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斯安娜的购买与杰斐逊的扩张主义思想

第一篇：路易斯安娜的购买与杰斐逊的扩张主义思想

外交学院 美国外交史（论文）

路易斯安那的购买与杰斐逊的扩张主义

年 级: 2013级 学 号: 201313037 姓 名: 田竟杰 专 业:外语系日语班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

路易斯安那的购买与杰斐逊的扩张主义

在美国历史上，其疆土是随着国家的发展而不断增大的，其滥觞就是杰斐逊的扩张主义。路易斯安那的购买，作为杰斐逊任内发生的美国最大的一起土地兼并案，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长久以来，路易斯安娜的收购被当做扩张主义成功的实践，但是，我们研究史料就会发现，路易斯安那的收购是当时历史条件下迫不得已的产物，客观上起到了扩张的作用，同时激发了美国扩张主义的实践。

一、路易斯安那问题的由来与美国兼并路易斯安那的时机 新大陆的发现激发了欧洲各国对殖民扩张的兴趣，在美洲被分完成时，北美主要由英法两国控制，其中，路易斯安娜属于美国。在七年战争中，法国战败，为了使路易斯安那不至于落入敌国英国之手，法国将路易斯安那转交给盟国西班牙。美国独立并从英国王室得到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土地后，美国与西属路易斯安那接壤，1795年西班牙和美国签订条约，认可美国公民在新奥尔良存放货物的权利。而美国西部农产品的绝大部分都是通过新奥尔良港运销海外。自此，路易斯安那和美国的利益十分密切。

但是，路易斯安那对法国同样是很重要的。七年战争后，法国势力推出美洲。自1793年，法国就在寻求重新返回美洲，在法国侦查路易斯安那地形的一份报告中提到，必须将路易斯安那扩大到美国西部的一些州才能稳固，这样，在根本利益上，美法就产生了分歧。

1800年，法国和西班牙签订秘密协议，将路易斯安那归还法国，拿破仑的计划是，将路易斯安那作为法国在美洲殖民地的补充陆地，并以加勒比海的产糖的岛屿作为其商业基地。最终的目的是“勾结西部人，利用对航行的控制来影响他们，把印第安人当做一种栅栏，逐渐扩充他的那个州的领域直到把墨西哥湾变成法国的一个湖，也许把阿勒格尼山脉作为美国边界。”（F.J.特纳）

所以说，美国最初面临的路易斯安那问题是一个安全问题。路易斯安那问题的起因也是美国的现实安全受到威胁，这势必将破坏美国的孤立主义原则。如果与法国发生争端，美国必定将与英国联盟而卷入欧洲的纷争，这样，美国的独立就会受到损害。

杰斐逊的最初计划是，在一个适当的时期美国将佛罗里达和路易斯安那从西班牙的手中继承过来，但是法国收回路易斯安那的事情却打乱了杰斐逊，使得他必须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

杰斐逊作为一个亲法的总统，并没有马上想到用武力解决，也不会当即同英国联盟去反对法国。当时欧洲局势是：英法签订了亚眠和约，这样，之前由于英法纷争而引发的中立国商船被袭击的问题就要得到彻底解决，因而法美的友好与和睦就要完全恢复，美国的中立权利与地位将得到保障与重申。这样的局势是不利于美法矛盾的，因为美法战争美国暂时还找不到盟友，而要对付强大的法国，这无疑会对美国的安全造成极大危害，因此，必须用谈判来解决这一问题。

二、路易斯安那的收购谈判

移交路易斯安那的命令在1802年10月15日发出，而在7月22日，西班牙国王下令停止美国公民在新奥尔良存放货物的权利，并且不许中立国船只再同路易斯安那进行贸易。

当路易斯安那的交还报告正式提交到杰斐逊面前时，杰斐逊和他的国务卿麦迪逊的方案是，从法国购买西佛罗里达作为美国商业的出路。同时通过法国商人向拿破仑传递这样的信息：如果法国占据新奥尔良，美国就会同英国建立同盟，法国应该同美国协商否则美国将完全倒向英国。这时，美国的立场仍然是趋向于保守的自卫类型的，美国只是向法国索要佛罗里达和新奥尔良，但是条件却是保证法国永远占据密西西比河西岸。这只是保障了美国的既得利益：通过新奥尔良，美国得以进行进出口贸易；从这一条件中，我们可以看到，扩张主义的思想体现并不是很明显，它的扩张想法其实相对来说还是很隐秘的，这时，美国的想法依然只是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去进行扩张。杰斐逊并不指望拿破仑能够做出多大程度的让步，所以他的计划是隐忍，并等待英法的战争爆发：欧洲的灾难往往是美国的福音。

从当时形势看，这并不是安全而可靠的，因为美国国内的联邦主义者正在反对杰斐逊的和平主义政策，他们需要战争来谋取其利益。

这时，美国接到建议，到巴黎进行谈判，决定美国的提议。美国派遣了门罗和美国驻法公使利维顿一起负责购地事宜。这时，美国的要价依然是新奥尔良和佛罗里达，并且美国可以接受将密西西比河右岸的土地由法国永远占有。而这样一来，美国将没有通道向太平洋扩展。这样的提案是与扩张背道而驰的，首先它扩张的范围有限，是属于有限的扩张而且这种扩张是为了保障现有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拓展利益；第二，它限制了日后的扩张，美国之所以能够强大，是因为它又濒临两洋的极佳条件，而如果美国的提案实现，那么美国将会被限制在密西西比河以东，而且将永远没有权利向西扩展。成熟的扩展主义，不应该仅仅考虑目前能够实现何种程度的扩张，更在于为未来的扩张提供了多少可能性。在美国的提案中，这两者都不具备，因此，将路易斯安那的收购作为杰斐逊扩张主义的实例是不恰当的。杰斐逊强调“美国的充裕土地是有限度的，一旦土地枯竭，民主制度就将出现危机，因此，必须使自由土地无限扩张，才能避免这一危机的出现。”（《美国外交思想史》P73）而作为这一思想提出者的杰斐逊都在实际行动中放弃了无限扩展的可能，可见，在收购案中，美国面临的压力有多么巨大。

但是力量对比和局势总是在发生这变化，拿破仑镇压海地起义的失败以及英法越来越近的战争，让谈判双方的的条件都产生了巨大变化。拿破仑急于从美洲抽身而专注于即将到来的欧战，所以获得大量资金以充当军费就成为拿破仑的首要目标，在条件下，他授意塔列朗抛出新方案，以六千万法郎的价格出卖整个路易斯安那。面对这样丰厚的条件，门罗和利维顿虽然认识到钱款不在他们可以负责的范围内，但还是越权抓住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这样，美国才没有与强大的契机擦肩而过。

三、收购案对扩张主义的影响

前文已经叙述，路易斯安那并不是出于杰斐逊的扩张主义，而是在危机下的一次救急行动，但是因为另一当事人的情况，造成了扩张的结果，它的目的不是扩张，而结果却造成了扩张。收购路易斯安那以后，美国的疆土瞬间扩大了一倍，并且这些土地的物产并不比原来少，在这些土地上，六个新州建立，九个原有州面积扩大，而且新奥尔良港的获得，让美国在未来的欧战中，成为商品转运国而获利巨大，可以说，路易斯安那的收购是一笔物超所值的交易。

在获得路易斯安那后，杰斐逊派出多支勘探队，这些勘探队的探索在大陆上的伸展，使得美国人发现了这片大陆的丰饶物产，扩张的热情空前迸发，引发了美国对加利福尼亚和俄勒冈的要求。

收购案不仅涉及两个当事国，还涉及西班牙，之后，美国趁西班牙的衰弱，成功获得了佛罗里达，这次，是扩张主义的胜利。

综上，路易斯安那收购案并不是出于扩张主义的动机，虽然它的确起到了扩张的作用，但是还是不能够被视为扩张主义的胜利。然而，它对扩张主义的激发，却是非常巨大的。

第二篇：《安娜与国王》观后感

《安娜与国王》观后感

这个学期我选了跨文化交流这门有意思的选修课，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看了一部由周润发和朱迪·福斯特主演的好莱坞电影《安娜与国王》，电影播放的时间虽然很长，但是却给我留下了许多遐思，明白了各国之间文化的差异性。

电影中英国妇女安娜应邀前往暹罗王宫中做家庭教师。由于东西方文化及各自性格上的差异，她与国王的子女乃至国王本人时有冲突，甚至差点被赶走。但是随着了解的加深，尤其是在一次粉碎敌对分子政变阴谋的过程中，安娜临危不惧和国王对自己国家的忠诚都给对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王认识到，女人是可以同自己平起平坐的；而孩子们更是由衷地把她当成自己的良师益友。就在国王从心底喜爱她的时候，她却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了来王宫授益解惑的任务，毅然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四十年后，当年的得意门生已经继承了王位，像老国王一样对自己的国家竭尽忠诚，并带领人民向二十世纪进军做好准备。

电影中的许多情节反映了文化大师们的著名文化理论，将东西文化差异表现得淋漓尽致，是一部很值得观看的文艺片。通过这部影片，我对各国的文化差异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

在觐见国王之前，安娜被带到首相官邸。首相称她为“先生”，她问翻译为什么称呼她为sir，翻译告诉她，因为暹罗国的女子在首相面前不能站立。得到国王召见后，在觐见国王的路上，首相告诫安娜：“觐见国王时，你和你的儿子要记住，前额触地，行跪拜礼。”安娜不卑不亢地说：“尽管我们已经逐渐熟悉了贵国的风俗，但是我们也有自己的礼节和习惯。我会用我国的礼节表示我的最高敬意。”这一情节充分体现了赫福斯特文化维度中权力距离，泰国是一个权力距离比较高的国家，国王拥有至高无上的皇权，任何人见到国王都必须下跪，更何况安娜是一个妇人。君为臣纲，夫为妻纲在泰国体现的更加明显。

影片中有一个情节体现了强皮拉斯的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但暹罗国王子和安娜的儿子发生冲突时，安娜并没有因为王子的尊贵身份而偏袒他，也没有因为爱护自己的儿子而有所纵容，相反，安娜以应有的方式惩罚他们，这就是典型的西方的法律权威，不会因人而异，讲究什么情面，顾及什么情理。不搞什么特殊化。

传统东方人的隐私观念比较弱，愿意了解别人的酸甜苦辣，对方也愿意坦诚相告。但西方人则非常注重个人隐私，讲究个人空间，不愿意过多地提及个人隐私，更不愿意别人干涉。

安娜初次见到首相，就被问及她的私事。首相问她在曼谷有没有朋友，结婚没有，丈夫死了多久，怎么死的。她非常尴尬，但却不得不回答。实在没有退路，她请翻译转告，她来这里是做国王长子的教师的，请首相不要再问及她的个人私事。首相却出乎意料地用英语告诉她，初次见面问私事是暹罗国的风俗，是为了显示礼貌。着体现了强皮拉斯的关系散漫和关系特定理论。同时体现了赫福斯特文化中的长期导向和短期导向。暹罗国，大家总是很关心安娜的过去，而安娜觉得人应该向前看。

电影中安娜敢于追求真理，敢于维护自己和自己国家的文化尊严，敢于同世俗、权势斗争，以及国王能够亲民大度，对待新的思想能够吐故纳新，能够博采众志的形象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同时安娜在离开暹罗国，即将回国前同国王跳舞时小王子的旁白更是精典，小王子说到“当时我还小，但父王拥着他最心

爱的女人的画面，我会记得很清楚。生活中美好的时刻往往只占一小部分，有时候它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然而它所带来的影响让人永世难忘。安娜就是一个例子。”

一百多年来，世界文化的交流和沟通，极大地促进了各种历史传统和文化之间的相互尊重和理解。这种文化沟通与交流，也正在不断破除传统和壁垒。

从这部电影中，观众不仅能够了解东方独特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而且可以从一系列的东西方文化冲突中认识到文化歧视和偏见所造成的误解和伤害，也进一步认识到摒弃文化中心主义、消除文化歧视和偏见、培养自己的文化敏感性和对异文化的包容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性。在跨文化交往日益频繁、国际化程度日益加深的今天，这部电影的意义尤为深远。

第三篇：安娜与国王 英文影评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conflicts

——the comments on Anna and the king Adapted by a novel and filmed in 1999, “Anna and the king” tells a story of an English widow going to Thailand with her son and teaching King’s sons English,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in the middle of the 19th century.Except for love and war, this movie reflect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conflicts as a manifestation of culture shock in terms of human rights, concept of privacy and time.As for human rights, western people possess the value of equality;while eastern rank people by their gender and social state.When Anna met the prime minister of Thailand for the first time, she was called “sir” for standing in front of him, which violated Siam’s provision that girls must go down on their knees when meeting the primer.Although she had been advised to touch forehead to floor and bow down to the king, she insisted on greeting by protocol of her own custom, in most respectful way.When Anna saw a slave be chained outside, both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painful, she decided to request king to release her.In her opinion, each human being has the right to enjoy full freedom, and slavery should never exist in a modern nation.King admired her humanism and courage and allowed her to stand when speaking to him.Princess Chulalongkorn also learned from his teacher and changed from being superior to respectful, self-righteous to a good listener, and selfish to indiscriminate love Ancient Siam’s polygamy, which is inhumane and deprives women of pursuing true love, also caused conflicts between Anna and king.When king’s new imperial concubine——Tatian was found cheating on king with her lover for being neglected by king, she was lashed in court and was going to be executed.Anna defended for her, which put king on a spot and lead to a tragic ending.Although Anna gets a strong point, it is not strong enough to confront with king’s dignity and feudal polygamy around the whole nation.Cultural conflicts in privacy are skillfully mentioned when Anna met primer for the first time.After primer asked a series of personal questions before getting straight to the point, Anna stressed that her purpose there was to tutor king’s son, and personal questions are unnecessary.In Siam, asking personal questions first is a gesture to be polite and friendly.However, westerners pursue individualism and value the importance of privacy, which is greatly different from collectivism advocated by most easterners.The difference in concept of time is another culture shock in this movie.After Anna came to Siam, she wasn’t called in until the third week, and her request for living outside palace wasn’t worked out immediately.Prime minister explained that everything has its own time in Siam and it will resolve itself in time.However, in Anna’s mind, it is a matter of principle whether one can keep his or her promise, not time.Not only does Anna bring new ideas to Siam, but the culture there has also changed her way of thinking.In the beginning of the movie, when Louis, Anna’s son, asked her why the king needed her when no one in Siam spoke any English, she answered, the ways the England, the ways the world.However, this sense of superiority faded gradually as she found England, the so called country of modernization and civilization, secretly planned to provoke a war between Siam and Burma for the sake of its own self-interest.As English, she chose to stand on the side of justice, not power.This movie sets a good example for intercultural exchange, where different values can conflict with each other, learn from each other, and finally reform to be a better one.

第四篇：我与酒店共成长——李安娜

我与酒店共成长

客房部

李安娜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同事大家下午好：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我与酒店共成长”，转眼间，我进入新海天国际酒店已经多年了，在这里我学到了许多宝贵的东西，让自己在平时的工作中不断改进、不断提高自身的做事能力，在这几年里，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得到领导的认可，认真无误地完成了每一次领导交给我的任务，做为客房部一名服务员，在我刚进入这个岗位之前，从来没有从事过此类工作，许多事都是边干边摸索，以便在工作中游刃有余，我从对服务员工作一知半解到现在基本熟悉了服务的各种工作流程和技能，对我来说这也算是我人生的又一次成长和重要经历。

我深知自己的工作是一个承上启下、协调左右的角色，每天做的也都是些琐碎的工作，尽快的理顺关系投入到工作中去是我重要的任务，全力配合好主管的日常工作是我的职责，这就要求我的工作意识要强，工作态度要端正，工作效率要快，力求周全，我们在服务过程中，不得有任何闪失，严格要求我们各方面都做最好，把任何能出现的问题想到并及时去解决，时刻严格要求自己，客房的服务就是体现在人性化服务要精益求精，为客人营造出一种在家的感觉，我现所拥有的经验还较少，前面还有很多的东西要等着我去学习，工作中有时也难免会出现失误之处，出现的问题我会引以为戒，要想取得好的成绩就要靠自己脚踏实地的去做，就要加倍的努力与付出，我始终坚信靠运气不如靠实力说话，平时工作的进取与酒店领导的关心和同事们的支持是分不开的，酒店就是个大家庭，成绩是靠大家共同努力而得来的，过去的成绩以成历史，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再接再厉，要为自己定下新的奋斗目标而努力，我相信自己，只要

我想实现的，我就会全力以赴的去做，无论成功与失败，至少有努力的过程，不为以后而后悔！

最后，只希望用我微薄之力为新海天国际酒店添光加彩！愿新海天国际酒店的明天更加辉煌、蒸蒸日上！

谢谢！

第五篇：列夫托尔斯泰与《安娜卡列宁娜》

列夫·托尔斯泰与《安娜·卡列尼娜》

一

关于列夫·托尔斯泰，马原有一个说法，他认为托尔斯泰是小说史上争议最少的作家。我理解他的意思，这里所说的争议最少，指的是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就是说，你可以喜欢或不喜欢托尔斯泰的作品，但似乎无人能够否认他作为一位杰出思想家和第一流的小说家的地位。一位小说家获得如此殊荣，在文学史上交不多见，列夫·托尔斯泰的名字虽说常常与荷马、莎士比亚、歌德并列，但人们似乎更喜欢把他与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放在一起比较。在这方面人类的天性中确有一种固执的可笑之处：是塞尚伟大，还是梵高更了不起，莫扎特与贝多芬孰优孰劣，如果不让他们见个高低，分个胜负，决个雌雄，似乎颇不甘心。

敏感而自尊的普鲁斯特就认为，巴尔扎克的文学成就根本没法与托尔斯泰相提并论（见与《驳圣伯夫》）。他说：“巴尔扎克的作品令人不愉快、装模作样，充满可笑之处，人类受到一个想写一部巨著的文学家的裁判，而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却是受到一个安详的神道的裁判。巴尔扎克给人伟大的印象，托尔斯泰身上一切自然而然地更加伟大，就像大象的排泄物比山羊的多得多一样。”与普鲁斯特持相同看法的是海明威。海明威的自负是出了名的，屠格涅夫、莫泊桑之流也许根本不入他的法眼，他自称与巴尔扎克打了个平手，但对于托尔斯泰伯爵，他还没有足够的勇气与之较量。

说到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系，两个人堪称一对冤家。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时期出现了两位大师，彼此之间由于文人相轻的通病而导致互相鄙薄本属政党比如前面提到的海明威与威廉·福克纳之间就很不太平。不过，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没有太多的猫腻。至少从表面来看，两位巨匠虽不能说相敬如宾，倒也相安无事。托尔斯泰曾对陀氏的妻子大为赞扬，并不无自嘲地感叹说，若是每个作家都能有那样一个贤惠的妻子，真不知道要多写多少部小说。言下之意，陀氏之所以能一部接着一部地写出那些传世之作，其中有一半是妻子的功劳。托尔斯泰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好像很不以为然，他说出“一个病人不可能写出健康的小说”这样的话，显然有失厚道。相比之下，陀思妥耶夫斯基显得较为谦虚一些。他不仅认为《安娜·卡列尼娜》是欧洲文学中无双的精品，而且公开承认托尔斯泰的才华在自己之上。

将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捆在一起，并最终使他们互相成为对方的镜子，是后代的文学史家和批评家造成的。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坛，群星闪耀，大师层出不穷。但如果要从中选出一位对后代的文学（小说）产生最重大影响的作家，此人非陀思妥耶夫斯基莫属。相反，列夫·托尔斯泰对后世影响最小。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西文现代主义的影响力举世公认，加缪、卡夫卡、贝尔纳诺斯皆可以看成是陀氏的传人。卡夫卡在日记中承认，新闻记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对自己日后的写作是一大发现。而在《罪与罚》与《审判》、《城堡》之间，似乎也可以很容易找到内在的联系。即使像果戈理、契诃夫一类的作家对俄国、西文乃至美洲的短篇小说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要在西方找到一位托尔斯泰的真正门徒则绝非易事。

记得在大学读外国文学，有关两人的高下优劣，几乎是换一个个就会换一种说法。这与教师个人趣味不无关系。喜欢传统现实主义传统的人，大都比较推重托尔斯泰；而喜欢现代派和所谓昼小说的先生则更欣赏陀思妥耶夫斯基。而在国际学术界，几乎每隔五六年，风尚即为之一变，而两人的排序也随之沉浮。最近来了一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她问我最喜欢的作家是谁。当我提起托尔斯泰的大名，她立即面露不屑之色，她说，在美国，托尔斯泰已经是一个过时的作家了。我不知道她说的“过时”从何谈起，就立即讨教，不料她也说不清楚，最后一言以蔽之曰：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是虚伪的。

在我的学生中间，对托尔斯泰不屑一顾的也大有人在。有一次碰到一位学生，依我看他的导师是一名颇有学问的俄国文学专家，不知何顾，该生对恩师颇为不满，提出是否可以转到我的名下，让我给他指导。我问他为何要更换导师，他便列举了原导师的几个罪状，其中一条是：他竟然让我去读什么《安娜·卡列尼娜》。可见，在这些言必称美国的学生们的头脑中，老托尔斯泰显然已经是一个不中用的古董了。我对他说，导师就不必换了。因为如果我当你的导师，第一本推荐的书恐怕还是《安娜·卡列尼娜》。

有人说，杰作犹如大动物，它们都有平静的外貌。这个说法用于列夫·托尔斯泰似乎是再恰当不过了。我感到托尔斯泰的伤口仿佛一头大象，显得安静而笨拙，沉稳而有力。托尔斯泰从不屑于玩弄叙事上的小花招，也不热中所谓的“形式感”，更不会去追求什么别出心裁的叙述风格。他的形式自然而优美，叙事雍容大度，气派不凡，即使他很少人为地设置什么叙事圈套，情节的悬念，但他的作品自始至终都充满了紧张感；他的语言不事周琢、简洁、朴实但却优雅而不失分寸。所有上述这些牲，都是伟大才华的标志，说它是浑然天成，也不为过。他在后世没有真正的传人，似乎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他的“风格”或“技巧”不是很容易就能学到家的，一般来说，那些叙事风格、形式感特别哟的作家，后人学习起来还不至于无所依傍，如果有人打算从托尔斯泰那里偷一点雕虫小技学以致用，恐怕多半要失望，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画虎不成反类狗也。胡适有句名言，叫做“但开风气不为师”这句话用来表明个人的治学态度并无不可，但从文学史上来看，大凡是开了一代风气的作家，身后都有一长串追随者，自古以来，开风气者必为师，似乎也是一条定律。普鲁斯特、博尔赫斯、陀思妥耶夫斯基莫不如此。我这样说，一点也没有贬低这些大师们的意思。像荷马、莎士比亚、但丁、歌德、托尔斯泰、曹雪芹一类的作家只不过在他们各自的时代留下一座纪念碑，刻下了标高，后来者高山仰止则可，刻意模仿却吃力不讨好，对于这类大师的学习，至多也是“养养气”而已。我们一般会说，《老人如海》、《白鲸》有一点荷马的影子，《日瓦戈医生》有一点托尔斯泰的气象，但从来不会有人把海明威、麦尔给尔说成是荷马的学生，更不会把帕斯捷尔纳克看成是托尔斯泰的再传弟子。因此，生活在托尔斯泰同时或稍后的作家是不幸的（但就这一点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确十分了不起，他的身影始终末被托尔斯泰遮住），他的惟一的似乎就是另辟蹊径。

拉罗什福科曾说：一个十分杰出的功绩的标志是：那些最嫉妒它的人也不得不赞扬它。在俄国或苏联，不同阶级、不同党派、不同民族的人一致颂扬列夫·托尔斯泰。尤其是在十月革命以后，列宁更是把列夫·托尔斯泰说成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他的这一观点经过匈牙利的卢卡契发扬光大，往往给人造成一种错误的印象，似乎列夫·托尔斯泰不仅始终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阵营支持十月革命，而且本身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预言家和马前卒。随意着意识形态观念的变化，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一大批杰出的俄罗斯作家或多或少受到冷落和批判，列夫·托尔斯泰却岿然不动。他在文学界的地位犹如一个神，似乎只有音乐界的柴可夫斯基可以与之媲美。托尔斯泰、柴可夫斯基固然优秀，但他们的名字在成为象征之后，欣赏就成了一种带有强迫性的“必须之举”。布尔加科夫在《大师与玛格丽特》中，曾不无讥讽地描写过莫斯科的傍晚：随着黑夜的降临，家家户户的窗户中都亮起了灯，一阵悠扬的乐曲飘出窗外，你不用去打听那是什么曲子，因为它必然是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这真是一场灾难。列夫·托尔斯泰在苏联的情形常让我想起鲁迅。坦率地说，在“五四”那帮作家中，我对鲁迅的喜爱，想念无人能出其右，但如今我听到鲁迅这个名字，总会莫名其妙地感到一阵厌烦。它被提到的次数太多了。不管你是否愿意，它成了我们精神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当你翻开初中、高中的语文课本，总有两位作家是不可替换的，一位是鲁迅，一位是毛泽东。

高尔基曾把托尔斯泰称为“小神”，我想他这样说的动机是纯真的。不是为了宣传，而是出于匠人之间本能的崇拜。托尔斯泰的身上也的确有那么一点“神启”之光，且不用说好的艺术家总是或多或少地带有一点与神灵相通的性质（譬如诗人在古埃及的文献中，是属于人神之间的那么一个角色，有点类似于信使），托尔斯泰本人的宗教热忱也让人望而生畏。有人说他本质上不信都，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把他称之为一位不折不扣的宗教狂热分子。别的不说，当列夫·托尔斯泰随口说出“天国就在你们心中”这亲一类的话时，无意间已多少带有一点耶稣的口吻了。我有一种奇怪的感受，这里也是随便说说，尽管列夫·托尔斯泰一生写了七百万字以上的小说，其中大部分都堪称杰作，但托尔斯泰相互信任似乎对第一流小说家的荣誉并不那么在乎。也就是说，驱使他写作的动机并不是做一个一流的小说家，而是他那野草般丰富而深邃的思想惯性，再加上他那野牛一般体力和过人的精力，小说只不过是他发泄过剩精力的一个天然渠道。因此，我觉得他被称为一个思想家也许更合适。在他的名作《战争与和平》、《复活》中，列夫·托尔斯泰动不动就让精彩的故事突然中断，毫无顾忌地加入大段大段的议论和评述，尽管他的议论性文字不乏真知灼见，但对故事的流畅性和新闻记者效果而言，未尝不是一种损害。福楼拜也好，托马斯·曼也好，都对托尔斯泰这一做法感到不解，尤其是在《战争与和平》的第三部分，他为了塞进那些议论性的文字而不惜让整个故事“突然死亡”。其实，以列夫·托尔斯泰的睿智，他并非不知道这一写法会带来何种结果，他一意孤行，我行我素，说明整个写作已部分地脱离了作家的智慧的控制。反过来说，这种写法对作者来说是一种不可更改的习惯，是一种必须。

米兰·昆德拉认为小说有自身的智慧，它比作者本人的智力水平更高、更远，这种说法在托尔斯泰身上得到了最好的验证。在托尔斯泰晚期的作品中，作家在思想性方面的探索走得更远，说得简单一点，就是钻进了牛角尖。如果换一种说法，那就是列夫·托尔斯泰试图代替上帝进行思考。《克莱采奏鸣曲》、《伊凡·伊里奇之死》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安德烈·纪德曾经告诫人们，对于有些问题，以人类的智力，不宜推究得太深，米兰·昆德拉所谓：“人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说的其实也是这个意思，但对于列夫·托尔斯泰来说，他的思索、疑问是不分畛域、没有界限的，在这一点上托尔斯泰更近乎歌德。后者曾有一句名言：“凡是赋予整个人类的一切，我都要在内心体味参详。”他又借霍蒙苦鱼斯之口说出这样令人费解的话：“一个人连‘母亲’都敢探索，就再也不会遇到什么困难”（参见《浮士德》，董问椎译）。托尔斯泰的政治理想，价值伦理和哲学思考固然因为在印度的实践而开出了花朵，结出了果实——甘地所奉行的和平主义运动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并成为某种新的精神资源。但如用“不以暴力抗恶”或所谓的人道主义来概括托尔斯泰的思想，未免过于简单。说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是虚伪的，也没有完全错。托尔斯泰一方面固然同情、关心农民，并一直设法让农民获得应有的土地，但他骨子里与农民属于完全不同的一类人，他既不了解他们的思想感情，同时内心深处对他们也有一种本能的蔑视，而且他不愿意放弃自己的贵州地位和优游的生活。他一生都在思考“得救”这个问题，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幻想在人间建立上帝的天国。他既然说出了“天国在你们心中”这句有名的箴言，但仍无法克服内心巨大的矛盾与分裂，最后终于离家出走，死在了一个荒凉的小车站上。我认为，从本质上说，托尔斯泰是一个“虚无主义者”。而他的例题身份也许还不只是一个思想家，倒更像一位没有具体信仰的神学家，关于这一点，托尔斯泰本人在忏悔录中说得十分明白：

“我生活在这个世界已有五十年，除了十四五年童年时代之外，我有三十五年都是个虚无主义者，这是按这个词的本意来说的：既非社会主义者，又非革命者（就人们通常赋予这个词的歪曲涵义而言）；虚无主义者，这就是说：毫无信念。”

二

《安娜·卡列尼娜》是我最喜爱的长篇小说，这一点，我想一开始就指出来。在我们这门课的讲授计划中，我将它放在最前面，也不是没有考虑的。诸位也许和我有不一样的看法，这无关紧要。我一起认为，在文学上，没有“正确”这样一个绝对的概念，也没有任何人担保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个一劳永逸地最后答案。作为教师的职责之一，仅在于阐述他个人的观点（如有必要，他也会提及文学史上的相关看法）并说明理由。《安娜·卡列尼娜》不仅是我最喜欢的长篇小说，而且我也认为，在列夫·托尔斯泰的所有作品中，它也是写得最好的。《战争与和平》也许更波澜壮阔，更雄伟、更有气势，但它不如《安娜·卡列尼娜》那么纯粹，那么完美。顺便说一句，列夫·托尔斯泰并不是一个出色的文体家，但他的文体的精美与和谐无与伦比，这并非来自作者对小说修辞、技巧、叙述方式的刻意追求，而仅仅源于艺术上的直觉。

尽管《安娜·卡列尼娜》在文体上有着令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但我之所以会被这部作品迷住，是因为完全不同的另外因素。说得简单一点，那就是这部作品在道德上的强烈的冲击力。众所周知，列夫·托尔斯泰在道德训诫方面的主观意图十分强烈，但也并非始终如此。在他早期的作品中，他更信赖不涉及道德说教的自然，强调为艺术而艺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纯粹艺术的才能要比社会意义的才能高得多。到了晚期作品中，托尔斯泰完全走到了另一个极端，甚至带有明显的反智，反文化、反艺术的色彩，他不仅对莎士比亚那样的纯艺术作品深恶痛绝，而且为自己身上所有的莎士比亚的倾向公开表示悔恨。我们这里要说的《安娜·卡列尼娜》恰好是处于这两个极端的中段，是托尔斯泰的思想、观念、艺术倾向发生重大变化的关键时期。俄国的德鲁日宁，安年科夫等人把《安娜·卡列尼娜》视为“纯艺术”的代表作品，我认为颇有疑问。《安娜·卡列尼娜》虽说没有《战争与和平》中那么多的议论和哲学说教，但对于“灵魂得救”这一主题的展开，作品中的思辨色彩和宗教情绪却要浓烈得多，而且，托尔斯泰晚期作品中的许多主题，倾向和叙事特点在《安娜·卡无尼娜》中都有所表露。因此，我认为，《安娜·卡列尼娜》对于列夫·托尔斯泰一生的创作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转捩点——从艺术表现力方面来说，作者的能力日臻成熟，而且对长篇小说这个体裁的驾驭炉火纯青。这部小说写于他一生中最安宁，最幸福的时期，虽然对于绝对善、正义、真实以及“得救”的探索已婚日后的创作埋下伏笔，但这方面的倾向还未来得及对他饱满的热情、宽广的视野构成损害。

我最近在重读这部作品时，它的流畅性，内在的严谨与缜密仍然让我感到震惊。而实际上，这部作品的写作过程时断时续。作者一面写作，一面却对这部作品意义产生了深刻的怀疑，他甚至几次中断了写作。如果不是他的责任心的驱使——仅仅为了使《俄国导报》的连载得以完成，很可能性会中途夭折。当托尔斯泰写完这部作品后，他像是摆脱了一件学生的负担似的感叹说：“我终于被迫把我的小说写成了，它科叫我腻烦死了。”托马斯·曼认为，作者之所以写得如此困难，主要是艺术上的永不满足造成的无休止的琢磨修改：“这位惊世骇俗的圣者越是不想念艺术，对艺术越是一丝不苟。”这一说法固然有道理，但我认为，这部作品难产的另一个或许更为重要的原因，却是作者在“生命的意义”、“价值观念”、“社会变革的理想”等重大问题上产生了普遍而深刻的危机与幻灭感。作者将那些犹疑、彷徨、甚至有些绝望的思考一起写入了小说。

在以前的课上，我每次都要向学生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托尔斯泰的绝大部分作品都不喜欢在章节之间用小标题，这是作者的写作习惯所致。《安娜·卡列尼娜》似乎也不例外，但有趣的是作者在这部作品中却出人意料地使用了一个标题，那么这个小标题是什么呢？没有学生能回答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这说明，同学们在新闻记者作品时还不够细致，因为，在我看来，这个在文体上的形式上的反常之举是不应该被忽略的。好吧，我现在告诉诸位，这个小标题就是“死”。也许列夫·托尔斯泰在写下“死”这个标题时，完全是无意识的，但却泄露了一个重要的秘密，这部作品的主题并不像很多人指出的那样单纯，至少不是以“婚外恋”、“反叛”、“家庭伦理”一类的题目所能涵盖的。“死”这个标题在全书中那样醒目，似乎暗示了“死亡”是作者的思考中无法逾越的障碍，正如托尔斯泰在作品中说的那样，既然人人都要一死，那么他在生前的荣辱失得，衰盛毁誉，托儿所和希望又有什么意义呢？问题既出，无人能够回答，在这里托尔斯泰似乎又钻进了牛角尖，又在代替上帝进行追问了。这种思考洽谈室没有答案，是因为它本身是非理性的。因此，我觉得，尽管有人认为这部作品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社会问题小说，但它从本质上来说是反理性反社会的。也就是说，在列夫·托尔斯泰有关“获救”辞典中，社会进步、革命理想、知识与文化、理性与科学统统不在其中。在托尔斯泰看来，艺术不是别的，其存在的理由正是对上述一切价值系统困难而神圣的超越的象征。

在《安娜·卡列尼娜》这部小说中，列夫·托尔斯泰塑造了许多在文学史上光芒四射的人物：安娜、渥伦斯基、吉提、列文、卡列宁、奥布浪斯基公爵。„„在这些人物中，惟一一个在生活中左右逢源，带有喜剧色彩的就是奥布浪斯基公爵，其他的人物无不与死亡主题有关。如果我们简单地归纳一下，这部作品主要写了两个故事：其一，是安娜与渥伦斯基从相识、热恋到毁灭的过程，以及围绕这一过程的所有社会关系的纠葛，其二是列文的故事以及他在宗教意义上展开个人思考。正如那积压著名的开场白所显示的一样，作者对现实的思考是以家庭婚姻为基本展开的，至少涉及到了四种婚姻或爱情答案：卡列宁夫妇，安娜——渥伦斯基，奥布浪斯基夫妇，列文与吉提。每一个答案都意味着罪恶和灾难。安娜是惟一经历了两种不同婚姻（爱情）形式的人物。在作者所赋予的安娜的性格中，我以为激情和活力其基本的内涵，正是这种压抑不住的活力使美貌纯洁的吉提相形见绌：正是这种被唤醒的激情使她与卡列宁的婚姻、甚至彼得堡习以为常的社交生活、甚至包括孩子谢辽莎都黯然失色。与这种激情与活力相伴而来的是不顾一切的`勇气。当小说中写到渥伦斯基在赛马会上摔下马来，安娜因失声大叫而暴露无遗了“奸情”之时，对丈夫说出下面这段话是需要一点疯狂的勇气的，“我爱他，我是他的情妇„„随你高兴怎么样把我处置吧。”托尔斯泰对这种激情真是太熟悉了。我们不妨想一想《战争与和平》中的娜塔莎，《复活》中的卡秋莎士比亚，还有蛰伏于作者心中的那头强壮的熊——它的咆哮声一起困扰着列夫·托尔斯泰。

如果说列文这个形象对托尔斯泰来说意味着个人经验的改写，那么安娜恰好预示着一种可能：她对家庭的背弃，她的自杀，都是作者想做而未做。因此，作者对安娜的深爱、赞赏与恐惧是不难理解的。有相当多的学者认为，安娜的悲剧是由于客观的社会环境造成的，比如说脱培西之流蚁聚一处的上流社会生活圈子的压力，或者说，安娜和渥伦斯基的爱情悲剧是由于他们两人都无力也不愿与这个生活圈子一刀两断而导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英国作者高尔斯华绥认为安娜之死是作者的败笔，是不真实的。从小说本身所展现的事实来看，这一见解是说不通的。安娜与渥伦斯基结合固然会导致社会的压力，但这种压力并未大到足以毁灭他们的程度，其次，假如这种爱情意味着“获救”与“幸福”，那么承受这种压力就是应有之义。至少，对于女主人公安娜来说，她在与渥伦斯基结合的过程中，她所面临的最大恐惧并不是上流社会的摒弃，也不是谢辽莎遗弃的后果，而是她不知道爱情的对象何时会停止这种爱，从而让她的全部牺牲彻底贬值。由此，安娜进入了嫉妒——怀疑——安慰——怀疑——嫉妒的怪圈，并最终导致了厌倦。由此可见，安娜的死是由于厌倦，她的自杀是有着充分的理由的。厌倦压迫着她，使她在任何时候都会采取自杀这一步骤，尽管安娜本人并非完全了解这一点。这同样可以解释，为什么安娜的自杀带有那么一点灵机一动的神秘色彩——她去车站并不是为了自杀，而是去等候渥伦斯基。火车进站的鸣叫使她突然想到死，于是她就走下了站台。她当时表现得异常“清醒”，她甚至感到自己手提包被什么东西挂历了一下，又从容地解开了它，但这种清醒何尝不是一种深刻的迷惘。在这里，只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安娜想惩罚他的情人，想让自己的死使对方感到悔恨。她动用了属于她的最后一点资源。

从另外一层意义上说，安娜的死是“注定”的，也就是说，作者托尔斯泰早就将她列入了牺牲者的名单，因为托尔斯泰对激情导致的后果已作了预先的设定，他不想念安娜与渥伦斯基的婚姻/爱情形式有多大的前途。事实上，作者安排安娜与渥伦斯基在车站月台上的第一次见面，宿命的阴影已经将两人笼罩于其中了。

我们再来看看列文与吉提。这对恋人虽然历经波折与坎坷，最后终于成了眷属。较之安娜和渥伦斯基，他们之间的爱情更符合托尔斯泰的理想。在这里，《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列/彼埃尔/娜塔莎士比亚之间的充满激情的爱情在安娜——渥伦斯基身上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展现，而彼埃尔——娜塔莎宗教气息很浓的婚姻则在列文——吉提身上再一次被重写。列文与吉提的重归于好被托尔斯泰赋予了天堂般的温馨。像彼埃尔一样，列文也是一个神秘主义者，他的“猜字游戏”式的求爱过程理像是一次赌博，不过他成了赢家。列文的求婚被接受之后，困扰着他的所有障碍仿佛在顷刻之间被瓦解了。托尔斯泰写道：“他（列文）必要的时候可以飞上天，或是举起房子的一角来。”由于有了梦寐以求的爱情，他一度深恶痛绝的沙龙聚会不再令人感到无聊，他甚至感到自己承受不住幸福的晕眩，迫不及待地与茶房彻夜长谈，婚姻的枷锁在列文那里也成了逃避自由的绝妙借口，尽管他不得不放弃自己打猎的爱好，但他为自己失去了自由而欣喜若狂：幸福就是妻子不让列文去猎熊，列文感到高兴，爱，不仅是征服了他，而且是整个地将他吞没了。“我心里丝毫找不出惋惜我自由的心情。”“我高兴的正是失去我的自由。”

然而，现实正如托尔斯泰所指出的那样，与不幸的背景相比，幸福是脆弱的，来得快，去无踪。列文与现实的和解是暂时的，忧郁与痛苦很快又回来了。爱情并未使他“获救”。为了阻断自己的自杀企图，列文像一个强迫症患者一样，把家里的绳索全部藏起来（因为他看到绳索就想上吊），而且不敢携带枪支（开枪自杀就更容易了）。列夫·托尔斯泰仿佛被残废这样一个巨大的诱惑迷住了，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他写到了形形色色的死：列文哥哥的死，安娜的自杀，列文的克制不住的自杀冲动，渥伦斯基的为自杀所寻找的漂亮借口（上前线并尽快地被土耳其人的子弹打死）。小说中的人物似乎没有一个有好的结局，就连密哈罗夫这样的人物也成天幻想着离开世界：“要是能够逃到干什么地方去就好了。”而卡列宁无疑是小说中最为悲惨的一个人物他自始至终都在深渊中挣扎，他生活中的一切都是虚假的。糟糕的是卡列宁本人能够意识到这种虚假而根本无力改变它。在他的心目中世上的一切都是邪恶的，惟一可以支持他生命的是一种病态的责任感：他用这种责任感强迫自己办公务，用这种责任感来谈情说爱，来面对背叛他的妻子，与他的情敌和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卡列宁自己把这种责任感解释为“侍奉上帝”的道德需要。

毫无疑问，列文是小说中的第一主人公。托尔斯泰为了改造这个人物，动用了自己的大部分经验积累。从某种意义上说，列文就是托尔斯泰本人。那么，托尔斯泰借助于这个人物的苦难历程要向读者传达一个怎样的住处呢？或者说，列文这个富足的地主、患有强迫症的沉思者、具有非理性倾向的“神学家”所关心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以为就是上帝与个人的关系。或者说，人在何种意义上需要一个上帝以及人在没有上帝的情况之下何以得救。与其说他给我提供了一个真实的答案，还不如说留给了我们一个自相矛盾的谜团。列夫·托尔斯泰的思考留下的是一个原样的世界，但他也在某种程度上给出了答案，那就是列文式的坚韧与忍耐，或者以蒂利亚口吻所说的：“上帝给予了十字架，也就给予了我们的忍受它的力量。”它与里尔克、卡夫卡所给出的答案大致相仿。

马丁·杜伽尔曾认为，托尔斯泰是最具洞察力的作家，他的目光十分锐利，能够穿透生活的壁垒而发现隐含其中的“真实”。但我却倾向于认为，从根本上来说，托尔斯泰是一个图解自我观念的作家，不管是早期还是晚期作品，主题上的联系十分清晰，尤其是《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两部巨著，其中的人物，情节，主题多有雷同之处，他的观念的疆域并不宽广，他的素材也不丰富，但这并不妨碍托尔斯泰的伟大，正如塞万提斯的狭隘主题并不妨碍《堂吉诃德》的伟大一样。小说的来自他的智慧，第三而浩瀚的心灵，而更为重要的，他的诚实。维特根斯坦在读完《哈泽·穆拉特》以后曾感慨地说：“他（托尔斯泰）是一个真正的人，他有权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