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指导制度与西方国家判例制度的区别

第一篇：案例指导制度与西方国家判例制度的区别

关键词: 案例指导制度；指导性案例；司法改革

内容提要: 探索建立刑事司法案例指导制度，是当前我国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建立案例指导制度的必要性、功能和价值、效力和发挥作用的方式、与司法解释的关系以及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与英美等国的判例制度的区别等，是需要研究的重大问题。本文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探讨，对我国刑事司法中建立案例指导制度的具体内容、案例选择标准、选择范围、确认程序、发布主体和方式、编纂、清理、废止等进行了系统的构想，以期为构建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提供理论支撑。

四、我国案例指导制度与西方国家判例制度的区别

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与西方国家的判例法制度存在着本质的区别，而且我国现在也不存在移植判例法制度的条件。

（一）案例指导制度与判例制度的区别

“判例”、“判例法”、“判例制度”、“先例制度”等等，是西方学术研究和法律实践通常使用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概念，其背后是特定的法律制度和法律传统。在英美法系国家，“判例”是以法律渊源的地位而存在的，故而被称为“判例法”，是一种创制、借鉴以及遵循先例的一整套的法律制度或者法律体系，其根本原则是遵循先例，要求法院审理案件时，必须将先前的特别是上级法院的判例作为审理和裁决的法律依据。虽然没有明确的规定要求遵循先例，但是，按照英美法学家的说法，“先例”的约束力来自于实质推理的正确性和说服力，[1]并基于审级的分工而得到维持。在大陆法系国家，“判例”虽不是正式的法律渊源，但被推定具有约束力或者具有事实上的约束力。一般来说，下级法院都遵从上级法院的判例，否则，下级法院作出的判决就必然在上级审时被撤销。可见，遵循先例或受先例拘束与指导，并不是某些国家特有的法律现象。我们有必要借鉴西方国家判例制度的合理成分和积极因素。但是，必须明确的是，我们欲建立的案例指导制度与西方国家的判例制度仍然存在本质区别，主要是：

第一，创立规则与解释规则的区别。我国实行案例指导制度，其目的是为了在保持我国目前的法的正式渊源体系的前提下，完善法律适用。是以成文法为主，结合司法解释，以案例指导为辅，在不影响成文法作为正式法律渊源的前提下，借鉴判例法的一些具体做法，发挥典型案例的指导作用，对法律规则的准确理解和适用进行指导，以弥补成文法之不足，而不是一种新的“造法”制度，不涉及改造既有的法律体制和司法体制，在本质上仍是一种法律适用活动和制度。因此，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不等同于“判例制度”、“先例制度”，而是将单个的“案例”通过一定的程序确认和发布后，使其上升到对执法办案具有一定指导意义的层面，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仅仅起到随机的“参考”作用。但是，参考与指导的区别仅仅限于用语上的不同，并不表明这二者在效力层级上有实质的区别。一些学者对我国实行案例指导制度深感忧虑，认为是填补法律漏洞的“司法立法”、“法官造法”，是对立法权的僭越。实际上，在我国，最高司法机关的司法解释也只是对理解和适用有关法律进行比较原则的解释，虽然也具有普遍指导意义，但并不具有创设法律规则的地位和作用。至于具体案件，如果最高司法机关按照制定司法解释的程序作出批复，则属于司法解释性质；如果仅仅作为指导性案例予以发布，则仅有指导、参考作用，并不具有法律和司法解释的强制约束力。第二，积极指导与自发约束的区别。我国司法机关的案例指导制度是最高司法机关主导、根据规定的程序筛选、报送、审查、发布的一种制度，是对典型案例指导作用的积极挖掘和主导确立，是一种主动的司法行为。此外，指导性案例的办理者与发布者不一定同一，甚至在大多数时候不是同一的。西方国家的判例则是法官具体承办的案件由于在解决某一类案件、处理某个法律关系上具有创制规则的先例作用，根据遵循先例的原则自动自发地发挥作用的，不存在独立的确认和发布程序，案件的裁判者也不负有整理和发布案例的义务，其先例作用的发挥主要依靠其他法官和律师。

第三，有无司法管理功能的区别。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是一种司法管理制度的创新。指导性案例在诉讼外程序中自下而上报送然后又自上而下发布，其中反映了最高司法机关对办理某类案件的意见和政策倾向，因而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和宏观业务指导功能，发布指导性案例也就成为司法管理的重要手段。在西方国家的判例制度下，先例形成于诉讼程序之中，不存在最高司法机关主动发现典型案例并发布的机制，因此，其作用发挥是随机的，不具有司法管理的意向和功能。

（二）我国移植西方国家的判例法制度不具有可行性

在研究和探索建立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过程中，也有的学者提出，我国应当借鉴西方国家的判例法制度，建立我国的判例法制度。其主要理由是从分析判例的优点入手的。但我国的法律制度、文化传统并未提供判例法制度存在的空间。

第一，判例法制度不适合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宪法明确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国家立法权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虽然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司法机关进行司法解释，但司法解释不能等同于法律，它只是在司法机关具体办案的过程中具有拘束力。若实行判例法制度，则意味着司法机关创造的判例法也约束国家权力机关，不符合我国宪法规定，是对宪法体制的破坏。判例法制度和“三权分立”的原理是密切联系的，表现为权力之间的制约。判例法制度赋予了法官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实行的是“法官造法”，法官成为立法的主体，对其他机关立法权具有制约职能。这种分权制衡的体制与我国的政体模式明显不符，故判例法的实行在我国缺乏其基本的政治基础，无法套用。

第二，判例法具有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考察判例法制度的发展过程可见，英美等国实行判例法制度并不是在成文法和判例法之间进行比较后的理性选择，而是在法院先于议会诞生，立法机构缺位而导致的缺乏成文法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无可奈何的做法。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法院所制定的判例法弥补了制定法的空缺，强化了司法造法的强势地位。尽管如此，判例法仍然存在无法克服的弊端。弊端之一是判例数量众多，卷帙浩繁。如美国至今至少有三四百万件判例，单单这一点就导致了查阅上的严重困难。英国的判例数则比美国还要多。[2]弊端之二是众多判例之间相互抵牾和矛盾，难以选择。实际上，遵循先例常常指在相互竞争的先例中做出一个以政策为根据的选择，或对一个先例的范围做一个受政策影响的解释。“全景的判例法上散落着前后不一致的先例，当下的法官可以从中挑拣和选择，如果需要，一个曾经死亡的但没有给过一个像样葬礼的先例会重生。” [3]弊端之三是具有很强的迟滞性和保守性。判例法强调案件的判决保持与历史陈案的一致。在美国法律体系中的大多数普通法部门中，判例由最高（或高等）法院判决这个条件本身并不足以构成先例。只要某个判例中的实质推理存在疑问，它就必须经历一段评估考察期，而后才能被视为确定的、有效的法律。[4]这是一个极为缓慢的蒸馏过程，不如成文法有利于法律的变革，易适应时代的要求。西方法学家认为：遵循先例原则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拒绝纠正错误，而在科学研究中，人们会认为这种姿态非常奇怪。[5]我国当前社会各方面变化迅即而深刻，如果实行判例法制度，既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无法与成文法的体制和传统相协调。因此，我们建立案例指导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指导作用、总结和推广司法经验、弥补成文法的不足，而不是要实行判例制度。

第三，判例法国家的遵循先例原则在日渐弱化，法律改革主要取向成文法化。20世纪上半叶，遵循先例原则“严格观”盛行于英国，认为所有法院都有义务遵循自己先前作出的判决，下级法院也有义务遵循上级法院的判决。直至20世纪流行于英国并目前盛行于美国的“宽松观”则认为，终审法院不受遵循自己先前的判决的约束。[6]事实上，判例法带来的不确定性已经严重地损害了国家法律适用的公正性。为了弥补判例法的局限性，英美等国越来越多地采用立法的形式进行法律改革。

第四，我国不仅具有悠久的成文法传统，而且基本实现了有法可依。我们的司法工作面临的问题是执法不统一而不是无法可依。此外，我国最高司法机关通过履行司法解释职能，制订了一大批司法解释，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满足司法工作的需要。据初步统计，建国以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单独或会同有关部门共制发司法解释文件近900件，对于保证检察机关严格、正确、统一执法发挥了积极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司法解释数量更多，涉及范围更广。

（三）正确把握案例指导制度与司法解释的关系

指导性案例与司法解释的关系十分密切。从过去的经验看，有一些司法解释是以发布典型案例的形式出现的，还有一些司法解释本身就是对个案请示进行的答复，从外观上确实难以与指导性案例区分。一种观点认为，指导性案例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而且单个的案例一般也不具有普遍指导意义，不能将其视为司法解释的一种形式。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指导性案例本身就是对法律条文所作的生动、直观的解释，是一种司法解释方式。其实，二者的区别主要是效力上的。按照司法解释工作程序审议并以最高司法机关正式文件发布的典型案例属于司法解释，具有法律约束力；按照案例指导制度筛选、报送并确认和发布的案例是指导性案例，具有参考、指导作用。

有学者提出，最高司法机关应该更加重视个案批复工作，并将目前司法解释中的“批复”附上生效法律文书，没有必要另外增加案例指导制度。笔者认为，案例指导制度与案件批复不能相互代替。案件批复作为司法解释的一种形式，其制定程序较为严格，是对具体案件的最终处理作出决定。这就决定了案件批复在数量上受到严格限制，指导范围十分有限。而指导性案例是最高司法机关对自身或者下级司法机关已经办理终结的案件，认为具有指导价值，按照规定的程序予以公布。要正确处理指导性案例与司法解释的关系，应当在继续加强司法解释工作的同时，充分发挥指导性案例的参考、指导作用，为在司法工作中统一法律适用提供生动、准确、具体的指导；要将指导性案例作为司法解释的重要来源，注意从指导性案例中发现执法中的普遍性或者倾向性问题，及时总结、提炼，条件成熟时上升为司法解释，形成规范意义上的法律适用规则。对下级司法机关请示的案件，认为具有典型意义但制发司法解释条件不成熟，也不宜直接作出答复的，可以对案件的继续办理进行具体指导后，将其作为指导性案例予以发布。因此，案例指导制度不应当取代司法解释，只能是司法解释的有益补充，最高司法机关在建立案例指导制度的同时，仍然应当积极开展司法解释工作，不断提高司法解释的质量，增强司法解释工作的针对性、及时性和科学性。

总之，司法机关案例指导制度是在深入学习、借鉴其他国家司法经验，顺应世界两大法系逐渐融合发展大趋势，深刻把握我国司法工作规律和总结司法管理经验基础上，在坚持我国固有的立法体制、司法体制以及法律传统的前提下，以正确理解和适用成文法、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和司法公正为目的，充分发挥案例的客观指导作用的制度创新，是中国特色司法制度的新发展。

（四）正确理解案例指导制度与立法的关系

案例指导制度与立法的关系问题，实质上是案例指导制度的法律地位问题。理论界担心案例指导制度的建立会在事实上形成“司法立法”、“法官造法”，使我国的立法体制由一元化模式演化为二元化模式。如前所述，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与西方国家的判例法制度有很大不同，其中一个本质区别是，我们的指导性案例不创设具有法律效力的规则，不属于法律渊源，其作用在于“指导”，是总结司法经验，运用具有典型指导意义的案例对正确理解和适用法律进行指导。因此，我们的案例指导制度在本质上仍是一种法律适用活动和制度，它服从法律和司法解释，并不超越现行立法体制。我们应当把案例指导制度作为司法机关参与国家法律发展和完善不可或缺的途径和载体，注意挖掘案例对于法律的解释和发展功能，善于从案例中归纳出具体的法律规则，为构建完善的法律规范体系提供准确、真实的实践依据。

五、案例指导制度的基本内容

（一）指导性案例的选择

指导性案例的选择主要涉及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哪些司法机关办理的案件可能成为指导性案例；二是选择什么样的案例作为指导性案例。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认为，不应当将指导性案例的来源局限于最高司法机关办理的案件，符合要求的各级司法机关办理的案件依照有关程序都可以成为指导性案例。我国80%的案件在基层，80%的司法人员在基层，新型、疑难、重大、复杂、典型的案件往往都是由包括基层司法机关在内的地方各级司法机关办理的，最高司法机关直接办理的案件所占比例较小，只有充分发挥地方各级司法机关的作用，才能拓宽指导性案例的来源渠道，全面掌握执法办案工作的实际情况，切实增强指导性案例的针对性和指导性。

第二篇：区别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西方国家“三权分立”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的议会制度都属于代议制度范畴，但是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制度相比较，是更先进的民主制度，后者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维护资本主义；前者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具体表现在：

（1）性质不同。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上的。这一制度，保障人民当家作主，行使国家权力，维护和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而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的议会制度则是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实质都是资产阶级掌权，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维护和实现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意志。

（2）代议制机关组成人员的阶级基础不同。西方国家议会虽然打着“全民的”、“普遍的”、“平等的”、“超阶级的”选举制度招牌，其实选出的议员多数是有产者，或者是有产阶级的代理人和辩护士。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人民代表机关的组成人员则都是根据人民意志选举出来的各方面的代表人物，有着广泛的代表性和深厚的群众基础，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来行使国家权力。

（3）职权不同。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当今世界最民主的制度。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障了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和各国家机关分工合作，协调一致地工作，充分发挥国家机构的职能作用，完成人民和时代赋予的历史任务。而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的议会制度，总统（政府）、议会、司法三权分立，矛盾很多，难以统一。现在西方有些国家三权分立也有名无实。

（4）与选民关系不同。西方国家议会议员一经选出后，选民无权罢免。这说明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和不彻底性。而我国的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是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选民或选举单位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罢免自己选出的代表。

（5）政党制度不同。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它是我国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才能得以正确、有效的发挥。这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是我国民主政治的一大特色。在西方国家，实行的是两党制或多党制，议员的选举，议会以及政府的组成、活动都受政党操纵。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受时代的局限和阶级的局限，已失去了它在反封建中的作用，成了资产阶级统治人民的御用工具。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一种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制度，它是我们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中国的国情，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包括西方国家议会制的精华，建立起来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虽然历史很短，还不完善，但已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

第三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西方国家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的议会制度都属于代议制度范畴，但是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制度相比较，是更先进的民主制度，后者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维护资本主义；前者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具体表现在：

其一，性质不同。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之上的。这一制度，保障人民当家作主，行使国家权力，维护和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而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的议会制度则是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其实质是资产阶级掌权，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维护和实现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意志。它与西方国家的阶级关系、政党制度、私有制经济基础相适应，实质是资产阶级统治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工具。

其二，代议制机关组成人员的阶级基础不同。西方国家议会虽然打着“全民的”、“普遍的”、“平等的”、“超阶级的”选举制度招牌，其实选出的议员多数是有产者，或者是有产阶级的代理人和辩护士。从表面上看，议员都是由选民选举的，似乎是民主的，但实际上是有钱人的民主，是一种金钱和权力的交易。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人民代表机关的组成人员则都是根据人民意志选举出来的各方面的代表人物，有着广泛的代表性和深厚的群众基础，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来行使国家权力。

其三，职权不同。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当今世界最民主的制度。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障了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和各国家机关分工合作，协调一致地工作，充分发挥国家机构的职能作用，完成人民和时代赋予的历史任务。而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的议会制度，总统（政府）、议会、司法三权分立，矛盾很多，难以统一。

其四，与选民关系不同。西方国家议会议员一经选出后，选民无权罢免。这说明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和不彻底性。而我国的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是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选民或选举单位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罢免自己选出的代表。这说明人民权力的至高性和权威性。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代表大会必须服从人民的意志，按照人民的利益和意愿办事。

我们之所以不能照搬西方“三权分立”，除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比“三权分立”优越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三权分立”不能适应我国国体的要求。

其一，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国家，与这种国家性质相适应的只能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关系决定了劳动者之间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决定了人民可以统一行使自己的国家权力，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只能实行“议行合一”的民主集中制。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与这一国体相适应，我们的政体采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邓小平同志说：“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我们要坚持实行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而不是美国式的三权鼎立制度。”

其二，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长期革命斗争的产物，是人民群众的历史选择。如果放弃了这些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实行“三权分立”和多党制，必然动摇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根基，动摇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

其三，我国实行的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原则基础上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方面体现了广泛的人民民主，另一方面，又保证了人民意志的统一和国家权力的统一，保证了决策的效率。

1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这种制度使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群众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我国的立法、行政、司法也有必要的分工，也分设了三种机关各司其职，但它们之间不是三权分立、互相平等的关系。三权之中立法权居首位，行政、司法均从属于它。在国家机构体系中，掌握立法权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居最高地位。我国正是通过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体现国家权力的统一，保证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点和长处，就在于它符合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性质，符合实现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这一重要原则。正因为如此，邓小平指出：“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如果政策正确，方向正确，这种体制益处很大，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

当然，目前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党风和社会风气还存在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吏治、司法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表现得还比较突出，广大人民不满意。但这并不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造成的，更不能作为在中国照搬“三权分立”那一套的借口。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50多年来的历程充分证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体现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能够保证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也是党在国家政权中充分发扬民主、贯彻群众路线的最好实现形式，同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健康发展，人民当家作主就有保障，党和国家的事业就顺利发展；这个制度受到破坏，人民当家作主就无法保证，党和国家的事业就会遭受损失。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那么，如何认识“三权分立”?我国为什么不能实行这一制度?

我们应用历史的观点和辩证的观点来认识这一制度。三权分立学说作为西方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斗争的理论武器，曾经起到了进步的历史作用；这一学说提出的“为了防止权力滥用则必须对权力加以限制和监督”的思想，对于人们探索国家权力的监督问题不无启发。但是，三权分立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是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形式，不符合我国国情，不应照搬。这是因为：

第一，三权分立制度的确立有其深刻的经济和政治根源。它是同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生活所导致的利益多元化的状况相适应。在确立和发展资本主义民主的过程中，资产阶级通过分权制约的方式来协调内部不同利益的冲突，防止某个集团或阶层的专制，维护资产阶级的长久统治。

第二，随着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的发展，三权分立制度已经同资产阶级多党制融为一体。三权分立框架内的权力制约，实质是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竞斗。例如，今天的美国，立法权（国会）和行政权（总统）之间的制约，基本上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制约。

第三，三权分立本质上是占社会少数的资产阶级所享有的民主形式，总统也好，首相也好，议员也好，大法官也好，都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或代表人物。广大的人民群众在这种制度内的作用和影响是无足轻重的。

第四，这种制度的根本缺陷在于，一是影响国家权力的统一，特别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往往造成几个权力机关各说一套，多个声音，造成社会上人们的思想混乱，无所适从。这是西方国家普通民众对政治冷漠的一个重要原因。二是由于三权之间的互相牵扯，往往导致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现象发生。

总之，三权分立是同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特征相适应的基本政治制度。它不适合我国的国家性质和基本国情，我们不能照抄照搬。在我国，只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是因为：我国实行的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原则基础上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方面体现了最广泛的人民民主；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广大的人民群众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另一方面，又保证了人民意志的统一和国家权力的统一，保证了决策的效率；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其他权力机关由它产生、对它负责，按照职能分工协调一致工作。这种制度使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群众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已经找到的、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能保证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有效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根本政治刮度。这种制度同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是有着本质区别的。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在这种制度内部，我们完全可能、也有能力解决好权力的监督问题，而不必采用三权分立的方式

第四篇：案例指导制度研究

司法改革中案例指导制度如何体现在法律文书里面？

答：案例指导制度是指选择典型案例作为司法人员办理类似案件参考的工作制度。其对我国法律文书的影响主要有：

从形式上而言，案例指导制度有利于法院的判决以相同的形式表现出来。笔者翻看了一定数量的判决书，发现各地的判决书不尽一致，主要表现在格式和所涵盖的内容上的差异。因而各地通过案例指导制度统一各地的判决书的形式，在此基础上做到全国范围内的统一。

从内容上而言，司法人员在办理疑难案件时，在坚持严格依照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办案的同时，可以充分参考借鉴典型案例中对事实证据的审查、判断和运用的方法、对案件性质的分析、理解和认定，以及法律规范具体化于案件事实的规律等.新刑事诉讼法施行，在证据方面的新规定对法律文书制作的影响？

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证据种类上的修改对法律文书制作的影响在于：1.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鉴定意见作为意见性证据，其真实性仍处于待定状态。因而，在判决书制作的过程中，有必要对有争议的鉴定意见分析、认证。

2.新增辨认笔录和侦查实验笔录，二者都属于侦查文书，因而丰富了法律文书种类。3.对于电子数据，只要其具备客观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法院在制作法律文书时可以直接采信，而不必转化成其他证据形式。

二，口供自愿性原则得到了确认，“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在制作法律文书时被告人自认的情况下，须写明出于被告人自愿的供述。

三，修改了证明标准，对“证据确实充分”作了细化的规定。因而，制作法律文书时，认定证据必须满足这一系列的标准，即

（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

（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

（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

四，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和程序等内容写入新刑事诉讼法。

五，在证人出庭作证的保障方面。证人在有关黑社会、毒品犯罪等案件中作证，人身面临威胁的，会采取不暴露该人的信息，在制作法律文书时，就必须对该证人的信息采取保密措施。

六，对行政执法中收集的证据材料的转化适用也作了相应的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从而，丰富了法律文书中证据的来源。

第五篇：西方国家金融制度期末考试卷

财经大学《西方国家金融制度》期末考试卷

班级：姓名：

一、名词解释

1、金融制度

金融制度是一个国家用法律形式所确立的金融体系结构，以及组成这一体系的各类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职责分工和相互联系。金融制度是在长期发展中逐渐形成的。所谓的金融制度是指是指银行系统及其相应的制度规定。构成西方国家金融制度主体的是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

2、政策性金融

是指在一国政府支持下，以国家信用为基础，运用各种特殊的融资手段，严格按照国家法规限定的业务范围、经营对象，以优惠性存贷利率，直接或间接为贯彻、配合国家特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而进行的一种特殊性资金融通行为。

3、二级银行制度

为了加强商业银行资产的流动性，银行一般实行二级准备制度，银行的一级准备一般是指库存现金和变现能力很强的准货币资产，例如国债；2级准备一般指次级流动资产，年限较长的资产如企业债。

4、双线多头金融管理体制

即中央和地方两级都对金融机构有监管权，同时每一级又有若干机构共同行使监管职能。

二、判断题

1、美国早期的银行活动是围绕金融和商业进行的。

2、1694年成立了英格兰银行。

3、新加坡不设立中央银行。

4、拉美的商业银行属于私人所有。

5、中央银行的外部组织结构由两种类型：一元制和二元制。

6、香港的货币基金有货币发行的职能。

7、东欧国家大都采用二元中央银行制度。

8、印度储备银行属于私人银行。

9、国库券是美国货币市场最重要的金融根据之一。

10、日本的票据市场创立于1871年。

三、简答

1、简述金融制度是否健全的衡量标准。

2、简述西方国家金融制度的共性或特征。

3、简述西方国家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类型。

4、西方国家中央银行制度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动趋势。

四、论述

1、试从地方性单一银行制度和全国性分支银行制的利弊出发，谈对中国商业银行制度再构的看法。

2、西方国家存款保险制度的主要做法及其对中国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