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今社会反腐败的几个问题

第一篇：关于当今社会反腐败的几个问题

关于当今社会反腐败的几个问题 莫佳胜

腐败已成为当今中国社会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如果我们不从源头上防范、遏制腐败，一旦腐败蔓延，不仅会败坏社会风气、扭曲社会意识形态，而且会影响党群、干群关系，损害党和干部形象，葬送改革开放的成果，甚至导致亡党亡国。

一、当今社会腐败的主体特征

腐败是指违反了法律的准绳，将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为自己或少数人谋利益的工具，实质就是某种权力的蜕化和变质。进入90年代，在我国改革开放步伐明显加快及社会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腐败也如同“病毒”一般，侵蚀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腐败现象在以往特点的基础上，呈现出如下几方面的主体持征：

1．卷入腐败活动的人员规模不断扩大，违法违纪的人数不断创新高

同七八十年代相比，近10年来，参与权力腐败活动的人员显著增多。据人民检察院和纪检监察部门历年所查案件统计：从1993年起，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查办案件年递增9％左右，受党纪政纪处分的官员年递增12％左右。90 年代共有3万多名地厅级以上的官员、90余 名省部级以上的高官因腐败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全国检察机关1990年到1998年共受理各类腐败案件110余万件，立案50多万件，涉及犯罪分子达60余万人。尽管反腐败斗争对腐败行为的打击力度不断加强，但卷入腐败的人数日益增多，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2．违法、犯罪的公职人员的职级创历史新高

过去腐败现象主要发生于一般干部和具体经手财物的办事人员，中高级干部的腐败发生率多年来一直比较低，建国初期到80年代初期仅出了林青山、张子善，直到1983年出了海峰县的原县委书记王仲收受6.59万元。然而近十年揭露和查处的省部级大贪官已达20多人，从90年代中期起，检察系统以贪污贿赂起诉的厅局级干部每年都在百人以上，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原江西省省长倪献策、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等，由于这部分人位高权重，所造成危害的后果极为严重。3.体制内团伙性腐败日益突出

与过去相比，当今腐败活动的方式，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体制内有组织的腐败活动的增加。过去，公职人员的腐败行为绝大多数是个人行为，滥用的是单一职位的权力，具有分散性和偶发性的特点。但从80年代后期起，在一些地方和部门，腐败活动出现由个人向团体，个体向群体发展的趋势。90年代以来，有组织的团伙性腐败活动已经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成为整体腐败的重要组成部分，“窝案”、“窜案”在增多，并已成为查处腐败案件的重点，1999年司法部门审理的震惊全国的湛江团伙走私案，2000年司法部门审理的厦门团伙走私案等等，腐败分子结成庞大的走私和腐败团伙，猖狂地从事腐败渎职和走私贩私等犯罪活动，给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造成了巨大的损害。

4．腐败的发生存在着普遍分布与重点高发区并存的现象

我国腐败现象的发生领域传统上主要在管理财物的岗位和经济管理部门，而当今，贪污腐化的浊流已侵入到公共权力活动的各个领域，甚至过去被人称为“清水衙门”的很多部门，腐败现象也日渐突出。90年代在非经济领域中引起人们较大关注的是某些组织人事领域和司法活动中发生的腐败问题，即吏治腐败和司法腐败问题。组织人事权属于分配公共权力的权力，选拔和任用官员，实际就是进行权力资源在人头上的分配。由于特定的权力均有控制和利用某种社会资源的作用，而这种作用又可转换为对掌握人事权力的人有用的利益和价值，因而一些人为了得到一官半职就跑官、要官和买官。也有司法官员为获得不法利益在司法裁决和决定中滥用司法权，枉法裁判，利用职权之便贪污挥霍。吏治和司法的腐败直接地危害了国家法制秩序和政府的权威，瓦解着社会成员对政府和法制的信心。江泽民同志指出，吏治腐败和司法腐败是最大的腐败。

二、对产生腐败原因的浅析

腐败如国家起源一样古老，它伴随着国家出现，伴随权力出现而出现，几乎在腐败出现的同时，人类就与其展开了斗争，可以说，自从有了腐败，就有了反腐败，正直的人们与腐败的斗争一都在不懈地进行着。然而，为什么在中国对腐败已日趋形成合围歼灭之势的今天，腐败如同野草丛生?这不能不令人深思。笔者认为：腐败之所以禁而不止，这是因为它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其产生有着多方面的、深刻的社会根源。这些根源既有其现实经济上、制度上的原因，也有其社会心理和文化素质上的原因，既有其腐败者自身问题的内因，又有“怂恿”腐败存在的社会客观原因，具体来讲有以下几个方面：

1．腐败主体在财物女色的强烈诱惑下，丧失自律能力，放弃道德

在金钱美色面前，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严重扭曲，个人私欲膨胀，其物欲本能冲动支配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满足其一次又一次贪婪的欲望。如果权力拥有者的物欲观念远远大于自律观念，则就会出现“拥大权者大腐败，执小权者小腐败”的现象，这一点已被现实中的腐败个案所证明。

2．腐败主体进行腐败所付出的个人成本、所冒的风险极低而收益极高

权力不但可以提高人们的社会地位，而且拥有特殊的功能，使得腐败者想方设法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腐败。腐败者利用手中权力进行腐败的投入是极低的。这是因为，其一，如果把权力视作一种“公共资源”，则腐败者利用这种“公共资源”进行腐败，其个人投入的成本几乎仅只是时间而已。其二，尽管有“法网恢恢”、“莫伸手，伸手必被捉”之说，然而从现实反腐败的情况看，首先，由于法制尚未真正完善、健全，腐败分子的“狡猾”、“老练”，使腐败案件破案率还没有能或者难以达到百分之百；其次，从对腐败的处理来看，处理的结果多数还比较轻，还有相当一部分腐败分子事发后进行退赃便可以从轻处理，腐败者由此抱着侥幸的心理进行腐败活动。这是导致腐败禁而不止，铲而不绝的主要原因。

3．“金字塔”型的集权是造成有关部门、社会公众对权力缺乏有效监督、制约，产生腐败的关键

腐败总是与一定的权力连在一起的。腐败者之所以能够进行腐败，是因为它拥有一定的权力，没有任何公共权力的老百姓是不可能腐败的。权力的过分集中，致使一些部门、地方存在着“土皇帝”这样一种“上级监督不到，同级监督不了，下级不敢监督，群众无法监督”的现象。在权力受不到有效监督、制约或组织、公众对权力监督不力的情况下，一旦权力落入思想庸俗者手中，必然出现弄权渎职、以权谋私、索贿受贿等腐败现象。

4.不良社会风气助长腐败的滋生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一些腐败没落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也趁机渗入社会生活，影响人们思想。特别是市场经济的趋利性影响下，一些人错误地认为“人皆为利来，人皆为利走”。习惯于权力腐败所造成的“正常的事要用不正常的手段也能解决”。人们有的是站在局部和个人利益考虑，有的是持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以致造成社会对腐败难以形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局面，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怂恿了腐败者，使得腐败者更加胆大妄为。

5．现行的政策、制度有一定的弹性，有腐败分子可钻的漏洞 我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化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权力主导型模式操作进行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新旧体制转轨交接需要一个“磨合期”内，或多或少会存在间隙、漏洞，为腐败分子所利用。另一方面，由于腐败者身拥有一定的权力，因而，他们往往在制定、落实政策制度时，选择干部时，会考虑自己的既得利益和未得利益，进行“权钱交易”、“权权交易”，为自己进行权力设租、寻租留下“后路”。

6．有的地方党组织领导人治党不严

对党员干部疏于管理教育，疏于监督，对问题麻木不仁，甚至姑息养奸，这也是产生腐败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总之，腐败产生的根源，是多方面、是多层次的，它不仅有腐败主体本身的问题，而且还有存在于腐败主体以外的很多客观原因，只有把这些问题综合起来考虑，我们才能有效地、深刻地认识腐败至今仍存在而且相当严重的真正根源。

三、对反腐败的再认识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仅表现在它能够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创造出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表现在它能够消除资本主义和其它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和腐败现象，创造出高度的精神文明，保证社会的全面进步。我们党领导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机统一、全面发展的事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缺少任何一个方面，都不成其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反腐败是集中力量记经济搞上去的重要保证

我国社会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决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了完成这一根本任务，我们党提出了坚持“两手抓”的战略方针，要求“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坚持反腐败。改革开放的目的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而惩治腐败，正是通过规范人们的行为，排除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各种非经济因素的干扰，促进和保证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江泽民同志指出：“实践的结果表明，反腐败工作不仅没有影响改革和建设，而 且成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 2．反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

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如何，是关系到党的事业兴衰成败和党的生死存亡的一个根本问题。开展反腐败斗争，说到底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使我们党更好地担负起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建设的历史重任。应该肯定，我们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党的主流是好，大多数党员和干部是廉洁奉公、勤政为民的。但也要看到，腐败现象渗透的社会生活领域相当广泛，尤其是渗透到党政机关和干部队伍。党内腐败现象蔓延，使极少数党员干部蜕化变质。如果不刹住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蔓延的歪风，腐败分子将由极少数扩张到相当大的数量，而反腐败的健康力量将不断削弱。量变引起质变，腐败分子剧增到一定程度，党自身则将失去消除腐败的能力，党也就从整体上腐烂变质。由于那些堕落为腐败分子的党员干部以自身的行为直接表明他们对人民利益的危害，表明他们背叛原来的阶级而蜕化为特权者或特权阶层，因此，人民群众对腐败分子深恶痛绝。我们党要保持代表人民利益的先进性，防止向相反方向转化，则必须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遏制腐败现象的蔓延。如果我们不坚决打好反腐败这个硬仗，确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反腐败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3．反腐败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约必要条件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于逐步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从根本上遏制腐败现象的蔓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市场经济中出现和存在的东西，并不都是积极的、健康的和合理的。市场经济也有消极的一面，处理不当，容易出现个入主义、功利主义和拜金主义思想的泛滥，从而诱发某些消极腐败现象，给正在成长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侵蚀和破坏。腐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病毒”，反腐败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条件和重要保证。

4．反腐败是强化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信念的重要手段

腐败分子具有很强的寄生性，腐败现象蔓延严重地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有所降低，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功绩在人民群众心目中也有所淡化。由此还导致群众中那些缺乏全面分析问题能力的人产生某种程度的错觉，认为腐败现象蔓延已经成了一种不治之症，进而怀疑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和历史必然性。信念动摇，不仅影响了一些人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建设的热情，而且使形形色色剥削阶级腐朽思想乘虚而入，加剧了人们思想上的混乱。显然，人们信念淡化和思想混乱的程度，与腐败蔓延的程度是成正比的。腐败现象的蔓延严重衣影响社会主义的政治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缺乏健康的精神力量。由此可见，只有深人开展反腐败斗争，无情揭露和严厉打击那些腐败分子，遏制腐败蔓延之势，才能使人民群众体会到共产党整体是好的，是坚强的，还仍然恪守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才能表明共产党是唯一有能力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政党。由此，人民群众才会坚信社会主义不可逆转，并通过在反腐败斗争中的自我教育，不断提高觉悟，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的强大凝聚力。

四、从源头上防范、遏制腐败的对策及思路

腐败是一种历史现象。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而当今的中国正处在历史性转轨时期，特殊的环境，特殊的环境，在极少数人(包括部分高官)中出现腐败，也不足为怪。关键在于我们能面对现实，采取有效措施进行综合治理，做到标本兼治，从源头上防范、遏制腐败。

1．加强理想信念教育，解决党员领导干部面对腐败不想为的问题

共产主义理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随着经济的发展，改革的深入，交往的扩大，民主的发展，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人们的追求也越来越多种多样。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各种腐朽思想和错误的价值观念，无时不在侵蚀着党员队伍。市场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而的东西，不断反映到党员的思想意识和精神生活中来。有的人把商品交换原则引入到党内政治生活，引发一些完全背离共产党的宗旨和称号的丑恶行为，解决这些问题，关健是加强对党员的严格教育。毛泽东同志说过：“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重视和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是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优良传统。目前要结合学习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结合“三讲”和警示教育活动，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提高党员干部的党性、党风修养和实践“三个代表”的自觉性，着眼于解决党员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使他们淡泊名利，把个人利益统一到党和国家、人民 利益的基础上来，在思想上筑起反腐败的坚固大堤，使我们的党员干部面对腐败不想为。

2．加快制度建设，解决党员领导干部面对腐败不能为的问题

邓小平同志指出：“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无法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我们应该看到，目前，党内监督的机制、动作方式、监督的制度和规章仍然有很多部分是按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时代进行动作，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党内监督的机制、动作方式、规章制度相对滞后。在这个问题上，应着力于四方面工作：一是要认真考虑、设计权力的制衡关系，防止出现权力不受监督或监督制约不了权力的事。二是要改革干部的选拔任用制度，选拔任用干部要考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现在哪一层面上，其权力观是否正确。审视腐败个案和腐败分子的蜕变过程，不可否队他们的权力观，“情”与“色”在起主要作用，贪官的共通点，在于难过“权”、“色“关。为何腐败分子总是和女人有关?这显然是“权色交易”，应该说与这些组织纪检监察部门不重视领导干部的生活作风问题有关。对腐败现象源头防范也好，打击遏制也好，首先要从纠正领导干部生活作风做起，这一问题应该引起有关部门和社会的重视。三是要加大办事的透明度、公开度，增加对执权者的监督力度。四是加快体制转轨的步伐，新旧体制交接运行的时间越长，“磨合期”内产生腐败的间隙和漏洞越多，腐败的机会就越大，新体制的建立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制度的完善过程。所以加快政治体制改不和经济体制转轨的步伐，应该是源头防范，遏制腐败的治本之策。要健全法律制度和党纪、政纪方面的制度，规范公职人员的行为，各行业、各部门和单位都应根据法制和党纪、政纪制定相应的具体制度，如对权力进行分解和制约制度；干部交流和轮换制度；政务公开制度；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制度等，以解决党员干部面对腐败不能为的问题。

3．加大对腐败的惩治力度，解决好党员领导干部面对腐败不敢为的问题

现实中，再严厉的处罚，都还会有一些腐败分子铤而走险，但建立起腐败事后的严厉处罚机制，至少可以降低腐败的发生率。明太祖朱元璋对贪官污吏的惩治十分残酷。明朝的严刑峻法就有“剥皮草实”之法，贪污

60两银子的官员要被剥皮，在皮囊里填草后放在衙门公座旁以警戒继任者，此法在当时收到很好效果。当然现代文明的今天，不可能沿用此法但确应严惩不贷。要建立反腐败侦察机制，不能光靠腐败举报和审计途径来掌握线索。对腐败案件要注重深挖，从重从严予以查处，防止只打”徒弟”，不打“师傅”，真正解决好党员领导干部而对腐败不敢为的问题。

第二篇：科学认识当今社会的反腐败形势

科学认识当今社会的反腐败形势

邵道生

对当今反腐败形势怎样看？怎样评价？究竟好不好？取得了哪些成绩？社会是真反还是假反？是越反越严重、越反越厉害还是向好的方向发展？这些都是人们关心的问题。形势问题估计不好，如过高的估计或是过低的估计，不仅会影响人们对反腐败的信心，还会影响对对社会今后反腐败的发展趋向。所以，这个问题特别重要，这个问题不解决，思想就无法统一，就无法更深入地反腐败。

怎样认识当今反腐败的形势，有以下几个观点需要把握。一是历史的观点：即要将反腐败放到整个改革开放的整个社会背景之中去考察；二是理性的观点：在这个问题最忌讳的是为一时、一事所发生的情绪事件所左右；三是实事求是的观点：一切的一切以现实反腐败的发展态势所决定，决不拘泥于以前所制定的指标所局限。有的人看问题就是不会看主流而只会看支流，不会看本质而只会看表面，不会看大势而只会看小势，结果呢，越看越觉问题严重，越看越没有信心，越看思想越糊涂，什么原因所致？大致有以下几个：一是掌握资料有限，因而缺乏大局观；二是对过去了解不深不透，因而缺乏历史观；三是过于认“死理”，因而缺乏辩证观；四是因“耳朵根”太软思想“随风飘”，因而缺乏科学观。

基于以上的认识，我用以下四句话来概括当今社会的反腐败形势。

（一）全党、全社会统一了认识，统一了意志，加强了反腐败的力度、深度和广度，思想统一比什么都重要，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地反腐败，因而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在不断地提高。

十三年的反腐败最大的成果是：全党、全社会在以下这样的一个重要问题上达到了真正的共识：“执政党的党风问题”的确是一个“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我国反腐败的实践以及前苏联的解体使毎一个中国人都充分认识到：若不反腐败，党要亡，国要亡，社会主义也要亡。在八十年代当人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人们思想上还存有“果真会这样吗”的疑虑，也真还有一小部分人认为这是在“小题大做”，思想上的这种不统一，导致行动上的迟缓，因而出现了邓小平同志一再严厉批評的“打击不力”现象。为什么说我们的社会对腐败是真反而不是假反呢？是因为有“思想基础”的。惟有“动真格”，执政党才能保持执政的地位；惟有 “动真格”，社会主义才不会变成资本主义，惟有 “动真格”，共和国才能真正兴旺发达。的确，社会的这种“统一思想”、“统一意志”是在改革开放至今的反腐败实践中形成的，这比什么都重要，它是我们认识反腐败形势的基本出发点。

正因为全社会有了“统一思想”、“统一意志”，所以整个社会就会“动真格”了。什么叫“动真格”？就是加强了反腐败的力度、深度和广度。看一看共和国（甚至国外）的反腐史，在很短的时期內接二连三地将陈希同、成克杰、胡长凊、李纪周这样的共产党內高官送上审判台、断头台，应该说是“史无前例”的。怎么看？一是说明了如今的政府在反腐敗上并不是只“反小”不“反大”，并不是只“反下”不“反上”，并不是“假反”而是“真反”。二是隐患被凊除了是不是好事？是好事，而且是大好事！八十年代不是没有这样的大腐败分子，而是没有暴露，没有被清除，隐藏了下来，到了九十年代就越来越厉害了；如今呢？不管你的官做到哪一级，当到了多么大，发现一个就抓一个，从八十年代的“杀鸡给猚子看”转到九十年代的“杀猴给猴子看”，反腐败的“威慑力”不是空的，而是在“杀猴”、“杀鸡”过程中体现出来的。近几年来广大的群众为什么对反腐败的满意度呈上升态势？就是因为很满意执政党在这个问题上“动真格”的了。

民意是检测社会政策推行好坏的晴雨表。近年来，中央纪委会同有关部门每年在不同的10个省（区、市）进行万人随机抽样调查，结果表明，2002年，有74％的群众对反腐败工作表示认可，比1996年提高了12个百分点；69％的群众认为腐败现象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了遏制，比1996年提高了13个百分点；68％的群众对反腐败斗争有信心，比1996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今年五六月，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在除西藏、台湾、香港、澳门之外的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了党风廉政建设民意调查。调查显示，69.1%的群众认为腐败现象已在一定范围内得到遏制，78.7%的群众对反腐败斗争抱有信心。这y些结果说明什么？说明广大老百姓对反腐败的满意度在不断地提高。在这个问题上，即便是一向对中国反腐败抱有成见的、总部设在德国柏林的透明国际组织在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腐败状况评估排位中也能反映出来：1995年在41个国家中我国是第40位，倒数第二位；1996年在54个国家中我国是第50位，倒数第五位；1997年在52个国家中我国是第41位，倒数第12位；1998年在85个国家中我国是第52位，倒数第34位。所排的名次是逐年上升的。事实表明，广大干部群众对反腐败斗争的成效是认可的，满意程度在不断提高，对反腐败斗争的前途也越来越有信心。

二、通过查处一大批共产党內的位高权重的高官大案、要案，极大地打击了腐败分子的嚣张气焰，通过对广东湛江、福建厦门远华、辽宁沈阳慕马大案的查处，将局部被“改变了面貌”的政权又“改变了回来” ,初步地将腐败发展、泛滥的势头压了下来；通过对反腐败和打黒有机地结合起来，消除了腐败恶性化发展的可能。

反腐败为什么这么艰难？道理很简单：因为这是一场“权力者”对“权力者”之间的斗争，对刑事犯罪分子，可以一个“严打”接着一个“严打”，“有权的”对付“没权的”，事情总是好办一些。对付腐败的权力者远非这样简单，他手中也有权，有“一帮”人，有雄厚的腐败势力，有丰富的官场经验的牢固的关系网，一句话可以用权力对抗权力。邓小平同志不是说过“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吗？全国性的“改变面貌”倒是没有，然而地区性的局部性的“改变面貌”有没有呢？不仅有，而且很严重。如湛江腐败、厦门远华腐败案和沈阳腐败案，腐败分子不是一个人二个人，而是一窝人、一串人；不是普通的小官，都是掌握当地要害部门的高官、大官„„尽管这些都是“地方上的腐败分子”，从理论上说应由“省级”去管，然最终的“领导”却是“中央级”的，结果当然是毁灭性的，“一网打尽”，很是彻底。说明了什么？一是充分说明了中央反腐败决心；二是反腐败的确很艰难；三是教育了全党，“和平演变”决非是理论上的。总之，将一些地区和领域被“改变了面貌”的政权又“改变”了回来，形势好不好？当然好！

近几年来的反腐败斗争，不仅仅呈现了过去从未有过的力度和气势，而且在其内容和质量上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其中之一，就是将反腐败与打击黑恶势力紧紧地连在一起。大凡熟悉世界腐败发展历史的人都知道，“黑道”（犯罪恶势力）向“红道”（权力）和“黄道”（经济）的渗透，建立彼此的“神圣同盟”，是一个普遍的共同规律；而在一个权力腐败泛滥的社会中，权力腐败者也会主动地与黑社会势力“联手”，以获取更大的“利润”，也是一个极其“正常”的现象。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并不例外，同样显示了这一个特点。譬如，震动中外社会的三个腐败大案——湛江案、厦门“远华”案和沈阳案，就是“三股道”（“红道”、“黑道”和“黄道”）相互渗透、相互结合的典型。这几年来这“三股恶势力结合”的规模和组织成度尽管还没有像意大利黑手党那样成熟，却显示了以下这些特点：一是势力的发展越来快，有的甚至控制了一个地区；二是侵蚀的范围越来越广泛，它已经渗透到多种领域；三是对社会的危害越来越厉害，国家财产几亿、几十亿、几百亿遭受侵占很是“平常”的事。因此，怎样在中国不让“三股道结合”像意大利黑手党那样发展成气候？怎样更有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怎样最大限度减少犯罪恶势力、腐败恶势力对中国社会的危害？应该说，在这一个问题上这几年来不仅走出了有力、坚实的一步，而且还是很有成效的一年。应该说，2001年在全国展开的这场打击“三股恶势力结合”斗争是审时度势的，是很有声势的、毫不手软的，狠狠地打击了犯罪恶势力和腐败恶势力的嚣张气焰，为整个社会平稳地、健康地、有序地进入21世纪打下了结实的基础，它充分说明了我党在反腐败问题上的决心，因而全党高兴、全社会高兴、全国人民高兴。

应该说，近几年来中国对腐败势力的打击是“致命性”的，至少有三个效果：一是极大地打击了腐败分子的嚣张气焰，二是初步地将腐败发展、泛滥的势头压了下来；三是消除了腐败恶性化发展的可能。不要低估这三条，能做到这三点确是很了不起，为新世纪的反腐败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反腐败挽回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保障了经济现代化的进程。

当我们在开展反腐败的起始阶段，总能听到这样一种糊涂观点：腐败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反腐败会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然而，二十余年的反腐败实践清楚地告诉我们，这种“腐败有益论”是多么荒唐，多么谬误。据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胡鞍钢先生的研究，当今社会存在的四种类型——“寻租性腐败、地下经济腐败、税收流失性腐败和公共投资与公共支出性腐败”——造成的各类经济损失，平均毎年占GDP的13.2%----616.8%之间(指90年代后半期)。腐败被揭示出来的大案、要案表明，腐败对社会的经济发展是严重的。为此,近几年来，中国政府将打击走私与反腐结合起来，将一时嚣张的走私气焰打了下去；此外，根据近几年社会腐败的特点，有条不紊开展了腐败的高发区、频发区——金融、证券、房地产、土地批租出租、建筑工程和物资采购等领域——的反腐败斗争，将一大批“走私大王”、“金融大王”、“房地产大王”等“经济蛀虫”送上了审判台，这就最大限度地缩小了社会的经济损失，保障了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社会得益，老百姓得益。譬如，以开展轰轰烈烈的全国性反走私斗争来说，极有成效，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是：通过对广东湛江、福建厦门大案要案的处理，初步地将猖狂的走私气焰打了下去，作为国家财源之一的石油企业很快地从亏损转为赢利，而1999年国家职工的工资增加又是从哪儿来的？就是靠了打击走私之“福”。此外，据有关方面的统计，从1997年10月到2002年5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79万余件，结案78万余件，给予党政纪处分78万多人，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301亿元。再以沈阳慕马腐败案为例，据《人民日报》报道：在反腐败斗争的政治洗礼面前，沈阳赢得了经济的恢复性快速增长。2001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0.1％，财政收入增长34.3％。2002年国民经济多项主要经济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市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400亿元，比上年提高13.1％。财政收入突破百亿元大关。实现工业总产值2110亿元，比上年增长18％！

（四）通过多年反腐败，人们深深地认识到，在反腐败问题上依靠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模式是行不通过的，因而正在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反腐败的特点和规律，反腐败促进了“从严治党”、“从严治权”，促进了政治文明的进程。

过去的反腐败，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反腐败，依賴的是像“三反”、“五反”这样的轰轰烈烈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很有成效，所以就有“杀了张子善管了二十年”之说法。改革开放后，社会进入了市场经济体制，腐败发生在“一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二是市场体制的极不完善”的背景下，这就是说，依靠过去计划经济体制时代的反腐败管不了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腐败行为，“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怎么办？从某种意义上说，反腐败也只能靠“摸着石头过河”，所以，这二十余年的反腐败，是积累经验的二十余年，是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的二十余年，是从过去侧重治标到如今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注重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二十余年。„„总之，是在不断摸索“符合初级社会主义、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反腐败”的二十余年。这是指导思想上的突破，是方法论上反腐败的飞跃，这就为新世纪的反腐败奠定了牢固基础。

为什么相当数量的高級领导干部会堕入腐败的陷阱？为什么在查处的腐败分子中“第一把手”居然达到三分之一这样高的比例？为什么新的历史时期腐败会呈现窝案、串案的特点？原因自然很复杂，但是，有一点为人们所公认：即权力由于缺乏监督而导致的“权力绝对化”，因而产生了“绝对的腐败”。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会产生“权力绝对化”呢？原因有三：一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权力过分集中遗留下来的影响，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家长制”的复活，三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总之，二十余年的反腐败的实践使我们足够地认识到体制上的缺陷对腐败泛滥的影响，因而在近几年的反腐败斗争中强化了党內建设，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了“党政领导干部主动接受同级纪委监督、党政领导干部公布廉洁从政情况、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和党风廉政建设专项巡视”等制度；重点加强了对“一把手”的监督和管理，加大对各级机关部门具有专管权力的中层干部、企事业单位领导干部的管理力度，认真执行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工作述职评议制度、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干部提拔任用“党风廉政一票否决制”；积极推进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提高干部人事工作民主、公开、竞争的程度；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规范行政行为„„所有这一系列的“从严治党”、“从严治权”的措施，它既是深化反腐败的必然，也是防止腐败泛滥的根本措施，从某种意义上说，促进了政治文明的进程，又为社会的政治改革打下了基础，而这，是我们在正确评价二十余年反腐败所不能忽视的。

也许有人会说，你这样看形势是不是太盲目乐观了，是不是有点涂脂抹粉了。不是的，我的这种认识一点都不妨碍我对当今反腐败仍然严峻性、严重性的评价，一点都不妨碍我对现实生活中前反腐败艰巨性、困难性的估计，一点都不妨碍我对未来反腐败长期性、曲折性的预测，我是从自己多年来对反腐败的研究认为，改革开放至今的反腐败形势的确是在向平稳的、健康的、好的方向发展，社会的確是在认真地、扎实地、有条不紊地深入开展反腐败，中国共产党的确是完全有能力解决腐败问题的。

第三篇：当今社会的婚姻问题

当今社会的婚姻问题

---浅谈“闪婚”问题

一、引言

一向崇尚“家和万事兴”的古老中国,正遭遇婚姻动荡的冲击。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了解一下新婚姻法及我国目前的结婚率和离婚率的一些相关情况。

我们都知道今年新修订了《婚姻法》，婚姻法中有关修改的部分有哪些，我们做了一下了解。与1980年《婚姻法》对比，新婚姻法增加了一章（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增补了15条，删除了1条，修改了22条，完整保留了14条，共计6章51条。其修改幅度之大、涉及范围之广、增补内容之多、创新色

日前公布的全国民政事业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共有46.5万对夫妻办理了离婚登记,较去年同期增长17.1%,平均每天有5000多个家庭解体。中国离婚率已连续7年递增。“中国式离婚”成为一个令世人关注的现象。

截至今年10月31日，新的《婚姻登记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实施整好一个月的时间。目前从沈阳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来看，今年10月份结婚与离婚率同去年同期相比都呈现“双高”态势。其中，共有6839对新人喜结良缘，1752对夫妻缘尽人散；而在去年10月份登记结婚者为2280对，离婚者712对。

提及到当今社会的婚姻问题，这些词语就会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婚外情，小三儿，婆媳关系等等。近年来一些新兴词汇更是层出不穷，譬如，裸婚，闪婚，毕婚族……今天我们就闪婚问题做下介绍。

二、闪婚的含义、现状及类型4.对闪婚的看法

1.何为“闪婚”

“闪婚”是闪电式结婚的简称，指从认识到结婚时间相当短，一般只认识大概不到3个月就结婚的都算是闪婚。闪婚多发生在时下青年男女身上，青年男女闪电相识，爱情速配，已成为一种时尚。

2.“闪婚”现状

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快餐式的爱情和婚姻的潮流，那些选择快餐式爱情和婚姻的群体被称为“闪婚族”，其成员主要是年龄在20-30岁之间的青年。

从其形成的过程来看，“闪婚”指的是两人在短暂的相识后，未经过一定时间的交往和相互了解而确立婚姻关系的一种快速的婚姻形式。对于这些“闪婚族”而言，用最迅速的速度来完成从恋爱、产生爱情到结婚的漫长过程，按媒体的描述就是“他们几秒钟可以爱上一个人，几分钟就能谈完一场恋爱，数小时内可以决定终身大事，一周便能踏上红地毯。”这种都市情感快餐已在我国不少城市悄然登场，在当前中国有走向泛化的趋势。

《闪婚》是由王小康执导、王静茹担任编剧的家庭伦理情感剧，该剧主要讲述的是“80后”的故事，首度将“闪婚”这一备受关注的社会现象搬上荧屏。该剧由颜丹晨、张铎、刘芳毓主演，盖克、凯丽、寇振海等实力演员助阵演出正在辽宁卫视、深圳卫视、黑龙江卫视、山东卫视等五家卫视热播，该剧将镜头对准“闪婚”一族，展现了闪婚为家庭带来的一连串的故事。

3.“闪婚”的三大类型

“闪婚”的类型有很多，无法一一列举这个给大家，总体的介绍三大基本类型。（1）感情冲动型

经过几天甚至更短时间的接触，男女双方“感觉不错”，感情迅速升温，很快就完成了一系列情感与法律上的程序，携手走进了婚姻的神圣殿堂。表面上看，这似乎验证了那句名言“缘分来了，挡也挡不住”，而实际上是感情冲动盲目、对待婚姻态度不严肃、不慎重的表现。

（2）心灵空虚型

或者因为感情受过创伤，或者由于有过婚姻失败的经历，一些人在心灵异常苦闷迷惘、感情无处寄托的时候，如果遇到合适的“疗伤”对象，必定会“一拍即合”，加入到“闪婚”的队伍中也就不奇怪了。为了满足暂时的感情需求，把婚姻当成了可以挥之即来的“止疼药”，不能不令人遗憾。

（3）利益速配型

有专家认为，目前社会发展的速度加快，社会竞争愈加激烈，人们承受的工作和生活压力随之增加，为了谋求更加稳定富足的生活，为了改变现状、为了车、房和绿卡„„这些都是造成婚姻速配的心理动因。在如今这个交往频繁、快节奏的时代里，一切都在加速，什么都在提速，这对婚姻必然产生重大影响。过去那种“马拉松”式的恋爱，“爱你一万年”、“爱就要经得起考验”的婚恋模式，正在接受新时代、新理念的冲击与挑战，“工作要搏，事业、学习也要搏，一切都只有靠拼搏才能去收获”。所以，新生代在应接不暇的时空隧道中穿行，对持久战式的恋爱已心生叛逆，也因此，“闪婚”有市场也是有道理的。

三、闪婚原因

“闪婚”行为在都市里悄然兴起主要来源于社会。即：社会转型和人们观念转变的结果，其关键因素取决于城市化和文化变迁。

1.“闪婚”行为之所以在中国都市悄然兴起，是城市化的结果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人们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中心。城市化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国家和地区社会组织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城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产生了向城市集聚的观念和行为。受城市内在拉力和农村外在推力的双重影响，人口不断地向城市集中，由此产生了新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产生了新的社会观念和社会行为。从客观上说城市化是“闪婚”行为的催化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城市具有较强的竞争性。生活节奏加快，生存竞争激烈，生活压力增大。而80后年轻人正处于这快节奏的社会阶段，大多人都疲于奔命，必须全力工作，为自己获取更多的成就，以避免被社会淘汰。为了节约时间成本，他们无力再去追求马拉松式的恋爱方式，而转向追求一种快餐式的婚姻方式，即婚姻“速食化”了。快节奏的社会培育了快节奏的爱情，也不断壮大了“闪婚族”的队伍。

二是城市具有信息获取快捷性，即“闪婚”还与媒体的信息传播有关系。社会的每一项重大变革，都伴随着信息传播的痕迹。信息传播融入社会大众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之中，改变着社会大众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思维模式。现在网络、报纸、电视等媒体的信息广为传播一些关于相亲、速配、闪电式婚姻等。这些都成了许多80后年轻人学习效仿的榜样，在从众心理的驱使下，更加壮大了“闪婚”族。

三是城市具有包容性。城市的包容性使城市居民能够认识不同的观念，接纳不同的生活方式。城市居民思想观念开放、生活方式更加前卫，造就了一个包容的社区环境，慢慢的产生了一种包容的态度，对这种“闪婚”行为也就见怪不怪了，并得到了理解和认可。四是城市具有冷漠性。城市中大多都是上班族，80后年轻人的生活中接触最频繁的就是工作单位，单位中形成的业缘关系成为他们主要社会关系的纽带和来源，而业缘关系却导致了他们社会关系网络的缩小化和疏松化。城市化的发展，使人际交往和人际关系变的越来越表面化。人与人之间缺少了心灵的沟通和情感的交流，人情变的越来越冷漠，因此，人的交际圈就不断缩小，这迫使80后年轻人选择快餐式婚姻。

2.社会文化的变迁是“闪婚”产生的思想根源

笼统地说，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确切地说，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文化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全部成果，它包括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的与非物质的东西，即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一方面，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现代社会人们在经济方面的独立生存能力增强了，在选择配偶时对经济的依赖相对较弱，对情感的需求和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压力明显增加，年轻男女都各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因为经济地位的独立使他们完全可以决定自己的事情，比如说买什么东西就跟着感觉走，婚姻也如此，不用过多考虑其他的因素，旨在自己的感受，婚姻已经变成一种很个人的行为。他们不再把经济条件放在首位，而是把“感情”放在首位，对婚姻的感情含量要求越来越高，使婚姻变得更为单纯。过去那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已经不复存在，“爱”已成为缔结现代婚姻最大的理由，再加上这是个讲究“速度”的时代，于是“闪婚”就成了一些年轻人证明真爱的一种方式。

另一方面，从精神文化变迁的角度看，精神文化的发展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婚姻家庭观念。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传统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的婚姻观多定义为责任，而现代的婚姻观则更多的是定义为感情而非责任，只要两个人感情好就可以结婚，结婚变得越来越简单了。这些都是导致“闪婚”的原因。

3.“闪婚”的流行和当前社会宽松的思想、心理环境也是有着紧密关系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进一步发展，西方的女权思想也随之大量地涌入中国，极大程度地冲击了国人的传统观念，也带来了女性对自己地位的反思，使女性在权利观念上日益觉醒。市场经济也带来了新的观念——自由理念。于是在青年的行为上，日益表现为突出自己的自由。这种自由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经济自由、个人意志自由、生活方式自由等等。这也对80后年轻人的婚姻观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80后男女的成长阶段，正是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时期，各种新的思潮、多姿多彩的生活方式、多元化的价值观念使这一代人具有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的观念，富有创新精神;他们对西方的婚恋方式照单全收，敢于大胆、直接地表露和追求爱情，敢于尝试各种新潮的生活方式，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成为追求物质享受和安逸生活的享乐主义者、物质至上主义者。就女性而言，女性的婚姻自主权也得到了法律的有力保障，她们有改变原先被强加的陈旧的婚姻观念的机会，婚姻观念对她们而言开始成为一种自我追求、自我适应的体现。因此，婚恋观念的转变和女权思想的发展促进了“闪婚”。

4.其他原因

01、自己身边朋友的都已经结婚生子，就自己一个人每天拼命的工作，不知道还以为是同性恋倾向，所以面对父母的压力和朋友的怀疑，不得不抓紧时间找一个合适的对象赶紧结婚，消除这些负面影响和流言蜚语以告天下。

02、在中国奉行“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观念，所以无论男人还是女人，只要是年龄一到，必须考虑婚姻问题，现在的80后都已经29，在农村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到了这个地步，只要还有跌破发行价，结婚回家再说。

03、未婚先孕，奉子结婚，这是许多明星的做法，常常激情前没有采取措施，事后又舍不得打掉，如果没有结婚就弄出一个孩子来，这是没有名分的，所以许多年轻人也开始玩起这种游戏，没有办法，只好怀孕后快速结婚。

04、许多人不是不愿意结婚，而是没有遇到合适的，由于目标过高缘故，耽误了自己青春千金一刻，所以一直等待时机，比如说，只要一位剩女遇到一个有工作，有房子，而且还能苦苦追求自己的男人，就会立刻马上结婚。

05、由于自己的父母已经年迈，或者有病染身需要人照顾，但是自己的工作无法脱身，非要找一个合适的保姆来伺候不可，但是又怕保姆不专心，而且费用太高，支付不起，想来想去，觉得结婚后的妻子照顾是最合适对象。

06、参加时尚派对，在众多年轻的拥簇和张开心扉的交谈，找到一个说话投机的人，心里十分的激动，然后在交往过后，发现感觉还不错，在感觉的引领下，从上床到结婚自然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不过这也隐藏了许多漏洞。

07、某些男人急功近利，为能够在工作上得到升迁，千方百计绞尽脑汁，恰巧这个时候，上司的孩子是自己非常心仪的对象，就会主动找机会，不过有些男人甚至像卖青菜那样，随随便便就与局长级别的的千金秘密结婚了。

08、有些人是犯浑，明明是不喜欢人家，但是为了达到某种交易的性质，硬是把自己卖了，这种多是女性，尤其是农村来的女人，不是偏见，而是进城打工的小姑娘，为了能够获得城里人一样的生活，下赌注压上了自己。09、倘若说犯浑的女人可以原谅，但是犯贱的女人就不能不让人揪心了，每个女人都是喜欢追求白马王子或者是高官子弟的，但是往往会得不到，于是自己开始施展美人计，或者下套，故意用美色让男人不得不与自己结婚。

10、待定，这最后一种就是把原因归在不确定的因素上，我不能把问题说的太绝对，世上没有觉得闪婚，结婚的时间是相对的，不管是处于任何原因的闪婚都是对传统的婚姻发起了挑战，这是社会进步还是倒退，不得而知。

其实总的来说，闪婚出现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婚姻性质的改变。传统的婚姻是两个家庭的结合，需要互相仔细审查，要求门当户对，建立的关系复杂。现在只是两个人之间的结合，婚姻就变得简单许多，不用像以前那样考虑那么多，要建立的关系网小些，不需要进行以前那种方方面面的考察，不一定要求建立终生关系。因而现代婚姻不会像以前那样想得太多太远，不必考察非得那么合适，激情过去了觉得两个人在一起不合适，也可以轻易离婚。历史地看，“婚姻”这个概念有一个演变的过程，传统的婚姻观多定义为责任，而现代的婚姻观则更多的是定义为感情而非责任。闪婚似乎面对的结果是 “快结快离”，乍一看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但快离也未必就是坏事。

四、闪婚相关案例及分析

案例一

近日，江西省东乡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相识三天不到便订婚，结婚两月不到就闹离婚的离婚案，判决原、被告双方离婚，被告返还原告彩礼21000元。

2009年8月25日，陈某与艾某经人介绍相识，8月28日两人便按风俗习惯举行了订婚仪式，订婚之时由陈某给付艾某彩礼30000元及金戒指一枚。2010年10月9日两人办理了结婚登记，10月31日，双方因故发生争吵，被告艾某便回娘家居住，直至原告向法院起诉期间双方一直处于分居状态。2009年12月23日原告诉至法院要求与被告离婚，并返还彩礼。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原、被告双方经人介绍认识，相识不到三天便举行了订婚仪式，两个月不到便办理了结婚登记，婚前双方缺乏了解，婚姻基础较差，属于草率结婚，婚后双方共同生活时间不到二十天，未能建立起夫妻感情，准予原、被双方离婚。由于双方结婚时间较短，且给付彩礼造成原告陈某一定程度上的生活困难，被告应酌情返还原告所给付的彩礼，据此，法院做出了上述判决。

案例二

旧区改造，房屋拆迁，很多居民想趁机改善生活条件，由此导致“闪婚”“闪离”现象增多。尽管事先有各种约定，但对动迁款的分配同样引发了不少官司。

日前，静安法院审理汪颖（化名）诉单星（化名）离婚后，判决准许离婚，但汪颖主张分得动迁款68万元的诉请不予支持。

家住新闸路的单星与葛某系原配夫妻，所居住的房屋建筑面积约25平方米。去年该地块开始动迁，59岁的单星得知可通过“假离婚再假结婚”的方式增多被动迁人数、多分得动迁款，便与葛某办理了离婚手续。经人介绍，葛某与施某结婚。不久，单星也与携有一女的47岁离异女子汪颖结婚。如此“闪离”又“闪婚”后，动迁安置对象从2人变成了5人。

去年11月，单星、葛某一起与动迁单位签订了动迁协议，将施某、汪颖及其女儿均作为动迁安置对象，共获得动迁安置款170万元。之后，施某与葛某离婚，分到10万元，但汪颖与单星却在动迁款分割上产生了纠纷。

一个月后，汪颖向法院起诉称，婚后她没有与单星共同生活，单星仍与前妻一起，遂以感情破裂要求离婚。由于在婚姻存续期间遇到动迁，她应分得170万动迁款的五分之二即68万元。

法院认为，汪颖与单星在婚前缺乏相互了解，且均不珍惜夫妻感情，导致感情破裂婚姻关系恶化，应准许离婚。但汪颖要分割动迁款68万元的主张，因该款涉及到动迁案外人，应另案起诉解决。

法官告诉记者，这是近期该院受理多起离婚案件中，较典型的一起利用欺骗手段多得动迁款的案例。根据市府第61号令，受安置人口须具备“在拆迁地有本市户口，且连续居住满1年”的前提条件。而施某、汪颖及其女儿等三人，在该处既无户口也不居住，根本不符合安置人口的条件。

为此，法院向动迁职能部门发出了司法建议书，希望进一步规范动拆迁工作，也不排除有动迁户与动迁基地个别人员内外勾结，损公肥私的可能性，说明拆迁人内部监督、审核机制存在问题，建议相关职能部门作进一步查证，来推进旧区改造健康发展。

80后闪婚案例

案例一济南每天三起“闪婚闪离”案件，多为80后小夫妻

记者采访了解到，如今济南“闪婚”后“闪离”的现象非常多，甚至平均每天三起，而这其中很多都是80后小夫妻。

案例二 恋爱4个月后“闪婚”又“闪离”

一对青年男女，恋爱4个月就“闪婚”了，可是合得快，分得也快，他们仅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走到了婚姻的尽头，通过诉讼的方式成为“陌生人”。

男方吕某，女方李某，两人在2007年的4月经人介绍相识相爱，短短四个月以后就登记结了婚，随后女方生下了一个男孩。有了孩子以后，家庭琐事就多了起来，男方又因为工作原因不能很好的照顾孩子，女方终以感情破裂为由把男方告上法庭，诉求离婚。女方在向法院陈述中强调了两人感情破裂的主要原因，她表示自己是由于与丈夫相识不久即草率结婚的缘故，导致互相没有深入了解，性格反差太大，随着时间矛盾逐渐加深，最终造成了现在无法继续相处的僵局。

案例三

男方刘某，女方辛某，均为85后，家住历城区锦绣泉城小区。小两口是在2006年的12月相识的，经过3年的恋爱期后步入了婚姻的殿堂。然而结婚以后，家庭琐事接踵而来，两个人就不再像恋爱期那么甜蜜了，女方甚至标榜出“我任性所以我存在”的名言，两个人不再能够互相容忍。最终也走上了离婚诉讼程序。

其实这种案例太多了，据历城区人民法院统计，2009年历城区离婚案共700多起，其中80后小夫妻“闪婚”后“闪离”的占全部案件三分之一，而整个济南市则有1000多起，平均每个工作日都有三起。

◎原因分析

不会处理家庭琐事是主因

针对80后的高离婚率，记者专程采访了历城区人民法院民事一庭的法官朱贵华女士。

朱法官表示，现在80后孩子离婚的原因不外乎都是因为一些家庭琐事，“别看80后的孩子反叛心理严重，他们在结婚以后往往非常依赖于父母。有的两个人本来感情尚可，吵了架就和自己的家长诉苦，家长护犊心切就会找对方或对方父母理论，这样有时候不但不能解决矛盾，反而更加激化了矛盾。”

◎解决途径

沟通是最好的法宝

“怎么解决这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有待于社会各界的一起努力。我主要就自己的工作经验浅谈几点注意事项。”朱法官对记者说。

“建议小夫妻一定要多做沟通，什么叫沟通，不是在一起简单地说说话就是沟通。夫妻二人可以定期委婉的向对方提建议，当然自己也可以主动做检讨。两个人在一起说说对方哪里做得不好，要注意点什么，或是协商家务活怎么做，谁来做什么。这样有利于日后两个人感情的发展、生活的提高。”朱法官说。

五、人们对闪婚的看法

闪婚，对此有支持有反对，正所谓众说纷纭。1.网友评论

一网友评论：很多时候凭着热情和第一感觉做出的事情反倒不容易后悔.恋爱谈得越久越不适合结婚.所以,支持某种程度上的闪婚.网友小罗说“闪婚闪起来有些刺激，也有幸福感，同时也存在着隐患危机。只希望闪婚的人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幸福的走下去。这是我们都想要的。” 2.专家评价闪婚

闪婚导致“短高快”

天山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

社会学家郝麦收教授称，现代社会竞争激烈，对事业自顾不暇又经历几次恋爱未果的男女，他们不愿过多耽误工作和精力甚至浪费时间金钱。据统计，一见钟情的婚姻成功率仅10%。同时，闪婚也不符合婚姻的基本规律，爱是婚姻的基石，爱需要双方深入了解。闪婚会使这种足够的了解打折。目前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快餐式的爱情和婚姻会将婚姻家庭卷入缺乏理性的旋涡。闪婚已经导致“短高快”(认识时间短、激情高、离婚快)婚姻产生，这说明闪婚的支点不稳固。婚姻的成功和稳定，需要感性、理性双轨发展，爱情列车才能行驶得稳定持久。不能只凭激情和感觉开单轨的“磁悬浮”，所以劝男女青年别让闪婚闪着。

据最新统计，目前昆明市初婚年龄：男28岁，女25岁。这样的晚婚框架，让一些大龄青年(特别是忙于事业的)在婚姻上不愿陷入拉锯战。同时，结、离婚登记手续的简化，新人享有更大的隐私权和自主权，也给闪婚提供了很大方便。但由于彼此了解不够，闪婚确实有可能留下婚姻关系不稳定、离婚率相对提高等后患。虽不能武断地评判闪婚是好是坏，但也劝青年选择闪婚时更要头脑冷静。

选择“闪婚”要冷静

吉林省社会学家郑沪生表示，闪婚不能一味否定。闪婚以前也曾出现过，那时是为达到某种目的，如转移户口、单位分房等。而今的闪婚，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现代青年的婚姻观。同时，结、离婚登记手续的简化，新人享有更大的隐私权和自主权。但由于彼此了解不够，闪婚确实有可能留下婚姻关系不稳定、离婚率相对提高等后患。虽不能武断地评判闪婚是好是坏，但也劝青年选择闪婚时更要头脑冷静。3.闪婚者：闪婚与爱情

“闪婚”的概念，来自于“闪客”、“闪存”之类的新名词，意思是“很快很快结婚”。婚姻大事，原本应该更细水长流一些，毕竟是要在一起过日子的，单凭一时的感觉就去民政局锁定彼此，颇有几分冒险意味，然而，在这个“快餐爱情”时代，就连结婚、离婚的程序都改成了更为便捷的方式，“闪婚”的出现，可以说是时代发展的一个产物。“觉得找对了人，就立刻结婚，这样至少会认真对待彼此的这段恋情，否则不讲责任，随意谈来谈去，婚姻也就不再纯粹。”——“闪婚”者这样说。

讨论：在这个时代，结婚和离婚似乎越来越轻而易举，有时候，对婚姻做出决定几乎是可以不加思索的。当感情和婚姻不按理出牌时，“闪婚”一定会带来悲剧吗?

第四篇：反腐败问题

把反腐败寓于各项重要改革措施之中，用发展的思路和改革的办法来防治腐败。进一步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增强领导干部执政为民、廉洁奉公的意识，筑牢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和党纪国法防线，面向全社会搞好廉政文化建设，形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价值观念和良好风尚。

抓好反腐倡廉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相关法规和制度，狠抓制度的落实。切实强化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把监督关口前移，及早发现和解决问题。

大力发展民主，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障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凡是能够通过市场机制解决的，就尽量用市场机制的办法。

领导干部要严格遵守有关规定，决不能滥用权力，搞权钱交易。

反腐败治本之策的战略基点与战略选择

反腐败必须标本兼治，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现实的需要。反腐败既要加强事后的惩治，更要加强事前的防范；既要强调道德自律或思想觉悟的约束，更应加强制度化、法律化的反腐败体制和系统全面的预警防范体制的建立。要实现党中央提出的标本兼治，推进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的工作目标，在坚持治标的同时，加强反腐败治本的力度，工作如何开展，如何选准战略基点，并进行有效战略选择，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紧迫的课题。

一、战略基点：体制性控制、科学化管理、法制化约束

1.体制性控制。从体制上控制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协调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

在传统体制下，政经合一，利益没有分化，大一统的治理格局有效地发挥了利益协调功能。在加快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利益主体进一步分化了，但利益主体的地位、边界没有在体制上予以最终确定，加之政治经济运行体制的改革没有到位，主体利益的实现大量地是以不规范的方式进行；一些主体的政治经济利益不能按照规范的政治准则和商品经济原则实现，而是通过迂回的方式，在各种矛盾与摩擦的格局下间接地得到实现。

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消极腐败现象的发生和发展就极具有广泛的体制性基础。体制性的漏洞又为少数腐败分子提供了以权谋私的可能性。因此，改革现行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协调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从体制上控制并规范公共权力的运行，是反腐败战略的首要基点。

2.科学化管理。推进政府行政管理、社会事业管理、经济管理的科学化、现代化，使社会运行更加文明、规范。以完备、科学和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法规和程序制约权力，规范主体行为。

腐败现象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与各类其他社会现象一样，它的存在和发展有一定的客观条件和社会基础。腐败现象的客观现实性要求人们要在科学研究和全面分析反腐败斗争经验的基础上，从管理角度，在机制、措施、政策上制定出更为完备的体系，以便更有效、有力地与腐败现象作斗争。近年来，在反腐败的具体实践中，各地涌现出了种种做法和措施，取得了一些经验，中央纪委也相应制定了一些制度、法规，但各地创立的制度和措施缺乏统一规划，做法各异，没有把局部经验普及到全局，上升为整体反腐败方略。

3.法制化约束。依靠法制，对中国反腐败斗争具有全局性和长远性的战略意义。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有效反腐败，必须实现反腐败斗争方式的战略转移。法治是对人治的否定，是一种较高层次的政治文明，同时也是一种现代的治国方式。法制的规范化、统一性、强制性、稳定性决定了对腐败现象行为前、行为中和行为后具有全方位、长期性的抑制和制裁作用。依靠法制反腐败充分体现了效率与公平、防范与惩处、打击与保护、治上与治下的统一，在规范各种政府行为、调整社会关系和处理相关社会矛盾方面，体现出其他手段无法替代的优越性。

二、战略选择：把反腐败斗争与体制改革、管理制度改革、法制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

1.转变观念，把推进体制改革、管理制度改革和法制建设的开展当成反腐败斗争的基础工程来抓。

体制改革、管理制度改革、法制建设与反腐败斗争有着内在的统一性。从两者的功效来看，推进体制改革、管理制度改革和法制建设，从根本上减少了滋生腐败现象的土壤和条件，也是防止和克服消极腐败现象的现实需要和直接手段。两者相互依存、相互

促进、密不可分。我们在工作中要把两者结合起来。当前，特别要强调，反腐败治本之策要围绕体制改革、管理制度改革和法制建设的实际开展工作。

2.强化改革过程中的监督和纪律约束，保证体制改革、管理制度改革和法制建设的规范化。

当前，推进体制改革、管理制度改革和相应的法制建设，在中国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党政机关由于所处的特殊地位，在改革过程中的每一举措，不仅关系到自身的建设，而且对改革和建设的全局也具有带动和影响作用。因此，监督党政机关体制改革沿着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规范化轨道前进，是当前机关党风廉政建设的中心工作，是体制转型时期反腐倡廉的关键所在。纪检、监察机构必须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实施有效监督。

3.重视法制，把反腐败斗争纳入到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来。

以法治国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反腐败斗争必须逐步体现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精神，必须保护人民当家作主和参政、议政、监督的权利，推进国家政治活动的公开化、民主化；完善党政机关各项政治制度和设施，保证领导决策的科学化。

第五篇：浅谈中国当今社会经济发展问题

浅谈中国当今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及其解决措施

摘要：本文对我国当今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包括资源环境问题、贫富分化加剧问题、三农问题、就业问题进行了简要的阐述，并结合科学发展观提出了一些解决措施。

关键词：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科学发展观；措施

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30年来实现了年平均8%左右的持续增长，在人类经济史上也是罕见的，但同时也暴露出诸多问题，其中资源环境问题、贫富差距加剧问题、三农问题、就业问题是中国当今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问题。接下来，本文就针对这四个问题进行简要的阐述，并结合科学发展观提出一些解决问题的措施。

一、资源环境问题

自然资源和环境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自然物质基础,是社会生产资料和人们生活资料的基本来源。新中国成立后,对资源和环境的开发利用在深度和广度上日益扩大,尤其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成就,但也付出了资源环境的沉重代价。我国经济总量的增长实际上走的是一条粗放式的发展道路, 对资源进行掠夺式开发利用,对资源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和污染。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并将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

1、现阶段我国矿产资源、能源和水资源等主要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规模巨大

2005年我国能源和矿产品产量快速上升，原煤产量达到21.9亿吨、原油1.81亿吨、铁矿石4.21亿吨、粗钢3.52亿吨、10种有色金属1635万吨、磷矿石3044万吨、原盐4454 万吨、水泥10.60亿吨。大宗短缺矿产品的进口量持续增加，2005年我国矿产品贸易总额超过3000亿美元，进口原油12682万吨、铁矿石27523万吨、锰矿石458万吨、铬铁矿302万吨、铜矿石406万吨、钾肥917万吨。“十五”期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持续快速增长，从2001年13.5亿吨标准煤增加到2005年的22.2亿吨标准煤，增长了64.4%。我国水资源总量占世界总量的6.5%，用水总量占世界总量的15.4%，黄河流域、淮河流域和海河流域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率已分别高达70%、60%和90%，而国际上公认的河流水资源开发利用率应低于40%，否则将危害河流健康和流域安全。过去几年间，我国主要资源消费的增加量占世界总增加量的比例，包括能源、煤炭、石油和钢等均居世界第一位，资源开发利用的规模巨大。

2、我国资源开发利用的效率不高

根据世界银行和英国石油公司公布的统计数据计算表明，2003年我国每创造一万美元的GDP 所消耗的能源数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33倍，是美国的3.68倍，英法德意等欧洲发达国家的5～7倍，韩国的3.1倍，日本的10.4倍，甚至是印度的1.45倍。目前我国的原材料利用效率低，浪费严重，单位产值的消耗强度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单位资源产出水平仅相当于美国的1/

10、日本的1/20。以水资源为例，我国农业灌溉用水消耗的水资源总量占水资源总消耗量的70%，但由于输水方式、灌溉方式、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耕作制

度、栽培方式等方面的原因，农业用水的利用率不高，渠道灌溉区只有30%～40%，机井灌溉区也只有60%，低于发达国家水资源利用率80%的水平。

3、污染物排放量大，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严重

我国的污染物排放总量大, 单GDPSO2和氮氧化物排放量是发达国家的8～9倍, 能源消耗量和CO2排放量均居世界第二位, 日耗水量和日均污水排放量都居世界第一位, 有机污水排放量相当于美国、日本和印度排放量的总和, 单位GDP 污染物排放量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十几倍。2005年我国COD(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为1414万吨, 超过环境容量76.8%, SO2 排放量达到2549万吨, 超过环境容量112.4%。我国目前的水环境、土壤环境、大气环境均受到严重污染。2005年, 在国家环境监测网监测的陆地七大水系的411个地表水监测断面中, 劣Ⅴ类水质的断面比例达27%, 全海域未达到清洁海域水质标准的面积约13.9万平方公里；土壤污染面积扩大, 目前我国受镉、砷、铬、铅等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近2000万公顷, 约占总耕地面积的1/5；城市空气污染严重, 在监测319个城市中,近45%的城市大气环境质量达不到二级标准,SO2和颗粒物污染严重；酸雨污染加重, 1/3的国土面积受到酸雨影响, 全国527个市(县)中, 出现酸雨的城市有298个, 有些地区的酸雨频率达到100%。每年产生1 亿多吨的城市生活垃圾, 带来严重的固体废弃物污染。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危害开始显现,已对我国的生态环境安全和人群健康构成了严重威胁。核与辐射环境安全也存在隐患。此外, 我国生态环境脆弱区环境状况恶化,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退化, 全国因水土流失每年流失土壤50亿吨, 沙化土地面积达174万平方公里,荒漠化加剧,90%以上的天然草原退化, 湿地面积不断减少,生物多样性锐减,各类生物物种受到威胁的比例普遍在20%～40%。

二、贫富分化加剧问题

我国在推行市场经济的改革中，坚持按劳分配为主、多种方式并存的分配方式，适当地拉开了收入差距，这对提高经济效率和激发经济活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却造成了贫富分化加剧的问题。2005年的抽样调查显示，我国居民的家庭收入，处于高收入端的10%家庭与处于低收入端的10%家庭，其收入比为：11.8:1，处于高收入端的10%家庭，其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是37%，处于高收入端的20%家庭其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是53.7%。贫富差距扩大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一系列不良影响，其主要表现为：一是导致社会消费需求不足。由于存在边际消费递减规律，一般而言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于穷人的，贫富分化加剧会降低社会的整体边际消费倾向，从而导致社会消费需求不足。二是导致社会不稳定。贫富差距扩大为少数利益集团腐蚀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行为提供温床，有可能使处于贫困阶层的人民即使努力奋斗也无望改变自己的地位，从而产生挫败情绪，这既弱化了社会进步的动力，又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贫富差距加剧还表现在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上。在东部地区已经发展得像美国一样发达、富裕的同时，在中国的西部却还是挣扎在基本温饱线上；在大城市一切都步入机械化和自动化的同时，有那么多的地方却依旧还是手工劳动着。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制约着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杭州湾大桥跨海36KM，耗资118亿人民币，成为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成为中国人的骄傲，但是谁又知道在云南怒江峡谷如今依旧还是只能依靠着一根钢索、一个滑轮渡河。那里的孩子每天上学都要靠滑轮滑过去，而他们却只是7～11岁的孩子。在那里架一座吊桥需要40～50万元，跟118亿相比那简直是零头的零头，但是对于那儿的人们来说这像一个天文数字一样沉重的压着他们。

三、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从事行业、居住地域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但三者侧重点不一，必须一体化地考虑以上三个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是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关系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首要问题。农业兴、百业兴，农民富、国家富，农村稳、天下稳。

1、农业问题

农业问题，主要是农业产业化的问题。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导向、根据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形态，农业的购销体制不畅是农业不能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常常听到农民兄弟抱怨种了东西卖不出去或卖得过于低廉，根子在没有遵循市场规律。产供销形成一条龙是当前农业在市场经济中大有作为的一着好棋，党和政府在创设“产―供―销”链条的活动中起着关键作用。农业产业化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农业目前基本上属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没有形成规模经济。加入世贸组织后，如何应对国外的集约型农业的挑战？这将是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面临的严峻问题。从现在看来，目前中国应在解放剩余劳动力的同时，通过加快 农业机械化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抛弃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迎接入世挑战。

2、农村问题

主要是四个落后：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社会落后、乡村面貌落后。由于庞大的乡村管理构架与薄弱的乡村经济不相适应，导致乡村负债问题十分突出，不仅使正常的经济周转困难，还使乡村的信用体系受到严重破坏。由于长期缺乏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足够投人，农民素质差、生活单调，缺乏必要的文化消费等现象十分突出。在原有的严密组织被破除后，乡村社区建设成为整个中国社区建设最为薄弱的环节，由于缺乏互帮互助机制，缺乏行业协调机制，从而农民成为最无组织性的群体。由于基层组织和乡级政府职能上的错位，乡村规划落后，或基本上没有规划，也无法得力执行规划的问题十分普遍，导致乡村建设混乱。乡村 环境的脏乱差已成为中国最大的环境问题之一。

3、农民问题

农民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因而导致城乡居民收人差距日益扩大。

由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1.81倍，扩大到2002年3.1倍。目前农村还有2820万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中西部的老、少、边、穷地区。还有6000万人刚刚越过温饱线，收人还很不稳定。

（2）农民经济利益得不到有效维护。

由于缺乏风险分散机制，长期以来农民是农产品价格的被动接受者，农业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主要由农民来承担。

（3）农民的平等权利得不到保障。

在农村，普遍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不能享受公共卫生、医疗和教育。即使进人城市，实际上成为城市建设者和财富创造者，但不能享有与原市民同等的城市公共福利，更没有平等参与社会事务的政治权力。

四、就业问题

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数量多而素质不高，尽管经济高速增长，创造了众多的就业岗位，但仍难以满足充分就业的要求。按照目前的产业结构和GDP年增长率为7%～8%计算，每年新增就业岗位约800～1000万个，只能基本满足每年新成长的劳动力（1000～1200万人）的就业需要。但还有如下几方面因素必须考虑。

（1）由于中国的人口基数大，新成长的劳动力和劳动年龄人口总数将继续增长。据统计，在总人口中，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在逐年上升，1982年为61.5%，1990年为66.7%，1995年为67.2%，2000年为70.1%，2002年为70.3%。因此，这部分劳动力总量会继续增多。

（2）不断增加的城镇登记失业人口。2001年底登记失业率为3.6%，2002年底为4.0%。2003年上半年上升为4.2%，如包括未登记的失业者，城镇失业率可能达到8%左右，即约1500万人。这些失业者有相当一部分急需解决就业问题。

（3）未再就业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2001年底为515万人，2002年9月底为439万人，为1998年以来最低水平，但其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就业机会较少，加上大龄和技术水平低，再就业问题就更难解决。目前中国人均GDP已达1000美元，正处于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阶段，今后随着技术进步、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升级，员工的转岗、下岗将成为不可避免的经常现象。

（4）最大的问题是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1990年底，中国总人口为114333万人，其中农业人口90446万人，非农业人口23887万人；到2002年底总人口增加到128453万人，其中农业人口93269万人，非农业人口35184万人。即非农业人口增加了11299万人，其中一部分是人口增长的结果，另一部分是从农业转移过来的。但农业总人口绝对数仍有增加。据估计，目前农业剩余劳动力有1.5亿～2.0亿人，目前有9000万左右在城里打工，还有0.6亿～1.1亿人需要解决其就业问题。

五、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破解

有效实施科学发展观，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谋划“又好又快”的发展，这将成为破解我国经济发展问题的有效理论武器。

（一）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为我们处理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指导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总体的劳动生产率比较低，人民收入水平不高，市场不完善，社会经济文化的二元结构普遍存在，发展不足是我国面临最大的现实。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意义。所以我们面对发展所带来的问题时，不能一味地指责发展本身，更不能忽视甚至反对发展，而是用发展来解决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只有发展，才能从根本上改善人民物质生活条件，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所以必须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但一味地追求经济数量的增长，忽视社会其他效益的做法也不可取。单一的经济总量的增长并不必然导致社会发展，还必须注重增长的质量。

（二）科学发展观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发展，为我们处理发展中经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提供有效理论指导

科学发展观主张将人们的经济活动与社会价值统一起来，追求经济与自然、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实现经济增长、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最终目标。科学发展观主张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传统发展观坚持主客体二元分离思维方式，把人当作主体，自然界当作客体，主张人们利用科技去征服自然、统治自然，这样做的后果就是物质财富增长的同时，我们的自然家庭却被无情的破坏，使人类陷入严重的生态危机之中。科学发展观则把人与自然看作一个统一的整体，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个部分、自然界因为人的存在有了丰富的价值；人不是自然界的统治者，而是自然界的守护者和生存者。人们应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以不损害后代人利用自然资源谋发展的能力为度。其次，科学发展观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主张营造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充满活力、安定有序的和谐秩序。科学发展观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原则，倡导集体主义、利他主义的社会主义价值观，追求发展机会的平等性和发展成果分享中的公平和公正性，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当作发展的终极目标，关注每个人的生存质量和发展条件的改善，使人人都能各尽所能、各得所需的和谐相处。这些观点和态度，为人们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矛盾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科学发展观坚持统筹兼顾，为协调多方利益提供了根本方法

发展中国家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经济不发达的主要表现之一，实现发展就是要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转变，所以要统筹城乡发展；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实现发展就既要使相对发达地区保持强劲发展势头，又要采取措施扶持落后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地区发展，最终实现各地区共同发展；发展中国家人民生活水平比较落后，实现发展就是要努力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福利水平。这要求首先要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同时，要以经济增长为基础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为人民公平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成果创造社会条件，所以要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现代科技促使经济规模加速扩张，相应地对自然资源的耗费也持续增长，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已经没有条件像已经工业化了的国家那样走“先经济增长，后治理环境”的道路，所以发展要求必须维持人口的适度增长、资源的合理利用和良好的生态自然环境，从而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在经济全球化过程日益加快的时代背景下，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发展，应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实现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 统一，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才可能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可见统筹兼顾的发展模式有明确的针对性，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的一般特点，能科学地指导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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