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娼妓与官府的亲疏远近

第一篇：古代娼妓与官府的亲疏远近

【大历史】

古代娼妓与官府的亲疏远近

近日，“东莞扫黄”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在中国，色情业由来已久，与几千年的社会发展史有着不解之缘，娼妓与官场的关系，也因时代不同而扑朔迷离。<春秋齐国官办妓院> 据考证，最早的性工作者或产生于中国春秋时期。公元前645年，齐国上卿管仲在齐桓公宫城中设立内闾，这便是官办妓院，性产业由此发展起来。到了唐代，官妓制度得以正式确立，官妓统一由教坊管理并在教坊登记注册，全国各大城市都有为当地不带眷属的官吏、幕僚而设立的官妓。此后历朝基本沿袭唐制，直到明代宣德初年官妓才被取消。

此外，春秋以降，贵族、官僚、大地主家庭流行蓄养家妓。家妓是蓄养在豪门府邸、提供声色取乐的女人，被认为是具有文艺才能的性仆人。

<宋朝开始管制娼业> 随着城市经济进一步发展，私营娼妓业逐渐出现，但宋朝理学发展起来后，“存天理，灭人欲”思想兴起，官府对妓女实行了一系列管制政策，对娼妓的称呼也从“姬”、“青楼女”、“教坊女”等变成了“窑姐儿”，妓院被称为“私窠子”。

尽管宋朝官府“延绵不绝”地管制娼妓业，但妓院仍顽强存在。当 时对官员的性消费限制很多，但实际上并未能禁住，一年中还有一天可以“放松”。王安石改革时曾掀起“扫黄风暴”，时任杭州通判的苏轼依然照嫖不误。<清代禁娼未获成功> 清朝禁娼更加严厉，可以说是真正的“法律禁娼”。朝廷“扫黄”声势很大，“私窠子”、“半月门”、“扬滨”这类暗娼、私娼被迫转入地下。清初文人吴绮在《扬州鼓吹词》的序中说：“一逢禁令，辄生死逃亡，不知所之。”

中国历史上被认为禁娼最彻底的是太平天国时期，文献记录称，太平军政权范围内娼妓完全绝迹，“当娼者，合家剿洗”。不过，湘军攻下天京后，出于恢复城市经济之需，曾国藩又发布告令弛禁，允许和鼓励民间开设妓院。可见，中国古代娼妓业始终在禁与非禁之间摇晃。

(凤凰网历史)2

第二篇：古代爱情与现代爱情

课题名称 古代爱情与现代爱情的区别

指导老师： 课题组长：郑凯健

课题组成员：余凤易、王嘉钰、刘鑫宇、李子潇 正文 【内容摘要】

爱情是一个古老的话题而又现代的话题,爱情的出现在中国古代的奴隶社会时期,文字叙述比较早的也就是《诗经，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毛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这是中国典籍当中最早的有关男女爱情的描写，距近大概有几千年了，所以我说爱情是古老的。在当代社会，爱情仍然被世人所追求，而且追求的欲望和质量比古代更高而且爱情在当代中国不断的被世人所赞颂，从中国现代社会的爱情发展来看，爱情还是一个比较年轻的话题。

【关键词】爱情观、社会背景、文化、纳兰容若的诗词、安意如

一、研究背景

爱情是人类最美好的感情，没有之一。美好的爱情让人向往，不幸的爱情又让人唏嘘不已。从古至今，人们的爱情随着社会背景、文化不断发生着变化。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1、现代爱情有哪些特点

2、古代爱情有哪些特点

3、了解古典诗词中的爱情

三、研究计划制定

（一）研究阶段

第一阶段：组内讨论，探讨课题，计划分工。负责人： 第二阶段：实行计划，设计问卷，发放问卷。负责人： 第三阶段：资料汇总，撰写报告。负责人：(二)研究假设

我们仔细分析目前手中的资料，为使目标更为明确，提出以下假设。

1、古代的爱情值得我们学习吗？

2、现在的爱情真的是一次奢侈的快餐吗？

3、古典诗词中的爱情

4、现代爱情好还是古代爱情好

四、研究过程

第一阶段： 时间：2017.5.6 任务：全体组员进行讨论，探讨课题。第二阶段： 时间：2017.5.6 任务：查找资料 第三阶段： 时间：2017.5.7 任务：王嘉钰同学汇总资料并整理 第四阶段： 时间：2017.5.9 任务：郑凯健同学完成研究报告，总结课题

五、研究成果

（）注意：研究假设了几个问题就用大量的数据资料论证几个问题，而不是只写个标题，这是结题报告的重中之重）

1、渊源流传的古代爱情让人神往，朗朗上口，随便就能说出一二。司马相如与卓文君；一代才女李清照和宰相之子赵明诚，虽然他们的婚姻是封建条件下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是他们经过婚后的相互了解、沟通，使婚后的生活幸福甜蜜、情投意合。

2、现在人生活的节奏很快，无暇顾及太多的情调、浪漫，过着规矩但不规范的生活。现代人怀疑爱情。人的物质条件优越了，自由了，但自身却变得脆弱了，关心自己胜过关心他人。如三毛。三毛在爱情上是个理想者，敢于爱的轰轰烈烈，初恋失败就曾想过自杀；她与荷西结婚后就随他住进沙漠，两个人心心相印，朝朝暮暮，所以荷西死后三毛便不能解脱，说：“他等了我6年，爱恋了我12年，诀别时没有跟我说一声再见，我所有的感情都随荷西而去了”；

3、说班婕妤应以《怨歌行》开篇，说杨贵妃更应该拿《长恨歌》来作题，可是不，有了纳兰容若的一句“人生若只如初见”，一切有了开始存在的理由。

其实这一阕词着实平淡，但这一句又实在叫人哑然。

“何事西风悲画扇”，讲的是汉成帝妃班婕妤，史书上著名的幽雅贤德的女子，名门闺秀。成帝初年入宫，因美而贤，深获殊宠。一次，成帝想与她同辇出游，她言道：“贤圣之君皆有名臣在侧，三代末主乃有嬖女。”退而不敢奉诏。

那是君王爱恋正浓的时候，因赞她贤，后宫亦逢迎她，传为美谈，仿佛她是那楚庄王的樊姬，李世民的长孙贤后。她也自得，以为深承君恩，又不没家训，如此地相得益彰。许皇后愚钝，她是不动声色宠冠六宫的人，这样好的日子哪里找去？只愿恩爱长久，如宫名长信。

可是，有一天，她来了！她带着她的妹妹合德一起来了。飞燕入汉宫，是她寂寞的开始。一切，是那么地出乎意料。所有的怜爱，宠幸，都随着那身轻如燕的舞女入宫，戛然而止。

山盟虽在情已成空。

人世如此翻云覆雨，似纳兰说的：“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也似刘禹锡的《竹叶词》：“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

爱情的美丽就在于它真的可以像纳兰写的那样“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当往事的尘烟，已随风倾泻到泛黄的岁月中的时候，世上唯有爱情会成为那朵梦绘的花，永不凋谢的在一旁默默的散发着芳香，任凭世上的风吹雨打，任凭痴心人的相思泪下，一切却只是停留在最初的那次相遇，只是停留在伊人第一次为你一笑倾城的瞬间。没有悲哀的秋风，没有尘世的喧嚣，只有一段最最纯真的美好。

当爱情的故事从盛唐吹拂到清帝国的时候，当白居易“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呼唤化作了纳兰的一声轻叹的时候，当王朝的更迭伴着清脆的马蹄声的时候，只有一种声音还未曾改变过。那就是诗人们为爱情歌唱着的咏叹调。

4、现代爱情追求的是自由，人们可以自己选择心怡的对象。然而在现代爱情中，我们太容易爱上一个人，也太容易恨一个人。我们在快速的生活节奏当中失去了自我，太过于看中外表和物质，忽略了两个人是否真的合适。例如现代爱情中的相亲，两个人上一秒还是陌生人，一顿饭后便要相濡以沫走完一生，这样的盲目草率，不一定会有好的结局。再者由于现代爱情恋爱自由，我们总是会在正确的时间遇到错误的人，或者在错误的时间遇见正确的人。反观古代爱情，许多人的爱情在家族联姻中，变成了家族利益的牺牲品。但那时爱情我觉得大多数的还是很纯朴的，没有世俗的干扰，爱上一个人之后便会此生不渝，那种对爱情的忠贞不渝，是我们现在所无法比拟的。古代爱情与现代爱情各有利弊，孰好孰坏，也要因人而异。

六、反思与体会

爱情是伟大的，是值得尊重的，我们作为高中生，应当以学业为重，但是这并不妨碍正常的友情发展。对于这次研究性学习，本小组成员都有很大的收获，对于古典诗词也有了比较深的认识，而且最重要的是，大家都知道了在高中阶段学业是最重要的，对于爱情也有了正确的认识和理解。这对于大家的成长是很有帮助。

此次的研究性学习基本达到了最初的目的和既定目标，本组的所有成员也都有较大的收获和进步。

七、附件

调 查 问 卷

八、参考文献

安意如的《人生若只如初见》

1、结题报告（电子版u盘）递交的截止时间：2017年5月10日之前 文件名请标注班级姓名。

2、郭老师的邮注意：

箱：kyklmy@163.com 1505721596@QQ.com

3、郭老师办公室：一楼115

4、注意：标题字号宋体小三，正文内容字号宋体小四，行间距固定值22磅。

第三篇：《古代文化与现代化》

浅谈古代文化与现代化

从个人的观点出发，有：在我们国家当前的形势下，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中并没有框架性的作用，真正建立框架的是社会主义政治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传统文化的确是文化发展脉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一个现代的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但并没有起着框架性的作用，即便有也只是局限于在非常有限的很小的某些层次的范围内。在我国也是如此。

我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兼收并蓄。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有诸多的内容。而其至今仍发挥余热的只是少数的精华。如公认的美德、神奇的文字，伟大的发明等等。这些对于激励民族追求崇高完美的人格、拥有积极正确的价值观念、树立昂扬向上的民族精神、方便民众的某些物质生活等诸多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但其中也有所“隐藏”的落后腐朽的东西亦有如封建迷信思想、封建男权主义、等级观念等，诚然，这些还存在于一些人的思想中，但相对于认可并接受了现代思想的人来说，这只是一个小数，此处不一一论述。

框架性的作用也即意味着支配性或某种程度上的决定性作用。也许对于那些能够引起社会变革的思潮，曾经为社会变革先导的主张，在当时的背景符合这一说法。而对于传统文化，也即过去的文化，对现代社会的作用，显然不能和对当时的境况的作用相比，自然无法承担框架性或支配性或某种程度上的决定性的作用。须知，我国传统文化在历经千年风雨，自然不可避免的包含有积极与消极的内容，发展至现代，糟粕虽已总体抛弃，留下的精华是少量的而且是递减的。故我国传统文化是无法在现代化中起框架性作用的。

对于此，可以从广义的文化的以下五个个方面（物态文化层此处不做分析）

加以详论：

1.政治上，原始政治、奴隶政治和封建政治与现今的民主政治相比：原始政治中的“禅让”早已不适应社会私有制发展的历史潮流，奴隶政治下的“神权王权”与“邦国宗法”也在经几次变迁后愈加无法比随之演变而来的“君主专制”及“中央集权”更能控制不断拓展的疆域，封建政治在其建立之初起着起着强大的推动凝聚与融合发展进步的作用，而在其历经千年的不断加强与巩固的同时，也最终走向了没落，总之，前三者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影响已基本退出历史舞台，余下的是极其少量的政治观念如：原始政治里的“让贤”、奴隶政治里的“礼仁”、封建政治里的“中央集权”与“行省管理”等给世人借鉴，固然不只这些，但真正起着积极作用的的确是少之又少的。现今的中国政治可以说是引进西方政治并掺入中国传统政治元素的产物，具有非常明显的“西本中化”。

2.经济上，原始经济、奴隶经济和封建经济与当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比，原始经济与奴隶经济与当今经济可以说已毫无瓜葛，即便不可否认其作为历史前期经济发展中的铺垫或基础作用，对于封建经济里的小农经济与商品经济而言，前者已经完全被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农业发展模式从地域上边缘化了，只存在于一些极其偏僻和经济文化发展落后的地区，而后者的封建性质决定了其注定被现代的商业文化所取代，当然，一些基本的经济运作形式也即政治经济学上讨论的一般经济规律下的经济形态在前三者的存在的同时，在当今也是存在并发展着的，这可以归结为前三者在经济上从文化层面对当今经济的影响，这相比于现今的经济理论对现今经济的影响，就显得微乎其微了。

3.文化（狭义的）上，原始文化、奴隶文化与封建文化和现代文化相比，原始文化因其历史的久远性及物质的消亡性，只留下十分稀少的原始遗迹和一些美丽的传说，这对于研究华夏文明和人类文明起始具有重要作用，受其影响大的人的范围如：人类学家包括内的考古学家、语言学家、民族学家等是小的，而其对影响范围大里的人的影响本身又是小的，因为普通民众更多的把其当做原始时代的历史知识来学习或将其作为一种业余兴趣来对待，这种影响显然是浅显的。当然，来源于原始文化的炎黄祖先与图腾崇拜等一直延续至今，影响深远，却很难再找到其他更多的类似的东西了。奴隶文化，在其时代前期，留有大量文字及器具，但文字大多难以辨识，故对于这一段历史也是模糊的，其影响更是小的，直至周时代才有较为详细的历史记载，尤其是后周时期也就是之后的东周时期，虽处乱世，在文化上却是名家辈出，百家争鸣，是我国传统文化发展的非常重要的时期，该阶段的成果一定程度上为传统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封建时代发展起来的封建文化正是继承了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思想，并且不断发展前人的思想，之后便又历经了千年演变。在这一过程中，从文学艺术、哲学思想、宗教信仰等方面在一个大环境里潜移默化地培育了共同的文化素质、风俗习惯等，这些文化元素如：诗歌、水墨画、书法、阴阳、春节等在我们的文化观念中根深蒂固，其影响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相比之下，现代文化可以说只是对我们传统文化的修补，并未改变我们最为基本的文化特性。故我国传统文化在文化（狭义的）这一层面可以说是具有框架性作用的。

4.道德上，原始道德、奴隶道德与封建道德和现代道德相比，原始道德中最为本性的掠夺与野蛮，礼让与崇敬，二者相悖，却同时延续到了现代，其中也有自强与集体和追求安稳的品质等优秀的传给了现代。奴隶道德中，前期只记载有更多的野蛮与人性的欠发觉，后期逐步发展来的“礼”则极大地完备了道德，尽管其建立在奴隶制的基础上，但在当时不失为一种历史的进步。这些奴隶时代的礼制几经波折，再后来脱颖而出的就是“仁”的这一大体系。这可以说是后来封建道德的雏形。在封建道德中，典型的发展便是儒家道德的主流发展，有董仲舒的“三纲五常”，之后便是程朱理学提出的“纲常名教”。最终的发展结果概括地说，即仁、义、礼、智、信、忠、孝、仁、勇。这些道德如果放回封建时代，以现代的视角观察显得不尽合理。但这些道德从本质讲确实是美德，作为印记已经深深烙在人们的心里，内化为民族基本的气质与气节。尽管，如“孝”在家庭民主、人人平等等观念的冲击下已不是先前的内容，但其最为本质的东西还是存在的；“忠”也在社会民主、国家民族主义等思想的改造下不再是尽忠于私，更多的是忠于身处其内的集体，归根到底仍是一种“忠”的品质，仍然是好的东西。因此，在道德上，其发展一脉相承，我国传统文化在这一层面起到的是一种框架性的作用。

5.科学上，原始时代、奴隶时代与封建时代和现代相比，原始时代与奴隶时代的科学的含量是少的，大多是生活科学，前者的 “钻木取火”、“以泥制陶”、“神农尝百草”、“仓吉造字”等，这些美丽传说传诵的均是为了生存而探索出来的简单科学，尽管当时的人们也许或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一个奇迹；而奴隶时代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创造出了越来越丰富的生产生活工具，典型的前期的便是青铜器与纺织技术等，前者是为战争及贵族生活享用，后者则是穿衣需求使然，后期的铁犁牛耕，则是农业生产的需要，凸现出了很强的实用性；在封建时代，天文历法、算术、医药、农学等许多方面虽然也有

卓越的成就如：《甘石星经》、《守时历》、《梦溪笔谈》、《九章算术》、《伤寒杂病论》、《农政全书》等，但这些成就基本是围绕农业生产而展开研究得到的结果，就不可避免存在较大的局限性。在我国古代科技史上，众多科技成就都是对前人理论的继承并加以自身经验的理论总结，大多是泛化论证，缺乏量化分析与研究深藏其中的根本的逻辑推理，这与很多时候的社会环境与背景如：束缚创新思维的社会主流思想，本质上排斥科学的小农经济，功利与学术追求的不对称等等不无关系。因此，古代科学技术对于农业文明时代是可行的，而面对如今要求具有严密逻辑论证与系统的理论支撑的近现代科学下的工业文明与信息文明就注定要落后了许多。因此，传统文化在科学上缺乏内在的本质逻辑研究的这一内在特性和很多其身处其中并对其较为不利的社会环境与社会背景的外在因素，或多或少决定了其后来的命运。也即，我国传统文化在科学上，只是一种锦上添花的作用，展示出来的最多是曾经的骄傲，真正起框架性作用的是来自西方的近现代科学。由其创造的工业文明与信息文明的世界的现实让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综合上述论证，知：传统文化在文化（狭义的）上、道德上是具有框架性作用的，而在政治上、经济上、科学上只是起着一种锦上添花的作用。真正决定一个社会现代化的，显然，政治、经济与科学在作用中的比例比文化（狭义的）、道德要大，因此，总体上说，传统文化在现代化中起着的是锦上添花的作用，只是在某些层面有框架性的作用。这正是由文化的时代性与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所决定的，也使得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得以区别。

第四篇：东西南北与古代礼仪

东西南北与古代礼仪

何路政先生《东西南北与古诗文教学》(载《语文教学与研究》2003年2期上)一文,指出“东西南北”表示方位并“传达了丰富复杂的汉民族传统文学的气息”,可谓慧眼。但把方位词的礼仪色彩归纳为“东尊西卑”和“南尊北卑”,观点颇可商榷,论据或有不当。古汉语中,方位词东西南北经常与“面”“乡”(后来写作“向”)组合,义为“面对某方向”,此乃常识。我们系统翻检了《左传》《国语》《韩非子》《周礼》《仪礼》《礼记》《史记》,统计了方位词出现的次数及组合分布。例如《左传》中“南”出现139次,“北”123次,“东”157次,“西”84次;方位词与“面”组合共5例。《韩非子》“南”32次,“北”18次,“东”41次,“西”32次;方位词与“面”组合共15例。《礼记》“南”57次,其中“南面”14次,“南乡”10次;“北”71次,其中“北面”38次,“北乡”2次;“东”110次,其中“东面”14次,“东乡”4次;“西”101次;其中“西面”14次,“西乡”8次。诸书中“方位词+面(乡)”组合都表示“面对某方向”,没有发现仅表示某一方位的。如《仪礼·乡饮酒礼》:“宾复位,当西序,东面。”是说宾在西序,面向东。秦汉典籍表示某一方位,一般是用一个方位词或者用“某方”,略举几例:《左传·成·13年》:“则是我有大造于西也„„东道之不通,则是康公绝我好也。”《国语·越语上》:“勾践之地,南至于句无,北至于御儿,东至于鄞,西至于姑篾。”《礼仪·觐礼》:“乃右肉袒于庙门之东。”《礼记·曲礼上》:“席„„东乡西乡,以南方为上。”《史记·项羽本纪》“项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西破秦军濮阳东。”古代天子、诸侯或君王面南接受朝拜:诸侯朝见天子,要“北面再拜稽首”(《仪礼·觐礼》);臣民朝见君王也如此,《周礼·夏官司马》:“正朝仪之位,辨其贵贱之等。王南乡,三公北面。”这样看来,何文所举三例却恰巧是“北尊”而“南卑”的“典型例证”:秦王和刘邦统一天下称霸称王,坐北朝南接受朝拜;诸葛亮激将东吴君臣:如果不能抗击曹操,为什么不举国投降,“面向北方侍奉他呢”?要搞清“面东背西为尊”和“面南背北为尊”的问题,有必要了解古人的堂室。据《仪礼》可知,天子、诸侯、公卿士大夫,其寝及祭祀之庙,一般都是堂室结构。堂和室是建在同一地基上的建筑,地基较高,有台阶;堂在前室在后,堂大室小。堂的东西北三面有墙,东西墙却东序西序;北墙把堂与室隔开,墙外属堂上,墙内属室内;朝南临庭(院)大开。《孟子·齐桓晋文之事》所记,齐宣王便是面南坐在堂上看见有人牵牛从堂下走过。室为长方形,东西长南北短,有寝室住人,有庙堂祭祖。东序有户,西序有牖,所谓“登堂入室”即由东边的门进堂,再进入室内。女子再由“闺”(上圆下方的小门)进入女眷住的内室———《木兰诗》“坐我西阁床”、《项脊轩志》“室西连于中闺”之“西阁”“中闺”是也。古人在室内与堂上分别举行的活动,有两种不同的礼仪制度:

一、在室内举行的礼仪活动,是“面东背西”(东向)为尊,其次是“南向”,(位在尊者左手)再其次是“北向”,最卑的位置是“西向”。鸿门宴可视为“约为兄弟”者的便宴,座次就是按这种礼节安排的。

二、在堂上举行的礼仪活动,是“面南背北”(南向)为尊。“诸侯北面而见天子曰觐”(《礼记·曲礼上》)就是这种礼节。《仪礼·乡饮酒礼》所记“堂上”席位,宾席最尊,在户牖间北墙南向而坐;主人在东序前西向坐;(位也在尊者左手)介(副宾)席在西序前,东向坐;《礼仪·大射礼》载,陪客诸公面北背南(北向坐),位次最卑。《周礼·春官宗伯·小宗伯》:“辨庙祧之昭穆。”古代宗法制度,宗庙和墓地的辈次排列,以始祖中,其子孙递为昭穆。昭穆相承,左为昭,右为穆。先昭后穆,可视为尚左。《仪礼·觐礼》:“上介皆奉其君之旗,置于宫,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旗而立。“这种礼仪制度汉代以降历代君王、地方官府、乡间宴饮,仍然沿用(亦有例外,如元代尚右)。《三国演义》“桃园结义”及饮酒,刘备居中,关羽居左手,张飞居右手;王允宴请董卓,几案对门背墙而设,董居左,王居右。《红楼梦》黛玉进京一回写贾母两边座次,黛玉以贵客为尊,居贾母左手第一,迎春居右手第一,探春、惜春以交分居左、右第二位。至今河南中部、东部很多农村摆酒席还沿用这种礼仪习俗,不管北屋(堂屋)、东屋、西屋、南屋,面对门的座位为上首,然后左手为上,右手为下,面对上首的位置是主人的陪席。综上所述,我国古代礼仪在不同场合分别为“西尊东卑”和“北尊南卑”,而不是何文得出的相反结论。正如清代学者凌廷堪在其《礼经释例》中明确指出的那样:“(古代礼仪)室中以东向为尊,堂以上南向为尊。”何文行文也有疏漏之处。《史记·项羽本纪》:“亚父南向坐”与“亚父者,范增也”之间,检三家注本、中华书局标点本及多种选本,没发现有文字;后者可看作注释语,故有的选本中间用破折号,而没有用省略号的。鸿门宴时项羽并非“楚霸王”。“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并非出自《孔雀东南飞》。引书《礼仪》应是《礼记》之误,疑排版之疏或笔误。

第五篇：古代名诗与庐山（定稿）

古代名诗与庐山

远在1600多年的东晋，庐山便成为山水诗的讴歌对象，受到文人骚客的青睐。首先关注庐山的是山水诗的先驱人物——谢灵运。好山泽之游的谢灵运来到庐山登上绝顶，放眼四顾，灵感飞来，题写了《登庐山绝顶望诸峰》。“由行非有期，弥远不能辍。但欲淹昏旦，遂复经圆缺。积峡忽复启，平途俄巳绝。峦珑有合沓，往来无踪辙。昼夜蔽日月，冬夏共霜雪。”

诗中对庐山自然山水的高度敏感和刻画再造，使之成为精美的诗歌意象，自然与时节的变幻，同时也屡现了他外在平静和内在的不平静，融合一体的绝妙，正是这种既富于对自然山水的兴趣，又强烈地显露人文精神的融合，使山水诗有了灵魂，有了生命，有了活力，有了高品位的蕴涵，才使其成为中国古典诗歌中最重要的流派之一。也因此，庐山成为这个诗歌流派的重要载体之一。

与谢灵运同在一个时代的田园诗派的创始人陶渊明，更是生于庐山、死于庐山、歌于庐山，中国的田野诗就是由他开创的。东晋有名的庐山三隐之一的陶渊明，一生以庐山为背景、以自然为核心进行创作，《桃花源记》、《归园田居》、《饮酒》是他的重要代表作。他所开创的田园诗风，影响了他以后的整个中国诗坛，庐山由此为田园诗的诞生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种归隐田园躬耕自乐的绝妙意境真是读来“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陶渊明41岁时辞去仅当了81天的彭泽令后就在庐山的脚下过着“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的无比惬意的田园生活。而且在东晋末年那个战乱频仍的年代，陶渊明还以庐山周围的生活环境为人们勾勒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美丽桃花源，使得陶渊明成为中国古代和谐社会思想的重要创始人，而作为是“自然、和谐、民本”的桃花源理想社会生活实地原型，庐山理应是中国古代和谐社会思想的重要发源地。

到了唐代的山水诗，更是登上了艺术的巅峰，诗人面对自然山水美的形象，通过自己个性的投影，折射出时代的神采，从而使之成为时代的最强音。而李白的《望庐山瀑布》则是其中的冠绝者。“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没有庐山直下三千尺的飞流，可能也不能成就了一带诗仙的豪迈之情。另一首《望庐山五老峰》：“庐山东南五老峰，青天削出金芙蓉。九江秀色可揽结，吾将此地巢云松。”当年的李白不仅沉醉于庐山美景，还注意到山下的九江之美，可谓最早把九江称为“魅力之城”的古代第一人吧。

提到庐山上的诗刻不能不提到宋代苏轼的《题西林壁》。苏轼几次上山，庐山的很多地方都留下了他的游踪，从山南到山北，从山上到山下，跋山涉水，游览了庐山诸峰，然而，哪里才是庐山的真面目呢?诗人在思索着，探求着，一个深刻的哲理也随之在心中孕育着。“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成为充满辩证哲理的名句。也引得海内外的游客纷至沓来一睹庐山真面目。

庐山的摩崖石刻和碑刻，把文化、诗歌、书法、镌刻融于一炉，充分地体现了中华民族欣赏自然美的优雅和高超情趣。愿这流传千古的名诗名句伴随着庐山与世人世代永恒下去。(李训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