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萧红有文学才华但做人不及格
萧红有文学才华但做人不及格 张耀杰:
蒋泥:今天的主题是民国女子的黄金时代,张耀杰先生在《民国红粉》里写到关于民国黄金时代的一些剖析和思考,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首先介绍一下嘉宾:王东成,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陈远,资深媒体人、历史学者。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耀杰,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民国红粉》作者。我是蒋泥。
刘再复先生说,现代小说史上最精彩的四个中篇小说,是萧红的《生死场》、鲁迅的《阿Q正传》、张爱玲的《金锁记》、沈从文的《边城》。翻译莫言等作家作品的葛浩文教授,专门从美国去到哈尔滨,实地走过萧红生活过的地方。这些大家对萧红的评价都很高,可见萧红的文学成就和地位值得我们去关注和再研究。现在先请张耀杰教授谈谈他对萧红的研究。
张耀杰:我在《民国红粉》中写萧红的那篇文章的标题是《萧红:情痴作家的错爱人生》,这是一篇历史传记,主要关注的是萧红这个人,而不是她的文学作品。我觉得萧红这个人除了拥有文学才华和文学地位以外,是没有任何优点的,她在做人方面是不及格的。作为一位女性,她的人生经历当然有值得同情的地方,她本身的生命体验非常独特。萧军当年的小说《烛心》就是写他与萧红的事情,萧军初见萧红的第二天晚上就强行与她发生了性关系。这件事对于萧军来说,一方面是有救人的冲动,是一种侠义,但更多的还是一种性冲动。萧军当时把老婆和女儿赶去老家,已经一个人孤单了几个月。如果萧红不是一个年轻女性,我觉得萧军肯定不会去拯救她的。
萧红在文学作品中写得最多的,就是她的祖父张维祯对于她毫无节制的隔代溺爱。张维祯晚年丧子,三个女儿出嫁后也先后去世,于是他将当时12岁的萧红之父张廷举过继到自己名下。萧红出生时,张维祯已经是62岁的老人,他非常疼爱这个孙女。张维祯这个人没有东北汉子的那种野性,他是一个滥好人,虽然饱读诗书,但除了读书什么也不会做,一辈子无所事事。张家本是呼兰县的豪富之家,现在去萧红故居看一看,那是一个七八千平方米的大院子,张家当初有商号、油坊、烧酒厂、面粉厂等许多产业,都是在张维祯手里给败掉了。连张维祯的妻子都看不上他,不让他管理家事,只让他做一件正经事情,就是每隔一段时间把家里祖传的一套祭祖用的锡器擦洗一遍。就是这样一位老人,他无限制地溺爱、纵容童年的萧红,结果养成了萧红骄纵任性、从来不替别人尤其是自己的亲人分担责任的病态性格。萧红7岁的时候,祖母范氏去世,萧红便主动要求住进祖父的房间,祖父从这时开始教她读《千家诗》,《千家诗》里面的千古名句的确陶冶了萧红的文学才华,可是却没有教给她现代文明社会的自由自治、自食其力、契约平等、诚信待人等价值观念和责任意识。萧红的父亲张廷举是小学教员和小学校长,可能为人比较严肃冷漠。萧红的母亲一连生育了一女三男四个孩子,萧红的大弟弟生下不久便夭折了。这样的一位母亲是很辛苦也很悲惨的,加上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她对萧红的照顾应该是不太周全的。但是,萧红显然是用无所事事的祖父对自己的无节制溺爱来要求父母的。萧红的母亲在她10岁那年就去世了,萧红后来回忆小时候对于母亲的印象,就是童话故事里老巫婆的形象:鼻子高高的,下巴长长的,手是细长的。她还回忆过父亲对她的冷落。萧红对于父母的亲情竟然如此淡漠,我觉得她这个人的人格是不健全的。萧红长大后一次一次犯错误,一次一次放纵自己去找和自己一样不靠谱的男人,主要是她自己的原因,而不是父母当真有多么恶劣。
萧红人生中的重要转折点是她与萧军的相遇。“黄金时代”的出处是1936年11月19日萧红从日本东京写给萧军的一封信。当时萧军追求别的女人导致两个人感情破裂,萧红独自去日本心理疗伤。有一天晚上,萧红给萧军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说今天晚上月色很好,环境很宁静,“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萧红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我这些年遭遇了这么多不幸,现在终于可以通过写作自食其力,不用再为花钱发愁了,我应该珍惜自己的个人幸福,这也就是我的黄金时代了。但是萧军始终认为一个人不能为自己活着,要为大多数人活着。从一开始萧军给萧红灌输的就是这样的理念。
就在萧红感悟到自己的黄金时代的同时,为其精神导师鲁迅操办丧事的萧军,竟然与黄源的夫人许粤华发生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婚外情,并且导致许粤华怀孕引产。萧红得到消息匆匆回到上海,两人又开始新的争吵。萧红为此又到当时的北平去心理疗伤,萧军就写信给她说:我们俩因为感情不合而闹出来的矛盾,对于文学家来说是很好的材料,值得我们好好思考,写成作品之后就可以为整个民族做出贡献。萧红在写给萧军的回信中,一下子就把萧军阿Q式男权骗子的精神伪装给扒掉了。她说你整天告诉我不能为一个人着想,而要为大多数人和整个民族着想。可是你自己整天干的是什么事情呢?你见一个女人追一个女人,谁见到你为大多数人去着想、去工作了?
这里涉及到一个最为基本的文明常识:家庭是私人空间,最需要的就是男女之间的相互尊重、相互关爱。为大多人工作,是公共领域内的公共事务,需要经过严格的选拔或选举授权程序。凡是在家里对自己的妻子说你不能为自己的个人幸福而生活,我也不能为你一个人的幸福而生活的男人,一定是在自欺欺人地耍流氓。萧红关于黄金时代的感悟,是她真正明白现代文明常识的开端。作为一个人,首先应该为自己而生活,如果每个人都为自己生活,每个的个人生活都感到幸福了,每一个家庭的生活都感到幸福了,那么这个社会难道不就是一个黄金社会吗,这个时代难道不就是一个黄金时代吗?一个让所有个人都感到幸福的社会,不就是一个健全完善的文明社会么?那些动不动就让人牺牲个人幸福和个人权利的社会,才是前文明和反文明的野蛮社会。
总之,萧红这个人本身虽然有问题,但是她还是有文学才华和个人追求的,最后也感悟到了一些真实的东西,但是却被萧军给败坏了。萧红到香港与端木蕻良在一起的那两年,才真正有了一年多的黄金时代,我个人觉得萧红所写的短篇小说《小城三月》,是她最亲切感人的一篇。但是多次被绝情背叛尤其是两次怀孕的经历,已经严重损害了萧红的身心健康,这么一个有文学天赋的人,32岁就在医院含恨去世,确实是很可惜的。萧红的文学才华我觉得是不容置疑的,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有才华的女性除了张爱玲就是萧红。
马勇:萧红悲剧源于“五四”鼓励下的出走
蒋泥:刚才张教授说萧红做人不及格,这个大家可以有自己的观点。因为文学家和正常人不一样,否则就写不出很好的作品了。至于萧红的《小城三月》,我觉得它的故事性很一般,包括《生死场》《呼兰河传》,故事性都不好。萧红的小说写得都像散文,严格地说,她是个优秀的散文家,但不是优秀的小说家,她不太会讲故事。我们再请马勇教授讲一讲。
马勇:我觉得张耀杰对萧红和萧军都比较苛刻。从萧红一生的生活经历来看,她确实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们今天说她完全不合格,可能也不好。至于萧军,说他是文化流氓,这么极端的说法,我就不能接受了。萧军也好,萧红也好,丁玲也好,民国时期的这一代人,这样的文化青年与文化女性,在中国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这些人在20世纪中国出现了?我想这恐怕要从五四运动说起,要探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伦理革命、道德革命的意义。
最近一些年,因为课题的原因,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五四”之前的中国人,究竟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为什么我们对古代中国生活的描述,能够让“五四”之后的一批女青年,觉得他们是中国伦理的受害者,进而以自己做实验,去追求个性解放、身心自由。“五四”时期对中国古代生活的想象,使很多人认为中国女性一直生活在三纲五常的压迫之下。这个看法已经根深蒂固,不易改变。但这个看法究竟有多少真实性,可能还值得研究。
比较研究思想史、文化史,特别是生活史之后,我们很容易发现,“五四”一代激进主义思想家对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形态的描述有一些夸大的成分,他们把中国古代一部分人的生活状态描述成了所有中国人的生活状态。古代中国存在着士农工商的社会分层,士人家的妇女、农民家的妇女、手工业者家的妇女和商人家的妇女,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譬如缠足,很多农民家庭、手工业者家庭的妇女并不缠足,因为这些家庭还需要妇女来参加生产活动。只有商人家庭和士人家庭才有那个条件和需求让女儿缠足。这里面有伦理层面之外的东西,必须从历史事实上进行研究。
“五四”一代激进主义思想家告诫青年要冲破家庭,不要受到家庭的约束。这个提法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近代的意义,是个人独立的逻辑结果,但“五四”那代人的倡导,也应该承认存在偏执误导的倾向。家庭是中国社会的基本伦理单位,是儒家伦理的核心,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庭之“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现在人喜欢说,父母是人生的第一导师,其实就是肯定家庭在人生历程中的重要性。当然,也必须承认,儒家伦理在后来确实将家庭的功能无限扩大,父母包办一切,尤其是女子很难有自己的自主意识、自主行动,确实对女性具有人性摧残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一代激进主义思想家鼓励青年,尤其是女青年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是对的,是有现代意义的。
但是,在伦理本位的中国社会,青年,尤其是女青年离开家庭,特别是“出走”式地离开家庭,假如没有得到长者的善意指导,又遇人不淑的话,就可能逐步沉沦下去了。萧红就是这样。萧红童年记忆中的反叛思想就来自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引导,具有反传统的意味。她的母亲不幸早逝,她对父亲的续娶非常不理解,非常愤怒,对自己的家庭非常反感。作为一个失去母亲的小女孩,萧红的这些反应都可以理解,她对生母的怀念,对继母的排斥,也属于人之常情。
萧红很有才华,这样一个女孩子,如果能够得到长者温情、善意的引导,她的人生可能就完全不同了,可惜她的家庭环境有问题,她后来遇到的人更成问题。最初她和一个亲戚就到北京同居了,这是缺乏家庭管教的后果,那么第一步走错之后,本来可以赶紧回头。可是她怀孕了,之后又遇到了萧军。萧军本来是去救人的,可是他的做法从情理层面看,很难理解。假如萧军对萧红一直很好,白头偕老,那么萧军对萧红就是真爱,就是情投意合,但是他没有。后来的萧军,不论以什么样的理由解释他们的相遇、相离,都无法否认萧军对萧红的人生,负面意义居多。
“五四”对中国文化摧残最严重的是伦理道德传统,中国几千年传下来的好东西都被看作糟粕。走过一百年之后,我们看到,社会可以革命,但是道德本身是不能革命的,三纲五常确实有许多问题,过于固守、僵化对待,当然不对。但是,也应该承认,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人伦经验、人生道理,并不都是糟粕。陈独秀、吴虞、易白沙等只看到了中国人伦道理与现代生活不合的一面,没有看到古人的人生道理经过适度转化,同样可以在抽象意义上被当代人继承、使用。
孙中山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就有这样的认识。他认为,到了共和时代,君主没有了,君为臣纲当然也就失去了实际的意义。但是,君主不在了,国家还在,共和国的总统还在,因此,伦理的调整,就是批判地继承,抽象地继承,忠君改为爱国,君为臣纲,改为共和国总统要做各级公仆的示范,总统要像总统的样子。
按照孙中山的解释,传统的伦理都可以进行现代转换,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可能都不是“五四”激进主义思想家解释的那样简单,都还值得重新思索。假如我们有机会重读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就可以发现,董仲舒在书中对儒家伦理的解释、对中国社会秩序的建构的看法,与五四思想家的解读存在很大的差异。所以我们现在谈萧红,谈萧军,我想实际上要谈的是中国的传统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生活的问题。张耀杰:首先关于缠足这个事情。马老师是50年代人,我是60年代人。我是在河南农村长大的。我的大奶奶和奶奶都生活在农村,是要种地、要做饭的农家妇女,她们都是缠足的,那种缠得最狠的小脚。再举个例子,我在《民国红粉》里写到的冯沅君,1917年到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读书时,班上有差不多40个女学生,只有她一个人裹小脚。那个时候其实有文化、有见识的大家庭,已经不给女孩子缠足了,只有底层的民众还在坚持缠足。最早提倡不缠足的人,就是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这些人,而越是底层的人越会去学习效仿上等人的恶习和陋习。
至于萧红的问题,跟“五四”没有多大关系。她父亲工作忙,在家时间少,对她关心比较少,她母亲则是因为生了四个孩子,都需要照顾,所以不太顾得上她。刚好她的祖父溺爱她,她就觉得祖父对她好,别人都对她不好,这里面没有多少社会、时代的影响。她父亲给她安排了一桩包办婚姻,她自己也同意了。后来遇到表哥陆哲舜,她觉得比未婚夫汪恩甲更好,就跟着陆哲舜私奔了。提倡反叛家庭,追求自由等等这些“五四”的大环境、新时尚对她可能有一点影响,但是说到底萧红就是一个没有诚信、不负责任、不靠谱的小女生。当然,在那样的男权社会里,对女性和对男性还是不一样的,男人犯错误了还可以回家。女孩子一跑出去和别人同居,家里人就觉得伤风败俗了,再想回就回不去了,这是对女性不公平的地方。
蒋泥:人是很复杂的,研究人不像研究作品,研究一部作品很简单,但是研究一个人的话,就必须要结合整个的社会环境和关系来综合考虑,否则很难搞清楚。我们请陈远先生来谈一谈。
陈远: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价值观,我们不用今天的价值观去评价过去的人物,也不能用过去的价值观来评价今天的人物。我注意到,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女性看似解放了,实际上却是背上了双重束缚。因为过去的女性很简单,她只有一种角色就是家庭角色,她最大的任务是相夫教子,她的事业就是她的家庭,她的天下就是她的家庭。但是新文化运动以后,女性要承担两种角色,一是社会角色,她要有她的追求,她的职业,她的理想。但是无论她怎么成功,她的爱人、她的家人始终以一个女人的角色来要求她,她在承担社会角色的责任之外,依然还要承担家庭角色的责任。这一点不单单是中国,在西方也一样,哈佛的一个女校长在接受采访时曾说:作为一个校长,我常常在角色转变中感到很困难,无论在外面我如何风光,但是回到家里我是一个孩子的妈妈,我是一个丈夫的妻子。实际上这种转变,对于男性来说也是困扰,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男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也要求他去承担家庭的角色。这种社会结构我觉得是有问题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从“五四”以来遗留的一个问题。
至于萧红,她与萧军的感情经历我认为可以分成两段,前一段里她几乎就是萧军的一件衣服,是一个很不幸的角色,萧红自己可能也觉得不幸,到后来碰到端木她算是比过去幸福。对于张耀杰的《民国红粉》这本书,我觉得可以分得更细致一点,实际上民国女子可以分成好几类,比方说萧红这一类就是延安女性,那冰心、林徽因她们又是一类,这样细分一下,有利于我们对民国这些女子形成较为系统的认识。
王东成:对萧红人性的不洁和过错要作同情的理解 蒋泥:我们请王东成教授谈一下。
王东成:萧军和萧红属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东北作家群,我是东北人,他们都是我的老乡。萧军这个人我见过,和他谈过话,当时我是学生会的宣传部长,邀请他到学校演讲,我很喜欢他。他在剖析自己和老舍的区别时说老舍是受宠的,是所谓“人民艺术家”,受一点苦就受不了了,而他自己在延安就挨批,被整皮实了,就什么都不怕了。他有东北汉子的血性。提起萧红,我会想到卢梭,因为他的身上充分体现了人性的复杂,卢梭既被大哲学家康德看成圣人,把他的肖像挂在自己的书房里,尊他是自己内心世界的牛顿,但是又被柏林这样的大思想家看成是“自由的最阴险和最可怕的敌人”。卢梭和自己不爱的女人苟且生活33年,就为了利用人家;他生了5个孩子,竟然一个也不养,送去育婴堂。伏尔泰也非常厌恶卢梭的人品。
我心里有两个萧红,这两个萧红可能相互冲突。一个萧红是作为文学家的萧红,我很喜欢,她的作品我都读过,她与张爱玲、丁玲、冰心被称为民国时期的四个天才女作家,许多人,包括我,对萧红和张爱玲的评价都远远高于丁玲和冰心。但是,萧红的才能没有得到更好的发挥,她就像流星一样陨落了,假设萧红活得更久些,我相信她会写出更伟大的作品。另外一个萧红是生活中的萧红,这就更复杂了。我不认同作家、艺术家可以跟平常人不一样地享有特权,但是我觉得一个民族的文化素养应该体现在能够总体地去理解自己的作家、诗人、艺术家。我刚刚从英国回来,之前正好赶上了简·奥斯汀节,市民们自发地出来,穿上维多利亚时期的服装,纪念自己的作家。我感觉他们的作家、艺术家很幸福,他们是民族的记忆,他们是永不消逝的恒星,他们是宠儿。从这一角度看,除了文学上的肯定之外,我觉得我们对萧红一定也要有人性上的同情的理解。
他们生活在一个镀金的黄金时代,而并不是真的黄金时代。我对人性从来不敢做过高的估计。我们在能力上不要自卑,我们有自己想象不到的才能;我们在道德上绝对不敢自负,因为我们有自己想象不到的黑暗和邪恶。真的猛士不是只能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更要能直面自己内心的邪恶和幽暗。萧红的人性中有些说不上美好、高尚的东西,她会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委曲求全地去满足某个男性的欢愉。有人说,萧红是文学荡妇,林徽因是文化荡妇,说林徽因利用自己的才华,利用自己的美貌,周旋于好几个男人之间。但是,人都有弱点,萧红的弱点也好,萧红的人性瑕疵也好,都可以放在时代的大背景和她的具体生存境况下看。我觉得二萧、端木都是时代的悲剧,理解中国人的悲剧,理解中国女性的悲剧,都得从19世纪塞纳河左岸流出的激进主义思潮这个角度去看,从法国大革命,罗伯斯庇尔这种思潮一直发展到俄国革命,一直影响到中国革命。说萧红人性有不洁,有过错,我是认可的,但是,她的不洁,她的过错,也只是常人的不洁和过错;而且,对于她人性不洁和过错的产生原因,我则作同情的理解。就像《圣经》里的那个故事一样,因为行淫而被抓住的妓女要被众人用石头砸死,但耶稣说你们谁说自己没有罪就可以向她扔石头。这是对人的宽容和理解,当然耶稣接着又告诉那个女人以后不能这样做了。这里面的道理应该是一致的,在批评萧红之前,我们应该问问自己,会不会犯和她一样的错误。
所以,我不赞成张耀杰说她在做人上不及格。在历史的宏大叙事背景下,一个人在自己的人生中做出怎样的选择,走怎样的道路,我不愿意以“道德警察”、“道德法官”的身份去议论和评价,我觉得自己没有那个资格。我绝不做《悲惨世界》里的警长“沙威”。你是作家,我就看你的作品,我就看你在文学史上给我们创造了什么成就。在人性的道德评判与文学成就的评价之间,我更倾向于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亚里士多德的归亚里士多德,亚当·斯密的归亚当·斯密。假设我生活在那个时代,遇到萧红,我也可能爱她,而且我也可能移情别恋。因为我是男人,因为我是人,我的人性中也有原罪,我也是罪人。要是这么理解这类问题的话,我觉得就可以把这个被复杂化了的问题重新归于简单。我不敢说自己是研究萧红的专家,因为我没写过关于萧红的一本书、一篇论文,但是我自己认为对于文学家萧红,我是她的知音;而对于生活中的萧红,我对她有着含泪的苦笑。即使对有些真名人,我也只有尊重,没有喜欢;但对萧红,我是既尊重,又喜欢,既同情又惋惜。
蒋泥:前两天我看到刘再复老师接受采访,谈他对莫言的评价。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出现了世界性的批评声浪,有人认为莫言在人格上有一些问题,但是诺贝尔评委会主席到中国后接受访谈也是说,我们只看莫言的作品,不看他的人品,一个作家只要他的作品足够好,我们就可以给他奖。刘再复老师就说,莫言这么一个苦出身的农家孩子,作品里都是写战争、饥饿、挣扎和逃难,写兵荒马乱的20世纪,在深度、广度上都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就是这么一个人,即使哪里有一些不足,也是值得理解和包容的,毕竟,谁没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呢?歌德虽然对魏玛公国卑躬屈膝,但这并不影响他作品的伟大。我觉得萧红也是一样,一个不满二十岁的女孩子逃婚离家,孤独无助,谋生那么艰难,在这种情况下苛求她做人,要求是比较高了。那么,我们究竟如何来评价一个作家呢?这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事情,除非去写一本传记,把前因后果条分缕析地说明白。当然,文学的角度是一个单一的角度,我希望张耀杰能从思想的角度、文化的角度、“五四”的角度、民国史的角度写一本《萧红传》。
还有一个,大家谈民国几大才女,我觉得应当包括杨绛先生,我认为杨先生的文学成就不在萧红之下。萧红很年轻就走了,而杨绛现在是百岁多的老人,她的文学生命是持续性爆发,很多人的文学人生可能也就是十年二十年,杨绛能够持续这么长时间,相当了不起。萧红20多岁出道,30多岁去世,文学生命大体差不多了。至于说她要是活得长些,会发挥得更多,我觉得这是可疑的。作家分体验型和想象型,莫言是想象型的作家,虚构能力强,萧红不是,她的虚构能力很弱,她的作品主要是写她自己的经历,而她自己的经历都已经写出来了,能爆发的东西大概也不多了。一个作家的爆发期过去后,还能不能写出更好的,超过已有的作品,那都是存疑的。
我们请马老师对刚才自己讲到的问题进行补充。
马老师:我刚才讲的,并不是说传统的中国都是光明,我一直在讲就是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农业走向现代工业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人是不是有过偏差,这个偏差是什么呢?“五四”思想家基于那时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对西方化的渴求,以为传统思想在阻碍中国。一百年后,我们发现“五四”思想家的看法是有问题的。单纯的思想并没有能力去促进社会的发展,也没有能力去阻碍社会的发展,思想文化有其脱离社会独自发展的可能性。现在还有人以为传统有害于中国,或者西方化不合乎中国,我都觉得有点文不对题,都有不同深度、不同角度上的意识形态的影响。
至于说到儒家伦理,刚才各位可能有一点点误解。我刚才强调的是,原来我们一直在讲三纲五常的负面性,但其实它也有正面的东西,包括我刚刚提到的道德伦理。西方化的近代叙事发生后,我们对古典中国的认识可能是不对的。依据西方化的近代叙事,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黑暗的中国。因为“线性进化论”告诉我们历史是进步的,是向上的,今天一定比昨天好,现在一定胜于往昔,这导致我们对古典中国认识不清,使我们觉得今天比民国时期生活状态要好,民国时期比清朝要好,过去都是旧社会,都是黑暗的。但是,古典中国其实不是这样的。当然,强调思想一律、认识一律的大环境使人们并不知道其他的认识坐标,没有可供参考的思想,是我们今天误解古典中国的根本原因。
思想的进步必须从怀疑开始。古典中国究竟是什么样子,还需要大家不懈研究,我个人并没有既成之见,我的一点怀疑,肯定还有很多漏洞。我只是想走出第一步,怀疑过去对古典中国的定论,怀疑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对儒家伦理的责难、批判。
蒋泥:下面大家提问。
观众:我想请问马老师,您认为的中国传统道德,最闪光的、最好的、最需要我们现在继承的是什么?还想问一下张老师,您认为最应该被抛弃的传统道德是什么?
马勇:儒家内部一直有一个争论,就是性善和性恶。一个人如果认同性善,那就每天都要正心诚意,保持这样一种自我的约束,另外在伦理的层面也有更多的一些道理值得我们去继承。当然,也有一些传统道德需要进行适应现代社会的转化以后,再来继承。
张耀杰:我写这么多书从来不讨论道德,我觉得有更文明的表述方式,从价值观上,一个人如果能贯彻西方的一些文明价值观,比如主体个人的自由自治、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平等、公民社会的民主法制,等等,那就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另外从公共生活方面,一个人能够遵守相关的法律条款,他就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中国的道德没办法量化,没办法细分,遵守起来很麻烦,要像法律条款那样有清晰的层次和准确的量化细分,才有可能让所有人认真遵守。中国的传统道德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治国平天下是公共领域的事情,没有人投票选举和依法授权,只读过四经五书,怎么可以治国平天下呢?即使不太文明的科举制度,也是需要经过反复考试才择优录取的。一个读书人动不动就以为自己可以治国平天下,甚至于替天行道地打天下、抢天下、坐天下,这是中国传统儒教里面最为野蛮邪恶的思想观念。在一个层次分明、权限明确的社会里,小官把小地方管理好,大官把大地方管理好,才算是真正的文明社会。我们最需要的就是跟人家学习以人为本,每个人把自己活好了,有能力就多纳税,再有能力就通过竞选当选行政官员给大家提供公共服务,这才是文明的价值观念。
王老师:谈到性善与性恶,我想举个例子,我们在国外旅游的时候,有一些景点对60岁以上的老年人优惠。我们对售票员说我们60多岁了,然后递护照过去来证明我们说的是真话,但售票员根本不看我们的护照,“你们说你们60岁,我就信你们的话”。西方人在性恶论的基础上设计出权力制衡的制度,比如三权分立制度。但是这一点儿也没有破坏人与人之间的诚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相信我们都是上帝造的,我们得相亲相爱,凡事包容,互相信任。但在性善论占上风的中国,却道德滑坡现象严重,人与人之间互相欺骗,互相不信任。黑格尔有一句话我很赞成:当你说出人性本善的时候,你说出了一个伟大的思想;当你说出人性本恶的时候,你说出了更加伟大得多的思想。这是人性的真实。我觉得说到良心、人格的拯救,制度建设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完善的制度保障有利于激发人内心中的美好情愫,而在邪恶的制度下,本来好的情愫也会荡然无存。
蒋泥:我们在座的好多是胡适的精神传人。我觉得张耀杰写民国的几本书,整体上都是在强调胡适所提倡的那种健全的个人主义精神。萧红的黄金时代,追求的也是这一点。如果每个人都是健康的、自由的,那么社会就可以渐进改良了。像萧红这样的女性,她的确在追求自由,但这需要外在的保障,否则一个女孩子自己去闯世界,就会面临很多陷阱与危机。今天我们讨论了很多问题,包括萧红如果更长寿一些会怎样。其实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来说,她的才华已经展示出来了,我们只要做到客观、公正地评价就可以了。不需要夸她,也不需要贬低她。反映一个最真实的人物,这才是我们对于她的最好的纪念。对其他人来说也是这样。
第二篇:做人不能不及格
做人不能不及格
今天课间的时候,闫老师在垃圾桶边上发现了纸团。老师打开一看,有两张崭新的纸。一张粉色的还没有用,一张黄色的纸上画着钥匙。老师问:谁扔了一张黄色的纸和一张粉色的纸?还扔在外面了?老师让我们轮流看了看。可是没有人承认。老师在黑板上写了:考试能考59分,做人不能不及格!老师问了半天,也没有人承认。她说:我不生气,但是我知道那个孩子的心里一定很难受。现在别说了,有勇气在作业本上夹着纸条,可以用拼音或用左手写。我真希望他勇敢地站起来!希望他知耻而后勇!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海滨学校二年级:苏子涵
第三篇:形容人有才华的成语
形容人有才华的成语供认不讳
博学多才:学识广博,有多方面的才能。
见多识广:识:知道。见过的多,知道的广。形容阅历深,经验多。
殚见洽闻:殚:尽,完全;洽:广博。该见的都见过了,该听的都听过了。形容见多识广,知识渊博。
博古通今:通:通晓;博:广博,知道得多。对古代的事知道得很多,并且通晓现代的事情。形容知识丰富。
雄才大略:非常杰出的才智和谋略。
多才多艺:具有多方面的才能和技艺。
真才实学:真正的才能和学识。
满腹经纶:经纶:整理丝缕,引伸为人的才学、本领。形容人极有才干和智谋。
经明行修:旧指通晓经学,品行端正。
德才兼备:德:品德;才:才能;备:具备。既有好的思想品质,又有工作的才干和能力。
八斗之才:才:才华。比喻人极有才华。
才高八斗:才:才华。比喻人极有才华。
栋梁之材:栋:脊檩,正梁。能做房屋大梁的木材。比喻能担当国家重任的人才。
出将入相:出征可为将帅,入朝可为丞相。指兼有文武才能的人,也指文武职位都很高。
人杰地灵:杰:杰出;灵:好。指有杰出的人降生或到过,其地也就成了名胜之区。
国士无双:国士:国中杰出的人物。指一国独一无二的人才。
南州冠冕:南方人才中杰出的人。指才识出众的人。
后起之秀:后来出现的或新成长起来的优秀人物。
不同凡响:凡响:平凡的音乐。形容事物不平凡,很出色。
卓尔不群:卓尔:特出的样子;不群:与众不同。指才德超出寻常,与众不同。
出类拔萃:拔:超出;类:同类;萃:原为草丛生的样子,引伸为聚集。超出同类之上。多指人的品德才能。
超群绝伦:伦:同辈。超出一般人,没有可以相比的。
盖世无双:盖:压倒,超过。才能或武艺当代第一,没有人能比得上。
陆海潘江:陆:晋朝陆机;潘:晋朝潘岳。陆机的文才如大海,潘岳的文才如长江。比喻学识渊博,才华横溢的人。
智勇双全:又有智谋,又很勇敢。
学富五车:五车:指五车书。形容读书多,学识丰富。
立地书橱:比喻人读书多,学识文博。
龙跃凤鸣:象龙在腾跃,凤凰在高鸣。比喻才华出众。
腾蛟起凤:蛟:蛟龙;凤:凤凰。宛如蛟龙腾跃、凤凰起舞。形容人很有文采。
锦心绣口:锦、绣:精美鲜艳的丝织品。形容文思优美,词藻华丽。
经天纬地:经、纬:织物的竖线叫“经”,横线叫“纬”,比喻规划。规划天地。形容人的才能极大,能做非常伟大的事业。
金玉满堂:堂:高大的厅堂。金玉财宝满堂。形容财富极多。也形容学识丰富。
铁中铮铮:铮铮:金属器皿相碰的声音。比喻才能出众的人。
无出其右:出:超出;右:上,古代以右为尊。没有能超过他的。
一世之雄:雄:英雄豪杰。一个时代的英雄人物。
一柱擎天:擎:托起。一根柱托住天。比喻人能担当天下重任。
出口成章:说出话来就成文章。形容文思敏捷,口才好。
下笔成章:一挥动笔就写成文章。形容写文思敏捷。
倚马可待:倚在即将出发的战马前起草文件,可以等着完稿。比喻文章写得快。
扫眉才子:扫眉:妇女画眉毛。旧指有才华的女子。
不栉进士:栉:梳头。不绾髻插簪的进士。旧指有文采的女人。
升堂入室:升:登上;堂:厅堂;室:内室。古代宫室,前为堂,后为室。比喻学识或技能由浅入深,循序渐进,逐步达到很高的成就。
大智若愚:某些才智出众的人,看来好像愚笨,不露锋芒。
大巧若拙:拙:笨。指真正聪明的人,不显露自己,从表面看,好像笨拙。咏絮之才:人们形容才女的专用词。东晋才女谢道韫的故事。据《晋书·王凝之妻谢氏传》:“王凝之妻谢道韫,聪明有才辩,尝内集,雪骤下,叔谢安曰:‘何所拟也?’安兄子朗曰:‘撒盐空中差可拟。’道韫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安大悦,众承许之。”后世常称赞能诗善文的女子为“咏絮才”。
七步成诗:才思敏捷,反应很快。取自典故曹植做《七步诗》。
风华绝代:风华:风采才华;绝代:冠绝当世。风采才华为当世第一。
沉稳、刚毅、执着、豁达、豪放、爽朗、乐观、粗犷、坚韧、威严、大胆、果断、博大、深沉等,具有特殊的力度感。
(二)女性的性气质
女性的气质是妇女最优秀人品的集中体现,即是道德上的纯洁、情操上的高尚的最高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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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两个人分手之后做了朋友„„那说明我从来没有爱过你
如果两个人分手之后依旧可以做朋友做的事„„那说明我想让你记住我
如果两个人分手之后我们在彼此的世界消失了„„那说明我真的爱你
如果两个人分手之后我不再见你并大声说我恨你„„那说明我不舍得离开你
脸皮厚得比海洋,下手狠得比希特勒,心思密得比108重密码爱一个人,就应该给他幸福的翅膀,让他去飞得更高、更远!而不是自私地霸占他,限制他发展壮大的步伐
第四篇:《有梦想,但梦想什么?》读后感
先复制--作者简介
梁文道(1970年12月26日-),人称“道长”,祖籍广东顺德,香港著名的文化人、传媒人,其知名度在两岸三地、世界各地的华人知识分子圈具有很高声望,被称为香港的“文化教父”,也是中国大陆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有梦想,但梦想什么?》读后感。
梁文道在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哲学系毕业,及后的硕士学位由于工作忙碌而无法完成,从1998年开始梁文道就不断活跃于香港文化界、知识界,足迹范畴从大学讲师、文化从业人员、自由撰稿人、电视电台节目主持人、牛棚书院院长、中学校长、商业电台台长、电影创作人和剧评家、作家、书评家、食文化研究人、时事评论员、乐评家,到公共危机处理专员、环保权益维护者、香港爱护动物协会的动物保育大使和观察员、古迹研究员、文化推广研究学者、艾滋病权益维护义工等范畴,被冠以“文化百足”之称。2008年,梁文道皈依了南传佛教。此外,梁文道与一大批香港文化人和知识分子陆续发表政论文章,促进中国大陆和香港社会的进步和改善。因此,梁文道与一大批香港文化人,如潘小涛、“夫子”刘锐绍、“大班”郑经翰、政论家蔡东豪、马家辉、张翠蓉、许子东、黄毓民等一大批敢言学者,被视为“中国良心”。也与萧若元、刘天赐、陶杰、潘小涛等香港媒体人并称为新一代的“香港才子”。近年来,梁文道主要集中主持凤凰卫视节目,并致力将香港文化带入全球华人视野。
梁文道曾说,他最喜欢热爱的城市就是香港,著名作家陈丹青先生曾说,只有香江乐土才能孕育出像梁文道这般学贯中西、集两岸三地视野一体的文化人。不过梁文道在香港出生后不久,因家庭当时经济情况因素,父母不得不将他送到台湾爷爷奶奶家照顾,中学时在台湾接受教育,15岁时才回到香港父母家,情况却又倒转过来,令他开始认识到两岸社会政治的冲突所在。游走于两岸三地之间,使得梁文道对大中华地区的不同文化、制度有更深的了解,因此梁文道的文章经常能游刃有余地分析洞悉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社会百态。)
说明:
下面是从网上淘的原文出处那本书的电子版,版权问题与本站无关,梁先生如果找我有事商量,别扯版权问题,版权问题等你下载了这个电子版,里面那个人写了,我只是看一下参考罢了,本人已经删除了。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8182839.html 梁文道 许知远等 单向街·001:最愚蠢的一代?
我就不引言了
首先我想说对于原文这个引言我是同意这个观点的,这可以说是事实。但是我现在是质疑这个引言的由来,我刚刚查阅了香港某媒体以及《单向街》这本书那一期,也都没有看到这样的引言,原文的引言:“我们呼唤年轻人,年轻人也出来了,但他们也说不出新东西,唯一标榜的就是年轻。”这样来看确实是比较符合这本书的主题了。但是我在想作者如此说的意义,是一种对于现代年轻人的认识,但是我觉得可能是错误的认识。或者是对于现代社会的一种讽刺,我不知道,见仁见智吧。
对于这个文章的第一段,我做这样的看法,作者在第一段最后所说到的如今的年轻人没有之前一代人那么多的“愤怒”、不满、怀疑,但是在第一段开头处又说到,西藏事件之后的反应,为什么年轻人——特别是海外留学的那批——会这么“愤怒”、这么爱国。不知道笔者的“愤怒”一词在文章前后是不是有不同的意思,我不善于分析作家的心理,所以不说。“西藏事件”我暂时理解为打砸抢烧那次,外国媒体将穿红衣服那帮人说为是受害者,而中国政府是恶人,我确实看到了某报纸上出现过红衣服家伙躺在地上哭的照片。此后在多个地方,海外留学生上街游行反对不实报道。这件事情我想确实反映出了当前这一代年轻人的愤怒和爱国吧。
本段倒数第二自然段作者问到,现在这代人还有什么问题,干嘛要怀疑,对自己的国家很有信心。。看到这里,我想作者的意思是反问吧?是说现在年轻人对自己的国家没有问题、没有怀疑吧?但是我觉得不是吧,正是因为像文中讲到的,我们现在国家开放了,现代的年轻人能够看到这个世界了吧?能够看到我们与世界发达、先进水平的差距了吧?我们能够发现们有些东西看不到,有些东西在网上被河蟹了吧?诸如此类,读后感《《有梦想,但梦想什么?》读后感》。至于作者说到年轻人会有一些切实的要求,要一个安静舒适的坏境,而这样的要求是政府不能拒绝的。我在想,作者啊,要安全难道不是你的要求的吗,难道不是你所说的上一代对政府不屑的人们所要求的吗?好吧,您不要,只有我们年轻人要。或者说是您不屑向政府提出这样的要求吧,但是绝不是所以和您一样年纪的人都对此不屑。
最后说到年轻人的信心,因为这么些安全事故的发生以及很多问题,我觉得很多人对于中国是不那么有信心的,网上对于说中国怎么怎么不行的言论四处都是。但是我们似乎又并不是对中国没有信心,如果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说出对这个国度的不满,也许这个国家会变得更好,这样是不是又是另一种对于这个国家的信心,也许就像国足,人们千般骂万般恨,但是是不是在国足能够取得一点点成绩之后,中国球迷比任何国家球的欢呼声都要响亮呢?)
作者在第二段所讲的内容,里面提到了“下流志向”,这是日本作家内 田树的一本书,里面讲到了这样的一种现象,对此我觉得是可能存在的,作者也说到台湾、香港也都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或者说是作者还提到似乎因为大陆人的有志气很有干劲,还导致一部分香港人说我就不跟他们争了,我不排除这种可能,然而我们并不希望这种事情的发生。对于作者所描述的这种情况,我也不好作出评价。
在这之后,作者开始点题,对于“我们呼唤年轻人,年轻人也出来了,但他们也说不出新东西,唯一标榜的就是年轻”这句引言说明。文章中说的多是指年轻人从政并没有拿出新的想法,说连选举的制度什么的都没有改变什么之类的。还提到了奥巴马说改变改变,但是到底改变了什么,改变的方向是什么啊。这是在往另一个主题上靠,作者之前说过西方媒体的想法是年轻人引起政治变革,而作者认为现在的年轻人不会这样。
对此,我的想法是,如今的政治等方面的很多形态是由前辈定下来的,新的参与者还没有这样的话语权来改变一些现有的制度,有些也还只是形式罢了,年轻的参与者的思想上也许还有着上一代对于思想的禁锢,他们仍然按照老方法在做,并不能说明他们没有自己的想法,他们很多也许还有着对于当权者中前辈,整个局面中掌大权者的畏惧。还好我们有惊喜的发现,前几年开始进行的大学生村官行动,一些年轻的80后的大学生成为了一个村一个镇的“最高”领导,从一定意义上还是给当地带来一些思想上的进步、制度上的改革的。在大陆部分城市官员中也有出现一些年轻面孔,但是这还只说明了目前前辈级当权者思想上有了一些新的想法,这些年轻的小官们,我想,也一定在用自己的方法,喊出自己的声音,现在谈什么年轻人在从政上新的想法,为时过早,现在还是一个有想法说不出的、说的出还执行不了的时间,只有当掌权人中拥有了足够数量的有新想法的年轻人之后,这个新的想法才有可能被落实出来。这第三段的开头作者也说到,“我觉得台港两地之所以有瓶颈,是因为现在台面上的主流人物,社会上的主流论述,是冷战遗留,是东亚经济发展的一个残骸。”去掉“是冷战遗留”以及后面的内容,如今大陆难道不存在新的思想被主流思想所压制的时期吗?不是没有声,是未到发生时。
但是我希望大家从现在开始发声,就像韩寒所说,我们现在所说的一些东西,你会发现它会出现在屏蔽词库里,甚至我们自己本身也会出现在这个词库里,然后我们应该相信这个词库是有它的最大容纳量的,我们的每一次发声,每一个进入这个词库的词语或者是我们的名字的加入,都是在加速这个词库的灭亡。
对于第三段,这才真正是说说到了“大陆版”的引言“今天中国大陆的年轻人,用短短几年把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几代间经历过的想法、潮流,一下子消化起来,是很混杂的,很难做简单的判断。”我想这应该大陆某媒体在转载这篇文章时,无意或有意的漏掉了原文的引言,而按照惯常的做法从文中摘选了一句话作为新的引言。所以对于第三段的内容,基于这个中心,我基本是同意的。
中国的步伐可能确实走得有点快,很多时代,例如作者所提到的“下流志向”,在中国大陆的这个时代也在发生着,然而我们同时还经历着在这之前的以及之后的时代,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年代的文化思潮、世界观、人生观等,都同时降临在年轻的这一代中国人身上,而现今的国际环境又是如此复杂,各国之间、各个国际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勾心斗角也无处不在,然而国内的形势也不是那么让人放心啊,文中也提到说中国大陆的巨大贫富差距等问题,这些也足以引起现在年轻人的思考,思考一些甚至是超过了他们年龄所能承受、所该思考的问题,所以如此说来当今年轻人的一切也是由上一代人的所作所为所造成的,所以我恳请,老一辈在指责当今8090后的同时或者之前也能自己反省自身的问题。
说到这个问题,我不禁又想提起以前我说过的一个老话题,有些“老人”啊甚至一些媒体很喜欢拿80、90这两个词说事,其实这是我们自己发明的词语吧,他们用的还多一些,有一些什么事件出来了,先看看是不是8090,如果是新闻标题当时就写成8090怎么怎样,又评论什么一代人的问题,8090的道德缺失什么的,但是有的时候一看,这个事件所发生的问题并不是一个8090年代人所独有的、特有的问题,是每一个年代人、每一个人都可能犯下的错,并且有些是有很多同样甚至更恶劣的时间发生在前辈的身上,然而对于前辈的事件报道时就不会强调年代,说是一个年代的悲哀。
后生的一代可以从很多媒体、资料或者是长辈的言传身教上学得一些东西,又加上我们所处在特殊的中国发展历史时期,再加上人类的多样性,良莠不齐、性格各异。我不想多说。
但是我觉得我们不会因此放手、未来也不会因为我们变得多糟,这不是说我们对于现在的中国的多么的有信心,而是对于我们自身有着足够的信心,我们对于未来的中国有足够的信心。有志气的年轻一代,克服一些什么吧,战胜一些什么吧,管它什么什么的,做我们自己,做我们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实现我们期望的梦想的明天。
后记:写着写着又搞个这么慷慨激昂的结尾了,习惯性的用了号召式的结尾,对于这篇文章,大家怎么看随便你们啦,只是看了那篇文章,突然想了点什么,想着想着那就写下来吧,写写就成这样了。声明,我并没有对于原文作者有什么敌意、不敬、不满,只是写写罢了。望梁文道老师健康长寿。祝全体中国人民龙年快乐,龙的传人,龙年行大运。
第五篇:收到一封有才华的感谢信
收到一封有才华的感谢信
——肾病科患者为医护人员打call “老夫透析九年整,把酒吟诗诉衷情。隆荣医师有妙手,恒法阁下无弱兵。盲穿首选卢红霞,艺高点赞赵冬玲。孙莉郑丽敏于行,王霞讷言讲文明。魏卢加班无昼夜,风雨无阻120。天使战胜鬼门关,多次救回患者命。都说肾病不好治,倒是不幸却有幸。讴歌医患鱼水情,因为双赢都欢迎。”
近日,中医院肾病科收到这样一封特殊的感谢信,深夜在中医院微信群里引起轰动。这位患者太有才了,整首七言,读来朗朗上口,并且情感真挚,感人肺腑。这位肾病科的“老”患者对肾病科、透析室的医生和护士如数家珍,在医患关系这么紧张的当前,一句“讴歌医患鱼水情”,更是让医护人员感觉非常的暖心。
血液透析是终末期肾病治疗的主要手段,随着透析龄延长,相关的并发症也随之增多。这位患者自2009年1月到现在,因尿毒症已经在中医院肾病科透析9年了,是该科透析治疗时间最长的一名患者。治疗初期,患者因严重水肿、心功能不全,曾经多次发生严重急性左心衰,危及生命,经过肾病科及兄弟科室的全力抢救,才转危为安。经医护人员的悉心调理,患者近2-3年未出现过心衰,复查心脏超声,心脏大小、形态均转为正常。目前患者透析规律,身体状况良好,不光生活可以自理,还能爬山做运动,也未出现其他的透析并发症。在中医院肾病科的医生和护士看来,救病人于命悬一线,保病人健康生活,均是自己的职责所在。也正是这份“职责”,赢得患者的感激和信任,让患者为他们打c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