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谈想大问题 与做小事情

第一篇：北大教授谈想大问题 与做小事情

北大教授谈想大问题与做小事情

（钱理群，北大中文系退休教授）

静悄悄的教育存在变革

我们提出的口号是“影响一个算一个，帮助一个算一个”。

南方周末：上次接受《南方周末》的采访，你谈到要从中学教育退出。现在也有人在体制外做各种教育实验，有跟社会结合很紧密的职业教育，还有从国外引进的各种教育理念。有些家长不愿让孩子进入12年的基础教育体系，想让孩子接受另一种教育，这能走通吗?

钱理群：我提出退出中学教育，是因为认识到整个中国教育病症已不是观念、方法问题，而是利益问题：中国教育已经形成了巨大利益链。组织教育改革的人就是在应试教育中获利的人，这就是应试教育越反越红火的原因所在。现在中国的整个改革都进入了深水区，教育改革尤其如此，不彻底斩断围绕应试教育建立起来的利益链条，中国教育改革和教育毫无希望。这不是单纯的教育内部改革所能解决的，这就是我所说的要“在教育之外谈教育”的意思。你所说的在体制外的教育试验就是在寻找另一种可能性。

在体制外做教育试验中，我注意到出现了一批有社会责任感、有人文关怀的民营企业家，他们正在以不同方式参与教育。中国的私立教育可能会打通另一条路。但可以到这类学校读书的人有限，绝大部分还得在国家教育体系中。在体制外开辟新的教育，不太可能形成主流。

问题是，体制内怎么办?这也是许多教师向我提出的问题：我本来就不在中小学教育界，而且已经退休，当然可以“退出”;但现在处于教育第一线的老师却是退不出的，他们还要吃教育这碗饭，又不甘心混饭吃，应该作如何选择?我和许多老师都讨论过这个问题，最后形成一个共识，就是“好人联合起来做好事”。具体到中小学教育领域，所谓“好人”，就是我所说的“真正的教师”。真正的教师有两个特点，一是他们自己爱读书，爱学习，有上进心;二是他们心存教育良知，爱学生，关心学生的生命成长。这样的教师，在教育第一线是不乏其人的，我的估计是比例小而绝对量不小，但能量、影响都很大。可能一所学校就这几个人，但非常优秀，有威望。问题是他们应该“联合”起来，不然就会被湮没了。我接触到许多年轻教师，他们刚从学校出来，是有许多理想与抱负的;但在现实不断遭遇挫折，看不到希望，日子久了，就被磨平，随波逐流，甚至也成利益链条里的一个环节了，但他们中有些人又不甘心于此，心里是很苦的。要防止堕落，就需要联合起来，摆脱孤独，相濡以沫，形成力量。联合起来做什么“好事”?这就是我和一些老师提倡的，推动“静悄悄的教育存在变革”。具体地说，就是从改变自己和周围的教育存在开始，尽力按照(或部分地按照)自己的教育理想与理念去进行教学，从改变自己的课堂做起。

南方周末：在课堂内发展区别于应试教育的第二教育?

钱理群：对。就是在现行教育体制下，打进一个新的因素。尽管总体上仍然不能摆脱应试教育的框架，但却要努力在局部范围内超越应试教育。根据许多教师的经验，这不是不可以做到的，特别是联合起来，有了一个群体的力量。而且也是会得到体制内的有类似理想的领导的支持的。因此，我们要说两句话：一是不寄太大的希望，二是还有希望。在现行教育体制下，不可能大有作为，但还是能够小有作为，甚至中有作为的。当然，你这么做，不会影响全班学生，甚至有些学生还会因此反对你。但一定会有学生受到影响，发生作用。因此，我们提出的口号是“影响一个算一个，帮助一个算一个”。我还和老师们算了一笔账：如果你在每一个班级里，影响了三、五个学生，积累下来，就会影响上百个学生;还有许多老师和你一样做，就会影响上百万、上千万的学生，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成绩。重要的是，在一个个孩子的成长中，你获得了生命的意义和快乐。那么，你的一切付出，都不算什么了。

南方周末：你们倡导的这样的“静悄悄的教育存在变革”从哪里入手呢?

钱理群：要从教师的阅读入手。简单地说，就是喜欢读书的老师组织读书会，共同一本一本地读书。其实，所谓中小学教育，特别是语文教育，就是爱读书的老师引导学生读书。现在的根本问题是大家都不读书，或者只读应试的书。要改变现状，就应该从老师读书开始。坐下来认真读书了，就会认真地思考，然后还要把读书、思考的心得写下来，我因此把教师的成长之路总结为八个字：“读书、思考、写作、实践”。这里讲“实践”，主要指教学实践：老师们在一起读书，讨论，就自然会形成某种共同、相似的教育理念，人生信念，然后就一起商量，如何把这样的理念、信念，贯彻到自己的教学活动里，进行教育改革的实验。这样的改革、实验，是以自己的理念、信念支撑的，是完全自觉的，是“我要做的”，而不是“领导要我做的”，自下而上的教育存在变革就自然形成了。

南方周末：中小学老师读什么书?

钱理群：没有规定，首先是爱读书，读什么都可以。不仅根据教学的需要读，更要从自己的生命健全发展需要出发读。还可以利用网络，现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有网上读书俱乐部，一个月共同读一本书，就可以打破时间、空间的限制，在网上交流，同一地区的还可以定期聚会。参加的人不仅是老师，也包括校长、教研员，但他们是以普通教师身份参加。校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现实生活中也确实有许多有想法的校长，他们参与这样的活动，就可以发挥他掌握的教育资源，扩大影响。

南方周末：教师们通过读书，有了自己的教育理念，怎么跟原来的教材体系和教学大纲协调呢?

钱理群：教师当然可以选一些和自己理念比较接近的补充教材。但主要还是用指定的教材，但理念不同，教法就大不一样。现有教育体系里，包括教材，有很多可利用的东西，还是有发挥的余地的。比如立人教育就是体制允许的。

南方周末：比如公民课，本来可能是一些灌输，但教师可以把这个课程做实了?

钱理群：对。为什么有校长愿意参加?因为有合法性。你采取的行动不是对抗的，是建设性的。体制内是有空间的。如何利用体制内的空间来发展自己，这是需要“智慧”的。我曾经说过，在现行教育体制下进行教学的老师，需要有几种品质，一是要有“坚守”，无论如何，也要守住一些自己理想、追求的东西，至少要守住一些绝对不可做的底线;还要学会“妥协”，但妥协也要有“度”，这就需要“智慧”。而且还要有“韧性”，中国的事情，特别是中国的教育，是急不得的，必须慢而不息，做长期的奋斗，努力。

南方周末：你的理想是要建一个全国教师读书网络?

钱理群：我说的是“静悄悄”的变革，就是不用搞大，不大作宣传，不要张扬。就是在这个浮躁的时代，提倡坐下来静悄悄地读书，老老实实教书，不追求一时的轰动效应，把读书、思考、写作、实践变成日常生活，每天都这样，最后就成为自己的生命存在方式。

南方周末：这种体制内的慢慢变革，跟你理想中的立人教育差距有多大?

钱理群：基本是立人教育的一个落实。我最初提出“立人教育”是想根本改变整个教育体制。现在看来，这条路比我想象的要漫长得多。现在提倡静悄悄的教育存在变革，不是放弃这样的教育理想，而是考虑现实条件下，如何落实到具体的课堂上。当然，这是有妥协，有局限的。

南方周末：就教育改革而言，要依靠谁?

钱理群：应该是我前面讲到的“真正的教师”，即有教育理想、良知，具有实验精神的老师。而现实却不是这样，受到重用的，常常是赶时髦，唱高调，实际是教育利益链条中的“伪教师”，“伪改革”者：“教育改革”对他们来说，不过是进一步扩大既得利益的一种新的手段。这就提醒体制内还想推动真正的教育改革的教育行政部门：一定要区分真、伪教师，真、伪改革者;当然，这很难做到，因为伪教师是最能迎合上级领导的，而真教师有自己的想法，就不那么驯服，也就最容易被看作教育的“不稳定因素”。

南方周末：是不是还有一个高考模式的改革问题?

钱理群：首先要肯定：高考不能取消，这是目前唯一相对公平一些的选拔制度，对穷苦而努力的学生有好处。高考是一条线，取消了不得了。

南方周末：但高考始终是指挥棒。在高考体制下，如何改出题、评卷和录取的方式?

钱理群：还是有一定的改革余地。但从大方面来说，现在千军万马考大学的局面不可长期维持下去，要逐步改变这样的状况：大家不用都去考大学。因此，应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来实现分流。

平民教育的现实性

中国的问题与危险恰恰在弱势群体不仅是分散，无组织的，而且是发不出声音的。

南方周末：你宣布退出教育，并不是真的不再关心教育了。

钱理群：更准确地说，我宣布的，是退出中小学教育。实际上，我是不可能不关心教育的。在2013年，我就把注意力转移到社会教育的领域。而且有两个方向，一是平民教育，一是志愿者、社会工作者教育。

南方周末：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兴趣转移?

钱理群：这其实是出于我对中国改革的一个判断。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就是要进入各个利益群体全面博弈的时代。这样的博弈能否健全发展，取得良性结果，关键在各个利益群体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有实际的权利与足够的能力，来维护与争取自己的利益。而中国的问题与危险恰恰在强势群体是掌握了权力，拥有充分的发言权的;而弱势群体不仅是分散，无组织的，而且是发不出声音的。这就会产生极为严重的后果。

现在，大家都在谈论农村土地流转问题;在我看来，问题不在于土地流转是否合理与必要，我担心的是，处于不觉悟，无组织状态的农民，面对资本市场，他们如何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个问题不解决，也许具有理论合理性的土地流转，就会形成对农民新的剥夺，最后农民一方面不能无障碍地进入城市，另一面又失去了土地，回不了农村，成了流民，那样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因此，在我看来，中国改革的关键，是作为弱势群体的底层人民(工人、农民、农民工、市民)的觉醒与组织化，获得公平参与利益博弈的权利，维护自己的利益，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我考虑得更为具体的是，自己作为关心底层人民利益与命运的知识分子，这样的关心，是出自我的理想与信念，因而这也是“我的问题”，那么，我能做什么呢?我知道，自己并不能自命为底层人民的“代表”，为他们“请命”——这也是违背我的信念的;我所能做的，是从我的专业出发，做我能够做的事情。这就是我在2013年，更准确地说，在此之前，就转而关注平民教育的内在原因。

南方周末：从上一个世纪的二、三、四十年代，就不断有“平民教育”的提倡，今天重提这一命题，有什么现实性呢?

钱理群：首先是今天有了新的对象，就是被称为“新工人”的新生代农民工。这里有两个数据：共青团北京市委在2012年12月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目前，全市16—35岁的新生代农民工约220万人，占全市16—35岁青少年总数的23%;而他们平均受教育年限是10.7年，基本上是受过初中或初中以上的教育，在要求基本的物质生活的保障外，他们特别注重多元化的精神文化生活，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有强烈的继续受教育的要求的。值得关注的，还有留守农村和这些年陆续回到农村的青年群体。这样的“新工人”和“新农民”就构成了今天“新平民教育”的新对象和重新兴起的社会基础。

南方周末：你们具体做了什么?

钱理群：2013年我和北京大学中文系邵燕君副教授和她的在校和毕业研究生合作，编了一套《平民教育人文读本》，分为“经典卷”与“当代卷”。

南方周末：能做一点具体介绍吗?

钱理群：由于时间关系，具体内容与编排这里就不作介绍了，目前这两卷书还在内部试用，以后会争取出版。这里只介绍我们的编辑指导思想和意图。在我写的总序里，讲了两点。一是“要用人类文明和民族文明的最美好的精神食粮来滋养新一代的工人与农民，这是他们的权利。将人类文明和民族文明的最高成果，从少数人手里解放出来，成为全体公民的公共财富，这是我们的理想与追求”;而“阅读经典的目的，又在于提高新工人、新农民的„文化自觉‟，这是他们寻求自我解放，争取自己的权利的根本条件和前提”。

南方周末：“文化自觉”这确实是一个关键。

钱理群：还要激发他们的“文化自信”。

南方周末：这不是说对传统的文化自信，是打工者对自己个体的自信，意识到自己是有文化优势的人?

钱理群：对，现在很多从农村到城里的人，都有自卑心理。我在专门为读本写的《给新农民工的一封信》里，却对他们说：这恰恰是你们自己的优势：你们出身农村，现在还和农村保持联系，就自有农村文化的根底;现在，你们来到城市，又有了接触、了解城市文化，以致世界文明的机会。这比一辈子在农村或从来没有离开过城市的同龄人，都有优势。你们完全没有必要自卑，而要发挥优势，建立文化身份自信。如果你们既努力保留农村的“精神家乡”，又努力学习，广泛汲取城市文化和世界文化，这都是你们的权利，或许就能够在你们身上实现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融合。你们就能够成为比较健全的现代中国人。关键在你自己有没有这样的自觉和自信。

南方周末：你这一说法很有启示性，也很能鼓励农村出身，来到城市谋发展的年轻人，不只是新农民工。

钱理群：可以说，我在做《平民教育人文读本》这样的“小事情”时，背后是有一个“大问题”的，就是前面所说的促进农民工这样的弱势群体的自我觉醒，提高他们的思想、文化自觉、自信。这也是为他们组织起来打造思想基础的。这就是我这些年一直在倡导的“想大问题，做小事情”。

“志愿者文化”的意义

我清醒地知道，自己做的这些小事情的有限性。说到底，都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挣扎。

南方周末：关注志愿者、社会工作者教育，也是这样的“想大问题，做小事情”?

钱理群：其实我对青年志愿者运动关注与参与已经有十多年了。2013年我做的具体的小事情，是编了一套《志愿者文化丛书》。这些年社会组织、志愿者组织都有很大的发展，有了一支相当可观的队伍，这就把队伍的思想建设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这就有了“志愿者文化”的概念的提出，而且有一个寻找思想资源的问题。现在的社会组织，志愿者组织，包括大学里的社会工作系的理论资源大都来自西方，在发展初期这是必要的，而且产生了很不错的影响。但显然不能局限于此，就需要寻找中国本土的资源，创建自己的志愿者文化。我过去在部分志愿者中介绍过鲁迅的思想，年轻人反应很强烈。这回编《志愿者文化丛书》就是想把它系统化，编一个系列，先编现代部分，以后再编古代部分，从儒家到墨家。我用了很大精力，编了《晏阳初卷》、《陶行知卷》、《卢作孚卷》，正在编《梁漱溟卷》，每卷十万字左右，包括编选的语录和撰写的长篇导读，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工程，都是我一个人做的。

南方周末：这背后的“大问题”是什么?

钱理群：有两个问题或目的。一是总结上世纪二、三、四十年代的平民教育、乡村建设的经验，把它转化为今天的社会工作、乡村建设运动的精神资源。比如，当年晏阳初就是从平民教育、农民教育入手，以后就发展为农村教育与生计、卫生、公民社会构建等全面改革，最后又发展为推动县政改革，这样的逐步深化的乡村改造与建设道路，在今天就有很大的启示性。我一直期待，我们的志愿者、乡村建设者、社会工作者不仅参与农村教育、农民工教育，还要帮助他们组织起来，在促进中国弱势群体组织化上做力所能及的工作。

当然，我更看重的是，志愿者运动、社会运动对青年自身成长的意义。前面说的“静悄悄的存在变革”，“好人联合起来做好事”，其实是更适用于青年志愿者运动的。鲁迅说过，青年有玩着的，睡着的，更有醒者的。我多次说过，“玩着”和“睡着”只要是青年的志愿选择，而且依靠自己诚实的劳动玩和睡，都应该受到尊重，我们没有必要把自己的选择强加于年轻人。当然，和我更接近的，也是我更看重的，是醒着的青年。最近几年，他们在继续为社会服务的同时，还在寻找与创造自己的“新生活”。例如，许多青年或实施“爱家乡计划”;或进行“简朴生活”实践，追求人和自然，人与人之间更加和谐的关系;或回到农村寻求发展;或在城市寻找城市地方、民间文化之根，寻找城市与乡村结合、互动的新方式，等等。在我看来，这都是发生在中国社会底层的积极的变化。可惜我们的许多知识分子都看不到，也不愿意去了解。我看到了，尽管已经老了，不能参与他们的活动，但我还是愿意为他们做一些精神服务的小事情，我费心费力编《志愿者文化丛书》就是这样的服务工作。

我同时清醒地知道，自己做的这些小事情的有限性。首先我都是闭门造车，编的读本是否适合实际需要，就是问题;而且能够读这些书的人，就微乎其微;要对中国现实发生影响，更只是一个主观愿望。这都是聊胜于无，对我自己的意义可能大于它的社会意义。和我提倡“静悄悄的教育存在变革”一样，说到底，都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挣扎。但它的总价值大概是正面的，而且如果大家都来从“大问题”出发，做“小事情”，也会形成一种影响社会的力量。还是我当年说的话：“我存在着，我努力着，我们又彼此搀扶着——这就够了”。

（原文载共识网2014-10-30作者:代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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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第二篇：北大教授谈教育改革

2012年1月9日，北京大学中文系原主任，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温儒敏教授做客新浪网，介绍语文教育改革研究情况，并对中学语文教育、高考作文命题与阅卷、语文考级制度等，发表了独到的见解。以下为访谈实录。

访谈视频——温儒敏谈语文教育改革

这些年由于学科分工越来越细，越来越专门化，也可以说有某种程度脱离实际的趋向，学者们、老师们关在象牙塔里能往外透透气也好。

现在有些学生的阅读写作能力太差，有些理科的学生要写报告的话表述都不清楚。语文说到底不完全是语文本身，是思维的问题，最基本的素质，所以很多院校希望能开大学语文。

对中学语文教育的定位不能过高

主持人：各位新浪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新浪网上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松涛。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山东大学文科一级教授、北大中文系原主任温儒敏温教授，欢迎您温老师！今天我们请来温教授是要探讨一下最近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关于语文教育方面，温老师您是主要研究什么方向的，是和语文相关的吗？

温儒敏：当然有关系，在中文系，我的专业是研究文学史。

主持人：您之前是北大中文系主任，北大不是师范类的院校，您的主业又不是语文教育，为何现在这么关注语文教育，还出版了一本《温儒敏论语文教育》？

温儒敏：敲边鼓嘛。不过中文系总还跟语文有很大关系的。北大这样的综合性大学，不是以培养师范生作为主要(任务)的，它的学科设置也没有师范类。为什么我们这些年也要比较关心这一点？大概七年前，当时我还是系主任，在北大成立了一个语文教育研究所，主要是关心中学、小学包括大学的语文教育，做这方面工作。我说敲边鼓，北大这样的学校也要关心中学、小学，关心一线的、社会的一些事，用综合大学的资源来推动中小学课程改革。北大历来都有关心社会的传统，老师们以前参与中学、小学教学研究的也不少，前辈的学者就是榜样。这些年由于学科分工越来越细，越来越专门化，也可以说有某种程度脱离实际的趋向，学者们、老师们关在象牙塔里能往外透透气也好。

主持人：是有一定的担忧吗？

温儒敏：这种趋向发展，对于学科自身发展也是不利的。北大这样的学校还是应该有相当部分的精力关注社会，为社会服务。我们成立了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在全国产生了影响，(师范院校会觉得)你看北大都成立了，北大都做这些工作，我们师范学校是不是应该更重视呢，这几年全国师范类学校关于语文类方面的研究所就相继成立了六、七所，这是合理的回归。我们也帮助教育部在这方面做点工作。所以我说是“敲边鼓”，是因为我们不是“正规军”。

主持人：虽然不是非常正规的正规军，但是还是非常有专业建树的，可以给语文教育发展提供很好的意见，让我们有比较好的参考标准。说到语文，尤其是中小学生对这个太熟悉了，因为整个九年义务教育包括高中时期都有语文这个科目的，而且是三大主科之一，进入大学之后基本上不会再提语文这个科目名词了，语文在大学中会演变成什么样的科目？

温儒敏：也有大学语文，很多学校、很多院系也要求开，要求开这个课的目的是因为现在有些学生的阅读写作能力太差，有些理科的学生要写报告的话表述都不清楚。语文说到底不完全是语文本身，是思维的问题，最基本的素质，所以很多院校希望能开大学语文。但是另一方面大学语文普遍又不受重视，因为大都不是必修，学生其他的课业很重，少有时间来学语文。

主持人：语文是基础的基础，它涉及到各个领域、各个方面，语文这个话题其实很多人都可以讨论它，因为它很基础。

温儒敏：语文的社会性很强。

主持人：现在关于语文的争论不断，很多人都在说两句，是这些讨论有问题，还是(语文教育)本身有问题？

温儒敏：本身有问题，但是媒体上的讨论也太多了。我曾经说过请大家不要太多地关注语文，意思是过于“关注”，争论太多，不能解决问题，还可能是干扰。但是也有一些误解，为什么不关注语文？别的学科都不太好参与，像物理、化学不好参与批评，但是语文每个人都可以随意批评，弄得教语文的压力太大。语文的改革相当困难，比任何学科难度都大。

主持人：一个学科想要改革的话，首先要确定这个学科要研究的方向，语文学科您觉得应该是以语言文字为基础，还是说文学甚至是人文方面的东西呢？

温儒敏：最基础的就是语言文字了，语文是一种交流的工具，中学语文要求不能过高，定位不能过高，它就是培养普通公民谋生的能力，有阅读的能力、一定的写作能力，能够清晰地、得体地表达就可以了。至于其他更高的要求当然也有，但不完全是语文一科可以负担的。语文要以语言文字学习为主，但是学习过程中肯定要大量涉及到文学、文化、历史，甚至科技，各方面都要涉及。所以语文这个学科的范围很广，是覆盖性、弥漫性的，语文很少有人说它是一个学科，物理学、化学都是“学”，“语文学”就没有人这样说的，语文是很基础的东西，每个学科都要涉及。如果要把握这个学科的性质，它最核心、最基础的方面，那就是阅读、写作素养的养成。

教材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老师，老师要是有水平，随便拿一份报纸、一篇文章，可以把“语文现象”讲清楚，学生也爱听。

应试教育大家都知道不好，但是很难完全除掉它，因为我们的国情就是这样的。我的想法是逐步地来改。

让学生既考得好脑子又不被搞死

主持人：虽然语文是非常基础的学科，但是语文的学习过程也是渐进的过程，比如说小学的时候我们是从最简单的拼音、识字学起，慢慢就有短文的阅读理解、写作，包括大学有大学语文，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现在我们如果想改革语文教育的话，如下是从哪些方面入手？

温儒敏：课程改革搞了十年了，不光是语文，整个收效不是特别大。

主持人：为什么不大？

温儒敏：因为这十年中国社会变化太大了，整个社会竞争加剧，焦虑感加剧，普遍的焦虑弥漫整个社会，这样的情况下每个家长道理上明白孩子要素质教育，要全面发展，要健康、快乐，但应试教育没有改变，又只能不断地给孩子加重学业负担。学校按规定不再布置重的作业了，家长却又安排上这个班那个班，现在孩子的学业负担比十年前加重了，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主持人：(学生的负担)反倒是加重了，之前一直在说减负。

温儒敏：也在一直想办法，最近要出台新的课程标准，16个学科都要出台，包括语文，最近要公布。课程标准里面有一个核心理念，还是要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要减轻学生的负担，要尊重学生个性的发展，尽量做，能做一点是一点。

主持人：如果想改革的话，教材应该也是一方面，因为现在我看到的最新版的小学语文教材和我当时上学时候的版本比起来，已经不知道更新了多少代了，现在整个语文教材也是在不断地修订、不断地推出一些更适合现在学生学习的篇目，也是在不断地改革。现在语文它还是出现问题了，这个问题和教材有关系吗？还是和现在的学生包括教语文的老师们有关系？

温儒敏：应该说都有关系，教材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老师，老师要是有水平，随便拿一份报纸、一篇文章，可以把“语文现象”讲清楚，学生也爱听，所以老师的水平是关键。当然教材也重要，应该说十年来各个学科的教材有很大的改革，不像报纸上说的那么糟糕，动不动就拿民国时期的某些教材来比较，这是不合适的。时代不同，很多问题没有可比性。现有教材还是有很大的改进。它有问题，可以改，但问题主要不是什么篇目之类，而是教材梯度不够。

主持人：是所有的篇目都在同一个梯度上？

温儒敏：倒也不是。这些年的教材比较追求内容人文性的体现，所以普遍采用单元结构。比如说初中的教材采用的单元主题有家国情怀、历史星空、热爱自然……，等等。要照顾单元的主题来选文，主要是考虑内容方面，对于深浅程度，学习语文习得过程需要的螺旋式上升规律，可能就难以照顾到，这是目前要改的主要问题，并不是像某些批评说的，有些选目怎么样，选目问题都好办。

主持人：在现有梯度不是很够的情况下，我们上语文课的时候，一位教师应该怎么样上一堂语文课，他想教给学生的语文应用方面的技巧怎么能更好的传达？

温儒敏：教无定法，老师有涵养、水平，还要有心，愿意对学生下工夫，因为每位老师所面对的学生是不一样的，城市的学生和农村的学生是不一样的，连一个班里的学生都要考虑不同的情况，所以没有一通百通的教学方法，要根据学生不同情况设计教案。现在要紧的问题是老师的教学水平，应该说很多老师的水平还是达不到要求，他只能按照别人提供的教案去教，比如说出版社给一个教案光碟，或者是哪个报刊设计好的方案，很死板的按照这个来讲，没有针对性，确实比较僵化。

主持人：这种教学方式虽然不能让学生在语文方面有多大的提高，但是说不定可以让他们在考试的时候有好成绩。

温儒敏：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应试教育大家都知道不好，但是很难完全除掉它，因为我们的国情就是这样的。我的想法是逐步地来改，在应试教育还存在的情况下，让我们的学生既考得好，脑子又不搞死了，这就行了，至于什么方法大家来想办法，千万别把脑子搞死，搞得讨厌学习，败坏了胃口，那就会终生受损的。

主持人：我上中学的时候，我们班有一位同学语文特别好，每次考试基本上差个两三分就满分，语文经常拿第一，后来被我们选成语文科代表。后来我问他说你语文怎么学得这么好，他说我最讨厌的就是语文，当时我挺惊讶的，我说你语文这么好你怎么还不喜欢，他说不知道，就是为了成绩好一点才去学的。怎么让现在的学生除了应试之外真正地喜欢语文学习呢？

温儒敏：这就看老师的水平了。如果不考虑考试的话，不现实，家长也不干，但又不能完全陷进去，从初中、小学开始就要注意保护学生的天性，让他们多读书，不要限制读闲书。儿童、少年有他们的“语文生活”，跟成年人是不一样的，他们可能喜欢一些闲书，让他们读好了，读多了，语文水平就上去了。不要限制他们读课外的书，要鼓励他们，他们有阅读兴趣语文水平才能上去。不然的话考分再好，上了大学都还没有培养起阅读兴趣，一生都要受损失。没有阅读习惯的人是没有味道的。

主持人：有人认为我们可以在教材当中更多加入一些中国古代诗词方面的篇目，您觉得合适吗？

温儒敏：合适，现在高中、初中课文中古诗文不少，高中占的比重更大。新的课程标准马上要公布了，规定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三年级要背诵熟读古诗文135篇(段)。其中1～6年级75篇，7～9年级60篇。1～6年级的背诵篇目都是诗歌；7～9年级的篇目，除诗歌外，也选入了一些短篇散文。

主持人：这个要求会不会有些高呢？

温儒敏：一点都不高。你想想小学到初中有多少年，甚至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要背古文也背了不少，这是可以的，要求并不过。

主持人：古诗词对于现在的学生来说，最能锻炼他们哪方面的能力？

温儒敏：一个是对中国文化的体认，他通过朗读、学习自己会有感触，会作为一种审美的积淀，这是很重要的。另外是语感的习得，不学古诗文就难于形成语感，文章不漂亮。这是很重要的，从了解文化和语文学习都需要背诵一些古诗文。

现在英语有考级，其他艺术类的也有考级，为什么汉语就不能考级？

现在大学老师要用相当多精力做中学老师本来就应该做的工作，把被应试教育败坏了的胃口调试过来。

作文应当往培养思想力方面引导

主持人：现在高考的时候我们也能看到一些满分的篇目，甚至是文言文作文，都有这种表达方式，学生们觉得这种方式非常好，首先他们在学校学的就是古文，而且可以把古文应用到文章当中，而且词句非常漂亮，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现在作文写作的时候，尤其是在高考过程当中，咱们的考官们是更看重写作时候的文笔、形式还是辞藻，还是更注意作文当中表现出来的思想？

温儒敏：你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去年高考第二天我接受了人民日报一个访谈，已经谈过这个问题。高考作文要改革，从去年开始已经有所改革，其中一点就是不要太注重文笔，太注重修辞，太注重外在的一些东西，而是考察学生学会清晰地、得体地表达，有一定的思想。你说深刻、创新什么的，中学生也很难做到，他能够把某些意思清晰、得体的表达已经很好了。现在高考作文命题也要改，以前比较偏重文学、抒情，现在我们主张多往理性靠一靠，往培养学生思想力这方面引导。中国传统语文教学历来都比较注重文笔，就是文章写得漂亮，不太注重思想的表达，现在我们应该往理性这方面靠一靠，注重培养学生思维能力，这是一个改进。高考作文题是“指挥棒”，对语文教学有很大影响，而且社会影响也很大，每年高考的时候上级部门都限制传媒不要报道，但是都还在报道，因为大家很关心这个问题。怎么来改？就是往理性靠一靠，往思考能力的表达靠一靠。像有一年北京出的题目，《我有一双隐形的翅膀》，需要学生有一定的想象力，但是发挥起来就有点困难，不容易考出水平。

主持人：但是这个题目我觉得出的还是挺不错的。

温儒敏：但是有的容易写成抒情文，学生的写作统统都变成一个味道，什么扬起风帆、理想的航程……全是这一套，还是要他真实、得体、清晰地表达就可以了。

主持人：现在高考作文也是在不断地改、创新，从每年我们期待高考作文题目的时候就能看出来，每年的高考作文题就像我们每年期待春晚一样，都在第一时间迫不及待的知道出了什么样的作文题，等到成绩出来以后再把满分作文拿出来细细推敲、琢磨，这也是语文教育好的一方面，很多人关注它，很多人希望我们国家语文教育做的更好。我觉得改革语文教育作文只是一方面，我们更应该好好改的地方有哪些？

温儒敏：再补充讲一下高考作文的问题，太要紧了。我现在还是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去年年底我在北大召开了一个全国高考作文会议，可以说是民间会议，不是上级给的任务，主要是研究怎么命题、改卷。全国来了20多个省的这方面专家，也是帮教育部做这个事，就发现问题太大。高考作文60分，分4等，二等就是40分上下。我们调查了好几个省，发现40分左右的占到76%-80%，这就是说，学的再好也很难50分以上，再差也不会30分以下，所以给大家一个提示，认为作文是没有办法教的，也不用学的，这就是高考指挥棒。去年我们给上级部门写了内参，也在各个媒体呼吁要改革，现在有一定的改动。但是改动难度太大。两个问题，第一没有把高考命题作为一个非常重要，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来做，也没有相对固定的班子。高考命题因为有保密性，要集中到一段时间，一两个不让和外边联系，不让打手机的，这是一个很艰难的工作。出题不容易，要查找很多资料，不能有重复，还要符合几方面要求。这样重要而困难的工作在各个大学里面，并没有把它重，甚至不当成业绩。就是有关部门找一些老师他愿意干的就去出题了，当然有些老师不错，但是也有些老师并不专业。年岁大的、有经验比较有水平的不愿意做这个工作。参加出题一两个月，那一个学期的课就不能上了，老师的利益会受到损失，这是很实际的事情。所以学校必须重视、主管部门重视，给出题这样的工作很高的位置，请一些很懂行、负责任的老师来做，自然就会做的很好。

阅卷也很重要，但问题很大。现在改卷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大学里面抽调一些老师，但大学老师一般是不愿意去改卷的，改十天七天工资很少，相当于小时工的工资，所以不愿意去干。很多学校就只好派一些博士生、年轻教师。从经济上说改卷是亏本的，承担单位自己要垫很多钱来鼓励老师参加。大学老师一般不愿意去改卷，改卷的都是一些年轻人、博士生，甚至还有硕士生，去年有一个省爆料出来有本科生参加，这个问题太大了。老百姓都愤怒了。这是因为投入太少，各个学校都是自己给钱，像语文阅卷的点在北大，是北大给钱，有关部门的拨款不够嘛。这是非常具体的政策性问题，相关部门我也呼吁过要他们要重视，虽然是一个环节，但是会影响大局。阅卷另外一部分是中学老师，愿意参加，水平也可以，但是他们参加往往有现实目的，就是摸底，为了第二年高考，他们是轮流来的，当是培训，就是来看看高考语文有什么变化，所以阅卷队伍很不稳定。让一支不稳定的甚至水平相对不能保证的队伍来阅卷，工作量又那么大，语文的阅卷工作量比数学大一倍，这样不能够保证质量，也对考试的公平性有影响，确实也有一些“冤大头”。

我觉得这样的问题不难改，不牵扯到任何部门的利益，不是利益链上的问题，只要有心愿意把它作为一个问题来改就可以改。希望相关部门要有钱投入，还要有心投入，不能不作为。

主持人：就像您刚刚所说的，现在很多教育部门，其实我们不要把这个工作看得要有多大的诱惑才去做，其实这就是教育工作者基本的职责，他们的基本职责就是这样的。不要小看请多么专业人士过去用心批改考生的卷子，这个很小的行为将来会让语文教育领域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将来一定会得到好的结果。温教授您之前也提到过实施汉语考级制度，这应该也算是一个改革方面，这个制度引起了很多争议，争议主要是哪些方面？

温儒敏：汉语考级我是了解的，我认为应该支持它实验，既然社会有这个需求，就试一试，不要一出来就猛打，要允许它试。现在英语有考级，其他艺术类的也有考级，为什么汉语就不能考级？但是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不要商业化，第二个不要变成一种硬性的(要求)，只是提供给相关用人部门参考，根据参考者的汉语水平，看到底是否适合做某种工作。很多国家也有类似考级的设置。

主持人：今天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想知道您认为怎样可以将中学的语文教育还有大学在语文方面的基础课衔接起来，甚至成为我们终生教育的起点？

温儒敏：这是很重要的问题，我在大学几十年也没有间断地教本科的课，科研任务再忙，我还是有相当精力教本科的课，甚至有一段时间我调出去了当北大出版社的总编辑，我还是兼本科一年级的课。我发现现在大学生很多中学语文没有学好，受应试教育束缚太厉害了，最大的问题是不读书，读的都是零零散散的道听途说的。比如说《红楼梦》就看过电视，没有读过完整的书、基本的书，所以上到大学以后就没有培养起阅读的习惯。一个受过现代文化教育的人，都要有阅读习惯，整天看电视、打麻将不是好习惯。现在大学老师要用很大的精力，去扭转学生的学习方法，让他们转向自主性的学习、创造性的学习，但比较难。我在山大也碰到这个问题，要用相当多精力做中学老师本来就应该做的工作，把被应试教育败坏了的胃口调试过来。

主持人：感谢温教授做客我们大讲堂，和我们一起聊中国语文教育方面的改革以及现在存在的问题。我们相信语文教育将来肯定会有一个更加完善、更加有功能性的存在，同时再次感谢温教授做客我们新浪网上大讲堂，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谢谢大家！

温儒敏：再见。

第三篇：北大教授谈语文学习

北大教授：一辈子的道路取决于语文

一辈子的道路取决于语文

文|陈平原（北大中文系教授、原系主任）

今天谈教育，最响亮的口号，一是国际化，二是专业化。这两大潮流都有很大的合理性，但若以牺牲“母语教育”或“中国文辞”为代价，则又实在有点可惜。

一、准确、优雅地使用本国语言文字很重要

北大中文系百年系庆时，我曾谈及：“‘母语教育’不仅仅是读书识字，还牵涉知识、思维、审美、文化立场等。我在大陆、台湾、香港的大学都教过书，深感大陆学生的汉语水平不尽如人意。”前一句好说，后一句很伤人，这其实跟我们整个教育思路有关。

记得4年前，在上海哈佛中心成立会上，与哈佛大学英文系教授交流各自的心得与困惑，我谈及“大一国文”的没落以及大学生写作能力的下降，对方很惊讶，因对他们来说，“阅读与写作”是必修课，抹不掉的。准确、优雅地使用本国语言文字，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的大学生都很重要。而这种能力的习得，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更不是政治课或通识课所能取代的。

学习本国语言与文学，应该是很美妙的享受。同时，此课程牵涉甚广——语文知识、文学趣味、文化建设、道德人心、意识形态，乃至“国际关系”等。

二、“无他术，唯勤读书而多为之”

高中的语文课或大学的文学史课程，依旧注重自由自在的阅读，没有那么多“先修课程”的限制，也不太讲究“循序渐进”。面对浩如烟海的名著或名篇，你愿意跳着读、倒着读，甚至反着读，问题都不大。这也是大学里的“文学教育”不太被重视的原因——“专业性”不强，缺几节课，不会衔接不上。

可这正是中学语文或大学的文学课程可爱的地方，其得失成败不是一下子就显示出来的，往往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比如多年后回想，语文课会勾起你无限遐思，甚至有意收藏几册老课本，闲来不时翻阅。

另外，对于很多老学生来说，语文老师比数学、英语或政治课老师更容易被追怀。不仅是课时安排、教师才华，更与学生本人的成长记忆有关。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小学语文课很重要，影响学生一辈子，一点都不夸张。

语文教学的门槛很低，堂奥却极深。原因是，这门课的教与学，确实是“急不得也么哥”，就像广东人煲汤那样，需要时间与耐心。如何在沉潜把玩与博览群书之间，找到合适的度，值得读书人认真思考。

今人读书如投资，都希望收益最大化。可这一思路，明显不适合语文教学。实际上，学语文没什么捷径可走，首先是有兴趣，然后就是多读书、肯思考、勤写作，这样，语文就一定能学好。

《东坡志林》里提到，有人问欧阳修怎么写文章，他说：“无他术，唯勤读书而多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懒读书，每一篇出，即求过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做自能见之。”这样的大白话，是经验之谈。欧阳修、苏东坡尚且找不到读书作文的“诀窍”，我当然更是“无可奉告”了。

三、“经典阅读”与“快乐阅读”并不截然对立

为何先说“学”，再说“教”？因本国语文的学习，很大程度靠学生自觉。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在这门课上表现特别突出。教师能做的，主要是调动阅读热情，再略为引点方向。若学生没兴趣，即便老师你终日口吐莲花，也是不管用的。

说到语文学习的乐趣，必须区分两种不同的阅读快感：一是诉诸直觉，来得快，去得也快；一是含英咀华，来得迟，去得也迟。“经典阅读”与“快乐阅读”，二者并不截然对立。

我只是强调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发现的目光”。发现什么？发现表面上平淡无奇的字里行间所蕴涵着的汉语之美、文章之美、人性之美以及大自然之美。而这种“发现”的能力，并非自然而然形成，而是需要长期的训练与培育。这方面，任课教师的“精彩演出”与“因势利导”，都很重要。

讲课是一门艺术，课堂即舞台，单有演讲者的“谈吐自如”远远不够，还必须有听讲者的“莫逆于心”，这才是理想状态。去年我在《文汇报》发文章，承认慕课（MOOC，即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在普及教育、传播知识方面的巨大优势，同时又称：从事文学教育多年，深知“面对面”的重要性。

打个比喻，这更像是在干“农活儿”，得看天时地利人和，很难“多快好省”。别的课我不懂，但深知语文课不能对着空气讲，“现场感”很重要，必须盯着学生们的眼睛，时刻与之交流与对话，这课才能讲好。只顾摆弄精美的PPT，视在场的学生为“无物”，这不是成功的教学，也不是称职的教师。

四、太富贵、太顺畅、太精英，不一定是好事情

关于中学语文课以及大学的文学教育，我说过两句话：一是请读无用之书，二是中文系是为你的一生打底子；现在看来，有必要增加第三句，那就是：语文学习与人生经验密不可分。

一是读无用之书

先说第一句，那是答记者问时说的。我谈到提倡读书的三个维度，其中包括“多读无用之书”。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今天中国人的阅读，过于讲求“立竿见影”了。

在校期间，按照课程规定阅读；出了校门，根据工作需要看书。与考试或就业无关的书籍，一概斥为“无用”，最典型的莫过于搁置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历史等。而在我看来，所谓“精英式的阅读”，正是指这些一时没有实际用途，但对养成人生经验、文化品位和精神境界有意义的作品。

中文系是为你的一生打底子

第二句则是在北大中文系2012届毕业典礼上的致辞：“中文系出身的人，常被贬抑为‘万金油’，从政、经商、文学、艺术，似乎无所不能；如果做出惊天动地的大成绩，又似乎与专业训练无关。可这没什么好嘲笑的。

中文系的基本训练，本来就是为你的一生打底子，促成你日后的天马行空，逸兴遄飞。有人问我，中文系的毕业生有何特长？我说：“聪明、博雅、视野开阔，能读书，有修养，善表达，这还不够吗？当然，念博士，走专家之路，那是另一回事。”

语文学习与人生经验密不可分

这就说到了第三句。引述章太炎“余学虽有师友讲习，然得于忧患者多”（《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似乎有点高攀；那就退一步，说说普通大学生的学习状态。不同地区不同水平的中学毕业生，通过高考的选拔，走到一起来了；可实际上，他们的学习能力及生活经验千差万别。

一般来说，大城市重点中学的学生学业水平高，眼界也开阔，乡村里走出来的大学生，第一年明显学得很吃力，第二年挺住，第三、四年就能渐入佳境——其智力及潜能若得到很 好的激发，日后的发展往往更令人期待。如果读的是文史哲等人文学科，其对于生活的领悟，对于大自然的敬畏，对于幸福与苦难的深切体会，将成为学习的重要助力。

某种意义上，学文学的，太富贵、太顺畅、太精英，不一定是好事情。多难兴邦，逆境励志，家境贫寒或从小地方走出来的大学生，完全不必自卑。

五、还得学会独立思考与精确表达

对于今天的大学生来说，单讲认真读书不够，还得学会独立思考与精确表达。这里的表达，包括书面与口头。

几年前，我写《训练、才情与舞台》，谈及学术会议上的发言、倾听与提问，其中有这么几句：“作为学者，除沉潜把玩、著书立说外，还得学会在规定时间内向听众阐述自己的想法。有时候，一辈子的道路，就因这十分钟二十分钟的发言或面试决定，因此，不能轻视。”

具体的论述容或不准确，但强调口头表达的重要性，我想八九不离十。大陆、香港、台湾三地大学生在一起开会，你明显感觉到大陆学生普遍有才气，但不太会说话——或表达不清，或离题发挥，或时间掌握不好。

这与我们的课堂教学倾向于演讲而不是讨论有关。实行小班教学，落实导修课，要求学生积极参与讨论并记分数，若干年后，这一偏颇才有可能纠正过来。相对于其他课程来说，语文课最有可能先走一步。

在一个专业化时代，谈“读书”与“写作”，显得特别小儿科。或许正因此，当大学老师的大都不太愿意接触此类话题。既然没有翅膀，若想渡江，就得靠舟楫。不管小学中学大学，对于老师来说，给学生提供渡江的“舟楫”，乃天经地义——虽然境界及方法不同。

在北京大学的专题课以及香港中文大学的讲论会上，每当循例点评学生的论文时，我不仅挑毛病、补资料、谈理论，更设身处地帮他们想，这篇文章还可以怎么做。学生告诉我，这个时候他们最受益。

说到底，中学语文课以及大学人文学科，就是培养擅长阅读、思考与表达的读书人。只讲“专业知识”不够，还必须“能说会写”——这标准其实不低，不信你试试看。

第四篇：北大中文系教授曹文轩谈作文

北大中文系教授曹文轩谈作文

——作文与“自己的”生活

从老师到学生，一提到作文写不好，首先怀疑一点：是不是因为没有生活？多少年来，我们已经喜欢于这样去分析原因。

现在，我们要打消这种疑虑，要对学生说：

不要总怀疑自己没有生活。你怎么能说你没有生活呢？你既然是个有血有肉的大活人，且又是一个天性不肯安分的少年，你一定会有生活——难道你就没有发现你就在生活之中吗？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曾经有过一个愚蠢的思想：作家必须离开自己当时所在的位置，到工厂、农村、部队去深入生活；如果没有去，就肯定断了生活之源泉，就再也不可能写东西了。这种糟糕的理论搞得人心惶惶，都怀疑自己是否还有生活，是否还可以进行文学创作。那时的作家都很老实，听信了这种理论。我们总还记得他们当时的形象——很傻的形象：身穿一件灰色的或者蓝色的中山装，手提一只缠了一条毛巾的长方形塑料小包，在上衣口袋里插一把牙刷，纷纷地、真诚地与工农“结合”去了。他们一年又一年地呆在所谓的“生活的海洋”之中。然而一年又一年过去之后，他们写出什么来了？他们什么像样的东西也没有写出来。现在再回过头去看他们那时的文字，除了让人感到害臊还是让人感到害臊。这段时期的文学史显得十分的苍白。到了文革十年，几乎任何作家再也不能写自己的生活了，出来一些作品，滑稽可笑，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中国的当代文学，竟有十年荒漠。

这种愚蠢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它把一个无比广阔地生活领域，缩小到工人、农民、军人的生活——只有工人、农民、军人的生活才叫“生活”。它把作家从自己熟悉的生活中撵了出去，而到陌生的生活中寻找创作的灵感和素材。现在，那个愚蠢的年代已经过去了，但“有没有生活”的疑虑，还存在于我们这些做老师、做父母亲得大人们的大脑中，并且不时地冒出这个古怪的念头来，还朝那些孩子投去怀疑的目光。当一个孩子的作文被我们打了一个三分之后，我们不会想到自己的这个分数是否得当，而首先想到的一点是：“这个孩子没有生活。”

怎能没有生活呢？处处有生活。生活无处不在。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的作家在讨论生活的问题，全世界也没有一个国家的语文老师在怀疑一个孩子有没有生活，大概只有中国。

我要说：是孩子觉得没有什么好写的，而并不是实际上没有什么好写的。造成这种怪事的原因之一是：孩子他不知道应该写的是什么。换句话说：他老想写一些不该写的东西。

如此状况，其责任也许不在孩子自己，还是在我们这些当老师与当家长的身上。

在写作文这件事上，中国的少年缺乏足够的自我意识与自主权利，他们预先（通过社会、学校与家庭）被灌输了种种不利于发现自己生活的思想。一套机械的、僵硬的、幼稚的、教条的、程式化的、抹杀个性的写作文的纲领和方式，迫使他们将自己的身体扭转过去背对自己那份熟悉的生活，而睁大了眼睛，根据几条空洞的思想去寻觅一些所谓崇高的、高尚的、伟大的、光辉的人和事。我曾经看到过一所小学校为六年级学生考初中而猜测的作文题。题的数目多达50个，但能让孩子走向自己的生活写自己熟悉的人与事的，也不过三四个，大量的题目都是迫使孩子走出自己而走向陌生的一片空无的。这些题目限制性极强。比如“我爱我的学校”这一题目。假如有一个孩子就不爱他当时所上的那所学校呢（谁也没有权利要求他必须爱）？让他硬做这个题目并且还要把这份爱写得十分深切，要爱得死去活来，岂不是难死他了？他自然会说：我确实觉得没有什么好写的。

我的一位教小学语文的朋友说，某市某区小学五年纪作文统考，作文题竟然叫《记我身边的一位共产党员》（命题人完全是五六十年代的思路）。结果许多孩子面对这道题目光翻白眼。因为他们的身边并没有共产党员。他们知道有个党叫中国共产党，但未必很熟悉一位具体的共产党员。阅卷时，老师们不时被其中一篇篇妙笔生花的文字逗得死去活来。一个孩子写道：我也搞不清楚我妈妈是不是共产党员，但我觉得她像一个共产党员。另一个孩子写道：杨大爷退休之后，每天到路口去维持交通秩序，在他的胸前，戴了一块牌子，那上面写着几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共产党员。这位朋友告诉我，他的儿子也参加了作文考试，几乎拿了满分，但全是瞎编的。他儿子写道：我的二姑夫在乡下，是一个新党员，他的工作是看水闸。然后，他的儿子就大写特写这位二姑夫在抗洪救灾中如何如何地忘我工作。而实际上，这位二姑夫既非党员，又非看水闸的，而是县城教育局的干部。现在，一家人碰到一起，见了那位二姑夫，大家就开玩笑：“共产党员来

了”“看水闸的来了”„„所谓的“深度”、“高度”一直在困扰着我们的语文老师，也困扰着我们的孩子。

写作文自然要讲“立意”，但究竟要立什么意呢？难道就是那些虚幻的和任意拔高的思想和观点吗？孩子一入了这个道（他不知不觉地就会入了这个道），就很快陷入了空白状态，觉得自己简直是个草包，是个废物：脑子里竟然没有一个人，一个故事，像只空罐儿。于是，就使劲挤呀挤呀，挤了半天，也没有把一页纸写满。要么，他就把早先在脑子里储存好了的俗套的、毫无生气和趣味的东西写下来。而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是我们这些成年人所教导的，是我们所给予的，甚至是我们强加的。我们讲这些观念传达给他们，还把许多在我们看来能够完满的完成这些思想的所谓的范文引发给他们。他在《师生情》一篇作文里写道：下大雨了，我想到批改作业的老师还没有回家，就给他送雨伞（小学语文课文中的“看图作文”就有这样一个图景）。他在《我应该这样做》之类的题目下，总是捡钱包，上回捡了一个中国人的，这回捡了一个外国人的。他总是送一个迷路的小孩回家，总是搀扶一个老大爷过马路，天下的好事简直全被他一个人独揽了。

说起来，他们似乎有点不幸。小小年纪，就思维定向，被几条观念所牵引和束缚，把偌大一个就在他身边流动不息的世界丢失了，而限制在一条狭窄的、荒凉的思维轨道上。

我曾在一个小作家的学习班上，对那些孩子说：你想写好作文甚至想当作家是吗？那么，你得万分的小心，你得牢牢记住那些作家的教训。他们老了，也就算了。但你们才十几岁，对吧？十几岁，好光景！你要警觉，要保存住自己高贵的天性、新鲜的感觉、潇洒活泼的思想。如果人家提着一个什么高深的“境界”硬要你进入，如果人家硬要你背弃自己的生活，你可怎么办？凭你现在的地位，你可能不能拒绝，更不能反抗。可是，你一入了那个道，你的写作又要完蛋，你甚至一辈子写不好文章。岂不急煞你了？那么，你就得学点“狡猾”，耍一点小聪明了。你要认真对付人家，但同时要在心里不停地叮嘱自己：文章不是这样写的，文章不是这样写的„„你只好委屈一下自己，写你并不爱的×××，写你并没有见过的×××，写你不曾做过的×××。不是说你不扣题吗？你就把题目在文章里多出现几次。不是说你主题不明确不深刻吗？你就在结尾时专门来一小段“点题”的文字，把那个所谓的高度打上去。这可能是损招，只有在人家逼得没有办法的时候才可用。这叫以荒诞对付荒诞。记住，保持住自己那份纯正的品质和那份上帝赐予你的神圣而优美的感觉。有空时，你再认真地写你自己的作文。

不要紧的，等你长大了时，一切都会好起来。那时，你有了争辩的权利和力量，你的境况也会与从前不大一样，真正懂得写文章的人也会多起来。

这个故事具有寓言性质。它告诉我们财富不在远方，财富就在我们脚下。所以，你要坚持用你的眼睛观察你的生活，用你的感觉体验你的生活，用你的思想审视你的生活，这些就是你现在写作文、以后当作家最宝贵的财富。

第五篇：关于腐败,北大教授张维迎谈腐败

2012年12月19日，由经济观察报主办的“2012观察家年会暨第二届中国改革峰会”在北京召开，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张维迎做了“反腐败的两难选择”的主题演讲。在演讲中，他表示，如果腐败问题不解决，可能会亡党，但是不太可能亡国。

张维迎指出，当前中国反腐败面临两难选择，如果措施过于强硬，轻则政府官员可能会消极怠工，使政府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重则导致政府官员造反。但是，如果这样，老百姓可能不答应。中国能否走出这个两难选择？既取决于领导人的智慧和胆略，也取决于我们普通民众的理智和耐心。

在此，他谈到了过去十年中国的腐败。他认为主要呈现了两个变化，第一个变化从创造价值的腐败到毁灭价值的腐败，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所谓腐败很大程度上民间从政府官员手里面赎买权利，通过这种赎买使得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原来不能使用的资源，现在民营企业可以使用，所以他们创造了更大的价值。但是，现在的腐败已经不是这样的腐败，而是政府官员滥用权利，特别是已经本来释放到民间的权利进行腐败。80年代、90年代的腐败是与体制改革相关联的腐败，腐败的过程当中，也是释放了政府的一部分权利。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也推进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但是，过去十年的腐败是与体制倒退相关联的腐败，腐败变得越来越严重，但是体制离市场化程度反而越来越远。80年代的腐败，90年代的腐败，由商贿赂官的腐败，而过去十年的腐败，很多已经变成了由官来贿赂官的腐败，我们叫买官卖官，当然商业贿赂官员仍然存在，但可能比起买官卖官商业贿赂可能已经不是最重要的。

其次就是反腐败的措施越来越大，但是，腐败也变得越来越严重。在搜索百度新闻各年关于反腐败这个词的文章，2003年的时候总共11900篇，2004年上升到76200篇，05年73330篇，06年106000篇，2010年二十四万六千篇„„到今年有八十六点一万篇。人民网反腐败的文章也有类似的发展趋势，十六大以来，已经有70多位省部级官员落马了，都是因为腐败问题，或者与腐败相关。这样算来，平均每年有78位省部级干部被抓，这在历史上可能在任何一个国家也是少有的。所以，反腐的力度应该是越来越大。但是同时腐败的越来越严重。他举了个例子：河南省交通厅厅长先后四位都因腐败落马，第一位落马是1997年抓的时候受贿金额30万，第四位2011年，去年11月抓的时候，受贿金额3000万，14年间增加了100倍，年平均增长率39.8%。而这个期间，我们人均GDP的民意增加是12.9%。我们看到腐败金额的增长远高于GDP的增长。当然，他表示这只是一个特例，但是就观察来看，这个例子也许代表了我们腐败严重程度的一个基本特点。

以下是文字实录：

腐败问题不解决可能亡党但不可能亡国

张维迎：我觉得未来十年对中国领导人最大的挑战就是反腐败。中共十八大报告说到，如果腐败问题不解决，可能亡党亡国，民间有一种说法，不反腐会亡国，反腐亡党。当然，这个说法可能过于严重。我的看法是腐败问题不解决，是可能亡党，但是不太可能亡国，日本人进来都没有亡国，反腐败可能亡党，但是也可能救党，完全取决于我们怎么样反腐败？

反腐败真正的两难选择是如何处理腐败的存量，也就是过去到现在为止已经发生的腐败行为，如果我们不对过去的腐败有一个了断，反腐败不可能成功，如果措施过于强硬，轻则政府官员可能会消极怠工，使政府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重则导致政府官员造反。但是，如果这样，老百姓可能不答应，这就是两难选择。我们能否走出这个两难选择？既取决于我们领导人的智慧和胆略，也取决于我们普通民众的理智和耐心。最近李永忠等学者提出有条件的特赦这样一个思路，我今天也是对他们这个说法的一个呼应，同时我在十年前也谈到过这个问题。

中国当下最主要的腐败是买官卖官 且越来越严重

我们先看一下过去十年中国的腐败，从宏观上讲有什么新的变化？我想最重要的是两个变化，第一个变化从创造价值的腐败到毁灭价值的腐败，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所谓腐败很大程度上民间从政府官员手里面赎买权利，通过这种赎买使得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原来不能使用的资源，现在民营企业可以使用，所以他们创造了更大的价值。但是，现在的腐败已经不是这样的腐败，而是政府官员滥用权利，特别是已经本来释放到民间的权利进行腐败。80年代、90年代的腐败是与体制改革相关联的腐败，腐败的过程当中，也是释放了政府的一部分权利。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也推进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但是，过去十年的腐败是与体制倒退相关联的腐败，腐败变得越来越严重，但是体制离市场化程度反而越来越远。80年代的腐败，90年代的腐败，由商贿赂官的腐败，而过去十年的腐败，很多已经变成了由官来贿赂官的腐败，我们叫买官卖官，当然商业贿赂官员仍然存在，但可能比起买官卖官商业贿赂可能已经不是最重要的，这是我认为第一个特点。

中国官员受贿金额14年间增加了100倍

第二个特点，就是我们反腐败的措施越来越大，但是，腐败也变得越来越严重。我搜索一下百度新闻各年关于反腐败这个词的文章，2003年的时候总共11900篇，2004年上升到76200篇，05年73330篇，06年106000篇，2010年二十四万六千篇„„到今年有八十六点一万篇。人民网反腐败的文章也有类似的发展趋势，十六大以来，已经有70多位省部级官员落马了，都是因为腐败问题，或者与腐败相关。大家算一下，平均每年有78位省部级干部被抓，这在历史上可能在任何一个国家也是少有的。所以，我说反腐的力度应该是越来越大。但是，我们腐败的越来越严重。举个例子，河南省交通厅厅长先后四位都因腐败落马，第一位落马是1997年抓的时候受贿金额30万，第四位2011年，去年11月抓的时候，受贿金额3000万，14年间增加了100倍，年平均增长率39.8%。而这个期间，我们人均GDP的民意增加是12.9%。我们看到腐败金额的增长远高于GDP的增长。当然，这只是一个特例，但是就我们观察来看，这个例子也许代表了我们腐败严重程度的一个基本特点。

高薪养廉养不起庞大的政府

新一代领导人对反腐败非常的重视，其实上一代领导人对反腐败也非常重视。学者、政府官员都先后提出很多反腐败的措施，这些措施大体归结起来有这样几条：第一、加强监督，提高腐败行为被发现的概率。我们知道，如果100个人腐败，只有一个人被抓住，这种威慑力很低，如果有50、60个被抓住，这样威慑力就比较大。第二、要有新闻自由，只有有了新闻自由，才能发挥民众对政府的监督作用。第三、要提高惩罚的力度，就是说能够使得接受贿赂的腐败官员真正感到害怕。第四、提高政府官员的合法工资，也就是高薪养廉。现在官员之所以腐败一个原因是他们官方定的工资太低，所以他们不得不用额外的收入补贴自己。第五、最近讨论比较多的财产的公示。第六、通过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官员的道德水平。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怎么使得官员脸皮变薄一点，现在的官员脸皮太厚。第七、减少政府的权利，现在政府的权利太大，如果能够减少政府的审批权，减少政府分配资源的权利，减少政府制定产业政策的权利，减少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利，那么，腐败可以大大减少。第八、真正实行民主与法治。

应该说这几个措施已经比较全面的概括了我们所能采取的反腐败措施。但是，问题的关键是如果我们建立一个全新的政府，或者说政府的规模很小，或者是现在的腐败不是很严重，我觉得这些措施对于预防腐败都是有效的。如果我们新建的政府把监管搞得严一些，惩罚搞得重一点，新闻自由多一点，政府的权利少一点，我们还有民主，还有法治，我想腐败就不会严重。但是，我们现在不是这样，我们是要在现有政府的基础上进行反腐败，有些措施在目前即使听起来好，但是实际上很难实行。好比说高薪养廉，我们

有这么大的政府，我们的省部级官员十年已经抓了70多个，我们还有多少？其实只占它的一小部分。这么庞大的政府情况下，高薪养廉是养不起的。

政府官员经不起查 人们对腐败容忍度在提高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上述的这些措施就非常的有限了，之所以有限，最重要的就是现在的腐败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胡星斗教授根据最高检察院的报告推算09年县处级官员比例48%，厅局级干部40%，省部级33%，这个数字大家可以有怀疑，但是就我的直观判断来讲，也许有点保守，按照现在的腐败标准，我觉得政府官员里面，能经得起查的没有几个人，也许没有接受现金的贿赂，但是你收购了一块手表，或者接受过一幅名画，或者买房子的时候接受过优惠，或者你的孩子在国外读书的时候得到过人家的帮助。所以，我说按照现有的标准真正能经得起查的很少很少，只是不查而已。我们看到最近网络上一曝一个准，我们也看到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如果民间对腐败非常的痛恨，但是我觉得好象是抽象的谈起来很痛快，而聚集到某一个人，很多人表示极大的同情心——他怎么这么倒霉。其实民间这样一种矛盾现象，表现了人类心目中的一个公平待遇，也就是某一种行为，好多人都在犯，但是只有少数人受到惩罚，人们会认为不太公平，人们也会提高对这种行为的容忍度。

其实对于腐败行为，真正的惩罚是两种机制，第一种是法律的机制，第二种是声誉的机制，舆论的机制，像我们过去某一个人腐败被抓起来了，坐牢了，这是法律的惩罚，但是周围的人都看不起他。但我们看到今天好像不是这样的，一个人被判刑之后，腐败官员被判了之后，反倒得到更多的同情，也有很多人在帮助他的孩子，帮助他的老婆。这本身就反映出来可能我们现在抓的腐败官员仅仅是腐败当中的一小部分，而且很可能还不是最严重的部分。所以，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处理腐败的存量，这个有两种思路，一种思路算旧帐，追查到底，第二种思路是算精帐，既往不咎，当然他们的准确含义我们还可以讨论。我们其实看一下，算旧帐所面临的问题，过去十年的经验证明，像现在这样的反腐败尽管看起来力度已经很大，但是与腐败的普遍程度，严重程度相比，可以说蜻蜓点水，真的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反腐败可能变成权利斗争的工具

我们过去十年看，反腐败的措施并没有真正在腐败分子当中形成一种威慑，很多官员腐败，就像买股票一样，或者买彩票一样，就碰运气，运气不好了，被抓了，倒霉，运气好了，就逃过去了。还有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反腐败可能变成权利斗争的工具，抓你不抓你，可能不在于你是不是腐败，而在于你是听话还是不听话。这样的话，落马的腐败官员其实不一定是最严重的腐败官员，甚至不一定是真正的腐败分子。我曾经接触过一个案子，我觉得是一个真的是相当廉洁的官员，但是七找倒八找，包括给他孩子的压岁钱4万块钱，判4年，我想在我们所知道的案子中，类似的案子其实真的不少。而且在这一个过程当中，就是谁先下手为强，先下手为强就可能变成腐败官员的最优策略。进一步可能还使得腐败更为严重，如同杀人灭口一样，杀一个人，留下一个活口，害怕被人举报，继续杀了。腐败也以类似的问题，如果钱不足以买通比你大的官员，这时候很可能落马，如果你腐败的金额很大，买通的人很多，这时候你反倒变得安全了。还有一个就是现在的舆论反腐，特别是十八大之后的这一个月，舆论反腐起了很大的作用。像我刚才讲的，包括新闻自由，尽管我们现在没有，但是我们有了微博，使得每个人都可以变成一个媒体。那么，它对腐败现象是产生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靠这样一种微博反腐也存在很多问题，一个就是可能变得侵害人权，因为微博的信息很多是不负责任的，微博反腐可能有侵害个人隐私权的问题。还有一个微博反腐也可能被利用，也就是变成我前面讲的权证斗争的一种工具。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特别防止很可能存在舆论和暴力问题，因为一个人无论你干净不干净，一旦媒体上说你不干净，你有时候可能是有口难辩，特别是现在的情况，因为大部分官员屁股底下都不干净，所以媒体曝露某一个官员，没有人敢站出来替他说一句公道话，只要一个人被媒体曝露之后，其他官

员赶快把他推出去问斩，这可能会形成一些冤假错案。另外，有时候他也违反了我们法治精神，包括大家看到最近重庆的事情，其实取证本身就是违法的，并且这样一个艳照是在引诱欺骗下拍摄的，但是现在反腐当中已经不考虑程序取证的合法性，这从长远来讲，对建设一个法治社会是不利的。当然，我们可以设想更大的反腐风暴，特别是王岐山上任之后，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但是，我们能大到那儿去呢？如果我们真的大的话？可能就形成所有的官员人人自危，消极怠工，也可能形成一个腐败的联盟，因为腐败如此普遍，它就一定是一个网络，保护别人就会保护自己，所以官员很可能会联合起来对抗反腐败的措施，最后政府就会瘫痪，政府瘫痪的时候，反腐败是没有办法进行下去的。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说现在官员的腐败即使买官卖官它的钱很多也是从企业收上来的，也就是几乎所有的腐败追下去都与企业家这个群体有关系的。我们看到现在一些企业家没有安全感，一个原因是对未来没有信心，害怕像发生重庆那样的所谓打黑，实际上是黑打，任意的剥夺私人的财产，也有一个担心，就是害怕过去的老帐，包括由反腐败牵连出来的贿赂行为，这样导致民营企业家，甚至国有企业的官员都开始移民，没有人真正愿意在中国经济当中下更大的赌注，更没有人愿意搞创新，这时候失业率就会增加，民众的不满又会提高，所以，这时候对政府就形成一个更大的挑战。

中国更大的反腐可能性比较小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谁来反腐？如果我们承认腐败是如此普遍，那大致来讲，很可能反腐的官员本身也未必是干净的官员，他们有多大的力度敢反腐？因为反的越深，把他们自己也就牵连出来了。所以，我想更大的反腐可能性比较小，如果强制的实施，也可能带来的成本比较大。所以，另一种办法叫做不算老帐，算新帐，不往后看，往前看，也就是我前面讲的吴思、李永忠等最近提出的有条件的特色，按照吴思的观点就是通过条件的特赦，换取未来的拥护民主化的政治改革。李永忠认为，如果算老帐，问题会越来越多。当然，我想他们只是提出一个基本的思路，具体措施需要我们进一步的研究，这里面国际上已经有好多经验，包括我们香港也有好多的经验，发达国家有，发展中国家有，几乎所有原来腐败严重的国家，在反腐的过程当中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以十八大为界进行反腐 对过往腐败事不追究

我自己的建议，我们以十八大为界，十八大之后不再腐败的官员就既往不咎，十八大之后继续腐败的官员新帐旧帐一起算，所以，也不是说都就那么很容易的过关。同时，要启动政府官员的财产公示和注册，然后要研究超过合理收入之外的部分，究竟是没收，还是交税之后就归他们自己？但是，我想有一点，如果你不说实话，你应该受到惩罚，好比你有10套房子，你公示的时候只说2套，一经查实，另外8套应该全部没收，也就是政府官员在这个时候不说真话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当然，我觉得也可以是实现自愿的公示，不愿意公示的官员离开政府岗位。那么，在做这个的时候，我们同时加强我前面提到的那几项措施，包括减少政府的权利，包括加强舆论的监督，实现新闻的自由，还有更为长远的就是建立一个法治社会和一个民主体制。当然，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下，政府官员的权利受到约束的情况下，我觉得政府官员合理的报酬也确实应该提高。

但是，这样的措施面临巨大的挑战。第一就是如何化解民众的不满？民众会认为这是相当不公正的，不公平的，凭什么这些人就白白的可以获免，我想每个人可以完全的理解这一点。第二个问题怎么使得这个政策本身变得可行，因为任何政策，不可信是不会有效果的。首先，看一下怎么求得民众的理解，我们必须告诉大家反腐败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而不是为反腐败而反腐败，更不是为了杀人。如果杀再多的人，抓再多的官，我们未来的政府仍然有像现在这样严重的腐败，那我们可以说没有取得任何成就。当然，我们人类有一个弱点，我们经常注意了手段，忘记了目标，像我们赚钱的人一样，本来赚钱是为了幸福，但是赚到一定钱忘了幸福，只是为了赚钱，我们反腐败当中同样要避免类似的问题，只注

重手段，忘了我们的目标。还应该看到过去的历史真的相当复杂，体制不合理是腐败现象普遍化的主要原因，我们看到好多被抓起来的官员得到当地老百姓的同情，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人真是干事儿的人，没有抓起来的是不干事儿的人。

反腐败问题应进行全民大讨论 建议设立试点

我希望这个问题应该进行全民大讨论，因为这对中国的未来太关键。必要的时候我觉得可以进行全民公决投票，像阿根廷等国家就做过这样的措施，我们政府特别一个具体的方案，然后全民投票，大家同意还是不同意，我们可以规定一个比例，比如50%以上的人认同，我们就做，如果大部分人不认同，我们就不要做，我们就等死。而且我也相信，如果我们有周全的设计，迫使政策在实行1-2年之后，民众就会认识到它的好处。当我们看到腐败现象大大的减少，政府服务大大改进的时候，我想老百姓对过去的原谅就会更能够理解这样一个政策的好处，所以要理解老百姓的耐心。

可信性问题怎么解决？靠全国人大，靠政府出一个政策还是不行，我们法律的效率还是有限的，经过全国人大提出的法律，它的可信度还是大大的高于我们一般的文件。所以，我建议可以通过全国人大立法的方式保证这样一个政策的可信性，同时也可以搞试点，有人提出的在某一个县，或者某一个市，这个试点如果真正取得经验，并且是可信的，如果不可信，人们会觉得是钓鱼。另外，我可能进一步的去腐败，因为实际上说不说无所谓。那么，这样一种政策，我把它叫为理性的宽恕，宽恕是我们人类具有的伟大美德之一，基督教要恕罪，佛教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中国人也有宽恕的这样一个文化。但是，我们说它是理性的宽恕，不是无原则的宽恕，不是为宽恕而宽恕，不是为显示我的宽宏大量。理性要求我们在评价一种变革和政策的时候必须超脱自身的定位、身份、利益，必须学会换位思考。理性也要求我们在评价一种变革政策的时候，必须考虑政策的可行性，而不只是考虑我们的主观愿望。理性也要求我们在评价变革和政策的时候必须讲事实，理性也以后我们实施一项变革政策时，必须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不应该过多的纠缠于历史的旧帐。

南非图图大主教在曼德拉当权总统以后授命研究处置在南非众多的罪行，他说这样的一句话，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我在这儿加上一句法，没有理性就没有未来，如果我们不能够理性的处理我们现在面临的腐败问题，如果中国的反腐败不能走出我刚才讲的那样一个两难选择，我们将被持久的锁定在腐败陷阱当中不能自拔，中国不可能有光明的未来，谢谢大家！

【第三方】经济学家争锋赎买机制：以赎买机制推进改革？

李克强副总理讲“改革是中的最大红利”，这话无疑是非常对的，但是，改革要怎样才能推行下去还是个很大的问题。其中重要阻力就是来自既得利益者的阻碍。那么，为了推进改革，是否应该、是否可以通过补偿既得利益者，以赎买机制推进改革，就成了一个话题。而在此前，包括张维迎、许小年、陈志武、茅于轼等经济学家都曾经发表相关观点，并且分歧明显，且让我们看看他们是怎么说的。[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