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农民工调查

第一篇：外来农民工调查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调查研究报告

外来农民工调查

本文来源于《中国改革》 2010年第7期 出版日期2010年07月01日 财新传媒杂志订阅

导致工资不平等的问题症结不在于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本身，而在于其背后的一系列压低工人的保护和发展能力的制度性弊端 刘开明

工资不平等和农民工（外来工）是理解最近30年的中国发展历史与现状的关键。中国巨大的经济成就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以外来投资和出口参与经济全球化，用国内廉价劳动力优势换取稀缺的国际资金、技术、市场、自然资源，实现了国家经济的振兴。可以说，以外来工为主体的廉价劳动力创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

2008年2月至2009年8月，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ICO)在“珠三角”和“长三角”210家出口加工企业作了调查，笔者运用这些内部搜集的工资和工作时间数据，来测量这两个地区外来工的实际工资水平，并以此比较外来工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工资差距。汗水撑起经济奇迹

2008年，“长三角”和“珠三角”两个地区以中国1.29%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28%的国内生产总值，40%的政府财政收入，以及56.45%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调查研究报告 的货物出口额。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大环境下，这两个三角洲的经济增长率仍然高达12.6%。如此高的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中间加工”环节的廉价劳动力，因为这里集中了来自全国各地8500万左右外来工（其中包括5900万跨省外来工，和2500万省内外来工），占全国外来工总数的60%。

但是，这些外来工，其工资不仅远远低于当地城镇在岗职工和农村居民，甚至低于全国外出农民工的平均工资水平。

“外来工”是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一种模式，这是跨县域外出打工的农村劳动力，即官方称之为外出务工经商或“离土又离乡”的农村劳动力，城镇市民和雇佣者一般称之为“外来工”。“农民工”（简称“民工”）是将人的社会身份和职业结合起来的名词，指的是户籍还是农民、有承包土地，但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人员。

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统计局《2008年度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到2008年底，包括外来工和“离土不离乡”的本地农民工在内的中国农民工总数为22542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4041万人，占中国非农业就业人口的48.15%。到2009年9月，全国外来工总人数达到15097万人，他们主要来自贫穷的中西部地区（达70.4%）。2008年各省统计数据显示，外出农民工当年数量较多的省份为：河南2100万人、四川2023万人、江苏1700万人、湖南1200万人、安徽1100万人、湖北1036万人、江西1000万人、广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调查研究报告

西790万人、重庆700万人、陕西643万人、贵州560万人。这些农民工绝大部分流向东部沿海地区（66.7%），分布于制造业（37.9%）、建筑业（18.3%）、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11.7%）、住宿和餐饮业（8.1%）、批发和零售贸易业（7.5%）、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5.6%）等国民经济的主干行业。挣扎在最低工资线上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此次调查的工厂全部是出口加工企业，其中，81家位于“珠三角”，129家位于“长三角”，分布的城市有“珠三角”的广州（10家）、深圳（17家）、东莞（30家）、中山（9家）、佛山(7家)、惠州（6家）、肇庆（2家）；“长三角”的上海（15家）、南京（5家）、苏州（15家）、无锡（14家）、常州（7家）、镇江（2家）、扬州（6家）、南通（6家）、泰州（2家）、杭州（19家）、宁波（9家）、台州（3家）、嘉兴（18家）、湖州（2家）、绍兴（6家）； 涉及纺织服装（133家）、鞋类（19家）、箱包（10家）、珠宝（10家）、眼镜和化妆品（6家）、皮革制品（6家）、电子（6家）、塑料制品（5家）、印刷和造纸（3家）、陶瓷（3家）、家具（3家）、其他产品（6家）等十多个主要出口产品制造行业；投资来源包括中国私营及国有企业128家、香港投资企业47家、台湾投资企业15家、中外合资企业10家、日资企业5家、英美投资企业3家、澳门投资企业2家。企业规模为2000名员工以上的2家、1001—2000名员工的17家、501—1000名员工的36家、100—500名员工的133家，100名员工以下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调查研究报告 的微型工厂22家。这些企业雇佣的工人总数为87269人，其中，女工58102人、男工29167人，81%为外来工，另外，15%为本地农民工，4%为城镇户籍居民。这些工厂均是外来工密集的行业，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对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这210家企业的工人平均月工资为1145.55元，其中“长三角”地区为1196.39元、“珠三角”地区为1094.71元。虽然多数工人的工资水平略高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但是，这是因为其中包括了工人加班时间的收入。工人的平均工作时间为每天10.67小时、每周66.41小时，每周6.62天，每月加班120.49小时，每月仅休息2.19天。只有28家工厂按照中国法律规定支付了加班费，而另外的工厂没有加班费或加班费无法达到中国劳动法规定的标准。所有工厂的外来女工没有法定的带薪产假，其中，99%的女工在怀孕7个月之内辞职返乡生产。

这些数据还反映出，“珠三角”地区的月工资比“长三角”地区低101.68元，但工作时间却每天长0.16小时、每周多2.46小时、每月加班时间高出16.29小时。而在“长三角”内部，工资水平也不均衡，上海达1235元、浙江为1206.98元，江苏仅1147.18元；各个城市之间的差距就更大一些，“珠三角”地区工资最高的深圳是1247.06元，最低的东莞是971.43元，“长三角”地区工资最高的江苏南通是1266.67元，最低的南京是1065元。而按工作时间和工资比率来计算，“长三角”地区无锡的工资水平最低，其平均月工资为1178.57元，有46.43%的工人工资无法达到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850元，平均每天工作11.29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调查研究报告

小时、每周工作6.86天（70.64小时）、每月加班128.21小时、每月仅休息1.36天。

在这些企业内部，城镇户籍劳动力绝大多数是管理人员、办公室文员或技术工人，属于工厂内部工资较高、工作岗位较好且有社会保险及休假的群体。本地农村户籍劳动力则主要分布于“长三角”的县域企业和“珠三角”边缘地区的企业里面，有较长的工作经验且工资较高，其中，80%的人参加了当地的农村社会保险或城镇社会保险。三个外来工 顶个城里人

对比这些企业工人与其他社会阶层的工资差距，可以看到，在深圳、东莞、广州、上海、南京、苏州、无锡、杭州、宁波等大城市，外来工的月工资仅为当地城镇在岗职工（根据现行统计制度，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工资统计范围包括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位、以及联营经济、股份制经济、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单位里具有城镇非农业户籍的正式员工，尚未包括城镇的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雇员，也不包括农民工）平均工资的30%至40%之间。经济越发达、外来工愈多的城市，这种差距就愈加巨大。

例如，珠江三角洲城市广州、深圳、东莞、佛山的城镇在岗职工2008年月均工资为3320元，外来工月均工资为1090元；长江三角洲城市上海、南京、苏州、杭州、宁波的城镇在岗职工2008年月均工资为3189元，外来工的月均工资为1155元。平均来说，“长三角”和“珠三角”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调查研究报告

出口企业的工人月平均工资只有全国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47%，其中，“长三角”出口工厂工人月工资只有当地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43.17%，而“珠三角”出口工厂的工人月平均工资仅为当地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41.34%。这些城市的物价涨幅和生活成本均大大高于其他普通城市，外来工的低廉工资只能勉强支持他们自己的最低生活需求，导致他们与所生活城市的其他社会阶层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其实，这种差距自1992年以来即开始存在，且呈不断拉大趋势。在20世纪80年代，出口加工区的工人工资每月高达200元—600元，而当年一般工人工资不过几十元。到1992年，深圳外来工的月工资甚至达到了1500元。但此后到2008年的17年间，两个三角洲的主要城市——上海、南京、苏州、杭州、广州、深圳、东莞等城镇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增幅为15.71%，而当地外来农民工工资增速却十分缓慢。2004年8月，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表的《关于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称：“珠三角”地区12年来月工资只提高了68元。“珠三角”地区外来工月工资绝大多数在600元左右。而“长三角”外来工工资略高于“珠三角”，达到每月650元—750元左右。这样的工资水平，还是以长时间加班获得的。

2004年开始，从“珠三角”到“长三角”，陆续出现“民工荒”等劳动力短缺问题，加上2006年5月的“最低工资标准偏低”争论，促进政府提高了最低工资的标准。在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压力下，外来工工资有了明显上升。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调查显示，2006年，全国农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调查研究报告

民工的平均工资为1020元/月，70%以上集中在500元—1200元之间，其中，“珠三角”外来工的平均工资达到1226元每月，比2005年提高了17.3%；而浙江农民工达到1217元，约45.55%的农民工月收入在1000元以上，月收入在800元至1000元的农民工约占29.24%，还有25.21%左右的农民工月收入在800元以下。另据学者研究数据，2007年，“珠三角”农民工的工资平均达到1298元每月，“长三角”农民工则为1296元每月。

在这十多年里，衡量外来工与本地城镇在岗职工工资差距的重要参数——最低工资标准与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比率，一直在持续下降。例如，“长三角”的上海从1993年44.59%下降到2008年29.16%，南京从1994年的43.37%下降到2008年的23.38%，苏州从1995年的36.27%下降到2008年的28.27%，杭州从1995年的38.59%下降到2008年的28.67%, 宁波从1995年的36.8%下降到2008年的28.47%；而“珠三角”城市的降幅更大，广州从1994年的44.51%下降到2008年的22.71%（其中，2004年为17.53%），深圳从1992年的49.6%下降到2008年的27.61%（其中，2003年仅为18.03%），东莞从1994年的50.22%下降到2008年的23.28%。我们的调查还发现，90%以上的企业以最低工资标准为上限设定工资水平，有大约25%的外来工工资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外来工工资呈现“向下竞争”的严酷现实。

另外，由于城镇在岗职工拥有稳定住房、较好的社会保障，以及享受政府的一系列物价补贴，他们生活成本一般低于外来工，而生活水平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调查研究报告

则高于外来工。同时，多数城镇居民拥有更好的社会关系网络、信息资源，更高的教育水平，其收入的来源也更多元化。本地农村居民也因大量外来工流入而获得利益，收入增长水平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由于本地农村居民拥有土地和更多私有住房用于出租，外来工密集地区本地农村居民的隐型收入一般要高于本地城镇居民。有关研究显示，两个三角洲地区的本地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全年可支配收入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2005年“长三角”为15607元，比全国高出48.7%；“珠三角”为17477元，比全国高出66.6%。两个三角洲地区本地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也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近一倍，其中，“长三角”为7109元，是全国的2.2倍；“珠三角”为6331元，是全国的1.9倍。计件成为减薪魔术

计件工资是按照工人生产的合格品之数量（或作业量）和预先规定的计件单价，来计算报酬的一种工资形式。它不是直接用劳动时间来计量，而是用一定时间内的劳动成果——产品数量或作业量来计算。这种工资计算办法被广泛应用于出口制造业的生产流水线上。本文分析的210家出口工厂的流水线工人全部实行计件工资或日薪制。

然而，在实际运作中，计件工资并不能增加工人的收入水平，反而是雇主降低工人工资和其他法定福利的有效办法。由于工人缺乏集体谈判的能力和参与工厂管理的机会，计件的生产额度和生产单价是由雇主单方面决定的，而且缺乏透明度，雇主总是有各种理由任意改变生产单价，降低工人的实际收入。工人告诉我们，增加工作时间或提高生产效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调查研究报告

率并不一定带来收入的增加，工人每月的工资大体上没有太多变化，反而是因为计件增加了工人的心理压力。

计件工资也是雇主拒绝给非熟练工人或无法满足一定生产额度的工人最低工资的最好借口。同时，由于实行计件工资，工人和管理人员都认为，无法根据不同工作时间段来区分生产单价，使之成为雇主拒绝支付法定加班费的主要理由。而且，来自市场的压力也可以通过计件工资的单价分拆办法转嫁到工人身上。

对雇主而言，计件工资能够把工人收入与工作时间、产量紧密挂钩，并让工人内心形成没有工作或者产量就没有工资的深刻烙印，不仅可以增加工人的工作时间、提高生产率、降低工厂的生产成本和提高其产品的价格竞争力，而且可以减少工人因为工资浮动或偏低而产生的抱怨。

但是，对工人来说，这种计酬办法容易使工人简单地把工作与挣钱挂钩，降低了他们对工作的认同和对企业的归属感，增加了流动的意愿，提高了员工流动率。这样，工厂总是被高企的员工流失率和非熟练工人的问题折磨，工人则被低工资和工作不稳定困扰。

由于生产线工人均实行计件工资，没有产量就没有工资，所以，任何形式的休假就意味着没有工资。虽然法律规定女工在怀孕、生产、哺乳期间享受特殊保护，雇主不能单方面解雇特殊保护期内的女工，同时规定，女工生产期间有不少于三个月的带薪产假，而且产假工资不能比平时工资少。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绝大多数的企业拒绝为怀孕女工提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调查研究报告

供特殊保护，而且，为了胎儿的健康发育，也为了节省生产期间的经济开支，女工一般会在怀孕之后选择辞职，返回家乡生育和哺乳婴儿。本文分析的209家工厂的女工没有产假工资，只有一家工厂为女工提供了产假，以及30%的产假工资。

根据中国法律的规定，企业必须为受雇时间在一年以上的员工提供带薪年假，依照员工的服务年限获得从5天到14天不等的带薪休假权利。然而，由于普遍实施的计件工资制度和劳动合同的短期化，所有被调查企业均没有向外来工提供实际的带薪休假福利。

由于绝大多数外来工每年只有春节一次返乡与家人团聚的机会，每年春节前后，工厂会放假10天—20天左右，加上平时的病假和偶尔的请假，很多工人每年实际上只有11个月能够拿到薪水。所以，本文210家“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出口加工厂的工人平均年收入约为12601元人民币，是全国城镇在岗职工年均工资（29229元）的43.11%，仅为这两个地区城镇在岗职工年均工资（33312元）的37.82%。社会保障缺失原由

虽然1995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劳动法》以及国家与地方的相关法规明确规定，企业要为包括外来工在内的员工支付法定的养老、医疗、工伤、失业保险，有的省份要求企业为未孕妇女（包括女性外来工）购买生育保险，但本文分析的210家工厂，除了上海的15家企业为90%外来工购买了低水平的外来工综合保险外，“长三角”的江苏工厂社会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调查研究报告

保险覆盖率为29.09%、浙江工厂的覆盖率为29.44%，“珠三角”工厂的社会保险覆盖率为30%。

然而，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为城市居民设计的。养老、失业、工伤、医疗等四大主要法定险种，除了工伤保险能够直接使投保人受益之外，其他三种保险的利益几乎被地方政府“明火盗窃”。以接纳外来工最多的广东省养老保险为例，目前的社会保险制度有三大弊端：

第一，外来工参加养老保险的比例非常低：截至2007年12月，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民工为1846万人，约占全国农民工总数的8%。广东省在1994年实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即开始将外来工纳入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到2007年12月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的外来工约800万人，约为全省外来工的15%。

第二，养老保险关系无法转移：由于受到现行政策和地方办法的限制，直至2007年12月，广东地区没有外来工成功办理养老保险的关系转移。

第三，养老保险“退保”问题突出：在2002年以前，广东地区的外来工如果中断缴纳养老保险，养老保险基金就全部“贡献”给了地方政府。从2002年起，广东开始办理外来工退保业务。根据国家和广东省规定，外来工在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后，如本人申请，可将其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存储额中个人缴费的部分一次性退给本人（简称“退保”），同时终结养老保险关系。2002年—2006年间，广东共办理外来工退保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调查研究报告

7845335人次，退保人数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五年的平均增长率为16.95%（该比率为退保农民工与全部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总人数的比率）。2006年退保外来工人数是同期参加养老保险外来工人数的31.25%。

据广东省公布的2005年缴费工资下限测算：深圳是1591元每人每月，单位缴费费率是8%，以一名参保时间一年的外来工计算，如果他退保，其单位就向深圳政府养老保险基金缴纳1527元。东莞是1261元每人每月，养老保险单位缴费费率是10%，一名参保时间一年的外来工退保，他/她所在的单位就向东莞市养老保险基金“贡献”了1513元。广州是1551元/人/月，单位缴费费率是20%(私营企业12%)，一名参保时间一年的外来工退保，他/她所在的单位就向广州市养老统筹基金“贡献”3722元。2005年深圳转退保人数总计达到65万人，估计当年为深圳政府养老保险基金“贡献”了104315万元，这一数据还在逐年增加。由此推算，2002年到2008年间，广东从退保外来工那里“窃取”的养老保险金至少在300亿元以上。

失业保险则几乎完全为地方政府做“贡献”。2007年12月，广东有450万外来工参加失业保险，但只有少数广东本地户籍农民工或没有领到工资的失业外来工得到过失业生活救济。由于有众多外来工的“贡献”，广东成为中国极少数社会保险基金有结余的省份，2007年全省社会保险五项基金的结余高达1919亿元。公共服务遗忘的角落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调查研究报告

在现有政治和社会制度里，城市政府完全不必为外来工提供本地户籍居民所享有的公共服务，例如，住房、卫生、教育和物价补助，使外来工必须用自己微薄的收入支付城市高昂生活开销。本文分析的工厂，虽然有53%的工厂提供了员工宿舍，主要分布于“珠三角”，但其中有61%的工厂向工人收取每月10元到50元不等的宿舍费、水电费，17%的工厂为少数熟练工人提供简陋的夫妻房。61%的“长三角”工厂没有为工人提供宿舍，工人只能租住在工厂附近的民房中。工人租房的开支从每月50元到500元不等，多数工人选择与其他工友共同合租住房的方式降低租房费用，但租房仍然是他们日常开支的大头。在我们的所有访问中，没有员工居住在政府提供的廉租房里，也没有从当地政府获得任何公共服务。

国家统计局和、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于2009年6月进行的联合调查发现，外来工在城市维持最低生活开支的费用人均达到766元，其中，82.7%用于住宿和食品开支。如果按照最低生活工资的标准衡量，中国工人月工资至少要在1638元以上，才能维持他们及其家庭成员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在上海、南京、杭州、宁波、深圳、广州等大城市，工人的最低生活工资标准应在2000元以上。然而，2009年中国政府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平均水平仅为687元每月，即使在经济发达的深圳、上海、广州、南京、杭州、宁波等大城市，最低工资标准也仍停留在850元—1000元之间的低水平，只达到最低生活工资标准的一半左右。本文分析的210家出口工厂的工人，少数超过2000元工资的员工是以超长的工作时间换取的。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调查研究报告

在2007年，笔者曾调查了深圳和东莞的300名外来工,这些受访工人年均收入为18260元（按当年汇率折合为2282美元），他们全年开支的用途如下：返乡一次，用于路途的开支平均531元、春节家庭团聚和探亲访友的开销平均费用2587元、子女教育费(义务教育阶段)1825元、子女生活费4169元、老人生活费509元、住宿费920元、伙食费2392元、其他生活开支1962元，年储蓄3365元，其中，80%以上没有任何社会保险。

以一名外来工每年支付5000元额外生活成本计算，全国1.4亿外来工每年额外支付的生活成本高达12000亿元，过去20年耗费的总成本估计可能高达10万亿元。

2007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为2360美元，农村人均年收入为518美元，也就是说，这些工人的工资不仅大大超过同期农村人口的收入，而且已经接近中国人均国民收入的水平。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一个劳动者的收入接近或者达到该国人均国民收入的水平，就不应该存在生活困难的问题。然而，从这些外来工的实际情况来看，虽然他们的收入已经接近甚至达到全国人均收入的水平，仍然无法摆脱经济贫困的窘迫，其根本的原因在于现存的户籍制度导致他们被迫在城市与乡村间“钟摆式流动”，增加了他们的生活成本，降低了他们的生活质量，从而压缩了他们的发展机会。出路在于制度变革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调查研究报告

外出打工本可以成为中国农民改变贫穷命运的一个重要机会。然而，制度性地压低工人工资，导致外来工尽管已经两代人进城打工且十分节俭，但是，他们的收入仍难以支持其家庭走出贫穷，出现了贫困的代际转移。这导致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只能维持最简单的生存而无力购买耐用消费品，以及其他改善生活质量的产品和服务，导致中国国内消费市场长期疲软。而且，出口工厂的明显季节性特征和低工资、长时间工作，增加了外来工的就业不稳定性。高流失率是中国出口工厂面临的严峻问题。

2005年3月，东莞人力资源经理俱乐部的调查发现，参与调查企业的雇员年度整体流失率为80%。90%的企业以生产部门流失率最高，其中，以生产工人的流失率最高，年流失率最高达108%。招聘网站前程无忧2007年12月初发布的《2007中国企业员工离职率调查报告》显示，2007年传统制造业中的操作人员类离职率最高，达到31.5%。

就我们所调查的“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工厂，51%的员工为厂龄不到一年的非熟练工人，21%的员工为厂龄在一年到三年之间的半熟练工人，厂龄三年以上的熟练工人仅为员工总数的28%。员工的频繁流动导致企业缺乏熟练工人，进而影响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更导致把“中国制造业”定格在国际生产分工体系最低端的加工环节，难有向上提升的机会。

从国际经验看，日本可以，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可以做到的以出口导向型战略发展工业化、城市化，实现民富国强的社会发展目标，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调查研究报告

而中国“尚不可以”的原因，并不在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本身，而在于国家是否让民众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是否为民众提供了平等的发展机会，是否为民众的发展提供了制度性的支持资源和保障基础。

导致工资不平等的问题症结也同样不在于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本身，而在于其背后的一系列压低工人的保护和发展能力的制度性弊端。所以，赋权工人、消除歧视才是解决工资不平等、消除贫困的关键所在。而要达此目标，中国就必须转变以廉价劳动力和牺牲环境获得暂时经济利益的发展路径，并对现有政治和社会制度进行适当改革。

刘开明为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

第二篇：外来农民工问题调查

龙岗区外来农民工问题调查分析报告近年来，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步伐的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不断转移就业，进入城市务工的数量逐年增加，农民工问题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为此，本人于2011年9月2日至9月17日对龙岗区的横岗外来农民工进行了问卷和访谈调查，现将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农民工的基本情况

通过调查，全市农民工数量已达到24.8万人，其中，从外省输入到我市城镇就业的有6.8万人，由本省外市输入到我市城镇就业的有3.5万人，从本市农村进城务工的14.5万人，基本情况如下：

本市农民工主要以青壮年为主体，从性别构成上看，以男性为主，女性农民工约为9.4万人，仅占农民工总数的37.9%。分布在建筑、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加工制造等行业，从事简单劳动或苦脏累险差工作的人数较多，工种多达50余个。文化及技能水平整体偏低，绝大多数都是小学和初中文化水平，在加上缺乏一定的技能水平，这就使得他们在进入劳动力市场时处于一个很不利的地位。收入水平是决定农民工在生活状况如何的最基本因素，我市农民工务工收入呈上升趋势，月收入绝大多数在最低工资标准之上。参加医疗保险约4.5万人，占18%；参加工伤保险的约6.2万人，占25%；参加失业保险的约2.73万人，占11%；参加农村养老保险约6.7万人，占27%。

二、农民工存在的主要问题

（—）农民技能培训力量薄弱，难以适应市场需求。对农民的素质教育普遍重视不够，特别是缺少时间短、见效快的务工技能培训，培训机制不健全，培训资源没有得到有效整合。加上部分技术含量较高的工种培训要求高、时间长、补贴少，使不少农民望而却步，影响了农村劳动力参加培训的积极性，使得农民工的技能水平无法得到提升。

（二）侵害合法权益现象突出。目前农民工工作超时问题普遍存在，同时，由于加班现象普遍存在，职工工资水平明显偏低。由于近年来我市不断加大解决农民工拖欠工资工作的力度，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并不十分突出。

（三）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率低。农民工缺乏社会保险意识，对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缺乏了解，比较注重眼前利益，参保积极性不高，加上部分企业法律意识不强，认为农村劳动者可以不缴纳社会保险，是导致农村农民工参保率低主要原因。

三、解决农民工工作建议

（一）完善农民工工作机制，确保农民工工作措施落到实处。一是成立相关专业工作组。主要有农民工培训工作组、法律服务与维权工作组、宣传工作组等。二是建立联席工作制度。召开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和专业工作组联系会议，落实工作计划，及时解决问题。三是强化督查落实。制定下发工作意见和明确成员单位职责的文件，召开专项工作会议，与各市（区）政府和相关部门签订责任状，将农民工工作纳入目标考核。

（二）实施城乡统筹就业战略，不断促进农民工平等就业。定期举办面向外来务工人员的人力资源交流市场，力争每年帮助3-5万外来劳动力在本市就业。

（三）完善农民工维权综合协调机制，切实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一是切实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严格监督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实施及时调整发布工资指导线和最低工资标准；二是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度。全力推进劳动合同工作三

年行动计划，力争在两年内实现劳动合同制度全覆盖。三是强化劳动保障行政执法。四是健全完善农民工维权法律援助机制。探索在农民工较为集中的企业、社区设立劳动争议仲裁特别庭，建立高效、便捷的农民工维权响应机制。

（四）大力实施农民工平安计划，努力解决农民工后顾之忧。一是建立农民工专项社会保险制度。实行低标准进入、渐进式过渡，着力提高用人单位和农民工的参保积极性，制定农民工社会保险关系和待遇异地转移和接续办法。二是积极实施新型的农村基本社会保险制度。探索建立农村低保户参加医疗保险政策。三是切实解决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

第三篇：外来务工者生活状况调查

外来务工者生活状况调查

外来务工者生活状况调查 他们游离在城市和乡村的边缘，60％的人月收入500元以下；用工单位为他们缴纳失业保险金和工伤医疗保险的寥寥无几；他们缺乏自己的文化和教育活动阵地，他们的孩子入学不得不“打游击”；在烈日下挥汗如雨干着重体力活的他们，希望靠自己的劳动和智慧创造价值，成为被人尊重的独立的人,能够像“城市人那样”活着……共青团江苏省委近日公布的一项调查表明——百万外来务工者活得好辛苦。时下正值酷暑难当的季节，大多数市民呆在空调房里享受清凉，而那些在烈日下露天干着重体力活的民工兄弟日子却极难过。他们游离在城市和乡村的边缘，他们的生存状况如何？

他们跟农民和市民相比有哪些特征？他们有什么烦恼？我们该如何正确对待他们？记者日前对他们的生活状况进行了较全面的了解。睡的是用木板拼成的床在长江路拆迁工地，记者看到了不少年轻民工，与城市同龄人相比，酷暑下他们的日子要艰难得多。他们几十个人睡在用木板拼起来的床上，不少人没有蚊帐和电扇，更没有卫生间，要洗澡只得避开其他人对着水龙头的水冲，内急了只得跑到离工地数百米的公厕去。晚上10点多钟，记者经常看到他们三三两两地睡在马路边上，他们告诉记者，几十个人睡在一起太热了，出来起码透点风。境况类似这样的年轻民工数不胜数。宾馆饭店的服务员、小区保洁员、建筑工地的工人、理发店的理发师……这些在千千万万城市居民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小人物”，大部分来自外地，干着绝大多数城市人不愿干的活。团江苏省委近日公布的一项调查表明，有120万外来人口，他们绝大多数从事建筑、饮食、美发、保洁、经商、收旧等行业，其中80％以上是35岁以下的青年人。据了解，在100多万外来务工青年中，30岁以下的占了％，他们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达％，未婚青年占了％，60％的人每月收入在500元以下。37％的人到过3个以上城市打工，只有不到20％的人是通过职介所介绍找到工作的，大部分是通过亲朋好友来到打工的。他们在城市中是怎样生活的呢？跟5个老乡租住在江东门一带的小袁今年20岁，来自盐城，初中毕业后在家乡学了点裁缝手艺，跟随家乡某私营老板来到做服装。常常是每天干14个小时才拿15元钱，饭菜每天几乎都一样，小袁干了一年实在觉得辛苦，就“跳槽”到了一家个体小饭店。饭店跟服装店差不多，也是早晨七八点钟工作，晚上11点左右睡觉。不过，收入稍高点，每月能拿到600元。这样，小袁已经感到很满足了。她说，以前每月除了要寄300元给家里弟弟上学外，自己只有150元的生活费，交了80元的

房租后，可以**费的只有70元。因此，她很少买衣服，要买也是在金桥市场、玉桥市场等，新街口、湖南路也逛过，但从未买过衣服。问起现在可自由支配的钱怎么用，小袁腼腆地笑笑：攒起来做嫁妆。在江苏，像小袁这样的外来务工青年十分常见，他们早出晚归，工作辛苦，收入低下。调查显示，外来务工青年每天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的达75％，其中8％的人工作时间超过12小时。但他们中却有76％的人每月用在教育、文化、娱乐等方面的开支低于50元以下，来外地找工作期间身上带够一个月花费的仅占％，一旦找不到工作，他们的生活就将陷于极困难的境地。一旦有了工作，他们还要将收入的一大部分用来支持家里。工余时间只能打牌聊天外来务工青年的精神生活跟同龄的城市青年相比有较大的差距，他们缺乏务工青年自己的文化和教育活动阵地。记者所了解到的务工青年一般把大部分时间用在工作上，其余的一般就是聚在一起

聊天、打牌、看电视，他们一般不关心时事新闻。虽然很多人都想去看些文学、技能介绍等方面的书，但苦于没钱或没时间，只得去买些地摊上的书，或者干脆趁休息时间跑到书店看免费的书。在成贤街一施工工地，每逢下雨无法施工的日子或者晚上休息时间，这些年轻的外来建筑工人就三五成群地聚在8人一间的宿舍里打牌聊天或是看些武侠类的电视连续剧。一名去年高中毕业来自淮安的20岁打工者小黄说，自己其实挺想继续学习的，但家里没钱，考分相差又太多。为了减轻家里的经济压力，他出来当了建筑工人，但一看到东大学生去教室和图书馆学习，自己就感到心酸。好不容易把老板发的零用钱凑了200元，就跑到南图办了张图书证，在别人睡觉或打牌的时候去看看书，感觉自己还有点追求。据小黄透露，周围的打工者闲着无事不乏光顾黄色录像厅的，有的甚至把挣的血汗钱花在街头洗头店等不正当场所。言谈间，小黄显得很担心。他

告诉记者，自己最大的理想是挣点钱帮助家里弟妹上学，自己再学点技术到苏南找个好工作，比这样单纯卖力气好多了。他非常希望在能有为务工青年服务的培训职介机构，他认为，大城市的信息和技术比农村好多了。团省委的一项调查反映，％的进城务工青年认为业余文化生活枯燥无味，同时没有人关心他们，他们感觉像四处漂泊的浮萍。绝大多数没签用工合同一项调查中，当被问及“您希望团组织对您提供哪些帮助”时，有％的务工青年希望能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同时，据省劳动保障厅有关负责人介绍，外来务工青年中75％的人工作不稳定，56％的人未签劳动合同，52％的人加班后没有劳动报酬。然而，务工青年的法制观念和法律知识也很薄弱，省劳动保障厅有关负责人介绍，仅有％的人了解《劳动法》，仅有不到9％的人知道应与用工方签订用工合同。市玄武区对外来务工青年的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务工青年通常与用工单位或老板

口头协商工资待遇，只有不到44％的人与用工单位签订了用工合同。用工单位为他们缴纳失业保险金和工伤医疗保险的寥寥无几。当他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有％的人感到孤立无助，只有％的人想到去找工、青、妇组织。在安德门民工市场，有很多外来务工青年被私营业主看中，双方口头谈一下工资、食宿条件就算找好工作了，根本没有任何书面合同。由于缺钱，务工青年6成以上是通过这种面对面的方式找到工作的，通过正规职介找工作的少之又少。某纺织私营企业在37℃高温条件下依然没有基本的防暑设施，经常有职工中暑晕倒在车间，这些职工中大多数是外来人员和下岗女工。在务工青年工作的单位中很少有提供条件尚可的宿舍的，雨润食品有限公司对1000多名外来务工青年建了宿舍楼，对他们实行公寓式管理。但，像这样的公司目前只有极少数。大部分务工青年是跟同伴五六个甚至10多个租住在城市接近农郊的边远处。外来

务工青年的子女上学也成了大问题，由于工作不稳定，他们的孩子入学不得不“打游击”，很多务工青年子女就读的外来务工子弟学校，既无法跟城市学校相比，又无法跟他们家乡的学校相比。尽管务工青年总体法制意识不强，但大部分人都懂得培训和学习一门技术的重要，他们反映，找工作时，没有技术只能出卖劳力。一般用工单位很少会对他们进行培训，都要有现成的技术才会录用他们。希望像城市人那样活着务工青年在我们生活的城市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尽管他们目前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他们总体文化素质不高，他们的法制意识不够。他们的生活充满艰辛，他们还是游离在城市角落的“边缘人”，但他们正代表了江苏和整个中国未来农民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多的务工青年希望像“城市人那样”活着，成为被人尊重的独立的人，能够靠自己的劳动和智慧创造价值，有个志同道合的对象和温馨的家庭。这样的希望并不是遥不可及的。

令人欣慰的是，外来务工青年群体正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共青团江苏省委员会和地方各级团委正在着手实施“千校百万”计划，为进城务工青年的就业、户口变迁、子女入学、生活居所等方面提供帮助，为他们的劳动安全、工资发放、权益维护摇旗呐喊。进城务工青年中的团组织正逐步建立，鼓励务工青年回乡创业的政策也逐步出台，各种各样的“打工之家”、打工者读书俱乐部、棋牌协会、青年文化广场等正一批批涌现……我们有理由相信，外来务工青年将引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走向市民化道路。

第四篇：外来务工人员情况调查

题目：外来务工人员情况调查

时间： 2011-2-1至2011-2-5

地点：XXX XXX

参与人：XXX XXX

本次社会实践报告内容如下：

近年来XXX经济在持续快速增长，经济的快速增长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务工人员。他们给XXX经济带来活力，也带来社会问题。他们承担大量城市建设，但却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生活、教育、医疗、安全得不到充分保障，边缘化倾向严重。

8月上旬，我就外来务工人员生活状况及其子女的教育情况这个课题对XXX XXX 50户外来务工人员进行抽样调查研究。

本次调查共走访外来务工人员家庭50户，共发放外来务工人员调查问卷100份，收回有效问卷93份，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调查总问卷100份，收回有效问卷69份。

被调查的外来务工人员职业分布涵盖建筑工人、街头摊贩、生产一线工人、服务员、走街穿巷收废品者、家庭主妇等，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一）从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状况调查情况来看：

1．50户受访外来务工家庭中，夫妻双方都有固定工作的39对，占总数的78%，夫妻一方有固定工作的8户，占总数的16%，夫妻双方都无固定工作靠打短工生活的1户，占总数的2%，夫妻双方只有一方在梧州务工的2户，占总数的4%。

2．外来务工人员家庭平均年收入（以每户2人计）22248元，平均每人每月927元，从这个数字表面来看好像高于梧州市职工最低工资标准（每月670元，每小时5.7元）。其实不然，我们的工资标准是按每月工作20.9天，每天工作8小时计算的。而现实生活中，外来务工人员的平均日工作时间都在10小时以上，而且经常加班加点，并极少有休息日。如果按照最低工资标准每小时

5.7元来算，外来务工人员的工资水平是明显低于梧州市最低工资标准的。在调查中发现，有11人反映有拖欠工资的现象，占调查人员总数的11%，2人反映工资拖欠已达半年。在幸福感指数一栏调查时发现，与老家的生活状况相比，约64%的外来务工人员认为自己的生活状况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30%的人认为生活

状况提高了很多，6%的人认为生活状况和以前差不多，认为生活状况下降的几乎没有。

3．调查结果显示，外来务工人员人平均年支出是6757元。分别是：吃穿（37.7%），这是外来务工人员支出最大的一项。在调查中，笔者发现很多外来务工人员平时只是穿那么几件衣服，很少为自己添置新衣。这部分支出全家人员的吃占了绝对的比例。子女教育（16.7%）。子女教育了是他们花得比较多的一块.，因为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也意识到文化程度影响就业。居住（10%），外来务工人员的居住环境一般比较差，通常是全家几口人挤在一个小平房里，各方面环境都比较差。只有约25%的家庭住在楼房的底楼。家庭用品及水电费（16%）。交通通讯（13%）。人情来往（4.8%）。医疗保健（1.8%左右），从这个比例可以看出，外来务工人员不敢生病，也没有能力去享受保健。

每年他们能带回老家或积攒下来的钱约是4367元，占他们总收入的39.3%，可见他们大多有着勤俭节约的良好传统。

4．调查结果显示，外来务工人员保险率极低。除了用工单位不重视外，他们自身的投保意识也很薄弱。50户家庭中，工伤保险率（由单位出资）为36%左右，养老保险率仅为2%左右，而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几乎为零。（孩子的意外保险、住院保险较好，占总数85%左右）。因为没有失业保险，所以他们在被单位辞退后只得换单位或是去新的地方寻找新的工作，70%左右的人都有二次工作的经历；因为没有医疗保险，93%以上被调查人说，得了病能忍就忍一忍，睡上一觉或是吃几片药片。只有实在忍不住或是大病才会上医院看病。

5．调查结果显示，外来务工人员觉得在生活状况变好的情况下，也觉得工作、家庭、子女带给他们的压力越来越大。约87%的人认为自己精神压力比较大，约36%的人感到精神压力特别大。调查中得知，大部分外来务工人员都希望最终能回到家乡生活。他们希望家乡的经济也能快速发展，希望在家乡的生活状况也越来越好。

（二）从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教育情况来看：

1．50户受访家庭共有孩子92个，其中独生子女11人，平均每户1．84个。92个孩子中，有9个孩子在老家接受教育或生活，占总数的10%左右；56个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本地公办小学就读，占总数的61%左右；11个外来务工人员子

女在本地公办中学就读，占总数的12%左右；2个在民工子弟学校就读，占总数的2%；还有14个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未到入学年龄。100%的父母都希望让孩子在自己身边生活学习，但是受客观条件限制不得不让孩子留在老家。那些留在老家的孩子由于长期和父母分离，在生活、学习等方面都受到影响。

2．从调查中，笔者发现，全国各地来梧州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都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在他们的家庭中，父母从事的工作都是比较机械简单化的，如建筑工、技工等。对于流动儿童来说，他们的父母作为外出务工人员所受的教育程度有限，大多只是初中毕业，相当一部分连小学都没毕业，甚至还有几个从未接受过教育。于是，父母有限的文凭程度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甚至制约了子女正常的教育。

调查结果显示约35%左右的外来务工人员会经常关心孩子在校的表现及孩子的学习成绩。65%的人表示由于自身文化水平的限制，无法给孩子提供学习上的帮助，50%的表示由于受到工作时间地点的限制，无法给孩子提供学习上的帮助，10%的外来务工人员称从来不过问孩子的成绩。

3．由于外来务工人员工作的不稳性，导致了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就学流动性，每年孩子都有可能要转学。频繁地变换教学环境造成了孩子不能安定地学习。32%的孩子认为能比较快地适应新的学习环境，68%的孩子认为变换教学环境让他们不能安心学习。在交谈中，孩子们对我说；“刚刚适应了这里的生活、老师、同学，爸爸妈妈就因为工作关系要带着我去别的地方，这对我们来说很不习惯，而且也影响了我们的学习成绩。”

4．从笔者调查情况来看，外来务工人员的月收入在千元以上的也不在少数，但是他们却要负担好几个孩子的生活、教育支出，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子女的教育发展。90%左右的受访家庭给孩子配齐了必要的学习用品，30%左右的家庭会偶尔给孩子买一些课外书补充知识，不到5%的家庭会经常给购买课外书籍。本次调查对象中，外来务工人员急切

希望公办学校能取消借读费，因为每学期300元（实收200元，退还100元杂费）的借读费，这对外来务工人员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5．从调查中笔者不难发现，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精神生活缺乏。由于本次调查恰逢暑假，一部分孩子被送到老家与[祖辈同住，还有绝大部分与父母一起生活，只有一位来自重庆的孩子参加了青少年宫的写作特长班培训。近两个月，陪伴孩子们的只有电视机。想要参加暑期假日活动或特长班培训，却因收费问题和交通问题望而兴叹。

一、初步结论

1、绝大多数务工人员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幸福感指数有所上升，但精神压力增加，他们希望生活、医疗、安全得到充分保障。多数外来务工人员在家乡的时候，生活水平仅达温饱，除了基本生活开支外很难再有余钱。出来务工以后，年收入增加，除去吃饭租房外

还能有一定的节余。他们的生活状况和当地人相比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外来务工人员较难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生活工作中容易受到歧视。

2．绝大多数人认为文化程度影响就业，所以重视子女的教育，但是对于子女的教育受各方面条件的制约。公办学校以学生人满为患不接收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以收取借读费、赞助费等增加外来务工人员的经济负担。外来务工人员因为自身工作忙、时间长等原因，无法照顾孩子，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孩子的教育。

3．从总体上来说，和本地孩子相比，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行为、学习兴趣、学习成绩上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他们需要更好的生活环境、学习环境。

二、措施与建议

1．外来务工人员同样具有对公共服务的需求。

外来务工人员和本地居民一样具有对社会公共服务的需求。他们同样是生命是社会活动的主体，他们都希望子女入学接受教育，都希望将来老有所依，都需要医疗服务，都希望有一个良好的社会治安。地方各级政府必须采取措施，使外来务工人员能够享受与本地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虽然这样会给当地的利益格局产生重大的影响，也会给地方财政带来巨大的压力，因此，地方各级政府必须对公共服务的各个方面进行验证，定性定量地考虑各种影响，设计出周全的政策。

2．社会关爱外来务工子女的教育。

提高认识、高度关注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学问题。建立“就地入学”的管理机制，打破地域界限，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提供平等、宽松、优越的教育环境。比如给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可以在当地进入公办学校入学，并给接收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学的公办学校进行经济补贴；适度发展专门招收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民办学校；增加政府投入，切实解决外来务工子女的教育经费问题；免去义务教育阶

段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杂费并对家庭困难学生实行减免课本费、作用本费；提供社会力量办学，倡导政府机关、企事业、公民个人向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捐资捐物。

本次调查由于受时间地域的限制，只能相对客观地反映文圩镇上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状况及其子女的教育情况。

我真心希望他们也包括所有外来务工人员能融入到当地，能为当地经济发展作出贡献，能在工作生活中提升幸福感；也真心希望他们的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用知识来改变自己，用知识来改变他们的家乡！

第五篇：龙岗区外来农民工问题调查分析报告最原始

农民工学习需求调查报告

近年来，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步伐的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不断转移就业，进入城市务工的数量逐年增加，农民工问题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中国目前的农民人口根据估计约为9亿左右，其中两亿多，也就是其中四分之一为农民工。而如果按照稍微广义的估测，即把任何拥有农民身份而不以农业劳动为主要收入来源和工作时间的人计算在内，不对其工作地点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进行区别，这个群体的数量可能会达到5亿甚至更多。目前在绝大多数的农村，农业生产虽然仍然是农民的立足之本，但已经处于个人生产的“相对副业”地位。这些地区的农民同时也在以农民的身份进行着第二三产业的活动，所以也可以视为农民工群体。本次调查围绕“农民工学习需求”问题，共调查了4名对象和统计局调查。所有调查对象均是随机找到的，符合规定的条件。被调查者详细情况附农民工学习需求调查问卷。

一、4名农民工的基本情况

李于明，男，22岁，大专，团员，未婚，家庭成员3人。计算机的水平不赖，学历也还不错。所以他想到广播电视大学学习经济学，当一名财务人员。如果不行的话，他就去参加当地政府组织的短期培训，学习数控技术，毕竟对于一个男士来说，数控这个职业也是不错的。

陈子强，男，35岁，初中，群众，已婚，家庭成员有4人（有女儿）。他在沿海发达地区的一个民营企业任职。月收入1500-2000。曾先生很想学习一技之长，在电大参加了电工、家用电器的维修等培训，等掌握了一技之长后，自己开维修店，这对于他继续留在发达城市有一定的帮助。

钟丽，女，24岁，中专，群众，未婚，家庭成员4人。在沿海发达地区工作的她原来是学计算机管理的，但后来当了超市职工，同样无法施展她的专业能力。她想到广播电视大学学习管理学，凭借着不错的气质和口才，努力成为一个管理者。但她也考虑到电大组织的短期培训中学习计算机应用，继续强化她的专业能力，使自己在城市的竞争中体现出自己的优势。

温伟荣，男，31岁，高中，群众，家庭成员4人（有子）。在沿海一广告公司工作，原来学的也是计算机管理。因为自己的学历低，所以成了他竞争的门槛。所以他现在最想取得一个本科学历，主修经济学，当一个财务方面的工作人员。

二、农民工学习需求存在的主要问题

（—）农民技能培训力量薄弱，难以适应市场需求。对农民的素质教育普遍重视不够，特别是缺少时间短、见效快的务工技能培训，培训机制不健全，培训资源没有得到有效整合。加上部分技术含量较高的工种培训要求高、时间长、补贴少，使不少农民望而却步，影响了农村劳动力参加培训的积极性，使得农民工的技能水平无法得到提升。

（二）侵害合法权益现象突出。目前农民工工作超时问题普遍存在，同时，由于加班现象普遍存在，职工工资水平明显偏低。由于近年来我市不断加大解决农民工拖欠工资工作的力度，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并不十分突出。

（三）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率低。农民工缺乏社会保险意识，对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缺乏了解，比较注重眼前利益，参保积极性不高，加上部分企业法律意识不强，认为农村劳动者可以不缴纳社会保险，是导致农村农民工参保率低主要原

因。

三、解决农民工工作建议

（一）完善农民工工作机制，确保农民工工作措施落到实处。一是成立相关专业工作组。主要有农民工培训工作组、法律服务与维权工作组、宣传工作组等。二是建立联席工作制度。召开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和专业工作组联系会议，落实工作计划，及时解决问题。三是强化督查落实。制定下发工作意见和明确成员单位职责的文件，召开专项工作会议，与各市（区）政府和相关部门签订责任状，将农民工工作纳入目标考核。

（二）实施城乡统筹就业战略，不断促进农民工平等就业。定期举办面向外来务工人员的人力资源交流市场，力争每年帮助3-5万外来劳动力在本市就业。

（三）完善农民工维权综合协调机制，切实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一是切实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严格监督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实施及时调整发布工资指导线和最低工资标准；二是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度。全力推进劳动合同工作三年行动计划，力争在两年内实现劳动合同制度全覆盖。三是强化劳动保障行政执法。四是健全完善农民工维权法律援助机制。探索在农民工较为集中的企业、社区设立劳动争议仲裁特别庭，建立高效、便捷的农民工维权响应机制。

（四）大力实施农民工平安计划，努力解决农民工后顾之忧。一是建立农民工专项社会保险制度。实行低标准进入、渐进式过渡，着力提高用人单位和农民工的参保积极性，制定农民工社会保险关系和待遇异地转移和接续办法。二是积极实施新型的农村基本社会保险制度。探索建立农村低保户参加医疗保险政策。三是切实解决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