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论陶渊明文学作品中的玄学思想
[论文关键词]自然;真;名教;道;言意之辨
[论文摘要]陶渊明思想之新与深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生态度,二是创作态度。陶渊明人生态度的总体特征是崇尚自然。在看待生命问题上。他委运大化,顺其自然.表现出超然无惧的清旷风度;在看待生活问题上,他贵身尚生,遗形取神,表现出应物而不累于物的处世风貌;在看待归耕问题上,他追求质性自然,保持个性舒展,表现出超尘脱俗的人格情操;在看待精神问题上,他称心足意,归朴守真,反叛“诗言志”,表现出体同大化的名士风貌。
陶渊明先儒后道,由儒人道。李长之先生认为陶渊明是“儒家而进入道家”的。陈寅恪先生认为:“惟求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即与人自然为一体。”“渊明之为人实外儒内道,舍释迦而尊天师者也。”同时陶渊明糅合了当时流行的玄学,形成自己鲜明的思想特点。玄学家认为,“自然”是一种最为理想的状态,也是一种最为理想的治世原则。阅读陶渊明的文学作品,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然”是陶渊明为人处世的最高准则。
一、委运于自然造化——陶渊明的生命意识
陶渊明重视实际的人生,认为肉体成仙说不足为凭,人总是要死的,“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五首》其四)。万物终归于空,成仙之说实为荒诞。自然界发展变化的规律,是有生必有死,自古以来就是如此。传说中的神仙却无一存在:“世间有松乔,于今定何间?”(《连雨独饮》)既然如此,最现实的就是享受恬静、自适的生活:“故老赠余酒,乃言饮得仙。”饮酒可断绝各种杂念,甚至忘掉上天,这是因为“任真无所先”(《连雨独饮》)。人生最重要的就是听任自然,不矫情,享受生前实际的人生生活。郭象注《庄子·太宗师》说:“死与生,皆命也。无善则死,有善则生,不独善也。故若以吾生为善乎?则吾死亦善也。”既然活着已经得到了善,那么死后也可以称善,又何必去追求善呢?“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他鄙弃身后之名,而注重实际优游的人生,体现的是玄学的思想特征。
陶渊明认为形神相依,形灭神亡,否定佛教的形灭神不灭的生死观。《形影神并序》中“形”之念身,“影”之念名,都可以归结为“恋生”,而“形”与“影”现实忧惧的背后,则是对死亡的焦虑。惧怕死亡,而使神为物累,都违背了自然之性、自然之理。如何从这种焦虑中解脱出来呢? 甚念伤吾身,正宜委运去。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追逐功名,耽溺于任放,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或喜或惧,都会对自然与生命造成伤害。只有“乘化以归尽”(《归去来兮辞并序》),委于自然造化,听凭于大钧之力,坦然地拥抱生活,淡然地迎接死亡。这是他委运自然、随顺自然的开放、通达的生死观。
二、应物而不累于物——陶渊明的生活态度
陶渊明从不同角度、层面上充分肯定了玄学的依循自然,尽情享受大自然赋予的只有一次的生命和人生生活的观念。弃官返乡,不为荣名所系,其原因是涵养自己本真之性,很好地保持自己的名声,即:“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人生很难活百岁,岁月又催人老,如不放弃贫富贵贱的迂腐想法,去追逐荣华名利,一旦身殁,皆随之而去,深为可惜。“若不委穷达,素抱深可惜”(《饮酒二十首并序》其十五)。生命既然如此短暂,那就应该充分享受它,让它充满欢声笑语,“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杂诗十二首》其一)。贵身尚生,就是要区别身内身外,就是要重视生命,重视生活,这就是生存的意义。他的《形影神并序》中,“形”焦虑的是“身没”,“影”焦虑的却是“名尽”,“影”劝告“形”:不要为了“身”之畅快而任放(竹林名士的追求),冷却了对“名”的热情。“立善”可以精神不朽,这是济世之志、功名之念,是名教的要求。“神(自然之道)”主张委运于自然造化,听凭于大钧之力,消释了“形”与“影”的世俗情怀,不为外物所累。生活本身就是极大的幸福,就是享乐和满足自身,何必还要有求于其它呢? [!--empirenews.page--] 人在三才之中最灵智,陶渊明“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没有去追求声色犬马、耳目口腹的感官享受。张湛继承郭象的“物各有性,性各有极”的个性人格思想,发展了物质享乐的一面,鼓励及时行乐:“夫生者,一气之暂聚,一物之暂灵。暂聚者终散,暂灵者归虚。而好逸恶劳,物之常性。故当生之所乐,厚味、美服、好色、音声而已耳。”(《列子·杨朱》注)而归居茅屋“养真”的陶渊明,对物质的态度是“称心而言,人亦易足”(《时运并序》)。他不为物欲、情欲所缨,是因为他“傲然自足,抱朴含真”(《劝农》)。
既然人是三才中最灵智的,除了对物质生活的享受外,必然对精神生活也有所追求。他追求的是一种自然真实、简淡干净而又充满诗情画意的美感生活:“衡门之下,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爱得我娱。岂无他好,乐此幽居。”(《答庞参军并序》)“我唱尔言得,洒中适何多。”(《蜡日》)“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与子俨等疏》)躬耕之余,喜欢读书、抚琴、饮酒,欣赏大自然美景,并乐于此,安于此,怡然自适。鲁迅先生认为,陶渊明的这种生活态度是不易学的。“他穷到衣服也破烂不堪,而还在东篱下采菊,偶然抬起头来,悠然的见了南山,这是何等自然。”在日常生活中,他身上确实体现了难得的“自然”。荣祖肇先生说:“他是很能欣赏自然,服从自然,以及放纵自己身心于自然的陶醉中的。”又说:“他自己放纵性情,有时只求个性的适合,决不顾社会的礼教,以及他人批评。” 真正欢乐自适逍遥的人生,最终是要追求实现精神心灵的彻底解放,要遗“形”取“神”。而遗“形”取“神”,便要心地闲静虚一,不以物务营心,应物而不累于物,不以物质累形,不以形体累心。这正是玄学人士所希冀憧憬的人生哲学和人生行为的理论准则。[1][2]下一页
三、质性自然——陶渊明退隐归耕的意义
陶渊明所处的时代,是魏晋变易充满篡乱的时代,“是和孔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略同”。他因“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五首》其一),为了回归本性(性本爱丘山),故退隐。但是,他退隐的原因是对上古贤德之君羲皇、神农、炎帝之后的封建社会的否定。他认办“三五道邈,淳风日尽”(《扇上画赞》),“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饮酒二十首并序》其二十)。真淳、朴素的世风不见了,真正的怀德之人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大伪斯兴”(《感士不遇赋并序》),他于是退隐回归了。
他退隐的动机,身处“大伪斯兴”的时代,虽无力移风易俗,但能做到不同流合污,不把自己人格丧失掉,这就是他弃官的最主要的动机。从他的诗中可以看到“道丧向千载”(《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他奉劝诸位好友,“从我颍水滨”,随我像许由一样隐居颍水之滨。身处如此时代,他怀念上古的淳朴和三代的太平,认为那是真正人性的世道:“愚生三季后,慨然念黄虞。”(《赠羊长史并序》)“黄唐莫逮,慨独在余。”(《时运并序》)陶渊明“心目中理想的社会,是一种‘自然’的社会”,即“桃花源”似的社会。王弼认为上德社会是从宇宙本体“无”中生出的混沌状态。这样的社会一切都处于“朴”、“真”之中,也就是在纯粹的“因物自然”中。由此而来,陶渊明认为,上古之时人民最淳朴、最合真性:“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劝农》)“他(陶渊明)常常把儒家虚构的淳朴无争的上古之世和道家宣扬的小国寡民的社会模式结合成一体,作为理想世界来歌颂。” [!--empirenews.page--] 陶渊明对黑暗虚伪的世道、人事有其极清醒的认识,因此在退隐中,能忍受饥寒劳苦,总不改其初衷。“刍藁有常温,采莒足朝餐。岂不实辛苦?所惧非饥寒。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咏贫士七首》其五)。他忧惧的不是饥寒,而是“道(自然)”是否取胜?如果“道”取胜,则笑逐颜开。有“志于道”,所以不以“恶衣恶食”为耻。在陶渊明生活的时代,隐居已非个人行为,实际是一种政治态度,是一种不与统治者合作的态度,不承认现实政权的合法性。
陶渊明退隐躬耕劳动,认为劳动是人类和社会存在的基本要素,“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他的躬耕劳动也具有蔑弃儒家名教的意义。“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二)。陶渊明以耦而耕的长沮、桀溺白况,这分明是要走“小人”樊迟学稼的道路。他躬耕南山,对“樊笼”与“自然”两种环境中的不同人际关系有着深切的体会。“误落尘网中”的诗人,“但畏人我欺”(《拟古九首》其六),“世俗久相欺”(《饮酒二十首并序》其十二)。躬耕南山之后,则是“闻多素心人(《移居二首》其一)。与“素心人”之间的交往,既无豪门的矫情与造作,更无官场上的欺诈与冷漠,有的只是村舍里的质朴、纯真,一切归于自然。与他们相交往来的是:“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移居二首》其二)而他们“言笑”的话题,也与其生存状况密切相关,“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园田居五首》其二)。这种山中农民的淡泊淳朴,恰与诗人的自然之本性相契合,他追求的正是这种纯真自得的精神境界。葛晓音先生说:“诗人认为只有以生产劳动自营衣食为根本,才能欣赏恬静的自然风光,享受纯真的人间情意,并从中领受最高的玄理——自然之道。”他追求质性自然,保持个性舒展,表现出一种超尘脱俗的人格精神。
四、对“诗言志”的反叛——陶渊明的创作态度
陶渊明改变功利的创作观念,一变而为娱情称心的创作态度。诗歌由“言志”向“缘情”的转变,这便是“通悦”。“通悦”,在内容上表现为“想说什么便说什么”,在形式上则表现为“想怎样说便怎样说”。建安文学“通悦”的实质是摆脱旧传统、旧教条的束缚,是文学从内容到形式的全面解放。以诗而言,“通悦”的核心是把诗歌从儒家的“诗言志”的教条中解放出来,使之变成一个更有生命力的、更便于抒发感情即“缘情”的工具。很明显,陶渊明娱情称心的创作态度受“通悦”的影响很深。
陶渊明的这种创作态度是以他的人生态度为根底的。他只是享受生生之趣,追求精神自适自娱,实际上已经进入了审美的人生境界。陈顺智说:“审美人生观则以为人生价值的体现在于平凡事件和行动过程之中,只要能实现其心胸解放、精神自适即可,所以并不追逐目的,只是注重过程、事件是否合乎其审美的、悦性娱情的原则,用陶渊明自己的话说就是‘称心’,‘称心固为好’,用嵇康的话说就是‘足意’、‘称情’„„就是要‘抱朴守真’、‘抱朴守静’。”在《五柳先生传》中,陶渊明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创作态度:“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又在该文“赞”中说:“酣觞赋诗,以乐其志。”在《饮酒二十首并序》的“序”中,更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创作态度:“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 [!--empirenews.page--] 与娱情称心的创作态度相应,陶渊明对文学也持一种欣赏态度。《移居二首》(其一)是表现这种态度的典型:很高兴与“素人”为邻,与他们相处,最主要的是有共同的语言,能够“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即以一种审美态度来探讨“疑义”,绝非烦琐考论,仅此而已。他还将“言意之辨”用于文学欣赏:“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五柳先生传》)读书只在领会要旨,不必拘泥于文句,不必拘泥于形象。陶渊明读书不愿作理性思考,却是一种玄学似的以意会之,得意忘言,这无疑是最符合文学作品的欣赏态度的。
第二篇:玄学与陶渊明
玄学与陶渊明
摘要:玄学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思想领域的主旋律,玄学的思想对当时的人们有着深刻的影响,它引导人们摆脱名教礼法的束缚,冲破儒家思想的籓篱,走上追求个性独立自由与人性解放的道路。陶渊明受玄学影响很深,不管是他洒脱恬淡、质朴率真的人格魅力,或者是他安贫乐道、崇尚自然的精神都散发着玄学的气息,在陶渊明的文学作品中,我们也可以发现玄学的踪影。关键词:玄学
陶渊明
自然 正文: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特别的时代,在政治上它战乱频繁、动荡不安,人们生活在黑暗、无序的环境中;但是在文学上,它却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果,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之所以能在文学上取得如此成就,很大的一个原因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思想相对自由与活跃的时期,当时大一统的中央政权已经解体,作为这个中央政权的精神支柱的儒学失去了独尊的地位,人们开始关注人的命运问题,个体的命运和价值问题成了社会思想的焦点,玄学就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诞生并逐渐成为社会思想的主流。
“玄”,这一概念最早出自于《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很显然玄学思想中包含了老庄思想的一些内容,比如追求自然等。①“何晏、王弼、夏侯玄等人提出以自然为本、以名教为末的观点,宣告了魏晋玄学的诞生。”“以自然为本,以名教为末”就是指追求一种非人为的、本来如此的、天然而然的状态,摆脱名利教化的束缚,坚持自己的独立人格,这一思想受到了很多魏晋名士的推崇,比如嵇康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号,他在《释私论》中说:“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正是由于他对自然的追求,他的诗很多都表现出其喜爱自然、厌弃富贵的人生观,他的洒脱不羁也为后人传诵。
除了名教与自然,魏晋玄学作为思想主流、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和人生态度,在生活中它表现为“魏晋风度”。魏晋时期的文人崇才智、扬个性、赏风俗、喜自然,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名的田园诗人,陶渊明是这类文人的典型代表。
陶渊明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著名的田园诗人,他崇尚自然,于是归隐田园,在田园风光中咏叹自然的无限魅力;他追求独立和自由,于是他拒绝出仕,在偏僻山野过着安贫乐道的生活。陶渊明用诗歌表达内心最真挚的情感,在他诗歌的字里行间都显现着他的真性情、他的对世界的感受、他的独特玄学认识。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陶渊明崇尚自然,他对自然的喜爱发自内心,所以他喜欢生活在山村田园之中。在田园里,他会无拘无束,没有世俗名利的牵绊;在炊烟袅袅、狗吠鸡鸣的环境中,他才觉得自己不是生活在樊笼里。在陶渊明的同时代人中,也有许多描写山水的诗,②“但是那些山水诗中,山川林木只是作为观赏的对象出现,山林与他们的关系只是观赏与被光赏者的关系”,陶渊明与他们不同,他对于自然不只是美的感受,而是生活的需要。“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陶渊明生活在山村之中,他不是每日吟诗赏花,而是像普通的农人一样作息劳作,摒弃文人的外衣,用最淳朴的心来感受自然。田野山村里的陶渊明是泯去后天经过世俗熏染的“真我”,他希望返归和保持自己本来的、天真的性情,他的这种思想正是玄学中崇尚自然的表现,他的弃仕归隐是“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很好的典范。
玄学对于陶渊明诗歌的影响还表现在他诗歌的语言风格上,陶渊明诗歌语言平淡清新,不矫揉造作。不管是山间的霜露、村落的炊扶疏的树林,亦或是微雨好风、狗吠鸡鸣,在陶渊明的诗中都有描写到,他总是用最简单的笔调勾勒出生活的点滴,他的诗里没有言及他对山川自然的美的感受,但那美的感受却实实在在流注在字里行间,令诗人和读者豆为之陶醉。陶渊明不是为了作诗而作诗,他作诗不是为了沽名钓誉,只是用来抒发自己的感受,不追求华丽的词藻,所以他的诗既无矫情也无矫饰,呈现清新气息。玄学中的自然指的是一种天然而然的状态,陶渊明的是符合这一点。
我们读陶渊明的诗,很少见到生涩的说理性的句子,他全用很简单的话语来表达他对世界的思考。“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告诉我们不要荒废时光,因为时光匆匆。很简单的两句话,我们仿佛看到一位和蔼的老人微笑着对稚嫩的小孩说:“不要贪玩啊,因为时间一晃就过去了!”这么平易近人的句子,读者不知不觉就接受了。陶渊明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哲学思考,他不是板着脸强迫别人接受,而是顺其自然,相比于晦涩的说教,这样的方式更加睿智。陶渊明还很善于将哲理蕴藏于诗歌的意境之中,让读者在感受是个美妙意境的同时自然而然受到启发。“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首诗营造出一个宁静平和的精神境界,人、山川、空气、飞鸟本来只是一个和谐的整体,不需要刻意的去区分,当人们以一种真正自然地眼光去看待周围的人事物时,不管身处何地,都能感受到大自然的魅力,所以不要怪自己身处闹市之中,只要内心宁静,在哪都是宁静的,这就是“心远地自偏”的道理,也是玄学的真谛。
③“陶渊明以精简的形式吧玄学概念融化于是个的整体意象与艺术构思,把玄学考化为一种诗思,化为一种诗歌的艺术形象。陶渊明的日常生活和诗歌创作均达到了境界的高度,他把玄学的意趣融入了生活境界和诗歌境界。”在日常生活中,陶渊明实实在在过着普通农人的生活,远离功名利禄,躬耕田园,让自身融入自然之中,涤去世俗的浸染,用最纯真的心感受自然,这是玄学在他生活中的表现;在使各种,陶渊明的诗“平淡朴素”,他的诗不在乎词藻、不在乎形式,用最简单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所见所感,让诗歌的没流淌在他的字里行间,这是玄学在陶渊明是个语言上的表现;陶渊明的诗反叛“诗言志”的传统倾向,他写诗发乎事,源乎景,愿乎情,他将他在生活中亲身体验到的、将他对宇宙对历史对人生的认识用诗歌表现出来,让读者在清新明丽的诗歌语言中感受到他对自然、对生活的独特见解。这一些都反映了玄学对陶渊明的深刻影响。陶渊明的人生态度的总体特征是崇尚自然,所以他的一生都在追求质性自然、保持它个性的舒展。他抛弃功名利禄,只为守护内心纯真,既是物质生活上艰难,他的精神却得到了极大地满足。陶渊明活的潇洒浪漫,让那些总有功名利禄却活的虚假的人黯然失色。在当今社会中,已经很少有人像陶渊明一样活的潇洒了,似乎每个人都只是为了物质而活,人们的眼中只有车子、房子、票子,整个社会都散发着利欲的浊臭,人们生活在钢筋水泥之中,心也渐渐被铜墙铁壁围困,人们以看不到自然、已失去了本真„或许,我们应该学习一下陶渊明,去自然中寻找失去的自我和失去的快乐,去感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恬静与惬意,这样我们会活的更加轻松与快乐!
注释:①成复旺著 《中国文学理论史简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版 第81页
②罗宗强著 《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 中华书局1996版 第166页
③邓福顺、韩波著 《陶渊明玄学思想的诗化表现》
第三篇:论狄更斯文学作品中的人道主义思想
论狄更斯文学作品中的人道主义思想 摘要:狄更斯将人道主义情怀渗透在他创作的各个时期的作品当中,宣扬一种仁善道德的精神,以一种宽恕,理解的态度来对待阶级矛盾。这种思想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同时体现了狄更斯创作中不能彻底批判的局限性。关键词:查尔斯·狄更斯人道主义思想局限
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Dickens).纪英国批义思想,在对现实社会批判的同时使心怀希望。赋予人强烈的感染力。狄更斯早年家境小康。小时候曾经在一所私立学校接受过一段时间的教育.但是父母经常大宴宾客,花钱上没有节制,12岁时,狄更斯的父亲因为债务问题而入狱,一家人随着父亲迁至牢房居住。狄更斯也因此被送到伦敦一家鞋油厂当学徒,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他饱尝艰辛,饱受屈辱,也看尽了人情冷暖。这段人生经历不仅为他日后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且促使他更关注底层社会劳动人民的生活状态,同时形成了他人道主义思想的创作基调。
根据狄更斯的人生经历和创作实践,我们可将他的创作划分为三个阶段:早期的温和批判阶段。中期的全面批判阶段,晚期的对未来社会发展展望阶段。但是,无论他对现实世界如何批判,他的作品始终贯穿着仁慈的人道主义思想.这也使得他的作品充满了真善美的温情。这些都可以在他不同时期的代表作找到论据。
一、狄更斯早期作品中的人道主义思想 狄更斯发表的(or克威克外传》(1937)、《雾都孤儿》(1938)、《尼古拉斯·尼克尔》(1939)、《老古玩店》(1940)、《巴纳比·拉奇》(1841)这5部长篇小说从创作特点上来说可归属为早期(1837一1841)的作品。这个时期的作品对现实社会进行了温和的批判。
《匹克威克外传》是他的成名作。在这部作品中,狄更斯有意地把匹克威克塑造成了一个仁慈和博爱的典型。他不请世事、正直善良、打抱不平、助人为乐。有一次他在一所茅屋前发现一块半露出地面的刻了字的石头,便认为这是很古老的刻了碑文的宝石。其实石头上的字是一个工人在无聊的时候随便刻出来的。这表现出他天真爱幻想、童心未泯、脱离实际。骗子金格尔设下圈套,让别人告诉他一个假消息,说金格尔将在深夜拐骗寄宿学校的一个女学生,请他去救助那个少女。他也毫不怀疑,以致上当受骗。这些都表现出他是一个善良无邪的人。而后来他在监牢里见到衣服破烂、脸色发灰的金格尔时动了侧隐之心。在出狱之后,以前吃了金格尔不少苦的匹克威克先生不计前嫌,以德报怨,替他还清了债务,还为他介绍工作。最后,这位富裕却忠厚的资产者匹克威克先生的高尚德行感化了会格尔,使之弃恶从善,改邪归正。这是狄更斯创作的典型性结局。而在《雾都孤儿》和《尼古拉斯·尼克尔》的大团圆结局中,我们得知书中那受苦难的“小人物”最终大多赢得了仁慈的资产者的庇护过上了无忧的生活.就像是童话世界里的“公主和王子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这一时期的创作都弥漫着一种童话般的色彩,受再多的苦难,到最后坏人一定会被惩罚,好人则能得到上帝的垂怜。体现了狄更斯创作中的温情浪漫的人道主义情怀。
二、狄更斯中期作品中的人道主义思想
1842年.狄更斯首次出访美国.这次游历对他日后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美国虚伪的民主政治、残酷的监狱,特别是暗无天日的蓄奴制,引起狄更斯极大的愤慨。他说:“我已经失望了,这不是我要来看的共和国,这不是我想象中的共和国。”他的游记体小说《美国札记》(1842)和长篇小说《马丁-朱什尔维特》(1844)都对美国社会的黑暗和丑恶作了有力的揭发。这也标志着狄更斯的创作进入了一个全盛的时期——对资本主义社会全面批判的时期(1842_1858)。除了《旅美札记》和《马丁·朱述尔维特》,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还有《圣诞欢歌》(1843)、《董贝父子》(1848)、《大卫·科波菲尔》(1850)、《荒凉山庄》(1853)。在这个时期的创作中,故事情节已经不似前期的作品那么光明乐观,资本主义社会的阴影笼罩在主人公的命运中.慈善的资产者的形象开始被为富不仁者替代。总体而言。这些故事中的人物必须经过更多的磨练最后才能安享幸福人生。不再像童话故事一般单纯清澈,有了更多的波折,必须经过九九八十一难才能获得某种圆满。例如,在《圣诞颂歌》这部备受推崇的短篇中主人公斯克鲁济是一位商人。他成天与钱柜、账本和发票打交道.一生只知道攒钱,毫无人性。他克扣员丁的工资,拒绝外甥的问候和祝福,不施舍分文给穷人。然而,平安夜出现的三个精灵带领他回到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些生活情境,并让斯克鲁济从自制的陷阱和枷锁中解脱出来.领悟到圣诞节的意义和生活的意义。他在圣诞颂歌奏响时开始了自己新的人生。
在《马丁·朱述尔维特》中,鸠纳斯·朱述尔维特被父亲安东尼培养成了一个只知道金钱和利润的骗子,为了早日占有财产,他竞亲手杀死了父亲。他整日考虑的是利润和金钱。他的处世箴言是:“要干掉别人.否则别人就会干掉你。”狄更斯借人物之口感叹地说:“背叛、欺骗、阴谋诡计、竞争、仇恨、卑鄙、虚伪、贪婪、卑躬屈膝、兄弟阋墙、父子反目、亲友相互践踏——这些就是在生活道路上的连台好戏。”作品中父子之间的勾心斗角.正是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的生动写照。这部小说还塑造了培克斯尼夫这个伪君子的形象。年轻的马r·朱述尔维特由祖父打发到建筑商培克斯尼夫处学习建筑。培克斯尼夫图谋老朱述尔维特的财产。他道貌岸然.在“爱”的外衣下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狄更斯讽刺地说,他甚至给自己的两个女儿起名一个叫“慈悲”,另一个叫“仁爱”,但是他永远只是教训别人,言论高尚和行为龌龊。小说通过小马丁·朱述尔维特在美围投资遭到破产和险峰丧命的故事揭穿美国社会的假民主,批判美围新闻界、舆论界的虚伪性和美国的投机事业。经历了种种艰难和考验之后,小马丁·朱述尔维特改变了自私的性格最终才得以继承祖父的遗产。在《董贝父子》中,被金钱主导了思想的董贝先生经历破产之后,被金钱扭曲的性格才得以纠正。方能享受真正的天伦之乐。
这一时期的作品,狄更斯表现出来的情绪虽然多了点灰暗色彩,但他仍然坚信,情感教育可以改变资产者,可以改造社会。
被狄更斯称为“心中最宠爱的孩子”的《大卫·科波菲尔》更加注重结构技巧和艺术的分寸感。作者通过主人公大卫·科波菲尔坎坷的一生展现了一副19世纪中叶英国社会生活的五彩画卷,揭露了英国腐朽顽固的司法制度和窄息儿童心灵的教育制度。《荒凉山庄》以错综复杂的情节讽刺了英国古老的邪恶无能的司法体制。但不管怎样的揭露和抨击,在故事的最后狄更斯总是留有余地.让善良的人们仍然心怀期待。
三、狄更斯创作后期作品中的人道主义思想
狄更斯在第i阶段(1854_一1870)的主要代表作是《艰难时世》(1854)、《小杜丽》(1857)、《双城记》(1859)、《远大前程》(1861)、《我们共同的朋友》(1865)和《艾德温·德鲁德的秘密》(1870)。在这些作品里,狄更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而且经历了婚姻爱情上的一些不幸,作品更多抑郁的一面表现出来。从《艰难时世》开始.狄更斯进入了探索未来社会发展的道路的新时期。小说围绕露易莎的不幸婚姻和工人斯蒂芬与资产者庞得贝发生冲突导致惨死这两条主线展开,反映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抨击了功利主义学说,抗议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行为,对下层人民表现出深切的同情。但是.狄更斯对于资本主义的揭露、批判并没有作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彻底否定,他只是希望纠正资本主义的弊病,把这个社会弄得好一点罢了。无论社会现实多么残酷,狄更斯始终没有放弃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幻想,因而他作品中的人道主义思想也无处不在。《双城记》也是这个时期的一部杰出的代表作,深刻地揭露了法国大革命前深深激化了的社会矛盾,强烈地抨击贵族阶级的荒淫残暴,并深切地同情下层人民的苦难。作品尖锐地指出,人民群众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在贵族阶级的残暴统治下,人民群众迫于生计,必然奋起反抗。这种反抗是正义的。然而,作者站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立场上,既反对残酷压迫人民的暴政,又反对革命人民反抗暴政的暴力。在狄更斯笔下,整个革命成了一场毁灭一切的巨大灾难,它无情地惩罚罪恶的贵族阶级,也盲目地杀害无辜的人们。在狄更斯看来.人类的爱比恨更伟大。阶级调和比阶级斗争更町取,社会生活应该以和睦共处来代替暴力革命,这就是狄更斯的人道主义思想。狄更斯经历了丰富的人间生活后,对人、对周围环境、对自己的生活经历都有了深刻的认识,而所有他成熟的人生观、哲学和道德的思想都汇总在《远大前程》一书中。狄更斯在这部作品中对主人公皮普心灵历程的描绘.正是他苦心追求和寻觅的人性l旦l归的历程和通往理想王国的路标。纯朴善良的皮普一心想要成为上等人,但在真正见识到所谓“上等人”的虚伪无良、卑劣无耻之后。皮普在残酷的现实中意识到:真正的远大前程绝不在于财富和地位,而在于拥有一颗正直、善良的心灵和勤劳的双手。最终同归纯善本性的皮普重逢了失去一切财产、心灰意冷的恋人,重燃生活的希望。这样的结局不能不说同样是狄更斯人道主义精神的一个体现。
总之.狄更斯的作品中总是洋溢着人道主义精神,其各种矛盾都是通过道德来调解的。狄更斯相信正义、相信善良、相信人道、相信恶行终将受到惩罚,而善德也会得到报偿。他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m发.运用高度的艺术技巧,描绘了极为广阔的资产阶级社会画面,揭示了当时社会的重大问题及其本质.刻画了资产阶级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和生活层面.从城市到乡村,从法院到监狱,从豪华的官邸到阴暗的贫民窟.从“慈善”的董事会到饥饿的贫民院。他的创作生动地反映了19世纪英国社会的发展过程。或许正因为狄更斯对资本主义社会心怀仁慈.他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的黑暗不能够完全彻底地进行批判,这成为了他创作中的一个局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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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论鲁迅及其文学作品
论鲁迅及其文学中的国民性批判
前言:鲁迅作为一个文学现象,社会中对他的讨论不再局限在其文学作品之中,因“拜读”了李敖大师《李敖有话说》一书,节目中李敖对鲁迅态度的大表白,在于李敖的精神在于他的言论“除去了一些感情化文字,拿出得全是证据”这一言论,还有因周令飞所引起对种种关于鲁迅的舆论,我觉得很有必要为鲁迅作些适当平反。还有就是,我想谈谈鲁迅关于国民性这个大问题的一点小小的见解。关键词:鲁迅 李敖 偏见 国民性 正文:
鲁迅,在中国思想领域,是很难撇开的人物。每次我,闲来没事百度“鲁迅”的新闻,总是听到社会上,很多声音,在说道着先生,推崇他精神的,还是咒骂他人格的,讲着他风花雪月的,还是温情感人的,总之林林总总总。臧克家说的好,有的人死了,但他还活着。
现在很多人谈论先生,都是受着这些人那些人的左右,在中国这个社会,对鲁迅的评价是两极化的,爱鲁迅恨鲁迅的人,到处都是,还有那些曾经喝过鲁迅“奶”的人也骂起鲁迅,而曾今对鲁迅偏见的人,也在某一刻读鲁迅而有所改观。这都是很正常的。
鲁迅受过尼采的影响,尼采在《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中说道;“现在我命令你们,忘记了我而找寻你们自己,我等到你们都背叛了我的时候,我再回到你们这里来”,鲁迅很受这些思想的影响,死的时候,去把自己“埋掉,拉倒”,并说“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可见,在他死后,他是不希望别人记住它,也是要等别人都背叛他的时候,他再回来。
鲁迅就这样的回来了,虽然他从没有离开过我们。这就是鲁迅的孙子,周令飞所做的事情,和陈丹青《笑谈大先生》所做的事情,就是还原一个真实的鲁迅。鲁迅就这样的回来了。不是在神坛上的鲁迅,也不是被某些人贬低得不值一文的鲁迅。
我看过很多人对先生的印象,总喜欢引用他那句“横眉冷对千夫指”,说他冷峻着脸孔、喜欢骂人。但他们往往忽略他的另一句“怜子如何不丈夫”的温情洒脱。说他“一个也不宽恕”,却忘了他还说过“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鲁迅是个矛盾体,但我们该说,对他的一言一行,应该具体到有所指。就像毛泽东曾说过,评价一个人,要放在他当时的具体情境之下。
而在中国,被奉为当代圣人的鲁迅,因为很多人的研究,在“鲁学”这个领域里,鲁迅的点点滴滴是很通透的,对他的举例论证也是很多的。因而关于鲁迅的孰是孰非,将是很容易见分晓的。但我们也该看到,很多人就是看什么人不爽的。苏雪林就在鲁迅生前对其一阵鞭尸,骂他的卑劣,小人,在文苑里没有他的位置。胡适马上批评她,说鲁迅自有他的功绩,不该这样的责骂他。
还有李敖对他的责骂,说他因为是旧时人物,写的东西难免沾着文言气,在行文就如放脚的媳妇,畸形。而鲁迅是早就认识到这点的,鲁迅在《写在<坟>后面》也说道:“....别人我不论,若是我自己,则曾经看过许多旧书,是的确的,为了教书,至今也还在看。因此耳濡目染,影响到所做的白话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体格来。但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
这是鲁迅精神上的自觉,勇于剖析自我的表现。而李敖把这当做对鲁迅攻讦的一点,是很可笑的,因为他自己的作品,也常有很多文白杂糅的句子,鲁迅因为所处的时代,耳濡目染成这个样子,李敖是远在提倡白话文后几十年的人,又该如何说了。
再则,鲁迅是认识到这点的。李敖曾批评在厦大申讨他的一位教授,说,我在《李敖有话说》拿出证据证明鲁迅的不足,他没去留意,反而再次提出,是多么不明智。试问李敖,鲁迅曾说了自己的不足,你再次提出,是没留意吗?
很多人批评先生还有一点,是没写出长篇的著作,因此受“伟大的文学家”有愧。鲁迅何尝说过他接受什么帽子。再则,有没有长篇真的和文学家有关联。像吴敬梓所写的《儒林外史》,鲁迅评语“虽云长篇,颇同短制”,正是一个个故事,将讽刺的魅力施展的大快人心。鲁迅虽有两本短篇小说集,但对整个时代的描绘,其深刻程度,并不比那花大手笔写的长篇巨制差!因而,我们想说,对一个人的评价,是依赖他的作品在说话。面对众多对先生的不理解,先生已遽归道山,再多的言辞,只能是一群人对着死去的人大骂,真是很戏谑。
我有时觉得鲁迅的气质,就像《傲慢与偏见》里的达西。有些品评鲁迅的人恰似伊丽莎白,伊丽莎白也是优秀的,但她听了某些人,譬如维克汉姆的诽谤,再加上对达西冷落寡情的外表不满,就衍生出偏见来。看过《傲慢与偏见.》的人都知道,达西是个不轻易在表露自己感情的人,但他的心肠是好。
看了鲁迅的书,在文本阅读中,了解到鲁迅文学作品的风骨,以及他讽刺幽默的魅力。
还有,就是谈谈我如何理解鲁迅文学中的国民性批判,首先必须搞清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内在逻辑:新文化运动试图促成一种参与式民主。和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建立在宪政基础上的议会民主以制度约束人性之恶不同,这种参政方式和古希腊城邦政治一样,强调政治是为了共同善而介入到公共生活中,而德性(公共精神)则是政治参与者必备的素质,于是鲁迅才会强调要改造国民性,对此应该理解为培养公共精神。而根据阿伦特的观点,对公共生活的介入意味着对私人领域的摆脱,也就是对家庭的摆脱,因为在公共空间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平等交流的关系,而家庭是最严格的不平等场所,反抗旧礼教则是瓦解家族制度的必由之路。看过《家》就会发现家庭生活和公共生活之间的对立,小说当中高老太爷对觉慧等人参加示威游行是颇为不满的。
而这种参与和后来的文革毫无必然联系。西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对参与式民主的实践就证明了这样的一种政治参与方式使人在政治参与过程中在相当程度上摆脱了原子化的生存境况,并在此过程中促成了一种多元文化氛围,对公共空间的开拓使得各种意见都能得到充分的表达。和自由主义宪政议会民主不同,左翼参与式民主是不存在制度化约束机制的,因为其目的本身就是打破既有规范。唯有通过参与者本身的自律以及自发形成互动规则来规范政治行动。而实践证明这是成功的,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就成功的避免了雅各宾革命式的腥风血雨。
而摆脱一切以个体生命存续有关的生活是公共精神得以产生的必要条件,唯有摆脱对面包的诉求才能使人把注意力集中到非功利性的议题上,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引进不同的声音。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要强调社会主义革命要在物质丰裕的发达国家进行的原因,也是鲁迅为何一直都强调经济问题的原因。而对面包的诉求建立起来的只能是家庭式的共同体,文革的产生恰恰是以家庭为模型所建构起来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内在结构范畴内所产生的,而这种国家组织形式恰恰是自由主义宪政民主赖以建立的基本条件。现代民族国家是不存在公共空间的,而如果没有足够的制约,产生文革这样的悲剧是水到渠成的事。对于革命和公共空间的问题,阿伦特在《人的境况》还有《论革命》中已经阐述得很清楚了。
总之,对改造国民性的问题应参照共和主义并结合历史事实来探究,若照本宣科则很容易像朱学勤、邵建之流一样闹笑话
中文3班 1012100111
毕楚琼
第五篇:论英美文学作品中的人名寓意及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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