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西方法理学中的宗教宽容思想

第一篇：论近代西方法理学中的宗教宽容思想

论近代西方法理学中的宗教宽容思想

摘 要：不同宗教之间，宗教与世俗社会之间应当相互宽容、相互容忍，相互承认、相互尊重，相互对话、相互理解，以切实实现和保障宗教自由与宗教信仰自由。为此我们须承认人的意志自由，实施政教分离原则以及世俗政治权力分立与相互制衡原则。

关键词：宗教 宗教宽容 宗教自由

宗教信仰自由 正 文：

宽容一词来源于拉丁文tolerare，意为容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对不同于自己或传统观点的见解具有耐心和公正的容忍。在各种论述宽容的文献中，对宽容问题的讨论最多也可能是最早的，是关于宗教的宽容。宗教是超越现世的，是宽容的，它最关心的就是人的灵魂或精神的自由与解脱。因此，宽容与容忍才是真信仰，才是宗教自由以及信仰自由的前提。而要切实地做到宽容，就必须彻底超越与超脱对现世利益与权力的争夺。那些在宗教上不宽容、损害宗教自由与信仰自由的人，实际上往往并非为了维护宗教，而是在其背后总是隐藏着世俗利益及权力的纠缠。

为什么宗教本身主张仁慈、宽容，却往往不见容于世人，甚至宗教各宗各派之间也常常不能相互容忍?对这个问题的不断思索、探寻、解答，并在实际当中不断地推动问题的解决，便构成了人类争取宗教宽容、宗教自由以及信仰自由的历史。

宗教信仰自由，哪怕是容忍的问题，依旧没有考虑。不过，教权与王权的纷争，新教与旧教的对立却促使人们、尤其是纷争对立的双方或多方的思想家、理论家去不断地思索与探求这两种权威的界限及其正当的联系，思索宗教宽容、宗教自由以及宗教信仰自由等等问题。直至人们的思想成熟

程中，形成了自己的伦理道德观。但是，宗教道德离不开世俗道德，宗教道德讲求真、善、美，要求人行善去恶，有高尚的情操，追求完美境界，这些也是世俗道德所提倡的，是普世的道德。宗教道德的范围很广，内容丰富，宽容主张就是宗教道德里的一个重要内容。宽容是宗教对信徒的基本要求，也是宗教对待世俗人际关系和社会生活的基本态度，它要求每个人持有一颗爱心，为他人着想，以完成善业，提升境界。

基督教的宽容思想建立于上帝对人的创造上，人是按上帝的形象创造的，因此人人都是平等且自由的，基督教的宽容精神具体表现在效法基督，提倡平等，拒绝报复，爱人如己，施舍饶恕等方面，这些也是基督教道德实践的具体内容。基督降生后的新约信仰，有别于旧约摩西的律法。犹太教宣称犹太民族是上帝的选民，而其他民族则是上帝的弃民，而基督教抛弃了犹太教唯我独优的狭隘上帝观，它宣告上帝不仅是犹太民族的上帝，也是全人类的上帝。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表现出基督教宽大的胸襟和博爱的精神。西方的基督教在公元初期创立之时，是经过非常艰苦而漫长道路的，那时的基督教徒为这一教义的传播和承延，曾经受到过残酷的迫害。为此，在基督教的学说中，“爱你的敌人”，“给人以温暖”，“拥有谦虚的精神”，“宽容他人”等内容成为宗教宽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宽容别人意味着允许有异己的人或观点存在，同时也意味着怀疑精神存在。然而在宗教中对信仰的信念是不容臵疑的。宽容他人“为美德的中世纪宗教，对于宽容的实施，归根结底是以他人对其教义的信仰与否为标准的。在那里，理性只能是信仰的奴仆，理性服从信仰，信仰高于理性，信仰主宰理性。任何对信仰的丝毫疑虑都是不允许的，更不用说那些会动摇宗教信仰根基的科学理性知识了。只有在坚决维护宗教信仰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谈”宽容

第二篇：书评《论宗教宽容》

自由 独立的光芒

——读洛克的《论宗教宽容：致友人的一封信》

作者：一心一意

《论宗教宽容：致友人的一封信》原本是十七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洛克于1685-1704年间所写的论宗教宽容的四封书信的第一封，该封信原文为拉丁文，于1689年在荷兰匿名发表。后来，这封信与洛克先后于1690、1692和1704年以书信形式发表的另外三篇论宗教的著作合起收入《洛克全集》的《论宗教宽容》部分，被集结成书出版。

在《论宗教宽容：致友人的一封信》一书中，洛克详细地阐述了自己关于宗教宽容这一宗教问题的看法，并提出了自己政教分离和信教自由的主张，全书中有着洛克作为启蒙思想家的独有的思想光芒。全书所传递的思想主要是自由、独立，相信读过这本书之后的你也会被这圣洁的思想光芒感应到的。

洛克在表达就宗教问题的看法和主张时，以回答他友人的一个问题开始引入阐述。“关于不同信仰各教派的基督徒之间互相宽容的想法”，洛克坦率地回答了友人的这个问题，洛克说：“我把那种宽容誉为纯正的教诲基本特征的标志”。洛克从“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理论角度阐述了宽容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洛克接着从与理论层面相照应的社会现实角度描述了当时英国社会“以宗教为口实，迫害、折磨、屠杀和毁灭他人”、“党同伐异”、“用火和剑来强迫人们信奉某种教义”的不宽容社会现实。面对理想和现实的反差，洛克在书中分析了形成“不宽容”宗教问题的原因。洛克认为没有严格区分公民政府事务和宗教事务，政教融杂是导致“不宽容”宗教问题的基础性原因。当牵涉到世俗权力的公民事务与关乎灵魂拯救的宗教事务相融杂时，一些人所追求的“恰恰是另一个王国，而不是为了促进上帝之国”，他们所追求的是统治他人的世俗权力和权威，“竭诚礼拜上帝只是他们的幌子”，残忍地反基督和迫害他人才是他们的真意。接下来，洛克从公民事务、宗教事务应该由谁负责管理的角度阐述了政教分离的必然性和有效性。洛克提出，政教分离是公民事务和宗教事务在内容上差异化导致的。公民事务关乎的是“生命、自由、健康和疾病以及对诸如金钱、土地、房屋、家俱等外在物的占有权”，而宗教事务关乎的是内在的心灵里的确信和信仰，前者属于一个人今生的事情，后者属于一个人来世和永生的事情。只有政教分离，才可能使宗教不受世俗权力的迫害，宗教才可能享有宽容。洛克认为公民事务应该并且只能由官长负责管理，而官长不应该以任何方式将自己的管辖权扩及到灵魂拯救（宗教事务）方面；宗教事务同样应该并且只能由共同礼拜上帝的出自内心赞同并坚信这种信仰的教会会员通过发挥教会权力和制定并执行教会法规来负责管理，而教会不应也不能受理任何公民的或世俗财产的事务。当公民事务和宗教事务的负责人各司其职，宗教才可以变得宽容而纯正。

在提出促进宗教宽容的基础性方法——政教分离、严格区分公民政府事务和宗教事务之后，洛克又从更为具体的层面——宽容责任的适用范围及其对每个人的要求入手，分析了对宽容这一看似抽象的行为准则的具体性可操作方法。洛克着重阐明了教会、教会中的教职人员、行政官长在宽容问题上所应负的职责和所应遵守的要求，比如：任何教会无权管辖其他教会；教职人员有义务劝诫其听道者们以和平和友善的态度对待一切人；只要我在内心里未能充分相信，我就不可能放心地跟着官长走等。

在《论宗教宽容：致友人的一封信》一书中，洛克倡导着自己政教分离的主张，但是洛克也注意到政府和宗教不应该只是有着天地相隔的区别，这二者之间应该还有一定的联系。于是，在书中洛克援用了自己“有限政府”的政治理论来探讨“政府（国家）和教会的关系”，并从这个角度进一步深入探讨宗教宽容的问题。在探讨“政府（国家）和教会的关系”时，洛克主要从教会的外部礼仪和信仰两个方面展开。就教会的外部礼仪而言，洛克认为官长无权以法律给他自己的教会，官长也无权禁止任何已为教会所接受、确认和遵行的礼仪。就宗教信条而言，洛克分为两类，一类是实践性的，一类是思辨性的。在洛克看来，宗教信条是一个人自己良心上的确信。关于每个人自己的良心信仰，政府不能以法律形式来强迫人们违反自己的良心，但是人们灵魂拯救这件事情和公民政府、国家安全却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政府可以“制定一些法律条款来确保每个人的私有财产，确保全体人民的和平、财富和公众物资并尽可能地用以增强他们抵御外来的侵犯的内部力量”。洛克还鲜明地指出：“所谓服从，首先是服从上帝，其次才是服从法律”。由此可见，洛克推崇的政府（国家）和教会的关系除了互相区别、互相分离之外，还应该是在首先服从上帝的前提下，再服从法律，服从政府（国家）的有限管理。文中，洛克还以宗教中常常受人指名辱骂的集会为例，对“宗教的自由集会和政府的不公正管理”这一矛盾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从而深化了政府有限管理的观点。政府的有限管理不仅是对政府职责的发挥、国家安全的维护，也是对宗教宽容的体现。

在全书的最后，洛克就异端和宗派分立问题作了自己的补充性阐述，他提出“一个人只要不否定《圣经》所明确教诲的东西、又不以《圣经》里没有明确阐述的任何事情为理由而制造分裂的人......这个人既不可能是一个异端分子，也不可能是一个宗派分立者”。由此可见，洛克对异端和宗派分子是带有宗教宽容的。

纵观全书，洛克在论及宗教宽容问题的过程中，逻辑清晰，思路严密。洛克首先是提出自己对宗教宽容的推崇，然后反观“不宽容”的社会现实并分析原因提出解决方法，最后从“政府和宗教的关系”角度深入探讨了宗教宽容问题——由“政教分离”的观点延伸探讨了政府和宗教的联系（有限政府和教会自由）。

洛克在谈论宗教宽容问题时，字里行间中总是闪耀着自由、独立的光芒。这既是洛克作为一个伟大哲学家、思想家的特质，也是那个启蒙思潮风起云涌的时代特质。书中的很多语句，单个地拎出来也足够你静静地思考上一个上午。例如：“真正的宗教的全部生命和动力，只在于内在的心灵里的确信，没有这种确信，信仰就不成其为信仰。”、“悟性的本质就在于，它不可能因外力的原因而被迫去信仰任何东西。”、“只有争论才是传播真理唯一正确的方法，只有当强有力的论辩和充足的理由与温雅、善良的方式相结合时，真理的传播才能占居优势。”、“公众利益是检验全部立法的准则和尺度。”等等。散落在书中的碎片化却又深刻化的思想语录总能刺激我的思考神经，让我由点到点、由点到线地开始连篇的“胡思乱想”。

读完全书，我只能更加真实地感到自己思想的肤浅和悟力的微弱。洛克在全书最后以一句调侃性的话语落笔——“这些问题本可以解释得更加详尽和突出一些，但是，对于您们这种才能的人，像这样略加提示也就足够了”。像我这种才能的人，这样的略加提示确实就足够了。如果你想好好阅读本书，请先让你的思想更充实、让你的悟力更深厚，让你的才能更优秀。

第三篇：《西游记》中的宗教思想

中 国 古 代 小 说 研 究 与 赏 析 论 文

题目：《西游记》中的宗教思想

姓名：毛志丹

班级：化工普2011-3

学号：2011442466

摘要：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本源，它提倡积极入世的精神，其核心思想是“仁、义、礼、忠、孝”，“仁”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相亲相爱，“义”是指对于大局的舍生取义，“礼”是古代社会的章典制度和社会规范，“忠”是下级对于上级的服务，“孝”在封建社会中指的是对父权的绝对服从。唐玄奘是一个善良闵诚的苦行僧,不辞劳苦,不畏艰险,但也有昏庸顽固,是非不分；与其说他是一位师傅，倒不如说他是个领导人，胸怀天下，惠及黎民百姓，为了求取真经而不惜远行，并在所到之处宣扬佛法和亲民敬君思想。但说到底，唐僧也只是封建统治阶层进行思想禁锢的工具而已。

《西游记》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小说之一，但他的作者究竟是谁？数百年来一直是一件悬案。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胡适与鲁迅从清代学者中论证出《西游记》作者是淮安嘉靖中岁贡生吴承恩，他们的努力最终使吴承恩成为《西游记》不可动摇也是实至名归的创作者。他自言：“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实记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

吴承恩自幼勤奋好学，“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做诗文下笔立成”，喜欢那些光怪陆离的狐精鬼怪，更是读了不少志怪志异小说和稗官野史，这对他以后创作《西游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仕途不顺，直至中年才补上“岁贡生”出任长兴县丞，由于他看不惯官场的黑暗，不久愤而辞官，后流寓南京，长期靠卖文补贴家用。科场的失意，生活的窘迫，使他决心以描写精怪神鬼的神话小说来映射现实的黑暗、官场的腐朽、科举制度的糜废，表达他对这个社会的批判、愤懑、控诉，由此诞生了《西游记》。

孙悟空是《西游记》中的第一主人公，也是《西游记》中最闪亮的形象，他不仅神通广大，勇敢无畏，嫉恶如仇，“不服麒麟辖，不服凤凰管，又不服人王拘束”，而且兼具儒家乐观豁达、积极向上，道家追求身心自由、返璞归真的理想人格。孙悟空本由东胜神洲傲来国的灵根仙石孕育而生，是混世四猴之一的灵明石猴，后来通过拜师学艺，学会了七十二变、筋斗云。孙悟空第一次到天界时所封官职—弼马温。后来因为感觉受骗反下天庭，回到花果山中，自封齐天大圣，迫使天庭承认该封号。后来大闹天宫，搅乱王母娘娘的蟠桃盛会，偷吃太上老君的万年金丹，练得金刚之躯，并且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中炼就了火眼金睛。后来，打败十万天兵天将，又与如来佛祖斗法，最后被压在五指山下五百年，经观音菩萨点化，被唐僧救出，护送他西天取经。胡适在其《西游记考证》中说：“我总疑心这个神通广大的猴子不是国货，乃是一件从印度进口的。也许连无支祁的神话也是受了印度影响而仿造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成书甚早，里面神通广大的神猴哈奴曼，骁勇善战，能腾云驾雾，护持主人公罗摩一路与邪魔战斗，终于修成正果，自己也立地成佛，成为印度教的一名神祗。这个本是印度教的故事，又辗转融入了耆那教和佛教故事中。从最早的口述文学到梵文，一路流传，泰国、寮国、缅甸、马来西亚都有各自语言的版本。所以，孙悟空很可能原非来自“东土”，它的原型正是《罗摩衍那》里那个广受爱戴、至今香火不绝的哈奴曼。然而，孙悟空这样本领卓绝的人，在天庭却得不到公平的待遇，可见天庭高层的昏庸。

传授孙悟空高强本领的是他的第一任师傅—隐居在西牛贺洲斜月三星洞的菩提祖师。菩提祖师是一个既精通道教也精通佛教的大仙，法力高深、弟子众多、教化广泛、品德高尚、口碑甚好，独在一方，自成派系，却也对当时的统治无可奈何，只能隐居授道。我认为菩提祖师的原型是佛教禅宗第五祖弘忍大师，弘忍大师当时在湖北的黄梅开坛讲学，手下有弟子五百余人，其中翘楚者当属大弟子神秀大师。弘忍大师渐渐的老去，于是他要在弟子中寻找一个继承人，所以他就对徒弟们说，大家都做一首畿子(有禅意的诗)，看谁做得好就传衣钵给谁。这时神秀很想继承衣钵，但又怕因为出于继承衣钵的目的而去做这个畿子，违法了佛家的无为而作意境。所以他就在半夜起来，在院墙上写了一首畿子身是菩提树，心为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这首畿子的意思是，要时时刻刻的去照顾自己的心灵和心境，通过不断的修行来抗拒外面的诱惑，和种种邪魔。是一种入世的心态，强调修行的作用。而这种理解与禅宗大乘教派的顿悟是不太吻合的，所以当第二天早上大家看到这个畿子的时候，都说好，而且都猜到是神秀作的而很佩服的时候，弘忍看到了以后没有做任何的评价。因为他知道神秀还没有顿悟。而这时，当庙里的和尚们都在谈论这首畿子的时候，被厨房里的一个火头僧—慧能禅师听到了。当时就说这个人还没有领悟到真谛啊。于是他自己又做了一个畿子，写在了神秀的畿子的旁边，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他这个畿子很契合禅宗的顿悟的理念。是禅宗的一种很高的境界，领略到这层境界的人，就是所谓的开悟了。弘忍大师看到这个畿子以后，问身边的人是谁写的，边上的人说是慧能写的，于是他叫来了慧能，当着他和其他僧人的面说：写得乱七八糟，胡言乱语，并亲自擦掉了这个畿子。然后在慧能的头上打了三下就走了。这时只有慧能理解了五祖的意思，于是他在晚上三更的时候去了弘忍的禅房，在那里弘忍向他讲解了《金刚经》这部佛教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并传了衣钵给他。菩提老祖与弘忍大师打了同样的哑谜，也同是在三更授道。自从孙悟空走出斜月三星洞后，菩提祖师就再未出现过。这也许是作者的一个暗喻，在大势所趋之下，一个人即使本领再高，也难以逆流而上。

随后教化孙行者的即是披着袈裟的儒士—唐僧。唐僧既有着佛家的四大皆空、超凡脱俗，又有着儒家的温文儒雅、兼济天下，但有时又带着些封建儒士的迂腐气质。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本源，它提倡积极入世的精神，其核心思想是“仁、义、礼、忠、孝”，“仁”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相亲相爱，“义”是指对于大局的舍生取义，“礼”是古代社会的章典制度和社会规范，“忠”是下级对于上级的服务，“孝”在封建社会中指的是对父权的绝对服从。唐玄奘是一个善良闵诚的苦行僧,不辞劳苦,不畏艰险,但也有昏庸顽固,是非不分；与其说他是一位师傅，倒不如说他是个领导人，胸怀天下，惠及黎民百姓，为了求取真经而不惜远行，并在所到之处宣扬佛法和亲民敬君思想。但说到底，唐僧也只是封建统治阶层进行思想禁锢的工具而已。

吴承恩将理想人格寄托于孙悟空，并将其佛号封为“斗战胜佛”，寓意着他“封建时代的斗士”的形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唐僧懦弱无能、迂腐偏执的封建儒士性格进行了嘲讽、鞭笞。

在《西游记》中，始终贯穿着一种观念，那就是“道低于佛”。小说中虽然提出“孔圣人是儒教之尊”、“李老君乃开天辟地之祖”，但是当孙悟空大闹天宫之时，天庭上的众位神仙却被弄得束手无策，十万天兵天将被打的焦头烂额，整个天庭的神仙在孙猴子面前不堪一击，最后只得请来了西方如来佛祖收拾残局，将猴子压于五行山下，由此可见，整个天庭却都敌不过一个如来佛。

佛教起源于印度，而于汉末和三国时期正式传入中国。唐朝时，由于开明的政治政策，稳定的社会环境，佛教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鼎盛状态，各个佛教宗派欣欣向荣、百花齐放，形成了中国佛教的十宗教派：俱舍宗、禅宗、华严宗、法相宗、净土宗、律宗、天台宗、成实宗、三论宗、密宗。

《西游记》中道家的神仙系统庞大而繁杂，它有道教尊神，如太上老君等；有自然之神，如日月星斗；有护法神将，如四大天神；有群仙众真，如四大真人。同时，道教还将宇宙分为三十六条、九地十三音、十洲三岛、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而每一条、音、岛、天、地都有神仙统治。

在佛教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佛道两教的斗争中，佛教的队伍被扩充了，二十诸天新增了四诸天，其中有三位是吸收道教系统的神仙,包括紫薇大帝、中岳大帝和雷神。《西游记》中孙悟空、猪八戒、沙悟净、白龙马都曾在天庭做过神仙，属于道家的一份子,但为了体现对大乘佛法的追求和对其他诸多宗教的统摄，最终都做了和尚，并成了佛，这正是由道入佛的整体构思。纵观师徒四人的取经之路，途中所经历的九九八十一难，都是佛祖有意的安排，而他们所遇到的妖魔鬼怪大都具有一定的实力且与神佛沾亲带故，如观音菩萨水池中食童男童女的鲤鱼精、太上老君的青牛、狮驼国的三只妖怪，正是通过这些富有神话色彩的故事描写，来体现克服自身的劣根，修身成佛的目标和追求。

《西游记》是我国文化艺术乐园的瑰宝，是一部深受明代后期思想解放启蒙思潮影响的巨著。它对共同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佛、儒、道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以神魔的世界影射社会现实，反映了明朝时代人们的宗教信仰，告诫人们既要有积极的入世精神，又要有淡泊的出世精神，为以后中国三教文化融合的发展拓宽了道路。

参考文献： 吴承恩 《西游记》 游国恩

《中国文学史》 李辰冬

《<西游记>人物分析》 陈

飞

《<西游记>导读》

第四篇：论西方音乐中的东方风格

论西方音乐中的东方风格

摘 要：西欧音乐从近代初期以来，在十二平均律功能和声基础上以滔滔江河之势获得了独立的发展，成为世界音乐的主导者，但是，到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时，它已经发展到顶点，十二平均律和声的基础开始发生动摇。随着人们追求发展变化的愿望的产生，目光自然而然地转向了东方，逐渐形成了音乐领域的东方主义。而东方主义的源头则是阿拉伯音乐。在东方主义的发展中，经历了几个阶段：深受阿拉伯音乐影响的地域有意识地自发地保留了来自阿拉伯时代的影响；取材于东方的具有异国情调的作品，大多原封不动地采用了阿拉伯旋律。以阿拉伯音乐为基点的西欧近代音乐中的东方主义逐渐扩大。

关键词：西欧音乐；东方主义；萨尔瓦多?达尼埃尔

中图分类号：J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4-0113-02

西欧音乐从近代初期以来，在十二平均律功能和声基础上以滔滔江河之势获得了独立的发展，成为世界音乐的主导者，但是，到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时，它已经发展到顶点，十二平均律和声的基础开始发生动摇。随着追求新发展与变化的思想情感的产生，目光自然而然地转向了东方。并逐渐形成了东方主义。所谓的东方主义中异国情调指的就是这种音乐，而东方主义的源头则是阿拉伯音乐。

在东方主义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几个阶段。中世纪以来接受阿拉伯洗礼、深受阿拉伯音乐影响的地域（第一就是西班牙）有意识地自发地保留了来自阿拉伯时代的影响，这是第一阶段。这种影响特别在民歌等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贝列纳山区的民歌和安达卢西亚地区的歌舞就是很好的证明。除伊比利亚半岛以外，在巴尔干半岛和靠近俄罗斯东部地区的民歌中也可以听出阿拉伯、土耳其的味道，然而这种异国情调已被吸收的不露多少痕迹，它流传到俄罗斯民族乐派的作曲家中间，并在巴托克、柯达伊等匈牙利作曲家的民族音乐中发展蔓延。

第二阶段，多见于歌剧和歌曲之中，这是些取材于东方的具有异国情调的作品，大多是原封不动地采用了阿拉伯旋律。在各种各样阿拉伯典型旋律中，他们最喜欢把做礼拜用的朗诵调加到西欧的乐曲中。科内留斯的歌剧《巴格达的理发师》第二幕前奏中的大管独奏、亨利?拉博（HenriRabaud，1873―1949）的《开罗的修鞋匠玛鲁福》、费利西安（1810―1876）的《沙漠》、列依埃尔的《东方交响曲》，比才的《加米列》等作品所采用的就是上述的礼拜用的朗诵调旋律。为了表现阿拉伯风格而经常被采用的还有阿勒颇地区礼拜朗诵调的旋律。

东方色彩浓厚的作品，除以上所列举的之外，还有赛扎?弗朗克的清歌剧《鲁特》、比才的歌剧《彩珠人》、《阿莱城姑娘》、《卡门》、威尔第的《阿依达》、歌德马克的《示巴女王》、玛斯涅的《埃罗底阿特》、圣-桑的《阿尔及利亚组曲》、《波斯旋律》、《非洲》，阿尔贝尼斯的《伊比利亚》、艾玛努埃尔?夏波里埃的《西班牙狂想曲》、拉罗的《纳莫那》、德彪西的《伊比利亚》、德?法亚的《科尔多瓦传奇曲》，鲁塞纳的《安达卢西亚的歌调》、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天方夜谭》等等，都充满着阿拉伯音乐的旋律和节奏。

近代音乐中的东方主义，广义指东方，而它最初的含义指的是近东。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拿破仑时代，拿破仑远征之时，有一位同行的名叫威廉顿的学术考察团团员。威廉顿曾写过一份有关埃及的阿拉伯音乐调查报告（公元1809年――1813年，巴黎出版）。东方主义的影响在法兰西作曲家中表现较深，这可能是因为法国在北阿尔及利亚海岸有殖民地，他们接触玛格里布地区的阿拉伯音乐的机会最多。费利西安?大卫就是先驱者之一。

从19世纪初到现在，在东方主义的发展中有些音乐家从事了值得注目、然而并不为人所知的工作。萨尔瓦多?达尼埃尔（1831年―1871年）就是这样一位音乐家。他作为作曲家并不是很出名，但是他作为阿拉伯音乐的研究者、介绍者，却是很有功绩的。他的著作《阿拉伯音乐》，在他不幸去世五十多年之后由法玛将它译成英文才为人们所知。

萨尔瓦多?达尼埃尔是位南欧人，他父亲是从西班牙逃亡到法国的贵族。他父亲一方面在布鲁塞尔皇家学院等学校教授音乐，一方面写了许多音乐著作。萨尔瓦多?达尼埃尔从小就从父亲那里受到了音乐教育，后来又在巴黎音乐学院学习。进入社会后有一段时间他的境况不佳，他非常景仰因交响诗《沙漠》而博得巴黎乐坛好评的费利西安?大卫。在对圣西门主义的镇压中，费利西安?大卫成为牺牲者之一，被赶出了巴黎。他从埃及到了近东，在研究当地音乐的基础上，创作了交响诗《沙漠》。萨尔瓦多?达尼埃尔决心沿着大卫的路进一步走下去，于是他移居阿尔及利亚，学习阿拉伯语言，在着手研究文献的同时，他又从阿拉伯人那里学习了地道的阿拉伯音乐。其成果是他记谱收集的《阿拉伯歌曲集》和《关于阿拉伯音乐、希腊音乐以及与格列戈里圣咏有关若干乐器的起源和变迁》。这两本书曾被介绍到巴黎，但是，他在阿尔及利亚尤负盛名。由于妻子去世，萨尔瓦多?达尼埃尔匆忙离开阿尔及利亚回到巴黎，巴黎的乐坛和文坛都把他当作东方音乐及古代音乐的权威来对待，然而，他仍然很难得到发表作品的机会，他的《阿拉伯随想曲》好不容易才在巴黎进行了演出。从这时起，他的活动主要在写作方面，他的活动也渐渐开始带有政治色彩。那时正值普法战争（1870年-1871年）爆发，战败的结果是成立了第三共和国。第三共和国成立之前曾有巴黎公社的一段历史时期。萨尔瓦多?达尼埃尔曾作为公社的一员参加了巴黎公社的活动。1871年3月，巴黎公社当政时，据说他是从五位候选人中被选中任命为巴黎音乐学院院长的（有无正式任命尚不清楚，格鲁夫音乐辞典中没有他的名字，雷曼的辞典中曾将他加上括号收入了条目）。但是，到了同年5月，正规军便开始对公社进行镇压，展开了巷战。1871年5月14日，萨尔瓦多?达尼埃尔在自己的住所附近被捕，当场遭到杀害。由于他历经**，薄命的生涯使得他的事业上没有能够取得显赫的成果，让人十分遗憾。他的研究与他之前的各种研究有所不同，拉波尔德、维约特、基泽瓦塔等人是根据梅赛尔法则来衡量阿拉伯音乐理论的，而萨尔瓦多?达尼埃尔则不拘泥于文献研究，他更是从实践中积累了经验。他的作品超越了他所景仰的大卫在《沙漠》中所表现出的表面的东方色彩，他力图从阿拉伯音乐的本质出发，对西欧的十二平均律和声音乐的基础加以研究。

萨尔瓦多?达尼埃尔未完成的事业又经萨蒂、德彪西、拉威尔等现代作曲家之手向前推进了。在力图摆脱十二平均律功能和声的现代作曲家之中，可以看到许多异国情调、东方色彩有形无形的影响。

在东方主义发展过程中经历的第三阶段，是以阿拉伯音乐为基点的西欧近代音乐中的东方主义正在逐渐扩大着。如俄罗斯作曲家包罗丁的《在中亚细亚草原》就是介于阿拉伯音乐与中欧音乐之间的一首脍炙人口的乐曲。当时在美国印第安人音乐的研究工作上一有发展，立刻就出现了吸收印第安人音乐的作品，如德沃扎克的《自新大陆》、马克道威尔的《森林画稿》、布佐尼的《印第安幻想曲》、戴留斯的《科安加》、《阿帕拉奇亚》。接着出现了以夏威夷为主题的作品，如雨果?卡温的《米涅哈哈》、《海亚瓦萨》等优秀作品。

除阿拉伯以外，东方其他国家及地区的音乐，也随着人们对它的认识了解，也作为异国情调的一种被人们采用。如普契尼的《蝴蝶夫人》和阿?苏利汶的《天皇》中的日本音乐及车列普宁作品中的中国音乐。德彪西等许多作曲家很重视爪哇、巴厘岛的加美兰音乐。然而，以上所说的这些异国风格仅仅止于表面上的吸收摄取，尚未能做到像阿拉伯音乐那样从各种音乐的本质上对他进行研究，因此，它们也没有在现代的欧美音乐中使之融化而得出硕果。日本民族声乐唱法、印度的二十二不平均律、阿拉伯的十七律（包含三分之一音程）、泰国的七等分律以及在日本、印度、阿拉伯等音乐中，所表现出来的东方式的节奏理论以及艺术性等等，它们也许会给予未来的世界音乐以启示，这点从阿拉伯音乐对近代欧洲音乐影响之深刻而可以想象得出来。

在法国、德国等现代音乐中与新的和声相提并论的新的乐音体系（四分之一音阶、六分之一音阶、全音音阶、纯正调音阶、无调性主义、多调性主义）中，有阿洛依斯?哈巴的四分之一音音阶的体系，这是和叙利亚地区的阿拉伯音乐为中心的近代阿拉伯音乐中所使用的乐音体系相同的东西。1932年在开罗，由国王法德一世亲自领导下举行的阿拉伯音乐会议上，阿洛依斯?哈巴曾与库尔特?萨克斯（比较音乐学者）、霍恩包斯塔（比较音乐学者）、兴德米特、瓦列茨、海尼茨、巴托克等人一起列席了会议。毋庸置疑，这次会议对现代欧洲音乐的理论和作曲界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参考文献：

[1]罗伯特?拉哈曼.东方的音乐-比较音乐学的研究[M].东京：日本东京株式会社：（音乐之友社），1960.[2]库尔特?扎库斯.比较音乐学[M].台北：全音乐谱出版社，1966.

第五篇：论孙子兵法在国内管理中的应用以及与西方管理思想的区别

赵南楠技术经济管理2005000768

《孙子兵法》是在我国社会由努力制向封建制过度时期产生的新兴地主阶级的军事名著。它不仅是我国现存的最古兵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兵书，不仅在中外军事学术史上占有显著的地位，也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占据一席之地。在现今管理浪潮中，如何古为今用，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也是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因此《孙子兵法》已经被全世界公认为东方谋略的“胜经”。

《孙子兵法》的核心精神是以谋取胜，其经典谋略为，“知己知彼”，“避实而击虚”，“攻其不备，出其不意”，“令之以文，齐之以武”等等，如今这些谋略依然可以应用用商场中。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我们重点来谈一下《孙子兵法》在治军问题中所提出的“智、信、仁、勇、严”在现今商业中的应用。

在《孙子兵法》“智、信、仁、勇、严”是其选拔将帅的五条标准。原文是：“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意思是：将领，就是才智、诚信、仁慈、勇敢、威严。孙子认为，治理和统率军队的首要任务是选拔好将帅，将帅是取得战争胜利的最重要的因素。当今世界是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时代，商场如战场，竞争的实质就是人才的竞争，一个企业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与管理者的正确领导。

孙子把五德中的“智”放在首位是指他对领导者指挥才能的重视。所谓将领去主要职责就是统率自己的军队与敌人战斗。在如今的商场中，一个企业的管理者也要做好组织工作，要有非凡的领导才能，能够正确应变企业发生的种种突然情况。一个管理者如果没有足够的知识武装自己，那么他所在的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条件下是无法生存的。做为一个成功的管理者其基本要求是具备管理知识。孙子认为一个好的将领应该“知己知彼”，“知天知地”，“知诸侯之谋”，应该有丰富的作战经验，精通各种机变的运用。此法同样应用于现在商场中的管理者，而且也是“智”的一种体现。我们认为管理者的“智”很大程度上是管理者能力的体现，如果没有“智”管理的一切都是空谈。成功的管理者应该能够洞悉未来商品所在市场的发展前景，适当的给予员工激励，掌握其他竞争者的动向，果断的作出一系列战略决策，以及商业企划。

五德中的“信”是指诚信。古人带兵打仗需要有信，现代企业致胜也要讲信。日本上光敏夫说：“真正有活力的组织，是内比相互信赖的组织。”一个领导者要得到下属的信赖，必须首先要努力使自己成为可以被信赖的人。要为下属着想，要言而有信。信，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是十分重要的。组织中的任何活动都是通过人来进行的。只有彼此信赖才能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调节好企业与企业间的信任程度，以便更好的合作。信是企业家的灵魂是人格魅力的核心。

“仁”是仁慈。是领导者给下属的一种亲和力。古代领导理论中的爱民如子正是这种思想的体现。领导者需要用一颗关爱和同情的心对待员工、同事、合作伙伴、客户等所有的目标受众。没有人会拒绝关怀，没有人会回避善良的行动。“仁”可以培养企业的员工的一种归属感。使员工能够因为自己属于这个企业而感到骄傲。一个“仁”的集体是不可战胜的。

“勇”是指勇敢。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勇表现在领导者敢于在竞争中抓住有利机遇。如果没有勇气缩手缩尾，不敢行动则会失去机遇。“勇敢者之死一次，胆怯者却经历千百次的死。”但勇要以智为先，不能有勇无谋。真正的勇者，必然是一个智者。领导者要敢于迎接风险的到来，面对风险如果只采用迂回的手段那么这个企业终有一天会被时代淘汰。消失在浩瀚的商海中。

“严”是指威严。“严”是领导者不可或缺的能力之一。在军队中严明的纪律才能有所向披靡的战绩。在企业中也一样。现代企业中协作关系密切，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

波及整个企业的顺利运行。要建立有纪律的团队，领导必须者要严于律己，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制订制度的时候要科学合理，符合客观规律。领导者的气势有多大，就看他的纪律有多严，纪律可以促使企业走向成功之路。

以上是《孙子兵法》“智、信、仁、勇、严”在国内中的应用。反观西方管理体系，与国内的管理思想有着区别和联系。长期以来，西方国家的管理学者们，一直把领导者的各种个人性格和特征作为描述和预测其领导成效的标准。这种研究试图区分领导者和一般人的不同特点，并以此来结实他们成为领导者的原因，这个就是所谓的性格理论，也就是研究怎样的人，才能成为良好的、有效的领导者。这个理论与《孙子兵法》中的五德朝相辉映，现在我们就来研究一下中西方在这些方面的区别和联系。

西方管理学研究人员把领导者的特征分为身体特征、背景特征、智力特征、个性特征、与工作有关的特征以及社会特征。美国管理学家Edwin E.Ghiselli在其《管理才能探索》中提到了领导者的八种个性特征，具体包括：

① 才智：语言与文辞方面的才能；

② 首创精神：开拓新方向、创新的愿望；

③ 督察能力：指导别人的能力；

④ 自信心：自我评价较高；

⑤ 适应性：为下属所亲近；

⑥ 决断能力；

⑦ 性别；

⑧ 成熟程度。

Ghiselli的这些性格的研究结果指出了一个领导人应该具备的基本特征。与《孙子兵法》中的“智、信、仁、勇、严”相比较，西方管理者注重了有首创精神这个能力，在这里不能就以偏概全的说中国的领导人没有创新能力。但中国企业的管理者不可忽视的弊端就是模仿的能力比创新的能力强。危机管理的意识缺乏，这个是与我国的国情有关的。我们出在一个变化的环境里，只有创新才可以打破常规，才可以突破自己的传统思维。创新的基础不是同竞争对手比，而是同自己比与自己竞争，向自己的过去成绩挑战。

成熟程度也是国外领导人的特征之一，一个好的领导者是否能对突如其来的事情做出合理的解决方案，一定程度上与他处事的经验有关，比起没有经历过事情的人来说，其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保持心理上的稳定，做到处变不惊。能以冷静的头脑来解决突如其来的问题。西方管理学家提出的自信心这个特征也有很大的优点。我们不能把自信理解为自大，一个领导者也有自信才能敢于提出一些假设，这个是导致创新的一个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中西方由于文化的差异在《孙子兵法》的理解和运用方面也有不同的差距。作为新一代的管理者应该吸取精华，鄙弃糟粕。成功的创造出一系列适合自己的管理理论，以便更好的实现最大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