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管子的以法治国思想

第一篇：论管子的以法治国思想

论管子的“以法治国”思想

摘要

管子是春秋时期的法家代表人物。他对法的内涵有着深层次的认识，并形成了不同效力等级的法律体系。管子主张以法治国，提出国家治理过程中要做到以法赏罚、赏罚分明、赏罚信必。

他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及法律监督等多个层面对其法治思想进行了具体阐释，以期实现王霸天下的治国理想。管子的“以法治国”思想在当时无疑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

本文从管子“法”的内涵，管子“以法治国”的原因，管子“以法治国”的实施，以及管子“以法治国”思想的历史进步性四个层面，对管子的法思想展开论述，以期对我国当前的依法治国理念有所借鉴。关键词：管子

春秋

法家

以法治国

管仲（前719－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谥敬，春秋时期法家人物。被称为管子、管夷吾、管敬仲，汉族，颍上（今安徽省颍上县）人，周穆王的后代。在齐国改革，富国强兵，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霸主，后人评价“春秋第一相”。其法治思想主要体现在《管子》一书中。

一、管子“法”的内涵

1、管子“法”的属性

法具有至上性。法是“道”在人间秩序建构中的规则体现，是“道”的德行在社会政治领域的实践。道的超然性和绝对性赋予了法以至上性。法的至上性体现为法是社会全体成员一体遵循的行为规范，其效力是普遍的。“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其意为：有创制法度的，有执行法度的，有遵照法度行事的。创制法度的是君主，执行法度的是大臣官吏，遵照法度行事的是人民。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这就叫作大治。

法具有公正性。法对社会行为的控制必须以其自身的公正性作为基础。而法的公正性的最为重要的关节点就是不能有所偏私。“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无私也，„„上以公正论，以法制断，故任天下而不重也。”其意为：全凭法制办事，好象天地对万物那样没有私心。君主凭公正原则来考论政事，凭法制来裁断是非，所以担负治理天下的大任而不感到沉重。

法具有统一性。法的统一性首先要体现在国家立法权的集中统一。立法权是归属于君主的独享权力。欲维护君主的权威就必须首先将国家的立法权集中于君主之手。第二，国家法度的内涵必须准确而统一。“君一置其仪”，而“百官守其法”。若是国家法度的内涵不明确，各级官吏就有可能随意解释法令，势必造成法的运行状态的自相矛盾。国家法度的内涵模糊不清，就不容易形成治理规则的权威性。

法具有公开性原则。管子认为，国家法度是“一民使下”的重要治理规则。“一民”是指国家法度是统一规范全体国家成员的行为准

则。“使下”是指国家法度是各级官吏完成其治理工作的制度凭借。无论是“一民”还是“使下”，都要求国家法度的公开性。“ 明法而固守之。”其意为：君主要明确宣布制度而坚定地执行它。

法具有强制性。《管子》一书所论的法具有强制性，即法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行的一种强制行为约束体系。

法具有适度性。管子主张刑赏适中，“刑足以惩罚犯罪”且“赏足以奖励功劳”。重赏与重刑皆是极端的社会控制手段，将会产生极端的社会效果。“致赏则遗，致罚则虐。„„夫赏重则上不给也，罚虐则下不信也。”其意为：行赏过多则导致国贫，行罚过重则导致暴虐。行赏过多了，上面就不能供应；刑罚太暴了，人民就不会信服。

法具有稳定性。管子提出“法制有常”的学说。《法禁》篇专门用“绝”、“静”、“安”、“不变”等术语强调法的稳定性。“绝而定，静而治，安而尊，举错而不变者，圣王之道也。”其意为：坚决而镇定，稳定而图治，安国而尊君，有所举措而不朝令夕改，这都是圣王的治世之道。

2、管子“法”的体系

《管子》中的法是一个等级效力的体系。在法的等级效力体系中，最高级别的是国家所设的宪律制度，即国家的法律制度。作为国家层面的沿袭相传的有关治理国家的法律制度的法被称为“宪”。国家根据社会治理的实际需要而因时因事所制定的法被称为“仪”、“法”、“制”、“度”。“君壹置其仪，则百官守其法;上明陈其制，则下皆会其度矣。” 张连伟认为，这里的“仪”、“法”、“制”和“度”并列，就其所言的实质，都是指法。法经过国家的公布之后，就成为百姓所遵循的法。制度是君主制定的，上下共同遵守的社会规则，就是法制和法度。1

《管子》将君主发布的命令称为“令”。“令”的等级低于国家的宪律制度。“令”是法的具体实施和推行。因为“令”是国家宪律制度的下位概念，所以“令”必须符合宪律制度。“ 不法法则事毋常，法不法则令不行，令而不行，则令不法也。”其意为:不以法推行法度，则国事没有常规；法度不用法的手段推行，则政令不能贯彻。君主发令而不能贯彻，是因为政令没有成为强制性的法律。

3、管子“法”的原则

管子认为，国家治理过程中要做到以法赏罚、赏罚分明、赏罚信必。

赏罚的依据是国家的法度。正所谓“以法诛罪”、“以法量功”。对于特定的行为“令未布而赏从之”或者“令未布而罚及之”，此种情形谓之“妄”。没有法源依据的赏罚是“妄赏”或“妄罚”。有法源依据而不执行的赏罚是“令已布而赏不从”或者“令已布而罚不及”。

管子主张刑赏适中，即“刑足以惩罚犯罪”且“赏足以奖励功劳”。重赏与重罚皆是极端的社会控制手段，将会产生极端的社会效果。重刑最大的危害是使国君失去民心。管子在反对刑罚严苛的同时，亦反对轻刑。轻刑使得罚不当罪，其实是对犯罪行为的姑息与纵容。因此，管子主张，刑罚与犯罪相适应且奖励与功劳相适应。

1参见张连伟:《管子哲学思想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版，第161-162页。

“信必”是《管子》中一个用以表达国家法度诚信坚定性的术语。赏罚的法源依据是国家法度。赏罚一旦做出就具有国家公信力与强制力。要做到赏罚信必就须对犯罪者“明必死之路”，对有功者“开必得之门”。’“必死”与“必得”正是为了彰显国家法度赏罚信必的坚定性与严肃性。对于有功之人的赏赐不可以克扣，对于犯罪之人的惩罚也不能疏忽。要做到“赏罚信于其所见”。

二、管子“以法治国”的原因

1、管子“以法治国”的目的

《管子》一书的主题在于经邦治国。管子“以法治国”是出于经邦治国的需要，是为了实现其富国强兵的目的。然而，“国富兵强”只是管子内在目的。管子还有更高的一个层次的外在目的，即为了在诸侯国争霸的过程中实现“王霸天下”。管子主张通过变法改革使得齐国国富兵强，并以此来实现其统一天下的“理想图景”。

2、管子 “以法治国”的功能

《管子》一书立足于国家治理的实际需要对法的功能进行了探讨。邱文山将《管子》一书对法的功能的认识归结为法以尊君、法以使官、法以御民、法以判断是非四个方面。2

《管子》认为，国家法度是君主统治国家治理国家的重要凭依，国家法度具有维护君主权威势位的功能。“朝有定度衡仪，以尊主位，衣服挥娩，尽有法度，则君体法而立矣。”其意为：朝廷有一定的制度和礼仪，以尊奉君主地位，君主的衣服—一衮衣和冠冕，也都有法 2参见邱文山:《齐文化与中华文明》，济南:齐鲁书社，2006年版，第343-345页。

度规定，君主就可以依法而临政了。

国家法度具有以法使官的功能。“布法出宪，而贤人列士尽归功能于上矣。”其意为：通过宣布法律和宪章，贤人列士都会尽心竭力于君主。

国家法度具有以法御民的治理功能。“法立令行，则民之用者众矣。”其意为：法立令行，人民听用的就多了。

国家法度具有判断是非的功能，即法是社会生活中辨理决狱的准绳与依据。“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狱而明是非也，百姓之所县命也。”其意为：法，是天下的仪表，是用来解除疑难而判明是非的，是与百姓生命攸关的。

三、管子“以法治国”的实施

1、立法要求

立法要坚持考察并顺应自然规律的原则。管子认为，天道是具有规律性的客观存在。“天有其常，地有其则”是国家立法活动的根据准则与限定条件。运用国家法度来实现对社会诸种行为的规范与约束，就须首先掌握并运用天地运行的基本规律和基本法则。

立法还要坚持因时变顺民情的原则。“古之欲正世调天下者，必先观国政，料事物，察民俗，本治乱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后从事。故法可立而治可行。”其意为：古时想要匡正当世调治天下的人，一定要先考察国家的政情，调查国家的事务，了解人民的习俗，查明治乱根源与得失所在，然后着手进行。这样，法制才能成立，政治措施才能贯彻。

国家法度要公开。国家法度由君主制定之后必须以成文的形式公布于众，以使各级官吏民众皆知何所避就。

2、执法要求

国家法度在执行施行的过程中要做到上行下效。“君一置其仪，则百官守其法;上明陈其制，则下皆会其度矣。” 其意为：国君统一立法，百官就都能守法；上面把制度公开，下面行事就都能合于制度。国家法度的执行必须刚正不阿。“ 正法直度，罪杀不赦，杀戮必信，民畏而古俱。” 其意为：法律公正，制度明确；杀有罪，不宽赦；执行杀戮一定说到做到，民众就会畏惧。

3、司法要求

《版法解》篇还具体直陈出，司法者在狱讼断案中如何保证司法的公正性的要求。“乘夏方长，审治刑赏，必明经纪;陈义设法，断事以理;虚气平心，乃去怒喜。”其意为：乘夏天白日方长，要审理刑赏大事。这必须宣明纲纪，公布仪法、制度，依理断事。这要求虚气平心，而排除个人喜怒。

4、守法环节

法的功能的发挥与实现还有赖于“贵贱共守”、“上下合同”的守法环节。在形式意义上，管子主张，国家法度一经国君制定出来就是全体国家成员一体严格遵守的统一的行为规范。“ 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其意为：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这就叫作大治。

5、法律监督

管子主张，要使得民众懂法知法，这样就可以对各级官吏的执法活动产生监督作用。民众对于各级官吏的合法行为“予以从之”，但对于各级官吏的不合法行为“民以法与吏相距。”提倡民众运用国家法度监督并抵制官员的不法行为，是齐法家法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特色之一。

四、管子“以法治国”思想的历史进步性

管子“以法治国”的思想，在当时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第一，管子对法的内涵作出了具有一定科学成分的阐述。比如，管子认为，法律应该是公平的、正直的，因而可以作为衡量人们行为的准则。“尺寸也、绳墨也、规矩应当也、衡石也、斗解也、角量也，谓之法。”又如，管子认为，法应当具有适度性。法律应坚持刑赏适中，“刑足以惩罚犯罪”且“赏足以奖励功劳”。重赏与重刑皆是极端的社会控制手段，会产生极端的社会效果，是不可取的。

第二，管子主张以公正、公开的法律来治理国家，主张“一断于法”。在中国古代，管子最先认识并强调了法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作用。管子的“以法治国”思想，尽管有其历史局限性，但毕竟提出了“以法为本”、“令顺民心”、“缘法而治、论功行赏”、“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等一系列进步的主张。

第三，在管子的法治思想中，“刑无等级”，“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等内容，占有重要的位置。这一思想，尽管在后来的法律实践中很难真正实施，但在春秋时期，这一主张对奴隶主贵族的“刑不上大夫”等旧体制无疑是一个强大的冲击。

第四，管子“以法治国”的思想，始终和当时齐国变法改革的实践结合在一起。因此，他的理论具有丰富的实践性及应用价值，这一点在法哲学史上是必须充分肯定的。管子“以法治国”的思想帮助齐桓公成就了春秋霸业，而且他的法治思想，对于后来中国的统一、秦王朝的建立，也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结语

管子是春秋时期的法家人物。他对法的内涵作出了具有一定科学成分的阐述。比如，管子认为，法律应该是公正的，因而可以作为衡量人们行为的准则。管子主张以公正、公开的法律来治理国家，主张“一断于法”。在管子的法治思想中，“刑无等级”，“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管子“以法治国”的思想具有丰富的实践性及应用价值，对我国当前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构建及完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著作类

[1] 何勤华：《中国法学史》，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2] 邱文山:《齐文化与中华文明》，济南:齐鲁书社，2006年版。[3] 张连伟:《管子哲学思想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版。[4] 李山译注:《管子》，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文章类

[1]刘斌:《也谈管子的法治思想》，《管子学刊》，1992年第2期。

[2]王强:《管子法治思想析论》，《管子学刊》，1999年第3期。[3]李家祥: 《管子法思想研究》，西南政法大学学位论文，2011年9月。

第二篇：浅析法家“以法治国”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浅析法家“以法治国”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段平2015级政治一班 201502020127 摘要：法家“以法治国”的理论与实践虽然与当今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在时间上相距两千年之遥远，但以史为镜，其历史经验仍然可以作为我们在政治变革实践中的重要借鉴。

关键词：法家思想；以法治国；现代意义

法家以推行法治而有名。在法家发展史上，管子最早提出“以法治国”的口号，商鞅则在实践中极力推行以法治国，韩非子最后对之作了理论上的总结。法家的法治思想对中国的政治、法律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现如今新旧体制、新旧观念更替的中国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法家“以法治国”之内容

（一）公平

法家“以法治国”思想的关键在于公平。法家反对孔子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说法，坚持同样的法适用于所有的人，不分高低贵贱。商鞅的“壹刑”就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根据“壹刑”，所有的人犯同一种罪都要接受同样的处罚，不因身份不同而有异。对于执法人员，尤其不能例外，执法者犯法，最难容忍。

韩非子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说明：“法不阿贵，绝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法律绝不屈从、偏袒尊贵者，正如作为量直之具的绳不能缠曲的东西一样，对过错的刑法，不能避开大臣；对善行的奖赏，不能避开匹夫。

（二）重刑

重刑论，是法家“以法治国”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商鞅是重刑论的奠基者，他的重刑论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指重罚而轻赏，罚先而赏后，罚多而赏少；另一方面是轻罪重罚。关于前者，商鞅指出：“重罚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重赏轻罚，则上不爱民，民不死上„„王者刑九赏一，强国刑七赏三，削国刑五赏五。”在他看来，赏罚各占百分之五十的国家必定是弱国，赏占百分之三十而罚占百分之七十的国家必定是强国，做得最好的国家是赏占百分之十而罚占百分之九十。关于重刑说的第二方面，商鞅指出：“故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故重轻，则刑去而事成，国强；重重而轻轻，则刑至而事生，国削。”商鞅认为，在执行刑罚时，如果加重刑于轻罪，那么轻罪就不致产生，重罪也无从出现。他强调轻罪重罚对人们的威吓作用，这种作用使人们连轻罪都不敢犯，至于重罪就更不用说了。这就是所谓的“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禁奸止过，莫若重刑。刑重而必得，则民不敢试，故国无刑民。”

韩非子继承了商鞅的重刑论，他持重刑论的依据与商鞅相同：轻罪重罚，则可以使那些有犯罪念头的人具有害怕心理而不敢犯罪。与商鞅有所不同的是，韩非子明确指出，重刑不“伤民”不“罪人”，重刑不是为了为难良民百姓，而是为了止奸。

（三）性恶

性恶论是法家法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在法家看来，趋利避害是古往今来人人固有的本性，这种本性是不可改变的。管子认为：“夫凡人之性，见利能勿扰，见害莫能勿避„„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万山，无所不上；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焉。”商鞅同样认为，人的本性是好利的，人性好利主要表现为人的生存欲望和生存需要。“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而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由于人有这种生存需要，因此，没一个人在利弊之间都要趋利避害。“民之生：度而取长，称而取重，权而索利。”商鞅认为人的本性与生俱来，人的一生就是逐名逐利的一生，人的所有行为都受制于好利的本性。韩非子的人性论继承了商鞅的人性好利的观点。他认为，人的好利主要根源于人们的生存需要。每个人都有利欲之心，人的任何行为都受好利的本性支配，即使是父子、君臣之间，也是计利而行的。“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重爵禄与臣市。君臣之间，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他还认为儒家所说的君臣之间以忠信仁义相待是不可靠的。

二、法家“以法治国”之简析

法家“以法治国”思想中的公平精神体现在它希望给不同等级、不同背景的人以公平的对待：同功同赏，同罪同罚。这种公平精神与西方政治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着相似之处，是对同时代儒家学说中注重等级、重视人治思想的反驳。法家不主张平均主义，他们对公平的追求并不意味着对公平主义的追求。平均主义向往结果的平等，而法家的法治则向往机会的平等。但是，法家所主张的公平仍是在君主专制制度基础上的，皇帝的权力远远大于法律的效力，法律的制定在本质上也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所以，这个“平等”并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平等。

法家把重刑论作为其“以法治国”学说的重要内容，但是，其重刑思想实际上已经偏离了法治的正轨。秦朝在大一统后，攻守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而继承者继续对法家重刑思想不断继承和发挥，使得刑法已经成为赤裸裸的暴力，最终官逼民反，导致秦朝的灭亡。严明的法治，既不要求轻刑，也不要求重刑，而要求“当刑”。对于犯罪行为恰如其分的处罚，才符合罚的大公无私的本性。如果一味重刑，必然会导致韩非子所坚决反对的“释法术而任心意”。既然刑越重越好，判刑者便不是根据客观、公平的法，而是根据主观、偏私的心意作出判断。

性恶论最早由荀子提出并在先秦百家关于人性的论断中独树一帜。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则将人性恶的主张发挥的更加鲜明彻底，治恶手段也从礼治发展成为用刑。法家思想中的性恶论与西方性恶论存在很大差别，最突出的便是性恶的主体的不同。法家学者认为性恶的主体以普通的黎明百姓为主，而西方的“原罪说”引出的性恶论是对人性的普遍不信任。由此可见，法家“以法治国”思想仍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无法做到所有人的平等，实质上是统治者统治国家、稳固政权的工具。

三、法家“以法治国”之现代意义 法家“以法治国”的理论与实践虽然与当今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在时间上相距两千年之遥远，但以史为镜，其历史经验仍然可以作为我们在政治变革实践中的重要借鉴。

法家“以法治国”思想的现代意义首先在于：推动公平正义这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实现。公平正义就是社会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合理而平等的分配，它意味着权利的平等、分配的合理、机会的均等和司法的公正。公平正义是人类的共同政治价值和衡量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尺度，也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公平正义当作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四中全会又对建设法治国家和依法治国作出全面部署。这清楚地表明，实现公平正义的重要性，法家“以法治国”所追求的“同功同赏，同罪同罚”与此是相通的。

其次在于：促进当前中国“重重轻轻”“宽严相济”的刑法体系的完善。储魏植教授从罪与刑在哲学上是对立统一关系的角度论述了刑罚的严厉程度与遏制犯罪之间的逻辑关系，即“罪与刑双方互相斗争，但又相互以对方为自身存在的前提，双方斗争的结果是有时候刑遏制罪，有时候又是罪与刑相抗衡。”法家重刑主义的失败，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单纯采用重刑是不能达到减少更不用说消除犯罪的目的，反而会导致弊端丛生。只有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真正为人民的利益考虑的刑事政策才具有生命力。单纯重刑化的选择也与当今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的要求格格不入。和谐社会建设要求经济的和谐发展、政治民主的稳步推进、重视人的价值、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更包含社会公正、安定秩序等基本的目标追求。而重刑思想则破坏了这种和谐秩序的构建，甚至使刑罚在和谐社会建设中最基本的功能即遏制犯罪、保障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的功能都无法发挥，人们看到的仅仅是无异于暴力的刑罚。单纯重刑化的失败为我国刑法体系的完善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最后在于：有利于我国依法治国这一基本国策的全面推进。因为人性本恶、人性好利，要采取赏罚的政策，而赏罚要依法进行，这是法家的基本主张。依法治国是任何一个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国策，德治只是法治的补充和附属。依法治国包含着对人实行赏罚的前提，而依法则是赏罚的一个标准和治国的保证。因为人好利恶害，所以用赏罚，赏罚需要法律，这是法家的逻辑。法律是标准和准则，现代国家治理虽然少去了对赏罚的解读，但用法律作为治理国家的标准和准则，是有历史共同性的，或许这就是法治的普适性价值。但与专制社会不同，现代的法治是以民主为基础和前提的，它是民主制度的保障和体现，维系的手段是强制和自觉的有效结合，目的是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意志和利益。

四、结语 目前，我国正处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变革时期，原来单纯靠行政手段调节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方法已经不适用，需要用经济和法律手段作为主要的调节手段。因此，国家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加快了制法的步伐，制定出了一大批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具有国际适用性的法律法规。法家“以法治国”“以法为本”的主张得到现实的实践。

在多种所有制并存，多种价值观、道德观念碰撞的今天，重提法家的“以法治国”思想非常有必要。虽然我们处在不同的时代，但同属新旧观念、新旧体制更替之时，我们也必须把“法”放在首要位置，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使我们的国家更具竞争力，保证国内的现代化建设稳步发展。

第三篇：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

依法治国，以德治国

“依法治国”、“以德治国”

“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

党的十五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并把它们上升到国家管理的高度加以认识，丰富了治国方略的全局性、战略性思维内容。关于“依法治国”：1996年2月8日，在中共中央举办的中央领导同志法制讲座上，听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家富的《关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讲座后，江泽民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对“依法治国”的内涵、基本要求、现实意义作了说明，号召各级领导干部加强法学和法律知识的学习，掌握和提高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的本领，以自身的实际行动带动广大干部和群众，在全社会形成学法、用法的良好风气，为坚持依法治国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1997年9月，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正式阐述了“依法治国”的思想。他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关于“以德治国”：1996年10月10日，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经验教训基础上，结合新的形势需要，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奋斗目标、核心内容、主要手段等问题作了详细的规定。1997年9月，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强调了道德建设的意义。他指出：“提倡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同时把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鼓励一切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思想道德。”

2000年6月，江泽民《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阐述了法律和道德在国家管理中的作用。他指出：“法律与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互相联系、互相补充。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应该互相结合，统一发挥作用。”“以德治国”就是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积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并使之成为全体人民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规范。

2001年1月，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江泽民明确提出了“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的治国方略。“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在“七一”讲话中，江泽民再次强调：“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为社会保持良好的秩序和风尚营造高尚的思想道德基础。”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社会进步、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这两个理念的提出以及对两者互相关系的阐述，是中国共产党人国家管理理论上的一个重大创举，是对人类政治文明成果的吸收和创造。它对处在社会大转型时期的中国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四篇：论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的基点

李伟迪

(怀化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怀化市,湖南,418008)

提 要：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是法治和德治的内在要求，是一个系统工程。国家作为行使治理权力的主体，首先要从四个方面构建法德合治的体系：既要立法，又要立德；确保民权，倡导公益；权出于法，力以德行；爱民安民，富民教民。

关键词：法律；道德；以法治国；以德治国

中图分类号：D92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The Methods of Ruling by Law and Morality

Li Weidi

（Huaihua Teachers’College,Hunan, Huaihua,418008）

Abstract:The combination of ruling by law and morality is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 of ruling methods.It is a systematic engineering.As the subject of exerting ruling power ,the country ought to establish the system from the following four sides:making laws as setting up morality,ensuring democracy as prosposing pulic benefits ,the power standing under the law and depending on the morality,loving and stabilizing the people as enriching and educating them.Keyword: Law;Morality;ruling by law;ruling by morality

一、既要立法，又要立德

１、立法者要有自觉的道德意识和道德使命，立法要引入道德价值标准，德治能行法。

作为治国的手段，法律属于制度层面，道德（指主流道德，下同）属于精神层面，但就本源的意义说，道德与法律是一体的。法律是什么？其实就是对道德的起码要求赋予国家强制力的结果，法律的内容与起码道德的内容是重合的，道德就是法律，法律就是道德。人们在行为时，一般不会去区分自己的行为是道德行为还是法律行为，法律和道德最终都要指向行为，因为在评价一个人时，首要地是看其行为而不是其想法。因此国家机关也是道德机关，法律人士也是道德卫士。基于这个命题，首先立法者对整个社会的道德状况应该有个完整的了解和评估，要以绝大多数人的道德水平和道德追求作为立法的依据，过高和过低地估计社会道德水平的法律是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过高的要求会被视为暴政，过低的要求会被视为纵恶，都不能达到治国的目的。立法者要预见到，所立的法律绝大多数社会成员能否出于自愿而遵守。但是法律也不能过低地估计社会的道德水平，要及时而恰当地肯定道德发展的成果，实际上，可以把法律的发达史，看作道德的发达史，例如，孟子提倡“民为贵”的政治伦理，在君主专制的时代，历代君王及臣僚不可能有这样高的道德水平，因此古代的法律就不可能把民众利益置于君王利益之上；但是，如果我们今天的法律不能贯彻“民为贵”的理念，就显然落后于道德的发展要求，并且违背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因而这样的法律是不可想象的。再如，反腐败是社会主义政治道德的起码要求，人民群众和广大干部是坚决支持的，但是反腐倡廉的法律体系中，没有切实地发挥他们的道德力量，没有落实他们对腐败行为的监督权和控告权，以至在比较清楚地了解腐败行为的情况下，他们不会主动劝止，不愿举报，甚至不愿协助调查，久而久之，社会以能贪、敢贪、成贪为荣，以至出现了较多的窝案和串案。因此，法律要及时反映和巩固并借助道德发展的成就。现在法律界有一种不太好的倾向，就法律谈法律，重视研究法律条文的逻辑关系，忽视法律与道德及其他社会结构、社会现象的互动关系，这应该引起警觉，防止把法律和法治引向死胡同。具体到立法领域，要正确认识法律与道德的同一性与差异性，把法律大厦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

２、道德卫士要有强烈的法律意识和法律责任，道德建设要借助法律手段，法可固德。

道德卫士首先应是法律斗士，要以法律的实现作为自己的首要职责，要有自觉的法律意识和法律责任。道德卫士对法治的趋势要高瞻远瞩，为法律制定摇旗呐喊，为法律条文作出道德的注脚，把法律条文内化为人们的自觉行为和内心信念。要熟悉法律设定的权力义务，不能停留在法律属性和概念的层次，更不能拿着法律的片言只语对法律说三道四。要善于运用法律的权威强化道德的权威，坚信法治能厚德。

法能厚德，德可明法，但法与德毕竞是二个不同的系统，看不到法与德的冲突的可能性是认识上的近视。就二者本身的构成因素来看，法律是一元的，道德是多元的。即使是当今的主流道德，也是多元的，从道德主体之间的关系来看，有夫妇道德、父子道德、公民道德、市场道德、职业道德等等，例如，父慈子爱是父子之间的道德，自古以来，天经地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是公民之间经济交往的道德。现设计一个案例以说明二者的冲突可能性：甲贫病交加，其二十岁的儿子乙救父心切，在得不到其他途径帮助的情况下，盗取了邻居二万元现金，并作好了坐三年牢的准备（事前他查阅了刑法第264条），全部用于甲治病。甲病愈后，在一次洪灾中抢救出了十万元的国家财产。对乙的盗窃行为，法律评价与道德评价就不一样，并且道德评价内部也有矛盾，从父子道德看，乙的行为无可指责，因为尽管甲很可能不赞同乙的行为，但从乙的角度看，只要能挽救

甲的生命，就应不惜一切（决不杀人越货），显然对乙的行为无可指责；从公民道德看，乙的行为是不符合道德标准的，因为被盗者对乙和甲没有直接的救助义务；因此道德内部发生了价值冲突，在此基础上，与法律也发生了冲突。可见法律与道德的冲突可能性是存在的，其实从尧舜到孔子到韩愈，一直有法律与道德矛盾处理智慧的追问，但是他们的智慧没能解决这一矛盾。笔者认为对这个矛盾，应该这样处理，第一，做任何事情，没有十全十美的方法，法德合治也一样，应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为标准；第二，处理道德内部的价值冲突的价值取向是社会本位，即“小圈子”服从“大圈子”，要取道德调整效能的最大值，否则社会就会混乱，当然，要把道德冲突作为量刑的酌定情节。因此对上案的处理方案是：犯罪成立，量刑从轻或减轻。

因此作为治国者，既要立法又要立德，德不能破法，法也不能破德；一手拿经典，一手握宝剑。

二、确保民权，劝导公益

１、充分保护民权，是法德合治的制度基础

民权是法治的源泉和真谛，这是法治理论的基本命题。如果我们不敢承认民权，人们就不能认同“我”是集体的一分子，也不好理解“我”是国家的主人。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并不排斥个人的民主权利，而是追求个人民主权利在社会同步前进的基础上的最大化，比极端的个人主义更快、更多、更稳妥地实现人们的利益。

社会主义法律要充分保护民权，这是实现法治的基础。在一次国企股份改制的调查中，调查员问，改制以前员工对本厂国有资产被领导贪污或被盗是什么态度？员工说，一般不管；调查员问，现在是什么情况？员工说，现在既要管，也敢管，因为我有股份在里面，企业章程也明确规定了我的权利。企业改制，使企业员工更直接地看到自己的利益，使企业获得了新的活力。同时法律和道德的也获得了实现的力量，一方面，国家对国有财产、个人财产的法律规定得到了遵守，另一方面，企业领导和员工的爱厂如家的道德也有了制度保障。

民权的范围不局限于经济民权，还有政治民权，它包括选举权、监督权、批评权、弹劾权、罢免权、抗辩权、请求权等，它是依法办事和廉洁从政的基石和依靠，是遏制和根治腐败的利器。近年村民委员会的选举，是实现民权的一种较好的尝试，特别是东北等地的“海选”，据中央电视台的报道，在村长的选举中，党组织起一个指导和监督的作用，政府也不提候选人，由村民报名参加竞选，在选举时，竞选人主要靠自己平时的名声和竞选演说来赢得选票；村民竞选、选举热情非常高，选举权的行使率达99%，选举顺利完成了预期目标。“海选”给我们这样一些启发，第一，不能过高地估计人们的政治水平，党组织和上级政府的“导航”作用不能忽视；第二，不能过低估计人们的政治能力，不要以为不符合我们的行为习惯和思维定势就是没有政治能力，即使是普通农民，他们也有自己认识和表达民权的路径和方式。联想到这么一个故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一个老农来见，纳头便拜，孙先生赶紧避让，并扶起老农，说现在是民国了，不能这样，老农激动地说，我见到民主了，我见到民主了！老农很可能没读过三民主义的册子，也不真正知道民权制度，通过孙的言行，老农以特有的方式，体会了民权的精神，表达了对民权的认知。对自己幸福最有发言权和选择权的应该是自己，只要是智力健全的成年人，就能行使政治民权，只不过是治国者要帮其找到行使权力的适当方式。第三，选举权是政治权的核心，“谁的人谁能管”，我估计，基于村民的压力和自己的诺言，“海选”村长任职期间，会真正努力履行为人民服务的职责，至于以权谋私、贪污公款、欺上瞒下、粗暴专横的现象可能大为减少甚至绝迹；同时从宪法到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海选村能得到较好的实现。我认为新闻界和学术界能否对“海选 ”村进行隐蔽的长期的追踪访问和研究呢？第四，下级的行政抗辩权是政治民权的重要内容。我国行政诉讼法把行政机关内部的争议排除在外，使得宪法和部门法规定的监督权、批评权、控告权在行政领域落空，同时党纪政纪规定的道德要求也会落空，这是我国行政法研究和立法的一片荒地。在下级的行政抗辩权得不到切实保护前，谁敢批评上级的专横？谁能“扔掉”上级的“小鞋”？很多案例显示，敢于抗辩者会为此被压制、被调离、被辞退、被伤害，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由此我们不难理解这样一种现象，下级对上级、部属对领导的言行是比较清楚的，不管是好的一面，还是坏的一面，但是对上级的违法行为，下级一般不愿“吱声”，决不多管“闲事”；个别比较“高明”的上级，将一部分不法利益与部下分享，部下对不法利益不要也得要，况且有个顺水人情，何乐而不为？这也是“窝案”发生率上升的重要原因。谁来制约上级？目前的做法是：空泛的号召＋举报＋上级检查，举报方式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背离，中国人信守与人为善的信条，对举报者的评价不高，特别是被举报者违法不是严重的情况下，举报者会视为“小人”，决不会是英雄。上级检查作用不大，因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出现在上级面前的形象都是经过“包装”了的，上级很难看到“庐山真面目”，上级由上级监督，上级的上级由更高的上级监督，越往上，监督者越少，监督力量越薄弱。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坚信，权力不受监督往往会走向腐败，而监督的力量之最大源泉不在上而在下，在广大的民众之中。谁来监督上级，这个一个亟待解决的实践问题，确保政治民权是必由之路。

文化民权是最容易被忽视的，文化民权的核心是接受和传授人类文明的教育权，经济和政治民权在观念上的表达权（宪法称之为言论自由）。教育权的普及成果是有目共睹的，表达权的脆弱也是有目共睹的。现在观念领域有一个矛盾突出地存在，你唱你的调，他依他的韵，说的做不到，做的不敢说。究其原因，第一有些宣传调子不分对象，造成了政治经济与思想的割裂，如对“大公无私”的宣传有所欠缺，对共产党员，不仅要宣传，而且必须做到大公无私；但对一般社会成员，则只能要求他们先公后私、公私兼顾。由于舆论宣传缺乏层次要求，因

此普通人感觉到，似乎不认同大公无私就无地自容，所以把大公无私写在纸上，挂在口上，但不在心上，也不能付诸行动。第二，对一些法律明确肯定的，在客观上普遍存在的，对社会发展起了推动作用的行为或方式不敢或不愿加以道德的注解和肯定，例如对炒股，至今没有那位伦理学者作出系统的、肯定的评价，因此股民也疑惑自己是不是投机分子，不务正业，有“大户”为了表达自己的不满，以戏谑的口吻说：股民最爱国。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肯定了的民权，在观念上不敢表达，在道德上置于未决的状态，该断不断，反受其乱，以至人们看不到股民投资的一面，只看到投机的一面；以至误导出一些观念，只要能抓钱，可以不顾一切，因此消极因素被放大了，道德的威力被消减了。

文化民权是对经济民权和政治民权的反映和巩固，法律赋予的权力，道德要赋予正义。只有人们从内心深处和个人民主权利出发，才能真正内在地需要法律和道德，这是法治和德治实现的基础。

２、积极劝导公益，是不断进步的阶梯

在现代，一个国家如果不承认民权，毫无疑问这个国家是落后的，将要崩溃的；如果不提倡公益，这个国家是不会再发展的，也是会崩溃的。现在的情形是，很多地方需要“献爱心”，舆论宣传也不遗余力，但“献爱心”的人还是那么稀有，前段舆论抨击一位“阿姨”广告，一管可窥全豹。劝导公益，是养德之道，养德可以行法，法治、德治和公益有内在互动的关系。如何促成三者良性互动？从法治的角度看，要出台系统的公益法，不要让英雄既流血又流泪，要保护“献爱心”者的正当权益，要为他们撑起法律的保护伞。从德治的角度看，要及时关注公益活动的新鲜事物，要作出道德的反响，要让他们美名远扬，甚至流芳千古。道德学问的巨子应致力此事，乐于此道。道德家们还有一个任务是弘扬国粹，从孔子到孙中山，多少道德文章有待我们去发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苟利天下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天下为公”，这些传颂千古的良言警句，不正是中华民族道德历程的真实写照吗？不正是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基础吗？事实上，关于公益对法治与德治的推动，我们的祖先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三、权出于法，力以德行

１、一切权力必须来自法律的授权，一切权力必须置于法律约束之下

中国古代也有法律、有法制、有法治、有德治、有法德合治，唐律“一断于法”，“一准乎礼”，“以礼入律”，“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但是与今之法治、德治比较，最大的差别是权与法的主次，古代权大于法，当今应法大于权。权在法上，其结果必然是人治，出一清官实属不易，而坏官则能为所欲为，法律成为利益取舍的工具，道德只是虚假的标签，久而久之，国将不国，这是中国人治历史多次重演的一幕。在当代中国，法大于权、权自法出的思想载入了宪法和法律，但在社会实际生活中，权大于法、法自上出、法自官出的言行随处可见，不必置言。

如何保证权在法下？首先一切权力必须来自法律的授权。权力是个多元的体系，依国家权力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依权力内容分经济权、政治权、文化权，依权力主体分公权和私权，依主从分有领导权和员工权等等，现在突出的问题是领导权的限制和员工权的强化。现在的领导特别是一把手有用人权、评议权、奖惩权，但是这些权力仅仅来自上级的授权或习惯，例如，公务员的公开招聘，这被看成是人事改革的巨大进步，但是选拔的标准和程序，没有法律的规定，基本上是由部门领导凭自己的经验提出几个条条，主考再加上自己的好恶；选拔出来的人如果有“才”，很可能是领导的复制品，如果无“才”，很可能是领导的关系户。对入选者的培养、考评、奖惩的几条内部原则，但也掌握在领导手里或心里，或在酒杯里，个别部门领导成了“诸侯”或独霸一方的“土皇帝”，法治和德治在这里是缘木求鱼。按照法治和德治的要求，公务员的聘用和管理应该有一套法定的标准和程序，不因某个领导的好恶而改变，并保持相对的稳定；领导在行使管理权时，也应是有法可依，领导只能对事务的目标和完成的技巧施加影响，而不能随意改变公务员办理事务的程序和目标，以及不能随意委任和免除职员的职权；在评价公务员的业绩时，也应有法定的、具体的、详细的、定性的和定量的标准和程序，要以客观性、公正性、科学性和效益性为价值取向。在这个基础上，领导不得不或习惯于按法律办事，专制和违法的土壤被铲除了，在法治的环境里，干出违法的勾当就不象现在这样容易了，腐败就会不治而愈，领导的公务价值、法律价值、道德价值都能较好地实现。在这种环境里的下级或职员，能专注于自己的岗位职责，敢于依法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也能依法行使对领导的监督权和建议权，他们的公务价值、法律价值、道德价值也能较好地实现。当然法律对领导权力的制约和公务效率的完美结合是一个核心问题，但这是另一个问题。概括言之，权在法下则治，法在权下则败。

２、一切权力的行使 应引入道德评价，一切权力的行使 要援引道德力量

徒法不足以自行，依法办事不是自动实现的，客观上法律不是一个孤立的事物，法律主体的行为是多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力量包括经济力、政治力、文化力等等，道德在其中起着重要的影响，道德能使法律的效益最大化。以某卫生局（甲）对某饭店（乙）的行政处罚为例，有三类行为方式，第一类，甲以行政处罚为工具，不管乙的卫生搞得多好，经常向乙榨取钱财，乙向甲交“罚款”成为例税；第二类，甲不以“找钱”为目的，但对乙的处罚简单化，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交付被处罚人，收钱走人；第三类，甲首先指出乙的违法之处，指出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分析违法行为的主要原因，提供某些解决困难的信息，再处罚。第一类处罚权力的行使，于法于德都应否定，第二类处罚权力的行使，合乎法而失于德，指职业道德，第三类既合法又合德。三类执法效果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第三类是执法效益的最大化；其关键优势是法德合治，把权力的行使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使处罚对象既“口服”又“

心服”。有人会怀疑，执法人员哪有时间做“精致功夫”，笔者认为，如果以办案的数量为评价执法者的业绩的指标，当然做不了“精致功夫”，但如果以解决多少矛盾作为评价标准，执法就能更精致些。本节的结论是：权出于法，力以德行。

３、人事制度要引入道德的一票否决权

要明白其中的道理很容易，小偷能做官吗？贪污分子比小偷，谁的危害性大？有暴力倾向的人能做官吗？经常打老婆的人是不是有暴力倾向？惯于撒谎的人能做官吗？虚报政绩是不是撒谎？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这类人既违反法律又违反道德，违反法律的人缺乏最基本的道德，无德者执法掌政必成苛法暴政，与社会主义目标是南辕北辙。无德必无位，有位必有德。道德否决权要赋予法律的效力，至少要表达这么三个意思：一是道德记录是任人的依据，一是依道德记录的具体情形，规定不同期限的“禁任”期，一是在任官员，如有道德问题必须辞职。希望在世人面前能展示这么一个形象：公务员是正人君子、道德楷模。

４、反腐倡廉，要拘小节

要正官德、树民德，必须从小节管起，小节不保，难立大义。现实中以下现象司空见惯，警察不抓小偷，工商不管奸商，公款吃喝，公费旅游，公车私用等等。如无得力措施，其发展趋势是，官员什么酒都敢喝，什么钱都敢收，什么人都敢用，什么事都敢做，什么法都敢犯，什么德都不管用，甚至什么人都敢杀，社会上是黄赌黑白泛滥，欺蒙拐骗横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官员腐败不是败于一时一事；现在有一种做法是，反腐倡廉，只打老虎，不拍苍蝇，实质上不是保护官员，而是害了他们，不能到他们不能自拔时，而等着“善后”。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拘小节，不能立大业，治官的法律要不厌其祥。

当然，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不仅仅是国家机关及其成员的事情，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这个命题永远是正确的，老百姓有治国的权力、义务和责任是本篇立论的前提，不过在中国这个封建主义传统影响深远的国度里，国家机关及其成员，在治国过程中确实起着“龙头”的作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就说到，干部队伍是关键，因此可以说，国之本在民，民之命在政，政之绩在官，官之绩在治，治之窍在法德合璧。

四、爱民安民，富民教民

１、热爱百姓是法德合治的前提

热爱百姓并不是社会主义时代独有的道德，范仲淹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勉，西方人把纳税人看作是衣食父母，敬之爱之听之用之，其实这是政治道德的基本规范。但是范仲淹的境界在中国古代一般人达不到，西方人的观念与中国人相左，官是父母，百姓是子民，这是笔者提出问题的原因。热爱百姓是打造当代中国道德体系的第一号工程。

热爱百姓是公务行为方式的内在要求，因为公务的服务对象是广大的百姓，接触的是普通的平民，公务员如果把公务仅仅作为谋生的手段，而不把它作为事业来追求，那么对待百姓的求助就很难做到笑脸相迎、竭诚办事，就很难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很难“慎独”。热爱百姓也是市场规则的要求，姑且不说百姓是衣食父母，起码百姓交税是公务员工资的来源，是典型的价值交换，甚至可以说，是百姓给了公务员一份工作，不应该对百姓存一份感激之情吗？同时热爱百姓是社会主义政治价值取向的内在要求，政治的目的是让百姓的利益最大化，否认这一点、做不到这一点，就不是一个称职的政治家，而增进百姓利益的前提是热爱百姓。

２、百姓安居乐业是法德合治的基本目标

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在这里，中国古代圣贤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是相通的，经济是基础，法律与道德是经济的产物，没有经济基础，最好的法律、最高尚的道德都是不可想象的，以法治国、以德治国，最后都要落实到以经济立国。发展经济，造福人民，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是共产党人的基础目标，是政治活动的价值取向，是政治质量的衡量标准，是天下大治的首要条件。具体地说，百姓安其居、乐其业是治国的基本和基础，建国五十来，特别是党的三步发展战略的第一步温饱工程，及稍后政府提出的安居工程等等，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是我国深化改革、持续发展的基础，应该说中国已经有能力解决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并能基本解决安居问题。但是应该看到社会上还有一部份弱势群体存在，主要是偏僻地区的农民、下岗工人、贫困学生和遭遇天灾人祸的人等，后三者的分布有分散性的特征，虽然绝对人数很少，但全国各地、各个学校、各行各业都有，他们的衣食住行不同程度地存在困难，但由于得不到妥善的帮助，对社会的副面影响非常之大，对于坚定社会主义信仰，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以法治国，弘扬传统美德，弘扬集体主义精神，是一种强大的腐蚀剂。对这个问题的解决，要从经济入手，借助法律和道德的手段，首先，要依法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利益，社会保障法律体系和实施机制要健全起来，要列为当地政府的头等大事，要与政绩考核结合起来。其次，要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美德，丰富社会主义的道德体系，要把“献爱心”、捐资、慈善等行为规范化、制度化、法律化，使社会关注、热心慈善事业，并充分肯定慈善贡献者对慈善财物的分配权、监督权、获得荣誉权、荣誉使用权。解决弱势群体的生活，可以使改革大业事半功倍。

３、百姓富裕起来是法德合治现阶段的核心目标

三步发展战略的第二步和第三步目标的实质是让百姓富裕起来，从整体意义上讲，第二步战略即小康水平已经达到了，但是如果仅仅满足于此，就会让人家小看我们，攻击社会主义，藐视中国共产党，因为，不论从人类发展的现有水平、发展趋势看，还是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看，抑或从世界竞争趋势、人类开拓精神看，都不能停留在小康水平，因此中央提出“富而思进”的口号，是及时的。在基层工作中，我们注意到，有些基层干部，特别是那些乡镇企业较好、经济较宽裕的地区的基层干部，认为现在的老百姓生活比七十年代好多了，有吃有穿，干部在前些年确实劳苦功高，现在应该“后天下之乐而乐”了，因此胸无大志，忽视群众继续创业的积极性，怠于政务，逐渐丧失了对群众的感召力和凝具力，正气渐弱，邪气日升，法纪不张，道德滑坡。这是极其危险的，不仅会丧失改革的既有成果，而且会阻碍改革的深化。

发展才是硬道理。让百姓富裕起来是法德合治的必要基础和核心目标。如何实现富裕目标与法德合治的良性互动？第一，树立第二次创业的勇气和信心，以江泽 民“三个代表”为思想指南，凝聚民心，团结群众，开拓进取。第二，坚决落实以法治国的方略，坚持依法办事，培育百姓的法律意识，把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纳入法制的轨道上来，把自己的热情和智慧融汇到法治的过程中去。第三，把精神文明建设落到实处，关心民众疾苦，弘扬社会正气，打击邪恶势力，继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拓展和丰富社会主义的道德内涵。共产党人和一切干部应该成为进步的象征、法律的化身和道德的楷模。

３、培养百姓的法律意识和道德情操是法德合治的重要方式

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政、刑指法律，德、礼指道德，撇开法德的具体内容不谈，孔子的主张仍然有其科学性。社会成员不仅要能遵守法律，而且要以违反法律为耻，以护法崇德为荣，使法律与道德在人的心灵深处达到内在的和谐与统一。而这种统一不是自动实现的，培养百姓的法律意识和道德情操是统一的重要方式。在当今社会中，对法律意识和道德情操培养的重要性，已没有疑义，但如何培养，则是一个很值得研讨的问题，从中国法制历史的经验看，现在面向基层、面向百姓、面向当地的工作做得少了些，应该多发掘“本土资源”，充分利用其可信、直接和熟人熟事的特点，把当地重大的法律活动、道德故事作为教化的主要内容，开发“乡土教材”，更能唤起百姓的认同感，潜移而默化之。

当然，法治与德治的结合，其意义和方法远非本篇所能尽言，本文只是探索性地提出，法治与德治必须结合，法可厚德，德可固法；同时，法治与德治有其基本的结合点，我们要积极探索这些结合点，才能把法治与德治的结合落到实处并恰到好处。

作者简介：李伟迪，男，1964年生，怀化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社科部副教授、副书记，在湖南师大学报、湖南大学学报、法学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近30篇，主要研究法律史学和法文化学。邮件地址：liweidi1289@sina.com邮编418008。

原载:《中南工业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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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从“以法治国”到“依法治国”的感想

从“以法治国”到“依法治国”的感想

从“以法治国”到“依法治国”，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演变的过程何其艰难。数千年来，尽管有“吴起变法”、“商鞅变法”等亮点，但始终无法摆脱“君明臣贤”、“君昏臣庸”的治乱轮回，究其原因：在于“以法治国”。建国以来，更是付诸了几代人的心血，终于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总目标。

那么，从“以法治国”到“依法治国”到底有何不同呢？所谓“以法治国”，就是用法律来治理国家，“用法”的主体是统治阶级，是个人意志的体现，是治乱轮回的根源；而“依法治国”，就是依据法律来治理国家，“依法”的主体是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但他的言行要“依法”，受“法”的约束，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是人民群众集体意志的体现，是长治久安的保证。

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依法治国成为人们热议的对象。延长油田作为陕西唯一的“世界500强”企业，为了“稳产20年，再创百年辉煌”的伟大目标，更是将“依法治国”的理念引申到企业管理上来，提出“依法治企”的口号。作为延长油田的一份子，要时时关注延长动态，事事感受延长脉搏，在此谈谈自己的感想。

“依法治企”关键在“依”，重点在“法”。“依”就是依据“法”来管理企业，在很多人眼中，“依法治企”是对各级主管领导权力的削弱，其实恰恰相反，因为领导的每一言、每一行都有“法”的保证，反而更加富有权威。只不过这种权威要建立在“依”的基础上，受“法”监督和约束，保证不走偏、不走样。“法”即延长油田、采油厂的各项管理制度。今年，我们在与毗邻的长庆采油一厂交流学习时发现：长庆的各项“法”制定的非常严格，而且上行下效，“依”的力度非常大，使我们受益匪浅。与长庆相比，我们“依”的力度确实有待加强，但我们也有好的一面：就是将党建文化和“六个一”油井文化融入到“法”的范畴，是更加人性化的管理，能从根本上提升企业内涵，铸造企业品质;“关爱员工、呵护油井”的理念、“爱人爱井、人井交融”的主题，既符合油田公司、采油厂长远发展需要，又能代表广大员工的意愿和利益，实现“双赢”。

作为油田公司、采油厂的一员，不仅要在“依”上下工夫，还要努力践行，遵守、维护我们的“法”。从而保证各项工作能够顺利的开展；也让“关爱员工、呵护油井”的理念深入到人心、融入到生产的方方面面，使油田公司、采油厂在依法治企的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