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民工荒调查报告

第一篇：珠三角民工荒调查报告

珠三角“民工荒”成因调查研究报告

10劳保3

组员:黄洁华 黄春香 黄苑红

苏建星

肖子亮

民工荒” 是指城市经济需求的民工劳动力普遍高于民工愿意和能够提供的劳动力, 即民工劳动力出现短缺。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数以亿计的农民参与了现代化建设, 但是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 泛珠三角的一些地区相继出现了民工短缺现象,且有愈演愈烈趋势。“民工荒”现象的产生不是偶然的, 而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期的必然产物, 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的。

为正确认识“民工荒”产生的原因, 及有效地为“民工荒”提出建议, 我们设计了这份珠三角“民工荒”成因调查问卷。

在问卷设计前，小组已对不同行业，不同职业的农民工群体进行调查，获得大量的探索性资料，在此基础上，整理出了进一步研究的访谈提纲和问卷调查的内容要点。在此基础上，根据“民工荒”研究所获得的信息资料，开始调查问卷设计。课题组成员经过多次互动和讨论，又做了部分修正，最终确定问卷定稿。

“民工荒”的成因复杂，我们主要从几个主要的成因设计问题。

首要原因工资低。工资折合物价上涨因素，实际上呈下降趋势，甚至有企业拖欠工资，如问卷第7、8、18题就涉及工资待遇问题，能直接反映工资对工荒的影响。

其次是工作待遇不佳。相当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工作环境低下：劳动强度大、劳动保障设施差、吃住条件恶劣；企业文化生活少、员工缺乏凝聚力，企业文化无从谈起；随意打骂工人、扣押身份证暂住证；请假制度几近苛刻。问卷的第10、19、21、22题等就能反映民工工作所受到的不公待遇。

第三是社会关注不够。劳动力市场功能的不完善，民工合法权益的保护、民工户籍、民工子女入学就读等障碍，均影响民工的择业。问卷中的第17、21、23是按照这些问题而提出的。

通过此次的问卷调查，收获到相关数据，了解民工荒对于民工，企业及政府、社会的影响，为企业和政府提供报告和建议。

数据表明，有约10%的农民工表示他们一点也感觉不到幸福。在众多减低幸福感的因素中，以家庭因素为主因的人数排第一。例如，与家人分居两地，在工作城市难寻佳偶，子女就学难等各种家庭问题，让农民工们感觉孤独，没有归属感，生活失去失望，不幸福，于是，他们自动离开这片农民工需求相对较大的土地，转移到别的地方，这样也就成为了造成珠三角“民工荒”的成因之一。

其中，数据表示，最多人反映的需要急切改善的问题是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广州2010年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做好优秀外来工入户和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但大部分普通农民工的子女难以得到实质的好处，解决就学问题主要还是依靠民办学校。

市总工会建议，政府一方面要在人财物方面给予民办学校更多的支持，另一方面要充分动用社会力量来提升民办学校的教育质量：

一是充分发挥高校学生的力量，动员广大青年和学生走进民办学校支教； 二是进一步加大公办学校师资力量对民办学校的支持；

三是把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与户籍问题脱钩，实行无条件的公平义务教育，其核心即实行义务教育经费“钱随人走”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而从性别来看，女性农民工的幸福感得分为68.65分，高于男性农民工的67.81分。分析认为，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虽然女性要兼顾家庭和工作，但男性仍然较女性承受着更为沉重的工作和心理负荷，需要在工作和生活中付出更多。

新生代农民工的回答透露出对归属感和安全感(社保)的渴望、对孤独感(主要是婚恋方面)和迷茫感(未来发展)以及物价(特别是房价)上涨的无奈。

民工的受教育程度与其幸福感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小学及以下层次、初中层次、高中(中专、中技)层次和大专以上层次农民工的幸福感得分分别为63.33、66.62、67.36和70.35分，学历越高，幸福感越强。

本次调研显示，家庭因素的权重排在第一位，而经济因素反而退居其后。更进一步的数据显示，与配偶或恋人有较多时间和机会在一起的农民工，其幸福感明显要高些。

更进一步的数据显示，与配偶或恋人有较多时间和机会在一起的农民工，其幸福感明显要高些。

第二篇：珠三角中小企业生存状况调查报告

珠三角中小企业生存状况调查报告http://2010年07月07日09:17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发表评论 联系我们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讯)6月26日，深圳，暴雨如注。这个一度承载中国经济和南下者梦想的新兴城市，似乎从不缺乏暴风雨的袭击。而长期以开放桥头堡和“代工王国”著称的珠三角，早已身处转型重压之下，风雨欲来。

二十多天前，由这里发轫的新一轮加薪潮、外迁潮和招商潮，开始在珠三角地区蔓延，并深度延伸至更广的范围。顷刻之间，这里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和漩涡。

一周以来，南下深圳、东莞等地，实地探访珠三角地区企业真实的生存现状。“加薪潮——外迁潮——招商潮”这一貌似严密的逻辑演进，究竟是否真如外界所推理？这一群中国最为活跃的民营企业群体，如今面临怎样的真实困惑与抉择？曾经作为“世界工厂”最为华丽和活跃“生产车间”的珠三角，前路何在？

资源争夺：激增的地方招商团队

珠三角的民营经济，是全国各地招商必争的目标

6月25日，深航大酒店，一个名为“二十城市招商推介暨项目对接洽谈会”收费性论坛上，来自全国各省区市的招商官员，占了压倒性多数。进行现场招商路演者，分别来自安徽蚌埠市、四川成都市、黑龙江省大庆市等八个城市。

路演仅仅是最基础的招商互动节目。在论坛午休时间，本报记者注意到，重庆为参会企业备下了一桌好酒好菜，浙江嘉兴安排的歌舞晚宴则已着手彩排。

有意向外扩展投资的企业在这里所受礼遇，用“殷勤”来形容并不过分。作为参会企业，深圳市南方创立科技有限公司的代表，即在会后遭遇了轮番轰炸式游说。招商代表们使出浑身解数，竭力表现当地的区位优势、交通优势、人力成本优势、硬件设施，而底牌则是“政策优势”，包括地方财政税收返还、土地出让价格等。

这只是近期深圳招商潮的一朵浪花。在深圳街头，临近主干道的高端酒店，不论是大堂指示牌还是外墙电子显示屏，不间断更新变化的是各种各样的“某某省招商恳谈”或“某市某区与某商会联谊会”。名号繁杂的“产业对接会”、“招商恳谈会”，近期在深圳市区各大高档酒店里，如同走马灯一样喧嚣异常。

“地下活动”同样异常活跃。一段时期以来，不少城市的招商局或产业园，还有分工负责深圳招商项目的负责人，每日游走于深圳各种社交场所。“近期同行的‘会车’几率相当高。”某市商务局招商官员笑言，“甚至是中午刚一起吃过饭，下午在某个咖啡厅又撞上了。”

本报记者在深圳探访调查期间，亦偶遇几拨河南省各个级别的招商团队。

不仅政府，民企招商团队同样在这里聚集。在深圳偶遇的郑州西雅图创新产业园置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即冲着“外迁潮”而来。

新一轮的招商潮，直接推高了招商成本。深圳近期的酒店，不但不打折，还经常满房。论坛现场的5分钟路演，主办方的要价，就动辄上万块。

“因为深圳‘加薪’了，才让‘招商潮’显得格外热闹。”成都市人民政府驻深圳办事处项目官员曾颖透露玄机。在她看来，即便是没有加薪，珠三角地区的招商竞争强度，也是国内任何城市都无法比拟的。

这位浸淫招商多年的政府官员有自己的一套“招商经”——北京多是央企或大型国企，一个公司的老总是无法决定投资的；而上海经济最为活跃的元素是外资企业，投资拍板的事往往在中国区搞不定；于是，珠三角的民营经济，是全国招商必争的目标。

实地探访：涨薪潮起与蔓延

由于沿海大量缺工已经引发了工人薪水上调，接下来更大面积的工人加薪将不可避免

来自各地招商团队的一个普遍看法是“加薪潮”的暴风骤雨，引发了这轮“招商潮”的前赴后继。

本报记者获悉，甚至有地方政府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催促”当地招商队伍南下。6月11日，河北省邢台市发出了一份工作简报，称珠三角地区加薪的连锁效应，将引起当地劳动力价格上涨，企业成本增加，劳动密集型企业面临着产业的北迁，请各县(市区)抓住这一次机会派人南下招商，力争引进一批企业入驻。

外界闻风而动，而处于核心地带的深圳企业，其加薪潮的真实状况如何？

6月9日，深圳市政府宣布，从7月1日开始，全日制就业劳动者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到1100元/月。此前特区内最低工资标准为1000元／月，特区外的宝安区、龙岗区，是当地加工制造业最密集的区域，其最低工资标准为900元／月。今年5月，深圳关内关外一体化方案获中央批复，意味着工资统一为1100元／月。

据本报记者调查，深圳、惠州、东莞等地的大部分制造企业已经给员工加薪。但是其中的大部分企业反馈，他们的加薪，并非像外界所知的，是由深圳市政府的最低工资标准或某家大企业的加薪而引发，早在此前，他们已经为员工上调工资，且高于最低工资水平，幅度约为8%。

深圳加工贸易协会会长、港商陈永汉表示，目前深圳加工贸易企业流水线上的工人，月基本工资在加薪后平均约为1180元，加上加班工资每月至少可收入2000多元。工厂的班长、组长、科长以及工程部技术工人等加薪幅度更大，最少都增加了500元。以前每年工人也加薪，但是幅度没今年大，大约为4%左右。

作为一家以油墨涂料为主业的高新技术企业，深圳市深赛尔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国民，同样并不认可这轮加薪潮是由个别企业引起。早在政府宣布涨薪之前，该公司就已经完成了加薪。根据他的观察，珠三角地区的用工荒和产业升级所需，是加薪潮的根本原因。

“今年怪异的是，金融危机过后，订单呈报复性反弹，包括我们企业在内的不少玩具企业，订单已经排到了国庆节之后。”深圳市玩具协会副会长、皮皮熊董事长扈蓝天给用工荒导致薪水上涨以佐证，“订单太多，自然带来了用工紧张，现在用人确实不好招，只能提高员工薪水。”

据了解，香港厂商会近期对“珠三角”企业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九成受访企业表示存在劳动力短缺的情况。在更多人看来，从今年春节后，由于沿海大量缺工已经引发了工人薪水上调，接下来更大面积的工人加薪将不可避免。

事实上，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农村劳动力的供给方式将其价格压制到了一个难以想象的地步，低价劳动力造就了珠三角“中国制造”的巨大竞争力和奇迹。然而，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结束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的崛起，一向被认为接近于“无限供给”的中国廉价劳动力，现在正面临短缺。而随着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劳动力价格势必会被重估，而这一股浪潮已在珠三角等东南沿海一带“登陆”。

内外交加：“珠三角”再临困境

汇改、退税同时“动刀”，加工企业压力巨大

在珠三角内部面临涨薪压力的同时，外部的政策环境亦遭遇突变。

就在本报记者赶赴深圳等地调查的前几天，6月19日，央行宣布重启汇改。当时市场分析认为，人民币汇率弹性将有所增强，但大幅升值的可能性不大。

但到7月1日，作为人民币“官方”汇率的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再创2005年汇改以来新高。宣布重启汇改以来短短9个交易日，“官方认可”的人民币相对美元的升值幅度已达0.61%。两周来人民币的升值明显超出预期。

祸不单行。6月22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取消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的通知》，决定从今年7月15日起，取消406个税号的产品出口退税。此次取消出口退税的产品主要分成6大类，而此前，这些产品都享受5%到17%不等的出口退税率。

中国重启汇改和取消出口退税，使得珠三角地区的出口企业感受了阵阵寒意。

“虽然早有预想，但还是感到了压力。”东莞市外贸企业协会副秘书长黄新文告诉记者，央行宣布实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2005年7月21日，当天人民币对美元就升值2.1%至8.11元，随后三年间，仅家具行业，广东倒闭企业就达3000家之多，至今心有余悸。

据黄新文估计，汇改、退税同时动刀，加工企业压力巨大。年初至今，劳动用工成本普遍上升了20%，利润点卡在3～5个百分点。此前企业普遍预计，币值上升5个百分点，可通过退税维持，现在看来，原有营收模式再也无法维持。

广州台协会长程丰原则透露，如果人民币对美元升值3%，珠三角的多数台企还能够忍受，但升幅达到5%，则会有很多出口型台资企业将陷入艰困状态。

据当地人士分析，一些低利润率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出口，将会面临迅速下滑的局面，其中，服装和鞋类出口将可能是受影响最严重的行业。

这意味着，对于珠三角的出口导向型企业，未来的一个趋势是，或者改换门庭将目标瞄准国内市场，或者坐待利润遭蚀。

外迁矛盾：精细的成本博弈

财税政策、主力客户外迁等多种因素的叠加，对产业转移的巨大促进作用不容小觑

涨薪压力、财税政策变局等因素，究竟能否有足够的力量，来撬动珠三角企业的大量外迁？

一个时期以来，外界不少观点认为，涨薪潮直接造成了珠三角企业的外迁。但本报记者在珠三角的深入调查，却否定了上述观点。

不同产业领域的生产型企业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涨薪固然存在，但却绝非外界所揣测对诸多加工型企业是“致命打击”。扈蓝天告诉记者，此轮加薪，尚不及2007年珠三角那场用工荒接连两次加薪时的处境艰难。

深圳市深赛尔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国民同样对本报记者表示，涨薪能在多大程度上刺激珠三角加工型企业“外迁”，是值得探究的问题。诸如他的企业，用工成本在生产综合成本之中所占比率，只有15%左右。

尽管涨薪并非核心因素，但外加财税政策、主力客户外迁等多种因素的叠加效应，对产业转移起的巨大促进作用却不容小觑。作为台商，已来郑州投资发展的西雅图台湾商会会长陈惠松对此剖析得一针见血：“珠三角等沿海不少企业向内陆迁移，涨薪和劳动力仅是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出口利润趋薄和受阻使得这些企业将目光瞄准了庞大的内需市场，中国工业化正在经历一个由沿海到内地的趋势变化。”

然而，在趋势之外，这些企业眼下的现实处境却是两难境地：内迁，距离主力客户太远。不内迁，又面临用工和其他成本增加问题。当然，如果主力客户内迁，那是最理想的局面。

“内迁会比在深圳环境中节约劳动力、土地、生产要素成本等多方面成本。但是，每个老板脑子里装的第一意识，永远只有赚钱，而不是省钱。客户在哪里，供货商的生产车间就在哪里。而且，内迁还有政府环境不佳增加企业发展成本的风险。”刘国民的话，可谓代表了一部分企业的心态，“不过，大型的加工企业带头内迁，是加剧整个行业内迁的必要条件。”

调查中，记者发现，成本重压下，珠三角地区能够大块松动转移的产业，仍旧是医药、商贸、服装、鞋业、玩具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相对而言，因涨薪或其他成本压力下的电子类的产业转移较难。)

据了解，2008年9月，深赛尔在河南信阳投建了生产基地，时至今日尚未全部建成。

不过如今随着主力客户的部分内迁，该基地建设开始加速。但即便如此，该企业仅仅是部分产能迁移，并未整体迁移，且信阳只被定义为分公司。

据调查，南方创力科技、帝光集团均是与电子科技产品加工相关的企业，且“已在外埠有发展项目，或正在筹备迁移”。但在记者采访中，两家企业的负责人对是否存有向中国北部地区渗透或对制造环节整体迁移的打算，均持否定态度。

“即便是做手机拼装的小贩(指小工厂)，估计也不会乐于北迁。他在深圳跑一趟‘华强北’(深圳电子产品贸易市场)，不但所有的零配件都可以买到，而且他组装的手机还可以顺利地卖掉。这是国内任何一个城市都无法比拟的优势。”成都驻深办的曾颖说。

事实上，客观而言，任何企业都不会盲目挪窝，决定企业外迁的，绝非仅仅是用工成本增高。企业是否挪窝，除用工成本，还须同时计较物流成本、上游产业及零部件配套成熟度、下游市场的就近性、栖身地的商业环境、市场秩序、法治水平、投融资条件、资金使用成本、人才集聚程度、政府服务能力等一系列复合因素，须作综合考量，才会慎重作出去留之策。

99度到100度：

谁是逼迁的真正稻草？

产业转移的真正原因，是珠三角“腾笼换鸟”产业布局政策的导向变化

事实上，在上述因素之外，对于更多企业而言，视为心头大患的则是另一个更为关键的逼迁因素。正是这一压力，直接导致了当地企业外迁转移的紧迫压力与实际需求——“腾笼换鸟”。深圳的企业普遍对本报反映，产业转移最为根本的核心，还是来自于珠三角“腾笼换鸟”这一产业布局政策的导向变化。

“腾笼换鸟”是中国经济大省广东2007年提出的对产业调整、升级的形象说法，即促使劳动密集型、低增值的传统制造业迁离珠三角，以“腾”出空间发展高增值产业。

扈蓝天的皮皮熊，是第一个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玩具品牌。记者赶到深圳的时候，她还在拟订与周口市商水县政府对接动漫产业园的项目方案。扈蓝天称，他们去商水投资建厂发展，原因在于中国现实之中的玩具代工企业，已经满足不了订单的需求。但是，她的主观倾向是在深圳附近设厂，她对深圳的发展环境很留恋。可深圳连年提升的高地价成本、高基础设施使用成本，乃至“加薪”，在其看来都是“腾笼换鸟”政策导向落地的手段。

“我们不想走，可是产业政策逼我们走。我认为，深圳将玩具业定义为传统型的、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的夕阳产业，赶走我们是非常不明智的。”扈蓝天对“腾笼换鸟”颇有微词，但亦无可奈何。

而深圳九同鑫投资总经理梁先平则认为，客观评判深圳产业政策导向变化，应该尊重它的发展历史。据梁的观察，深圳能有今天的发展局面，得益于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经历的趋势性变化。

“首先是从大规模引进港资，到外资来源扩大到9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次是利用‘三来一补’企业的溢出效应，培育有国际竞争力的本土企业，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在梁先平看来，如今即将面临第三步，即以产品加工、贸易、科技成果、资金和其他资源为纽带，通过内地、深圳、海外“三点一线”的联合模式，共建出口加工基地，携手走向国际市场，使深圳和内地的出口规模迅速扩大。最终，从与香港建立“前店后厂”的产业合作关系，到共建世界级大都市。

梁认为，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三来一补”企业，它们多是改革开放之初，进入中国内地的港资或台资代工型企业。因为只赚加工费，从而享受了更多的税收优惠政策，甚至只缴纳企业所得税而已。但是，30年后，这些企业的占地面积与赋税率已经是格格不入。更何况，它解决的不是深圳人口的就业问题，在内地采购的辅料，也是有限的。那么，呆在这里显然已经不合时宜。

“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但是不断增加的现实压力，却成为逼迫多数珠三角企业逐渐外迁的最后一根稻草。（来源：大河报）

本文转载自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第三篇：珠三角制造业用工难调查报告

珠三角制造业“用工难”调查报告

重点队

拟写人：吴晓旭

班级：09首饰工艺（学号：09602240

2）班

珠三角（广州）制造业“用工难”调查报告

吴晓旭

2009年，在金融海啸爆发后，一度急剧减少的外需有所恢复，珠三角企业重新出现招工难的局面，尤其是制造业。那么，“用工难”因何而生？企业的佣工困境如何解决？为了更深入了解金融危机后珠三角广州地区制造业用工问题，特做此调查。

本次调查以广州为主要抽样点，以偶遇抽样的方式开展，具体访问对象主要通过拦截方法获得。

出现用工难的原因非常多，一个问题便科衍生出另一行一类的问题出来，根据我队的调查问卷的发放和回收详查，大致归纳关于珠三角制造业用工难的问题的结论。

1.珠三角（广州）制造业“用工难”因何而起。

（1）金融危机之后,珠三角企业纷纷金蝉脱壳关门“走厂”,剩下

一堆愤怒而无奈的工人。最后一根稻草就这样压在了已日趋脆弱的农民工供应链上。随着人口出生的逐渐减少,这根供应链条将无可回避地走向细弱。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再也不是想象中的源源不断取之不尽,而是越来越有限供应。金融海啸之后，商品生产地与消费地分离和“就业地”与“劳动力形成地”

分离，因此劳工力要素无法自由流动，工资也无法因供求关系进行价格传导，也就是说，即便出现了用工难的情况，也无法靠大幅度提升工资去挽救这个局面。

（2）随着国家政策向中西部倾斜，当内陆经济日益蓬勃,尤其是在4万亿刺激计划之后一派热火朝天,劳动力需求大为增加,而珠三角的工资仅凭一两百元的微弱优势难再具有足够的吸引力时,即使出口已经从万户萧疏转而复苏回暖,但那些漂泊异乡的农民工还是开始了用脚投票,以毫不留恋的姿态离开。

（3）此次我们面对的是制造业的用工情况，在珠三角广州地区，制造业“用工难”显然是对普工和技工垂涎三尺。据了解，珠三角地区的制造业多数为比较低级的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还是相当大的。在珠三角经济转型的今天，这些“粗放型”的企业出现“用工难”也是经济发展中矛盾的产物，这些生产条件和发展方式滞后的企业便会面临“用工难”的问题。原由制造业的工种性质，在经济转型中，首当其冲地遭受到了用工难的问题。据调查问卷的结果显示，并不是所有的制造业企业都会出现用工难的问题。面临着用工难的企业往往这类的公司总资产比较低，相应的生产设备和员工的福利待遇也会相对较弱。据了解，在南方日报接到的投诉中,80%的拖欠工资情况集中在用工人数100人以下的小型企业。现在的企业缺的就是良心和诚信, 招不到工的企业大多不是好企业,没有社保、工资水平低,又不能及时兑现,有些甚至是违反国家政策法规、“打一枪换一炮”的“黑工厂”。而一些相对来说有些资本的企业，虽说不至于招不到工，但是招到了人却留不住，不是用工难而是留人难。珠三角地区“腾笼换鸟”式的产业转型致使企业的用工需求向高技能人才转移，常规的普通农民工供给不能与之对应，因此珠三角广州地区出现的是结构性民工荒。

（4）而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们,已经在新的人生观指引下,呈

现出了比父辈们更为多元的选择。对于那些没有技术性的只是靠机械地重复单调动作的制造业工作，他们肯定做不长久。80后、90后新生代外来工中很多人表示,比起企业薪酬待遇,他们更看重“企业是否给我们买社保”、“是否有较好的职业发展空间”。而这些,正是一些招不到工的企业的软肋。一些小型企业在劳动保障、社会福利方面存在不足,导致招工一年比一年难。

（5）珠三角投资的吸引力不如长三角，这方面的因素可以从劳动

力素质和福利待遇等等方面得到非常明显的比对。

2.珠三角(广州)制造业用工难的解决对策。

(1)在很多调查问卷的填写和访谈中，关于如何解决珠三角制造

业用工难问题这一栏，几乎所有的调查对象都一致认为，首要也是最关键的解决办法是提高工资待遇和员工福利。那么，这点建议对暂时缓解这个用工难的问题还是起到一定的作用的。但是，提高提高工资待遇和员工福利，对于珠三角地区的大部分制造业来说，随之而来的就是生产成本和利益的问题。所以，解决的对策还是找到员工和企业的利益平衡点，在保证企业的正常运作下适当地提高员工的待遇和福利，企业的管理应该更趋向于人性化管理。

（2）国家政府应该积极帮助企业优化产业结构升级，转变发展

方式，这也是响应科学发展观的一项重要内容。企业注重生产技术和设备的更新换代、积极创新，企业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以解决在劳动力输送链上出现的尴尬难题。加强政府对企业的监管力度，整顿珠三角地区制造业中的黑工厂等，更好地促进珠三角地区劳务关系的和谐进而促进珠三角制造业的发展，从根本上解决用工难的问题。

（3）珠三角投资的吸引力不如长三角，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劳动

力素质，培训的需求远远大于供给。企业和政府可以从提高就业素质、就业质量和就业稳定性方面进行努力。比如说，珠三角能否在一体化的过程中先行先试一个暂行条例，让企业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劳动力培训？而执行的企业可获得政府的财政补贴或者税收优惠。

（4）社会和企业要多关注多关怀农民工，在我国的城乡二元结

构中，外来务工者在“就业地”受到许多限制和排斥。例如户籍限制，使农民工子女上学和升学遇到了许多困难，而农民工包括其子女在“就业地”也遭受到排斥，这样的生活和工作环境让外来务工者无法长期留在“就业地”，因此也加大了劳动力的流动性，加剧了珠三角地区制造业用工难的情况。

此次暑期“三下乡”的实践调研诉得到的结论都已列述出来，其中尽可有不完善之处，但这也是我们重点队凝结的心血。

第四篇：中国民工荒分析报告

“民工荒”分析报告

摘要：根据往年人们对“民工荒”的讨论和研究，对“民工荒”现象产生的原因进行研究，并提出解决对策。

关键词：民工荒

原因

对策

一．什么是“民工荒”

“民工荒”是最近几年出现的企业用工短缺现象，沿海企业受冲击最大。网上统计报告数据表明，珠三角地区城市出现超200万的用工短缺，普工缺口达136万之多。“民工荒”也是民工权利荒。一方面是由于我国实行的二元城乡户籍制度，导致进城里务工的农民无法享受到和当地居民同等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另一方面就是民工一直以来都处于弱势群体的地位，从而形成权利缺失，无法与企业进行对等谈判，只能默默的忍受企业在拖欠工资和延长工时的恶劣行为。

二．民工荒形成原因分析

（一）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保障。如拖欠工资、工作环境恶劣、随意加班等现象随处可见。根据有关统计资料表明，目前我国各行业拖欠9800万农民工工资约1000亿，其中建筑行业所占拖欠比例为70％。同时，一些企业劳动环境恶劣，加班时间长，不签劳动合同，不缴社会保险，导致了员工的高流失率。

（二）农民工工资增长过慢。有关研究表明，珠三角地区l2年来月工资只提高了几十元。佛山不少企业外来工月工资在l0年前就已达到600—1000元，但现在还是这个水平。而这些年来消费物价总体水平已明显上升，导致广东、福建、浙江等省实际工资水平的提高停滞不前甚至有所下降。

（三）进城务工成本不断升高。农民工在城市里用来维持基本生活费用的增长迅速，这就大大提高了他们进城务工的实际成本。除此以外，一些政策性因素也是提高他们城市生活成本的重要因素。

（四）农民工供求出现结构性矛盾。由于农民工的教育水平迟迟未能得到提高，重学历轻技术的中国教育结构，导致中国生产了大量不懂技术的大学生，但农民工队伍中的技术人才却异常紧缺。目前的民工荒也主要是技术工人短缺。

（五）人口老龄化。长期以来，业内对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基本判断是总量充足，只是存在结构短缺。目前普遍所说的农村大约有1/3劳动力剩余、绝多数约为1亿到1.5亿，但40岁以下的农村青壮年剩余劳动力，绝多数只有5000万。于此同时，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也越来越慢。从2004年开始，新增的劳动年龄人口数就已经开始持续低于劳动力的需求量，两者差距越来越大。

（六）政策影响。政府采取的区域协调发展政策与惠农政策也是“民工荒”加剧的原因之一。随着中西部经济快速发展，中西部就业机会增加，与东南沿海发达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缩小。同时，近几年出台的一系列惠农政策背景下，中国民生逐渐改善，农业生产的利润空间扩展，在农村从事非农业的环境逐步改善，返乡务农或创业手艺增加，中国农村地区的人均收入在四年里平均增加了36%。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农民工回流。

三．“民工荒”的解决对策

提高工人的工资福利待遇，让他们分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果，才是解决当前“民工荒”问题的正道和长久之计。这不仅可以提高农民的即期收入，而且还是调节收入分配结构、缩小城乡差距与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社会各方面都应正确引导企业朝着这个方向共同努力。

鼓励企业开展业务外包寻求应对“普工荒”的新途径。开展业务外包加工，事实上是将自己的车间延伸到劳动力招收更便利的地方，不仅拓展了企业的发展空间，而且满足了农民工不出乡既可挣钱又能照顾家庭，同时兼顾农活的多种需求，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种“农民工不流动，机器设备流动”的办法，虽然是权宜之计，但也是目前的有效应变之策，可以为缓解“民工荒”提供新思路。创造良好环境，鼓励和引导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通过开展业务外包解决“普工荒”。

积极引导、支持企业通过在岗培训缓解“技工荒”。实践证明，像为鼓励企业走在岗培训之路，必须大力改革现行的农民工培训补贴政策。可以考虑将农民工培训补贴资金向实施在岗培训的企业倾斜，大幅度增加这一块的补贴资金，大力鼓励、引导企业实行在岗培训。这样做不仅符合企业的实际需要，而且可以防止农民工培训的“偷工减料”现象，真正起到提高农民工培训效果的作用。

应引导企业走提高农民工待遇的“双赢”之路。建议：一要及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正确引导企业提高工资水平。最低工资标准是职工生存的生命线，职工权益保障的底线。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应根据经济发展情况及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合理引导企业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二要真心为企业减轻负担。三要监督企业依法办企。部分非公企业不与企业员工签订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不全，侵犯员工合法权益。

总结

“民工荒”现象的出现促使沿海地区的企业认识到,我国农村有效剩余劳动力不再是无限供给的。提高农民工工资,改善农民工就业环境,必须提到企业经营发展的日程上来。农民工开始在更大的区域范围进行选择性迁移,地区之间企业的竞争、农民工与城市劳动者的竞争都会随之加剧,各地方政府为吸引劳动力资源而提高地区竞争力的竞争也会加剧。同时, “民工荒”现象的出现也将成为东部沿海地区加快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的动力,从而加快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此外还应认识到,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解体、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实现以及城乡差距的消失绝非在短时间内能够实现,因此, “民工荒”问题的最终解决必将是一个相对艰巨和漫长的过程。

第五篇：有效地解决“民工荒”问题

如何切实有效地解决“民工荒”问题，是新时期摆在我国各级政府面前的重要课题。本文深入分析了民工短缺现象，从农民工角度提出了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调整对农民工的培训重点和内容的政策建议； 从企业角度提出了调整管理方式，使人力资源管理具有科学性的政策建议； 从国家政策的角度提出了大力发展职业技能教育、积极调整国家“城市化”政策和转换发展模式，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外出务工就一直成为我国突出的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和社会现象。涌入城市的大量农民工为推动城市经济建设和我国经济作出了巨大贡献。2004 年年初，有着9 亿农民的中国首次遇到民工短缺的现象，打破了民工无限供给的神话。继广东东莞首次出现民工短缺之后，迅速波及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并且有向中西部地区蔓延的趋势。近年来，农民工短缺的现象更是愈演愈烈，引起了政府、企业、学界等社会多方面的关注。

一、“民工荒”问题的现状特点

农民工是我国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在国民经济的各行各业都占有较大比例，其中在加工制造业中占从业人员的68%，在建筑业、采掘业中占到近80%，在环卫、家政、餐饮等服务业中占到50%以上。

关于“民工荒”，2004 年9 月8 日，国家劳动社会保障部课题组《关于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指出，企业缺工主要发生在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等加工制造业聚集地区； 工资待遇低、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缺工问题最为严重； 企业需求量大、严重缺乏的主要是有一定技能的熟练工。

到了2011 年，“民工荒”现象愈发严重，并呈现出扩散之势，即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传统劳务输出的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省份扩散。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公布的人力资源市场供求状况数据分析报告显示，2010 年第四季度，江苏省辖市各类就业服务机构招聘岗位170.44 万个，相比上一季度增长1.15%。与此同时，进入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和职业中介服务机构进行登记的各类求职人员149.64 万人，减幅4.51%。缺工的现象基本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和服务型行业，而且主要是一线操作人员。江苏存在用工缺口的企业主要为电子电器、机械制造，这两个分别占缺工企业总量的38.7% 和25.3%，一线操作工占总数的94.6%； 福建缺工行业主要为制造业、批发零售业和服务业； 山东用工缺口最大的三个职业分别为裁剪缝纫工、餐厅服务员和推销展销人员。传统的劳务输出大省也面临缺工新问题。据贵州省相关部门介绍，近期，贵州本土企业用工缺口达万人次，缺工现象十分严重。今年湖北省劳务输出人数预计将收缩10%至15%左右，至少“缩水”100 万。该省输送到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工至少减少60 万。

“民工荒”的基本特点：民工荒已经从局部短缺演变成全面短缺。一是从时间上看来得更早，珠三角早在2011 年春节前数月就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用工荒”现象； 二是从范围上看影响地区更广，像四川、湖北、安徽等中西部地区传统的劳务输出大省也出现了用工短缺的现象； 三是从工种涉及类别更多，当前不仅“技工荒”，普工也“荒”。就业难和招工难在局部地区同时出现。局部地区的现象反映劳动力供给双方信息沟通不畅。企业招普工，主要是通过张贴招工广告、内部员工引荐、与技校联系、委托职业介绍机构招聘等方式，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很难及时准确了解到各公司的招聘信息。农村剩余劳动力找不到工作，城市的企业招不到工人，招工难与就业难在一定程度上同时出现。劳动者的工资进入了快速上升通道，劳动者在劳资协商中的地位正在加强。现在全国都在争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提高工资的话语权开始向工人手中转移，出现“权力反转”现象。在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不仅提出了工资底线，还提出不大量加班、改善食宿环境、要有文娱活动安排等要求。现在劳资协商的天平只是稍微向工人方向倾斜了一点，刚刚开始向相对的平衡发展，离双方真正平等谈判还有很大距离。农民工群体正在形成一个独特的阶层，将对我国经济、社会产生巨大影响。从当年的“民工潮”到如今的“民工荒”，2.4 亿农民工群体正在形成一个独特的阶层，他们更强烈地要求子女受教育的机会、要求基本的社会保障、要求工资待遇的提高、要求工作环境的改善。农民工群体的成长，将对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产生巨大的影响。

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格局并未改变，而且劳动力格局更为复杂，我国将面临就业的结构性矛盾问题。四川省统计局和劳务开发办的调查数据判断：近5 年来，四川省的劳动力资源还在以每年50 多万人的速度增长，劳动力的供给仍在扩大。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陆杰华的研究评估也认为，在“十二五”期间，我国劳动力依旧呈上涨的趋势。但是，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将进一步加剧。现阶段我国社会正处于一个特殊时期，存在大学生就业难，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要求高，困难职工数量也到达峰值。几个群体都需要解决就业问题，压力很大。

二、“民工荒”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一)积极影响

1.“民工荒”的出现，是社会进步的象征，表明劳资关系进入新阶段。一个和谐的社会，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与人的和谐。在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和谐因素之一应是劳资关系的和谐。而“招工难”折射出了中国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大发展中劳资关系不和谐的声音，使企业要正确处理老板和员工的关系，构建企业和谐的劳动关系。事实上，企业构建一个和谐的劳动关系，对于提高企业最终的核心竞争力，是非常重要的。关系理顺了，受益者不只是员工，也包括企业。企业作为一个利益的共同体，企业的劳资双方应该互相承认对方的利益，承认对方的存在，成为一个和谐的共同体，实现双赢。

2.“民工荒”的出现，为东部产业西进创造了机会，国家平衡发展的战略正在发挥作用。国务院发布《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要求依托中西部地区产业基础和劳动力、资源等优势，推动重点产业承接发展。在这样的形势下，中西部农民工去东部的人数自然会下降。“民工荒”的出现，不仅给产业转移带来机遇，也给经济转型创造了机会，说明国家平衡发展的战略正在发挥作用。

3.“民工荒”的出现，说明农村吸引力在增加，对于发展农村经济大有好处。近年来，中央连发“一号文件”，构建起了推动新农村建设的基本政策框架，我国农村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种地免征农业税，上学不交学杂费，农民看病有医保”。由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带来的惠农政策接踵而至，为农村注入了活力，给农民带来了实惠。国家惠农政策使农业有利可图，一些农民工在当地走上农业致富道路，这让外出务工人员基数减少。农村吸引力的增加，对于发展农村经济无疑大有好处。

(二)负面影响

1.影响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将农民工转化为产业工人，是中国走上富强的必由之路，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企业用工不稳定状态。“招工难”将阻碍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向非农产业转移，进而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

2.影响农民消费水平提高。要扩大内需，提高农民收入及其消费水平是主要途径之一。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近十年来，农民工的工资低且增长缓慢，实际收入下降，无法维持高支出的城镇生活。

3.影响社会稳定。农民工的工作环境差，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一些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社会上伤害农民工事件经常发生，导致对立情绪日益加深。在劳资矛盾较为严重的地区，造成社会冲突加剧，影响社会的长治久安。

4.影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招工难”会造成企业劳动力短缺，生产进度放慢，影响企业盈利。其次，对于低工资获取低成本优势的企业，由于忽视企业的技术改造，忽视对员工的技能培训，必将深远地影响企业竞争力的提高与企业可持续发展。

三、“民工荒”现象的原因分析

(一)从国家政策的角度看

1.中央新农村政策。“十一五”期间，各地各部门贯彻落实“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重要方针，强农惠农政策不断强化，农业现代化水平显着提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迈出重大步伐。同期，全国农民收入实现了持续较快增长。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和农村市场流通条件的改善，农民的生活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步伐加快，农村公共服务明显改善。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农民工由打工转向务农的积极性。

2.国家区域发展战略。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进、中部崛起迅速，中西部农民工输出基地的安徽、湖南、江西、四川等地的城市也成了农民工的有力吸纳地。农民工流向出现新变化，不少原来在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转向全国其他地区，农民工流向的多元化导致在一些地区没有调整产业结构前遭遇一定程度的民工荒。

3.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也是造成“民工荒”的重要制度因素。(1)农民工社会保障存在高需求与低参保率的矛盾。农民工在城市工作面临生存、疾病、失业等诸多风险，需要得到社会保障制度的保护。但目前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参保率非常低，农民工一旦出事，很难得到应有的补偿，生活往往陷入困境。农民工参保意愿不高的原因在于社会保障的个人承担比例对农民工来说过高，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成为他们的负担。(2)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覆盖面过窄，农民工难以得到应有的保护。多年来，农民工的工资只能维持基本生活需要，一旦生病或遇到其他意外支出，农民工就可能出现生活困境。农民工急需得到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保护，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保护对象通常是城市居民，农民工很难享受到最低生活保障。(3)社会保障制度存在“一刀切”的问题，没有考虑农民工的群体特点。由于城市职工流动性较农民工低，企业愿意为城市职工承担相应的保险费。农民工与城市职工在工作、生活上的诸多差异，要求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也应当有别于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完全采用城市居民社会保障制度无法保证农民工的参保率，也无法满足农民工对社保的需求。

4.国家教育政策。20 世纪90 年代末以来，高校扩招后忽视了经济社会发展对职业技术教育的需求，其后果是受过良好教育的高校毕业生就业难，企业发愁找不到合适的技术工人。

5.政府“城市化”政策。城市化过程会涉及一系列的公共政策，从户籍、人口政策到社保政策，到公用品的供给，水电煤气的供给，公用品的归置问题，到交通运输系统，到城市管理系统，最重要是社会政策，农民进城的政策，农民市民化的政策，可以说，是一系列的公共政策的集合构成了城市化进程。受到城市本位主义思维的影响，国家出台的很多政策都为农民向城市的合法工作或合法定居设置了层层障碍，政府的城市化政策并不能真正反映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重视、维护城市化进程中流向城市中的农民工的相关权益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所在。

6.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2004 年以来，中国经济以持续的高速度增长，加入WTO、新增企业多，制造基地向中国转移等，使得劳动力需求大于劳动力供给，而劳动密集产业的经济增长必然会带动对劳动力需求的刚性增长。劳动力的供给一时不可能跟得上，出现短暂性的用工短缺也是自然的事情了。此外，东南沿海招商引资力度加大，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区振兴、CEPA协议及泛珠三角合作等因素，原有企业的扩张和新增企业的发展，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发展，社会用工需求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劳动力的增长速度。

(二)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看

1.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理念的偏差。我国企业在管理上一直存在着重利润，轻效率； 重组织，轻个人的理念。近几年“民工荒”的出现，反映了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偏差的问题。一方面，它反映了企业只重视产量，当企业遭遇危机时，能想到的办法就是裁员，压缩用工成本，以提高利润，却没有想到提高效率。另一方面，它折射了企业管理理念中人本观念的淡薄，很少考虑满足个人需要。在很多企业管理者意识中“农民工”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民工荒”告诉企业的管理者们那种“裁员不想给钱，缺人不想加钱”的做法值得商榷。

2.人力资源管理方式的偏差。基于管理意识的偏差，在我国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在管理方式上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总体来说管理方式落后： 一是缺乏长期的人力资源规划。很多企业在人力资源的规划问题上，缺乏超前意识，在裁员时并未考虑在订单纷纷涌来时该如何确保具有足够的劳动力。二是薪酬待遇低，缺乏社会保障。企业依然把农民工当成廉价劳动力，生活条件简陋，至于养老、医疗、子女入学没有保障。从员工方面来看，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务工者的主力，而这一代农民工对薪酬、务工环境和职业空间的要求远远超过老一代农民工，而企业显然并未做好准备。三是缺乏对农民工的培训。“民工荒”实际就是“技工荒”，特别是高级技工难求。对于高级技工的短缺，很多企业一贯的做法都是面向大专院校引进人才，却很少有企业注意对农民工的培训。

(三)从劳动力供需结构看

从劳动力供给角度看。一是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主力。新生代农民工数量上比前几代民工明显减少，但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他们找工作注重工资福利，同时在意工作环境，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对就业岗位往往会挑挑拣拣。二是由于教育事业的发展，高学历人才迅速增加。每年都有数百万的大学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他们比普通民工的就业要求更高，向往机关事业单位和能展示自己才能的白领工作岗位，否则宁愿待业，也不肯进中小企业做一般员工。

从劳动力需求来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广大农村及中西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人均收入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吸引了不少民工回乡创业或到当地城镇的企业打工； 而珠三角、长三角等东部沿海地区中小企业迅猛发展，其产业基本上还是以制造业为主的传统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用工需求量不断增加，工作岗位依然较多为蓝领的工作。

(四)从农民工自身的角度看

1.农民工的生活生产环境差。农民工受歧视和缺乏基本权益保障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农民工的工作环境差、劳动强度大、生活环境恶劣，此外，用工不规范、劳工权益侵害、缺乏劳动和医疗保险等也直接导致农民工短缺。尤其是都市人的排外性使得他们长期忍受歧视，农民工薪酬水平低。

2.新生代农民工的产生。“80 后”、“90 后”是改革开放后出生并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农民工，目前正逐步成为劳动力市场的主力。他们在就业观念、处事风格上与父辈们大不相同，因为他们接受了更多的教育同时融入了更多追求自我的观念，职业期望值高，与老一辈农民工相比，他们不愿意成为流水线上的生产工具，而是希望成为一个具有创造性的个体，追求体面劳动，追求生活质量。因此，当企业需要大量的一线工人时，“招工难”自然凸显。

四、解决“招工难”的对策

(一)积极调整国家“城市化”政策

调整不平等的城乡、工农发展政策如教育、卫生、科技、文化、金融、社会保障等综合性政策，并加以解决。特别在城市化过程中，要切实转变过去漠视农民工权益的观念，把城市化进程中，流向城市的务工者的利益维护当做一个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问题来看待，更是当政者急需面对的任务。这不仅关系到农民、农村，更关系到整个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和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二)大力发展职业技能教育

从升级职业教育模式的现实需求出发，我国政府需要将职业教育提升到战略高度。一是宜将职业教育和义务教育、高等教育一视同仁，加大政策和资金投入； 二是适时改变政策指导思路，强化行业、产业引导作用，将职业教育发展与国家中长期战略产业规划发展全面对接； 三是在职业教育水平显着提升基础上，针对优秀技工人才，配套鼓励政策，逐步在地方层面实现“招得来、留得住、发展得好”。

(三)实现发展模式转换，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走的仍是一种粗放型低成本扩张的经济发展道路，相当一部分企业缺乏核心技术。“招工难”的出现，为我们提出了必须从源头上解决“民工荒”的问题。这就是要实现发展模式转换，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走科技含量高、污染少、能耗低、经济效益好的新路子。具体来说，就是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换，提高现有产业的技术含量，把廉价劳动力变成高价值、高素质的人才资源，构筑一种劳动、资本和技术有机结合的动态比较优势，提升我国企业竞争力，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

(四)强化对进城务工农民的就业引导

政府应强化就业引导方面的宏观管理职能，使民工的流动更符合各地的用工需求。此外，应使全国各地的用工信息共享、共用，扫除信息传递的死角和社会上一些非法的务工中介，实现更高程度、更广范围内的人得其事，事得其人。

(五)转变对农民工的培训重点和内容

调整培训重点，坚持输入地培训为主，本省为辅； 以素质教育为主，短期技能培训以及“订单式”培训为辅。建议输出地培训以政府、高校等培训机构为主，输入地培训要构建政府、企业、培训机构多方位合作机制，让用工企业和培训机构发挥更大的作用； 输出地政府重点抓好素质培训和岗前一般技能培训； 而输入地政府和企业主要应做好针对性的在职、在岗培训或转岗培训，形成以培训促就业，以就业带培训的良性互动效应，引导农民加快由体力型向技能型、素质型就业的转变。

(六)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提高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全面维护新生代农民工劳动经济权益。以各地劳务基地为依托，引导组建农民工的自律型维权组织，将信息服务和维权作为劳务基地维权组织最主要的工作。重点抓好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制度，促进建立农民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落实转出地最低工资制度，推动农民工与企业其他职工同工同酬。贯彻落实《劳动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指导新生代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 以贯彻落实《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转移接续暂行办法》为契机，努力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基本社会保险的参保率。所有城市建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金制度和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所有城镇建立农民工就业――服务――维权――传染病预防一体化的公共服务中心。

(七)积极引导企业更新技术，促进产业升级

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是有绝对优势的，但是可以通过技术引进、技术改造使这种优势不仅体现在生产成本上，而且在生产效率上也有大的提高。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要发挥好引导作用，鼓励企业引进先进设备，加快传统技术改造，帮助企业提高竞争力，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八)调整管理方式，使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具有科学性

一是企业要做好人力资源规划，改变以往“等工上门”的方式，主动“走出去”，积极与各劳动力市场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借助这些平台扩大“员工流”。组建区域劳务集团，建立广泛的劳务合作，以解决自己劳动力需求的后顾之忧。二是全面了解员工需求，提高薪酬福利水平，改善工作环境，善待员工。要想留住员工，首先就要平等待人。其次，提高工资和奖励。要建立企业职工医疗保障机制解决员工看病贵难题，丰富职工文化生活。再次，在发现人才和使用人才上，善于发现拔尖人才，做到人尽其才，依据工作表现给予合理、公正的职位和报酬，促使每个员工都有上进心，给予他们良好的晋升空间和培训机会。请为解决'民工荒'和当前的民工'就业难'问题,提出一些合理建议。

解决“民工荒”的措施：①完善劳动力用工市场，以应对宏观经济的波动对劳动力需求造成的影响；②改善民工工作环境，维护民工权益，提高待遇。

解决“就业难”的措施：①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发展农村第三产业，积极推进小城镇建设；②大力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推广农业科学技术，科学种田，稳定农民与土地的关系，确保农民增产增收；③实行产业化经营，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推广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④提高农民自身素质，转变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