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地位提高(范文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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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农民工地位提高(范文模版)

农民工地位提高

今年春节,在中国的上海和广东等地,有数十万农民工自愿选择留在城里过年。为此,当地工会组织特地向这些人发放了慰问金和节日礼品。中国这个向经济困难的职工提供援助的“送温暖工程”早在10年前启动,但以专项资金援助农民工,这还是头一回。以往的援助对象是拥有城市户口、生活困难的职工。今年,农民工也被列入这一范围,足见这些人在中国社会的地位和待遇的提高。1月1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文件高度肯定了农民工为城市繁荣、农村发展和国家现代化建设做出的重大贡献。在给予农民工以产业工人身份和待遇的问题上,中国做出最新表态,发出更积极的信号。

据统计,中国约有2亿农民工,大多集中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如今,上海200万农民工已加入“外来务工人员综合保险”,无锡市教育局将全市公立学校向所有民众开放,目前,90%的农民工子女都在公立学校上学。▲(摘自2月4日日本《朝日新闻》,原题:中国部分地区给予农民工正式职工待遇,胡连荣译)

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地位

去年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以来,我国农民工群体开始受到广泛关注。之后国务院研究室发布了《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国家统计局发布了《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状况调查报告》,对我国农民工群体不容乐观的生存现状进行了全景式描述,激起很多人共鸣与同情。

上海有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在上海800万从业人员中,农民工超过一半。近年来上海在提升农民工地位方面作了许多努力,今年初上海入选“最受农民工欢迎的十大城市”,是我国许多农民工工作和生活的向往之地。今年“五一”期间还有4位外来农民工首次登上上海市劳动模范光荣榜。总体来看,提升农民工地位是大势所趋,目前还有以下问题亟需着手解决。

一、构建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合作机制问题

要提升农民工地位和改善农民工境遇,需要构建政府主导的,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面力量密切合作的机制。其中,政府是否作为和如何作为起着决定性作用。政府既要为农民工提供基本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如农民工群体的教育与技能培训、法律救济与援助、劳动就业、廉租住房、公共卫生、医疗养老等基本社会权益保障,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等),也要对市场力量主要是用工企事业单位加以舆论引导、行政监管和法律监管,还要为关注农民工问题的社会(民间)力量提供良好的行动条件和环境,对社会(民间)力量的行动提供支持和引导。目前农民工在市场化过程中的各种遭遇,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政府的不作为。而社会(民间)力量在行动中所遇到的各种困难,也在很大程度上与政府的不作为有关。越来越多的人们期待政府能发挥更大的积极主导作用,逐年增大对农村公共开支的投入,逐步让农民得到更多的公共服务,以此来提高农民的国民待遇。

二、农民工的媒体形象问题

近年来主流媒体正在越来越多地为农民工代言,但是,长久以来大量关于农民工的负面报道严重影响了农民工的形象。不仅很多城里人形成了带有偏见的印象,往往把农民工的形象和贫穷、肮脏、暴力、粗鲁等贬义词联系在一起,甚至在舆论影响下,很多农民工也认同了这种自身形象。即使是那些对农民工心怀善意的人们,在谈到农民工时,潜意识里也往往有一种优越感,认为农民工是需要同情和照顾的弱势群体,而很少有人能够把农民工视为与自己平等的主体,发自内心地尊重和理解农民工。这样的身份认同非常不利于提升农民工的地位和改善农民工的境遇。为了纠正偏见,主流媒体应该加强关于农民工的正面宣传与报道,努力塑造自信、自立、自强、仁爱、积极向上的农民工新形象。

三、农民工的话语权问题

虽然农民工问题开始受到主流媒体的关注,但作为一个长期以来习惯于沉默的群体,农民工自身的话语权至今仍然是一个问题,这也直接影响了农民工的群体形象。2006年10月,一名年轻的农民工吕延武首开先河,在新浪网开设了个人博客“中国民工第一博”,迄今已经上传了50余篇文章,这是互联网时代农民工自发争取网络话语权的标志性事件,引起不少农民工的关注。农民工个人博客的出现虽然有助于农民工增强话语权,但由于博客流量有限,难免产生无力感。如何借助主要网站,共同聚焦“三农问题”,是非常富有意义的事情。

四、农民工的组织化问题

农民工的弱势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与农民工缺乏组织的原子化个人生存状态有关,农民工只有被组织起来,才能更有效地改变目前的弱势地位。首先,可以加大对农民工外出务工的组织力度,增强农民工择业的主动性,减少农民工流动的盲目性。在农民工主要输入地建立对农民工的需求信息库,在主要输出地建立劳动力信息库,并加强彼此间的协作与沟通。目前,已有一些基层地方政府、企业和网站在为农民工提供就业培训信息和组织农民工外出务工方面作出了努力。其次,可以支持和鼓励农民工的自发组织行动。目前农民工群体内部已经出现了一些自发的组织行动,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第三,需要提高已经在外务工的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可以充分调动工青妇力量,把游离于体制外的农民工积极分子吸纳到体制内,引导和支持他们开展团结和组织农民工的活动。

五、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问题

目前已有相当多的农民工意识到自身在文化水平和工作技能方面的不足是影响自身发展的重要原因,渴望通过学习和教育培训提高自身的文化水平和工作技能,进而改善自身的境遇。但由于大多数农民工工作辛苦,收入不高,在现有条件下,他们往往没有足够的金钱、时间和精力参加学习和培训。目前在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方面,政府还存在缺位现象,政府理应承担起更多的责任。而从教育培训的内容来看,由于农民工多方面的素质都有待提高,因此针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应该是全方位的。从历史上来看,我国平民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先驱晏阳初在国内外长期从事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事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非常值得借鉴。根据晏阳初的思想,平民教育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工程,包括文化教育、生计教育、公共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四大要素。文化教育旨在提高民智,生计教育旨在丰裕民生,公共卫生教育旨在强健民体,公民教育旨在培养民德,以造就具有知识力、生产力、健康力和公德心的“整个的人”。平民教育必须制定实施综合性的、整体性的计划,使教育、生产、健康、自治四大任务联环配合,同时并举。如果我国的农民工教育培训能够从这四方面入手,扎扎实实推进,这将是农民工的福音。

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农民工不应该是被遗忘的人群。如果党和政府能够从解决上述问题入手,着手领导构建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合作机制,改善农民工的媒体形象,增强农民工的话语权,提高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加强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那么农民工的未来地位和境遇将拥有令人鼓舞的美好前景

话题缘起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一大亮点是首次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传递出中央对约占农民工总数60%的80后、90后农民工的高度关注。文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并将此问题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一个重点。相对来说,新生代农民工对农业不熟悉,同时,他们又特别渴望融入城市生活、城市社会,但从制度到心理到具体措施,我们都还没有做好接纳的准备。对土地没有感情、在城市又不被接纳,让新生代农民工处于“城乡双重边缘化”的尴尬境地。新生代农民工成为我国现代化绕不开的问题,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不解决,我国的城镇化就谈不上,现代化也谈不上,和谐社会更谈不上。我省中山市近年实行的流动人口“积分制”管理办法,无疑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有益探索,此外,还有些什么措施、从哪里着手来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梦,我们特约专家建言

 新生代农民工就近进入城镇和工商业就业才是可持续的选择 出路在于提供均等化公共服务

解决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这一难题的核心在于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现代产业素养,重点在于加快全方位的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出路在于进行体制创新,提供更加公平的公共服务。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发展既得益于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提供的优厚“人口红利”,又面临着反复出现的“返乡潮”、春运难和“民工荒”的困境,如何以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重视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为契机,以《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为导向,以促进农民工融入城镇为手段来化解其就业不稳定难题,化解由此带来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双板结”的困扰,成为当前重要而迫切的课题。新生代农民工的三个特质和三方面利益祈求

对占农民工总数60%多的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的解读有三个关键字:“新、农、工”。“新”是与第一代第二代农民工相比有“三高一低”的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他们在文化程度、人格特征、打工目的、城市认同感、生活方式、工作期望、与农村家庭的经济联系等方面迥然不同,因而在利益祈求上存在重大差异。“农”是因为在现行户籍制度和社会管理方式下,他们仍然具有农村居民身份,与有城市户口的工人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同工不同福利保障,不能平等地享受所在城市的公共服务。这显然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平等规则,妨碍城市发展的正常化进程。“工”是他们大多数正在从事现代工商业活动,有一定的现代产业技能,能够接受现代社会理念并且按照现代产业规律从事生产和生活。

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特性变化和技能素质提升,加上农地制度变迁使得他们不可能像父辈一样返乡务农。新生代农民工的特殊性决定着他们的利益祈求有三个基本点,一是追求融入城镇化进程,他们没有返乡务农的意愿,更没有务农的技能;二是追求融入工业化进程,他们因为大多数人往往直接从学校进入外出务工行列,对于现代产业规律的熟悉程度远高于传统农业;三是追求融入现代化进程,更愿意成为现代城市文明的一员,享受现代化进程带来的生活方式的变化和生活品质的提升。

让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三个着力点

从供给方看,要融入城镇就要求新生代农民工积极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大力提升自身人力资本存量,提高在融入城镇化进程中的“话语权”,从而提升就业竞争性和稳定性,促使其成为产业升级需要的合格的产业工人。在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趋势不可逆转情况下,随着养老保险无缝转移等利好政策出台,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更显得日益重要,没有就业的稳定性,就谈不上融入城镇,也谈不上成为现代市民。没有就业的稳定性,也不利于新生代农民工专用性人力资本的积淀进而影响到他们与资方的博弈能力,造成收入水平长期得不到提升。从需求方看,加快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进程是吸引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镇的必经之路。值得注意的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的过程不是也不应该是单一的向沿海地区转移就业的过程,附着中西部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就近进入城镇和工商业就业才是可持续的选择。从劳动力需求视角,通过产业升级,形成产业升级与劳动力需求数量和结构的动态优化匹配,通过产业转移,减少外来普工流入沿海地区就业。通过建立人口、产业和就业联动机制,保证劳动力流动方向合理、适度和有效,才是长久之计。

从供求均衡视角方看,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市民化面临众多现实挑战,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是因为他们的效用和目标函数与以前农民工的差异,导致了他们的劳动供给函数及其在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均衡点与厂商需求之间存在“缺口”而出现“民工荒”等供求失衡现象。虽然他们对城镇的认同感较高,但与城镇劳动力相比,由于缺乏必要的专业技能和进入正规就业市场的能

有赖政府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首先是要解决就业问题,其次是要解决住房、子女教育问题,再次是要解决社会保障和公平地享有公共服务问题。这些均有赖于政府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如通过提供公平的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服务,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由农民身份向产业工人转换问题。通过提供日益平等的社会保障服务,通过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尤其是养老保险跨地区接续政策,打通农民工有序流动就业的经脉,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生老病死问题。通过建立科学的就业景气指标体系,监测就业景气尤其是农民工就业与产业的匹配程度,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异地转移就业和降低就业风险问题。通过体制创新克服户籍、住房、子女教育等制度性障碍,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由农村居民向市民转换问题。创造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法治环境、文化氛围、制度环境,是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镇的根本保证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党的领导是实现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根本保证,要切实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而新生代农民工党员队伍建设,则是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要方面。作为社会转型期不可忽视的群体,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成长将直接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抓好新生代农民工党员队伍建设,是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全面发展的需要,是创新城乡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需要,也是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需要。

要关心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成长和全面发展新生代农民工介于农民和市民之间,受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形成了该群体独特的二重性价值取向。从积极方面看,同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消费意识增强,权利意识增强,自我发展意识增强,市民化意识增强,组织化程度提高,培训、学习意识更强;从消极方面看,新生代农民工“厌农”、“弃农”,不愿吃苦,亲情意识、家庭责任意识淡薄,缺乏敬业精神,追求享乐。这种价值取向的二重性现实,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关注他们的心智成长和政治进步;新生代农民工实现政治参与的途径过于狭窄,他们既无法参加农村政治生活又不能融入城市政治生活,成为事实上的“政治边缘人”。新生代农民工“话语权”的缺失又加剧了城市对农民工的排斥,他们的各种利益主张和需求也得不到重视。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党员和优秀分子,无法参加正常的组织生活和政治活动,从而产生严重的“失去组织感”。

因此,关心新生代农民工政治成长,注重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发展党员,做好新生代农民工党员的教育管理工作,增强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感”和“政治归属感”,拓宽他们政治参与途径,实现有序政治参与,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国家政治生活问题的当务之急。加强新生代农民工党员队伍建设势在必行

加强新生代农民工党员队伍建设是提高基层党组织建设科学化水平的客观要求。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成长,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创新的理论与实践,客观上为新生代农民工党员队伍建设准备了物质基础。新生代农民工比一般农民工更自觉地传播新思想、新观念、新信息,更自觉地在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差异中寻求平衡,在农村与城市之间起穿针引线作用,是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城乡一体化的重要生力军。重视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发展党员的工作,将有利于他们更好地发挥优势。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党员和先进分子是这个群体的核心,其先进性的辐射力、影响力有利于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党员队伍建设健康发展。

几年来,我们党十分重视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农村流动党员教育管理工作创新。2006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流动党员管理工作的意见》等四个文件,流动党员的教育管理工作走上规范性、系统性、程序性轨道。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党员动态管理机制和党员关怀激励机制新要求,流动党员的教育管理工作提升到科学化高度。各地基层党组织积极贯彻中央精神,勇于实践,大胆创新,摸索出许多切实可行而又效果显著的新方法、新办法,如:流动党支部、网络党支部、党员信息化网络化管理、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电视上网”工程、农村发展党员全程联名推荐制等等,这些成功的做法经过及时的总结、归纳和概括,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指导,为新生代农民工党员队伍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党员队伍建设科学化水平的现实路径

科学的制度是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党员队伍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重要保障。

新生代农民工党员队伍建设的制度体系,主要包括:(1)新生代农民工党课教育制度。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特点,采用生动活泼、内容新颖、方式灵活等办法开展党课教育,培养他们对党组织的认同感和归属感。(2)新生代农民工组织培养和发展党员制度。居住地党组织主动配合,对发展对象进行联系、培养和考察,两地党组织及时交流培养情况,共同做好党员发展工作。(3)新生代农民工党员教育、管理、服务制度。城乡一体化统筹管理,以流入地党组织为主,流出地党组织配合,共同对新生代农民工党员进行教育、管理和服务。(4)新生代农民工党员激励、关怀、帮扶制度。尊重新生代农民工党员主体地位,培养新生代农民工党员的主体意识,维护新生代农民工党员的基本权利,增强基层党组织的亲和力、凝聚力和领导力。(5)新生代农民工党员在居住地发挥作用制度。由居住地党组织提供渠道和条件,流出地党组织和居住地党组织密切配合,共同激励,共同组织,城乡共建。

科学的方法是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党员队伍建设科学化水平的必要条件。

应当积极探索运用现代科学方法,科学地将新知识、新技术、新理念引进到基层党组织建设中去。比如,运用管理学、组织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基本理论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格特征、生活态度、价值取向等,就可以有效地与他们进行沟通,从而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吸引力、感染力、亲和力。再比如,在信息化时代,可以利用网络资源建立网上党支部,通过网上党员之家对党员开展教育、管理和服务工作,利用互联网的互动功能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利用手机微博与培养对象和流动党员沟通思想、保持联系等等,都将会大大提高党建工作的效果

第二篇:中国农民工社会阶层地位调查报告

中国农民工社会阶层地位调查报告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李宝帅 摘要: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大地出现了这样一个群体,城市中他们有一亿之巨,是城市建设的主力军,然而硕大的城市中却没有他们的一席之地,他们就是---农民工。当今社会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发生着变化,农民工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在他们自己眼中他们不再低人一等,他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镇)和乡镇企业就业。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这就是被称为农民工的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农民工主要是指户籍仍在农村,进城务工和在当地或异地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者。他们就业流动性强,有的在农闲季节外出务工;有的长期在城市居住、生活和工作,已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虽然尚未成为城市居民,但与农民也有很大的不同,生产生活方式、思想文化观念已受到城市现代文明的熏陶。

农民工的大量涌现,为社会创造了财富,为农村增加了收入,为城乡发展注入了活力,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农民工的出现和发展,是中国国情的产物,将长期存在于现代化事业的进程中。正确认识和高度重视解决农民工问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课题。

那么当代农民工在中国社会阶层中的地位又是怎样的呢?为解决这个问题我在2010年2月5日至8日走访了东营市西城金大地建材

批发中心。

此时已经临近新年,但是在金大地仍然是一派繁忙的景象。金大地作为东营市西城最大的建材批发中心仅仅成立六年,但是这里集中接近一般的批发商以及装饰公司。5日下午五点钟我走进金大地,街的两旁全是各种各样的门头,有木门、卫浴、吊顶、灯具等等各种装修材料。他们并没有因为新年将至而急着回家,反而门前室内有很多货物。走进一家卫浴店面,老板热情的招待了我,待我说明来意之后,老板向我讲述了在东营的几年情况。老板姓赵,山东泰安人,和妻子在东营已经八年了,初来东营时只有21岁,回想起那段时光,赵老板脸上露出了辛酸。一开始做点小本买卖,妻子夏天推着冰箱到附近的工地去卖雪糕汽水,他则骑着摩托送水,每天都很累但却挣不了多少钱。后来金大地开发,两人拿出积蓄买了一处商铺出租,自己仍然租房子住。那时开着小卖铺,每天忙忙碌碌的,很舒坦,就是不挣钱。现在买了车,自己代理着中宇卫浴,忙时自己也安装,自己也快做爸爸了,自己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当问及他在城市中是否受过觉得低人一等时,他笑了笑,坦然道:刚到东营时,那时也小,看到有钱人自己也会觉得没信心,毕竟自己忙天忙地的却赚不了几个钱,可想想自己没文化只有自己付出体力,付出汗水,心里也就没什么了。刚开始做生意时,常常遇到不讲理的户主,就是拖着尾款不给,让人没办法。这几年生意好做了,朋友介绍的生意也多了,也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现在自己也看开了,城里人也是人,自己同样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过上好日子。说完又是一阵爽朗的笑声。可以看出赵老板对生活对未来

是充满自信的,祝愿他在未来一帆风顺。

走出中宇卫浴,我走进了旁边的小卖铺,店主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大约二十三、四岁,黑红的面孔说明了他的风雨奔波。店主很健谈,一听说我是大学生,羡慕不已,说还是上学好,不向自己这样累,还告诉我自己的同学也有在山大的。我让他讲述一下自己在社会上的经历,结果让人吃惊。他才22岁,却去过七、八个城市,干过各种工作,进过钢铁厂,干过装卸工、安装工、,修过管道,干过电焊,现在开着父亲小卖铺他自己送着水,虽然有点累不过利润还是可观的。现在有自己的小货车,有自己的电脑,怎么也算现代人啊。最后他告诉我自己明年就要结婚了,打算结婚后把妻子也接来,用这几年攒下的钱闯荡一下。

在金大地以及逛了两天了,也见识了他们的勤劳和艰辛,到了2月8日,也是调查的最后一天,我打算和几位装修工人聊聊,感触一下他们的生活。在金大地一出门头,我见到了四位正在干活的工人,他们正在打磨墙面,看他们的年纪不过二十一、二岁。等了一会儿他们休息了我和他们聊起来了。他们来自滨州,干的最短的也已经两年了,长的已经有五、六个年头了,平常就是睡在工地,舍不得租房子,吃的也是最简单的,偶尔改善一下伙食也是省了好几天。他们穿的衣服很脏,头发也很久没洗了,他们说只有在快回家时才会打扮一下,平时也没有时间。问及平常有拖欠工资的问题吗,他们摇了摇头,说没有。我们的老板是我们那里的人,为人很好,我们跟着他干放心。他们还告诉我也没有什么合同,只有老板和户主才签订合同。他们说

平常没活时就是闲逛,也不回家,最高兴的事就是每天都有活干。现在户主多我们比以前好多了,以前不拿正眼看我们,自己也觉得比他们低一等,现在他们还给我们买酒买菜,说话也挺好的,不那么横了。

从这几天的调查看出,农民工对自己的社会地位的定位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以前的低人一等到现在的平等,可谓是一大喜事。不过在让人欢喜的背后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

一、文化素质与时代脱轨二代农民工大多是初中毕业,他们所掌握的知识不足以使他从事更好的工作,而他们又对所从事的工作不满意。全国评选101名工人能手,竟找不到一名农民工。

二、法律意识仍显淡薄大多数农民工是跟随熟人外出打工,根本不会签订用人合同,这也使得他们不能很好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遇到好老板还好,可一旦遇到黑心老板,他们是百口难辨,恐怕又会上演跳楼讨薪的一幕。

三、居住环境差大多数农民工人是住在窝棚里,几十甚至几百人住在一起,装修工人还好,能住在工地,可一旦没活干了,他们也要再想办法。眼下的厕居、蚁居就是明例。他们建造了城市中的高楼大厦,装修了千家万户,却只能住在阴暗潮湿的小屋里。

四、流动性大,难与当地相结合大多数农民工都是抱着“吃几年青春饭”的心理,三两年换一个打工地方,甚至一至半个月就转工,赚了钱就走,跟当地人是“两张皮”关系。海南人在深圳开“的士”者有二万多人,但他们大都住在郊区的石厦村,很少与当地人交往。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都出现各式各样民工聚居的城中村,他们各自为

政,甚至组织自己的同乡会,自己管理自己,不受当地管辖,虽然当地人对他们的看法已经发生了改变,但矛盾频生。

中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首先要使几亿农民融入城市社会,以及基本解决三农问题,然而,此路途依然十分遥远。

调查后感:

在金大地实践的这一段时间里,我们深刻的感受到了农民工的一些困难,如上面列举的,我想其实还有很多的问题还没有被我们发现,因为我在金大地停留的时间实在是太短暂了,由于时间上的问题,根本没有深入的去了解农民工的具体状况,我所了解的也仅仅是皮毛而已。但就我所了解的问题或现象,其中有些我认为是中国农民工在外务工现今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因为我们的农民工还在自身很多方面存在不足,自身素质低下以及体制上的不健全使得他们不能有效维护自己的权益。

虽然近年来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文件,但就目前而言,要想中国大多数农民工在陌生的城市中享受与城里人同样的待遇,我觉得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1.吕世辰:《农村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李芹:《社会学概论》,山东大学出版社

3.弗伊多博林科夫、阿伊克拉夫琴科:《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第三篇:提高现代职教体系学科地位

提高现代职教体系学科地位

信息来源:中国教育报

■姜大源

问题的提出:职业教育缺乏自己的学科话语权

在当今中国的师范教育或教育学领域内,在许多著名的师范大学学府里,学生数占高中教育一半的中等职业教育,和学生数占高等教育阶段一半的高等职业教育,始终处在一个非主流的、没有或极少话语权的尴尬境地。

这是因为在我国学科学位领域以及师范教育领域,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在学科上是层次关系:处在一级学科普通教育(学)之下的二级学科的从属位置。其结果不仅导致职业教育学科地位低下,而且导致其社会地位低下,大大限制了职业教育的内生发展,也使得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缺乏科学的学科理论支撑。一个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职业教育,却没有一个支撑其自身发展的学科平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现象!

长期以来,企图在普通教育的基础上为职业教育及其发展提供理论支撑的努力,出现了逻辑的悖论。这是因为寻求职业教育学科地位的首要问题,是确立其基准科学的定位。但是,如果从层次上将职业教育学置于普通教育学之下,那么职业教育的专业教学论要么从属于普通教学论领域里的专业教学论,要么从属于工程(技术)教学论甚或科学教学论范畴里的专业教学论。倘若如此,职业教育的类型特征及其内生的发展指向又何以体现呢?无疑,职业教育的发展及相关研究的一个最重要任务,是要探求如何从教育类型的角度赋予职业教育(学)一个与普通教育(学)以同等学科地位的理由。

问题的实质:跨界是职业教育学科的基本特征

“以就业为导向、以服务为宗旨”的职业教育,其“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办学思想和人才培养模式,突破了传统的企业培训和传统的学校教育的“围城”而彰显出其明确的“跨界”特性,它集中体现在:其一,职业教育跨越了企业和学校的疆域,既要关注企业发展的需求,又要关注学校发展的需求,亦即要关注现代企业与现代教育的发展理念的融合。在这里,相对于学校教育学又出现了企业教育学的概念;其二,职业教育跨越了工作和学习的界限,既要把握工作的需要,又要把握学习的需要,亦即要把握“做中学”与“学中做”的学习途径的融合。在这里,相对于学习教育学也出现了工作(劳动)教育学的概念;其三,职业教育跨越了职业与教育的界限,既要遵循职业成长及技能形成的规律,又要遵循教育认知及知识学习的规律,亦即要遵循职业发展规律与教育发展规律的融合。在这里,相对于普通教育学则出现了职业教育学的概念。也就是说,职业教育寻求的是个人职业生涯进程的规律与个人认知学习进程的规律的集成。

这表明,普通教育往往只有一个主要的学习地点——学校,因而其教育教学要基于教育的认知规律,是在“去情境化”的学校定界地展开的;而职业教育必须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学习地点——学校和企业或其他社会机构,因而其教育教学要基于职业成长规律与教育认知规律的结合,是在“在情境化”的校企跨界地展开的。显然,普通教育所涉及的领域只是“教育—学校—学习”,而职业教育所涉及的领域,除了“教育—学校—学习”,还有“职业—企业—工作”。换句话说,职业教育涉及的领域是普通教育的一倍。

所以,一方面,职业教育是一种与经济结合最为紧密的教育,要为经济发展服务,必须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就业的需求为导向;另一方面,职业教育还是一种与人职业发展结合最为紧密的教育,还必须以人本发展——职业生涯发展的需求为导向。毋庸置疑,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必须关注人的一生发展,不能只关注企业、经济的功利性目标,还必须关注教育人本性目标。这是跨界的职业教育必然导致的跨界思考。

问题的解决:赋予职业教育(学)以一级学科地位

跨界的职业教育的思考,既要关注职业对教育的影响,又要关注教育对职业的影响。所以,职业教育除了涉及普通教育里的学校教育学、学习教育学和普通教育学的组合外,还涉及企业教育学、工作教育学及职业教育学的组合,这是普通教育中不涉及的。显然,要明晰职业教育的学科地位,至少还要在上述与普通教育不同的三个概念的基础上,对三个学科理论问题给出科学的回答:一是关于职业本原的研究,二是关于职业科学的研究,三是关于职业教学论的研究。普通教育无法回答这些问题。

第一,职业本原的研究涉及职业教育存在与发展的基础。研究职业本原,就要研究职业教育的职业属性。其范畴应包括职业哲学、职业历史学、职业分类学、职业术语学、职业心理学、劳动医学与职业医学、职业社会学、职业法律(包括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法律及职业从业的法律),还有职业教育学和职业教学论。这是一个与职业相关的学科的总框架,其所蕴含的内容和涉及的学科领域之丰富与广博,应该说已具备了作为一个与普通教育学同等地位的一级学科的基本条件。职业教育是作为通过教育途径来获取合适的职业资格的教育,就必须研究职业,这一特殊性突显其不可替代性,也意味着必须以职业为对象开展对职业教育的学习问题的研究。

第二,职业科学的研究涉及职业教育的基准科学。面对众多的社会职业和对其予以教学论处理的符号化教育编码——专业(教育职业),职业教育缺乏与之对应的具有自身特色的基准科学,以至其教学设计不得不建立在与其名称相近或类似的技术科学、工程科学、经济科学或管理科学的基础之上,而这样的处理并不符合职业教育的类型特点。要把关于职业(包括社会职业和建立在社会职业基础上的教育职业——专业)和对职业教育至关重要的“所有的认识”看成是一类科学,并在此基础上创建一门独立的学科理论,就要从职业教育的视域,一要对职业工作所运用的事实知识和方法知识进行研究并使其系统化,二要对与之紧密联系的相关科学所需阐述的事实知识和方法知识进行研究并使其系统化。所以,职业科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关于职业的理论”,而是包括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的科学,即整合工作过程与学习过程的科学。

第三,职业教学论的研究涉及职业教育的教学过程。必须对“专业教学论”的概念及其决策理论有全新的解读。基于知识存储的学科体系的专业教学论,对学习内容选择的参照系是与专业对应的各“专业科学”知识的总和,是在职业资格框架内从相关专业科学里导出的、具有职业特殊性的专业内容。但是,由于职业劳动的复合性,基于知识应用的职业教育,其“专业”(教育职业)挣脱了传统的学科专业唯一性的桎梏,已非学科体系意义上的“专业”。这就很难为职业教育的每一专业(教育职业)都确定一个与之完全对应的基准科学——专业科学。由此,采取建立在教育职业概念之上而以职业科学为基础的教学论,即职业教学论或“职业的教学论”,就成为职业教育的教学依据。它不再以“专业科学”为逻辑起点,不再强调由专业科学导出的基础性和专业性内容,不再强调建筑在此基础上的专业学科系统和专业学科结构的学习,而是将职业及其领域作为连接该职业领域内教育职业(专业)的纽带。这种由社会职业导出的教育职业(专业),必须根据社会职业的工作过程、工作要求和工作范围来开发特定的教学方案——课程。鉴于此,处于职业教育“教”与“学”过程中心的,也就不再仅仅是专业理论内容的复制,而更多的是经由职业实践——工作过程分析和归纳所确定的、基于知识应用的职业能力的培养。

上述关于职业、职业科学和职业教学论的研究,是在职业教育学这一宏观平台上进行的。可以认为,职业本原是关于职业的本质与起源的学说,职业科学是关于职业及其教育形式的普适性和基础性的学说,职业教学论是关于职业教学的内容和手段的学说,而职业教育学则是涵盖了职业、职业科学和职业教学论的、关于职业研究与教学研究的综合学科,是研究基于职业成长的教育规律的教育科学。因此,现代职业教育的基本学科框架,呈现为一种“职业—职业科学—职业教学论—职业教育学”的架构。

从社会学层面的职业研究扩展至教育学层面的职业研究,产生了将职业科学作为职业教育基准科学的理论创新,并提出了职业教学论的构思与方案。这一学科理论是职业教育类型所决定的。所以,从基于层次的教育学研究走向基于类型的教育学研究,充分表明了教育理论研究的成熟。可以认为,从教育类型的角度赋予职业教育学与普通教育学同等的学科地位,即一级学科的理由,是必要且充分的。(作者系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研究员)

第四篇:企业质检人员地位要提高

企业质检人员地位要提高

4月20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严厉打击食品非法添加行为,规范食品添加剂生产使用。

第五篇:增加女性委员比例 提高农村女性地位

增加女性委员比例 提高农村女性地位

——关于常宁市女性进入村两委班子情况的调查与思考

常宁市妇女联合会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和谐社会的建设不断推进,各级党委、政府和妇联组织高度关注农村女性地位的提高。那么常宁市农村女性的地位到底如何呢?其根本体现,就是看她们在村两委班子中的人数和职位怎样。常宁市村党组织和第八次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已全面完成,带着这个问题,从2011年7月到9月,常宁市妇联以表格统计、开座谈会、个别走访、查找资料等形式,对这次换届中女性进村两委班子的情况,进行了一次调查。

调查形成的主要数据是:全市共有760个行政村,换届后村两委中女委员有681名,占村两委成员总数的26.6%。女性委员比上届增加了27人,增加41.3%。这次换届有26名女性当选了村支部书记、村主任,占全市村支部书记、村主任总数的4.27%,比上届增加了8人,增加44.4%。这26名女村主职中,有6名是村书记、村主任一肩挑的。

分析这次调查的情况,这次村两委换届选举,最突出地反映了常宁市农村女性的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进入村两委班子中的女委员就她们的代表。

首先,从调查结果直观显示,农村女性的政治地位提高

了。在今年村两委换届中,衡阳市相关文件中规定了村“两委”的配备要求,即严格任职条件、实行交叉任职、按照“精干高效”的原则严控村干部职数。在这样“苛刻”的条件下,有681名女性脱颖而出,在村两委班子中占据一席之地,总人数比上届还增加了27人。这说明了常宁市农村女性参政议政、参于社会管理的程度有了较大的提高。女主职人员比上届增加了44.4%,这说明农村妇女干部的执政能力有大幅提升。特别是西岭镇超英村尹三莲,经过了党员测评和村民海选双重推荐关口,当选村书记和村主任,两个职务一肩挑.是党员和村民依规依法选举出来的,在党组织和群众中都具有较强的公信力和凝聚力,是优中选优的佼佼者,在村中乃至整个西岭镇都有很大的的政治影响力。

其次,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农村女性的经济地位提高了。这些能够当上村干部的女性,大多数是村里的致富能手和经济带头人,像庙前镇庙前村的支部书记贺秋香,最初是种植烤烟发家致富,盖起了三层的小楼,令村里的老百姓刮目相看。后来她自己富了不忘乡亲们,积极引导村民参加各种科技知识、种养殖等技术培训,带领他们到种殖发展较好的地方参观学习,帮助他们联系小额贷款和拓开销路市场,带动全村一同发家致富。最终也奠定她在村中作为致富领头雁的地位。还有像白沙镇星光村的妇联主任曹翠芝,洋泉镇洋泉村的妇联主任阳雪梅等,她们都是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勤劳致

富,在当地老百姓心中树立了一个勤劳肯干、有经济头脑的女能人形象。

再次,通过调查还发现,农村女性的社会地位提高了。许多女性进入到村两委班子之后,通过职位的锻炼和培训,她们方方面面的能力和素质得到很大提高,其社会影响力和感召力大幅提升,社会地位显著提高。像兰江乡兰江村的袁春梅是一位普通村级妇主任。常宁市妇联推荐她在衡阳市妇女群众工作推进会上作典型发言。她那段《以民为本做妇女群众贴心人》精彩演讲,道出了农村妇女工作的酸甜苦辣咸,赢得听众的阵阵掌声。通过发言,大家对袁春梅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提高了她的社会知名度。同时袁春梅自己也得到很大的锻炼,她自己感觉现在在村里做工作,比以前要得心应手多了。她从人们的言语和眼光中,获得了更多的赞许和钦佩。

常宁市农村女性的地位通过这次村两委换届,得到了明显提高。仔细分析原因,其主要得益于四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法律政策的保障。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出台了相关法律和政策保障农村妇女的权益和地位。大到有《妇女权益保障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还有全国妇联及民政部连续下发的《关于充分发挥妇联组织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建设中积极作用的若干意见》(妇字【2008】14号)、《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妇女参加村民委员会工作的意见》(民发

【2008】206号),都是保障农村妇女的权益和地位的。小到常宁市委、市政府《关于认真做好村党组织和第八次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的通知》,其中规定:“村民委员会成员至少有1名女性,提倡村妇代会主任按照法定程序当选村民委员,是党员的应按党内选举程序任为村党组织成员。村民选举委员会中妇女应占适当比例,妇女代表要占村民代表会议组成人员的三分之一以上”。还有常宁市委、市政府出台的对返乡农民工创业扶持贷款的政策规定,男的贷5万元,女性可以贷8万元。这些法律和政策无一不向农村女性倾斜。

二是朝流环境的影响。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自由、男女平等的思想朝流已经触及到农村的千家万户。计划生育政策的长久实施有利于女性从生子哺育等繁重的家庭劳作中解放来来。还有由于男性外出打工,增加了留守女性代表家庭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使农村女性在公共事务方面的参与程度得到了提高。

三是女性自身的努力。在政策制度的引导和环境朝流的带动下,大多数农村女性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她们自尊自爱自强自立,勇于奋斗,勇于创新,在奋发有为中找准了自己的位臵,提高了参政议政、参与社会管理的能力,提升了女性的权威。

四是各级领导的重视。为了充分发挥广大妇女在管理村级及社会事务中的重要作用,市委、市政府领导高度重视,市委、市政府专门下发了《关于认真做好村党组织和第八次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的通知》,强调要重视女性进两委工作,新一届村两委班子中原则上要有一名女性干部;市妇联与市委组织部、市民政局联合下发了做好女性进村级领导班子工作的通知;各乡镇党委、政府也相应采取措施,切实加强了对换届工作的领导;各乡镇妇联组织积极参与,在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工作中也做到:早宣传,早发动,及时掌握村级换届动态,做到宣教先行,典型引路,并做好优秀村级后备女干部进村两委的提名、推荐、参选、竞选工作。

在调查中,还发现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反映出农村女性通过换届选举进入村两委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女性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地位。随着村两委职数的减少,女性的劣势的地位日趋明显,再加上农村的宗族派性和重男轻女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女性进村两委。个别村的村民宗族派性、重男轻女思想严重,致使村民女代表比例低下;特别是有一些村民存有重视男性、轻视女性的现象,使得女性在选举中处于劣势的地位,从而导致一部份优秀的女性进不了村两委。、各乡镇的工作发展不平衡。有的乡镇领导高度重视,措施得力,而有的乡镇领导没有充分认识到女性进村两委的意义,没有把女性进村两委工作摆到议事日程。工作不够深入,具体措施不力。其结果反差非常大。如柏纺镇村女主职

人员有7人。占全市村女主职人员的26.9%,而有的乡镇甚至一村一名女委员的基本配备要求都达不到。

3、农村女性素质不高直接影响到女性进两委的比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农村劳动力市场的转移,农村大量的女劳动力尤其是有一定素质的女青年纷纷的涌向经济较为发达地区打工,农村目前所剩大多是一些年龄较大、文化素质偏低的中老年女性,这样使得女性人选显得特别匮乏,再加上女性自身参政意识不强,在一定程度上也直接影响选举的结果,致使女性在村两委中总的比例偏低。全市女委员占村两委委员总数的26.6%,还不到三分之一,而村女主职人员26人,平均每个乡镇配备一个女主职人员的要求都未达到。

这些问题需要各级党委、政府和妇联组织高度重视,采取相应对策,加大工作力度,增加村两委班子中女委员的比例,不断提高农村女性的地位。

1、加大妇女参政议政重要性的宣传。村委会换届选举是直接体现农民当家作主权利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农民群众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应该全面理解换届内容并兼顾各种利益的群体。但是,在农村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中,不少人认为女性进入村委会班子可有可无,无碍大局,没有从性别意识的角度认识妇女参政议政的重要性。只是简单强调村民自治,而不知道村民自治的内涵、意义及所要代表的是各方

面的利益群体。有的担心女性当选后挑不起大梁,担不起担子,因而不积极甚至不支持。针对此种情况,我们要大张旗鼓地宣传,农村妇女参政议政,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党的干部路线和政策方面的具体体现,不仅是妇女解放的重要步骤,还是农村基层领导班子建设的迫切需要,有利于做好农村各项工作。妇女在村级事务管理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要通过宣传,提高全社会特别是领导干部对性别意识的认识,改变人们传统的对村级领导干部的性别定位,让每一个社会公民都具有性别意识的敏感性,倡导两性平等。

2、采取实际可行措施落实法律规定。《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妇女权益保障法》均非常明确地规定了“村委会成员中妇女应当有适当名额”。但对“适当”的理解,一些地方和部门认为,是地域范围的概念,只要一个地方有几个女性加入就是“适当”。法律界人士认为,有适当名额,首先是要保证每个村委会都有一个女性,才能称为“适当”;如果一个都没有,“适当”就是空话。由于一些部门和领导在理解上的差异,影响了这项工作的落实。今后,在实际操作中,要采取一些实际可行的措施加以落实。如:(1)在推选村民选举委员会时,引导村民会议或村民小组把符合条件的女村民吸收进去。(2)在村民直接提名村委会成员候选人时,引导村民提名符合条件的女村民,同时积极鼓励农村妇女破除封建思想和世俗偏见,勇于挑重担,敢于接受竞

争。(3)在介绍候选人时,引导村民选举委员会积极介绍女候选人的业绩。(4)在投票选举时,组织、教育和引导广大村民尤其是妇女群众正确行使民主权利,把村民拥护的真心实意为群众办事的优秀妇女选进班子。条件具备的,可探索在选票上注明妇女应有名额的办法。

3、加大对目标群体的能力建设和支持力度。第一,从我们对妇女骨干的培训情况看,不少妇女有参政的热情和能力,只是长期以来抓得太少,培训不够,没有一个让妇女学习、交流和施展的平台。对农村干部的培训本来就很少,即使有这类培训,往往也忽略了性别意识。因此,要加强对农村女性特别是妇女骨干的培训,提高她们的素质,形成女性参政的后备军,改善女性参政的环境。第二,对当选的女村官,要“扶上马,送一程”。各级政府、民政、妇联部门,要争取多种形式对新当选的村委会女性成员进行培训,针对女性特点,有针对性的进行村务管理、村务决策等方面的方法和技能方面的培训,以尽快适应农村工作需要。有条件的地方,要用项目、资金支持等方法,多给她们一些扶持,帮助她们能在较短时间里做出成绩,改变面貌,赢得群众的信赖。对任期内全心全意为村民服务,工作成绩突出的女干部,要及时予以表彰,为连选连任、提高妇女在农村中的地位创造条件。

4、建立农村妇女参选参政的长效机制。提高女性参选

参政工作是一项长期的、需要坚持不懈抓下去的工作。各级党委政府不是只抓一届,而是每一届都要抓。换届前要有组织机构、政策文件和具体措施,要有所达到的方向和具体目标。同时各级都应有女性参政的试点,一级抓一级,层层推动。各级妇联组织要积极做好女性参政前的宣传和培训,提高妇女的自信心、向妇女传授演讲和竞争的技巧,营造浓厚的女性参政氛围。通过具体措施的推动,使女性参选参政的比例不断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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