价标准从最高等别一等的840元/平方米递减至最低等别十五等的60元/平方米，约为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的6倍。以土地等别为基础确定的最低价标准，随土地等别的降低呈明显下降趋势，体现了区域土地利用政策。《标准》的下发实施，是运用土地价格手段参与宏观调控的重要举措，将有效抑制工业用地的低成本扩张，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土地市场秩序，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对于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利益，稳定住宅用地价格等将产生重要作用。

2、依法切实保障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土地是解决“三农”问题的要害所在。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历程，实际上是一部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历史，从土地改革到家庭承包制，初步建立了一套基本适合中国实际的农地产权制度。研究表明，我国现阶段农地产权制度创新的空间只能沿着这一方向推进：一是在农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寻求更有效地实现形式；二是在家庭经营不变的基础上探求农地资源有效地配置方式和有利于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农地利用形式。土地承包权已经真正成为了农民可以依法处置和支配的财产权，而不再是模糊不清、无法掌控的权利。以立法手段推进农村土地承包权的物权化的进程，是完善中国农村土地承包制的必由之路，也是对旧制度框架和财产权理论的巨大突破。而依法稳定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依法稳定土地承包关系，这是执政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也是执政党农村政策在法律上的具体体现。

3、立法赋予承包土地的农民以土地转让的决定权和转让价格的谈判权。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利益问题。农民问题的中心是土地问题，土地是农民的重要的生产资料，是我国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依法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实质就是保护农民的物质利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能否使农民得到更多看得见的利益，是能否把农民积极性调动起来的关键。农民是最讲实际的。可以说，物质利益不仅决定着农民是否有积极性，也决定着他们的政治取舍。农民是农村的主人，他们最清楚自身的状况与需求，也最有资格对可以改变自己生活的生产资料和诸种政策措施进行选择和评估。他们也农村的建设者和最终结果的承担者。所以，任何一项协议和措施都必须落实到农民身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涉农法制建设不能拘泥于某种固定的模式，而要依据农民的选择来发展农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农村政策和农村土地承包法之所以得到亿万农民的拥护，就是因为这些政策给农民带来了实惠，从法律上赋予了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我们也应当清楚地看到，农村土地承包制的推行，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却无法解决农民的致富问题。农民要致富，就必须让土地流转起来。否则，农民将永远徘徊在温饱线上。

现阶段明晰农民对耕地的产权，是保护农民利益的根本所在。从我国的现实看，农民的耕地产权，显然是不完整的，因为目前农民所拥有的土地经营权，充其量只含使用权和部分收益权，转让权仍还在政府手里。政府征地为何能够不给农民足额补偿，原因即在此。所以，要真正保护农民的权益，就要赋予农民土地的转让权，并应以法律的形式加以固定。否则，政府征地行政行为随意性和对农民补偿的随意性无法根本解决。长此以往，不仅耕地要大量流失，农民也永远是吃亏受损的一方。明智的选择，只能在保护耕地的同时，规范它的配置方式，提高它的配置效率。

必须完善征地程序，保证在征用农民土地过程中土地权利人有充分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必须允许农村集体非农建设用地直接进入市场流转。要修改相应的法律法规，只要符合土地利用规划，只要在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控制之上，应该通过市场开发商和土地所有者进行平等的谈判。要改变一次性货币安置为主的做法。农民入股也可以，合营也可以。

推动土地流转，必须尊重农民的选择。尊重农民的选择，实际上就是一个保障农民权利的过程。如果农民的基本权利尚无保障，他们在谋取生存和发展的方式上就少有选择的余地，“尊重”一说就更无从谈起。事实表明，农民的贫困根源于农民权利的贫困，只有农民权利的日渐饱满，农民的富足生活才成为可能。

（二）优先建立针对失地农民的专门社会保障制度

以“拉美陷阱”为鉴，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由于未能妥善的安置好失地农民而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两极分化严重、贫富差别过大；土地高度集中，无地农民与大庄园主之间的土地冲突日益加剧；地区发展极不平衡，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差异很大；在城市尚不能提供足够就业机会的情况下，农民离开土地也就意味着失业和贫困。拉美的许多城市，是现代化的高楼与大片贫民窟并存，进城农民是贫民窟的主要营造者。他们的经验教训提醒我们：城市化需要一头连着工业化，另一头连着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产业化把农村剩余劳动力排挤出来。工业化则把农业剩余劳动力吸收过来。一头“吐出”，一头“吸进”才能形成良性循环。如果农村劳动力实现了地域转移，而农民身份不能改变，则是危险的、有害的。

我国实行土地公有制，所有制结构的根本差异，从理论上提供了我国避免类似“拉美陷阱”发生的可能性，但既往的部分农民群体性事件也给我们诸多警示。化解此类问题的关键在于具体的政策和制度能否兼顾农民现实和长远的利益，尤其是能否保障失地农民的利益。

目前我国短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这样的制度性安排，如能从根本上解除农民失去土地后的社会保障问题，可以很大程度减少因此而产生的城市化阻力。但是，由于农村和农民的现金收入水平普遍很低，尚不具备建立以个人缴费为主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条件，全部费用由国家承担也不现实，即使是部分费用，也超出了政府财政的承受能力。因此要使失地农民享有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必须通过立法来加以规范。

1、立法建立起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体系。在基金的筹集方面，可仿照城市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方式，由政府、集体、失地农民个人共同出资、合理负担。政府承担的部分从国有土地出让收入和增值收益中列支；集体承担的部分从土地补偿费中提取；失地农民个人缴纳的部分可视其具体经济状况在安置补助费中扣除。失地农民在各类企业就业后，必须按规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如果失地农民既参加了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又参加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符合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条件时，可从两者中自愿选择一种待遇。养老保险费的交纳标准和养老金的发放标准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作相应的调整，使失地农民既履行应尽的义务又享受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权利。在领取养老金时，失地农民还面临着如何计算工龄的问题，土地被征用前，他们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按照公平原则，同样为国家做出了很大贡献，这段时间应当记入重新就业后失地农民的工龄。

2、立法建立失地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须体现了公平、公正、互助、自立等文化特征，尊崇普遍性原则，关心每个人的需求，赋予每个人享受平等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因而，社会保障具有“以人为本”的普遍价值。以往人们所提及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一般盖指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指由政府对城市中的贫困居民按照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给予基本生活保障的社会救济制度。其保障对象：主要为城市中无固定收入、无劳动能力、无法定赡养人或抚养人的居民；家庭中有在职人员，但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居民；失业保险期满后不能就业且符合社会救济条件的居民；其他原因造成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居民。其保障资金的筹集方式：一是由市、区两级财政负担；二是由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共同负担，对确实无力承担的单位由财政兜底。其最低生活保障线的核定：各地根据居民最低生活需要和市场价格等因素，计算出每月人均最低消费金额，结合财政承受能力和资金来源情况，划定出一个最低生活保障线，由政府授权民政部门向社会公布，同时对保障对象确定和保障金领取方法制定出相应的管理细则和实施办法，以便于执行和接受社会和群众的监督。可见，以往人们所提及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将亿万农民排除在外的。

建立失地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可以吸收山东省五莲县的“五莲模式”和海南省的“海南模式”，他们均不失为一种成功的地方化的制度建设与实践探索。在此客观地讲，山东省五莲县也罢，海南省也好，在我国尚属于欠发达县或省，至少不会列入发达地区，财力均属相对落后。尽管他们的财政有限，但可贵的是，它们的主政者却能把极为有限的资金用在农村群众的“低保”事业上，这充分体现了执政者以困难群众为本、执政为民的思想；体现了执政者兼顾公平、构建和谐社会的决心。

可喜的是，2006年岁末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首次明确提出，2007年我国将积极探索在全国范围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可以想见，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将是最大限度地消除城乡差别、实现农民国民待遇的历史性的重大举措。这将记入史册。

3、为失地农民提供平等的行政救济、司法救济的渠道和机会。失地农民是社会弱势群体，当合法权利遭受侵犯时，他们没有能力支付因寻求行政救济或司法救济所需的成本（包括时间、金钱、必要的法律知识等），故国家和社会专门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为失地农民提供多种方式的法律援助，为其提供平等的享有行政救济、司法救济权利的渠道和机会。

总之，国家应尽快对失地农民建立社会保障，制订关于失地农民的全国性的社保法规。要把解决好失地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作为着力点和突破口，对失地农民的安置一定要善始善终，扎扎实实地做好补偿资金落实、就业安置和社会保障等雪中送炭的工作。

（三）立法加强土地规划法律制度的刚性，切实保护民生之本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在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逐步推进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的扩张性与规划的约束性构成了一对需要认真加以解决的社会问题。土地规划的核心是对土地资源的公正、合理与高效的分配与使用。

人类社会实践早已不断证明，某些对一国经济发展基础和社会安定造成较大威胁的因素和问题，往往会导致该国经济和社会生活处于“非安全的状态”。长远地看，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基础的基础”（我国的粮食生产是经济发展和社火生活的“基础的基础”）某种程度上已遭到威胁。我们必须保有足够数量的可耕土地，维持一定数量的在耕土地。

中央政府应当尽快建立起全国性纵向土地规划与使用督察员制度，将土地利用、保护与工业和城市规划、发展和管理真正纳入法制化轨道，切实保护我们的民生之本。

综上，农民安，则国家安，社会安；农民富，则国家富，社会富。反之，农民权益缺失，则社会难以和谐。解决好农民权益问题不仅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石，更是社会稳定和谐的前提。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有很多工作和农业、农村、农民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的发展，关键在于“三农”的发展；中国的希望，关键在于农民的希望。制约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最大障碍，不在城市，而在农村。只有善待农民，中国才有一个稳定和繁荣的未来。

注释：

本文系作者主持完成的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重大项目《当代中国农民权益体系与特别法律保障》（批准号05BFZ12）的一部分。

本文所称之“农权问题”，盖指中国农民基于生存权和发展权项下和宪法精神内在要求之上所必须享有的具体的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文化权利和政治权利。

参考文献：

林英、田雅婷：《2005年耕地面积净减少势头有所减缓》，2006年4月13日《光明日报》。

吴玲：《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与创新研究》，《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王东京：《关注耕地问题》，摘自《中国经济观察》2004年卷第1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年6月版。

参见韩俊等《关于巴西贫民窟问题的透视与思考》，《中国发展观察》2005年第6期；范剑青《“拉美陷阱”令人深思》，2005年2月4日《环球时报》；徐世澄《巴西劳工党政府应对社会矛盾的主要作法》，《拉丁美洲研究》2005年第6期。

参见潘莉：《社会保障的文化价值理念》，《学海》2006年第3期。

资料来源：邢兆远徐健：《山东五莲县实施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06年9月4日《光明日报》。

资料来源：王晓樱魏月蘅：《海南省全面实施农村低保制度》，2006年11月15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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