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 讲稿

第一篇：中世纪 讲稿

一、基督教哲学概况

中世纪哲学同历史上的中世纪（6-16）不太一样：这里是哲学史的分法，1500年。

基督教哲学：基尔松首次用之来称呼中世纪时期的哲学形态。

第一种形态是 2～5世纪的教父哲学，5世纪为其鼎盛时期。希腊教父、拉丁教父。代表人物有德尔图良、奥古斯丁等。

第二种形态是 9～15世纪的经院哲学，13世纪为其繁荣时期。以托马斯主义为主导思想。

第三种形态是19世纪末出现的新经院哲学，即新托马斯主义。代表人物有利奥十三世、曼尔西埃、格拉布曼、J.马里旦、.H.吉尔松、Y.西蒙、G.A.韦特尔、波亨斯基等。

广义上说有基督教的内在构成意义上的哲学都是基督教哲学。通俗说，基督教构成某种哲学的要素。这里发生着哲学与宗教的相遇：改变哲学，也改变宗教。哲学与宗教：理性（反思和概念）和信仰（启示和直觉、体悟）

哪些改变？

超验性、内在性、自由、超自然主义观念

基督教哲学的诞生：自身理论建设，对哲学的追求，伦理学中的神和安宁，希腊罗马文化的影响，与其它宗教的论争。

来源：希腊哲学：理性、必然性。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主义和斯多亚主义。

犹太教，圣经。特点：一神论与绝对性，原罪与意志自由；复活与历史原则（尘世与天国：经验与先天）

二、德尔图良

东汉曹丕称帝时代。也出生在北非。

德尔图良所使用的神学方法，主要以写作思辩性的基督教神学与反对异端的著作为主。有人称德尔图良是“希腊最后一位护教士”，亦有人说他是“第一位拉丁教父”。德尔图良对于三位一体与基督的神人二性这两个教义的阐明，为后来东方与西方两个教会的正统教义奠定了基础。因他首先发现理性有极限，人在冲破这个极限的时候，就应该有信仰做指南，发展人生的未来，他以为在人性的能力中，除了感观之外，还有理性，在理性之上，还有信仰，人的感观所不能达到的极限，由理性可以补足，在理性所不能达到的极限，便由信仰可以补足。当他在世上的年日，那些新约书信的原本仍然存在，他称基督教的经典为《新约》。他的著作中曾引用《新约》一千八百多处，有消极反对当时的异端又有“护教学”，积极的为教会的学说辩护，将自己的信仰用希腊哲学，罗马辩论的形式表现出来

思想：1.信仰与理性的对立：雅典和耶路撒冷有什么共同之处。理性导致争论和分歧；只有信仰才能克服。

2.因为荒谬才相信。世俗知识在上帝面前都是愚蠢的。保持其无知，听从上帝的启示。

三、奥古斯丁

中国的东晋时期。

奥古斯丁（Augustinus，354年11月13日-----430年8月28日），生于北非的塔加斯特城（现在位于阿尔及利亚境内）之柏柏尔人家庭。他是家中的长子，父亲名叫伯特撒乌斯·赫纠拉斯（Patricius Herculus）不是基督徒，是罗马的税吏，是个懒惰、不积极的人，而且贪爱世界，到临终前才归信基督教。母亲孟尼迦（Monica）是虔诚的基督徒，比父亲小25岁。

奥古斯丁并非一出生就接受洗礼成为基督徒。13岁进入马达乌拉（Madaura）学习雄辩术。16岁前赴迦太基就学。同年父亲过世。17岁，与一乡下女子同居。18岁生有一子阿德奥达徒（Adeodatus）。少年时的奥古斯丁才华洋溢，放荡不羁。

19岁那年，奥古斯丁受西塞罗的《Hortensius》影响，引发他追求智慧和真理的心，旋即接受摩尼教善恶二元论的信仰。他早年信仰摩尼教。奥古斯丁20岁完成罗马帝国年规定的三级制教育学业，22岁在迦太基教授雄辩术，26岁写了第一本论文“美与均衡”，29岁与摩尼教主教作神学思辨，发现这主教只有口才，没有学问，无法解答他的问题。后来受新柏拉图主义鼻祖普罗提诺（Plotinus）之影响而放弃摩尼教。

30岁那年，跟米兰主教安波罗修学习天主教信仰与神学，并与同居十多年的情人分手，跟小他18岁的少女订婚。在研究了各种宗教与哲学后有心信奉基督教。到了32岁，生命有了悔悟。33岁受洗礼。在《忏悔录》中，他描述他如何在内心挣扎到极点时，突然受到上帝的引导，克服了心中的犹豫而下定决心加入基督教，当时是公元382年。在奥古斯丁的生命中有两位重要的人物，深深地影响他的生命。一位是为他流泪祷告达31年之久的母亲莫妮卡，另一位是米兰的主教安波罗修。他们将奥古斯丁引到基督的施恩座前，使他经历到彻底的悔改。某一天，奥古斯丁在米兰寓所的花园中散步，圣灵催逼他回头。他的心灵呼喊著：“要等到何时呢？何不就在此刻，结束我污秽的过去？”这时他恰巧听到邻家儿童的读书声：“拿起来读，拿起来读。”于是他拿起身边的新约，读到罗马书中的话：“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忌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自此以后他便归向基督，并于次年受洗。

34岁回到非洲过修道生活。42岁任北非希坡（Hippo）主教。76岁离世。[5]因对基督教有重要建树，故被天主教会封为圣者，称圣奥古斯丁（Sanctus Aurelius Augustinus）。《圣经·旧约全书》的线性历史观对其影响颇大。他的神学成为后来基督教教义的基础，影响整个东西方教会，尤其对西方教会最深。[6] 奥古斯丁任希波主教期间参与四场主要争辩，分别是对摩尼教的善恶二元论，随即展开护教；对多纳徒派的圣礼观，发展出因功生效的观念；对伯拉纠的罪与救赎观，发展出自由意志、原罪、救恩、预定、神的主权及不可抗拒的恩典等论说；对异教的指控，写下《上帝之城》的巨著。奥古斯丁生平著作多达113册。其中以《忏悔录》、《上帝之城》、《论三位一体》、《驳多纳徒派》及《驳伯拉纠派》对基督教神学最有贡献。

主要思想： 1.论自我意识

怀疑本身不可怀疑，我错了，我就存在→我思故我在→我思其所思 真理源于上帝，不是理智的创造物，只能发现 2.上帝的认识与信仰

上帝就是绝对真理→认识真理不过是发现上帝→神秘直觉 3.上帝从无中创世

希腊的必然性→无中生有→凭借自己创造世界→不在时间中创造世界→新的时间学说

4.灵魂不朽、堕落与获救

神正论→自由与原罪→有死的→上帝对人的惩罚、拯救与遗弃 5.历史神学 上帝之国→复活

四、波埃修

波埃修（Boethius，４８０—５２４年）生于一罗马贵族家庭。早年丧父，由其保护人、富有而又声名显赫的绪马古斯（Symmachus）抚养成人，并随后者获得极为全面的、以罗马文学与希腊哲学为主的教育。波埃修所生活的时代，恰逢欧洲历史上空前的剧变。古老的文明相继衰落，新的精神统一尚未完全建立起来。４７６年，就在波埃修出生前不久。日尔曼将军鄂多亚克（Odovacar）的政变正式结束了西罗马帝国的历史。在欧洲的其他地区，各日尔曼人的王国纷纷建立起来，现代欧洲各国的雏形已现端倪，从此，欧洲中世纪正式开始了。４９３年，狄奥多理克（Theodoric）进军意大利，建立起短命的东哥特王朝。当时有许多学者在其宫廷任职，波埃修就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位。狄奥多理克信奉阿里乌斯派（Arian），波埃修是“三位一体”教义的正统辩护者，也许正是由这种因教义立场不同而引发的政治因素和外交因素，致使波埃修晚年失宠，被控犯有叛国罪，于５２４年遭处决。在狱中，他用散文和诗体写的《哲学的安尉》（De consolatione philosophiae）被誉为是中世纪文学的杰作。

思想：上帝是纯形式，所以是一，万物因为上帝才存在。

中世纪有关种和属的三个论题：是否独立存在，是否寓于理智之中，是否有形体。→开启了中世纪唯名论与唯实论的争论。

波埃修的观点：种和属在本体论意义上不能独立存在，在认识论上以思想的形式存在。事物的相似性能够被心灵思索并真正地直觉到，当它们在个别事物之中时可被感觉，当它们在共相中时可被认知。

第二篇：中世纪文明感想

提起中世纪，就不能不涉及基督教。经过中世纪初期的动荡，政权更替、文化取代多有发生，神学则借此时机发扬壮大。在这段时期，基督教的光辉笼罩了欧洲，甚至渗透进包括文学、艺术、音乐在内的一切艺术形式，成为中世纪文化的标志性特点。神学的壮大限制乃至扼杀了世俗文化与科学的发展，却也因其特殊性催生出这一时代独有的文化，如对后世影响深远的骑士文学，形成了独特的繁荣。与其说《中世纪文明》是在书写中世纪欧洲的发展，不如将之视为一部基督教文明的发展史。教义从根本上影响了人们的观念，也引导了这一时期的历史走向，如定义侵略异教徒为合法，导致基督教徒热衷于征服异教的民族而对方则回以剧烈的反抗。全书引用大量史料，全面地展现出中世纪的辉煌画卷。通过本书的阅读可以更好地解读基督教文明。

第三篇：中世纪欧洲美术

中世纪欧洲美术

——哥特式美术

学院：教育科学与技术 班级：08级教本三班 姓名：朱丽霞 学号：080401041339 指导教师：武孟亭

哥特式美术（Gothic Art）12～15世纪的中世纪欧洲美术。意大利文艺复兴学者认为此期美术野蛮怪诞，缺乏艺术趣味，故用“蛮族”——哥特人一词，称之为哥特式。其最早产生于法国，之后风靡整个欧洲。哥特式美术分类

哥特式雕刻

雕刻是哥特式教堂的主要装饰，与罗马式雕刻对建筑的依附性不同，哥特式雕刻大量运用半圆雕和高浮雕，从而较自由地表达人物的动态并加强了空间感。尤其是开始追求世俗情感的表现，不仅对宗教传统模式有所突破，而且赋予人物以生命的活力。法国亚眠大教堂的基督雕像，流露出仁慈而诚挚的感情。南十字耳堂的《镀金的玛丽亚 》，则充满了慈爱的母性。德国班保大教堂的雕像《玛利亚与伊丽莎白的会见》，人物表现出丰富的内心活动。意大利雕刻家G.皮萨诺为普拉多大教堂作的圣母像，动势十分优美，故被称为哥特式倾斜，这种姿势影响到整个欧洲。

《旧约》中基督的一位先驱者，取自夏尔特尔大教堂的御门之上，代表了早期哥特式雕刻艺术。人物修长，立在垫座之上，头上是华盖。两臂紧贴身体，衣服的褶皱线亦成平行状，刻得很浅，有点象柱子上的凹槽。头部占身体的六分之一，符合当时的美学准则。表情安祥，更加强了人物的神圣感。雕刻艺术的一个典型的特点是继续的线条间的紧张感。这个“圣母与圣子”像尤其鲜明地体现了这个特色。同时，整个雕塑的结构似乎融化在衣服优美雅致的线条之中。哥特式建筑

哥特式建筑是11世纪下半叶起源于法国，13～15世纪流行于欧洲的一种建筑风格。主要见于天主教堂，也影响到世俗建筑。哥特式建筑以其高超的技术和艺术成就，在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最富著名的哥特式建筑有俄罗斯圣母大教堂、意大利米兰大教堂、德国科隆大教堂、英国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法国巴黎圣母院。

在15世纪，人们普遍带有着文艺复兴的观念，希望回到古典时代。哥特风格的建筑的特征,是门窗向上突出，高耸云天的细长的尖塔、刻有想像的怪物，其局部装饰均富有强大的表现力，这种形式在这一时代的教会建筑中占有统治地位。

哥特建筑的结构体系是把罗马教堂的十字交叉拱、骨架券以及从7世纪阿拉伯人所用的尖顶券加以发展而来，并成熟地应用了飞扶壁。它把罗马建筑中支承拱顶重量的坚实厚壁（罗马时代都在60厘米以上）极巧妙地运用垂直于屋顶的构柱、飞扶壁、尖券以及肋料拱共同承担，从而大大减小了墙垣的厚度，并又赋予极精美的艺术处理。这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结构体系，它把古罗马的结构体系中不够完善的地方，都改进了，罗马结构体系中存在的难题，都解决了。

巴黎圣母院

巴黎圣母院是一座典型的哥特式教堂。它的正面有一对钟塔，主入口的上部设有巨大的玫瑰窗。在中庭的上方有一个高达百米的尖塔。所有的柱子都挺拔修长，与上部尖尖的拱券连成一气。中庭又窄又高又长。从外面仰望教堂，那高峻的形体加上顶部耸立的钟塔和尖塔，使人感到一种向蓝天升腾的雄姿。进入教堂的内部，无数的垂直线条引人仰望，数十米高的拱顶在幽暗的光线下隐隐约约，闪闪烁烁，加上宗教的遐想，似乎上面就是天堂。于是，教堂就成„与上帝对话‟的地方。它是欧洲建筑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圣母院坐东朝西，正面风格独特，结构严谨，看上去十分雄伟庄严。它被壁柱纵向分隔为三大块；三条装饰带又将它横向划分为三部分，其中，最下面有三个内凹的门洞。门洞上方是所谓的“国王廊”，上有分别代表以色列和犹太国历代国王的二十八尊雕塑。哥特式绘画

哥特式绘画以错综复杂的方式，在13世纪中叶出现在彩色玻璃窗、手抄本插图、北欧的板上画和意大利的湿壁画中。它与哥特式雕刻一样，经历了日益自然主义化的演变。彩色玻璃窗镶嵌画随着哥特式教堂建筑结构的变化而发展。其作法是用铁条把窗子分成方棂，再用铅条在格子里盘成图画，然后镶进彩色玻璃。玻璃的色彩以深暗和强烈的为主，常用几种不同颜色重叠，颜色层次加多。法国夏特尔教堂、兰斯教堂和亚眠主教堂横厅上的彩色玻璃窗画最为著名。手抄本插图画在哥特式时期又有新的发展。在法国常采用建筑物上的装饰纹样为创作题材，如巴黎图书馆藏的圣路德维克的诗篇插图，装饰的是哥特式尖顶发券。而世俗性的抒情诗与讽刺寓言的插图也很发达，如法国林堡兄弟以时令为题描绘的《美好的时光》以及英国的《大动物寓言 》等。德国马奈斯手抄本书籍中的情歌书，则表现了骑士恋爱的题材。意大利哥特式建筑为壁画提供了赖以发展的天地，最重要的画派有比萨派和佛罗伦萨画派，他们吸取拜占庭的艺术原则，并结合哥特式因素，创造出新的绘画空间，经过奇马布埃、卡瓦里尼、杜乔直至乔托等画家的努力，最终揭开了文艺复兴的序幕。

哥特式绘画的代表人物：

乔托(1266-1337)是佛罗伦萨人，据传说，他是契马布埃的学生。传说乔托小时候是个牧羊人，在牧羊时以石块和树枝在地上作画，契马布埃偶然在途中见到，惊异于这个牧羊少年画得生动而真实，就收他为学徒了。后来，他一生从事于为教堂画壁画，从1308年到1334年间，他的壁画遍及罗马、佛罗伦萨、巴图亚、比萨、维罗纳、那不勒斯等地，可惜大都损毁了，保存下来的真迹不多。最著名的有《犹大之吻》、《逃往埃及》、《基督传》等。

犹大之吻

乔托从构图上尽量采用活的人物和真实的世界，对绘画素材已具有人文主义精神的理解方法。人文主义思想在乔托所生活的年代已经萌生，但还未形成一种思想运动，其特点即是与封建正统的神学思想相对立。人们开始从信仰神转变为信仰自己、尊重人性和人生的价值。这里介绍的《犹大的吻》是他最有代表性的圣经历史画杰作之一。

《犹大之吻》是《圣经》故事之一，犹大是出卖耶稣的叛徒。在逾越节的晚餐桌上，耶稣指出他是出卖主的人。他知道自己已经暴露，就提前溜走，立即去给敌人引路前来捉拿耶稣，他以亲吻作为暗号。画面上表现的是犹大带领了一队兵马，还有祭司长和法利赛人的差役，直奔耶稣，要与他亲吻。画面上耶稣双目盯紧犹大，满眼怒火；犹大则十分紧张。四周则充满着骚动，气氛极其悲壮。这幅画虽然是圣经故事，但从生活的光明和黑暗两个方面表现了一个真实的人的形象，表现了正义与邪恶的搏斗。整个画的光线、色彩、构图都集中在中心人物形象上，犹大的黄色大氅明亮而醒目。全画用重色调，上部深蓝，下部褐色，造成一种沉重的黑暗感，以渲染这种斗争的紧张气氛。画家用画笔赞颂了光明、正义的化身——耶稣，鞭挞、揭露了黑暗、邪恶和丑的化身——犹大。

西莫尼·马尔蒂尼(约1285—1344)是哥特式绘画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也是锡耶纳画派中唯一可以与其老师——伟大的杜乔抗衡的人。受法国哥特艺术的影响，他的作品讲究轮廓线条的层次韵律，用色精细含蓄。1340年侨居法国，其作品对法国14世纪的绘画艺术影响很大。

西莫尼的艺术仍然与精神超然的拜占庭传统有关，但画风流露出类似乔托的开拓精神：注重形式的典雅、线条的流畅、人物动作的微妙奇巧。其作品华贵的品格和精巧的工艺性，表明他不仅是意大利哥特式的代表，更是“国际哥特式”风格的奠基人。西莫尼曾经到当时设在法国阿维尼翁的天主教教廷绘画，其典雅细腻的风格影响很广。

天使与圣母领报 《天使与圣母领报》是西莫尼·马尔蒂尼晚期的作品，画风属于早期的哥特式绘画。

西莫尼笔下的人物具有非同寻常的形体“流动性”，无论天使还是凡人都有一种飘掠的动感。这幅《天使与圣母领报》便非常鲜明地表现出他的这种戏剧性。玛利亚飘逸的姿态仍不失哥特式的典雅，她身穿蓝色长袍，人们一般认为这是天空的象征。中央的百合花寓示着玛利亚的纯洁之躯。加百列周身金光闪闪，观众由此感到这次神圣的相见将天地合二为一。

《天使与圣母领报》是基督教绘画百画不厌的题材，不同时代的很多著名画家都表现过这一题材。而西莫尼画笔下的人物具有非同寻常的形体流动性，画中人美丽绝伦，没有一位画家像西莫尼那样敢用色彩，自信而巧妙地将我们引入他想象的世界。我们看到，玛利亚听到天使关于上帝之子将通过她成胎降生的传报后，神情畏缩，甚至大为惊骇。尽管在精神极度迷茫时候,玛利亚飘逸的姿态仍不失哥特式的典雅，玛利亚与天使的目光交织在一起，心灵得到沟通。

第四篇：中世纪音乐风格教案

（一）音乐风格

艺术风格：音乐作品是独特内容和形式相结合的产物，是作曲家主观精神与与作品的客观特征相统一的艺术体现，具有其能够感知和体验难以说明的独特面貌。音乐风格的本质是音乐艺术美在多种形态上的体现。

音乐风格具有多样性和一致性。音乐风格所反映的客观世界本身的多样性，音乐家主观精神世界和创造才能的多样性，不同时代对艺术要求的多样性，不同欣赏者对音乐艺术的需要和兴趣的多样性，决定了音乐艺术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状况上的表现实质、内容、形式和美学意义上的多样性。也就规定了音乐艺术风格的多样性。

音乐风格的一致性，主要表现在作曲家创作风格必然为其所生活的特定历史时代、国家、民族文化的审美特征所制约。

音乐风格多样性和一致性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二）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音乐

1.格里戈利圣咏：公元6世纪，罗马教皇格里戈利一世为了统一教会仪式后，把教仪歌曲、赞美歌等收集成一册《唱经歌集》，即格里戈利圣咏。它是单音音乐，由男声用拉丁文演唱，有独唱、对唱、合唱等形式，旋律有音节试、花唱式、咏唱式三种类型，节奏自由。它追求超脱于现世的“彼岸”精神，排斥世俗情感。调式沿用古希腊调或名称，但排列相反，自上而下。

2.奥尔加农”是欧洲最早的“复调音乐”形式。公元9世纪，从事宗教活动的僧侣音乐家开始在格里高利圣咏的单线 条旋律的下方加一个平行四度或五度的曲调。于是，这个所加的曲调与原来的旋律就构成了一种简单的“复音”形式。这种“复音”形式就是“奥尔加农”。后来，世俗音乐的繁荣促进了宗教音乐的发展，奥尔加农这种“复音”形式也发生了变化。这就是在圣咏旋律的上方加八度、四度、五度音程。到12、13世纪，经巴黎圣母院的作曲家的发展，“奥尔加农”又有了新的发展。这就是增强了各个声部的独立性。由于声部的独立性加强，原来的格里高利圣咏的旋律已不再是音乐的主线条了。随着旋律也变得复杂起来，声部之间的对位逐渐严格。于是，复调音乐就正式产生了。“奥尔加农”的产生和发展，极大地促进了西方复调音乐的发展。

3.有量记谱法：在平行奥尔加农的基础上，人们加入各种协和音程，使用一音对多音的技巧，开始运用反向进行，使两声部在旋律进行上获得了独立；从此结束了单声部圣歌和早期奥尔加农的无节拍状态，获得了节奏上的独立，导致了记谱法的重大革新，能使两声部准确协调的有节拍的记谱法出现了。

（三）文艺复兴时期音乐

文艺复兴时期：指13世纪末在意大利各城市兴起，以后扩展到西欧各国，于16世纪在欧洲盛行的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带来一段科学与艺术革命时期，揭开了近代欧洲历史的序幕，被认为是中古时代和近代的分界。13世纪末期，在意大利商业发达的城市，新兴的资产阶级中的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借助研究古希腊、古罗马艺术文化，通过文艺创作，宣传人文精神。主要标志是：1）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文化精神得到新的体现2）从绝对信仰和神秘主义的宗教向理性新年和科学探索时代过渡；3.提倡人类智慧和对生活的热爱，崇尚“人本主义”思想，现实生活成为艺术所关注的中心内容和题材；4.理性和有没成为重要的艺术追求，理想的形式与谐和成为艺术的标准。对欧洲音乐的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佛兰德斯乐派：德兰德斯乐派(又称为勃隆第乐派或弗兰德斯乐派)，是指1450-1600年在法国北部、比利时及荷兰南部地区形成的一个音乐流派。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主要乐派之一，另外的主要乐派有勃艮第乐派等。

史料记载，这一地区在当时又被称为尼德兰区域。20世纪初，史学家们为了使历史上政治、文化、地理的名称更加吻合，常把尼德兰第一乐派称为勃艮第乐派，把尼德兰第二乐派、第三乐派称为佛兰德斯乐派，即狭义上的尼德兰乐派。佛兰德斯乐派使复调对位音乐发展到盛期，在人文主义的影响下，他们把世俗曲调作为弥撒曲和经文歌的定旋律，而且常采用尚松、牧歌、维勒莱等世俗声乐体裁进行写作。

贡献：15世纪中期以后，佛兰德斯乐派进一步发展了复调音乐，表现在：（1）强调复调中各声部地位平等，都具有呈现主题的功能。

（2）喜好较为丰满的音响，出现简单的和声结构（三和弦形式完整出现），假低音技巧和兰迪尼终止式被正格终止和变格终止取代。

（3）弥撒曲以四个声部为主，有时甚至采用五、六个声部，作曲家也常把四声部拆为二重声部，形成一种对比强烈的二重风格。

佛兰德斯乐派的代表作曲家按年代顺序可分为三类：

（1）早期（约1450-1490年）代表

奥克冈（J.Ockeghem，约1425—1497），是佛兰德斯乐派第一代作曲家，他历经法国三代君王，长期在皇家小教堂供职。他的音乐深受勃艮第乐派的影响，创作的弥撒曲庄严宏伟，旋律宽广，音响丰富；在模仿复调上有较高的造诣，创有一种“迷你卡农”形式。现存的宗教作品有13部弥撒曲，1首安魂曲，1首信经和10首经文歌等；世俗音乐主要有26首尚松。常被人提及且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经文歌《感谢上主》，这是一首三十六个声部的卡农曲，主题在不同声部回旋9次之多。（格CD2Track20）

（2）中期（约1480-1520年）代表

若斯坎（JosquindesPres，约1440～1521），佛兰德斯乐派第二代作曲家，奥克冈的学生。他致力于复调技术的革新，其中最典型、突出的成就反映在经文歌的创作方面，强调各声部旋律的同等作用；同时音乐不再像数学模式那样进行，而在描绘歌词的意境、表情达意方面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若斯坎留存下来的作品有18首弥撒曲、100首经文歌和70余首尚松等。（格CD2Track22，CD2Track23，CD2Track24）

（3）晚期（约1520-1550以后）代表 拉索（OrlandodiLasso约1532～1594），佛兰德斯乐派第三代作曲家，是继若斯坎之后佛兰德斯乐派的又一个重要作曲家。他精通文艺复兴时期的各种音乐体裁，作品涉猎弥撒曲、经文歌、意大利“牧歌”、法国“尚松”和德国“里德”，重要的代表作为无伴奏合唱 《回声》等。如果我们把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看成是中世纪以来声乐复调艺术发展的顶点，那么拉索就是这个领域的集大成者。他的音乐特点是：①初步建立了T-DD-T的和声功能圈。

②在弥撒曲的写作中，定旋律tenor声部的圣咏旋律被世俗曲调取代。

③奠定了复调艺术的两种写作类型：一是对位化写作，它以模仿原则为主，各声部连绵不断地独立发展，少用终止式，前后一气呵成浑然一体，代表形式是卡农曲与双重卡农曲；二是对位和声化写作，它在复调织体中使用和弦进行，多用终止式，段落分明，有明显的收束感。

④创作风格：明净、质朴而又含有一种动态的情感美。

第五篇：《欧洲中世纪史》读后感

《欧洲中世纪史》读后感

一位当代的智者说，对于传统人们至少应该怀有一种温情的敬意，《欧洲中世纪史》读后感。在我看来，由朱迪斯·M·本内特和C·沃伦·霍里斯特所著的《欧洲中世纪史》就是这样的一本书。作者在书中对历史尽可能地做到客观公正的评价，但对中世纪的喜爱之情还是跃然于纸上的。这固然和作者对中世纪过于正面的评价有关--虽然作者也不时提中世纪的缺陷--更因为道德的原因，以及作者对历史宽容的态度，使读者在书中很容易领会到作者对历史抱有的那种温情的敬意。尽管作者对中世纪的一些评价我不以为然，但作者对历史的这一态度让我感动。现代人总是太自以为是，这使我们很容易蔑视我们的过去，失去了起码的尊重。而这样的一本书，教给我们的不只是一些历史的知识和视角，更重要的正是这种对传统的敬意之情，让我们明白历史的进程不是跳跃式，我们和古人并不是完全割裂的，我们和他们之间存在着一根纽带。当我们明白文明的传承是怎样顺着这根纽带缓慢前行的时候，对传统怀有一种温情的敬意，这话就不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还成为了我们精神上的慰藉，让我们不再是漂泊的浪子，不再孤独徘徊。西语说，忘记自己历史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民族。在我看来，之所以没有未来，不正是因为现实的迷惘吗?而历史，正是治疗这种病症的良药。

每天晚上睡觉前躺在床上看上十几页，厚厚的《欧洲中世纪史》我花了四周才看完。对这一段西方的历史知识我是欠缺的，因为如此我以前发过不少谬论，一位网友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向我推荐了这本书。感谢这位网友。匆匆读完，很难说从中收获到了什么或者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但在读书过程中，我也不断地思索，这些思索大多是和中国有关的--中西的对比一直是吸引我的话题。

比如书中谈到欧洲的统一之难，自古罗马一分为二后，欧洲就不再统一过，最多只存在名义上的统一，而实际上是一个国家内众多小的公国并列。即使是在一个小地方比如如今的法国境内，统一也是短暂的，更多的时候是公国之间的战争。他们虽然承认国王的存在，自己只是国王的臣子，但国王对他们的约束很小很小，有时候他们甚至想取而代之。国王只是一个大点的领主，或者基于血缘的关系而被承认而已，在大多数时候它都不是一个政权的首领。读到这些，我自然想到我们的中国。小小的欧洲(不包括现在的东欧和苏联)统一尚且如此之难，地质差异十分明显的大中国的统一该是多么困难啊。但中国做到了，在很早的时候就做到了，这绝对是个奇迹。当然中西差别也就突显出来了。一方面，一种文官的治理代替了领土分封、科举考试代替了世袭、职业分工代替等级之别;另一方面，皇权得到了加强，而在欧洲只有少数时候国王才具有这样的权威，能让全国政令通行，而一旦这位强人去世，国家又将恢复到各自为政的局面中。

下一个问题就是战争的差别。欧洲是连绵不断领主或贵族之间的战争，而在中国是反复的改朝换代的战争，谁更让人难以忍受一点呢?同时欧洲存在一个骑士阶层，他们是为战争而生的人，他们只听命于自己的主人，因为他们不用工作而靠自己的领主养活，其责任就是保护他们和为他们打仗，读后感《《欧洲中世纪史》读后感》。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阶级划分的设想在中世纪得以实现。在治人者(国王和贵族)和治于人者(劳动者)中间，另外还有一个战士阶层，他们的美德是忠心和勇敢。而在中国，战士听令于国王而不是贵族、他们的任务是保卫国家而不是保卫自己领主的土地、它也不是个阶层而只是个职业。中世纪的骑士不用耕种土地，农民和农奴不仅要养活国王和贵族，还要养活骑士。而在中国当国家不需要那么多军队的时候，一部分战士就离开军队谋求另一种职业。在很久以前我读到柏杨的书说中国战争之多，以至于中国人养成不会笑的传统，因为中国人始终生活在苦难之中。但当我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我想欧洲的战争只怕比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领主和领主之间的战争，公国和公国的战争，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战争，再加上后来宗教组织发动战争，只怕欧洲人比中国人更少享有和平的机会。

提到宗教，不能不谈，中世纪也离不开宗教，没有基督教会就没有中世纪。《欧洲中世纪史》谈到了宗教的影响，包括哲学、艺术、建筑、文学等等方面直到人的精神层面。作者对教会作用的肯定，如前面提到，不单因为它承接着现代西方文明，也因为道德的原因。关于前者，作者也毫不掩饰提到中世纪未期伊斯兰文化对西方的启蒙，包括哲学、科学、医学、天文等等方面，但教会人士自己对伊斯兰文明的吸收和发挥也是至关重要的。而关于后者，也是我十分看重的一点。理性的康德说，我们无法从理性去判断上帝到底存在不存在，但为了道德的原因我们必须假定上帝的存在。对于这点，《欧洲中世纪史》的作者大概也没有异义，所以即使教会在道德上不总是那么光彩甚至让欧洲陷入到了黑暗之中，但作者还是持宽容的态度，总体上肯定了教会在道德层面上对社会所起的作用。在我看来这也是作者最看重的一点。而关于那些野蛮的行为，作者只是把它看成是人类社会走向文明的一个过程--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但对于非西方人，尤其是中国人的我来说，事实就并非如此了。道德不应该来自于上帝的谕意，而是来自于人内心的感情。我们完全可以抛开宗教谈论道德。后来欧洲的启蒙时代的一些思想家也持这样的观点，因此在他们看来中国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之国，而欧洲的思想是贫瘠的。如果我们不是一个西方中心论者的话，那么对这样的观点就不会感到诧异了。

总的来说，《欧洲中世纪史》一书口味是适合于西方文化保守派的(在中国则反过来了，合适于中国的激进派)，即使是中国文化的保守派的我来说，虽然对作者的一些历史解读不以为然，但对作者对历史总的态度我还是欣赏甚至是感动的。当然这只一本单纯地介绍欧洲历史的书籍，作者没把欧洲和中国拿来对比，虽然在写中世纪时作者不可避免地提到了伊斯兰文明，也只是客观的介绍而无主观的比较。光看这本书的名字，我也不应该期望找到关于不同文化对比的论述，但对于这方面有着强烈欲望的我来说，看完此书不免有些遗憾。如果有人只是想单纯地了解欧洲的那段历史，那么这本书无疑是个很好的读本--尽管在我看来它对自己的评价有些过于正面了，但不也至于偏颇得让人反感。

正是因为欧洲的战争，其实就是中东，还有印度，这些三大宗教发源地，在这些地方，战争和生活的苦难都要超过中国，也正是因为这个重要的因素，产生了三大宗教，而中国却没有;宗教就是为了约束现世的苦难制造者而产生的!

是的，苦难时人们更向往这个精神的寄托--宗教。

但是，中国也正是在最苦最乱的时候，即春秋战国完成了去宗教化，用世俗伦理代替了宗教说教，使之后的中国不同于世界上的其它地方，在其它地区，宗教和政治是合而为一，自然宗教自由就没有了。而中国宗教和政治是分开的，中国人就多了许多别的地区没有的宗教自由。

面对苦难，中国人作了一个十分特殊的选择，它把人们的目光从天上拉到了地上，从脱离现实到更关心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