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就业权保障问题研究综述

第一篇：农民工就业权保障问题研究综述

农民工就业权保障问题研究综述

【内容摘要】当今农民工问题的实质是就业问题，就业问题是衍生其他农民工问题的基础。本文对近年来有关农民工就业相关问题的研究进行了综述，内容包括当前我国农民工就业的基本状况、造成农民工就业权保障缺失的主要原因以及如何保障农民工就业权等方面。

【关键词】农民工 就业 权益缺失 保障措施 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大批剩余劳动力和渴望摆脱贫穷的失地农民,为了寻找就业机会而涌向城市所形成的一个特殊的庞大群体。当今社会谈及农民工问题，实质就是农民工的就业问题，而就业问题也是衍生其他农民工问题的基础。近年来，我国学者对农民工就业问题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农民工问题的解决，笔者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对农民工就业权保障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综述，其内容主要包括：当前我国农民工就业的基本状况、造成农民工就业权保障缺失的主要原因、保障农民工就业权的重要意义以及如何保障农民工就业权等方面。

一 农民工就业的基本状况：

我国《宪法》第4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这里的“劳动的权利”,实质上就是劳动就业权。劳动就业权,是指具有劳动能力的公民有获得职业的权利。我国《宪法》没有明确规定平等就业权利,但我国《宪法》第33条第2款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我国《劳动法》第3条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的就业和择业的权利。由此我们可以推断,作为一项基本权利,公民在就业和职业方面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这是我国《宪法》的应有之义。法律保护公民的平等就业权利,使每个劳动者都能有平等的机会去竞争工作岗位。在我国尤其要淡化户籍等因素对就业的影响,突出对农村劳动力平等就业权的保护。

农民工的平等就业权利,是指农民工与非农工在就业地位、就业机会、就业条件上的平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就业机会平等。它是实现就业平等权的重要前提,贯穿于招工、录用标准、劳动环境、工作要求、工资待遇等就业的各个环节之中,亦即涵盖了就业待遇平等、就业安全保障平等等相关权利的平等。笔者通过对学者们对农民工就业基本状况的梳理,将目前我国农民工就业的基本现状概括为以下几点:

1.就业机会少。

地方性的政策歧视导致农民工就业准入门槛畸高。罗正月等学者指出我国的部分城市出台的一些地方政策,通过设立行业及工种限制,硬性规定农民工的比例,限制或排斥农民工,同时对农民工征收较多的务工管理费,增加农民工的务工成本,以此抬高农民工在城市就业的准入门槛。

2.就业待遇的不平等。

(1)工资低廉。

罗月正等学者认为劳动报酬权是劳动者最重要及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它是劳动者及家属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活命钱”。但现实中农民工艰辛劳动时常不能换来应得的报酬。深圳市规定最低工资标准是每天22.3元,但大部分企业是16-18元, 90%的企业达不到每月484元的最低标准。另据调查, 2003年至2006年,在各级政府干预下,农民工人均月工资收入有了一定的增长,但由于起点较低,人均月工资绝对数额仍低于其他行业。

(2)工时报酬违规突出。

吴义太等学者指出我国劳动法规定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 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0小时；用人单位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1小时，特殊情况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3小时，并且每月不得超过36 小时。可大量农民工超负荷劳动，长时间加班非常普遍，甚至有的行业已经出现了农民工“过劳死”现象。部分城市农民工劳动条件恶劣,杨鹏程,陆丽芳进行调查指出,深圳的多数工厂,农民工每月工作在26天以上,每天的平均工作时间在11小时左右,有时甚至连续工作12小时以上。农民工工资有的不符合我国有关最低工资规定的标准。有些用人单位没有按月支付农民工工资，而是一年一结，有的单位连一年一结也做不到,拖欠工资的现象十分严重。建设部副部长黄卫在今年1月26日在全国清理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电视电话会议上说,自2004年启动清欠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工作以来,截至今年1月19日,三年各地已偿付建设领域历史拖欠工程款1834亿元,清理历史旧欠达到预期目标这个正面报道从另一侧面反映出农民工工资被拖欠的程度。另外，随意克扣工资,“罚款”依然存在，有的用人单位对农民工的工作提出了非常苛刻的要求，并用克扣工资、“罚款”等方式来保证这一不平等合约的实

现。

(3)同工不同酬。

徐结理等学者认为农民工大多以临时工的身份工作,劳动报酬远远少于固定工或城市工人,一般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城市临时工的工资为以城市居民为代表的正式工的工资的一半。如城市家政钟点工,城市工人每小时20元,农民工却只有10元。

3.就业安全保障的不到位。(1)劳动条件恶劣,劳动强度超标。

表现在:一是工作环境恶劣。现实中,许多企业着眼于眼前利益,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不注意改善工作环境,不为农民工配发必要的劳动保护用品,导致农民工职业病发病率高,因工作接触有毒物品而中毒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二是劳动强度过大。一些用人单位把农民工当成赚钱的机器,重活、累活、脏活、险活等城市工人不愿从事的工种,都是农民工完成。农民工往往要完成城市工人难以完成的定额。长时间超负荷的劳动,极大地损害了农民工的身心健康。

(2)事实劳动仍然存在,农民工与雇主的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吴义太,罗正月等学者提出从就业运行过程的安全保障来看，用人单位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为劳动者提供相对稳定的工作，不得随意修改劳动合同条款或终止劳动合同，解雇劳动者。可在我国的劳动就业实践中，由于农民工在城市中没有一个正式的身份,在许多城市中被视为流动人口和城市的边缘群体,在劳动用工关系中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用人单位为了规避《劳动法》规定的应对劳动者承担的各项义务以降低用工成本,达到对农民工使用价值的最大攫取,而往往不愿与农民工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农民工没有能够真正意识到订立劳动合同的重要性,为了抓住就业的机会，也往往被迫放弃订立书面合同的权利，这就使得大量农民工与其用人单位存在着事实劳动关系。目前我国的劳动合同签订率仅为57.1%,近期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在检查劳动法执行情况时发现，中小型非公有制企业劳动

合同签订率竟不到20%。

(3)就业安全保障缺失。

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是世界各国政府采取的旨在保证就业安全的保障措施。在我国现阶段,就业保险具有明显的歧视性,大多数城镇市民享有劳动就业保障;相反,大多数农民则无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就业保障。农民工无法享受到基本社会保障。目前,农民工普遍游离于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城市劳动者普遍参加的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基本与农民工无缘,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也很少。农民工对工伤、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的迫切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农民工一旦发生工伤事故,只能得到细微补偿或治疗。目前农民工养老、失业、医疗、工伤、女职工生育保险的参保率,分别为33.7%、10.3%、21.6%、31.8%和5.5%;而农民工的企业补充保险、职工互助合作保险、商业保险的参保率更低, 分别为2.9%、3.1%和5.6%。农民工一旦出事,很难得到应有的补偿,生活往往陷入困境。

4.就业服务的不平等。

(1)公共就业服务政策的不平等。

地方在公共就业服务上多执行先本地后外地,先城市后农村的歧视性政策,一些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或由于政策约束或力量所限就不开展对外来民工的就业服务,甚至承接部分行政管理职能,对农民工只收费不服务。某些地方政府虽然已开展对外来农民工的职业指导和介绍

业务,但服务效果难以满意。(2)就业补贴制度的不平等。

近两年,中央政府对农民工的就业补贴进行了一些制度安排。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实施“阳光工程”,对培训农民工人均补贴100元;要求城市各级公共职业介绍机构免费向农民工开放,提供就业信息、政策咨询、职业指导和职业介绍服务。免费服务经费纳入地方各级财政预算。然而,即使在已启动的农民工培训和职业介绍与信息咨询方面,对农民工的财政支持额度仍是远低于对城市劳动者。如对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开展“131”就业服务(一次免费或部分免费职业培训,三次免费职业介绍, 一次免费的职业指导),提供小额贷款、税费减免、社会保险补贴、岗位补贴、托底安置等补贴政策,而这些优惠政

策农民工是享受不到的。

二.造成农民工就业权保障缺失的主要原因

农民工问题是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产生的特殊现象,在不合理的农民工制度下,农民工受到诸多不平等待遇,无法享受全面公平的就业权益。笔者对我国学者对该问题的探讨,总结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和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是农民工就业权益

缺失的根本原因。目前农民工面临较强的制度排斥。我国城乡分治、户籍管理等制度改革的滞后是造成农民工就业权益得不到保障的制度根源。20 世纪70 年代末期,我国开始改革开放,逐步放弃了计划经济体制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越来越多农民离开了土地到城里打工,城乡不平等的户籍制度受到冲击,呈现出不断松动的趋势。近年来,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步伐加快,小城镇的户籍管理已全面放开。但作为吸纳进城农民就业主渠道的大中城市的户籍管理仍比较严格。对广大低收入的进城农民而言,城市的户籍门槛仍高不可越,进城农民很难融入城市,每年被迫支付大量资金,往返于农村和城市。农民工与市民在地位身份就业住房补贴福利劳保等方面仍然存在明显的不平等,给他们在吃住就业加薪子女学习上都造成了许多困难,这些都加大了农民工在城镇就业的成本和风险。

2.法制不健全,执法不严导致农民工就业权益受侵害。现行的有些劳动法律法规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如《劳动法》中有关用人单位拖欠,克扣工资的内容只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并没有规定具体的处罚办法,可操作性差,使得劳动监察部门对于具体的案例处理很为棘手,这就给一些用人单位留下了可乘之机。另外,劳动监察部门的执法能力不足。如我国《劳动监察规定》在1993年已经颁布,该法明确规定了劳动监察的主题,内容,权限,如果严格执行,何以出现那么多的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事件。3.城市政府对农民工就业服务的缺位。

对劳动力流入地而言,农民工是当地的建设者和纳税人,但农民工得到的服务却很有限。一些大城市虽然根据国家规定,基本取消了对农民工就业的政策限制,但为保障城市人口就业,一些城市政府硬性规定企业使用农民工的比例,限制用人单位使用外地工,限制外来劳动力的就业。一些地方要求农民工办理多种证件,除身份证外,农民工进城先要办暂住证、就业证、健康证等各种各样的证件,一个证要几十元,一年一个农民工为办证就得交几百元。城市管理部门向进城农民工收取管理费的积极性很高,但提供的就业服务却十分有限。

4.农民工就业市场发展滞后。

进城农民工在求职过程中面临信息不对称的难题,而为他们提供服务的劳动力市场发展严重滞后。在劳动力市场上,招聘农民工的单位非常少,农民工参与的积极性不高。同时,一些用工单位不讲诚信,不遵守等价交换原则,使不少农民工辛辛苦苦一年而一无所获。还有学者认为金融危机下由于全球经济放缓、外需减缓和宏观调控，而直接造成的出口缩减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我国很多出口制造企业以压低生产要素、压低价格赢得国际竞争，劳动力价格被一压再压，且部分企业特别是对外出口的制造型企业用工需求减少，进入市场求职的失业人员增多，这对农民工就业也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5.农民工知识技术水平欠缺。

从国家统计局2008年公布的第二次农业普查结果可知，至2006 年末，当年外出务工的1.3 亿农村外出劳动力中，绝大多数仅有初中文化程度；其次为小学文化程度；接受高中教育者仅占8.7％；此外还有1.2％是文盲。农村基础教育落后的同时，职业教育更为缺乏。因此，农民工在就业市场上的选择余地十分有限，只能进入制造业、建筑、运输、煤炭采掘、环卫、餐饮等对文化程度和技能要求不高的行业。绝大部分农民工文化水平低,劳动技能低,法律意识淡薄,就业权益的自我保障能力低下。同时,农民工外出打工基本处于自发流动状态,接受技术培训的比例很低,就业能力无法得到有效提高。

三.如何保障农民工就业权

我国学者们通过对农民工就业相关问题的研究,在运用理论知识进行分析的同时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提出了许多可行的解决措施,笔者在此将诸位学者提出的建议进行归纳:

1.从法律的角度

(1)罗正月学者认为应当加紧制定相关配套法规,推进就业促进法的贯彻实施．我国《劳动法》第12条明确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我们由此可看出,我国《劳动法》所定义的就业歧视仅仅包括民族、种族、性别和宗教信仰四种情况,并不包括基于社会出身等原因而进行的歧视,这样就将现实中农民工的就业歧视排除在法定的就业歧视以外,使得我国的反就业歧视缺少法律依据,显得底气不足。2007年8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由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就业促进法》的颁布,是继刚刚颁布的《劳动合同法》之后,我国劳动保障法制建设取得的又一重大成果,对于解决关系国计民生的就业问题,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就业促进法》第3条规定,劳动者依法享有平等就业和自主择业的权利。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不同而受歧视与现行《劳动法》相比较,在反就业歧视、促进公平就业方面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如上所述内容,表明了新的就业促进法为管制对农民工的就业歧视行为制定了法律依据。现在关键问题是要加紧制定相关配套法规,推进就业促进法的贯彻实施。严格执行依法用工制度就是对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最好保护。为此，学者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一是及时清理带有歧视色彩的地方立法。有的地方政府出于狭隘的“地方保护主义”思想，出台了一些侵害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法规、规章或政策，我们必须根据《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等法律的规定及时予以清理。二是严格执行劳动基准制度。这就要求用人单位在农民工的工作时间、休息休假、最低工资、劳动安全卫生等方面必须严格执行现行的劳动基准制度。三是全面建立以劳动合同管理为基础的劳动用工备案制度。《劳动合同法》第7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工名册备查。”我们除了要求用人单位将其与农民工签订（续订）、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等情况进行登记外，还应当要求用人单位将录用农民工或与农民工解除劳动关系等情况到当地劳动保障行政主管部门

办理备案登记。

(2)尽快出台中国的《社会保险法》。将现有的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保险的零星分散规定,集中在统一的《社会保险法》之中,明确将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险法的保障对象,以实现受伤者及其家属在受到职业伤害时能得到补偿。完善《工伤支付条例》。作为具体规定工伤保险待遇的《工伤保险条例》在总则中仅在第1条规定了促进工伤预防和职业康复,但并未规定具体的职业康复制度内容,仅规定康复性治疗的费用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支付。因此,在即将制定的《社会保险法》中必须对此作硬性规定。

(3)完善劳动司法制度，从司法程序上保护公民的劳动就业权有权利就有司法救济，没有司法救济的权利，不是真正的权利。我国公民劳动就业权的司法保护在程序上包括非诉讼程序和诉讼程序。为了张扬非诉讼程序快速解决劳动争端，保护公民的劳动就业权，我国制定了《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诉讼程序可以从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宪法诉讼及构建独立的劳动诉讼四个方面来考虑构建完整的公民劳动就业权的司法保障机制。

2.从政府的角度

杨鹏程, 陆丽芳等学者认为政府应该增加对农民工的公共服务。政府部门应转变观念,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和服务理念,对进城农民工一视同仁,坚决取消针对进城农民的各种不合理收费,并提供及时便捷的服务。城市应加快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加大投资力度与科学的规划,加强城市住宅设施、能源设施、资源设施、交通设施、通讯设施、教育文化卫生设施、环境设施等建设,改善城市综合环境,提高城市的容纳和服务能力。考虑到农民工收入普遍较低的状况,政府可在市区专门为农民工修建一些廉租房,降低农民工的生活成本。改革现有的户籍制度要从根本上消除农民工的就业歧视就必须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邵霖学者提出应当统一农民工就业管理, 努力加强与农民工输入地的协作, 尽量促进农民工的有序流动改革城乡分割的就业管理体制, 确保农民工就业工作由劳动保障部门负责实施, 加大财政投入,集中政府分散的就业扶持经费, 发挥其最大效应。对于一些农民工需求量较大的地区, 农民工输出地的政府应与输入地政府和企业共同配合、协助, 健全“培训-就业-维权”三位一体的工作模式, 这样既可以提高就业率, 又可以为企业找到适合的劳动人员。不仅避免了农民工流动的盲目性,增加了就业机会, 又解决了局部地区出现的民工荒问题。还有许多学者认为，户籍制度改革应结合实际，循序渐进的进行。一是将城镇落户条件由户籍限制改为条件限制。凡是在城市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的公民，均可按照本人意愿申请该城市户口。二是逐渐剥离依附在户籍上的教育、就业、住房、养老、医疗等各种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还户籍制度只是用来证明公民身份和满足社会管理的本来功能。三是赋予公民的自由迁徙权。自由迁徙权是一国公民的基本权利，这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保障公民的自由迁徙权是消除城乡差别和实现农民工平

等就业的良好路径。

3.从市场的角度

改善农民工就业的市场环境。政府要积极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为农民工提供有效的就业信息服务。正规劳动力市场要降低进入门槛,提高服务质量,减少农民工和用工单位的交易成本,为劳动力供需双方架设便利的选择通道。同时,要引导自发劳务市场健康发展,充分发挥其进入成本低和交易成本小等优势,使其与正规劳动力市场相互补充,为农民工就业提供服务。政府的相关部门要健全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信息服务网络,为农民工提供准确的就业信息,帮助农民工解决就业信息不对称问题。各级政府要规范用工单位的行为,完善企业工资支付监控、欠薪预警和劳动合同管理等制度,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对那些坑害农民工的“黑中介”,政府要坚决

打击,严惩不贷。4.从农民自身的角度

增强农民工就业能力。增强农民工人力资本和就业能力对保障农民工就业权益至关重要。流出地政府应大力发展农村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流出地和流入地政府部门应通过政策支持和财政支持,为农民工创造各种职业培训机会。要发挥政府、企业、中介组织等各方面力量,根据劳动力市场供需变化、企业生产和社会发展的需求,有针对性的培训农民工,促进劳动力供需衔接,形成畅通的劳动力供需链,不断拓宽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渠道。是引导农民工加入工会组织，切实维护农民工在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全国人大十一届一次会议的代表中首次有3 名农民工代表就是一个很好的开端。积极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提高自身素质和就业能力对于暂时没有找到工作岗位的农民工朋友，目前各地政府和企业开展了各式各样的培训，农民工朋友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培训项目，积极参加各类职业技能培训活动，提高自身素质和就业能力。从这种意义上讲，今天的培训，是为以后更好的就业做好充分的，使自己由人力资源变为人力资本，提高自己以后就业的竞争力。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我国农民工的就业危机应该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但是在面对这场危机时政府,社会乃至每一位农民工都不要惊慌失措，我们应该立足当前，确保长远，寻求快而有效的方法将农民工的失业风险将到最低，同时给暂时面临失业的农民工做好社会保障，使他们即使失业了也能够保持最低的生活水平，生活有所依靠，感受到社会的温暖，也为他们未来的就业做好准备，创造条件，只有这样，农民工就业这个关系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问题才能得到有效地解决，才能推进城乡共同发展，保证社会和谐。

第二篇：农民工就业中劳动权益问题研究

【内容摘要】文章以长三角地区的数据为例，对农民工的劳动权益状况进行了描述性研究，分别从周工资是否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劳动环境是否有害或易威胁到身体健康两个方面对其中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存量与农民工劳动权益获得状况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不同行业的农民工的劳动权益获得状况存在差异，对相关法律的了解程度也显著影响农民工的劳动权益获得状况，性别、年龄等个体特征和是否工会会员等只在农民工劳动权益的某些方面发挥作用。

【关 键 词】农民工 就业 劳动权益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快和户籍制度的解除，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向城市转移，形成了农民工这一群体。2010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4亿人。农民工这一群体不仅规模庞大，而且由于其本身人力资本存量较低、处于社会中下层等原因，农民工就业中的劳动权益难以得到保障。

一、研究背景

张俊良（2007）认为农民工劳动权益保障的现状为就业权益得不到充分保障，不能享有完整的社会保障权和劳动福利权，相应的权利监督保护机制和救助途径缺失。高文书（2006）通过对5个城市的调查，认为农民工劳动权益保障的现状具体表现为劳动合同的签订率低、工资遭受拖欠、劳动时间过长、工作环境危险及劳动条件恶劣等。针对现状，张俊良（2007）从城乡差别的户籍体制，农民工的就业特点，全社会普遍的劳动权益保障意识缺乏，农民工自身因素等方面寻求原因。魏智慧（2006）通过系统的研究述评，从我国农民工供求状况、法律体制存在弊端、行政系统执行不力、社会诚信机制不健全等社会因素层面分析了农民工权益受侵害的原因。另一方面，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谢勇（2010）研究发现苏南仅有39.82%的农民工工资高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丁群晏（2011）考虑到加班加点的因素，计算出长三角地区农民工的工资处于一种稍微超过最低工资标准的水平。

笔者在研究农民工劳动权益时将重点根据《劳动法》的相关条款计算农民工应得工资，并与其实际工资进行对比。

二、描述性研究

本次调查于2010年2月长三角地区进行，调查对象是处于就业状态的外来农民工，不包括失业者，也不包括自我雇佣的农民工。共发放问卷356份，回收356份，有效问卷274份，合格率为77.0%。

长三角地区农民工获得劳动权益的基本情况从总体上看有以下特点：

第一，长三角地区农民工周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高达38.4%。根据劳动法的相关规定，本文对于工资进行了处理。2010年2月时长三角地区月最低工资普遍为850 元。根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规定，劳动者正常的日工作时间为8小时，月计薪天数为21.75天，则长三角地区全日制就业劳动者的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850/（21.75*8）=4.89元，这与最低小时工资标准有所不同。在计算农民工每周最低应得工资时，应该考虑到其加班时间。根据我国劳动法关于加班工资支付的相关条款明确规定，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以及法定节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分别支付不低于工资150%、200%和300%的报酬。由于法定节假日不具有普遍性，本文也将该误差忽略。计算农民工每周最低应得工资时，设日工作时间为t小时，每周工作d天，当t8且d5时，周最低应得工资=4.89*t*5+2*4.89*（d-5）*t；当t>8且d>5时，周最低应得工资=4.89*40+1.5*4.89*（t-8）*5+2*4.89*t*（d-5）。根据这种方法，求得每位农民工周最低应得工资，然后与周实际工资（一个月30天相当于4.29周，因此周最低实际工资为月工资/4.29）相比，得到周工资是否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结果。

第二，有大约20.1%的农民工遭遇到所在单位的工资拖欠。

第三，月工资水平普遍较低，绝大多数在2000元以下。长三角地区是中国最发达的经济带，物价偏高，该工资标准很难满足农民工的物质文化需求。

第四，有一半以上的农民工日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闲暇时间很难保证。

第五，22.3%的农民工认为自己的劳动环境有害或易威胁到身体健康，主要表现为：工作需要经常高空、高温、或者井下作业或工作需要经常接触有毒、有害或放射性物质。

第六，有一半以上的农民工没有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而调查时距离《劳动合同法》出台已经有2年以上的时间。

三、长三角地区农民工就业中劳动权益问题的因素分析

（一）变量定义与模型选择。文章选择周工资是否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和劳动环境是否有害或易威胁到身体健康为因变量。将周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即违反相关规定，最低工资标准未实施）赋值为1，反之为0；劳动环境有害或易威胁到身体健康赋值为1，反之为0。此时，两种情况均可以用logit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文章从个体特征、人力资本、行业、工会等方面具体选择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是否接受过职业培训、所在行业、单位所有制、是否工会会员、对《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等涉及劳动权益保障的法律法规了解程度作为自变量。自变量见表一最左侧一栏，赋值均为“是=1，否=0”。

logit回归模型形式如下（x为影响因素向量，而β是各影响因素的系数）：

（二）计量分析。根据上述分析，运用spss17.0软件处理调研数据，分别从周工资是否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和劳动环境是否有害或易威胁到身体健康两个方面对（1）式进行估计，结果见表一。

表一：长三角农民工劳动权益的logit回归结果

（三）长三角地区农民工周工资是否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因素分析

1.总体而言，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所在行业、是否为工会会员、对相关法律的了解程度对农民工周工资是否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有显著影响；而是否接受过培训、是否拥有技能资格证书、单位所有制对农民工周工资是否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没有显著影响。2.性别对于周工资是否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有重要影响。与女性相比，男性农民工周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可能性更大。这是因为男性农民工日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和周工作天数超过5天的人数更多，按照本文计算周应得工资的方法计算，其周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可能性更大。

3.年龄对于周工资是否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也有重要影响。25-34岁的农民工相对于25岁以下的农民工周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可能性显著降低。这是因为这部分农民工年富力强，具有更高的社会经验，工资一般不会低于最低工资标准。

3.文化程度对于周工资是否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有一定影响。特别是初中文化的相对小学及以下文化的周工资是否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可能性降低。

4.农民工所在行业对于周工资是否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有显著影响。特别是批发、贸易、零售业相对于建筑、装潢业周工资是否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可能性显著降低，并且在1%水平上仍然统计显著。

5.是否工会会员对于周工资是否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有显著影响。工会会员相对于非工会会员，周工资是否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可能性显著降低，并且在1%水平上仍然统计显著。

6.对相关法律了解程度对于周工资是否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有显著影响。了解相关法律法规能够有效保证农民工的工资权益。

（四）长三角地区农民工的劳动环境是否有害或易威胁到身体健康因素分析

1.总体而言，是否接受过培训、是否拥有技能资格证书、所在行业、单位所有制、对相关法律的了解程度对农民工劳动环境是否有害或易威胁到身体健康有显著影响；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是否为工会会员对农民工劳动环境是否有害或易威胁到身体健康没有显著影响。

2.是否接受过培训和是否拥有技能资格证书对农民工劳动环境是否有害或易威胁到身体健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并在1%水平上仍然统计显著。这是因为，接受过培训和拥有技能资格证书的农民工从事的一般是技术类的工作，而不是劳动环境十分恶劣的体力劳动。

3.所在行业对农民工劳动环境是否有害或易威胁到身体健康也有非常显著的影响。相对于从事建筑、装潢业的农民工而言，从事住宿、餐饮、娱乐业，批发、贸易、零售业和服务业及其他的农民工的劳动环境更好。

4.单位所有制对农民工劳动环境是否有害或易威胁到身体健康影响非常显著。相对于个体经营者来说，其他所有制的劳动者劳动环境更加有害或易威胁到身体健康。这是因为，个体经营者多从事住宿、餐饮、娱乐业，服务业和零售业等，这些行业的劳动环境更好。

5.对相关法律的了解程度对农民工劳动环境是否有害或易威胁到身体健康有显著影响。了解相关法律法规能够有效保证农民工在劳动环境方面的权益。

四、结论和建言

（一）结论

1.人力资本存量与农民工劳动权益获得状况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无论是文化程度，还是培训、职业技能资格证书都能提高劳动者再就业市场的竞争力或者帮助劳动者从事一些技术性职业，从而保障其劳动权益。

2.不同行业的农民工的劳动权益获得状况存在差异。一般来说，从事住宿、餐饮、娱乐业，批发、贸易、零售业和服务业的农民工劳动权益获得状况较好，而从事建筑装潢业和制造业的农民工劳动权益获得状况较差。

3.对相关法律的了解程度也显著影响农民工的劳动权益获得状况。可见，了解相关法律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农民工的劳动权益保护意识。

4.性别、年龄等个体特征和是否为工会会员等只在农民工劳动权益的某些方面发挥作用。例如，最低工资在男性农民工中更不易落实；25-34岁的农民工工资一般不会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工会的制度性因素能在保障最低工资落实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

（二）建言

1.农民工要注意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本存量，保障自身劳动权益；

2.重点保障从事建筑装潢业和制造业的农民工劳动权益；

3.在农民工群体中加大对《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等涉及劳动权益保障的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

第三篇：农民工论文：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与对策研究

农民工论文：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与对策研究

【中文摘要】我国推行改革开放制度,促进了城乡之间的融合。亿万追求自由、憧憬幸福生活的农民纷纷走出农村,迈入城市的现代化生活中,为城市的建设和发展默默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作为连接城乡二元社会的“桥梁”和“纽带”,农民工群体的流动历程无不影响着中国城市化和中国城乡和谐社会发展的进程。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解决好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学者们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注意到农民工的权益保障问题,他们从法律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角度研究农民工权益受损与保护问题,从教育学等角度研究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见解。但未能将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放到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放到社会的大背景中进行全方位、多角度、跨学科的透视,提出行之有效的对策和措施较少,现有成果很难有效地应用于实践。本文以西安市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为个案,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和社会发展的大背景来看待农民工问题。运用社会排斥、结构功能主义等相关理论,采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依据“社会排斥”这个十分有力的概念工具分析了当前农民工在市民化进程中的权益缺失现状以及缺失的原因,从社会组织、社会制度方面,提出建构农民工...【英文摘要】Rural migrant workers are floaters of new era, but it is a remnant of the old system.Spring breeze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opened a wall of separation cracks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Hundreds of millions of fanners yearning for freedom and pursuing happiness flew out villages which were held their many years, raced towards cities, worked hard to dedicating their youth.As a bridge and link connecting urban and rural society, the flow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all affect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n Chi...【关键词】农民工 权益保障 问题 对策

【英文关键词】rural migrant workers rights and interests protection problem Strategy

【目录】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与对策研究3-47-89-1

1Abstract4-51.2 研究意义8-9绪论7-11

摘要

1.1 选题背景

1.3 研究思路及方法

2.1 相相关概念、理论及研究现状述评11-18

2.2 相关理论概述14-15

关概念11-14述评15-1818-35

2.3 已往研究以西安市农民工权益缺失为例的分析3.1 西安市农民工的基本状况18-22

3.2 农民

工在城市面临的社会排斥22-30析30-35

3.3 农民工权益缺失原因分

4.1 构建保保障农民工权益的对策35-44

障农民工权益的制度环境35-37组织环境37-3939-40

4.2 构建保障农民工权益的4.3 构建保障农民工权益的社会舆论环境

4.5

4.4 构建保障农民工权益的系统环境40-42

增强农民工的维权能力42-44献45-48

附录

48-57结束语44-45致谢

参考文

第四篇：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的保障对象问题研究

摘要：各地所实施的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制度普遍存在保障对象不够明确、保障期限短、保障水平低等问题，上述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有关部门作出明确的规定，也需要政策制定者提高认识水平及政府的财力支持。

关键词：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主要问题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颁发《关于开展农民工参加医保专项扩面行动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指出，争取2006年底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险人数达2 000万人，并争取2008年底实现全面覆盖与城镇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农民工。该《通知》对农民工医疗保险作了整体的规划，但这些规定过于原则性，对在实践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均未细化，尤其是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制度的对象根本就没有涉及。存在如下问题：

一、参加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农民工能否参加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

该问题涉及到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与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的衔接问题，对此，各地的政策也不尽相同。如，上海市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政策实施后，要求此前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外来从业人员必须一律参加综合保险，而不再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天津、济南、合肥等地则规定已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农民工，应按照原有的方式继续参加医疗保险，不得由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转为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而重庆、成都、广州等更多的地方则是将选择权交给企业。如《重庆市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市级统筹暂行办法》第17条规定：“用人单位按照《重庆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市级统筹办法》为农民工办理了基本医疗保险的，继续按原办法执行，也可改按本办法参加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对用人单位而言，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与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的缴费水平不同，为降低用人成本，很多用人单位乘机将以前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农民工转为参加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其结果不仅使已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农民工丧失了个人帐户，而且以前的缴费年限也不再计算，这虽然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农民工本人的经济负担，但事实上却降低了农民工的医疗保障水平。为维护农民工的既得利益，维护医疗保险关系的稳定性，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应出台相关的政策，明确禁止用人单位未经职工同意不得将已经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农民工转为参加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

二、流动就业的农民工能否同时参加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

这涉及到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衔接问题，各地出台的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政策基本上没有作出规定，做法却不尽一致。一些地方对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参加新型合作医疗保险不设任何限制，只要他们愿意加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经办机构一律予以接收。这是因为，一方面，允许农民工同时参加两种医疗保险可以提高农民工的医疗保障水平，另一方面，在现有条件下，了解外出务工人员是否参加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十分困难，很不现实。而有些地方则不允许长期在外务工的农民工同时参加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以防止参保人的逆向选择，避免因为参保人两地参保而出现合计报销的医疗费用超出实际发生的医疗费用的情况。从理论上分析，现阶段各地所实施的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缴费水平较低，保障水平有限，而筹资能力的限制也决定了现阶段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保障水平也不高。所以，即便允许农民工两地参保，也很难出现两地报销的费用总额高于实际发生的医疗费用的情形。此外，农民工大多属

于青壮年群体，相对于老人和儿童而言，发生疾病的概率较低，如果将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排斥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体系之外，必然会影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基金的收支平衡，加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基金支付的风险。当前的主要问题应是如何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基本医疗需求，而不是如何防止农民工的过度医疗保障。因此，在现阶段，各地应允许农民工同时参加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这样，既可提高农民工的医疗保障水平，又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平稳运行。但从长远来看，随着国家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财政支持力度的不断加大及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保障水平的不断提高，应逐步限制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在输出地和输入地两地同时参保，规定他们只能选择参加一地的医疗保险，即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就不能参加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反之，参加了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就不能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

三、缺乏划分稳定就业和流动就业农民工的标准

当前，农民工的构成较为复杂，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与城镇用人单位签订规范的劳动合同，稳定就业的农民工；第二类是农闲时外出务工，农忙时回乡耕种的季节性农民工；第三类是在不同的岗位和职业之间、不同的城市之间以及城乡之间不停转换的流动性农民工。从理论上讲，第一类农民工除不具有城市户籍以外，与城镇居民不存在本质区别，应将他们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体系；第三类农民工则应通过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来解决他们的基本医疗保障问题；而所谓的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主要应针对第二类农民工实施。也正因为如此，《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国发[2006]5号)明确规定：有条件的地方，可直接将稳定就业的农民工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但由于缺乏对农民工进行科学分类的法定标准，特别是由于缺乏稳定就业的农民工与流动性农民工之间的统一的划分标准，致使各地在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问题上出现较大的差异，并呈现出如下三种不同的模式：

(一)完全将农民工排斥在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体系之外，而不管农民工是否与用人单位存在稳定的就业关系。该种模式以上海为代表，2002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制定的《上海市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暂行办法》规定，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外来从业人员一律参加包括工伤(意外伤害)、住院医疗和老年补贴在内的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而不能参加上海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二)将选择权交给用人单位，由用人单位决定其所使用的农民工是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还是参加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北京、重庆、深圳、珠海等地均采取此种模式。在这些地方，既建立起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又建立起了农民工的大病医疗保险制度，农民工参加何种医疗保险主要由用人单位作出选择。

(三)明确规定“稳定就业”的地方标准，但差异较大。如，《天津市农民工医疗保险办法》第3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农民工凡是建立一年以下期限劳动关系的，应当参加农民工医疗保险，用人单位与农民工凡是由一年以下期限劳动关系转为稳定就业劳动关系的，应当随本单位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方式，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或大病统筹基本医疗保险。”从天津市的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划分农民工稳定就业与流动就业的标准以一年的劳动期限为准，具体而言，农民工与用人单位的劳动期限在一年以下的属于流动就业的农民工，就应该参加农民工医疗保险，农民工与用人单位的劳动期限在一年以上的属于稳定就业的农民工，就应该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与天津市的规定不同，《合肥市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险试行办法》第3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农民工建立劳动关系或形成事实劳动关系的期限

在2年以内的，可按本办法选择参加农民工医疗保险，用人单位与农民工建立劳动关系或形成事实劳动关系的期限在2年及2年以上的，应按照《合肥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暂行规定》参加本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由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与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在筹资模式和保障水平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农民工参加何种医疗保险对农民工本人、用人单位、经办机构甚至当地政府都有重大的影响，为避免各地在此问题上的差异，有必要由劳动与社会保障部作出明确、统一的规定。

四、将部分农民工以及农民工的家属排除在外

纵观各地所建立的农民工医疗保险制度，不难发现，有些地方往往根据职业特点对农民工进行不同的分类，并将从事特定职业的农民工排除在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制度之外。如，《上海市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暂行办法》第3条规定：“下列外来从业人员不适用本办法：(一)从事家政服务的人员；(二)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员；(三)按照《引进人才实行<上海市居住证>制度暂行规定》引进的人员。”《成都市非城镇户籍从业人员综合社会保险暂行办法》第2条规定：“前款所称非城镇户籍从业人员是指不具有城镇户籍，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被用人单位招用或个人在城镇从事商品生产、商品流通或服务型活动等劳动者，但从事家政服务和农业劳动的劳动者除外。”显然，从事家政服务和农业劳动的农民工与从事其他职业的农民工除职业不同外，不存在其他任何区别，他们在务工期间与其他农民工一样面临各种疾病风险。也许将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工排除在外是因为他们可以通过参加务工所在地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来获得必要的医疗保障，将从事家政服务的农民工排除在外是因为家政服务具有临时性和短期性的特点。但是，如果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工不能或没有参加当地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而从事家政的农民工将提供家政服务作为他们的长期职业，那么，将上述两类农民工排除在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之外，就是对他们的一种歧视和不公。

此外，各地在建立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时，基本上都将农民工的家属排除在外，这一做法也不尽合理。研究表明，新一代农民工存在许多不同于老一代农民工的特点，其中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农民工常常携妻带子举家外出，而不再是自己外出务工而让家属和孩子留守。然而，跟随农民工外出的家属中有相当一部分并不从事任何有报酬的劳动，而主要是为了照顾丈夫和孩子。在现阶段，这些人往往享受不到任何医疗保障。这是因为；第一，由于已经举家外出，这些人一般不愿意参加户籍所在地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第二，由于她们不具有城市户籍，因而无法参加城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第三，由于她们没有和用人单位形成任何劳动关系，无法参加农民工的大病医疗保险；第四，由于家庭收入水平较低，她们又不可能参加任何商业性的医疗保险。然而，恶劣的居住条件、贫乏的卫生知识、独特的生理特征，使她们更容易受到各种疾病的侵害，而一旦患病，必将因为缺乏任何医疗保障而使本人和家庭面临极大的风险。因此，各地在建立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时，应尽可能地扩大保障对象的范围，将农民工家属纳入进来，以解除她们的后顾之忧。

第五篇：关于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

关于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

农民工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结构的调整，我市煤炭、造纸、耐材、建材等行业发展迅速，吸引了大批外来农民到我市就业、创业和发展。目前在我市务工就业的外来人员已达8万人，加上本地就业的农民，我市的农民工超过14万人。这些人员大多来自农村，多数 在煤矿、建材、耐材、建筑、餐饮、服务等行业和其他脏、累、苦、险等工种岗位工作，为我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促进我市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屡屡受到侵犯，尤其是一些私营企业主，只重经济效益，不重视农民工的权益保护。因此，如何保护好农民工的权益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农民工权益保护存在的问题

（一）劳动关系不规范。2005年上半年人事劳动局对全市的砖瓦窑厂、石灰石料厂、小煤矿的用工情况进行了专项治理，共检查了376家用工单位（其中砖厂64家，石灰石料厂127家，小煤矿185家），这些单位共使用农民工15172人（其中砖厂1996人，石灰石料厂1924人，小煤矿11252人）。检查中发现，有

144家单位没有或未完全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其中砖厂29家涉及农民工759人，石灰石料厂45家涉及农民工1222人，小煤矿78家涉及农民工5139人），无证经营63家（其中砖厂54家，石灰石料厂9家）。检查中发现，目前我市的用工秩序比较混乱，大部分砖厂没有营业执照，不具备用工资格；部分用人单位没有按《劳动法》要求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或合同到期后没有及时续签。部分已签订的劳动合同也存在着许多“不平等”和“不合理”的内容和条款。如一些从事建筑、采矿等危险行业的用工单位私下与农民工签订“事故责任自负”的“生死合同”。

（二）部分农民工劳动权利受到侵害。主要表

现在：一是加班不给或少给加班工资。多数农民工劳动时间长、强度大、待遇低。一些私营企业，每天工作时间在10个小时以上，有的高达18个小时，超时工作现象严重。二是拖欠甚至拒绝给付工资和其它福利待遇。我市在农民工合法权益保护方面存在不少问题：如非法使用童工，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拖欠工资，收取抵押金，强迫劳动等行为。2003年劳动部门接待举报投诉266起，查处违法案件93起，涉及职工3250人，共追回工资169.8万元，退还押金3万多元，补交社会保险金17万元；2004年接待举报

投诉346起，立案查处128起，涉及职工4271人，共为劳动者追回工资277.82万元，返还押金4.12万元，补缴社会保险费14.7万元。2005年春节前到现在，劳动部门已接待职工举报上访119次，涉及劳动者670人，立案处理41起，协调处理16起，为劳动者追回工资38.6万元，返还押金1.6万元。三是休息休假权利没有落实。不少用人单位在元旦、春节和国际劳动节等国家法定的节假日也不让农民工休息。四是工作环境恶劣，缺乏劳动保护。有的用人单位不给农民工配发必要的劳动保护用品，农民工经常进行“没遮拦”作业，导致农民工职业病发病率较高，容易造成伤亡事故。

（三）社会保障权利缺失。目前我市大部分用人单位还没有为农民工进行社会保险登记，不给农民工买社会保险，农民工在年老、患病、工伤、失业的情况下获得社会保障的权利没有保证。

（四）社会权益得不到尊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歧视。农民工这一称谓不仅是对民工身份与职业分离的形象描述，也是一种歧视性称谓。随着农民工在城市经济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城市对农民工的认识正逐步深化。但是，城市对农民工的社会排斥现象仍然存在；二是农民工子女得不到良好

教育。城市学校入学的户籍体制使很多农民工子女不能进入学校接受教育，既使能够进入学校学习也需要缴纳高额的借读费。

二、建议

（一）完善权益保护的政策机制。一是要尽快出台农民工权益保障的相关政策。进一步完善《劳动法》的配套管理措施，尽快制定有关农民工工资支付的规定和办法，建立起劳动者工资支付责任制和预警制度，对拖欠工资的企业进行惩治。二是加强劳动合同管理。以劳动合同执法检查等形式推进劳动合同全面普及，实现劳动关系合同化和规范化。三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险登记制度，让广大农民工都能参加社会保险，获得社会保障的权利。

（二）加强就业前培训工作。重点搞好两个培训：一是职业技能培训。通过培训，提高农民工的劳动技能和劳动力价值。二是做好农民工维权教育。通过教育使农民熟悉法律，提高农民工运用法律维权的意识。

（三）转变城市主体的管理理念。城市管理部门要转变管理观念，实行积极的农民工管理政策，取消对农民工的各项歧视。要多增设一些学校，接纳农民工子女上学，不增收其他费用，确保农民工子女正常上学。

（四）加大执法力度和提供法律援助。劳动保障部门

要加大劳动执法检查力度，严厉查处侵害农民工权益的用人单位，打击非法职业中介，确保用工市场信息准确。司法行政部门要在农民工集中的地方开展法规咨询服务，常年为农民工提供帮助，法律援助中心及法律服务机构要及时为外出农民工提供代理、辩护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