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改革开放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巨大创新
改革开放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巨大创新
钱伯海
几种剩余价值理论
剩余价值是剩余产品的价值表现，是剩余劳动时间的物化。然而它从何而来，导源于何方？长期以来存在着对立和争论，表述方法更不一致，但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三种不同的剩余价值理论。
（一）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三要素理论。三要素理论是法国庸俗经济学的创始人萨伊提出的，认为商品价值是由劳动、资本和土地三要素“协同创造”的，是由三要素在创造效用中各自提供的“生产性服务”所决定的。并且以生产三要素理论为基础，提出了他的“三位一体”的分配公式。这就掩盖了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和土地所有者对劳动者的剥削，和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对立关系。马克思曾借用基督教义中同一个上帝区分为“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位一体”的说法，来加以揭露和批评。并且指出：“这个公式（三要素理论）是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因为它宣布统治阶级的收入源泉，具有自然的必然性和永恒的合理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39页。）
（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三要素理论中形成的，它的核心是认定剩余价值全部来自活劳动，并且把剩余价值率定为剥削率，是“劳动力受资本剥削的程度或工人受资本家剥削的程度的准确表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4页。），这十分关键，影响极大，列宁称它为“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者则强烈反对，进行了多方面的诬蔑和攻击。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核心是认定人类的劳动是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问题是如何理解人类劳动，指什么为人类劳动，有着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下面准备作进一步阐明。
（三）中国改革开放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巨大创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十四大已经提出，十五大又正式作出决议，允许和鼓励资本和技术等要素参与收益分配，进一步确定了按资分配在我国的合理合法地位。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而历史和现实又作了完全正确的证明。这是一个重大的制度创新，必然有相应的理论创新。然而由于它为什么要按资分配或按资分配的理论依据，未加说明，以致引起前面提到的议论。从理论上归纳，它有三种可能性。
（1）是继续坚持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视剩余价值率＝剥削率，认定按资分配就是剥削。只是因为我国目前经济落后，资本欠缺，只好对剥削作容忍和妥协，是权宜之计。容忍当然是暂时的，权宜之计时间肯定不会长。现在不同了，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至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更长的时间，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几十代人，可能比从资本主义产生到现在的几百年还长。时间如此之长，就不能讲按资分配是对剥削的暂时容忍和妥协，是权宜之计了。再说，党的十四大确定以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目标模式，如果继续认定剩余价值率＝剥削率，各类市场就不会存在。利息是剩余价值的转化，股息是剩余价值的直接表现，反剥削，以后要取消利息和股息，那还谈什么发展金融市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总而言之，确认按资分配，决不是坚持原有理论，而是有它另外的理论依据。
（2）是不是情况变化了，接受资产阶级的生产三要素理论，至少也默认了三要素理论的正确性。根据笔者的体会，不是，绝对不是，后面我们将作专门的阐明。
（3）是对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重大发展，或者是对整个剩余价值理论的巨大创新。创新很重要，知识经济以创新为主要特征，江泽民总书记十分重视创新，并反复强调创新，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在世界先进民族之林”；“迎接未来科学技术的挑战，最主要的是坚持创新、勇于创新。”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一种系统的创新。科学总结国内外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形成自己的理论，在实践中承认按资分配，并从制度上确立其合法的地位，它有力地促进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人民生活的不断提高，先富后富，共同富裕。因而是对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重大发展，是对整个剩余价值理论的巨大创新。
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
马克思把社会总价值分成两大部分，其一是必要产品价值，其二是剩余产品价值，即剩余价值。从价值构成（c+v+m）看，为其中的m部分。剩余价值m到底从何而来？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一段讲话，对此作了最具体明确的回答。他说：“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可以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增长，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注：《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84页。）。从中，可以得到两点启示：
（一）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表示劳动总量即价值总量并没有变化，但内容构成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假定过去生产率低下，只有必要产品，没有剩余产品，那现在比过去多生产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从长期看问题，就变成剩余产品了。剩余产品的价值表现为剩余价值，说明剩余产品、剩余价值的主要来源，是依靠科学的力量和技术的力量。马克思也正是这样说明的，他说：“为了延长剩余劳动，就要用各种方法缩短生产工资的等价物的时间，从而缩短必要劳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57页。）缩短必要劳动的时间，延长剩余劳动时间，就是创造剩余价值，并且是相对剩余价值。所指的“各种方法”，马克思指出说：“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使劳动的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发生根本的革命。”（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57页。）劳动的技术过程的革命指的是科学和技术，而社会组织的革命，则是指社会组织管理的科学化，也是指科学和技术。借以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延长剩余劳动时间，创造剩余产品、剩余价值来。过去从价值总量看问题，单位产品的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变化，现在从价值构成看问题，情况就不同了。马克思特别指出“相对剩余价值和劳动生产力成正比，它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随着生产力的降低而降低”（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55页。）。一句话，人类依靠科学和技术，劳动总量即价值总量可以不变，但价值构成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二）科学技术要落实为现实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必须凝聚在生产力三要素上--劳动手段、劳动对象和劳动力上，体现为先进的设备、材料和工艺。设备、材料和工艺统称物化劳动，说明物化劳动在剩余价值创造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这虽是笔者的逻辑分析，但它是客观的必然结论。因为科学技术是一种精神形态，表现为知识和技艺，它揭明物质的内部结构和运动的机制机理。只有把它凝聚或物化，体现为先进的生产资料，先进的生产力，增加对天然资源开发利用的深度和广度，扩大产品品种，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从而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延长剩余劳动时间，即创造剩余价值。否则，即使把世界各国最优秀的科学家、工程师、设计师，包括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都集中到中国来，他们代表世界最先进的科学、知识和技艺水平，而且集世界各国的大成。但如不通过物化劳动，把科学技术凝聚、物化在生产资料上，体现为先进的设备、材料和工艺，那只是精神形态，就无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科学技术分很多层次，有基础科研与应用科研，但最终都离不开物化劳动，以物化劳动为凝介，否则那只是空想空论，纸上谈兵。无法体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创造剩余产品、剩余价值的主要力量。可见，科技是生产力，是第一生产力，但必须凝聚在物化劳动--生产资料上，从而使得物化劳动真正成为创造剩余产品、剩余价值的主要力量。
必须指出，在过去由于长期的理论扭曲，常把物化劳动混同于资本，等同于资本，讲物化劳动创造价值，就是讲资本创造价值，就被批评为三要素理论。对此，下面准备作两点说明：
其一，物化劳动不等于资本，但需要资本，或者说离不开资本。物化劳动具有二重属性--劳动属性与物质属性。作为劳动属性，是社会劳动的成果，是各种劳动特别是科技劳动的凝结，具有特定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作为物质属性，必须有它的所有制归属，要有相应的货币和购买力。否则，物化劳动不论是劳动手段或劳动对象，都只能闲置在生产企业的仓库里，久而久之，铁会生锈，木会腐烂，根本不能发挥其创造新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特别是剩余价值的作用。所以筹资和集资，使货币、购买力转化为资本，对于现代生产是十分关键和重要的！
货币和购买力可以作多种使用，购买消费品、馈赠他人、捐作公益事业。也可以用来投资，形成资本（资金）。但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要给以相应的报酬，即按资分配，分取一部分由物化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即使是公有制，也不能无偿使用，也要按资分配，只是分配的利润归公所有，作公的安排和使用。资本是一个特定的范畴，是取得剩余价值的价值。在公有制条件下，资本改称为资金，现在中国又改称资本金。物化劳动需要资本金，或离不开资本金，但同样，物化劳动不等于资本金。
其二，按资分配是“分取”剩余价值，但必须有一定的数量界限。相对剩余价值来源于物化劳动--先进的设备、材料和工艺，而物化劳动又来自其他企业的活劳动，归根结底是社会劳动，它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因而分取必须有一个数量区间。社会生产总成果、总价值，在适当的企业扣除和社会扣除以后，就是按劳动和按资本（包括土地）分配的数额。按资本分配的数量一多，按劳动分配的数量就少，如果超过数量界限，就变成剥削。劳动者受剥削、受压制，积极性就难以发挥，甚至起而反抗，连简单再生产都难以维持，更不谈改进物化劳动--设备、材料和工艺了。因此按资分配，必须有一个“分取”的数量界限，它随着经济技术条件的变化而变化，需要进行实证性研究。目前，主要依靠国家制定的政策，包括劳动工资政策、奖励政策、利率政策、特别是税收政策等，加以控制和调节。
剩余价值的丰富内涵
在产品价值（c+v+m）构成中，c代表物化劳动，一般讲它是中间消耗，即用以偿付其他生产单位所提供的商品和劳务的报酬。包括原材料、辅助材料、折旧和各种劳务支出，如差旅费、医疗费、养路费、培训费、邮电费等等；v为必要劳动支出，包括工资奖金和各种津贴等等；m为剩余价值，在一般企业单位，对m有三个主要去向：
1.缴纳税收，包括产品税和所得税等。
2.按资分配，包括利息、股息和其他按资分配。
3.扩大再生产和福利支出。
其中第一项--税收支出，构成国家的财政收入，由于国民核算制度的改变，生产范围扩大了，税收的性质及其内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企业为了生产的正常进行，除了由有关生产单位提供原材料、辅助材料和各种劳务，作为中间消耗c支付外，还享用大量由政府事业单位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又称公共产品，如社会安全服务、文化教育服务、科学研究服务、城市交通服务和国家管理服务，如果离开这些公共服务，企业生产就不能进行。企业享用这些服务，就应该给以报酬，作为物化劳动c，并计入生产成本（c+v）之中。可这些公共服务，由于其活动性质，无法一一支付报酬，作为c，只能采用间接统筹的方式--由企业缴纳税款，再由财政部门拨款给有关部门，作为其再生产之用。税收是剩余价值m的组成部分，但所支付的服务报酬，是企业生产费用的支出，应为c。对于这种形式上为剩余价值m，而实质上为费用支出c，我们称之为m[,c]。m[,c]不是剩余价值，而是生产的中间消耗。也就是说过去讲财政收入是国民收入、剩余价值的再分配，还免强说得过去。现在不同了，相当部分属于生产费用c的转形支出，不属于剩余价值的内容，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它的产生导致于我国改变核算制度，扩大生产范围，对公共产品、公共服务计算产值，列入总产值。算了产值就要作使用，用于正常生产的算中间消耗，作为c，用于人们生活和社会最终消费的就作为最终使用。总之，确认剩余价值的m中存在非剩余价值m[,c]，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对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一个发展和贡献。（m[, c]是客观存在的，只是由于采用MPS核算制度，不承认其存在而已）。
在我国财政收入中，主要作三方面支出：（1）行政事业费支出；（2）扩大再生产支出；（3）社会保障福利。三者之中，第一项占有整个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以上。也就是对财政收入绝大部分，作为公共服务部门维持其再生产所耗支的费用。对于
（二）（三）两项，现在比例不大，但在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一些高福利国家，从摇篮到坟墓都包了下来，其比重就很大了。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坚持与发展
剩余劳动理论包括生产理论与分配理论两大部分。生产理论是指剩余价值的来源，从哪里来？马克思讲人类劳动是剩余价值的唯一来源，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如何理解其唯一来源，需要作一说明。分配理论是指剩余价值的归宿，归谁所有？全归劳动者，还是作多种分配，更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
前已分析，剩余价值来源主要依靠科学和技术，并且通过物化劳动--先进的设备材料和工艺，提高劳动生产率，压缩必要劳动时间，延长剩余劳动时间而体现出来，也就是物化劳动能创造剩余价值。但这个观点受到理论界的误解，并且常被视为资产阶级三要素理论。在此，马克思作了非常明确而又正确的指明。
（一）严格区别了物化劳动与资本。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创始人萨伊，由于把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当做社会生产的一般，并且把收入与生产相混同，提出了资本、土地和劳动共同创造价值的三要素理论。马克思针锋相对地进行了批判，对物化劳动与资本的关系，讲得清清楚楚。指出：“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并且以奴隶来作比喻，指出：“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奴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2页。）物化劳动是劳动生产要素，资本为经营要素，前者为制造产品，后者为谋取利益，结合在一起，形成现实生产力，并分别代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两个方面。
（二）认定物化劳动与活劳动在创造价值上不存在任何根本性区别。过去一些同志之所以把资本与物化劳动相混同，可能是因为马克思讲不变资本不能创造价值，便逻辑推理说，马克思讲物化劳动不能创造价值，只能转移价值。从而认为剩余价值的全部来自活劳动，并且对讲物化劳动创造价值提出了种种指责和批判，这是理论上的冤屈，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扭曲和误解。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五章《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一章中，曾明确指出：“在考察棉纱的价值，即生产棉纱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时，可以把各种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上分开的特殊劳动过程，即生产棉花本身和生产所消耗的纱绽量所必须完成的劳动过程，以及最后用棉花和纱绽生产棉纱的所必须完成的劳动过程，看成是同一个劳动过程的前后相继的不同阶段”。并说：“至于生产棉纱的各形成要素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是早已过去的，是过去完成的，而在纺纱这一最后过程中直接耗费的劳动，则是接近现在的，是现在完成的，这种情况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13页。）棉花和纱绽是物化劳动，进行纺纱的是活劳动，在考察棉纱价值即生产棉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时候，他们仅仅是前后相继，先后次序上的不同，甚至认为是一种完全没有关系的事情，并在同处作了这样的归结：“一切包含在棉纱中劳动，都是过去的劳动”，也就是物化劳动。为什么一定要讲物化劳动与活劳动在创造价值问题上存在根本不同--一个转移、一个创造呢！显然，这是一个严重的理论扭曲，出自后人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研究工作的疏漏。
由于物化劳动，不论是劳动手段或劳动对象，除了天然资源以外，其他都是有关企业活劳动生产的，而且是本期活劳动生产的（这点，绝大多数学者都会发生怀疑，但完全正确），也就是从企业看是活劳动创造价值，特别是剩余价值，而从社会看则全部是活劳动创造的，而且是本期活劳动创造的，因而人类劳动是价值和剩余价值形成的唯一源泉。也充分说明，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生产的理论是完全正确的，必须全面理解，并坚持始终。
下面研究剩余价值的分配，剩余价值分配与剩余价值生产关系密切相联系，但不会相等同，这里有多种不同的见解。全归劳动者，或者要作多种分配，例如按资分配和按需分配等等。
在众多情况下，马克思把剩余价值与可变资本对比，得到剩余价值率m'＝m/v，定为剥削率，指出它是剥削程度的准确表现。以后，在他较晚的时候，又对过去非劳动收入称为剥削的观点，作了不同的论述。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就批判了拉萨尔不折不扣所得的观点。指出，如果把“劳动所得”首先理解为劳动产品，并且指“社会总产品”，那就要分两种类型，作３＋３＝６种扣除，以后才能作为消费资料进行个人的分配。
３＋３＝６种扣除，虽然指的是共产主义社会，但其中不论那一种扣除，不同社会形态具有其共性，没有那一条在资本主义社会称得上剥削。马克思在第６个扣除中，还特别加上了一句--“总之，就是现在属于所谓官办济贫事业的部分。”可见，现代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剩余价值都是作多种去路、多种分配、多种使用，也就是不能把剩余价值率等同于剥削率。六种扣除实际是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的自我发展。
六种扣除基本解决了前述剩余价值丰富内容的第一、第三两大项支出，并没有解决其中第二大项支出--按资分配。对于按资分配马克思始终认定按资分配就是剥削，并提出上面引用的“剩余价值率是劳动力受资本剥削的程度或工人受资本家剥削的程度的准确表现”。然而就在这个既理论而影响面又极广的问题上，受到多方面的议论，并且引起一些困难和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
1.理论上。按资分配包括利息和股息，利息是剩余价值的转化，股息更不必说，都是剥削，又不作量的区别。现代各国，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一般都有存款储蓄，至少曾经有过储蓄，有的还购买股票。如果不作量的区别，那广大雇佣工人因为有利息股息收入而讲他剥削。雇佣工人也参加剥削，受剥削者又剥削别人，在理论上造成困难，并且会引起众多难以解释的理论是非。
2.实践上。把按资取得的收入统统归结为剥削，物化劳动又离不开资本，离开资本就不能形成现实购买力。要使货币转化为资本，就必须给以相应的报酬，实行按资分配，分取一部分社会劳动成果。否则，为了反对剥削，不实行按资分配，存款不计利息，投股不计股息，或者说利息股息虽给，只是暂时容忍，权宜之计，有朝一日会如何如何等等，那投资者、存款者会望之生畏，退避三舍，敬而远之了。货币购买力就不可能转化为资本，全部花掉，以后乍办？设备、材料和工艺无法增加，更谈不上采用先进技术和现代技术。劳动生产率不能提高，那对劳动者提高生活水平，改善劳动条件十分不利，实际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十分不利。
把剩余价值等同于剥削率传播极广，视为理论基石，绝对真理。但存在上述种种问题，需要作相应的发展。然而在历史条件下，众多马克思主义者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维护，并且是忠心的维护，但有谁能提出这个重大而又极其敏感的问题呢？正是下面所要作出的说明和回答。
解放思想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巨大创新
由于长期的理论禁锢，人们已习惯于“唯书”、“唯上”，谈不上求实创新。改革开放，真理标准大讨论广泛深入，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同志指出：“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的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页～292 页。）要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实际上也就是理论创新。今天，在我国改革开放这一前无古人，取得举世瞩目成绩伟大实践中，不能不在理论上有所发展、有所创新。改革包括多个方面，而其中影响面最宽，震动也最大的，要算确认按资分配，允许和鼓励按资本技术要素分配的理论创新了。故称之为巨大创新。根据笔者学习十五大文件的体会，巨大创新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巨大创新的表现之一：在于承认按资分配，但不承认资本创造价值。道理十分明显，劳动价值论与生产三要素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根本分歧。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根本不可能接受或默认三要素的理论。而且据笔者理解，三要素理论本身也不能成立，也就更谈不上接受和默认这个理论了。改革开放，允许私有经济发展，并且招商引资，建立经济特区，给以种种优惠。关键就在于允许和鼓励按资本要素分配，这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改革过程中，也曾受到这样那样的批判和指责，甚至被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但都一一给以顶住了。这是解放思想、难能可贵的结果。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谈话中，就有针对性地对历史、对当时存在的各种观点和倾向，进行极其深刻而又语重心长的剖析。
巨大创新的表现之二：要确认按资分配收入的合理合法，不是剥削收入，也不是权宜之计。十五大政治报告提出完善分配结构和分配形式，要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整顿不合理收入，允许和鼓励按资本要素参加收益分配，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十五大进一步确认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尤其要集中力量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要地位。发展生产主要靠科学，靠技术，实行科教兴国，把整个生产技术推到现代化的基础上去。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要开辟财源，重在集资，集资必须有回报，存款付息，按股分红，在整个为期很长的社会主义阶段，决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必须坚持的，这就赋予按资分配对发展生产的促进功能和积极意义。
巨大创新的表现之三：要确认按资分配有它的数量界限，按资分配是“分取”一部分社会劳动的生产成果，但“分取”必然有一个合理合法的数量界限。过了量就称为剥削，需要从数量上加以规定和控制。虽然十五大和其他文件没有提出“分取”这个名词，但针对经济实践中出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提出了要努力完善分配结构与分配形式。其中就包括完善税率和征收制度，例如完成个人所得税制，开征遗产税等税种，这就是从实际出发，进一步确定按资分配的数量界限，并加以控制和限制。取缔非法收入，防止两极分化，走先富后富、共同富裕的道路。
另外，前已提出，剩余价值的具有其丰富内容，改革开放，扩大生产范围，剩余价值m的内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1992年8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了我国新国民经济核算制度，由原来只核算物质生产的MPS，改变为包括第三产业在内的SNA，这也引起种种理论的非议。生产范围扩大了，使得剩余价值m中，包括大量的非剩余价值m[,c]，这实际也是对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发展和创新。
全社会各部门各单位，实行大分工大协作，相互提供中间产品和劳务，制造社会最终产品，作消费积累最终使用。从实物构成看，包括（1）全部消费资料；（2）扩大再生产的生产资料。从价值构成看为∑（v＋m）。但由于各单位条件不同，市场供需情况的变化，从剩余价值转化利润，有的企业高，有的企业低，因而从不同企业考察剩余价值，就有其局限性，应该从整个社会来计算。也就是由全社会的劳动者，包括公共产品部门的劳动者，共同创造全社会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m'＝∑m/∑v，这样就进一步说明劳动是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得到了坚持和发展。
人类经济的发展的历史，实际就是剩余价值发展的历史，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总是千方百计通过物化劳动--改进设计、材料和工艺，提高生产劳动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增加剩余劳动时间，也就是用同样多的劳动时间，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并进而提高劳动报酬（即必要产品）的标准，以满足人们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经济差别--先进和落后，也就是集中体现在剩余价值的数量和比例上。由此可见，剩余价值m 包括了整个再生产--国民收入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在社会主义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需要认真加以研究和处理。这对于搞好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分配，迅速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有着极其深刻、深远的意义。
《经济经纬--河南财经学院学报》 2000.1
第二篇：剩余价值理论对我国市场经济的指导意义
【剩余价值理论对我国市场经济的指导意义】
（一）剩余价值是促进技术进步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有力手段
从剩余价值的自然属性和商品经济一般的角度，去把握和规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剩余价值这个范畴是必不可少的，我们要发扬其有利于扩大再生产，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一面，以体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本质，体现社会主义剩余价值的特殊性。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概括，阐述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根本目的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剩余价值范畴就体现了这种“目的”和“手段”的辩证统一。对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无止境性，使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由此产生出无限的内在动力、生机与活力以及竞争的压力。这就有力地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提高经济效益。所以，一方面政府要在政策上鼓励、支持企业进行技术开发、技术革新;另一方面政府应着力提高社会范围内的创新能力，特别是基础研究方面的创新，加大研发费用的投入，创造出更多的市场需求。
（二）加大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力度
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充分揭示了人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马克思明确指出，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关键。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改革开放前后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一再告诫我们，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改革，无论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现代企业制度创新，其成功运行始终离不开劳动力商品的支撑。我们目前正在大力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其主要组成部分之一便是劳动力市场。现代经济理论研究与实践证明了人对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其它研究表明：“与没有受过教育的劳动力相比，小学文化程度的劳动者能提高劳动生产率43%，中学文化程度的劳动者能提高劳动生产率108%，大学文化程度的劳动者则能提高劳动生产率300%”[6]。当前经济发展对高质量人力资源的需求比对物资资源的需求更为突出。从这一点出发，我国现阶段，一方面要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要坚决贯彻“科教兴国”的基本国策，加大教育的投资力度，把提升国民的整体素质作为经济发展最深厚的基础，不断开发我国人力资源中的巨大潜力，推动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另一方面，要逐步消除妨碍人才流动的各种障碍，使人力资源得到合理的利用。
（三）利用剩余价值的作用，建立有效的分配制度，加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
由于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对提高劳动生产率至关重要，因此，在分配制度的设置上应充分体现出要素的贡献和要素所有者应得利益，有效地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鼓励劳动者不断加大对自身素质和培训的投入。在此基础上，健全竞争法规，完善市场体系，创造一个公平合理的良好的竞争环境，从而最大限度发挥竞争机制的内在功能，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完善与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创造必要的动力。在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加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生产理论，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剩余价直生产的运动规律，而且也蕴含了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我们应鼓励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在为自己创造财富的同时，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剩余劳动，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我们学习与分析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的市场经济改革与现代企业制度创新，必将起到应有的指导意义，从而进一步巩固与发展马克思经济理论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第三篇：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外交和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外交和理论创新
作者：Dr.li 发布时间：09-12-03 阅读：295 所属分类：中国外交战略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外交在邓小平思想的指导下，创造性地运用科学发展观，初步建立了自己的外交理论体系，提出了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远大目标，完善了国际合作观、国家利益观、国际体系观、内外统筹观和外交价值观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展望今后几十年的中国外交，我们更需要前瞻性的战略思维，完整的理论体系，把握全局的总体外交，从而使内外战略共同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全人类的文明进步服务。
一、改革开放30年外交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正是国际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和国际体系进行转型的时期，也是中国大发展的30年。中国外交根据国内外发展的需要及时转变观念，顺应历史潮流乘势而上，抓住了内外机遇，实现了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重大转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
(一)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服务改革开放大局。中国外交这30年最大的贡献就是因势利导，把握住了改革开放的战略机遇期，为中国的发展营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政治上，随着中国不断融入国际体系，中国外交既坚持原则又讲究策略，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同时又积极推动了多极化的发展，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保证了改革开放不受外部干扰。经济上，中国积极开展经济外交，与大国、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等全面发展经贸关系，引进了大量外国资本和先进的技术，同时为全球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安全上，中国外交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促进国家统一大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与“台独”、“藏独”以及“疆独”等分裂势力作斗争的过程中，中国外交灵活运用多种平台，在发展与各有关国家的双边和多边关系中营造了全球打击分离势力的态势，稳定了台海两岸形势，反击了“藏独”势力的进攻，阻遏了“疆独”的发展势头。
(二)完善外交的战略布局，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和合作。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外交改变了先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的做法，积极发展与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水平、不同文化价值传统国家的关系。自1979年以来，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从当时的120个上升到2008年的171个。中国不断提升对外交往，实现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在全面开放的基础上，中国还注重合理配置宝贵的外交资源，形成了层次分明、相互补充的外交战略布局。在过去30年中，中国外交逐步形成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外交战略布局。大国关系、周边关系、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的核心组成部分，三者相互促进、相互依托又相互影响。多边机制则将三者联系起来，将双边、地区和全球问题合为整体。30年来，在这一战略布局下，中国同许多国家建立了伙伴关系和战略对话关系，推动建立了一批多边对话机制，促进了次地区、地区和跨地区组织的发展，维护了世界的和平、发展和合作。
(三)树立正面的国际形象，承担更多国际义务。中国在过去30年中经历了从被国际体系排斥到接纳、承认乃至尊重的历程，逐步转变了关于国际规范和规则的外交理念，提高了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责任感和义务感。
在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指引下，中国对参与国际体系，尤其是多边外交的认识发生了质的变化，更为积极地参与国际体系和国际规范的建设。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体系的重要成员，参加了10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签署了300多个国际公约。与此同时，中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在国际体系中承担起自己作为新兴发展中大国的责任。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信守诺言，表现出负责任的大国风范，获得世界的一致好评。中国在周边地区的机制建设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积极参与“10+3”和“10+1”的地区合作，倡导建立上海合作组织，并力求在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的基础上建立地区安全合作机制。而且，在许多全球热点问题上，如朝核危机、伊核危机、达尔富尔问题、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等等，中国都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开始尝试在国际体系转型的过程中，提出具有深厚中华文明底蕴的理念、观念和发展模式。2005年，中国第一次提出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将中国近年来在国际上所倡导的新秩序观、新安全观、新发展观、新文明观等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强调国与国之间的和平、人与人之间的和睦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阐明了中国对世界发展前途的构想和主张，为国际秩序的发展注入了更多的中国元素。
(四)实现外交现代化，适应时代发展潮流。在过去30年中，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入进行，中国外交在理念、机制和手段等诸方面也经历着现代化的过程，朝着科学化、专业化、民主化和机制化方向发展。首先，中共中央加强了对外交工作的领导，将认识世界形势、处理国际事务和国际关系同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联系起来，把它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任务提上日程。其次，中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外交决策机制，特别是危机管理机制。过去30年中，中国外交决策实现了从单一决策向多层次综合性决策的转变，部门间加强协调构成了中国在新阶段外交决策的重要特色之一。再次，总体外交的框架基本成形，一是外交领域扩大，包括政府、政党、议会、民间等各方面，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各领域；二是在中央政府的统一布局和外交部的原则指导下，中国地方各级政府结合本地区的特点和发展需求，在配合和落实国家外交全局的前提下，推进了形式多样、务实有效的地方外事工作。最后，中国外交正实现从“精英政治”向“大众政治”的转变过程。外交决策的社会参与度增大，外交参与主体日趋多元化，企业、智库、民间团体乃至网民群体与外交部门的互动增加。政府外交、政党外交、经济外交、军事外交、文化外交、公众外交、民间外交组成了中国的总体外交。
二、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创新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外交在理论方面也实现了重大创新，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正逐步形成和日益完善。相较于改革开放前，中国外交理论改变了自身身份认同，强调全方位地参与和融入国际体系。相较于西方，中国外交理论强调利益与道德的平衡，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道路。
(一)与时俱进的国际合作观。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科技进步突飞猛进，人类社会前进的步伐加快，新情况、新矛盾层出不穷，合作也成了时代的重要主题。新形势要求中国站在时代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高度，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发展，努力扩大同各国利益的汇合点，寻求互利共赢。在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战略思想指导下，中国外交逐步把“斗争、战争和竞争”的传统观念转变为“和解、和平与和谐”的国际合作观。根据形势的变化，邓小平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站在战略的高度对国际格局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后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发展问题。”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的论断，十三大以后被中国共产党概括为“时代主题”。以后，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跨国问题的日益突出，中国强调：“人类和平与发展面临许多挑战，任何国家都难以单独应付。只有携起手来，发挥联合国的作用，走多边的道路，加强国际合作，才能妥善应对。”正是源于这一认识，中国外交将求和平、谋发展、讲合作作为根本出发点，强调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应共同携手解决当前人类所面临的世界性议题。
(二)利义均衡的国家利益观。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国家利益观朝着利义均衡的方向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尤其是在对待物质方面和精神价值方面的国家利益，以及对待自身国家利益与他国国家利益以及人类共同利益等问题上。
改革开放后，中国重新界定了国家利益在外交政策中的地位。邓小平多次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要“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这种对国家利益的重新发现是对以前极“左”思潮的一种纠偏。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对国家利益的认识也日趋全面和均衡。一方面，中国注重通过改革开放提高自身的物质能力，并将其当作中国国家利益的最为基础的方面。另一方面，中国也相当重视国家利益的价值层面，或者说国际正义问题。中国在政治上坚定地和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反对霸权主义，主张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我们坚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秉持公道，伸张正义。”而且，中国努力同世界各国共同构建顺应历史潮流的新的共同价值观初见成效。“和谐世界”、“走和平发展道路”、“共同发展”等理念正在平衡和纠正“利益至上”和“自身利益最大化”等观念和做法。
(三)积极主动的国际体系观。中国的国际体系观总体上从相互对立趋向共同合作，从相互排斥向相互兼容发展，为中国更为积极地参与和融入国际体系奠定了基础。
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前基本上是挑战当时的国际体系，此后进入了逐步参与和调整观念的阶段。改革开放后，中国启动了自觉加入国际体系的过程，特别白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认识到国际体系的改变不是一个简单的以新换旧的斗争。中国需要建设性地参与国际体系，争取通过制定游戏规则来协调、调节和制约与体系内其他国家的关系，争取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合作共赢。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中国坚定地维护世界和平，是国际体系的参与者、维护者和建设者。”
中国还同世界各国，特别是新兴大国共同努力提出符合时代潮流的国际体系观。中国主张“逐步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体系和秩序，使之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印度“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联合国宗旨和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公正合理、考虑到所有国家利益并能为所有人接受的国际政治新秩序，共同创造有利于第三世界发展的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巴西“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世界多极化，反对霸权主义。提倡各国应在遵循国际法准则的基础上开展合作，”新兴大国群体在战略思维上的磨合可以上升为前进方向的共识，成为国际思想公共产品，转化为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从而在更高层次上打破发达国家在国际体系发展方向方面的思想主导权。
(四)全局视野的内外统筹观。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对外战略的总体目标是为中国现代化建设营造有利的内外环境，这主要有两个发展阶段。在进入21世纪前，鉴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综合国力相对较弱，因此中国的重心在于国内小康社会的建设，外交任务主要是在外部环境的保障方面。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和利益的扩展，中国的和平发展成为影响国际体系发展方向的重要因素之一。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和实践探索，中国已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地区大国，经济快速增长，经济水平与质量均有明显提高，在世界经济中排序上升，日益广泛深入地参与国际事务。而且，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对中国的影响也在迅速增加，国内和国际因素日益交织在一起。这样，强调内外互动势必成为中国对外战略的基础和出发点。国际因素和国内发展密切互动，为“外交是内政的延续或外交为内政服务”注入新内涵。在此背景下，2006年8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首次明确提出要“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确立内外统筹观标志着中国“世界观”质的转变，正在推动中国外交朝着更加全面和复合型方向发展。
(五)以人为本的外交价值观。随着中国企业和公民大量走出国门，依法维护中国海外机构和人员的安全和合法权益已经变得日益迫切。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强调，外事工作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按照外事为民的要求，实践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使外事工作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要依法维护华侨华人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的正当权益。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正确认识国际形势，平等友好地对待各国人民。要尊重和顾及别国人民的合理利益和关切，随着国家实力增长适当增加对外援助，尤其要支持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改善人民生活。
在人权问题上，中国和西方存在明显的分歧。中国以人为本外交观的提出有力地回击了西方对中国的不实攻击，有效地以普世性语言向世界宣示了中国的价值观，务实地同广大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达成共识。中国的以人为本和联合国及部分国家所主张的人类安全观基本相符。中国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外交价值观，不仅有助于中国外交实践和理论的探索，还有利于打破西方在外交价值观方面的主导权和解说权。
三、中国外交未来的基本矛盾和挑战
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随着传统大国关系的变化和新兴大国的崛起，原有的国际体系架构已不足以容纳当前多极化发展的需要，除了表现为守成国家和新兴国家之间日趋复杂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斗争之外，也表现为国际体系层面新一轮深刻的文化变革和对国际主流规范的争夺，而它是支撑传统权力结构的西方理念和规范的垄断地位被打破的后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外部世界和国际体系的互动不断深化，双向的影响日趋明显。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中国对国际体系未来发展方向的影响力也更加深刻，世界因中国的发展而改变，而这又反过来对中国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挑战。“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和平的国际安全环境、宽松的国际政治环境、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和多元并存的国际文化环境。”经过30年的积累和发展，中国外交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起点上，其面临的基本矛盾是，中国有形实力的不断增长和利益边界扩大，与现存的外部结构——特别是制度、规范和文化等“软”环境——容量不足之间的矛盾。与此同时，中国外交还面临以下主要挑战：
首先，随着中国对世界影响力的增大，中国面临着如何将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地位的上升转化为现实的挑战，即如何实现从亦步亦趋到创造、从模仿和追随到创新的飞跃。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改变观念，主动融入国际体系，但这种对国际体系的参与更多是一种单向学习和适应的过程，是一种比较低层次和被动的行为。到目前为止，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步伐和节奏尚不够统一和协调，融入国际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体系的速度存在差异。一方面，随着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相互依赖的整体，传统的主权和安全观念受到严重冲击。这样，需要与时俱进地从新的角度对传统理念加以认识和阐释，才能更好地实现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目标。另一方面，中国参与国际多边机制的边际效益呈下降趋势，约束和不利因素在上升。为了维护国家发展大局，中国外交理念必须实现向创造性地利用国际机制转变的过程。
其次，在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图景中最引人瞩目的现象、大国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大背景下，中国面临着在转型的国际体系中明确自身身份和定位的挑战。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对国际体系的设想和规划正在发生变化，传统大国对中国的借重和防范同时上升，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作用有了新的期待。中国与国际体系中各力量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多边与双边相互交织的态势。在全球性问题上，中国与传统大国之间的合作在增强，协调在增多，但结构性矛盾也同时上升；在亚洲，中国正在成为地区合作和一体化的主要推动力，与周边国家的地区合作需要深化与制度化；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面临加强群体性和机制性合作的历史机遇，也存在协调差异和整合关系的艰巨任务；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传统基础有所弱化。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国外交的战略布局的内涵需要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和深化。
再次，中国在向全球性和成熟大国发展的历程中必须在外交上有效地确立和应对各种议题。今后中国外交面临的任务具有多重性和复合性，能否有效地应对重大议题将决定中国外交的成败。其一，中国首先要发展同周边国家和世界大国的关系，全力维护中国国家领土和主权的核心利益，促进国内的稳定与和谐，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其二，中国还要处理好传统安全问题。近年来，中国周边国家(地区)时常发生政局动荡、乃至冲突和战争；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入，一些非邻近国家(地区)的冲突和战争也对中国的安全形成直接和间接威胁。其三，全球性问题在中国外交议程中将会日益重要。中国不仅需要处理传统的国际安全和经济议题，而且还要应对诸如环境保护、恐怖主义、大规模传染病等全球性问题。但是，国际社会仍缺少与全球治理宏大目标相适应的机制，形势发展需要在国际体系的范围内完善包括全球性和全球治理问题的机制。对于中国来说，这显然是个长期和艰巨的任务。
第四，在全球化的推动下，外交和内政问题之间的界线日趋重合，中国外交面临整合内外资源、理清和整合国内机制的挑战。随着全球化深入与中国日益开放，国际因素对国内问题的影响有逐步加大的趋势，中国外交的驱动力正从由内而外转向内外并举。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国的国内问题将成为外交斗争的主要内容之一，斗争形势更为复杂，斗争手段更为多样。与此同时，随着利益集团和民族主义情绪上升，外交决策过程的多元化趋势继续发展，国内协调必要性进一步加强，但难度也同步加大。
第五，在全球公民社会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显得更为错综复杂。中国外交在行为主体、服务对象及突发议题等方面都面临着以非政府组织为代表的新兴社会力量的挑战。在全球化时代，国家的地位有所下降，全球公民社会以及各国内部的公民社会的发展速度惊人，并且两者之间的联动态势日趋明显，对各国政府产生越来越大的压力，使外交越来越具有全球和民间色彩。尤其是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力量弱小，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和协调尚未提上议事日程，在国际多边场合面临国外非政府组织网络越来越大的压力。以环境、防疫、救灾等问题为代表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对中国外交挑战增加，这些问题原属国家主权内部问题，但现在日益受到国际关注，特别是受到国际公民社会的关注，这些问题有可能成为中国今后改革开放的瓶颈口。
最后，中国在国际体系的价值观念重塑过程中面临发扬文化传统、顺应历史潮流及占居道德高地的挑战。随着国际体系的转型，各国都试图为新的国际体系的价值观念注入自身的理念。当前西方国家正大力倡导所谓“民主价值观外交”，强调所谓的西方式民主人权观念，使道义和价值观成为新的竞争重点。虽然中国的硬实力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在国际体系中的组织资源不够，软实力比较落后，在价值观的争夺和国际舆论环境中处于相对的劣势。如何总结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价值理念，赋予国际体系以一定的中国元素，增强中国模式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等，都是中国外交未来需要解决的课题。
第四篇：在当今社会应正确看待剩余价值理论
在当今社会应正确看待剩余价值理论
当今社会由于一些新的经济现象的产生很多人都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产生了一定的怀疑，要解释这些怀疑我们就要先弄清楚什么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
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核心，而剩余价值理论的核心又是论证“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为了在科学意义上证明资本家确实剥削了工人，马克思是在等价交换的前提下说明剩余价值的产生过程。
剩余价值的产生，货币转化为资本，要遵循两个条件，一是必须根据等价交换原则来说明，二是剩余价值不在流通中产生同时又布恩那个离开流通领域，它必须已流通过程为媒介。我们的货币占有者就必须在市场上发现这样一种商品，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独特属性，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前提是劳动力成为商品。正是由于劳动力成了商品，它在使用过程中能够创造比自身价值更大的价值，这才有剩余价值的产生。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就是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剩余价值是雇佣工人创造的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例如资本家招了一个工人，先讲好每天十二小时工作，八小时以内每小时10元工资，超过部分就是翻倍，那么一天可以拿80+80也就是160元工资，但他生产出来的产品价值300元，扣除工资160元，原材料100元，机器损耗折旧10元，税收10元，各种管理费用财务费用销售费用合计10元，那么剩余价值就是10元，也就是净利润。按马克思的解释，这10元剩余价值是工人创造的，该归工人所有。
在当今社会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反驳马克思的理论。有些学者认为，剩余价值并非无偿被资产阶级占有，因为资本家创业的过程中有担负种种风险，包括初期的投入，市场的走向等等，风险性很大，所以剩余价值有时为“正”，有时为“负”而不论正还是负都要由资本拥有者来承担，所以承担风险的资本家的无形劳动也该获得一种回报，因此剩余价值并不是被资本家强占而是资本家承担风险的所得。劳动者的最低状态就是劳动所得为零，并不会为负，因为当风险出现时劳动者并不必分担资本家的风险。
在当今社会，一个辛辛苦苦从零起步的创业者可能说：难道在整个创业过程中我所付出的心血就都不算数么？投资总是有风险的，赚了钱自然欢喜，陪了本儿老板也只能自己扛着，而不能少给工人一分工钱。更何况我既是“资本家”，又是实际的经营者和管理者，难道我的管理和经营行为就不算是劳动，从而也应该有报酬么？
在我看来人们当然可以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的剥削理论提出置疑，乃至于反驳。但人们也要辩证的看待这个问题，马克思的理论形成之时，我们的市场还没有达到现在复杂的程度，没有如此多的经济现象，并且马克思的理论多是作为一种理论武器，作为一种批判资本主义的工具。马克思是以他的经济理论来鼓励广大无产阶级来进行革命，可以说有他的政治目的包含在其中，我们应该学习马克思经济学中的经济规律，从中形成自己的经济观点。
第五篇：改革开放三十年：感受通讯的巨大变迁
改革开放三十年：感受通讯的巨大变迁
三十年风雨变迁，数十载风云变幻。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华夏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回望改革开放的艰苦历程，留在我们记忆里的，不仅仅是一个个写满梦想与希望的人生，更是一段段镌刻着时代印痕的岁月。让人们亲身感受变化最大的，涵盖在百姓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这里，我仅就自身感觉的通讯带来的变化进行一下回顾！
三十年前，我家居住在市区比较偏远的一个小镇，一直以来，那里的信息都比较闭塞。记得那时的父辈们和老家的亲属交流时，都采用书信这种形式。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参加公安工作，就在家乡的小城。而且一干就是九年，小城的交通不便，通讯更是落后。一万余人口的小城，矿台电话少得可怜，我们派出所的一部电话还时常不通。记得有一次，一户居民家失火，到派出所报警，由于当时派出所电话出故障不通，找了几处电话，才与远在20华里外的区消防队联系上。等消防车赶到时，蔓延的大火几乎殃及到一趟房的七家。通过这次教训，分局特地给派出所配备了一部对讲机。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刚刚开始出现BP机和大哥大手机。一万余元的手机和高额的话费，只有高收入的大款阶层才用得。即使是BP机，用的人也很少。过有七、八年，手机和电话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记得我的第一部手机，是花了数百元购得的二手机。用了没到一年就换了一部新手机。以后，市场上手机的款式不断更新。如今，我们全家和父亲都用上了手机，即使出差在外地，自己就象是一只风筝，飞得再高再远，也能够随时和父母家人牵在一起。改革开放前，有名片的人很少，即便有名片，上面的联系方式也非常单一，究其原因是我们的通讯手段太落后了。当时，大多数人只能靠写信、发电报与他人联系。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家中能有一部电话，真正是高消费，若要打电话，特别是长途只有到离家二十华里远的邮局去打，打的时候还得排队，更主要的是影响工作和学习。电话，那个时候对我们老百姓来说是望尘莫及的，一般的情况下，就只有靠写信联络。如今，在许多人的日常生活中，名片成了必不可少的联系工具。别看这一小片纸，容量可大了，名片上印的联系方式可谓多种多样，有电话、传真、传呼、手机、电子信箱,QQ号、博客等，有的还印上了单位的网址。一张小小的名片反映了通讯业发生的巨大变化。
近年来，由于通讯服务市场独家垄断格局被打破，通讯服务市场形成了国内电信、移动、联通、铁通相互竞争的格局，消费者在竞争中得到的是通讯服务上更多的选择、更多的实惠，竞争也促进了移动通讯的发展，以前的高档商品手机现在已成为普通的消费品。
过去让人感到很神秘的互联网如今也已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工具。网络给孩子们的学习和今后高考填报志愿都带来许多帮助。姐姐家的外甥说：“网络对我的学习帮助非常大，如果我有不会的题，上网去看一下名校名老师的讲解和他们出的题，可以让我更加开阔视野，为迎接明年的高考做准备。通过网络我可以知道许多名牌高校的招生简介，这对我以后高考填报志愿都起到帮助作用，我现在看到的是北京邮电大学的主页，这所学校一直是我向往的一所学校。”近几年来，通讯市场真正成了丰富的大市场，手机的功能也在不断的进化：由最初只能打电话、收发短信、储存电话号码的黑白屏手机到后来的彩屏手机，并有了现在的 3G手机。如今，手机与网络通讯等紧密的结合起来，二者的充分利用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通讯时代。人们在互联网上使用MSN、QQ等聊天已经司空见惯，网络电话的出现更是受到出国留学生们的青睐,QQ等聊天工具各种专业化E-mail、都纷纷开通了手机版，这样网络和手机就实现了互通。通讯的变迁，令我们感受到中国巨大的变化和发展，进入前所未有的腾飞年代。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程，家乡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光是通讯。交通也四通八达，全市的车辆保有量已超过人均的十分之一，不少小康之家都拥有了私家车；城市居民已经基本上告别了低矮的棚户区，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楼房；社会物质的极大丰富，带来了百姓普遍的丰衣足食。人们生活在这幸福的年代里，怎能不由衷地感谢改革开放三十年带来的实惠呢！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