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铁论》中反映的汉中期治国思想

第一篇：《盐铁论》中反映的汉中期治国思想

青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08级本科毕业论文

《盐铁论》中反映的汉中期治国思想

专 业 人文教育

班 级 2008级历史B班 撰稿人 王克晖 指导教师 李少波

《盐铁论》中反映的汉中期治国思想

摘要：《盐铁论》中大夫与文学贤良的论辩，其实质不仅仅是对盐铁、酒榷、平准、均输等官营还是民营的争论，而是针对统治阶级该运用何种治世思想让国家富裕，人民安康的论辩，是一次治国思想上的对决。西汉中期的学术思想并非是武帝所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从《盐铁论》大夫与文学贤良的论辩中我们可以看出，西汉社会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政治经济的发展具有巨大的联系。本文从《盐铁论》中大夫与文学贤良的论辩入手，通过他们相互的思想阐述和政治思想的辩难，从中分析西汉中期汉王朝所真正运用的治国思想。关键字：汉朝；盐铁论；治国思想；儒家；法家

Abstract: 《Salt and Iron》, the doctor and the literary virtues of debate, and its essence is not just salt and iron, wine Monopolizing level, are lost, government-run or private debate, but for the ruling class the use of what Peace and Prosperitythinking of national prosperity, well-being of the people of the argument is a rule of ideological confrontation.Middle Western academic thought is not proposed by the Emperor to abandon 100, Only Confucianism “situation.From the Salt and Iron, ”the doctor and the literary virtues of argument, we can see the changes of the academic thinking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has great links with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Start from the Salt and Iron "in the doctor and the literary virtues of debate Debate explained their mutu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from the analysis of middle Western Han Dynasty and the real use of the rule of thinking.Keyword ：Han Dynasty； Salt and Iron ；rule of thought； Confucian ；Legalism

盐铁会议反映了西汉王朝多方面的历史状况，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着眼，对这次论辩的提出了见仁见智的看法。这其中有认为这次论辩表现的是在思想领域“地主阶级打击商人的斗争”；[1]有认为是“清晰的表现出儒法两家思想对立及其本质的”；[2]也有认为是“儒家内部”“纯儒与杂儒的斗争”或“王道与霸道的斗争” [3]等等。本文是从《盐铁论》中大夫与文学贤良的论辩入手，通过他们相互的辩难，分析西汉中期封建统治中体现的内法外儒治国思想。一

在盐铁会议论辩中，文学贤良言必称往古，全面崇尚古代社会，极力否定法治思想在历史中的作用。桑弘羊一派在驳斥文学贤良思想主张的同时，矛头直指儒家先圣先贤，并且充分肯定法治思想在治国之道上的历史作用。第十一篇《论儒》中，御史曰：“文学祖述仲尼，称诵其法，以为自古及今未之有也。然孔子修鲁、卫之间，教化诛，泗之上，弟子不为变，当世不治，鲁国之削滋甚。齐宣王褒儒尊学，孟轲、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盖齐稷下先生千有余人。当此之时，非一公孙弘也。弱燕攻齐，长驱至临淄，湣王遁逃，死于营而不能救，王建禽于秦，与之俱虏而不能存。若此，儒者之安国尊君，未始有效也”。[4]

[5]桑弘羊对于七十子之徒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第二十篇《相刺》中，大夫曰：“今儒者释耒耜而学不验之语，旷日弥久而无益于理，往来浮游，不耕而食，不蚕而衣，巧伪良民，以夺农妨政。此亦当世之所患也”。又说：“文学贤良言治尚于唐、虞，言义高于秋天，有

华矣，未见其实也。夫仲尼之门，七十子徒，去父母，捐室家，负荷而随孔子，不耕而学，乱乃愈滋”。[6]大夫对儒家先圣先贤进行了一番分析之后，随即开始直接抨击。将文学贤良视为“往来浮游，不耕而食，不蚕而衣，巧伪良民”之人。对文学提出的政治主张认为是“议论无所依，如膝痒而搔背”。[5]这说明大夫在为人处世之道上是瞧不起文学贤良的，在思想主张上更是认为文学贤良的治世主张就是“明枯竹，守空言，不知趋舍之宜，时世之变”[8]的空想家和理想主义者。

桑弘羊是杰出的革新派政治家和思想家，他主张法治，反对礼治。其理由有二：一为历史的进化观点，桑弘羊也和他的先辈商鞅、韩非等一样，是一贯相信历史进化的。故绝不能承认儒家学派“百世不易其道”[9]的形而上学，复古倒退的礼治主义。他以为古今时势不同，因而用以解决问题的方法措施也应该不同。他主张根据现实情况决定施政方针，要“知趋舍之宜时势之变”。[10]所谓“异时各有所施，今欲以敦朴之时，治抚弊之民，是犹迁延而拯溺，揖让而救火也”，[11]那是徒有其名而不可行的。二为“礼让不足禁邪，而刑罚可以止暴”[12]的观点。恩格斯教导说：“没有暴力，没有坚定不移的无情手段，历史上任何事情，都是不会成功的”。桑弘羊也认为法者乃至高无上之原理，有法则法，无法则乱。故曰：“慈母有败子，小不忍也，严家无悍虏，笃责急也”。[13]如不实行法治而主张礼治，就无异于“不立严家之所以制下，而似慈母之所以败子”。[14]结果不惟无益而又害之。[15]

由于桑弘羊主张法治，反对礼治，所以他对于古今法家代表人物的思想赞不绝口。第七篇《非鞅》中，大夫高度称颂法家代表人物商鞅道：“昔商君相秦也，内立法度，严刑罚，饬政教，奸伪无所容。外设百倍之利，收山泽之税，国富民强，器械完饰，蓄积有余。是以征敌伐国，壤地斥境，不赋百姓而师以赡。故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尽西河而民不苦”。[16]第十八篇《毁学》中，大夫赞扬李斯道：“昔李斯与包丘子俱事荀卿，既而李斯入秦，遂取三公，据万乘之权以制海内，功侔伊、望，名巨泰山，而包丘子不免于瓮牖蒿庐”。[17]这段言论中，大夫高度赞扬了商鞅“假当世之权，为秦致利成业”的历史功绩，将李斯的历史功绩夸张为“功侔伊、望，名巨泰山”，不仅可以和儒家赞颂的伊尹、吕望等先圣的历史功绩相媲美，而且是名过泰。

从大夫对儒家治国思想的否定和桑弘羊对儒家的态度，还有大夫作为当权派与文学贤良在朝堂的论辩。这些足以证明，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只是在理论上定儒为尊，并未落实到现实的政治与社会生活之上。实际上法治思想才是统治者真正统治国家的有效手段。

二

从《盐铁论》的文本中看，文学贤良在与大夫关于治国之道的论辩中，始终张扬的是一种以儒家理想为核心的政治主张。他们倡导行礼乐，施德政，“畜仁义以风之，广德行以怀之”[18]教化度人的理论。“仁者，爱之效也，义者，事之宜也。故君子爱仁以及物，治近以及远。”[19] “夫为君者法三王，为相者法周公，为术者法孔子，此百

世不易之道也”。[20]在会议上文学贤良论辩关于对外和义利问题时，也始终张扬儒家思想。“王者行仁政，无敌于天下，恶用费哉？”[21] “古者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22]这都与传统的儒家学说保持了一致。第十六篇《地广》中，文学曰：古之君子，守道以立名，修身以佚时，不为穷变节，不为贱易志，惟仁之处，惟义之行。临财苟得，见利反义，不义而信，无名而贵，仁者不为也。故曾参、闵子不以其仁易晋、楚之富。伯夷不以其行易诸侯之位，是以齐景公有马千驷，而不能与之争名。孔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于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故惟仁者能处约乐贫，小人富斯暴，贫斯滥矣”。[23]儒家这种安贫乐道的人生原则既是对大夫“为穷变节”“不义而富，无名而贵”等处世为政品行的一种反击，同时也体现了文学以“志于道，依于仁”思想为基本人生价值取向的儒家立场。

在经济问题上，文学贤良除了对“末”的基本作用给予了有限肯定之外，坚定的主张“重本抑末”。文学贤良认为，末盛则本衰，本盛则末微，两者是对立的，不可能同时获得增长。从富民的角度出发主张“藏富于民”，要求放弃盐铁、酒肆政府专卖，废止均输、平准等相关经济政策。这样的政治举措是毫无实际道理的，是缺乏现实考虑。难怪大夫称文学贤良为“往来浮游，不耕而食，不蚕而衣，巧伪良民”之人。对文学提出的政治主张认为是“议论无所依，如膝痒而搔背”。文学贤良坚决反对官营而主张私营，只是把儒家“民富则国富”的思想笼统的提了出来，主张“藏富于民”。可这“民”怎能是一般的劳动人民。很显然，文学贤良并没有考虑到现实中能担负得起

盐铁开采的“民”只能是“豪民”。所以文学贤良所提出来的“藏富于民”主张并不现实。

大夫更关注通过盐铁之利实现国家收入，他们认为既可以减少对人民的剥削，又可以防止豪强集团的出现。这对社会稳定和政治统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大夫指出“夫权利之处，必在深山穷泽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24]从维护中央集权和政治稳定的角度出发，打击好强大户，实现这一目的的经济手段就是盐铁官营。

文学贤良言必称往古，全面崇尚古代社会，竭力揭示商鞅、吴起、李斯等法家人物在革新中的社会负面影响。以历史上的事例和经验做今昔对比，借此打击大夫一方的政治主张。

从论辩双方的政治思想上作对比，文学贤良的主张是以儒家思想为理论依据。在独尊儒术的大旗下，桑弘羊一派的主张显然和儒家思想是有许多背离的。这证明在许多具体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方面，儒家思想的指导作用是有限的，而倾向法家的桑弘羊一派的政治主张却符合统治者的治国需要。三

在盐铁会议论辩中文学贤良的观点反映了儒家的治世主张。虽然国家强盛、社会安定、人民向善，行礼法，施德政乃是根本。文学在每次的论辩中都会做一番今昔对比，否定大夫推行的盐铁、均输、酒榷等官营的财政政策。他们对社会问题的洞察是有力的。但是会议上，文学贤良依据儒家思想提出的的许多主张又是不切实际的，有的甚至有些迂腐自大，如对匈奴修恩德去感化，建议撤边等。但他们的基本

主张是和平，休养生息，废盐铁官营，不与民争利，实行井田，抑制土地兼并，反对奢侈，废除严刑峻法等。这些主张当然是符合当时人们的愿望与要求。将近四十年的持续战争，导致国贫民弱。徭役、赋税、厉法酷刑使人民叫苦连天。社会政治和阶级矛盾激化，地主阶级的政权统治面临着巨大威胁，要维持和巩固政权，就必需要有转变。文学贤良的主张对稳定天下，安抚人民是有益的。

但是，从维护中央集权和政治稳定的角度出发，对于整个国家和人民的统治光依靠文学贤良主张的德政是很难达到的，光凭施仁政，修文德，以教化度人，是难以巩固其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要掌握绝对的权利才能控制国家和人民。国家的治理之法要迎合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审时度势，一张一弛，章法有度。盐铁会议上大夫们倾向的法家思想正是符合统治阶级的治国之法。桑弘羊扬法抑儒的思想倾向表明，自武帝对匈奴战事起，国家发展并不是依靠儒家思想得到的。这种对法家人物的大肆赞颂中，大夫崇尚法家思想，张扬法家治国理念的基本思想是符合统治者掌握政治统治，实现权力绝对化的有效手段。盐铁会议之后，盐铁专卖政策根本就没有被取消。文学贤良在盐铁会议上所提出的大量辩论主张并没有在后来的现实政治生活中对国家政策产生大范围影响。这说明在具体的现实政治政策上，最高统治者是倾向于大夫一派的政治思想。由上可知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兴太学。汉王朝虽然在理论上是定儒为尊，但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提倡，并未完全落实到现实的政治与社会生活之上。

董仲舒把诸子百家中道家、法家和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糅合到儒家思想中，加以改造形成的新儒学体系符合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董仲舒宣扬“君权神授”，提出“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学说，它有利于巩固君权，维护统治秩序。然，先秦儒家中的重民德政思想并没有成为汉代施政的真正指针。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汉朝独尊儒术是表面化的，有选择的。目的是为了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家天下。统治者喜欢董仲舒的新儒思想，喜欢儒家的“礼”。但统治者也深知，仅仅靠儒家的思想是难以维护其政治统治，必须依靠强硬的手段做保障。这是汉朝独尊儒术表面化的真正原因。《盐铁论·刺议》篇中文学讽刺丞相史“衣儒衣，冠儒冠，而不能行其道，非其儒也。”[25]这应该是对儒学表面主流意识化的形象说明。武帝末年，事实上已停止了大规模的战争，武帝下诏，致力于富民，发展生产，缓和矛盾。昭帝即位时，贤良指出，这是“继大功之勤，养劳倦之民，此用糜粥之时”。[26]班固说：“昭帝，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至始元，元凤之间，匈奴和亲，百姓充实。举贤良文学，问民所疾苦，议盐铁而罢榷酤，尊号曰‘昭’，不亦宜乎？”[27]由于这种历史契机，进过盐铁会议，儒家思想重新崛起，在宣帝时期进一步得势。[28]但是汉宣帝总结汉代统治经验说：“汉家自有法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29]

《盐铁论》大夫与文学贤良的论辩中可以典型反映出汉中期统治者所运用的治国思想乃是由儒法糅合的内法外儒思想，这是自武帝至宣帝汉家统治的真正治国思想。

注释：

[1] 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新编》 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 第25页 [2] 金春峰 《汉代思想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版 第304页 [3] 王利器 《盐铁论校注·前言》中华书局 1992年版 第2 页 [4] 马非百 《盐铁论简注》 中华书局 1984版 第84页

[5] 金春峰 《汉代思想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版 第307页 [6] 马非百 《盐铁论简注》 中华书局 1984版 第152页

[7] [8] [10] 马非百 《盐铁论简注》 中华书局 1984版 第202页 [9] 马非百 《盐铁论简注》 中华书局 1984版 第389页 [11] 马非百 《盐铁论简注》 中华书局 1984版 第418页 [12] 马非百 《盐铁论简注》 中华书局 1984版 第411页 [13] [14] 马非百 《盐铁论简注》 中华书局 1984版 第403页 [15] 马非百 《盐铁论简注·前言》 中华书局 1984版 第4、5页 [16] 马非百 《盐铁论简注》 中华书局 1984版 第51页 [17] 马非百 《盐铁论简注》 中华书局 1984版 第136页 [18] 马非百 《盐铁论简注》 中华书局 1984版 第3页 [19] [20]马非百 《盐铁论简注》 中华书局 1984版 第389页 [21] 马非百 《盐铁论简注》 中华书局 1984版 第3页 [22] 马非百 《盐铁论简注》 中华书局 1984版 第30页 [23] 马非百 《盐铁论简注》 中华书局 1984版 第126页 [24] 马非百 《盐铁论简注》 中华书局 1984版 第265页

[25] 马非百 《盐铁论简注》 中华书局 1984版 第198页 [26] 马非百 《盐铁论简注》 中华书局 1984版 第45页

[27] 班固（汉）《汉书·昭帝纪》卷七 中华书局 1962版 第233页 [28] 金春峰 《汉代思想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版 第310页 [29] 班固（汉）《汉书·昭帝纪》卷八 中华书局 1962版 第239页

参考文献：

[1] 王利器 《盐铁论校注》 中华书局 1992年版

[2] 金春峰 《汉代思想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年版 [3] 马非百 《盐铁论简注》 中华书局 1984版

[4] 侯外庐 杜国庠《中国思想通史》（卷二）人民出版社 1957年版 [5] 班固（汉）《汉书》 中华书局 1962版

[6] 王永 《盐铁论》研究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9版

参考论文：

[1] 俞启定 析《盐铁论》中有关教育价值观方面的争论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6年3月第8卷第2期

[2] 王伟 《盐铁会议儒法关于王朝指导思想的对立及其原因》 求索 2007年第7期 [3] 束景南 余全介《盐铁会议的本质》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 2005年第4期

[4] 朱义明《西汉盐铁之争的本质探讨》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7卷第2期 [5] 杨晨 《“儒家思想的法家化”与“儒法并存”之商榷》 《传承》2010年第11期

责任校对：沈丽

第二篇：论管子的以法治国思想

论管子的“以法治国”思想

摘要

管子是春秋时期的法家代表人物。他对法的内涵有着深层次的认识，并形成了不同效力等级的法律体系。管子主张以法治国，提出国家治理过程中要做到以法赏罚、赏罚分明、赏罚信必。

他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及法律监督等多个层面对其法治思想进行了具体阐释，以期实现王霸天下的治国理想。管子的“以法治国”思想在当时无疑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

本文从管子“法”的内涵，管子“以法治国”的原因，管子“以法治国”的实施，以及管子“以法治国”思想的历史进步性四个层面，对管子的法思想展开论述，以期对我国当前的依法治国理念有所借鉴。关键词：管子

春秋

法家

以法治国

管仲（前719－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谥敬，春秋时期法家人物。被称为管子、管夷吾、管敬仲，汉族，颍上（今安徽省颍上县）人，周穆王的后代。在齐国改革，富国强兵，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霸主，后人评价“春秋第一相”。其法治思想主要体现在《管子》一书中。

一、管子“法”的内涵

1、管子“法”的属性

法具有至上性。法是“道”在人间秩序建构中的规则体现，是“道”的德行在社会政治领域的实践。道的超然性和绝对性赋予了法以至上性。法的至上性体现为法是社会全体成员一体遵循的行为规范，其效力是普遍的。“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其意为：有创制法度的，有执行法度的，有遵照法度行事的。创制法度的是君主，执行法度的是大臣官吏，遵照法度行事的是人民。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这就叫作大治。

法具有公正性。法对社会行为的控制必须以其自身的公正性作为基础。而法的公正性的最为重要的关节点就是不能有所偏私。“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无私也，„„上以公正论，以法制断，故任天下而不重也。”其意为：全凭法制办事，好象天地对万物那样没有私心。君主凭公正原则来考论政事，凭法制来裁断是非，所以担负治理天下的大任而不感到沉重。

法具有统一性。法的统一性首先要体现在国家立法权的集中统一。立法权是归属于君主的独享权力。欲维护君主的权威就必须首先将国家的立法权集中于君主之手。第二，国家法度的内涵必须准确而统一。“君一置其仪”，而“百官守其法”。若是国家法度的内涵不明确，各级官吏就有可能随意解释法令，势必造成法的运行状态的自相矛盾。国家法度的内涵模糊不清，就不容易形成治理规则的权威性。

法具有公开性原则。管子认为，国家法度是“一民使下”的重要治理规则。“一民”是指国家法度是统一规范全体国家成员的行为准

则。“使下”是指国家法度是各级官吏完成其治理工作的制度凭借。无论是“一民”还是“使下”，都要求国家法度的公开性。“ 明法而固守之。”其意为：君主要明确宣布制度而坚定地执行它。

法具有强制性。《管子》一书所论的法具有强制性，即法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行的一种强制行为约束体系。

法具有适度性。管子主张刑赏适中，“刑足以惩罚犯罪”且“赏足以奖励功劳”。重赏与重刑皆是极端的社会控制手段，将会产生极端的社会效果。“致赏则遗，致罚则虐。„„夫赏重则上不给也，罚虐则下不信也。”其意为：行赏过多则导致国贫，行罚过重则导致暴虐。行赏过多了，上面就不能供应；刑罚太暴了，人民就不会信服。

法具有稳定性。管子提出“法制有常”的学说。《法禁》篇专门用“绝”、“静”、“安”、“不变”等术语强调法的稳定性。“绝而定，静而治，安而尊，举错而不变者，圣王之道也。”其意为：坚决而镇定，稳定而图治，安国而尊君，有所举措而不朝令夕改，这都是圣王的治世之道。

2、管子“法”的体系

《管子》中的法是一个等级效力的体系。在法的等级效力体系中，最高级别的是国家所设的宪律制度，即国家的法律制度。作为国家层面的沿袭相传的有关治理国家的法律制度的法被称为“宪”。国家根据社会治理的实际需要而因时因事所制定的法被称为“仪”、“法”、“制”、“度”。“君壹置其仪，则百官守其法;上明陈其制，则下皆会其度矣。” 张连伟认为，这里的“仪”、“法”、“制”和“度”并列，就其所言的实质，都是指法。法经过国家的公布之后，就成为百姓所遵循的法。制度是君主制定的，上下共同遵守的社会规则，就是法制和法度。1

《管子》将君主发布的命令称为“令”。“令”的等级低于国家的宪律制度。“令”是法的具体实施和推行。因为“令”是国家宪律制度的下位概念，所以“令”必须符合宪律制度。“ 不法法则事毋常，法不法则令不行，令而不行，则令不法也。”其意为:不以法推行法度，则国事没有常规；法度不用法的手段推行，则政令不能贯彻。君主发令而不能贯彻，是因为政令没有成为强制性的法律。

3、管子“法”的原则

管子认为，国家治理过程中要做到以法赏罚、赏罚分明、赏罚信必。

赏罚的依据是国家的法度。正所谓“以法诛罪”、“以法量功”。对于特定的行为“令未布而赏从之”或者“令未布而罚及之”，此种情形谓之“妄”。没有法源依据的赏罚是“妄赏”或“妄罚”。有法源依据而不执行的赏罚是“令已布而赏不从”或者“令已布而罚不及”。

管子主张刑赏适中，即“刑足以惩罚犯罪”且“赏足以奖励功劳”。重赏与重罚皆是极端的社会控制手段，将会产生极端的社会效果。重刑最大的危害是使国君失去民心。管子在反对刑罚严苛的同时，亦反对轻刑。轻刑使得罚不当罪，其实是对犯罪行为的姑息与纵容。因此，管子主张，刑罚与犯罪相适应且奖励与功劳相适应。

1参见张连伟:《管子哲学思想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版，第161-162页。

“信必”是《管子》中一个用以表达国家法度诚信坚定性的术语。赏罚的法源依据是国家法度。赏罚一旦做出就具有国家公信力与强制力。要做到赏罚信必就须对犯罪者“明必死之路”，对有功者“开必得之门”。’“必死”与“必得”正是为了彰显国家法度赏罚信必的坚定性与严肃性。对于有功之人的赏赐不可以克扣，对于犯罪之人的惩罚也不能疏忽。要做到“赏罚信于其所见”。

二、管子“以法治国”的原因

1、管子“以法治国”的目的

《管子》一书的主题在于经邦治国。管子“以法治国”是出于经邦治国的需要，是为了实现其富国强兵的目的。然而，“国富兵强”只是管子内在目的。管子还有更高的一个层次的外在目的，即为了在诸侯国争霸的过程中实现“王霸天下”。管子主张通过变法改革使得齐国国富兵强，并以此来实现其统一天下的“理想图景”。

2、管子 “以法治国”的功能

《管子》一书立足于国家治理的实际需要对法的功能进行了探讨。邱文山将《管子》一书对法的功能的认识归结为法以尊君、法以使官、法以御民、法以判断是非四个方面。2

《管子》认为，国家法度是君主统治国家治理国家的重要凭依，国家法度具有维护君主权威势位的功能。“朝有定度衡仪，以尊主位，衣服挥娩，尽有法度，则君体法而立矣。”其意为：朝廷有一定的制度和礼仪，以尊奉君主地位，君主的衣服—一衮衣和冠冕，也都有法 2参见邱文山:《齐文化与中华文明》，济南:齐鲁书社，2006年版，第343-345页。

度规定，君主就可以依法而临政了。

国家法度具有以法使官的功能。“布法出宪，而贤人列士尽归功能于上矣。”其意为：通过宣布法律和宪章，贤人列士都会尽心竭力于君主。

国家法度具有以法御民的治理功能。“法立令行，则民之用者众矣。”其意为：法立令行，人民听用的就多了。

国家法度具有判断是非的功能，即法是社会生活中辨理决狱的准绳与依据。“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狱而明是非也，百姓之所县命也。”其意为：法，是天下的仪表，是用来解除疑难而判明是非的，是与百姓生命攸关的。

三、管子“以法治国”的实施

1、立法要求

立法要坚持考察并顺应自然规律的原则。管子认为，天道是具有规律性的客观存在。“天有其常，地有其则”是国家立法活动的根据准则与限定条件。运用国家法度来实现对社会诸种行为的规范与约束，就须首先掌握并运用天地运行的基本规律和基本法则。

立法还要坚持因时变顺民情的原则。“古之欲正世调天下者，必先观国政，料事物，察民俗，本治乱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后从事。故法可立而治可行。”其意为：古时想要匡正当世调治天下的人，一定要先考察国家的政情，调查国家的事务，了解人民的习俗，查明治乱根源与得失所在，然后着手进行。这样，法制才能成立，政治措施才能贯彻。

国家法度要公开。国家法度由君主制定之后必须以成文的形式公布于众，以使各级官吏民众皆知何所避就。

2、执法要求

国家法度在执行施行的过程中要做到上行下效。“君一置其仪，则百官守其法;上明陈其制，则下皆会其度矣。” 其意为：国君统一立法，百官就都能守法；上面把制度公开，下面行事就都能合于制度。国家法度的执行必须刚正不阿。“ 正法直度，罪杀不赦，杀戮必信，民畏而古俱。” 其意为：法律公正，制度明确；杀有罪，不宽赦；执行杀戮一定说到做到，民众就会畏惧。

3、司法要求

《版法解》篇还具体直陈出，司法者在狱讼断案中如何保证司法的公正性的要求。“乘夏方长，审治刑赏，必明经纪;陈义设法，断事以理;虚气平心，乃去怒喜。”其意为：乘夏天白日方长，要审理刑赏大事。这必须宣明纲纪，公布仪法、制度，依理断事。这要求虚气平心，而排除个人喜怒。

4、守法环节

法的功能的发挥与实现还有赖于“贵贱共守”、“上下合同”的守法环节。在形式意义上，管子主张，国家法度一经国君制定出来就是全体国家成员一体严格遵守的统一的行为规范。“ 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其意为：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这就叫作大治。

5、法律监督

管子主张，要使得民众懂法知法，这样就可以对各级官吏的执法活动产生监督作用。民众对于各级官吏的合法行为“予以从之”，但对于各级官吏的不合法行为“民以法与吏相距。”提倡民众运用国家法度监督并抵制官员的不法行为，是齐法家法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特色之一。

四、管子“以法治国”思想的历史进步性

管子“以法治国”的思想，在当时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第一，管子对法的内涵作出了具有一定科学成分的阐述。比如，管子认为，法律应该是公平的、正直的，因而可以作为衡量人们行为的准则。“尺寸也、绳墨也、规矩应当也、衡石也、斗解也、角量也，谓之法。”又如，管子认为，法应当具有适度性。法律应坚持刑赏适中，“刑足以惩罚犯罪”且“赏足以奖励功劳”。重赏与重刑皆是极端的社会控制手段，会产生极端的社会效果，是不可取的。

第二，管子主张以公正、公开的法律来治理国家，主张“一断于法”。在中国古代，管子最先认识并强调了法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作用。管子的“以法治国”思想，尽管有其历史局限性，但毕竟提出了“以法为本”、“令顺民心”、“缘法而治、论功行赏”、“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等一系列进步的主张。

第三，在管子的法治思想中，“刑无等级”，“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等内容，占有重要的位置。这一思想，尽管在后来的法律实践中很难真正实施，但在春秋时期，这一主张对奴隶主贵族的“刑不上大夫”等旧体制无疑是一个强大的冲击。

第四，管子“以法治国”的思想，始终和当时齐国变法改革的实践结合在一起。因此，他的理论具有丰富的实践性及应用价值，这一点在法哲学史上是必须充分肯定的。管子“以法治国”的思想帮助齐桓公成就了春秋霸业，而且他的法治思想，对于后来中国的统一、秦王朝的建立，也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结语

管子是春秋时期的法家人物。他对法的内涵作出了具有一定科学成分的阐述。比如，管子认为，法律应该是公正的，因而可以作为衡量人们行为的准则。管子主张以公正、公开的法律来治理国家，主张“一断于法”。在管子的法治思想中，“刑无等级”，“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管子“以法治国”的思想具有丰富的实践性及应用价值，对我国当前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构建及完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著作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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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邱文山:《齐文化与中华文明》，济南:齐鲁书社，2006年版。[3] 张连伟:《管子哲学思想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版。[4] 李山译注:《管子》，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文章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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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论江泽民的德治思想：以德治国

论江泽民的德治思想：以德治国

内容提要：“以德治国”的提出，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将邓小平理论与我国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实践相结合，不断进行理论探索和理论创新的结晶。“以德治国”同“依法治国”是相辅相成的。道德与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相互联系、相互补充。领导干部的从政道德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从他律性角度分析，要加强从政道德的监督机制建设;从自律性角度分析，要加强从政道德的养成机制建设。从政道德养成的重点是加强道德修养。

《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江泽民文选〉的决定》指出：“江泽民同志是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尊重实践，尊重群众，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方面都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江泽民文选》中关于德治的思想即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鲜明特色体现在三个方面。

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战略决策

胡锦涛同志在学习《江泽民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中，要求我们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关于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思想”。这个思想是江泽民德治思想的战略基点。

2001年1月，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以德治国”，这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我国社会经济步入新的发展时期所提出的重要治国方略，是在深刻总结国内外治国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科学论断，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重大发展。认真领会这一治国方略的深刻内涵，对于我们更加自觉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大力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素质，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

“以德治国”的提出，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将邓小平理论与我国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实践相结合，不断进行理论探索和理论创新的结晶。

在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同志详细阐述了“努力开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新局面”这一重大课题。江泽民同志指出，邓小平同志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邓小平同志的重要指示中，我们应该得到一些重要启示：第一，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第二，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第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特征。第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第五，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要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第六，处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处理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关系，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必须始终注意把握它们的内在联系，增强全面性。这里，江泽民同志已经勾画出“以德治国”的蓝图。正是这次中央全会，主要讨论了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的问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

在2000年6月召开的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明确使用了“德治”概念。他指出，“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应该相互结合，统一发挥作用。”这样，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不断发展，随着理论探索和思考的不断深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并做出了“以德治国”的重大战略决策。

“以德治国”同“依法治国”是相辅相成的。道德与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相互联系、相互补充。正如江泽民同志所阐述的那样，“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概括了十三年来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积累的十条宝贵经验。其中之一，就是“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其后，又在“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部分再次强调指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辅相成。”不难看出，“德治”思想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分量。

高度重视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

胡锦涛同志在学习《江泽民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中，要求我们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关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人的全面发展，这是江泽民德治思想的价值目标。

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方面。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实现人们思想和精神生活的全面发展。”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又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人的全面发展程度也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这两个历史过程应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地向前发展。

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人民是“治国”的主体。充分发挥人民“以德治国”的主体性，必须坚持不懈地提高人民的“治国”能力，其中包括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参与公共行政的伦理水平。为此，在“以德治国”战略决策提出八个月之后，即2001年9月，中共中央颁发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制定，特别是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的实施，都是在江泽民同志的指导下进行的。

早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就强调，精神文明重在建设。在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上，江泽民同志提出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为落脚点的总体构想。为人民服务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的核心，是社会主义道德区别和优越于其他社会形态道德的显著标志。集体主义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的原则，是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关系的必然要求。这里，江泽民同志已经勾画出“公民道德建设”的蓝图。

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再次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着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培育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的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要深入持久地开展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加强民主法制教育和纪律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要深入持久地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大力提倡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

在2000年6月召开的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江泽民同志进一步指出：有了良好的道德素质，就能使人们自觉地扶正祛邪，扬善惩恶，就有利于形成追求高尚、激励先进的良好社会风气，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促进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努力建设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必须放在突出的位置来抓。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的建设为落脚点。全党和全社会要共同行动，努力把上述内容和要求具体化、规范化，使之成为全国人民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

根据江泽民同志的指示，中共中央2001年9月颁发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特意提炼出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这一基本道德规范的形成，是我们党对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道德体系的最新认识成果，标志着我国公民道德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基本道德规范，言简意赅，科学准确，易懂易记，既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包含了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优良道德传统，又借鉴了世界各国道德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先进文明成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它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适用于不同社会群体。大力倡导这一基本规范，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是进一步推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

简而言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按照江泽民同志的德治思想，从公民道德建设入手，继承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美德，发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与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道德，借鉴世界各国道德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先进文明成果，努力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对形成追求高尚、激励先进的良好社会风气，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促进整个民族素质的不断提高，全面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突出强调党员领导干部的从政道德建设

胡锦涛同志在学习《江泽民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中，要求我们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关于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关于领导干部一定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思想，关于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思想，关于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思想，关于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的思想，等等”。这是江泽民德治思想的核心内涵。

江泽民同志在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党的性质、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党肩负的历史使命，要求我们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治党始终坚强有力，治国必会正确有效。”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在“治国”中处于领导地位。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公务员依据人民的授权，代表人民“治国”，在“以德治国”的过程中具有关键性作用。实施“以德治国”，必须突出强调“以德治党”、“以德治政”。

应该清醒地看到，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党和国家机构中出现了一些违背从政道德的问题。江泽民同志反复强调：“对领导干部来说，打牢思想政治基础、筑严思想政治防线，最根本的就是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中，世界观是基础，是起决定作用的，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人生观、价值观。在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中，权力观是基础，是起决定作用的，有什么样的权力观，就有什么样的地位观、利益观。”在公共行政领域，世界观特别是权力观集中表现为从政道德观。从政道德观在根本价值的层面上影响或指导着每一位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的行政行为。

江泽民同志深刻地指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最根本的是要解决好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问题。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必须正确认识手中权力的性质。只有把这个问题真正搞明白了，才能正确地看待和运用手中的权力。我们必须认识到：第一，党在革命战争时期是代表人民并领导人民去夺取政权的，革命胜利以后则要代表人民并领导人民掌握和行使好国家的各项权力。第二，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权力都是来自于人民，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说到底都是人民赋予的。第三，领导干部必须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国家的发展、富强、安全服务，为人民群众的团结、富裕、安宁服务，一句话，必须始终为国家和人民谋利益。第四，每一位领导干部都必须始终信守为人民掌握和行使权力的原则，同时要自觉接受党和人民对自己行使权力的监督。这些，应成为正确权力观的重要内容。这也是关于从政道德基本问题的精辟阐述。在公共行政活动中，从政道德的基本问题就是权力与利益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公共行政主体（执政党、国家机构和国家公务员）如何利用所掌握的公共权力调节社会中各种利益关系的问题；从政道德的基本问题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其一是权力代表谁的利益，其二是怎样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利益。这一基本问题的解决，决定着对其他问题的回答，从政道德判断都是以对这个基本问题的回答为依据的。

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以后，能否正确看待和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一个必须长期经受的根本性考验，也是一个关系社会主义事业前途命运的根本性课题。我们党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从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这种客观实际向我们提出了两个问题，需要全党同志尤其是领导干部保持清醒的认识。一是各级领导干部手中掌握着这样那样的权力，这同我们党执政以前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二是社会环境复杂，领导干部受到外部各种消极东西的影响会日益增多。在这样的情况下，领导干部要坚持正确的权力观，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的确很不容易。不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难免要犯错误，甚至走向犯罪的道路。对此，江泽民强调指出：“努力使各级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要作为党的一项长期的重大任务，坚持不懈地抓下去。”

领导干部的从政道德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基于从政道德具有他律性和自律性相统一的特点，应着重从两个方面入手：从他律性角度分析，要加强从政道德的监督机制建设。江泽民同志在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道：“对领导干部一定要严格监督。”加大监督力度，特别要加强主动监督，把监督的关口往前移，加强事前防范。努力做到干部的权力行使到哪里，相应的监督就实行到哪里。从自律性角度分析，要加强从政道德的养成机制建设。概括地说，就是要加强从政道德的教育与修养。江泽民同志在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干部队伍建设的基础是教育。无论是提高干部队伍素质，还是防止和纠正用人上的不正之风、防范腐败问题，都要坚持教育在先。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对干部的教育，应该包括理想信念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纪律作风教育、道德法制教育、科学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只有通过全面的经常的教育，真正打牢思想政治基础、筑严思想政治防线，干部队伍建设才能越搞越好。”

从政道德养成的重点是加强道德修养。江泽民同志在《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中指出：“党员、干部的道德情操和人格力量对全社会有着重要示范作用。领导干部必须坚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还必须讲修养、讲道德、讲廉耻，要把人做好。人做不好，有再大的本事也没有用。”加强从政道德修养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江泽民同志指出：“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在思想上、行动上、作风上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增强公仆意识，自觉摆正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加强从政道德修养必须破除“官本位”意识，肃清封建主义残余思想。江泽民同志又说：一些同志没有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一个重要原因是“官本位”的封建残余思想在作怪。“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明白，我们是共产党人，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当大官，千万要防止把升官发财作为自己的人生目的。”

江泽民同志多次指出，“人格的力量很重要”，各级领导干部要“努力把真理的力量和人格的力量统一起来”。这里，揭示了领导干部道德修养的目标。1993年9月，江泽民同志为国家行政学院题词：“永做人民公仆。”这是对我们党从政道德观的科学概括。在九届人大一次会议的闭幕式上，江泽民同志以新当选的国家主席的身份，坦诚地向全国人民表达了一位“公仆”的价值追求：“时代的召唤，人民的重托，使我深感肩负的使命和责任崇高而重大。我将忠实地遵守宪法，恪尽职守，竭诚为祖国为人民服务。”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更是深刻地揭示了从政道德观的核心内涵，是我们党的从政道德逐步走向文化自觉境界的集中体现。

第四篇：论万隆会议中周恩来外交思想

周恩来外交智慧

班级

学生

完成学号：姓名：时间： 论文073412156周开放2013年12月2日

论万隆会议中周恩来外交思想

众所周知，周恩来是新中国外交的主要开拓者，他以决策者、指挥者、实践者的身份，成为举世公认的杰出外交家。他参与了新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对重大问题的决策，并亲自实践或者直接指挥了所有的重大外交行动；他重视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风格，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最全面、最杰出的贡献。

为了推动亚非各国民族独立，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万隆亚

召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亚非万隆会议。在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下中国派出了以周恩来为首的大型代表团。积极参与这个重大的国际会议，争取改变自身的国际环境，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贡献。会议中的周恩来展示了大智大勇、顾全大局的气度、非凡的领袖魅力。提出了具有跨时代意义的求同存异的和谐外交精神，为新中国赢得了朋友，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经历了风雨飘摇的岁月后求同存异的和谐思想成为历史发展的趋势。

万隆会议期间，某些原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利用一些国家制造纷争和矛盾，并对中国发出诋毁性言论，企图分裂会议。周恩来提出“求同存异”方针。在中国和大多数与会国努力下，会议一致通过了包括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附属地人民问题和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宣言等部分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确定了指导国际关系的10项原则。公报共包括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附属地人民问题、其他问题、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等7个方面的内容。

一、求同存异，大力推进新中国的和平外交

数千年来中国的“和为贵”思想，强调和的境界是“和而不同”，孔子主张“和而不同” 是儒家重要的伦理原则，《论语·子路》载文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也就是说要“求同存异”。和谐理论更是植根于厚重悠远的中华文明，贯穿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是早期中华文明以及道家、儒家、佛家思想的核心要旨。3000多年前，中国的甲骨文和金文中就有“和”字，《左传·襄公十年》有文称“如乐之和，无所不谐”，《管子·兵法第十七》有文“和合故能谐”等等不一而足。在中华文明的积淀下，早在几千年前体现和谐理论的求同存异的思想就已经出现萌芽。

正是由于求同存异的思想逐步形成，世界发展趋势的变化，周恩来同志顺应

历史发展的潮流成为了求同存异和谐外交的倡导者。

浓缩古人的思想，创新自己的见解。周恩来作为求同存异和谐外交的倡导者，不断将其运用到实践中，去深化完善求同存异的思想。抗战时期与周恩来一起在大后方搞统战工作的夏衍曾回忆道：抗战时期在重庆曾与一些民主人士看法不一致，我便去向周恩来请教。周恩来对我说，干革命，人越多越好，为了团结更多的人，思想上可以求同存异。这是周恩来最早提出求同存异这一主张，并把它用于处理同民主党派领导人的关系上。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任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直接领导策划新中国的外交工作。从广义上讲，外交也是一种统战工作，朋友越多越好。但是，也要看到，国与国之间在政治上不能没有差别，在民族、宗教、语言、风俗习惯等方面是有所不同的。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和人之间尚有不同，何况国家、民族呢？我们应当通过相互接触，彼此思想沟通。避免和减少双方的分歧，求同而不是求异。1954年8月，周恩来在一次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表述了这一思想。他指出：“我们和英国是有同有不同的，我们的态度是求同而不求异。”我们和英国“有不同的地方，例如，我们是新民主主义国家，正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逐步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我们这种立场、思想是不必讳言的。但是，也不要跟他们争论马克思主义学说，争论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总之，我们要互相尊重，不扩大争论，扩大争论就会对立起来，那是不利的。”

二、和平共处，建立友好与睦邻关系

在万隆会议中充满着不和谐音符，美国媒体幸灾乐祸，《纽约时报》的评论

借机煽动：“要各国代表不要把注意力放在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问题上，而应当放在遏制共产主义上，不要去打‘殖民主义的死马’，要去打‘共产主义的活老虎’”。周恩来面对各种各样的国际抨击，彰显伟人气魄三次力挽狂澜，在面对国际特殊情况下，周恩来临时发言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

经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他接着说：“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同时，会议应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这是我们中间的主要问题。我们并不要求个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相互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周恩来的发言引起了极其热烈的反响。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提出中国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的和谐外交政策，在划时代的国际会议中出现了主张和谐的旗帜。就连当时任芝加哥《每日新闻》驻亚洲记者的鲍大可也评论道：大会上他既没有去刻意争取对共产主义的支持，没有做或鼓动他人做激烈反美、反西方的言论，也没有去破坏或削弱西方的反共防务联盟。但他达到了此行的重要目的，即使许多代表相信了他是一个心怀善意、通情达理而真挚诚恳的人，并相当成功地使人相信了共产党中国奉行和平的政策。各国代表对周恩来的发言好评如潮，就连曾抨击过中国的一些代表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演说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现了民主精神”。周恩来将各国利益综合处理，寻找其共同之处，运用协调沟通的手段“求同存异”，运用团结友善的手段“求同存异”，运用以退为进的手段“求同存异”。

“维护世界和平”，“谋求相互间的亲善和合作，建立友好和睦邻的关系”，是周恩来当时着重强调的。数人面对周恩来所提出的求同存异的和谐外交政策认为可笑，认为周恩来是疯子，当时国际环境复杂，两种社会形态矛盾四起，局部战争不断，认为求同存异的和谐外交只是一纸空文，在当今社会根根本不能实现。周恩来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作为当代中国和世界最有影响的外交家之一，他高瞻远瞩能够认清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为历史的发展推波助澜，万隆会议后，周恩来在不同的场合又多次对求同存异的思想加以论述。1955年5月，他在会见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主席欧文妮·戈登夫人时，对世界母亲大会要像亚非会议那样发扬求同存异的精神表示赞赏，指出：“世界各国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各有不同，很难一致起来，我们要找共同点，把不同的保留，不发展争

论。”1957年，针对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出现的一些问题周恩来指出：社会主义各国并不是对所有的问题都有一致的看法，在某些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对于我们

各国原则一致的重要方面来说，毕竟处于次要的地位，而且这种不同意见是可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同基础上，通过同志式的讨论和协商，逐步地求得一致的。即使暂时还不能求得一致，只要团结关系受到珍重，保留这种不同意见也是正常的。这也就明确了：“社会主义国家间也适用求同存异的方针。”不断为和平事业做出贡献，不断为创造和谐环境而努力。周恩来所提出的求同存异和谐外交不是口头与纸面的空文，中国以“求同存异”为原则引领外交工作，以此为原则发展统一战线，以此为原则构建党内和谐.协调人际关系。推动国际大环境下“求同存异”的和谐理论的顺利发展。

周总理在会议上重申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倡导的团结合作、求同存异、协

商一致精神，提出的反帝反殖、尊重各国的独立和主权、维护新兴国家的和平等国际地位、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的主张，成为与会者的普遍共识和会议的基调。

这为会议取得历史性重要成果，为万隆精神和“十项原则”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增进了亚非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对新中国的了解与信任，在很大程度上消减了不少国家对我国的误解、偏见和疑虑，为新中国赢得了朋友，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万隆会议后，我国的对外关系打开了一个新局面，出现了一个外国同我国建交的高潮。在短短的5、6年时间里，到1961年，仅亚非地区新增同我建交国即达十个之多，并为十年后即1971年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后出现的第二次建交高潮奠定了基础。

实践证明周恩来来提出的求同存异的和谐外交思想，是人类历史的进步和发展规律，是正确的，科学的，可行的。在中国外交史上写下了辉煌篇章，同时也为开辟国际关系新时代作出了宝贵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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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论狄更斯文学作品中的人道主义思想

论狄更斯文学作品中的人道主义思想 摘要：狄更斯将人道主义情怀渗透在他创作的各个时期的作品当中，宣扬一种仁善道德的精神，以一种宽恕，理解的态度来对待阶级矛盾。这种思想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同时体现了狄更斯创作中不能彻底批判的局限性。关键词：查尔斯·狄更斯人道主义思想局限

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Dickens)．纪英国批义思想，在对现实社会批判的同时使心怀希望。赋予人强烈的感染力。狄更斯早年家境小康。小时候曾经在一所私立学校接受过一段时间的教育．但是父母经常大宴宾客，花钱上没有节制，12岁时，狄更斯的父亲因为债务问题而入狱，一家人随着父亲迁至牢房居住。狄更斯也因此被送到伦敦一家鞋油厂当学徒，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他饱尝艰辛，饱受屈辱，也看尽了人情冷暖。这段人生经历不仅为他日后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且促使他更关注底层社会劳动人民的生活状态，同时形成了他人道主义思想的创作基调。

根据狄更斯的人生经历和创作实践，我们可将他的创作划分为三个阶段：早期的温和批判阶段。中期的全面批判阶段，晚期的对未来社会发展展望阶段。但是，无论他对现实世界如何批判，他的作品始终贯穿着仁慈的人道主义思想．这也使得他的作品充满了真善美的温情。这些都可以在他不同时期的代表作找到论据。

一、狄更斯早期作品中的人道主义思想 狄更斯发表的(or克威克外传》(1937)、《雾都孤儿》(1938)、《尼古拉斯·尼克尔》(1939)、《老古玩店》(1940)、《巴纳比·拉奇》(1841)这5部长篇小说从创作特点上来说可归属为早期(1837一1841)的作品。这个时期的作品对现实社会进行了温和的批判。

《匹克威克外传》是他的成名作。在这部作品中，狄更斯有意地把匹克威克塑造成了一个仁慈和博爱的典型。他不请世事、正直善良、打抱不平、助人为乐。有一次他在一所茅屋前发现一块半露出地面的刻了字的石头，便认为这是很古老的刻了碑文的宝石。其实石头上的字是一个工人在无聊的时候随便刻出来的。这表现出他天真爱幻想、童心未泯、脱离实际。骗子金格尔设下圈套，让别人告诉他一个假消息，说金格尔将在深夜拐骗寄宿学校的一个女学生，请他去救助那个少女。他也毫不怀疑，以致上当受骗。这些都表现出他是一个善良无邪的人。而后来他在监牢里见到衣服破烂、脸色发灰的金格尔时动了侧隐之心。在出狱之后，以前吃了金格尔不少苦的匹克威克先生不计前嫌，以德报怨，替他还清了债务，还为他介绍工作。最后，这位富裕却忠厚的资产者匹克威克先生的高尚德行感化了会格尔，使之弃恶从善，改邪归正。这是狄更斯创作的典型性结局。而在《雾都孤儿》和《尼古拉斯·尼克尔》的大团圆结局中，我们得知书中那受苦难的“小人物”最终大多赢得了仁慈的资产者的庇护过上了无忧的生活．就像是童话世界里的“公主和王子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这一时期的创作都弥漫着一种童话般的色彩，受再多的苦难，到最后坏人一定会被惩罚，好人则能得到上帝的垂怜。体现了狄更斯创作中的温情浪漫的人道主义情怀。

二、狄更斯中期作品中的人道主义思想

1842年．狄更斯首次出访美国．这次游历对他日后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美国虚伪的民主政治、残酷的监狱，特别是暗无天日的蓄奴制，引起狄更斯极大的愤慨。他说：“我已经失望了，这不是我要来看的共和国，这不是我想象中的共和国。”他的游记体小说《美国札记》(1842)和长篇小说《马丁-朱什尔维特》(1844)都对美国社会的黑暗和丑恶作了有力的揭发。这也标志着狄更斯的创作进入了一个全盛的时期——对资本主义社会全面批判的时期(1842_1858)。除了《旅美札记》和《马丁·朱述尔维特》，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还有《圣诞欢歌》(1843)、《董贝父子》(1848)、《大卫·科波菲尔》(1850)、《荒凉山庄》(1853)。在这个时期的创作中，故事情节已经不似前期的作品那么光明乐观，资本主义社会的阴影笼罩在主人公的命运中．慈善的资产者的形象开始被为富不仁者替代。总体而言。这些故事中的人物必须经过更多的磨练最后才能安享幸福人生。不再像童话故事一般单纯清澈，有了更多的波折，必须经过九九八十一难才能获得某种圆满。例如，在《圣诞颂歌》这部备受推崇的短篇中主人公斯克鲁济是一位商人。他成天与钱柜、账本和发票打交道．一生只知道攒钱，毫无人性。他克扣员丁的工资，拒绝外甥的问候和祝福，不施舍分文给穷人。然而，平安夜出现的三个精灵带领他回到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些生活情境，并让斯克鲁济从自制的陷阱和枷锁中解脱出来．领悟到圣诞节的意义和生活的意义。他在圣诞颂歌奏响时开始了自己新的人生。

在《马丁·朱述尔维特》中，鸠纳斯·朱述尔维特被父亲安东尼培养成了一个只知道金钱和利润的骗子，为了早日占有财产，他竞亲手杀死了父亲。他整日考虑的是利润和金钱。他的处世箴言是：“要干掉别人．否则别人就会干掉你。”狄更斯借人物之口感叹地说：“背叛、欺骗、阴谋诡计、竞争、仇恨、卑鄙、虚伪、贪婪、卑躬屈膝、兄弟阋墙、父子反目、亲友相互践踏——这些就是在生活道路上的连台好戏。”作品中父子之间的勾心斗角．正是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的生动写照。这部小说还塑造了培克斯尼夫这个伪君子的形象。年轻的马r·朱述尔维特由祖父打发到建筑商培克斯尼夫处学习建筑。培克斯尼夫图谋老朱述尔维特的财产。他道貌岸然．在“爱”的外衣下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狄更斯讽刺地说，他甚至给自己的两个女儿起名一个叫“慈悲”，另一个叫“仁爱”，但是他永远只是教训别人，言论高尚和行为龌龊。小说通过小马丁·朱述尔维特在美围投资遭到破产和险峰丧命的故事揭穿美国社会的假民主，批判美围新闻界、舆论界的虚伪性和美国的投机事业。经历了种种艰难和考验之后，小马丁·朱述尔维特改变了自私的性格最终才得以继承祖父的遗产。在《董贝父子》中，被金钱主导了思想的董贝先生经历破产之后，被金钱扭曲的性格才得以纠正。方能享受真正的天伦之乐。

这一时期的作品，狄更斯表现出来的情绪虽然多了点灰暗色彩，但他仍然坚信，情感教育可以改变资产者，可以改造社会。

被狄更斯称为“心中最宠爱的孩子”的《大卫·科波菲尔》更加注重结构技巧和艺术的分寸感。作者通过主人公大卫·科波菲尔坎坷的一生展现了一副19世纪中叶英国社会生活的五彩画卷，揭露了英国腐朽顽固的司法制度和窄息儿童心灵的教育制度。《荒凉山庄》以错综复杂的情节讽刺了英国古老的邪恶无能的司法体制。但不管怎样的揭露和抨击，在故事的最后狄更斯总是留有余地．让善良的人们仍然心怀期待。

三、狄更斯创作后期作品中的人道主义思想

狄更斯在第i阶段(1854_一1870)的主要代表作是《艰难时世》(1854)、《小杜丽》(1857)、《双城记》(1859)、《远大前程》(1861)、《我们共同的朋友》(1865)和《艾德温·德鲁德的秘密》(1870)。在这些作品里，狄更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而且经历了婚姻爱情上的一些不幸，作品更多抑郁的一面表现出来。从《艰难时世》开始．狄更斯进入了探索未来社会发展的道路的新时期。小说围绕露易莎的不幸婚姻和工人斯蒂芬与资产者庞得贝发生冲突导致惨死这两条主线展开，反映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抨击了功利主义学说，抗议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行为，对下层人民表现出深切的同情。但是．狄更斯对于资本主义的揭露、批判并没有作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彻底否定，他只是希望纠正资本主义的弊病，把这个社会弄得好一点罢了。无论社会现实多么残酷，狄更斯始终没有放弃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幻想，因而他作品中的人道主义思想也无处不在。《双城记》也是这个时期的一部杰出的代表作，深刻地揭露了法国大革命前深深激化了的社会矛盾，强烈地抨击贵族阶级的荒淫残暴，并深切地同情下层人民的苦难。作品尖锐地指出，人民群众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在贵族阶级的残暴统治下，人民群众迫于生计，必然奋起反抗。这种反抗是正义的。然而，作者站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立场上，既反对残酷压迫人民的暴政，又反对革命人民反抗暴政的暴力。在狄更斯笔下，整个革命成了一场毁灭一切的巨大灾难，它无情地惩罚罪恶的贵族阶级，也盲目地杀害无辜的人们。在狄更斯看来．人类的爱比恨更伟大。阶级调和比阶级斗争更町取，社会生活应该以和睦共处来代替暴力革命，这就是狄更斯的人道主义思想。狄更斯经历了丰富的人间生活后，对人、对周围环境、对自己的生活经历都有了深刻的认识，而所有他成熟的人生观、哲学和道德的思想都汇总在《远大前程》一书中。狄更斯在这部作品中对主人公皮普心灵历程的描绘．正是他苦心追求和寻觅的人性l旦l归的历程和通往理想王国的路标。纯朴善良的皮普一心想要成为上等人，但在真正见识到所谓“上等人”的虚伪无良、卑劣无耻之后。皮普在残酷的现实中意识到：真正的远大前程绝不在于财富和地位，而在于拥有一颗正直、善良的心灵和勤劳的双手。最终同归纯善本性的皮普重逢了失去一切财产、心灰意冷的恋人，重燃生活的希望。这样的结局不能不说同样是狄更斯人道主义精神的一个体现。

总之．狄更斯的作品中总是洋溢着人道主义精神，其各种矛盾都是通过道德来调解的。狄更斯相信正义、相信善良、相信人道、相信恶行终将受到惩罚，而善德也会得到报偿。他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m发．运用高度的艺术技巧，描绘了极为广阔的资产阶级社会画面，揭示了当时社会的重大问题及其本质．刻画了资产阶级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和生活层面．从城市到乡村，从法院到监狱，从豪华的官邸到阴暗的贫民窟．从“慈善”的董事会到饥饿的贫民院。他的创作生动地反映了19世纪英国社会的发展过程。或许正因为狄更斯对资本主义社会心怀仁慈．他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的黑暗不能够完全彻底地进行批判，这成为了他创作中的一个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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