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成本0809与司法效率0806（共5篇）

第一篇：司法成本0809与司法效率0806

司法成本与司法效率

关键词: 司法改革 司法成本 司法效率 法官激励

内容提要: 我国司法改革进程中，法院的财政保障构成了司法成本的主要问题。从长远的观点看应建立中央统一的司.法财政与决算制度。此外，为了有效遏制司法腐败和从根本上提高司法公信力，通过渐进和配套的制度改革，将法官从一般公务员系列里独立出来并给予相对高的报酬仍应作为司法改革的一个努力方向。

一、法院的财政保障问题

中国有三千多个法院，以法官为主体的从业人员近30万人，近来每年处理的案件已超过千万件。这是一个即使以中国的标准来讲也算相当庞大的组织系统。为了维持其日常的运转、保证司法功能的正常发挥，必须有相应的资源作为其财政的支撑。可以说，中国法院的财政保障就是有关司法成本的主要问题。虽然属于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但中国法院体系却在种种不同的方面存在着高度分权的制度安排，其重要的表现之一就是分散化的财政保障，而非国家统一的预决算拨款。

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到前些年，作为整个法院系统的财政基础，每一法院的经费主要都来源于两个渠道：一是同级财政拨款，而其额度则是由法院所在地区的政府所决定的;另一个是法院通过受理案件向当事人收取的各种费用，民商事案件的诉讼费用构成了其绝大部分。这样的制度安排带来了种种可预知或未曾期待的结果。一个显而易见的现实就是：由于法院所处地区的财政状况差异很大，每个法院能够收取的诉讼费用多寡不一，法院的财政保障状况也随之呈现出极不均衡的样态。对于这样的情况，学术界一直持批评的态度。其批评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即法院财政从属于作为行政部门的地方政府是“法院地方化”的表现之一，导致了“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等弊端的出现;1

另一方面，法院财政高度依赖于诉讼收费，造成了“滥收费”或其它不择手段地向当事人汲取资源等备受诟病的现象发生。这些批评尽管都确有道理，但是考虑到中国现阶段的公共财政整体状况，要求法院财政保障完全统一于国家财政的预决算拨款并不具备现实性。(1)还应该看到，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关于法院经费来源的上述状况近年来已经开始有了较大的改变。

进入本世纪以来，为了缓解部分欠发达地区法院严重的经费困难，中央财政在一些年度采取了向中西部特定区域的法院直接拨付专项经费的措施，有的法院开始利用国债进行基本设施的建设。大约在同一时期，不少省份的高级法院逐渐导入了全省范围的诉讼收费统筹，即每个法院的收费有一定的比例上缴高级法院，再由高院有重点地给财政困难的下级法院提供补助，以便在一定程度上达到省内不同地区法院之间财政保障的平衡。但最为重大的改变则是自2007年4月起实施的《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实施这一法规的结果是大幅度地降低了整个法院系统的财政状况依赖于诉讼收费这一经费来源的程度。(2)与此同时，为了弥补许多法院因减少诉讼收费而带来的经费缺口，自2007年起，中央财政每年都将数十亿元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直接拨付到省级财政，然后再不同程度地分配给各个下级法院作为办案办公经费使用。(3)总之，由于诉讼收费大幅度减少、来自中央财政的专项转移支付、省内诉讼费用统筹的引入及其他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目前整个法院系统的经费来源较从前显得更加多样，不同来源所占比率也有变化，不同法院之间财政保障状况苦乐不均的非均衡性一定程度上有所缓和。

具体而言，法院的经费来源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来自同级财政的拨款在多数地区依然是法院经费的主要组成部分。随着地方经济实力的增长，在财政收入状况相对宽裕的地区，一些法院早已实现了由同级财政全额保障所需各项经费。即使在尚未达到这种保障水准的地区，自2007年以来许多地方的政府不同程度地提高给法院的拨款额度，这也是可以观察到的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因此同级财政拨款可以说是法院经费中比率明显提高了的部分。其次，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专

项资金从片断的、部分的和相对很有限的拨付，自2007年以来变为每年度连续的、较为普遍的和加强了力度的向省级财政下拨，使得这一经费来源在法院获得的财政支撑中从无到有，很快占到了一个颇为可观的比率。尤其对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不少法院来说，来自中央财政的专项资金有可能已成为其主要的经费来源之一。再次，诉讼收费的绝对金额虽然大幅度减少，而且在发达地区的某些法院已经与其经费保障完全脱钩，但是对于多数的法院，这一经费来源依然拥有某种程度的重要位置。最后，包括省内诉讼收费统筹和国债资金的利用等方式在内，一些财政保障有困难的法院现在开始有了更为多样的经费获取或筹资机会。不过，最后这一类经费来源所占比率比较有限，且由于其临时或非制度的性质而多居于辅助或补充的位置。

与经费来源的多样等变化相对应，法院支出的宽紧程度随投入的司法成本增加亦有一定的改善。一般而言，法院需支出的费用可大致分为三类，即人员经费、办公办案费用和设施及装备费用。人员经费指法官及其他工作人员的工资、补贴、奖金和福利，办公办案费用又称“公用经费”，包括水、电、电话等日常办公经费和办理案件产生的业务经费，设施及装备费用则是用于建设、购买和维护办公办案所需房屋、车辆、电脑及其系统和其他设备的经费。目前，除了一些法院能够做到上述这些所有的经费都由同级财政拨款全额保障之外，多数法院仍需依不同种类的支出，由来自多种渠道的经费给予力度不等的支撑，因而经费保障的程度在不同的法院之间依然不平衡。总体来看，人员经费由同级财政拨款可说最为普遍，但以前在某些欠发达地区的法院连工作人员的基本工资都时有被拖欠、不得不用诉讼收费来弥补的情况也非罕见。从2007年以来，由于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在这些地区也能够用于人员经费的补充，拖欠法官工资才真正开始成为罕见现象。关于办公办案费用，以前在大多数法院，无论是否切实做到“收支两条线”，但这笔公用经费其实主要都要靠诉讼收费来提供。到2007年诉讼收费大幅度下降之后，公用经费越来越依靠中央转移支付和同级财政加大拨付力度。不过，现在还有相当数量的法院，在这笔支出上仍须不同程度地依赖诉讼收费。

至于设施及装备，东部发达地区、大城市和中西部的法院之间历来存在很大差距。近年来在欠发达地区的法院，除了同级财政和省内诉讼费用统筹开始加大改善这方面条件的力度之外，中央专项转移支付和国债的利用等渠道发挥了重要作用，各个法院的设施及装备状况因此有了较为普遍的提升。不过必须看到，各地法院在这个方面所获的司法成本投入仍是高度不平衡的。

2009年以来，中央有关部门出台了包括法院经费问题等内容的《关于加强政法经费保障工作的意见》这一指导性文件，明确提出把能够使诉讼收费与法院各项支出“脱钩”的经费全额保障作为进一步改革的目标。按照这个文件的思路，法院的人员经费、日常的办公费用和办公基础设施建设及维修经费原则上由同级财政承担，办案经费和用于审判业务的装备及基础设施建设经费由中央、省级和同级财政按区域分担，但中西部困难地区法院的人员经费可用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予以补助，在这些地区，还可提高中央和省级财政负担法院公用经费和设施及装备费用的比例。这个指导性文件似乎还未把逐步建立国家统一的司法预决算制度列入当前的政策目标，因而针对的并非学术界批评的所谓“法院地方化”现象或分散化的财政保障体制。看来，作为更加重视现实性或可行性的一种改革方案，上述思路的重点在于切断诉讼收费与法院必要支出之间的联系，力图使所有法院的经费都能够从财政获得全额保障。确实，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许多法院已经从中央和省等上级财政部门得到了较以前更多支持这一现实情况来看，法院的经费支出依赖手各种收费的程度整体上有望进一步降低。不过，还必须看到，在许多地方，需要由同级财政为法院提供的经费保障是否能够真正落实，既要看该地区一般的经济发达程度及财政收支状况，也取决于法院向地方政府争取或进行交涉的具体过程和实际结果。可以说，只要中央财政仍无法给未能从同级财政得到经费全额保障的所有法院提供足够的办案办公费用和设施及装备费用，在这些方面依然程度不等地仰赖地方政府的法院支出或许就很难做到与诉讼收费完全脱钩。在问题实际解决的意义上，今后视具体情况适时地把建立国家统一的司法预决算制度纳入长期的政策目标也很有必要。

二、法院管理视角下的法官激励

以上是从司法成本投入的角度去观察法院的财政保障，反过来还必须从“产出”或“绩效”、即司法的公正、效率这方面的角度，来考虑如何在逐步充实的财政基础上提高司法“产品”的数量质量等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存在着无数的重大课题，包括什么是又如何做到“公正”、“效率”等等，都值得深入探讨。但是，出于限定问题的需要，本文仅把涉及到对“司法产品”质量数量起间接控制作用的法官激励与司法行政管理结合在一起作为考察对象。就西方发达国家的一般情况而言，对法官的激励与司法行政管理并无多少直接的或内在的联系。然而在中国目前现实的语境中，这两个问题却紧密相关，且都可视为法院财政保障状况的某种反映。因为在中国，每个法院都自成一个由院长负责的司法行政管理单元，且由于司法业务与行政管理相互间的紧密交织和影响而使法官的激励成为管理的一个环节或一部分重要内容。

法院获得的财政保障中，自然有相当一部分用于法官的薪酬。区别于西方国家，中国法官的工资基本上按照行政级别确定。因此，具有法官身份的公务员与法院外其他种类的公务员相比，只要行政级别一样作为基本工资的收入也大致相同。(4)而且由于中国极为广阔的地理空间内各地生活成本及工资水准的差异很大，不同法院的法官即便是同等级别，薪酬收入也依所在区域呈现出高度不均衡的分布样态。前些年有相当一部分法院，除了由同级财政按照行政级别给法官发放工资之外，还可能以诉讼收费为基本财源，根据法官从事审判业务的绩效给予他们不同程度的经济奖励。其结果是使同一法院内法官的待遇也有可能偏离行政级别而拉开距离，从而一定程度上形成诉诸于经济动机的激励和竞争。关于法官薪酬牵涉到绩效激励的这个部分，必须联系中国法院特有的司法行政管理体制才能得到更完整的说明。与许多国家不同，中国有关法院司法行政的权限及实际管理归属于法院自身。而且更具中国特色的是，每个法院在司法行政管理上几乎自成一体，构成一个个由院长全面负责的管理单元。(5)法院院长不仅对于本院的司法行政负有全面的管理责任，其负责的范

围还包括对司法审判业务自身的管理，且这两种管理紧密交织在一起，有时很难区分。(6)对于每一名法官，法院院长可以考核其司法审判业务的绩效，决定其在本院内部的升迁奖惩。作为“奖勤罚懒”的一种激励措施，特定年度内办案数量多且未发现质量问题的法官在工资之外获得某种程度的经济奖励曾是许多法院的普遍做法。不过，在部分地区针对一般行政级别的薪酬实施“阳光工资”制度之后，也随着2007年以后作为法院财政来源的诉讼收费大幅度下降，法官在工资之外获得绩效奖励的普遍程度和力度似乎都不再能够达到以前那样的水平了。

无论是法官薪酬根据行政级别并以绩效激励为补充，还是由法院院长全面负责司法行政管理乃至审判业务管理，对于外国的观察者来说，大概都属相当陌生的制度安排。因为在西方的法律传统中，这一类安排颇有与司法的基本性质相抵触或严重影响审判独立之嫌。不过在中国历史和当下的语境中，上述制度安排却都有其不得不如此的存在理由或者合理性。法官所从事的审判业务基本停留在解决纠纷的层次，其中并不一定蕴含西方法律传统中通过一个个纠纷的处理解决去不断发现、确认和动态地发展规则那样的观念，因而也未能获得与“引导基于规则的秩序生成”这种高度相对应的社会功能及位置。对于大部分法官来说，日常的业务中还包括大量简单的事务性工作。虽然近二十多年来法院已经越来越多地通过受理、审理案件参与或介入到对社会具有重大价值的种种利害关系的调整过程中来，但审判业务中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基于日常生活经验的判断与需要高度专业技术知识的判断、社会价值或重要性很大和较小的事项等等仍然混杂在一起，使得司法活动难以普遍地被认知为承担了极为重大和独特作用的领域。尤其在一个经济发展构成中心任务或“大局”的阶段，仅仅以处理解决纠纷为依归的司法审判自然不可能在赋予社会资源的优先顺位中居于首要位置。总之，在中国一直到目前为止，社会尚未承认法官能够凭据其从事的工作和作为其业务背景的知识而构成某种特殊的“职业共同体”，对外享有崇高的名声、地位和公信力，对内则拥有自律 6

自治的能力。在这样的语境下，对法官的激励比照一般的公务人员按照行政性等级和实际的绩效来实施的制度安排也就容易得到理解了。

把这种制度安排作为前提并且主要从对法官的激励角度来看待司法效率的话，很大程度上这个问题就成为如何在给定的资源及业务基础上谋求更多更好司法“产出”的管理问题，而一个个法院作为管理单位以及院长的位置或作用也变得极为关键。目前在中国法院系统内，创制发展出将工作内容及相应责任都尽可能量化的某种“全面、合理”而又“科学”的考评指标体系，不仅是最高法院大力倡导和身体力行的一项任务，也成为许多不同层级的法院各自探索尝试去努力构建的目标，种种方案层出不穷。(7)这样的现象也局部地反映出法院的管理在某些方面和以“成本一收益”的综合考虑及“投入一产出”计算为基本特征的企业经营进行类比。每个法院的院长作为“一把手”必须具体规划这种管理、掌控其日常的实际运作并负有全面的“经营”责任。(8)而作为法院院长工作及责任的一部分重要内容，就是类似于“人力资源管理”那样地操作或实施对本院法官的激励。

法官的激励机制在中国和一般公务员同样大致有三种，即行政升迁、经济奖励和精神鼓舞。其中的精神鼓舞意味着从价值、伦理或意识形态的层面提升法官思想境界的努力，往往采取树立先进典型诉诸“榜样的力量”等形式。虽然在精神上对法官的激励非常重要，而且目前我们的体制还高度地依赖这种激励方式，但因其未作为本文的考察对象，这里暂且不再涉及。行政升迁固然不限于经济的因素，甚至可以说主要诉诸的并非经济动机，但这一激励方式确实包含了许多经济性内容，且与法院的财政保障问题紧密相关。近些年来，明显体现行政级别及升迁的经济意义并使其与法官的激励直接联系起来的一个现象，就是所谓“阳光工资”制度在部分法院的实行及其可能带来某些未曾预料也不被期待的后果。“阳光工资”指的是一些地方政府所推行的规范公务员收入，旨在提升其公开、透明程度的合理化及制度化改革。(9)这项改革的特征之一在于根据权限、责任与报酬

相对应的原则按行政科层对公务员工资的不同等级加以规范和整理，而且将拉开了距离的工资级别贯彻到本地区所有的公共权力机构，以便尽量消除在不同机构工作、级别却相同的公务员之间存在的收入差别。这种制度有着明显的合理性或优点，虽然也存在某些副作用或尚待改进的问题，但总的讲是有效地改善了对于一般公务员的激励机制。不过，在适用到法院及法官这一具有自身特性的职业群体时，“阳光工资”却带来了某些始料不及也未曾期待的后果。

原来在一些收案数量众多、办案压力很大的基层法院，因为采取了按照办理案件的数量质量给予一定经济奖励的激励方法，报酬收入体现出明显向审判第一线办案的法官倾斜这种激励效应。但是，实行“阳光工资”之后，法官的报酬基本依照行政级别决定。这样导致部分一线办案法官因级别不高而大幅度减少收入，相反某些工作压力较轻的人员却获得相对更高的报酬。与之相伴的是一线法官士气欠佳乃至流失等等不期望看到的现象发生。一项本来具有合理初衷并可期待良好效果的改革，为什么适用到法院却会带来这些未曾预料也不受欢迎的后果呢?看来，“阳光工资”基本的合理性之一在于权责大小与报酬高低的对应及统一，行政级别越高的公务员权限与责任越大，工资收入也相应增加，不同级别的公务员依其权责大小在报酬上拉开距离。这项制度适用到行政机关时，其合理性和优势能够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但是在法院，却因处理解决纠纷的司法程序自身具有的直接性、亲历性等特点，相对一个个案件及其当事人来说，在审判第一线每日接触案情信息、具体操作程序的法官无论行政级别怎样，其权限、责任和风险都可说最大或最为直接。相反，法院内部其他一些工作应当说主要是服务于审判业务的，如果这些非审判的岗位虽然权责风险较小，却因级别高而收入更多的话，就会出现有违“阳光工资”制度初衷的错位。另一方面，对于法官实行“按件计酬”式的经济奖励同样存在许多问题。一个基础性的问题也和司法审判业务的性质紧密相关，即每一个案件处理需要法官投入的时间精力以及要求的知识、素质等方面的储备可能都是不同的。仅仅根据处理案件的数量和是否出现“错案”等后果来评判衡量法官的审判业务，单就技术层面而

言就有极大的难度。而且与司法审判的直接性、亲历性相对应，关系到案件处理的质量高下或公正程度的这些信息在法院内部主要分布、储存在审判第一线，具体地体现于一个个法官每日的程序运作之中。这种关键信息分布的不对称也是法院在努力建立或形成某种一般的、量化的考核指标体系时，或者在院长对司法行政和审判业务进行的全面管理中所遇到的深层次难题之一。

总之，从收入报酬的角度来考虑对法官激励的话，无论依照的是“级别”还是“绩效”，看来都存在某些难以和司法审判本身的性质特征相适应的难点或问题。但目前在中国的法院，短时期内要扬弃或者仅是弱化这两种激励机制，恐怕都还不具备条件。现在的相关改革大都是在作为基本激励方法的两种机制之间选择或是进行增减式的调整，或者突出某一机制，或者以其中一种为主再适当辅以另一种，等等。这些改革在当前的语境之下确实都是有意义的。但是，如果把眼光放得更加长远就应该看到，把法官这个具有特殊性的职业群体从一般的公务员及行政级别中独立出来并给予其相对较高的报酬，很有可能构成从根本上防治司法腐败和提高法院公信力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诸多条件的配合，或许需要经历一段不会很短的过程。这些条件既包括法官从事的审判业务不仅是纠纷解决，还包含更多的创制规则或引导“秩序形成”等内容，(10)也包括法官在法律职业自尊感及职业操守或自律能力方面的建构，还包括法官资格及员额的限定等带有可操作性的技术条件，不一而足。如果把上述每一条件的具备都作为某个特定改革之目标的话，对于法官的经济性激励又构成了达成这种目标的必要条件之一。尽管通向整个司法制度改革完善的道路还很曲折而漫长，但考虑到一个真正独立的司法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可能具有的“平衡器”功能，或者，考虑到一个真正享有公信力的司法在遏制腐败及社会不公正中可能发挥的“最后一道防线”作用，任何有益于建构这样一种司法的努力--包括本文所关心的改善法院财政保障和对法官的经济激励机制在内--都是我们决不该轻言放弃的。

注释:

(1)就我国一般的公共财政而言，可以说更加透明完整的国家及地方预决算体制也仍在改革和建设过程之中。关于中国公共财政制度的一般状况及存在的问题，参见[美]劳伦?勃兰特、托马斯?罗斯基编：《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方颖、赵扬等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2-394页。

(2)作为笔者对《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一个批评及有关该法规实施状况的评论，参见王亚新：《〈诉讼费用交纳办法〉须有公共财政支撑》，载《法制日报》，2007年1月27日;《诉讼费用与司法改革——〈诉讼费用交纳办法〉施行后的一个“中期”考察》，载《法律适用》2008年第6期。

(3)综合各种信息渠道得到的数据，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这种专项资金2007年为30亿元，2008年为40亿元，2009年也为30亿元。例如2007年的数据可参见高绍安：《〈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实施后的问题与对策》，载《中国审判》2007年第5期。

(4)近年来经过最高人民法院的争取，中央出台了为所有具有审判资格的法院工作人员发放“法官津贴”的政策。不过仅为一、二百元的这笔费用提高法官待遇的作用仍十分有限，且因还要看同级财政是否切实执行该政策而在不少地方处于不甚稳定的状态。

(5)从比较法角度来看，在美国联邦法院系统，从上个世纪开始逐渐建立司法会议、司法行政局和司法管理中心等机构，虽然有资深法官参加管理，但这些具体执行司法行政工作的机构都设置在法院之外。就大陆法系的一般情况而言，除了日本和韩国等少数几个例子，大部分国家法院系统的司法行政都由法院外的机构(多为行政机关)行使管理权限。即便是司法行政管理由法院自身负责的日本和韩国，也都是最高法院统一对全国法院系统行使该项权限。参见苏永钦：《司法行政组织 10 的发展趋势——从审判独立与国家给付司法的义务的紧张关系谈起》，载《法治与现代行政法学：法治斌教授纪念论文集》，元照出版公司2004年版。

(6)关于中国法院内司法行政管理与审判业务管理交织混合的状况，参见贺卫方：《中国司法管理制度的两个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张卫平：《论我国法院体制的非行政化——法院体制改革的一种基本思路》，载《法商研究》2000年第3期。与上述两位学者对这些所谓“法院行政化”的现象持尖锐批评的观点有所区别，苏力则对此类现实情况表示了更多“同情的理解”。不过他也指出，“法院的行政管理制度可能侵入、侵蚀审判制度，造成正式审判制度的变形”。参见苏力：《论法院的审判职能与行政管理》，载《中外法学》1999年第5期。

(7)这种情况在当下的中国不仅为法院为所独有，而是几乎在所有公共权力机构都可看到的日常情形。关于这种量化目标或责任的指标体系在行政机关工作中起到的正面作用、负面影响以及二者之间的悖论，参见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8)在中国这样的情形同样并不限于法院，不妨说法院只是“理所当然”或“不言而喻”地运用了通行于公共权力机构的一般管理模式而已。一些外国学者通过观察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地方政府行为而提出的“地方政府企业说”，也能够被视为从一定侧面反映了这样的管理模型。参见Jean Oi，“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hina”，45 World Politics(1992).(9)“阳光工资”从2004年前后在北京和广东等地开始推行。关于对这项改革内容更全面的介绍以及“阳光工资”推行以来的正面效果、可能伴随的负面作用等，可参见祁光华、孙竹君：《北京市“阳光工资”实施效果的调查与分析》，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10)目前法院正在推进的“指导性案例”制度，就可以理解为拓展司法审判在创制规则方面空间的一种改革。关于这项改革的内容、含义及进展情况，参见张骐：《论寻找指导性案例的方法——以审判经验为基础》，载《中外法学》2009年第3期。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免费法律咨询，就上中顾法律网）好资料来自互联网共同分享

第二篇：法院公正与效率司法大检查汇报

一、基本情况

今年以来，截止至10月底，全年共收各类案件1047件，审（执）结891件，结案率85.1%，其中刑事收132件，结116件，民事收457件，结402件，商事收167件，结147件，行政收71件，结62件，执行收189件，结142件，审监收27件，结22件。现存各类案件156件。

按照市中院司法大检查的安排部署，我院应查的各类案件是2003年1月1日至2004年6月30日审结的1019件，实查1019件，其中刑事123件，民事457件，商事188件，行政70件，执行162件，审监19件。

中院司法大检查检查组已于9月25日至27日对我院的司法大检查工作情况进行了验收，抽查各类案卷304件，其中刑事37件，民事135件，商事56件，行政21件，执行49件，审监6件。

目前我院的司法大检查工作已进入建章立制阶段，下面我就查出的各类问题和建章立制情况进行汇报。

二、查出的问题归类

1、查出实体处理错误民事案件一件（原告钱××与被告钱××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主要问题是没有严格执行《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造成对案件的事实认定错误，现已通过审判监督程序予以改判。

2、查出程序问题5类，主要包括笔录不规范，代理权限、送达效力、执法主体、裁判文书质量等问题，涉及各类案件58卷，其中刑事3案，民事24件，行政案卷19件，执行案卷12件，除行政执法主体错误涉及的几个案件外，其余问题已全部进行了补正。

3、查出案卷装订不规范问题4类，主要包括入卷的材料与卷皮大小不符，正、副卷分装不清，入卷的笔录材料有原珠笔书写，物证袋未装够相关文书等。通过检查，重新装卷12册，补充入卷材料26份。

4、超审限问题。对现存的二件刑事超审限案件，目前已宣告无罪一件，另一件县委领导已出面进行协调，有望在11月上旬依法审结。对现存的二件非诉执行超执限案件，目前已取得了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我院正在筹划强制执行行动。其他的三件超期未执结案件，目前已结一件，另两件正在积极执行。

5、刑事自诉案件发还率较高的问题。我院刑事审判庭经过对去年以来的案件进行自查自纠，发现了刑事自诉案件两多一少的现象，即发还重审多，因证据不足宣告被告人无罪多，调解结案少。透过现象查找更深层次的问题，发现共同存在的问题是当事人不会举证，甚至举不出证据，案件在立案时仅有二份诉状和一个构成轻伤的法医鉴定书，伤害证据没有通过派出所或其他基层组织及时取得，造成开庭审理时，仅有自诉人或被告人双方的亲属出庭作证，都有利害关系，且证词内容相反，审判人员无法认定那一方证词的客观真实，给刑事自诉案件的审判带来被动。

三、制定的整改措施及初步取得的效果

针对司法大检查中自查出的问题和群众反映的问题，院党组非常重视，曾先后三次专门研究司法检查中反馈回来的问题。先后制定和完善了六项规章制度。一是针对干警中司法指导思想不平衡的问题，完善了我院的政治学习制度，建立了法院党校，做到了每周五下午组织政治学习、业务学习雷打不动，有系统的学习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统帅我们每一位法官司法指导思想，用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来评价我们的法官所审理的每一个案件是否达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同时，利用雷打不动周五学习日，及时学习新颁布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使法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不断提高。想民、为民、爱民的好人好事层出不穷。研究如何正确适用法律提高办案质量的调研文章逐年增多。

二是针对《法官法》规定的法官不得有的13种行为和省政法委的五条禁令和省法院的六条严禁，我院初步形成了违法违纪监察制度。以纪检组为主，办公室、政治处配合，每周必须检查一个法庭，对机关各庭、室进行不定期检查，发现违纪干警轻则罚款300元，责令大会公开检查，造成恶劣影响者在罚款的基础上，离岗参加政治学习一个月。目前，我院干警遵纪守法蔚然成风。干警形象、队伍建设明显提高。如，我县宋曹法庭在一个周末的傍晚，一代理人称受当事人委托要请法庭干警吃饭，我们的干警不但不参加，而且还传来当事人，让代理人将请吃饭的钱退给了当事人，这一事件，一度在法庭驻地传为佳话，法庭干警的公信度明显提高，极大的促进了审判工作，民事案件的调解率，大幅度提高，很快上升到了70%以上。

三是针对群众反映我院干警裁判不公的一些现象，我院研究制定了法官庭审行为规范，统一规范了法官开庭时的着装、行为、语言、表情、态度以及对意外情况的处置等。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因方式、方法不当，使当事人对法官司法公正的怀疑。

四是针对我院在司法检查中发现的案卷装订上存在的突出问题，我院研究制定了《诉讼文书归档管理办法》，详细规定了入卷材料的质量要求，排列顺序，特殊材料的处理方法，页码的编法，装订线的要求，孔距及位置，物证袋的要求等，以及验收的人员及标准，进行了详细的规范，8月、9月两个月归档的案卷质量明显提高。原创文章，尽在文秘知音www.xiexiebang.com网。

五是针对判决书制作方面存在的事实不清、说理不明、漏项、错字等质量不高的问题，我们讨论制定了法律文书制作要求。从文书的起草、审核、认定事实的写法、证据认定的几种情况、打印的标准以及必须返工的几种情形，进行了规范，并决定每年要在本院进行一次司法文书写作评比活动，对获奖的司法文书加注评语，做为范文下发。以提高全院的司法文书质量。

六是针对刑事自诉案件发还率高的问题，我们研究编印了《刑事自诉案件导诉指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等6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增加了立案对证据审查的力度，对自诉人的条件，被告人明确的内涵、请求具体的程度、有证据证明被告人伤害事实的证明标准都做出了比较易于操作规定。为了指导和规范当事人举证，我们将导诉指南放在了立案大厅的柜台上，指导当事人进行伤害案件的举证和诉讼，收到了较好的社会效果，有不少派出所干警、律师和法律工作者都到我院立案庭索要《自诉案件导诉指南》。基本上扭转了刑事自诉案件审判的被动局面。

总之，通过今年的司法大检查和“三项活动”，使我们进一步发现了工作的缺点和不足，虽然制定了一些措施，各项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提高，但我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真诚的希望检查组的各位领导，通过抽查案卷，发现更深层次的问题，提出更好的建议，使我们的工作有一个更大的提高。

谢谢！

第三篇：法院公正与效率司法大检查汇报

法院公正与效率司法大检查汇报

一、基本情况

今年以来，截止至10月底，全年共收各类案件1047件，审（执）结891件，结案率85.1%，其中刑事收132件，结116件，民事收457件，结402件，商事收167件，结147件，行政收71件，结62件，执行收189件，结142件，审监收27件，结22件。现存各类案件156件。

按照市中院司法大检查的安排部署，我院应查的各类案件是2003年1月1日至2004年6月30日审结的1019件，实查1019件，其中刑事123件，民事457件，商事188件，行政70件，执行162件，审监19件。

中院司法大检查检查组已于9月25日至27日对我院的司法大检查工作情况进行了验收，抽查各类案卷304件，其中刑事37件，民事135件，商事56件，行政21件，执行49件，审监6件。

目前我院的司法大检查工作已进入建章立制阶段，下面我就查出的各类问题和建章立制情况进行汇报。

二、查出的问题归类

1、查出实体处理错误民事案件一件（原告钱××与被告钱××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主要问题是没有严格执行《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造成对案件的事实认定错误，现已通过审判监督程序予以改判。

2、查出程序问题5类，主要包括笔录不规范，代理权限、送达效力、执法主体、裁判文书质量等问题，涉及各类案件58卷，其中刑事3案，民事24件，行政案卷19件，执行案卷12件，除行政执法主体错误涉及的几个案件外，其余问题已全部进行了补正。

3、查出案卷装订不规范问题4类，主要包括入卷的材料与卷皮大小不符，正、副卷分装不清，入卷的笔录材料有原珠笔书写，物证袋未装够相关文书等。通过检查，重新装卷12册，补充入卷材料26份。

4、超审限问题。对现存的二件刑事超审限案件，目前已宣告无罪一件，另一件县委领导已出面进行协调，有望在11月上旬依法审结。对现存的二件非诉执行超执限案件，目前已取得了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我院正在筹划强制执行行动。其他的三件超期未执结案件，目前已结一件，另两件正在积极执行。

5、刑事自诉案件发还率较高的问题。我院刑事审判庭经过对去年以来的案件进行自查自纠，发现了刑事自诉案件两多一少的现象，即发还重审多，因证据不足宣告被告人无罪多，调解结案少。透过现象查找更深层次的问题，发现共同存在的问题是当事人不会举证，甚至举不出证据，案件在立案时仅有二份诉状和一个构成轻伤的法医鉴定书，伤害证据没有通过派出所或其他基层组织及时取得，造成开庭审理时，仅有自诉人或被告人双方的亲属出庭作证，都有利害关系，且证词内容相反，审判人员无法认定那一方证词的客观真实，给刑事自诉案件的审判带来被动。

三、制定的整改措施及初步取得的效果

针对司法大检查中自查出的问题和群众反映的问题，院党组非常重视，曾先后三次专门研究司法检查中反馈回来的问题。先后制定和完善了六项规章制度。一是针对干警中司法指导思想不平衡的问题，完善了我院的政治学习制度，建立了法院党校，做到了每周五下午组织政治学习、业务学习雷打不动，有系统的学习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统帅我们每一位法官司法指导思想，用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来评价我们的法官所审理的每一个案件是否达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同时，利用雷打不动周五学习日，及时学习新颁布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使法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不断提高。想民、为民、爱民的好人好事层出不穷。研究如何正确适用法律提高办案质量的调研文章逐年增多。

二是针对《法官法》规定的法官不得有的13种行为和省政法委的五条禁令和省法院的六条严禁，我院初步形成了违法违纪监察制度。以纪检组为主，办公室、政治处配合，每周必须检查一个法庭，对机关各庭、室进行不定期检查，发现违纪干警轻则罚款300元，责令大会公开检查，造成恶劣影响者在罚款的基础上，离岗参加政治学习一个月。目前，我院干警遵纪守法蔚然成风。干警形象、队伍建设明显提高。如，我县宋曹法庭在一个周末的傍晚，一代理人称受当事人委托要请法庭干警吃饭，我们的干警不但不参加，而且还传来当事人，让代理人将请吃饭的钱退给了当事人，这一事件，一度在法庭驻地传为佳话，法庭干警的公信度明显提高，极大的促进了审判工作，民事案件的调解率，大幅度提高，很快上升到了70%以上。

三是针对群众反映我院干警裁判不公的一些现象，我院研究制定了法官庭审行为规范，统一规范了法官开庭时的着装、行为、语言、表情、态度以及对意外情况的处置等。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因方式、方法不当，使当事人对法官司法公正的怀疑。

四是针对我院在司法检查中发现的案卷装订上存在的突出问题，

第四篇：司法礼仪与司法权威

司法礼仪与司法权威

树立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权威，建立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是中央对司法制度改革提出的总体要求之一，是一项任重道远的长期目标和困难复杂的系统工程。

一、大力培育公众的尚法理念：卢梭说过：“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它可以保持一个民族的精神。”司法要具有权威，就必须赢得社会的敬仰、公众的尊敬。培育公众的尚法理念，必须发挥教育的启蒙和教化功能。要利用各种形式，对公民开展全方位、多层次、有针对性和实效性的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理念，培养法律意识。要加强司法活动的公开性和参与度，注重司法裁判的说理性和透明度，通过鲜活生动的审判活动和公正恰当的审判案例，加强对诉讼参与人的教育和对社会公众的引导。要健全诉讼程序，完善证据制度，倡导当事人间的诚信诉讼与理性抗争，杜绝一切以不当手段获取不当利益的行为，透过审判程序的公正，促进审判结果的公正，加深公民对司法活动的了解，增进公民对司法裁判的信任。

二、着力提高司法主体的素质：人民的意见，公正的精神，是树立司法权威的基础。司法权威的树立离不开司法公正，而司法公正的实现端赖于司法主体的素质。首先，要提高法官的职业素养。其次，要加大法官在职教育培训力度，加强法官的审判技能训练，实现法官从知识型向能力型，由普及型向专业化，由经验型向素质型的转变，努力提高法官分析判断、适用法律和调解疏导等能力，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再次，加强法官的思想道德建设。对此，中央领导同志强调：“作为执法者，只有人民在心中，才能根除特权思想，杜绝冷硬横推等恶劣作风，真正做到执法为民；只有法在心中，才能带头学法、守法、用法，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弘扬法治精神，在全社会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只有正义在心中，才能恪守职业道德，真正做到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最后，要加强法院反腐倡廉建设，防治司法腐败，保证法官队伍的清正廉洁。法官的公正廉洁形象有助于树立司法权威，促进司法权威和法律信仰的形成。要真正实现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就必须加大司法公开的力度，接受社会监督。同时在法官队伍中率先实行财产申报制度，使司法人员的财产置于阳光之下，易于核查，方便监督。

三完善司法权威的体制保障：改变司法运作行政化和地方化现象，保证司法权的独立性。在立法、司法、行政三种国家权力中，行政权因其主动性和积极性而具有很强的扩张性，而司法权则因其天然的被动性和消极性极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我国司法权运作行政化和地方化的现象比较严重。因此，必须切实改变法院人财物受制于地方的现象，维护司法权的国家属性，保证司法权的独立行使，实现司法制度的公正权威。改革审判监督程序，维护裁判的终局性和权威性。司法裁判只有具有终局性，才能具有权威性。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保证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实现。我国存在的“执行难”问题对司法权威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要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第一实行审执分离，做到审判与执行并重，不仅维护审判独立，而且保障执行的独立性，顺利实现生效裁判所确定的内容，树立起法院的权威；第二确立执行公开原则，将执行过程和执行结果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的监督；第三尽快制定强制执行法，加大对拒不执行法院裁判行为的处罚力度，以保证执行工作的顺利和有效进行；第四加快进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将不履行法院判决的当事人列入“黑名单”，并予以曝光，从而对不履行法院判决的当事人产生巨大的威慑力量，迫使其主动履行判决，进而提高法院裁判的执行率，以实现司法公正、塑造司法权威。

第五篇：司法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

如贺卫方教授前文所言：“一般大众传媒更如同约好了似的，对于法院、检察院以及公安系统在司法和执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负面现象连篇累牍地加以报道。”近来又有以揭露社会不公现象为己任的“焦点访谈”报道了云南两个地方法院严重违反程序法的情况，又一次把人们的目光吸引到司法公正的问题上。这一报道引出了一个老话题，即司法公正与社会环境的关联问题。如人们所知，司法改革的目的是通过对现行司法体制的改革来实现司法的公正性。这种改革是针对司法体制自身的，尤其是目前的分散化的司法改革——审判机关的司法改革、检察机构的司法改革等更限于自身体制的改革。而这种自我手术式的和非扩散性改革的局限性，使司法改革难以有很大的作为。我们应当认识到如果与司法体制相关的体制不改革，没有一个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的体制环境，司法体制自身的改革也就难以取得实质性的成效。笔者的这种观点似乎有“环境决定论”的嫌疑，但必须承认，如果不消除外部体制上的问题，而只是简单地对“终端”“杀毒”，即使是天天升级“杀毒软件”也将无济于事。

以“焦点访谈”报道的情况看，云南的两个基层法院严重违反程序法的一个原因是受到地方行政的干预，而这似乎还是一个主要原因。问题在于，为什么地方行政能够干预基层法院的司法工作呢？为什么法院没有能够顶住来自地方行政的干预呢？这里涉及我们长期议论的司法独立性问题。我们可以设想基层法院面对地方的行政干预“勇敢”而上，去堵“枪眼”，但后果会怎么样呢？我想，如果抵制地方行政干预没有什么不利后果以及能够有效抵制的话，相信就不会发生上述报道的司法不公问题。问题恰恰在于地方行政能够有效地干预，这种干预是以制度和权力作保障的，而不是以情感为基础。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名义上独立行使司法权的法院是无法加以有效抵制的。不是奉行“不抵抗主义”，而是抵抗常常是无谓的。地方行政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准确地讲就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法院是什么关系？从表面上看似乎没有关系，但实际上，法院是受控于地方政府的。法院的人、财、物，哪一项不受地方行政的控制？除了地方政府以外，可以干预的还有其他一些权力机构。地方各级法院的院长从名义上是由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决定的，但最重要的提名权却是在地方组织。在财政方面，更是要受到地方行政的控制。

从实质上分析，地方行政机构就是地方的主要权力机构，地方法院不过是地方权力机构的组成部分而已。在这个意义上，甚至谈不上地方干预与否的问题。这种关系在建筑格局上也能反映出来。在一些地方，政府行政机关或地方党的办公楼处于中心位置，而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的办公楼围绕其外。法院与其他行政机关完全是等同的位置。从实际结构关系看，法院不过是地方行政的附庸，法院就应当服从于地方行政。退一步而言，地方行政干预不对，那地方党组织又能不能干预呢？问题的答案具有悖论特征，实践中答案却是肯定的。为了维护地方的利益，地方行政可以通过地方党组织实行间接干预。由于地方党组织的干预具有其政治正当性，因此法律理论上的不干预理论就难以对抗。在权力架构方面，基于这种政治正当性，设计者也没有打算要真正让法院摆脱这种权力干预。对于大案、要案，地方权力机构可以通过特定的机构对公、检、法进行统一协调，这是众所周知的实情。统一协调是从积极意义上来表述的，消极意义上就是干预。

从中国目前的现状观，不仅是基层法院受制于地方的干预，更高一级、高二级的审判机构不也处于这种境况吗？地方权力机构对司法干预的动因很多，地方的经济利益、地方权力机构中具体行使权力者个人的利益、权力行使者对司法公正性与司法者的认识差异等等。在我国的经济体制架构下，经济主体的利益与地方权力主体有着密切的关系，地方政府往往有自己的全资企业，由于各种无法脱离的利益联系，也就必然要使地方行政进行干预，不干预是不可能的。领导批条这种干预方式在实践中从来都是畅通无阻的。因为我们的体制和观念成就了这一点。

要保证法律的统一实施，坚持法治原则，独立的、不受干预的司法是其必要条件。对此，似乎我们都明白。但遗憾的是，这种认识仅限于法的理论和理想层面，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认可。一句“中国国情”就将这种认识全部消解了，因为所有关于司法独立的原则和措施都是非中国传统的。而且正当的干预更为干预者提供了干预的契机。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在观念上并未真正接纳独立审判的意识，另一方面，是我们的体制架构为这种干预提供了条件。因此，当我们在观念上接受了独立司法的必要性时，就应当改革能够干预司法的现行权力结构体制。这就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就应当在推行司法体制改革的同时，积极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当然，要进行这方面的改革是十分困难的，但正如贺卫方教授前文结语所言：“我们且不可‘只拣无火处走’”

（作者系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司法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一文由www.xiexiebang.com搜集整理，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