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在抗战时期的国民外交活动述评[范文]

第一篇：宋庆龄在抗战时期的国民外交活动述评[范文]

宋庆龄在抗战时期的国民外交活动述评

2014-11-11 14:21:23 《学术论坛》 朱蓉蓉

学术界在研究宋庆龄的成果中，大多数着眼于探讨她是如何继承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一步一步地实现由民主主义战士向共产主义战士转变的思想历程，对她的外交活动，特别是抗战时期的国民外交活动着墨不多，尚无专题论文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拟对此作些粗浅探讨，以求斧正。

国民外交又称民间外交，是通过非官方、非正式途径开展的对外交涉与交流，与政府外交相互补充，具有多层次、多渠道、形式灵活、针对性强等特点，是一个国家总体外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寇深祸亟、民族存亡之秋，宋庆龄以其特殊的身份和崇高的威望，积极开展国民外交活动，为中国抗战作出了重大贡献。宋庆龄的国民外交活动主要是围绕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的。

一、大力宣传中国抗战，倡导建立国际反日统一战线

“九·一八事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日本侵华还处于局部阶段，加上国际上弥漫着绥靖主义情绪，南京政府虽通过官方渠道把中日冲突诉诸于国际社会，但西方各国反应冷淡，中国抗战几乎处于孤立无援境地。有鉴于此，宋庆龄在参加国内救亡运动的同时，又利用其在国际上享有的良好声誉，努力争取国际声援，积极向世界人民宣传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强调日本侵华也损害了英美和世界人民的利益，中国抗战也是为世界人民而战，呼吁各国积极援华制日。为争取世界人民对中国反侵略斗争的支持，她运用自己广泛的国际联系，把反对日本侵略与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

1932年8月，世界进步人士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召开国际非战及反对日本对中国之侵略大会，会上成立了“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为主席。在宋庆龄的积极影响和推动下，这个委员会专门讨论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问题，并议定派副主席巴比塞率团来华调查日本侵华罪行，以正义公道的立场揭露事实真相。大会还决定在中国召开远东反战大会，任命宋庆龄为大会筹备委员会主席。宋庆龄接到通知后，立即着手大会的各项准备工作，并以远东反战大会筹备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声明，揭露了各个帝国主义国家扩军备战，进攻弱小国家的阴谋，全面阐述了必须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种种理由，她呼吁“一切愿意参加这个运动的人们，都派遣代表出席这次大会。”[1]翌年9月，在宋庆龄的推动下，远东反战大会在上海举行。参加这次大会的代表有英国的马莱勋爵、法国《人道报》主编伐扬·古久烈等中外人士65名。宋庆龄任执行主席，并在大会上作了《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的报告，号召中国人民起来为自由和独立而斗争。会上，代表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通过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法西斯蒂的决议及宣言》等文件，这些对于争取国际舆论支持中国的反侵略斗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大会最后宣告成立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中国分会，选举宋庆龄为主席。远东反战大会的召开，给在极其困难条件下抗日的中国人民以很大的鼓舞，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马莱等国际代表回国后，对远东反战大会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情况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和报道，使世界人民对中国的正义斗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次大会也是宋庆龄在全面抗战爆发前把国内反日斗争和国际反帝斗争相结合的一次成功的尝试。

1932年12月，宋庆龄发起组织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宗旨是“唤起民众努力于民权之保障”[2]。在宋庆龄主持下，同盟积极参与国内国际的反法西斯斗争，把中国的抗日斗争和世界范围内反法西斯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曾竭尽全力营救国际反法西斯主义战士牛兰夫妇，并对希特勒政府迫害德国进步人士与犹太人“提出最严重的抗议”。这就使中国抗日战争和国际反法西斯运动互相支持，有利于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的建立。

宋庆龄还通过各种渠道，积极联系同情和支持中国抗战的国际友人，为中国争取最广大的同盟者。1932年2月，宋庆龄致电高尔基，希望他向中国人民伸出援助之手。高尔基随即在《消息报》上发表《响应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的呼吁》，坚定地表明他的立场，指出：“援助中国--世界无产阶级团结的表现--这是一个伟大的事业”，“不准干涉中国”[3]。1933年2月，英国著名作家、世界反帝大同盟主席肖伯纳到达上海。由于他十分敬仰宋庆龄的高尚品格，行前就打电报给她要求会见。宋庆龄亲自到码头迎接并在寓所宴请他，就抵抗日本、制止侵略与他交换了看法，主张以革命战争制止侵略战争。作为一个为世界和平事业奔走呼号的国际著名人士，肖伯纳的来华，本身就体现了他对中国抗战的支持。中外记者纷纷报道他来华的情况，扩大了中国抗战在国际上的影响。许多国际友人还以她为桥梁，直接或间接地支持我国的抗日斗争。如斯诺、路易·艾黎、马海德、史沫特莱等人就直接参加了中国的抗日救亡活动。宋庆龄就是这样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抗日救亡和世界和平事业中去，赢得了世人的尊重。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团结在她的周围，形成一条特殊的国际反日统一战线。

二、建立保卫中国同盟，争取国际援助

抗战全面爆发后，在争取国际援助方面，国民党主要是以政府名义、通过官方的途径向国联和各国政府寻求援助。共产党则主要从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方面得到一些援助。但国共两党当时都面临着严重的军事压力，无法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一个卓有成效的争取外援的机构。于是，成立一个民间的援华组织，与各国友好团体和个人接触，寻求各国上层社会和民间组织援助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在宋庆龄肩上。

上海沦陷后，宋庆龄接受中共的建议离沪去港。她一到香港，就以政治家的气魄，决定利用香港特殊的政治环境，成立一个沟通海内外、支持长期抗战的组织。1938年6月，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成立，其宗旨是争取“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进一步努力以医药、救济物资供应中国”[4]，成员皆为国内外著名人士，如尼赫鲁、赛珍珠、爱泼斯坦、英国驻港教会大主教何明华及孙科、冯玉祥、廖承志等人，是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相结合的组织。“保盟”一经诞生，就“积极参加了反法西斯主义与军国主义，争取民主、自由与人类进步的世界性斗争。”[5]由于宋庆龄的大力推动和积极参予，被推选为“保盟”主席。

宋庆龄以“保盟”为阵地，积极争取国际社会从道义和物质上全面支持中国抗战。在她的关怀和主持下，“保盟”用中英文出版了《新闻通讯》，发行到欧美及东南亚各国，向全世界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忠实报道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事迹。由于报道准确，笔锋犀利，深受海内外人士的欢迎，对帮助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侨及时了解中国抗战的真相，支援中国抗战起了巨大的作用。宋庆龄本人更是勤奋笔耕，在《新闻通讯》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论述援助中国抗战与保卫世界人民利益之间的关系。她向全世界严正宣告：中国不仅是为了它自己而战斗，并且也为了全人类而战斗，所以中国有权要求世界各国的帮助。

宋庆龄还坚决主张“中国的所有地区都应有得到同等救济待遇的权利”，“帮助需要最迫切的地方”[6]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保盟”的援助重点就自然而然地放在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因为“它们虽然牵制了并且仍在牵制着日本在中国几乎一半的兵力，但是他们已经三年没有得到过任何武器和金钱的援助，以及与他们工作特别有关的医药援助。„„我们并不要求给他们优先待遇，而是要求平等待遇。”[7]由于宋庆龄和“保盟”向外做了大量的宣传，为敌后抗日根据地争取到许多急需的物资，使“保盟”的援助为中国抗战发挥了最大的效益。

在宋庆龄和“保盟”的不懈努力下，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等许多国家的援华团体纷纷成立，并与“保盟”建立了联系，通过“保盟”向中国提供重要援助。到1940年2月，这些援华团体达100多个，如美国援华会、巴黎中国人民之友社等，其中有些团体是宋庆龄直接促成或在其影响下促成建立的。她还多次亲自给英、美援华会等团体写信，要求它们争取更多的人支持和援助中国抗战。宋庆龄以其独特的政治地位、崇高的威望、正义的声音博得各国各阶层人士对援华事业的广泛支持。特别是她还亲自做国际上层人士的工作，请他们支持本国的援华工作，收到极佳的效果，如美国援华会就得到罗斯福总统母亲的支持，英国援华会得到英国工党领袖克里普斯爵士的支持，其夫人还担任该组织的主席。加拿大、印度等国还向中国派出了医疗队。宋庆龄还多次会见香港总督和国外的一些富商巨贾，在她的感召下，香港总督罗富国、杨慕琦都曾以总督身份给“保盟”工作以很大的帮助。很多外国大资本家，从英国的大工业家到挪威船主都曾给“保盟”捐助巨款，正如爱泼斯坦所说：“宋庆龄领导保盟这个事实，就可能吸引许多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原与我们有距离的外国著名人士，参加到更多的政治活动中来。”[8]

香港沦陷后，“保盟”曾一度停止活动，但经过宋庆龄的努力，1942年8月“保盟”得以在重庆恢复。宋庆龄以她个人的独特地位和交往方式很快和国内外爱好和平人士重新建立起广泛的联系，并且利用战时首都的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国民外交活动。她与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副总统华莱士交换对时局的看法，还获得了许多驻华使节、军事长官如高斯、史迪威等人的同情和帮助，“保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除了各国上层社会外，“保盟”还特别注意争取国际民间援助，通过工会等民众组织深入基层，宣传发动普通群众，成效卓著。许多国家的工人、学生、普通海员等都把自己省吃俭用及募捐来的钱捐献给饱受战火的中国人民，几乎世界上所有的货币美元、英镑、比索等都从世界各地源源而来。

1938年6月至1939年6月，“保盟”共收到国外捐款25万港币[9]。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虽然面临严重困难，但由于宋庆龄及“保盟”的努力，各国对华援助数额依然可观。1942年至1945年，“保盟”拨给国际和平医院、儿童、河南灾民救济项目款额就高达163.5万美元、2.15亿元法币[10]。

三、广泛动员华侨，支持祖国抗战

发动华侨积极支援祖国抗战是宋庆龄国民外交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样是炎黄子孙的华侨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他们虽身居海外，但心系祖国，因为祖国的兴衰枯荣直接影响他们在海外的生存和发展。他们有着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被孙中山尊称为“革命之母”。宋庆龄在追随孙中山革命的实践中，十分钦佩这些海外赤子的爱国热情，一直与他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她称赞侨胞“远在总理倡导革命之始，数十年来，未曾间断，尽其国民天职，将其财力物力人力，效忠革命，贡献祖国，给国内同胞极大的鼓舞奋慰。”[11]

抗战爆发后，宋庆龄立即着手发动华侨参加抗战事业。因为她深深知道，华侨在海外繁衍生息，与当地各阶层人士接触广泛，交往密切，是天然的“国民外交专使”。他们可以利用自身的有利条件，团结、联合侨居国的国家政要、社会活动家、商人、学者及各种进步团体等，积极开展援华制日的活动。而宋庆龄又是海外赤子心目中令人敬仰的“**”，由她出面动员华侨可起到一呼百应的效果。于是她在华侨中做了大量的工作，推动华侨结成一股支持抗战的重要力量。

宋庆龄首先与著名的爱国侨界领袖陈嘉庚、司徒美堂等人取得联系。他们在华侨中具有很高的威望，可影响和带动整个华侨社会。于是宋庆龄积极联络各地侨领，推动他们成立“华侨抗敌总会”，并担任名誉主席。1938年9月，“华侨抗敌总会”在香港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宋庆龄出席了大会，并发表了《华侨总动员》的著名演说，高度赞扬了广大华侨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她说：侨胞们“积极筹募捐款„„达数千万元。更进行抵制日货，组织救国团体，扩大国际宣传工作，成立战时服务团体，回国参加抗战，支持抗战，给予抗战极大的帮助，这是值得大大赞扬和效法的。”宋庆龄还对今后如何进一步开展华侨救国运动，提出了宝贵意见，指出为了配合国内抗战建国的急需，必须进行华侨总动员。而要“保证华侨能够动员，最重要迫切的是加紧华侨中的团结，充实与扩大华侨救国的组织，统一华侨运动的领导，以及发扬应有的民主精神。”为此，必须克服华侨中一部分人的地域帮派观念，以使侨胞“不分地域，不分畛域，精诚合作”。宋庆龄还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如：“训练华侨技术人才，筹办华侨垦殖救济难民，投资国内，从事生产，组织各地华侨回国服务，参加抗战工作”[12]等，使华侨成为一支强大的生力军。

为了更好地组织华侨抗日，宋庆龄还拨款帮助创办了爱国的中文晚报《华商报》，联络许多知名人士为其撰稿，她本人也在该报上多次发表文章，阐述对抗日救亡运动中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向广大华侨宣传抗日。该报在侨胞中享有很高威望，为团结侨胞，坚持抗战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宋庆龄的号召和推动下，侨胞掀起了支援祖国抗战的热潮。他们消除了门户之见，在抗日救亡的大旗下团结起来，组织了许多救国团体，进行大规模的爱国宣传和募捐活动，以大量的财力、物力支援祖国抗战。据统计，从抗战爆发到1941年初，各地华侨捐款达26亿元。出于对宋庆龄的信赖，有的华侨把捐款直接汇给她，由她再转给各地。延安的“洛杉矶保育院”就是用宋庆龄向洛杉矶华侨募捐的款项创办的。此外，还有物资援助，如飞机、坦克、车辆、寒衣、药品等。据不完全统计，从抗战爆发到1940年，华侨捐献的坦克有27辆，救护车1000多辆，飞机200余架。仅南洋华侨为祖国捐献的棉衣就有700多万件，夏衣30万套，军用蚊帐8万床[13]。更有许多华侨青年直接回国参战，甚至英勇捐躯。华侨为祖国的抗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抗战时期，宋庆龄的国民外交活动是多方面的，并取得了世所瞩目的成绩，为此她被聘为“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的名誉理事长。宋庆龄之所以重视国民外交活动，并能取得巨大成效，主要原因是：

第一，有感于政府外交的局限性。“九·一八”事变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对待日本侵略的问题上，实行的是“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这使宋庆龄认识到，在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仅靠软弱的政府外交是不行的。随着形势的变化，蒋介石虽然逐渐改变了内外政策，但在争取外援时，和内政上只依靠政府抗战而忽视甚至压制民众抗战一样，仅注重官方层面，尤其是仰英美政府的鼻息。有鉴于此，宋庆龄发挥国民外交不拘官民、国别的优势，多层次、多渠道开展民间外交，从而弥补了政府外交的不足。

第二，早年特殊的政治经历。宋庆龄具有强烈而深刻的爱国主义思想，早年积极支持并参加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深得三民主义思想的精髓，这使她以后能继承孙中山的遗志，发展孙中山“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思想，积极争取国际进步力量支援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宋庆龄在其特殊的革命生涯中，从事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对外联络和宣传，争取国际援助，同时也支持世界人民反对法西斯的斗争。因此，在长期的对外交往中，她和一些外国政府、友好团体、国际友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极大地有利于她在抗日救国斗争中开展国民外交活动，并能取得显著效果。

第三，独特的身份和人格魅力。宋庆龄作为孙中山的夫人，是人所敬仰的“**”，其拳拳爱国之心早为世人所知，正如爱泼斯坦所指出的那样：“她的地位也是唯一的，别人再巧妙也无法代替”，“孙夫人可以做公开工作，还可以做地下工作，她还可以同时做两个工作”[14]。而且“宋庆龄在外国威望很高，全世界进步人民都熟知她，崇敬她，热爱她”[15]，许多人“就是为了得到她在捐款收据上的亲笔签名而慷慨解囊的”[16]，正因为宋庆龄有这样特殊身份和地位，才使她能利用各种场合，采取各种方式进行国民外交活动，为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支援发挥独特的作用。

第四，抗战以来政局的变化。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抗日战争日渐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战场的地位也日益提高，共同的利益把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抗战赢得了越来越多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援助。这也为宋庆龄开展国民外交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和有利的条件。

第二篇：抗战时期中国外交活动的国际空间分析

抗战时期中国外交活动的国际空间分析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45年9月9日，日本向中国投降。在这八年的抗战时间里，中国的外交家们游走于日本、美国、苏联、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大国之间，进行外交活动。其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调停战争，二是争取国际援助。但是，正所谓“弱国无外交”，中国的外交活动进行得非常艰难，概括性地说是以利益换得生存，在夹缝中生存。这一点在抗战初期显得尤为明显。抗战后期，当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的时候，中国的国际地位明显提高了，外交环境也因此改善，回旋的空间增大，争取到的利益也相对增多。但这只是因为中国获得利益是符合帝国主义国家的核心利益的时候，中国才能获得利益。当中国获取利益而伤害到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时，帝国主义国家是不允许的。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抗战时期中国的外交活动是受到帝国主义大国控制的，外交活动的开展是以帝国主义大国的利益为准则的。当中国的利益符合他们的利益时，中国的外交获得成功；当中国的利益伤害到他们的利益时，中国的外交以失败告终。大国博弈的结果就是中国外交获得的结果。整个抗战时期，中国的外交从初期的艰难到后期的顺利，看似外交活动的国际空间扩大了，其实一点儿都没变，是利益促使帝国主义大国选择了中国。

抗战初期，中国曾谋求与日本对话谈判，停止战争。1937年7月19日的外交部致日备忘录中这样写到：现在我国政府，愿重申不扩大事态，与和平解决本事件之意，再向日本政府提议两方约定一确定之日期，在此日期双方同时停止军事调动，并将已派武装队伍撤回原地。日方既抱和平折冲之希望，想必愿意接受此项提议，至本事件解决之道，我国政府愿经由外交途径，与日政府立即商议。这说明了中国不仅一次想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事件，但是都以失败告终。为何？因为日本根本就不想与中国谈判，日本的利益在于占领整个中国。哪怕是中国政府割地赔款，也满足不了日本的贪欲。所以抗战初期，中国对于日本的外交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中国对于日本的外交根本就没有回旋的空间。

在向日本外交的同时，中国也向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求援。第一个目标是国联。但是这时候的中国还没能显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性，帝国主义国家根本不会为了中国的利益而伤害自己的利益，与日本交恶。这一点通过如下一份英国内阁会议纪要得到证明：

有人提出，对于舆论界提出的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的建议，政府应持何种态度？ 首相希望任何人都不要支持这类提议，他非常急切地希望避免陷入过去在处理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问题上的处境。

所以，中国开展外交活动争取国际援助之路走的非常艰难。即使是初期得到苏联的援助，也是因为中国能帮苏联拖住日本，避免苏联陷入两线的困境。当苏联与日本取得谅解时，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就截然而止了。

抗战的后期，美国加入世界大战，采取的政策是“先欧后亚”。但是在亚洲必须有一个国家能牵制住日本，才能保证美国政策的实行。中国经过多年的抗战不倒，早已向国际社会证明自己的实力，国际地位大大提高。所以，美国选择了中国，反法西斯联盟选择了中国。中国的外交环境大大改善。这一点通过美国批准美国人到中国参加志愿空军可以证明。以下就是这么一份美国外交文件《诺克斯致赫尔》：

我被告之有为数相当多的美国航空兵志愿为中国对日作战服务，如果他们的这一行动不会受到任何惩罚的话。有否可能让我们按对待在当前战争中志愿去英国服务的青年人那样，来处理这批去中国的飞行员？请告之你的意见为感。

综上所述，抗战时期中国的外交活动的国际空间并不大，甚至可以说是在夹缝中生存。大国的利益是决定中国外交活动成败的关键，中国只能在各国利益对抗中尽量争取自己的利益。这就是抗战时期中国的外交活动能够活动的国际空间。

第三篇：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作用

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作用

论文摘要：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和始终坚持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展示先进性。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实施了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战略方针，实现了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正确指导，其中第一共产党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第二共产党坚持和领导了敌后游击战争，第三共产党实现了对全民族抗战的政治思想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开辟的敌后战场，逐渐成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成为全民族持久抗战的中坚。中国共产党以自身的先锋模范作用，赢得人民的信赖和拥护，成为领导民族解放和振兴的坚强核心。在艰苦的抗日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的先锋模范作用，对鼓舞群众、凝聚人心、坚持抗战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在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斗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关键字：中流砥柱，正确路线，先进性，全面抗战，指导思想，先锋队，敌后战场

正文：

中国共产党在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斗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共产党勇敢担当领导责任这场战争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中国共产党广泛团结和动员全国各族各界同胞、各党派、各军队、团体及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同仇敌忾，奋起抗战，抵御外敌入侵，最终取得自鸦片战争以来民族解放战争的第一次完全彻底胜利。这一胜利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共产党把争取抗战胜利作为全党各项工作的中心任务，坚持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思想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制定及其广泛宣传教育的结果。

首先，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和始终坚持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向选择正确。“九一八事变”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旗帜鲜明地阐明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立常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9月30日又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1932年，“一二八上海事变”后，中共中央发出《为上海事变给各地党部的信》，4月15日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作战宣言》，20日又发出《为对日宣战告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通电》。这些宣言、通电和文件的核心内容是：中国共产党愿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又发动了华北事变。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2月，中共中央结束长征到达陕北后，在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同时，提醒全党“必须更深刻地了解革命领导权的问题，共产党要在中国革命中取得领导权”。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毛泽东针对新的形势鲜明地提出了“我们的领导责任”问题，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历史已判定不能经过资产阶级的领导而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够完成。”还把无产阶级能否担当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看成是“革命成败的关键”。

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并且要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的险恶用心已经昭然若揭，中国的抗日战争不可避免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勇敢地表明了担当抗战领导责任的态度，并且在政治领导等方面开始实施，这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

第二，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实施了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战略方针，实现了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正确指导。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在北平卢沟桥附近，突然向中国守军进攻，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从此开始。这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控制下的南京政府，对内对外是代表国家的。中国共产党为争取抗日战争的领导权和实现自己的领导责任，作出了艰辛的努力。

一是共产党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全面抗战爆发后，共产党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正确处理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关系，捐弃前嫌，主动推动、促成了以国共两党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倡导进行了全民族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如何抗战问题上，国共两党存在根本的分歧。国民党坚持***，只实行单纯政府和军队抗战的片面抗战路线。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使抗日战争成为全民族参与的人民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为了战胜日本侵略者，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党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针对国民党坚持片面抗战路线，我党采取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我党在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的前提下，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就是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我党实施全面抗战路线，就是在全面抗战中担当领导责任的重要体现。

二是共产党坚持和领导了敌后游击战争。1937年8月，党在洛川会议上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确立了在抗战中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方针。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便独立自主地到敌后进行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根据地。从此，以国民党领导的军队为主体的正规战，逐渐被以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为主体的游击战所代替。国民党在抗战初期表现出一定的抗日积极性。但是，由于敌强我弱的总形势和国民党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在防御阶段一年零三个月期间，国民党军队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广州、武汉一直退到四川，丧失了华北、华中和华南大片国土，断送了中国半壁河山。1938年10月，中日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到来后，日本侵略军将主要力量用于打击八路军和新四军；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12月，以国民党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公开投敌，充当了汉奸；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派开始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这样，抗击日军的主要责任便落到了共产党身上。

在战略相持阶段，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常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依托抗日民主根据地，抗击了二分之一以上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中坚力量。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一系列重大胜利。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也渡过严重困难，进入再发展时期，华北和其后各个根据地开始对敌军发起攻势作战和局部反攻。到1945年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已发展到19块，面积95万多平方公里，人口9550万人；军队发展到91万人，民兵220万人。当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胜利阶段后，在中国战场，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展开了大规模的攻势作战。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代表在向同盟国的投降书上签字。至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在八年的全面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武装，在敌后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其中日军52万余人。八路军、新四军伤亡60余万人，各抗日根据地群众伤亡600余万人。事实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抗日战争要坚持和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是团结抗战中的中流砥柱，是领导抗战取得胜利的决定力量。

三是共产党实现了对全民族抗战的政治思想指导。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不是执政党，但它在这个时期通过在不同阶段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实现了对全民族抗战的政治思想指导。

“卢沟桥事变”后，7月8日，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只有实行全民族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7月23日，毛泽东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指出对付日本的进攻应坚持坚决抗战的方针，实行全国军队和人民的总动员以及革新政治等一整套办法，争取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使中华民族得到自由解放的前途。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贯彻实行全面抗战路线指明了方向。1938年五六月间，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进攻三个阶段，阐明了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对全国抗战的战略指导产生了重大影响。

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到来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妥协、投降倾向增长。为争取一切力量团结抗战，克服分裂投降，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借纪念全国抗战两周年之机，发表对时局宣言，提出了“抗战、团结、进步”的三大方针，及时为全国的抗战指明了方向。

第三，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开辟的敌后战场，逐渐成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成为全民族持久抗战的中坚。

全国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取得平型关等对日作战的重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太原失守后，华北国民党军队的正规战基本结束。八路军深入敌后，实施战略展开，创建根据地，形成了广阔的华北敌后战场，抗日游击战争上升到主要地位。与此同时，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也相继开辟了敌后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向敌后的全面进军，实际上形成了独当一面的战略格局。

第四，中国共产党以自身的先锋模范作用，赢得人民的信赖和拥护，成为领导民族解放和振兴的坚强核心。

中国共产党始终是民族利益的忠诚捍卫者，是民族解放的先锋。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党的瓦窑堡会议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全国抗战爆发后，党又明确指出：现在需要造就一大批为民族解放而斗争到底的先锋队伍，去领导群众，组织群众，为完成抗日这一艰巨任务而苦战到底。在抗日战争中，广大共产党员牢记党的先锋队性质，始终站在民族解放的最前沿，为民族独立和解放前赴后继，浴血奋战，以自己的奋斗和牺牲，塑造和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是人民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坚强维护者的光辉形象。

在艰苦的抗日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的先锋模范作用，对鼓舞群众、凝聚人心、坚持抗战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同志曾经明确要求：“共产党员应在民族战争中表现其高度的积极性；而这种积极性，应使之具体地表现于各方面，即应在各方面起其先锋的模范的作用。”抗日战争中，广大共产党员按照党的要求，在各个方面充分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在共产党人的影响和带动下，广大民众前赴后继地投身神圣的民族解放事业的洪流，筑起了抵御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铜墙铁壁。

在民族独立和解放的伟大事业中，中国共产党承担着巨大的历史责任，这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适应新形势、新变化，党豪迈地提出了加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任务。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作用及关键时刻的作用抗日战争是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作为中华民族利益忠实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这场运动中的伟大作用主要表现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和促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和保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指明了抗战胜利的方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是抗战的重要战场,对抗战的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参考文献：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国党史出版社，2002年

⑷李伯雍、廖开顺《中日战争实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

第四篇：蒋介石在抗战时期部分讲话

蒋介石在抗战时期部分讲话

1937年7月8日

日记里写道：倭寇在卢沟桥挑衅矣！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或故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倭已挑战，决心应战，此其时乎！

1937年7月18日

当日本发表出兵华北的声明后，蒋即致电宋说；“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其任何条件，而其目的则在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与组织用人皆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若做不到此步，则彼得寸进尺，决无已时。中央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

1937年7月17日庐山讲话

以前的对外方针是：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

卢沟桥事件成为“最后关头”，在不能忍耐。“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迫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总之，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对于解决卢沟桥事件的中国立场，蒋有四点：（1）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

（2）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3）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4）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

1937年7月31日，蒋发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

“这几年来的忍耐，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我们为的是什么？实在是为的要安定团结内部，完成统一，充实国力，到‘最后关头’来抗战雪耻。现在，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那就必须不惜牺牲来和倭寇死拼。我们大家都是许身革命的黄帝子孙，只有齐心努力杀贼，驱逐万恶的倭寇。”

第五篇：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典型宣传工作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典型宣传工作

抗战时期，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广大敌后军民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高度责任感，积极投身保家卫国的伟大斗争。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及时发现和宣传为国家和民族舍生忘死，积极为国家和民族做出卓越贡献的重大典型成为宣传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广泛开展向英雄模范人物学习活动，是我党在根据地和广大群众中进行思想教育、推动各项工作顺利进行的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对提高干部、党员和群众的思想政治觉悟，促进边区建设，树立良好社会风尚，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抵御外侮的民族战争中，涌现了许多视死如归的抗日英雄，他们表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如赵一曼、杨靖宇、左权、彭雪枫、狼牙山五壮士、八女投江、刘老庄八十二烈士、马本斋母子等，他们的事迹经我党宣传后家喻户晓，成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中最可宝贵的财富。

一、开展典型宣传的基本做法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典型宣传的基本做法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大力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的英雄事迹。1939年，毛 泽东、王稼祥、谭政、肖劲光在发给八路军、新四军各政治机关的电报中，专门指示要注意收集和宣传八路军新四军民族英雄事迹。电文指出：“在抗战中，从我们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与战士中涌现出许多民族英雄。表扬这些英雄及其英勇行为，对外宣传与对内教育均有重大意义，各政治机关应注意收集这些英雄的事迹，除在各部队报纸上发表外，择其最重要者电告此间及广播。军政杂志今后专设八路军、新四军抗战英雄一栏，望各级政治部供给材料。”罗瑞卿在总结战时政治工作时也指出：每场战斗结束后，都会收集到一些可歌可泣足以动人的英勇事迹，部队政治机关应当指定专人把在战斗中产生的英雄的事迹在报纸上加以宣传报道。1943年5月3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纪念抗战六周年宣传工作的指示》中要求各级宣传部要宣传敌后坚持抗战的英勇壮烈，并说明我们之所以能够坚持的原因。该指示还点名要求周恩来、林彪、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等同志要亲自写文章。

为了弘扬抗日英雄的抗战精神，八路军总政治部等编印了《八路军的英雄和模范》、《留守兵团的英雄和模范》、《战斗在晋西北的英雄们》、《战斗在冀中平原的英雄们》。新四军政治部等编印了《本军抗战殉国将校题名录》、《新四军殉国先烈纪念册》。

2、大力宣传平民英雄。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巨轮。除对八路军、新四军中的英雄模范进行大力宣传外，中国共产党还特别注意对平民英雄的宣传，如民兵英雄爆炸大王李勇、神枪手李殿冰等，少年英雄王璞、温三郁等，人民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李杏阁等。

3、宣传国民党爱国官兵的抗日壮举。全国抗战爆发后，以国共两党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各爱国军队和各族人民，积极奔赴抗日前线。郝梦龄、佟麟阁、赵登禹、饶国华、刘家祺、李桂丹、黄梅兴、姚子青等爱国官兵为国英勇捐躯的感人事迹，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他们成为中国人民“崇高伟大的模范。”毛泽东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向他们致敬，学习他们勇于为国捐躯的革命精神。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一部分人对抗战前途产生悲观失望的情绪，我党指示要利用已经产生并正在继续产生的英勇抗战、为国捐躯的民族革命典型，向国内外广为传播，说明中国人民完全可以经过持久作战，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不但要大力颂扬敌后军民抗战的英雄事迹，也要注意宣传国民党爱国官兵的抗日壮举。

4、宣传大生产运动中的典型。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军和国民党的双重封锁，根据地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中共中央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边区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为了推动大生产运动在 边区和抗日根据地的开展，中国共产党积极宣传在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典型。（1）、在部队中树立和宣传359旅先进典型。八路军第359旅响应大生产的号召，开赴陕北南泥湾，将荒草遍地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为了进一步激发敌后军民生产自救的热情，党中央及时树立了359旅这一先进典型，推广他们的先进经验。毛泽东、朱德等亲自赴南泥湾视察，各根据地军民以极大的鼓舞。1942年12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了《积极推行“南泥湾政策”》的社论，此后各抗日部队迅速掀起了向359旅看齐的热潮，推动了部队大生产运动的开展。（2）在农业战线上推出了典型吴满有，开展了学习吴满有运动。吴满有是延安柳林二乡农民，他连年开荒，改良农作，丰收致富，带头交公粮。自己是抗属，不但不要优待，而且担任优抗主任，优待别的抗属。1942年4月30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边区农民向吴满有看齐》的社论。随后，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特别通令各分区专员，县长，要他们“广为宣传，号召每个农民向吴满有学习，向吴满有看齐”，“组织开荒突击，生产竞赛，更进一步提高人民生产热情，产生更多的吴满有”。1943年1月11日，《解放日报》再次发表《开展吴满有运动》的社论，指出吴满有是“我们今天发展生产运动中最好的榜样”，号召全边区的农民们，努力学习吴满有，展开伟大的吴满有运动。（3）在工业战线上，推出了典型赵 占魁。赵占魁是农具厂翻砂工人，是一个有很好技术的老工匠。他积极工作，兢兢业业，始终如一，爱护工厂，严守纪律，爱护工具，节约原料，吃苦在先，享受在后，努力学习，帮助别人，在平凡的工作中，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1942年9月21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的社论，边区总工会也发出通知，号召边区工人向赵占魁学习。（4）、开展典型之间的相互学习和积极争当典型的劳动竞赛活动。1943年2月20日，安塞县劳动英雄杨朝臣写信给劳动英雄吴满有提出开展劳动竞赛。《解放日报》及时对此事进行了宣传报道。朱德、贺龙同志读到这条消息后立即电令边区所有部队积极响应吴满有生产大竞赛的号召。中共中央西北局也向各地党委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党委切实推广和领导这一生产大竞赛。接着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联名发出指示，要求各分区、县、市将生产竞赛运动推广到群众中去。于是，一个劳动英雄与劳动英雄之间、村与村之间、军民之间、军队与军队之间的生产竞赛和劳动互助运动，伴随着“向劳动英雄看齐”的宣传歌声迅速在边区的每一个地方、每个角落开展起来。

5、召开英雄表彰大会。举行先进典型表彰大会。1943年11月26日至12月16日，在延安举行了第一届劳动英雄大会。在劳动大会上有185名农业、工业，机关、部队、合作社的劳动英雄出席，劳动英雄受到了尊敬和奖励。大会还 通过《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宣言》。1944年12月22日至1945年1月14日，延安又举行了有476位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代表出席的“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大会”。这些英雄都是在人民大众中有威望、有信仰、为人民大众所公认的英雄与模范人物。通过劳动英雄表彰大会，有力地推动了全边区生产运动向纵深发展。

6、积极开展典型人物的事迹报道。为了在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积极营造学英雄、当英雄的浓厚舆论氛围，各级宣传战线的同志们及时把本地区、本部门涌现出来的先进人物、先进事迹在铅印或油印报上、黑板报上、墙报上宣传，或谱写成歌曲，或编写成话剧演出。通过典型宣传，在边区掀起了学先进、赶先进的热潮。

7、重点开展向张思德、白求恩的学习活动。陕甘宁边区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同志的亲自倡导下，广泛而持久地学习张思德、白求恩的活动。毛泽东在张思德追悼会上作了题为《为人民服务》的著名演讲，对张思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一个普通战士之所以引起领袖的如此关注，是因为在张思德的身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1944年9月21日，《为人民服务》的讲演以新闻稿的形式在延安《解放日报》第一版上发表，1945年4月，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党的第七 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被鲜明地概括为我党我军的根本宗旨，并写进“七大”报告。几十年间，“为人民服务”这一光辉的口号同张思德的名字一起响彻了中华大地。诺尔曼〃白求恩，著名的国际主义战士。1939年12月，毛泽东发表了《纪念白求恩》一文，高度评价白求恩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赞扬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对同志和人民极端热忱的崇高精神，成为中国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学习的榜样。

对于抗日英雄的宣传报道，我党强调不但要让广大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知悉，而且要“经过延安和大后方的办事处，报导到全国和国际方面去。”抗战时期，我党对广大抗日英雄的宣传报道达到了“励气节，垂示范”的作用，鼓舞了广大人民的抗战意志和斗争精神，激励着千千万万的人们以抗日英雄为榜样，投身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

开展典型宣传的主要经验

强调大力进行正面宣传。朱德指出：“在我们革命的军队中，人人都有蓬勃的上进心，领导者的责任就在于发扬与引导这种上进心，使其为革命战争而戮力同心。这就决定了我们部队的教育方法，重要的是拿出好的榜样教育与激励群众，而不是消极的申斥或近于恫吓的责备。” 鼓励开展英雄主义竞赛运动。抗日战争期间，朱德鼓励在八路军、新四军中“普遍开展战斗、生产和群众工作中的英雄主义运动，在战斗员之间，指挥员之间，各种人员之间，在各个部门、各单位之间，发动战斗、生产与群众工作中的英雄主义竞赛，形成一种热火朝天的伟大运动，创造出更多的部队英雄和英雄事迹”。

对推出的英雄和典型要勤加教育。对于已经树立的典型，被大家尊敬是应该的，但容易滋生骄傲自满的思想，因此对“英雄模范，须勤加教育，力戒骄傲，方能培养成为永久模范人物。”否则，便得不到群众的认可和拥护，如晋察冀根据地一级英雄李勇因骄傲自满，在陕甘宁边区召开的英模大会的代表选举中被群众淘汰，未能参加英模代表大会就是深刻的一例。1944年12月，毛泽东针对各抗日根据地准备出席在陕甘宁边区召开的英模大会的代表选举中，晋察冀根据地一级英雄李勇因骄傲而落选一事，致信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代理书记、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代理政治委员程子华指出：“关于李勇的落选，你们的处理是对的。值得注意者，是李勇的骄傲，主要的由于我们未能向他多作教育，使他不要骄傲。李勇这类现象，陕甘宁边区也发生了，各地还会发生，其责任主要地不是在他们本人，而是在于领导他们的人。嗣后凡当选的英雄模范，须勤加教育，力戒骄傲，方能培养成为永久模范人物。如果只有赞扬，没有教育，骄傲落选，将是必然现象，此点请加注意。”

开展典型宣传比开展平均主义宣传更加有效。整风运动期间,我党十分重视典型的示范作用。谭政在《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在一定的斗争目标下，对于联系具体的人一点来说，也只应该选择典型，不应该采取平均主义。这种典型的批评方法与典型的教育方法，是最有力量最有教育意义的正确的方法；平均主义的批评方法和教育方法，则是最没有力量、最没有教育意义的错误方法。”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的洪流中，大浪淘沙，善于发现和及时推出典型，以典型的作用来激发大家的抗日积极性和战胜经济困难的勇气，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朱德在《八路军新四军中的英雄主义》一文中指出：“以群众所最熟悉的和最钦佩的群众英雄及其业绩来教育群众，以群众英雄的活榜样号召大家前进，这就打破了教条主义的空谈，使教育产生出力量。通过典型的激励和启发，广大干部群众中间蕴藏的正气、热忱、创造性、积极性，“就会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就会变成长江大河，一泻千里”。毛泽东也指出：“用群众民选的方法选出优秀分子，充当战斗英雄、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给予奖励与教育，经过他们去鼓励与团结广大的群众。这种制度，对于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提高农业及工业的生产力，提高政府机关及一切其他机关的工作能力，数年来的经验已经证明是有效果的，各地 应该普遍地推广这一运动。”抗战时期开展的典型宣传工作，一切以取得抗战胜利为总目标，在激励广大军民的抗战斗志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