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意杀人罪刑事判决书

第一篇：故意杀人罪刑事判决书

故意杀人罪刑事判决书（2011）阜刑初字第50号发布时间：2011-08-25 09:58:19

公诉机关阜阳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吴海，男，1952年8月29日出生，汉族，文盲，农民，家住阜阳市海会镇高垅村二组。因本案于2011年5月31日被刑事拘留，2011年6月11日被逮捕。现羁押在阜阳市看守所。

辩护人汪志刚，阜阳炎黄律师事务所律师。

阜阳市人民检察院以阜检刑诉（2011）35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吴海犯故意伤害罪，于2011年5月23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1年6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阜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周平出庭支持公诉，辩护人出席进行辩护。现已审理终结。

阜阳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2011年4月15日许，被告人吴海因怀疑其染上性病为被害人何天所致，窜到阜阳市市区人民路3号三楼的出租屋内，与何发生争执。在争吵和拉扯中，被告人吴海用其从走廊上拿进的一条木棒，猛打何的头部、颈部及身体多处，致何昏迷，即逃离现场。后何被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经法医鉴定，被害人何天系被人用钝器致伤头部，造成严重颅脑损伤死亡。为证实上述事实，公诉机关当庭宣读、出示了十七项证据。公诉人提出被告人吴海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被告人吴海辩解称其没有到过被害人的宿舍作案，其以前所作的供述是不真实的；其辩护人辩称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

经审理查明：经法医鉴定，被害人何天系被人用钝器致伤头部，造成严重颅脑损伤死亡。且公诉机关当庭宣读、出示了十七项证据。且被告人在庭上辩解所说没有证据。

本院认为，被告人吴海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其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吴海故意杀人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辩护人认为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判决如下：

被告人吴海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长杨芳人民陪审员周琴人民陪审员张仲宁二0一一年八月二十五日书记员郑佳煜

法学091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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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故意杀人罪研究

故意杀人罪研究（上）

王作富

杀人罪是一个古老的罪名，早在大禹时代，就有“昏、墨、贼、杀”之规定。“贼”，即杀人。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对杀人者处死刑的规定。“贼”，即杀人。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对杀人者处死刑的规定。汉高祖刘邦进咸阳，向百姓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低罪”，是首次把杀人罪的罪名在法律上加以规定。这一罪名延续至今，仍成为一种严重的罪行。

生命权利，是人的最重要的人身权利。人死不能复生，因此，故意杀人成为最严重的侵犯人身权利的犯罪，并处以最重的刑罚。瑞士刑法典为突出显示其对公民个人权利的极大关注与保护，其分则中的第一条就规定杀人罪。我国刑法虽然与瑞士刑法的体系不同，但我国刑法将故意杀人罪规定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一章的第一位，以及司法机关一贯对此罪采取严厉惩罚的政策，充分地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公民生命权利的有力保护。

故意杀人罪，是一种性质十分严重的犯罪，而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对于此罪的认定与处理有不少复杂而又有争论的问题，值得研究。我在这里只讲以下几个问题：

一、杀人罪的客体与对象

故意杀人罪，是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这是刑法学上的通说。其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的生命权利，自然，其杀害的对象只能是有生命的人，除个别国家（如印度）规定，自杀未遂的，要负刑事责任以外，多数国家未规定自杀罪。

既然杀人罪的对象是有生命的人，那末，以什么为标志来确定被害的对象是有生命的人呢？这个问题，由于涉及在刑法上具有不同性质与地位的杀人与堕胎的界限，变得相当复杂，在各国法律上和理论上，尚无一致的解决办法。

按一般观点，杀人与堕胎的区别，在于对象不同，前者是人，后者是胎儿。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严格区分二者的界限，是相当困难的。有的学者认为，胎儿也是有生命的“人”，叫做“成长中之胚胎生命”，有的说，胎儿是指“从受胎成长为刑法上的（自然）人期间的生命体”[1]1989年10月在维也纳召开的国际刑法学协会第14届大会通过的《关于刑法与现代生物医学技术问题的决议》指出：“原则上应该从精卵结合之时起便对人的生命进行保护，不论这早期的胎儿应该称为“人”还是一个享有基本权利的‘存在物’„„”有的日本学者根据日本民法的规定指出：“民法上，人意味着权利的能力的主体，如果还有必要的话，也可把胎儿看作人”[2]但是，把民法观点用来确定刑法上作为杀人罪对象的“人”的标准，显然是不可能的。

以上说明，用被害对象是否为“生命体”，或者是否为“人”来区分刑法上所说的“自然人”及“胎儿”，是相当困难的。但是，不区分二者界限，也就无法区分杀人与堕胎的界限。因为，有些国家刑法上规定有堕胎罪（如瑞士、西班牙、印度、日本、泰国等），有些国家则不禁止堕胎。分不清杀人与堕胎的界限，必然导致混淆罪与罪，甚至罪与非罪的界限。一般说，堕胎是指在胎儿自然分娩之前，用人工的方法中断妊娠，使胎儿排出母体之外。但是，分娩是个过程，在刑法上应当以什么时间或状态，作为区分堕胎对象为杀人对象的标志呢？在刑法学发展史上，学者们提出了多种主张，主要有：（1）阵痛说。认为有规则的阵痛，是分娩的开始，意味着胎儿与胎盘开始分离，此时胎儿已成为人，此为德国、法国之通说。（2）一部露出说。认为从胎儿躯体的一部分露出母体之时，就成为人了。（3）全部露出说。认为只有胎儿已全部露出母体之外，才成为人。（4）独立呼吸说。认为只有胎儿已全部并且能够独立呼吸之时才成为人。以上各说相争，终未取得一致理解。我国刑法理论一般主张，刑法上所说作为杀人罪对象的人的生命，是指人在出生的后能够独立呼吸的状态。[3]也有的说人的生命，始于出生，终于死亡。[4]还有的主张，胎儿出生以后，是否具有生命，由助产师和产科医生加以鉴定，就能够确定其为有生命的婴儿或者为无生命的死胎，不需要以什么独立呼吸说或其他什么学说作为确定是否具有生命。[5]我认为，从司法实践中看，采用独立呼吸说，一般是比较适当的，但是，在特殊情况下，也会遇到较难处理的问题。比如，在自然分娩过程中，胎儿头部刚一露出，助产医生立即采取一种手段，给其造成伤害，或者致其死亡，显然不属于堕胎行为，如不按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处理，按什么罪处理呢？看来，若要坚持上述观点，对于这种特殊案件，在必要时只能采用类推的方法，比照上述二罪的规定处理，是否适当，还可进一步研究。

人死后的尸体，不成为杀人罪的对象，除杀人者由于认识错误，误将尸体当活人进行杀害，可构成故意杀人罪（未遂）以外，故意毁坏他人尸体，我国刑法未规定独立的犯罪。因此，确定人死亡的标准，对于认定是否构成故意杀人罪，同样十分重要。数千年来，各国传统的观点，是以心脏停止跳动、自然呼吸停止作为死亡的标准。美国《布莱克法律辞典》上解释：“血液循环全部停止以及由此导致的呼吸脉博停止”[6]即为死亡。我国的《辞海》也采取此标准作解释。但是，自从1967年首次心脏移植成功，以及心肺机的问世，对上述观点产生了很大的冲击。证明人的心脏停止跳动，并不能证明人的整个肌体已经死亡。因此，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在本世纪五十年代，又提出了“脑死亡”的概念，认为人脑受到不可逆转的损伤，先于心跳停止和呼吸停止而引起的死亡，就是真正的死亡。

[7]按照这个标准，只要经诊断为脑已死亡，即使其心脏依靠人工方法尚维持跳动，就应宣告该人已死亡。但是，这种标准，目前还未能得到多数国家所承认。有些学者指出，对于心脏尚在跳动的人宣布为死人，则取出其心脏乱移植给别人，也不算杀人，不符合伦理观点。我国目前仍采用传统的死亡标准，但是，有些学者建议，我国立法机关制定法律，采用脑死亡作为死亡的标准，这样以来，医生就可以对那些“植物人”，即对外界和自身毫无感觉、意识，没有自主运动的人，宣布其为死亡的人，放弃对其抢救和医疗。

二、间接故意杀人的认定和处理

故意杀人根据行为人对死亡的态度的不同，区分为直接故意杀人和间接故意杀人，前者是指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他人死亡的结果，并且希望死亡结果发生。后者是指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他人死亡的结果，并且放任死亡结果的发生。在一般情况下，前者不难认定，而后者则复杂得多。

（一）间接故意杀人的特点及具体表现

从司法实践中看，间接故意杀人与直接故意杀人不仅对待死亡结果的态度不同，而且犯罪的发生和实施的情况也有不同；第一，直接故意杀人，是以杀死他人为目的，因此，为达此目的，行为人一般都会在事先积极进行物质上或其他必

要的准备活动，因而一般具有预谋性的特点；而间接故意杀人，并不抱有致他人于死地的目的，不可能为杀死他人而有意识地进行事先准备活动，因而犯罪之实施一般表现为突发性；第二，直接故意杀人，以杀死他人为目的，行为人的全部意志都集中在如何致他人于死地，表现出其强烈的反社会心理，对社会具有更大的主观与客观的危险性，因此，不论是否将他人杀死，都应给以刑罚处罚。而间接故意杀人，由于并无杀人的目的，只有已经致他人死亡情况下才能成立，因此，不能对未造成死亡的按间接故意杀人未遂处罚。第三，直接故意杀人，既然抱有杀死他人的目的，在作案时一般表现为行为的连续性和无节制性，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而间接故意杀人，并不追求死亡结果的发生，因此，面对死亡的危险，其行为一般不具有上述特性。

从司法实践上看，间接故意杀人一般发生以下几种场合：

1．行为人意图伤害他人，在动手时意识到有可能造成成死亡，虽不追求，但也不设法避免死亡，而是听之任之，放任死亡之发生，结果造成了死亡，构成间接故意杀人。例如，王×的妹妹与男青年李×恋爱，后李与其妹断绝了恋爱关系，王×忿然，于是约了朋友孙×，说去教训李一顿。二人见到李后，先是争吵，继而双方撕打起来，王乘李不备掏出随身带的匕首朝李胸部猛刺一刀，转身逃跑。次日，王得知李被送往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案情表明，王为泄私愤，抱有伤害李的目的，但是，在撕打中，他用匕首猛刺李胸部，虽说这种动作并非在任何情况都不可避免地造成死亡，但论其危险性已超过一般伤害行为的程度，王对可能造成死亡不可能是不知道的，但他对此既未采取非置李于死地不可的态度，也未阻止死亡的发生，而是采取了放任的态度，因此，应认定其构成间接故意杀人。

2．行为人意图毁坏他人财物，或造成其他损害，但同时放任了死亡的发生。例如，某单位会计贪污巨款后，为湮灭罪迹，深夜对其会计室纵火，他明知室内有人在睡觉，可能跑不出来被烧死在里边，仍不设法避免，结果该人被烧死了。这种案件属于一行为触犯二罪名，但只能按一重罪处理。单就对死亡的态度而言，应视为间接故意杀人。

3．行为人没有违法犯罪的目的，但在行为时放任死亡的发生。例如，张×奉命持枪去消灭疯犬。他眼见一疯犬跑到距离一小孩很近的地方，此时开枪有可能打死小孩，但他为了邀功却不管不顾，连发数枪，其中一枪击中小孩，当场死亡。张×无杀人之目的，但对自己的行为可能使小孩死亡采取放任态度，构成间接故意杀人。

4．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有发生死亡或伤害的危险，虽然，其中任何一种结果出现都不是他的目的，但他又不积极防止其任何一种结果发生。例如，钱×驾驶卡车去山上盗伐林木，在返回途中被检查站工作人员人员周×拦住，要其将木材卸下。钱×不听，将车启动，欲强行开走。周×遂登上驾驶室旁的踏板，命令其停车，钱为将周甩到车下，时而加速前冲踩刹车，时而使车走蛇行路线，让车身连续左右猛列摇摆，终将周甩到马路上，因头部着地，造成颅脑损伤，抢救无效死亡，案情表明，钱×目的只是赶快开车逃跑，逃避孕药制裁，并无伤害或杀害周×的目的，但是，他采取的手段包含了致伤或致死的危险，他不是不了解的，只是为了能逃避制裁，而对此采取了放任态度，由于其造成了死亡，应认定为间接故意杀人。

总之，认定间接故意杀人，最重要是掌握两条：一是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引起他人死亡。对于认定行为人有无此认识，不能单凭被告人口供，而应当结合案件的各种事实，如犯罪的工具、手段、作案的环境，伤害的部位，案件的起因，等等，综合地、实事求是地加以认定。二是行为人对可能发生的死亡结果，虽然不是希望其发生，也不是依靠某种力量或条件希望避免其发生，而是放任其发生。对于致人死亡的案件，只有符合这二个条件，才能认定为间接故意杀人。有这样一个案例，被子告人某甲与其妻某乙产生矛盾，遂想毒死某乙。某甲向别人要来一点水银，偷偷放在乙吃的饭里。但能否将乙毒死，甲自己也不知道。结果，乙吃下去之后没有中毒而死。有人认为，甲并不肯定乙吃下水银能毒死，而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因此，甲构成间接故意杀人未遂。我认为，这是错误的。错就错在只看到行为人对死亡结果发生可能性认识上的不确定性，却忽略了其对死亡结果的目的性。事实上，只要行为人有杀死他人的目的，既使由于其认识错误而采用了根本不能致死的手段（如使用已失效的毒药），也应当认为直接故意杀人未遂，而不是间接故意杀人。

（二）间接故意杀人有无未遂

这个问题，在中外刑法学者中间，都存在争论。前苏联的刑法理论一般认为，间接故意犯罪在“逻辑上”可以存在未遂，但事实上很难认定，所以只能处罚直接故意犯罪未遂。[8]但是，著名刑法学家特拉依宁则认为，在事实上、逻辑上，间接故意犯罪都不存在未遂。[9]《苏俄刑法典》第15条规定：“凡直接以犯罪为目的实施的故意行为，如果由于犯罪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完成的，即认为是犯罪未遂。”把未遂与犯罪目的联系起来，可见未遂只存在于直接故意犯罪之中。

我国刑法第20条关于未遂的定义，没有提到犯罪目的，而使用了“未得逞”三字表示犯罪未完成。按《现代汉语词典》解释，“逞”即“达到目的”，“未得逞”应指“未达到目的”。但是，在刑法理论上，一般认为，决定犯罪既遂与未遂，在于行为是否齐备了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某种犯罪的全部要件，而不决定于行为人的目的是否达到。然而，脱离犯罪的目的谈未遂，在法律上也是没有根据的。有的同志主张、间接故意犯罪有未遂，理由是，他放任的结果，就是他的犯罪目的，叫做“不确定的目的”。多数人对此采取否定态度。犯罪未遂只存在于故意犯罪之中，间接故意也是故意，似乎由此“在逻辑上”可以推论出间接故意犯罪也有未遂。但是，这种推论是错误的。因为，间接故意犯罪是针对特定的犯罪结果而言的，这种犯罪的主观特征，就在于行为人并未把所发生的犯罪结果作为自己追求达到的目的，而是表现为对这种结果可能发生、可能不发生的两种可能性，都采取了放任的态度。换言之，其中任何一种可能变为现实，都是不违反其本意的。正因为这样，当其所预见的危害结果发生时，当然也不应当让他承担犯罪未遂的刑事责任。这样才是真正贯彻了刑法上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原则。

有的同志把间接故意犯罪放任犯罪结果之发生，说成是行为人的“不确定的目的”，是不能令人同意的。问题是，持这种观点的同志没有正确使用“犯罪目的”这一概念。在刑法学中，一般认为，犯罪目的是指犯罪人通过实施犯罪行为在主观上所希望达到的结果[10]，对于杀人罪来说，就是指对死亡结果的追求。既然在间接故意杀人情况下，行为人并不是希望致人死亡，而只是放任其发生，对死亡而言谈得上什么犯罪目的呢？有的同志为了论证间接故意杀人具有“不确定的目的”，指出：“只认识到死亡的可能性，表明犯罪目的不确定”，对犯罪结果的态度不确定，表明犯罪目的不确定”。前一说法，把行为人对死亡结果的认识同对犯罪结果的态度混淆起来，在理论上是站不脚的，在实践中也没有根据。十分明鲜，当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引起他人死亡结果的发生，但他希望这一结果发生，是直接故意杀人，因为他的犯罪目的是确定的。可见，对死亡能否发生在认识上的不确定，并不意味着其犯罪目的不确定。后一说法，把放

任死亡结果的发生，说成是对犯罪结果的态度不确定，进而证明犯罪目的不确定，也未能正确反映间接故意杀人主观心理特征。事实上，行为人对于可能发生的死亡结果，采取了放任态度，而不是希望，这是确定的，没有任何根据说死亡是行为人的“不确定的目的”，这与一个人想要炸死他的仇人，乘仇人在室内睡觉，向室内投掷一爆炸物，心想即使炸不死，能把他炸伤，也能达到自己泄愤的目的，是根本不同的。在这里，被害人致死或致伤，都符合行为人的目的，行为人主观上不能肯定哪种结果发生，并不能证明他是间接故意犯罪。相反地，如果人被炸死了，应认定为直接故意杀人既遂；如果人只被炸伤，则应认定为直接故意杀人未遂。

三、与自杀有关的事件的处理

在我国，自杀不构成自杀罪（以自杀方式企图达到其他犯罪目的，构成其他罪的，另当别论）。但是，与自杀事件之发生具有因杲关系的行为，却可能构成犯罪，应当追究与此有关的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因此，应注意在此类案件中区分罪与非罪界限。

1．与他人自杀之发生有一定联系，但不存在违法性和罪过的行为，不能令行为人对自杀负刑事责任。比如，一学生违反课堂纪律，教师当众对其进行批评，该生自感无脸见人，回家之后服毒自杀身亡。教师履行职责，没有过错，自杀应由死者自己负责。

2．由于行为人违背自己的义务，导致他人自杀的，要根据行为人的具体义务、违背义务的具体情节、对于自杀所起的作用等事实，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例如，作子女的长时间对自己丧失独立生活能力的父母拒绝履行赡养义务，致使父母不堪忍受饥寒交迫而自杀身死的，应按遗弃罪追究其子女的刑事责任，但是，如果子女平日没有虐待或遗弃父母的行为，只是由于某种原因，未能按时向父母寄送生活费，拖延了若干时日，其父母却因此而自杀，显然构不成遗弃罪，当然也不能对自杀负刑事责任。负责调处群众纠纷的干部，已经发现当事人有自杀的兆头，本应及时采取措施，防止其自杀，但却严重不负刑事责任，不采取任何措施，以致自杀发生，情节恶劣的，可构成玩忽职守罪；情节轻微的，可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3．行为人对他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之后，致使他人自杀死亡的，一般应当首先根据其违法情节的轻重，危害的大小，确定其是否构成了刑法上的某种犯罪。构成什么罪就定什么罪，例如侮辱、诽谤罪、强奸罪、非法拘禁罪，等等，把自杀的事实作为量刑情节依法处罚。但是，如何适用法律，值得研究。

4．故意用暴力、胁迫方法，把被害人逼上走投无路的境地，有意逼使其自杀，达到除掉被害人的目的，或者利用被子害人愚昧、迷信，以欺骗手段诱使他人自杀的，以达到借被害人的手杀死被害人的目的，是故意杀人的特殊手段，应以故意杀人罪论处。

5．教唆或帮助他人自杀。教唆自杀，是指他人没有自杀的意图，而用口头、文字或其他方法故意唆使他人自杀。帮助他人自杀，是指他人有自杀的决意，应其要求或嘱托，为其自杀提供条件，帮助其实施自杀，自杀后本人虽不能对自杀行为负刑事责任，而教唆、帮助他人自杀，对社会却是有危害性的。但是，这种行为与一般故意杀人不同。首先，死亡是经过自己的手结束自己生命的，其次，自杀是由自杀者本人的意志决定的，不是被迫的。因此，有些国家在刑法上设专条规定：“教唆自杀罪”和“帮助自杀罪”。这种立法经验，值得借鉴。我国刑法对此没有明文规定。在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一般主张按故意杀人罪处理，我认为，这与故意杀人罪的特征不符，定故意杀人罪不妥。由于这种案件极少发生，在必要时，按类推的方法，比照故意杀人罪的规定定罪判刑为宜。在将来修正刑法时，可以考虑对此作补充规定，以使刑事立法更加完备。

6．相约自杀。这是指二人以上互相约定，共同实施自杀。其中，自杀未遂者，应否对他人的自杀死亡承担刑事责任？我国刑法对此无明文规定。台湾刑法规定，相约自杀，其未遂者免除处罚。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对此类案件的处理有不同意见。我认为，这类案件情况比较复杂，不宜笼统说有罪或无罪，而应区分不同情况来处理：

（1）二人以上各自产生自杀之决意，互相约定在同时、同地自杀，其中自杀未遂者没有教唆、欺骗、威逼他人自杀也没有直接动手杀死他人，该人对其他人自杀死亡不负刑事责任。

（2）在相约自杀中，其自杀未遂者曾教唆过他人与其一同自杀，对其应按教唆自杀处理，但比一般教唆自杀处罚更轻些。

（3）二人以上相约自杀，届时有人没有勇气自己动手杀死自己，要求其他人先动手杀死自己以后再自杀。应他人要求动手杀死他人，而后本人自杀未遂的，对其应按受嘱托杀人处理，即定故意杀人罪，可以从轻处罚。

（4）二人以上相约自杀，其中有的人提供自杀的条件（如提供毒物），本人自杀未遂，对其按帮助自杀处理，一般以不处罚为宜。

[1][日]木村龟二主编：《刑法学词典》，上海翻译出版公司出版，第634页。

[2] [日]木村龟二主编《刑法学词典》，上海翻译出版公司出版公司出版，第622页。

[3] 参见《刑法各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1页。参见《中国刑法之争》，吉林大学出版社版，第115页。

[4]《刑法教程》，法律出版社版，第283页。

[5] 宁汉林著：《杀人罪》，群众出版社版，第48页。

[6] 王镭主编：《中国卫生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96页。

[7] 王镭主编：《中国卫生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97页。

[8]（俄）契克瓦节主编：《苏维埃刑法总则》，法律出版社版，第340页。

[9]（俄）特拉依宁著：《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版，第257－258页。

[10] 杨春洗等主编：《刑事法学大辞书》，南京大学出版社版，第134页。

（作者系北师大刑科院特聘顾问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荣誉教授，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顾问）

第三篇：故意杀人罪取保候审申请书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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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什么样的犯罪，只要符合我国对取保候审的条件，那么就能够申请取保候审。司法实践中，很多刑事案件取保候审申请都是由专业律师进行的，故意杀人罪同样也可以取保候审。那么故意杀人罪取保候审申请书你知道怎么写吗？

故意杀人罪取保候审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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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何××，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联系电话：15××××

被申请犯罪嫌疑人：(姓名、性别、年龄、民族、籍贯、单位职务、住址)因涉嫌某某罪名已被公安局某分局刑事拘留，现羁押于看守所。)

申请事项：恳请贵局对犯罪嫌疑人xxx采取取保候审措施。

申请理由：犯罪嫌疑人xxx因涉嫌“故意杀人”一案，业经某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受犯罪嫌疑人xxx的姐姐xxx的姐姐的委托，某律师事务所何恩乾律师担任xxx的辩护人，保护其合法权益。

律师接受委托后，于2017年6月20日到某县看守所依法会见了xxx。会见中，xxx向律师言明了其在公安机关已对本案的事实如实作了供述，认为自己的行为系由家庭矛盾所引起。伤害前妻的行为，现在感到十分后悔。辩护人于6月26日，再次到某县看守所会见了xxx。回见中xxx告诉辩护人，目前，他身患严重疾病，随时都有发生意外的可能。为保护犯罪嫌疑人xxx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3条，第65条，第95条的规定，律师特对 xxx申请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同时，xxx的亲属xxx的姐姐也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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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申请取保候审的具体理由如下：

1、目前，xxx身患严重高血压，心脏病，属于重症病人。对xxx申请取保候审，可以使xxx有病能及时得到医治，符合保护弱者的社会理念。同时也可以减轻看守所的工作压力。

2、xxx归案后，能积极向公安机关如实供述其违法事实，应属坦白。可以认定xxx的违法行为社会危害性较小，无前科和劣迹存在，系初次违法。因此，对xxx取保候审不会发生社会危害。也符合“打击犯罪与尊重、保障人权”的刑事诉讼理念。

4、对xxx取保候审，也能使xxx早日回归社会，为和谐社会起到潜在的积极作用，符合“打击为辅，教育为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鉴于上述理由，申请人认为对犯罪嫌疑人xxx采取取保候审是“合法理、合事理和合情理”，敬请某县公安局，依法批准对xxx变更“刑事拘留”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强制措施。

如果侦查机关批准了对xxx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本辩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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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致

某县公安局

申请人：某律师事务所

执业律师：何**

二〇一三年六月二十六日

以上就是小编带来的故意杀人罪的取保候审申请书格式，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参考小编带来的范文，适当进行修改之后再进行使用。不过，最好还是聘请专业的刑辩律师来申请取保候审。赢了网网站为您提供你所在地区经验丰富的刑辩律师，为您打刑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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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故意杀人罪法定从轻情节探讨

故意杀人罪法定从轻情节探讨

——基于刑法第232条中“情节较轻的”的思考

张雄飞福建世礼律师事务所

内容提要：

长期以来，刑法学界对“故意杀人罪”的关注焦点主要在于死刑的存废之争、死刑的立法控制等间题。在该罪的审判实践中，法官往往存在对具有从轻情节的案件不判死刑立即执行而判死缓或无期徒刑就已算从轻的认识。“慎杀”理念是法治的进步，但 “慎杀”只是手段，不是最终目的，刑法第232条故意杀人罪的规定中“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较轻情节也应引起足够的重视。但由于“情节较轻的”缺乏明确规定，导致法官对情节的认定拥有重刑化倾向。本文试图通过对影响死刑适用的各种情节进行归纳比较，结合立法实践、立法传统和对比国外的法律规定，分析进一步细化量刑的情节，使故意杀人罪的法定从轻适用更加明确和具有可操作性。

关键词：故意杀人罪法定从轻情节较轻

一、现行的故意杀人罪的立法缺陷。

（一）对故意杀人罪的法律条文分析

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32条对“故意杀人罪”的规定为：“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此条款存在着以下的问题：

1、从重到轻的排列顺序容易导致法定从轻情节被忽视。在现行刑法典中，对所有其他犯罪的法定刑，都是按照从轻到重的顺序排列，而故意杀人罪的排列却是从重到轻。这种方式就意味着量刑时应首先考虑最重的刑罚，即首先考虑死刑，然后再考虑适用其他刑罚。在司法实践中，故意杀人罪在犯罪动机、行为手段和行为后果都具有极大的个体差异性，而这种优先考虑重刑的安排往往容易导致司法人员忽视法条中“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法定从轻情节。

2、法定从轻情节缺乏明确规定，导致法官对情节的认定拥有重刑化倾向。刑法虽然规定了故意杀人罪的法定从轻量刑，但对从轻的情节，仅是概括规定，没有明确列出具体情节，1也缺乏相关的司法解释，不利于实践操作。虽然这种立法的模糊立法表面上赋予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但实际上这种含糊性规定和第1点谈到的重刑倾向性，再加上被害者家属的压力，就容易导致法官不敢轻易认定故意杀人罪的减轻犯，其自由裁量就容易较多考虑适用重刑，导致法定从轻情节的认定在现实中存在诸多困难。

（二）对故意杀人罪的案例分析

比较以下三个案例：

案例1：1996 年1 月12 日晚, 被告人王某得知其父被董某所伤,即赶回家中, 适逢董某到其家, 双方即为此发生争吵、厮打。被告人王某用菜刀在董某颈部、头、面部连砍数刀,2将董某当场杀死。后王某逃离现场。被告人王某于1 月14 日投案自首。1关于故意杀人罪情节适用的司法解释很少，涉及具体情节的说明在实践中最具影响的要数最高人民法院于1999年10月27日发布的《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但也仅仅是指出了一些不适用死刑的情况，如间接故意实施故意杀人；被告人有法定从宽处罚情节；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者对矛盾激化负有突出责任的等情形。对于故意杀人罪减轻犯的情节，该纪要则没有涉及。2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刑事审判参考》1999年总第3期，法律出版社，17 1

案例2：被告人刘某和被害人马某同在随州市五眼桥农贸市场相邻摊位卖肉。1997 年10月22日上午，刘某之妻胡某与马某之妻徐某因琐事发生争执厮打，二人均受轻微伤,被群众拉开后,徐某又把胡某摊位上价值300多元的猪肉甩到地上。市场治安科明确“各自看各自的伤, 最后凭法医鉴定结果再行处理”。但是马某夫妇拒绝市场治安管理人员调解,在事发当日和次日多次强迫被告人刘某拿出360元钱给徐某看病, 并殴打了刘某夫妇。被告人刘某在矛盾发生后, 多次找市场治安科和随州市公安巡警大队等要求组织解决, 并反映马某人多势众纠缠不休, 请有关组织对自己给予保护。11月24 日下午3 时许,刘某被迫雇车同马某一起到随州市第一医院放射科给徐某拍片检查,结果无异常。马某仍继续纠缠,刘某十分恼怒, 掏出随身携带的剔骨刀朝马某背部刺1刀, 马某夫妇见状跑开, 被刘某追上，徐某胸、背、腹部被连刺数刀,马某胸、腹、背部等处被猛刺十余刀,然后刘某持刀自杀(致肝破

3裂)未遂, 被群众当场阻止。马某因被刺破肝脏致大出血而死亡；徐某的损害属重伤。

案例3：1983年被告人黄某被人贩子拐骗到河南省南乐县与被告人阎某结婚。1989年5月2日晚10时许，被告人黄某被本村村民阎甲强奸，阎某发觉后与阎甲斯打，被阎甲用匕首刺伤。阎甲作案后潜逃。为给阎某治伤，阎某的家人牵走阎甲家的耕牛，卖得900元钱以充抵医疗费。阎甲被抓获归案后，以强奸罪、故意伤害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1997年11月阎甲出狱后，以讨要耕牛为名，多次向阎某及其兄弟勒索钱财，还多次拦戴、威胁被告人黄某。1999年2月，经人调解，阎某之兄给付阎甲现金1900元，但阎甲不肯罢休，以其母牛每年可生一头牛犊为借口，另索要现金8000元，阎某下跪求饶亦无济于事，阎甲扬言如不给钱就要杀阎某全家。为此阎某一家终日提心吊胆，将子女寄住于他人家中，二被告人则躲藏在阎某母亲家中。2000年1月12日凌晨6时许，阎甲来到阎某夫妇临时住所威胁、索要钱财，阎某用事先准备好的粪叉将阎甲打倒在地后并将阎甲按住，黄某则持菜刀朝阎甲身上砍，刀被阎甲夺走后，黄某又拿起粪叉把打了阎甲数下。阎某让黄某拿来其事先准备好的杀猪刀，阎某朝阎甲背部、胸部、头、面部猛刺十余刀，阎甲被刺破心脏，因失

4血性休克而死亡。二被告人作案后即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上述三个案例都是选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编的审判案例。对于判决的结果和情节的把握，法官的分析如下：

案例3考虑到被害人具有严重过错，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被告人阎某、黄某又

5具有激愤杀人和防卫性质，法官基于此对其适用了死刑法定从轻情节，作案后又有自首情

节，进行从轻处罚，最终被告阎某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黄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

参照案例3，可以发现案例1和案例2中，被告人都具有一些相似的情节，如：被害人同样具有严重过错，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又具有激愤杀人性质等，但是案例1和案例2最终都并没有适用死刑法定从轻情节（其中案例1的被告人王某具有自首情节），仅仅把这些作为“慎杀”的酌定从轻情节，因此案例1和案例2的被告最终都被判处了死刑，缓期

6两年执行。可见，在司法实践中，死刑法定从轻情节往往并不明确，而法官往往存在对具有从轻情节的案件不判死刑立即执行而判死缓或无期徒刑就已算从轻的认识。

当然，三个案例有着很大的个体差异，且我国不是英美法系国家，案例并不直接作为页（王勇故意杀人案部分）

3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刑事审判参考》2000年总第6期，法律出版社，20页（刘加奎故意杀人案部分）

4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刑事审判参考》2000年总第8期，法律出版社，13页（阎留普、黄芬故意杀人案部分）

5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刑事审判参考》2000年总第8期，法律出版社，15页（阎留普、黄芬故意杀人案部分）其中案例2刘加奎故意杀人案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抗诉后二审被判死刑立即执行，到死刑审核程序才被改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可谓一波三折。

审判依据的“判例”，但至少可以看出，缺乏明确的法定从轻情节规定，使法定从轻情节认定在现实中存在一些不同的理解。

二、故意杀人罪的立法比较。

故意杀人罪是古今中外常见多发的具有严重危害社会生活及人身权利的重罪，其侵犯客体为他人的生命权。但就如侵犯客体为他人的财产权应视行为情节不同分为侵占罪、盗窃罪等一样，侵犯客体为他人的生命权的故意杀人罪也应严格区分各种不同情节处予不同的刑罚。

（一）中国刑法中的故意杀人罪

中国古代刑法中有“六杀”之说,《大清律例通考•刑法卷二十六》在概括明律的人命律时指出: “明以人命至重, 按唐律而增损之始, 汇为人命一篇, 大概以谋、故、殴、戏、误、过失六杀统之”。在上述六杀中, 除误、过失以外, 谋、故、殴、戏四杀, 均为故意杀人。因此,中国古代刑法就已经对故意杀人根据不同情节加以区分, 以便规定轻重不等的法

7定刑。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不同历史时期起草刑法典时，立法者均考虑到了某些故意杀人案件中存在的减轻情节，规定了适用较轻法定刑的故意杀人犯罪的罪名。如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大纲草案》从第122条至第126条规定了义愤杀人、溺婴、为他人堕胎、8孕妇堕胎等情节较轻的故意杀人罪罪名。

（二）国外法律中的故意杀人罪

国外也多是根据具体情节来区分规定故意杀人行为，英美普通法和制定法都把杀人罪

9分为谋杀和非预谋杀人两大类来区分对待，比如美国联邦刑法和大约五分之四的州刑法都

将谋杀罪分为两级即一级谋杀(first degree murder)和二级谋杀(second degree murder)来定罪量刑（至于哪些属于一级谋杀,各州规定不同,主要根据是否预谋的特性来确定，大致包括目的谋杀、特定重罪谋杀、毒杀、伏击杀人、遗弃致死、在特定地点如监狱杀人、杀害

10特定人如正在执行职务的警察等。）印度也把故意杀人罪分为未达谋杀罪的杀人罪和已达谋

杀罪的杀人罪来分别规定，并根据构成要求分为：基本构成的杀人罪，加重构成的谋杀罪，11减轻构成的杀人罪。

总结上述故意杀人立法中的较轻规定，主要包括了以下情况：杀婴、激愤杀人、受托杀人、促成自杀、互殴致死、医疗事故、防卫过当、怠于救助等非预谋情况的杀人行为。

三、法定从轻情节的完善化

由于存在着上述的立法缺陷，对故意杀人罪的法定从轻情节进一步明确，使故意杀人罪的法定从轻适用更加具有可操作性在实践中不可或缺。

对于确定哪些情节作为故意杀人罪减轻犯之具体情节，应该考虑具体事实情形是否体现出犯罪较轻的社会危害性、犯罪主体主观恶性较轻、较小的人身危险性等。结合国外非预谋杀人的立法经验和我国具体国情及立法传统，考虑到我国现行刑法对故意杀人罪采用单一罪名的方式作出规定，笔者认为现阶段可采用以司法解释明确规定故意杀人罪减轻犯之具体情节的模式，这些具体情节范围主要可包括： 7陈兴良：《被害人有过错的故意杀人罪的死刑裁量研究———从被害与加害的关系切入》，《当代法学》第18 卷第2 期(总第104 期)，118页

8赵秉志：《死刑改革研究报告》，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125页

9黄晔：《英美刑法中的谋杀罪与中国刑法中的故意杀人罪》，《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50页

10储槐植：《美国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版，177页

11阮方民：《印度刑法中的杀人罪与谋杀罪及其相互关系》，《杭州大学学报》，第24卷第2期，47页

1、被害人有重大过错。《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已确立了以下规则: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被害人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的故意杀人罪的被告人,一般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在故意杀人罪中，被害人有重大过错的情况与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杀人案件无论从主观恶性还是社会危害性来看，是有本质区别的，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把被害人有重大过错的情况列入法定从轻适用情节的范围，也是较为合适的。

被害人有重大过错的，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1）被害人的过错构成一般的刑事犯罪的；

（2）行为人受被害人的迫害或虐待, 达到不堪忍受的程度, 使行为人的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行为人因受迫害或虐待而产生了绝望的心理, 行为人自己往往也产生了轻生的念头。行为人正是在这种绝望的心态下因不堪被害人长期迫害或虐待而杀人。

2、基于被害人请求或者得其嘱托杀人的。基于被害人请求或得其承诺而杀人的典型实例就是安乐死。安乐死通常是指为免除患有不治之症、痛苦难忍、濒临死亡的患者的痛苦, 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请求或者嘱托而使其无痛苦地死亡。此外, 在相约自杀中, 如果由其中一方杀死对方, 另一方继而自杀未成, 以故意杀人罪论处, 应属基于被害人请求或得其承诺的杀人。基于被害人请求或得其承诺的杀人, 应认定为故意杀人罪中“ 情节较轻的”情形, 因为无论是安乐死还是相约自杀, 行为人在主观上毕竟是为解除患者的痛苦,客观上也是受患者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请求或者嘱托, 因此具有可宽恕性,其行为造成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相对较小。

基于被害人请求或得其承诺的杀人, 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1）被害人有真正想死的愿望, 并且其请求、承诺是明确的、认真的、坚决的。对未成年人、精神病患者、痴呆人、醉酒人以及身患绝症濒临死亡陷于昏迷状态的人的请求与承诺无效；（2）行为人杀人的目的是出于怜悯, 是为了解除被害人的痛苦, 排除杀人的任何卑鄙动机。

3、生父母杀死新生婴儿的。生父母杀害亲生婴儿一般都是出于情有可原的动机。包括生母受生产对其造成的精神紊乱的情况, 也包括母所甫生的婴儿是怪胎、女婴等情形。父母亲往往是出于怜悯、无奈, 有自己的苦衷, 多是违心, 应认定为故意杀人罪中的“ 情节较轻的”情形。

生父母杀死新生婴儿的, 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1）犯罪主体必须是婴儿的生父母；（2）犯罪对象必须是行为人所甫生之婴儿(所谓“甫生”,通说指在出生一周以内。而我国有的学

12者认为生母在分娩后1年内将其亲生婴儿杀害的, 都属于情节较轻的故意杀人)。

4、当场激于义愤而杀人的。在义愤支配下杀人, 行为人虽然认识到自己是在实施杀人行为, 没有完全失去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 并且往往是在强烈的情绪支配下实施这种杀人行为, 但是这时的行为人往往不够理智, 自我控制力大大减弱, 因此其行为的主观罪过较小、人身危险性也相对较小。义愤杀人, 被告人的行为毕竟是在激怒的动机下所为, 人非草木, 亦非圣贤, 在被强烈侮辱、暴力挑拨的刺激下, 丧失或部分丧失控制能力是人性的弱点使然, 法律应该对人性弱点作一小让步, 这样的法律才更体现人性。因此, 基于义愤杀人的应当认定为故意杀人罪中的“情节较轻的”情形。

当场激于义愤而杀人的，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1）被告人受到严重侮辱或暴力攻击；

（2）被告人的近亲属受到严重侮辱或暴力攻击；（3）被告人听到足以使人产生义愤的言辞。

（4）处于义愤杀人一般都限定于“ 当场”的范围。即行为人在义愤的激情、激怒的支配下, 当场将被害人杀死。也就是说, 在行为人受到强烈刺激而产生激情和实行致命打击之间不存在着足以使激情冷却下来的时间差。

5、有其他较轻情节的。主要指根据刑法总则的规定，具有某些法定从轻情节的杀人犯罪等，考虑到法定从轻的情节在实践中根据不同案件还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可能一一列举，可在上述情形之外作出概括性规定，这些情形包括但不限于间接故意杀人、防卫过当杀12 赵秉志：《刑法改革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版，385页

人、避险过当杀人等，且有悔罪表现的。

参考书目：

1、赵秉志：《死刑改革研究报告》，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2、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刑事审判参考》系列丛书，法律出版社

3、储槐植：《美国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版

4、赵秉志：《刑法改革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版

5、陈兴良：《被害人有过错的故意杀人罪的死刑裁量研究———从被害与加害的关系切入》，《当代法学》，第18 卷第2 期(总第104 期)

6、黄晔：《英美刑法中的谋杀罪与中国刑法中的故意杀人罪》，《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7、倪业群：《论故意杀人罪中“情节较轻的”情形》，《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6月

8、张沛：《美国刑法关于谋杀罪的规定兼与我国故意杀人罪的比较——以德克萨斯州刑法典为例》，《法制与社会》2007年第2期

9、赵秉志、郑延谱：《美国刑法中的死刑限制措施探析——兼及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江海学刊》，2008年第1期

10、李韧夫：《英国刑法中的谋杀罪》，《法制与社会发展》，2001年第5期

11、戚仁广：《英美刑法的谋杀罪与我国故意杀人罪辨析》，《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12月

12、冯凡英：《故意杀人罪立法缺陷探析》，《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13、李丹、张银丽：《从王斌余杀人案看激情犯理论在刑事责任认定中的作用》，《法制与社会》，2007年第2期

14、阮方民：《印度刑法中的杀人罪与谋杀罪及其相互关系》，《杭州大学学报》，第24卷第2期

15、胡云腾：《关于死刑在中国司法实践中的裁量》，《中英量刑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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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故意杀人案刑事判决书

故意杀人案刑事判决

（2006）浦刑初字第174号

公诉机关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王长芸，女，1962年出生于江苏省兴化市，汉族，初中文化，原系上海锦丽华购物中心营业员，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镇南桥路。因本案于2005年9月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2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浦东新区看守所。

辩护人胡晓琪、黄修，上海市中广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以沪浦检刑诉（2005）2597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长芸犯故意杀人罪，于2006年1月26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何艳敏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王长芸及辩护人胡晓琪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05年9月15日23时许，被告人王长芸在其居住的位于本区川沙镇南桥路459弄30号402室家中与丈夫黄永明发生争吵，黄永明持刀威胁王长芸，被告人王长芸用榔头敲黄永明头部，继而折断黄永明所持刀刃，随后又先后使用菜刀、水果刀对黄永明砍、刺，致黄永明失血性休克而死亡，被告人王长芸作案后未离开现场并主动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为证明上述事实，公诉机关当庭宣读并出示了证人陈尚进、杨威、许玮等人的证言、检验报告、现场勘查笔录、现场、伤势、作案工具照片、案发经过、足印鉴定书等，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王长芸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有自首情节，提请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对被告人王长芸定罪处罚。

被告人王长芸对公诉机关的指控无异议；辩护人提出：

1、被告人王长芸杀害被害人的行为系防卫过当；

2、被告人王长芸有自首情节；

3、被告人王长芸长期遭受被害人黄永明的虐待和暴力摧残，此次犯罪系事出有因，且被害人的家属亦对被告人表示谅解；综上，辩护人建议合议庭对王长芸从轻、减轻处罚。庭审中，辩护人宣读了证人许玮的证言及有关验伤通知书，并经辩护人申请，证人陆苏宁、黄友明、褚玉妹、王昕到庭作证。

经审理查明，2005年9月15日23时许，被告人王长芸在浦东新区川沙镇南桥路459弄30号402室家中，因琐事与其丈夫黄永明（系吸毒人员）发生争执，期间，被告人王长芸持榔头猛击黄永明头部，先后又持菜刀、单刃刀对黄进行砍、刺，致被害人黄永明全身多处裂创，经法医鉴定，被害人黄永明生前系被他人用锐器刺戳胸、腹部造成胃、脾破裂出血致失血性休克而死亡。随后，当公安人员接警后赶至案发现场，被告人王长芸即主动向公安人员供述了上述事实。

以上事实，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1、证人陈尚进（系南桥路459弄小区物业保安）的证言证实，2005年9月16日凌晨1时许，其在巡逻时听见有1名男子喊“救命”，其即打“110”报警，后跟随警察至案发现场；

2、证人杨威（系南桥路459弄30号301室居民）的证言证实，2005年9月15日晚11点多，听见楼上传来吵架声，后又听到1名男子喊“救命”；该证言还证实，被告人王长芸夫妇经常吵架，被害人黄永明多次向王长芸索要钱款；

3、证人许玮（系被告人之女）的证言及相关的验伤通知书证实，被害人黄永明一直无业，且好酒、好赌、吸毒，经常向王长芸索要钱款，并为此经常殴打、谩骂其母女，其曾遭黄永明殴打致伤；

4、证人杨桂芳（系被告人居住地居委会调解员）的证言证实，被害人黄永明经常向王长芸要钱，在索要不成的情况下，即对王长芸殴打，为此，居委会曾多次出面调解；

5、证人张惠兰（系上海锦丽华购物中心职员）的证言证实，王长芸上班时身上经常有伤；

6、证人黄友明（系被害人黄永明之兄）当庭证言证实，被害人黄永明系吸毒人员，与王长芸关系不和；黄友明亦当庭表示放弃向被告人提起附带民事赔偿的诉讼权利；

7、现场勘查笔录、现场图、现场照片、作案工具照片证实，案发现场及作案工具的状况；

8、尸体检验报告证实，黄永明系被锐器刺戳胸、腹部造成胃、脾破裂出血致失血性休克而死亡；

9、DNA检验报告证实，从案发现场、作案工具、被告人身上等处提取的血样与被害人黄永明具有相同等位基因型；

10、足印鉴定书证实，从案发现场提取的现场脚印系被告人王长芸所留；

11、案发经过、情况说明证实，被告人王长芸的到案情况；

12、劳动教养决定书证实，被害人黄永明曾因非法持有毒品而被处劳动教养1年6个月；

13、被告人王长芸的供述。

本院认为，被告人王长芸持凶器对被害人进行砍、刺、戳，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与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对于辩护人提出被告人王长芸系防卫过当的辩护意见，经查，从被告人王长芸以前在侦查阶段的供述可以证实在其拿榔头击打被害人头部后，没有证据证实被害人正在进行不法侵害，而王又先后持2把菜刀、1把单刃刀对被害人实施砍刺，结合证人证言听到被害人呼叫救命，足以反映被告人王长芸处于主动攻击状态，由此可见，王的行为并非为了制止不法侵害，其主观上有杀人的故意，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另，被告人王长芸供述系被害人持刀威胁在先，由于该供述缺乏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采信。

被告人王长芸有自首情节，依法从轻处罚，辩护人要求对被告人从轻处罚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王长芸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05年9月16日起至2019年9月15日止。）

二、作案工具菜刀二把、黑柄单刃刀一把、羊角榔头柄一把、羊角榔头锤体一只，予以没收。

审判长马超杰

审判员苏琼

人民陪审员马顺山

二OO六年三月二日

书记员文豪

故意杀人罪刑事判决书

第一篇：故意杀人罪刑事判决书

第二篇：故意杀人罪研究

第三篇：故意杀人罪取保候审申请书的格式

第四篇：故意杀人罪法定从轻情节探讨

第五篇：故意杀人案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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