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者名誉权保护问题

第一篇：死者名誉权保护问题

自1987年天津已故艺人荷花女的母亲起诉连载小说《荷花女》的作者及刊登 小说的报纸损害其女儿的名誉权以後，十多年来有关死者名誉的诉讼不绝如缕。各地各级人民法院已审理的著名案件的起诉人有：武术家海灯和尚的养子范应 莲、「红色牧师」董健吾的子女、科学家李四光的女儿、音乐家王洛宾的儿子、旧上海闻人虞洽卿的儿子、国画大师张大千的外孙、蒋纬国过去的恋人施利聆的 儿子等。法院受理有关死者名誉的诉讼，其主要依据是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於审 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高法解答》）第5条的规定：「死者名誉受 到损害的，其近亲属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 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本文将分析这一规定的法律地位，指出这一规定与我国民法与宪法的矛盾冲 突之处。上引《高法解答》第5条规定保护死者名誉，法律依据何在？已见诸文字的 解释有三种，兹分别评述如下：

一 死者有没有名誉权？

第一种解释是，死者有名誉权。这种意见始见於最高人民法院1989年对天津 已故艺人荷花女名誉案的批覆：「荷花女死亡後，其名誉权应依法保护，其母有 权向法院起诉」。其後，最高法院於1990年对海灯名誉案的批覆中重申这一意 见：「海灯死亡後，其名誉权应依法保护，作为养子，范应莲有权向法院起 诉」。

这里所说的「依法」中的「法」意指1987年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通则》第101条：「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 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和第120条：「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

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

但是，名誉权是一种民事权利，民事案件的原告必须是被侵权者本人。别人（如亲属、律师或其他人）可以在本人的授权下代办有关诉讼事务，但任何人都 不能未经授权而以被侵权人的名义提起诉讼。在有关死者名誉权的诉讼中，权利 的主体已死，逝者已也，他或她既不可能诉讼，也不可能授权。最高法院把提起 诉讼的权利交给死者亲属，就形成学者魏永征所说的「（原告）所主张的并不是 自己的权利」的状况，违反了上述「民事案件的原告必须是被侵权人本人」的原则。

其实，公民一旦死亡，他的权利义务也就随之消失。这一点在《民法通则》 第9条中规定得很清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 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第9条对公民（自然人）的定义适用於《民 法通则》中所规定的所有权利义务，当然也适用於第101条和120条所保护的名誉 权。换言之，《民法通则》并未保护已故公民的名誉权。最高法院两个批覆中关於死者有名誉权的意见於法无据。

从常理、逻辑上讲，把权利、义务的终点定在死亡之时是很有道理的。人死 了就不可能再履行纳税、服兵役的义务或其他任何义务了。同样，人死了也不可 能再享受选举、婚姻、劳动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权利了。把名誉权单列出来允许死 者保留，似乎名誉权是一种与别的权利义务都不同的「权後之权」，於常理、逻 辑上都说不通。

1993年《高法解答》第5条中不再谈保护「死者的名誉权」，而代之以「死 者的名誉」。按照魏永征的说法，删掉这「权」字，是因为最高法院已意识到主 张死者有名誉权於理於法不合。

二 生者有没有名誉继承权？

既然死者不能把名誉权带走，那就留给其亲属，让亲属像继承房屋、存款 一样地继承过去。这样就形成第二种解释，即公民有「名誉继承权」。虽说没有 人正式、公开提出这种主张，但因为这从表面上看是一种自然的推论，有的学者（如魏永征）为说明、解释的方便而把这种观点列出来讨论。

正如魏永征所指出的，从法律上说，亲属只能从死者那儿继承有形的财产如 房屋、存款，而不能继承无形的义务如纳税的义务、服兵役的义务，也不能继承 无形的权利如选举的权利、婚姻的权利、劳动的权利或姓名权等等。这一点从 《民法通则》第76条和第149条以及其他法律的有关条款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样的法律规定也是符合常理和逻辑的。要是权利和义务可以像财产一样的 继承，那岂不是说儿子可以使用已故的父母、祖父母或其他亲属的名字，可以以 他们的名义签订合同，以他们的名义投票选举，结婚离婚？或者说，女儿必须代 替已故的父亲服完未服完的刑期，父亲必须代替已故的儿子服兵役，等等。从现 代人的眼光来看，那岂不是乱了套吗？

但是，在人类历史上，世袭继承某些权利、权力与义务曾经被看作是理所当 然的。许多民族在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都或多或少有过这样的制度。

中国古代史上的匈奴部落的单于死後，儿子不但能继承父亲的称号、权力，而且也继承父亲的婚姻权。西汉王昭君出嫁给匈奴呼韩邪单于，呼韩邪死後，他的儿子不但继承了单于的称号与权力，同时也继承了父亲与王昭君的婚姻关系。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历史上的奴隶制度就是臭名昭著的世袭继承义务的制度。在汉族历史上，由於世袭制度的广泛应用，名誉与名誉权常常不仅是属於个人，而且更属於家族，尤其是皇族、王族与望族。对已死的皇帝不敬就像对活著的皇帝不敬一样可以引来大祸。印度历史上的种姓制度可以说是名誉权世袭继承制度发展到了极端的例子。

现代各主要国家大都已取消了权利与义务的继承制度。按照现代法理，权利与义务「是不可能转让、抛弃和继承的」，它们与生俱来，每人一份，活著的时候你不可以把它们送人，死的时候你既不能把它们带走，也不能把它们留给後代。因此，从常理与逻辑上说，名誉权与其他所有的权力与义务一样，也是不可

继承的。

三 生者有没有「已故亲属名誉权」？

既然死者没有名誉权，亲属又不能继承死者的名誉权，那麽，《高法解答》第5条规定死者的亲属可以为死者的名誉而诉讼「侵权」，这究竟是甚麽权呢？我们未能查到最高法院解答这个问题的书面文件。不过法律学者魏永征提供了下列解释：「我国司法解释关於死者近亲属有权对死者名誉损害起诉的规定，实质

上是把死者名誉视为死者近亲属的一种合法利益加以保护的。同时在程序上也解决了像施利聆案那样死者继承人所主张的并不是自己的权利的困难。」

这就形成了第三种解释：公民有「已故亲属名誉权」。请注意这一权利同「已故亲属的名誉权」之间的区别。前者的权利主体是活著的人，是说公民有权拥有名誉好的已故亲属。後者的权利主体是死去的人，是说死去的人有权拥有好的名誉。

「已故亲属名誉权」的具体内涵是甚麽？为甚麽要保护它呢？魏永征解释说： 我国司法界和学术界普遍认为死者名誉应予保护。死者名誉实际上是指死者生前 的名誉，亦即对死者生前行为表现的社会评价。如果死者名誉可以被任意诋毁而 不受到任何制裁，这不仅对死者是不公正不合理的，而且也不利於宏扬社会正 气、维护安定团结。死者名誉遭到不法损害，受到不利影响的首先是他的近亲 属，他们会陷於不同程度的精神痛苦和感情创伤，还可能受到社会的非议、歧视 和疏远，以至丧失某些本应得到的利益。这意思就是说，既然死人不能有权利，活人又不能继承那权利，那就把它说成是 活人本来就有的权利。但是，「已故亲属名誉权」这一概念的提出却引出了法律 依据和立法程序、立法职权的问题。

《民法通则》第101条和第120条只保护公民的名誉权，没有保护公民的「已故亲属名誉权」或这一类的权利。《民法通则》第101条和第120条不是《高法解答》第5条的依据。不仅如此，整个《民法通则》各个条目中，没有一条保护「已故亲属名誉权」或类似这样的权利。《高法解答》第5条在整个《民法通

则》中都找不到依据。

这并不奇怪。因为《民法通则》在界定公民权利与义务时采用目前法制较健全的各国通用的划线方法。一是以「生、死」划线，如上文已经解释的，人在出生以前或死亡以後在法律上不算公民。二是以「人、我」划线，义务仅限於公民本人的行为，权利也仅限於公民本人的际遇，两者都与亲属或其他任何死人或活人无关。

譬如，公民有「纳税义务」。不履行这一义务的就可能被判罚，严重的甚至可能被判刑。但是公民没有「亲属纳税义务」或「已故亲属纳税义务」。如果你的外祖父曾偷税漏税，不管他是否还活著，都不能罚你的款、判你的刑。

再譬如，公民有「婚姻权」。你的配偶要与你离婚，必须得到你的同意或法庭的判决，而法庭在判决之前必须依法听取你所提供的事实，考虑你的愿望与主张。但是公民没有「亲属婚姻权」。如果你的父母决定离婚，你不能根据「父母婚姻权」要求法庭阻止他们离婚或要求赔偿。公民更没有「已故亲属婚姻权」。如果你的父亲不幸逝世，你不能根据「已故父亲婚姻权」阻止你的母亲与另一人的自由结合。

上文提到的「死者的名誉权」的概念（第一种解释）打破了「生、死」这条线。对此最高法院已经意识到了，所以代之以「已故亲属名誉权」的概念（第三种解释），却不料又打破了「人、我」这条线。对此最高法院似乎还没有意识到。

这就是说，「已故亲属名誉权」是一个由最高法院或学者提出来的民事权利新品种。《高法解答》第5条规定保护这一崭新的权利，已超出了《民法通则》的范围，超出了解释法律的范畴，是在立法了。

根据《宪法》第58条，法律的制订权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宪法》第123条和127条，法院与最高法院是审判机关而不是立法机关。也就是说，最高法院不应该在《高法解答》或任何其他法院文件中立法，否则就违宪了。

如果最高法院、学者或其他任何人认为「已故亲属名誉权」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他们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所规定的有关程序提议全国人大修改或补充《民法通则》甚至《宪法》。由於他们并没有这样做，所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的成文法律体系中，并没有「已故亲属名誉权」或类似的概念，当然也就谈不上保护这一权利了。

虽说「我国司法界和学术界普遍认为死者名誉应予保护」，但立法并不只是司法界与学术界的事情。有关名誉权的立法也直接影响到新闻界、文学艺术界、教育界、政界、以及我国社会的所有其他各个阶层。这也是《宪法》规定立法权属於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全国人大，而不属於未经选举产生的司法界或学术界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普遍认为」不是一个在法律上可以遵循的严格程序。如果仅仅根据某些人认定的「普遍认为」就在法定的程序之外随便立法，就违反了「司法不能违法」的基本原则，从一点上侵蚀了整个法律体系的正当、完整与权威。

总而言之，关於保护死者名誉的三种法律解释都解释不通，在新的解释被提出来之前，应当认为《高法解答》第5条在民法中於法无据，且违反了《宪法》第58条、123条和127条的精神。因此，法院接受和审理有关死者名誉的诉讼是错误的。

四 保护死者名誉於法无据

以上的分析说明，我国《宪法》与《民法通则》以「不作为」的形式未对死者名誉提供保护。本节将说明，我国宪法还以「有作为」的形式主动地禁止对死者名誉提供保护。这就是《宪法》第35条。《宪法》第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这种自由是不是绝对的呢？换句话说，《宪法》第35条

是不是保证了中国公民说任何话、出版任何东西而不受法律惩罚的广泛权利呢？不是。当一个公民的权益与另一公民的权益相互冲突时，至少两者之一要受到限制，或者两者都可以受到某种程度的限制。这是常理。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一种自由或权利是绝对的。立法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找出这些冲突之处，尽可能合理地分派无可避免的限制，并在整体上将这些限制降到尽可能低的程度。

在我国《宪法》中，以上道理更是在第51条中做了明文规定：「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那麽，怎样的「自由」和「权利」才可以被认为是「合法」的，可以被用来限制公民受宪法保护的言论、出版自由呢？

由於《宪法》是根本大法，对《宪法》规定的任何自由、权利（包括言论、出版自由）的合法限制不能源自任何下位法，而只能源自《宪法》本身，否则就是非法限制。例如，《宪法》第38条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民法通则》第101与第120条关於公民的名誉权的规定则可被视为《宪法》第38条的具体化。关於（活著的公民的）名誉权的争论，实际上就是一些公民或媒体的受《宪法》保护的言论、出版的自由与另一些公民的同样受《宪法》保护的关於名誉的权利发生了冲突。《民法通则》第101与120条规定在世公民的名誉权受到法律保护，实际上也就是对言论、出版 自由的限制。这种限制是合法的，也就是合於《宪法》，因为《民法通则》第101与120条源自《宪法》第38条。但是，公民死亡就不再是公民，名誉权既不能在死後继续保留，又不能遗传 给子女，而所谓「已故亲属名誉权」又於法无据，也就是於《宪法》无据。这就 是说，《宪法》没有规定保护「死者名誉权」、「名誉继承权」、「已故亲属名誉权」或类似这样的权利。所以，「死者名誉」不属於《宪法》第51条所说的那种「合法权利」，不可以用它来限制任何受《宪法》保护的权利或自由，其中包括言论出版的自由。也就是说，在公民名誉的问题上，在《宪法》第51条所提供的框架下，《宪法》第38条构成对《宪法》第35条的合法限制；但在死者名誉的问题上，第38条不对第35条构成任何限制；而且，在死者名誉的问题上，《宪法》中也没有任何其他条款对第35条构成任何限制。既然《宪法》本身没有对《宪法》第35条进行任何限制，作为下位法的任何其他法律法规条例当然也不可能对《宪法》第35条构成任何合法限制。由此推 论，《宪法》第35条禁止对有关死者的言论、出版作任何司法限制。《高法解答》第5条保护死者名誉的规定违反了《宪法》第35条关於言论、出版自由的规定。

五 结论

我国现行法律是不是保护死者名誉？回答是否定的。而且，司法保护死者名誉违反了受宪法保护的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由於司法判案必须遵守现行法律，所以司法保护死者名誉是错误的。

但是，法律应该不应该保护死者名誉？死者名誉受损害，不是如魏永征所说「对死者」「不公平不合理」吗？已故亲属的名誉遭诋毁，在世者「会陷於不同程度的精神痛苦和感情创伤，还可能受到社会的非议、歧视和疏远，以至丧失某些本应得到的利益」，难道法律就不管了吗？这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

它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牵涉到许多关於立法的原理和原则。它超出了本文的篇幅所能容纳的范围，只能留给以後的文章了。

赵心树 复旦大学学士、斯坦福大学硕士、威斯康辛大学博士。现任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副教授、研究中心副主任。

第二篇：略论死者名誉权的保护

略论死者名誉权的保护

一、名誉与名誉权概述

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公民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的名誉。民法通则及民通意见对名誉权的保护似乎采取了有限制的态度，即只明确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的名誉。在名誉权的侵权行为构成上要求故意、损害事实、行为的违法性及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间的因果关系等四要件,保护的条件不可谓不苛刻。直到1993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才将名誉侵权扩张到了过失侵权的情形。

由于我国民法并未对名誉和名誉权予以定义，学说上对它们的性质、范围认识不尽一致。对名誉性质的不同认识,影响名誉权保护的范围，有必要在解释论上加以澄清。问题的焦点在于，[1]名誉是否具有主观性，所谓“内部的名誉”即“名誉感”是否受到保护。有人认为名誉作为人格的一项重要的内在要素，指个人对自我的尊严感。[2]有人折衷认为名誉是社会不特定的他人对名誉主体的品性、德行、才能、水平、信用等一般评价以及名誉主体对这种评价的能动反映。

[3]这些认识未能提供解释论上的依据，也难谓精到。如果名誉果真有主观的一面不就径直取消了死者名誉吗？这与死者名誉受到保护的事实相矛盾。死者名誉的保护奠基于客观名誉论上名誉是客观的，[4]是有关自然人道德品质和生活作风方面的社会评价。该认识也得到我国司法实践的支持。[5] 名誉权即由民法规定的民事主体所享有的获得和维持对其名誉进行客观公正评价的权利。其具有专属性、非财产性、可克减性等特征。

二、死者享有名誉权的理论依据

通常所说的死者名誉是指人们对死者生前的道德品质、生活作风、工作能力等方面的社会评价。名誉成为法律事实之后，便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这种法律后果通常由法律来调整。当名誉这种法律事实上升为法律规范保护的一种权利时，就是名誉权。关于死者名誉权的问题理论界说法不一，但基本上有五种说法：

第一，死者名誉权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死者和生者一样享有受法律保护的名誉权，身体权等这种观点被我国一些法院所采纳，在司法实践中也经常出现近亲属基于死者名誉权受损提起诉讼，受到法院的支持最高人民法院也曾在（1988）00 字号第 52 号复函中指出，死者享有名誉权应予以保护。有学者还认为民法规定的民事主体资格和民事权力能力始于出生终止于公民的死亡的规定范围狭窄，需要进一步的拓展，民事主体资格不应受此限制，法律还应当赋予尚未出生的胎儿或者是已经死亡的人以民事主体资格，享受民事权力能力。

第二，准名誉权说。此种观点认为死者不能像生者一样享有名誉权、身体权，因此不能基于名誉权受损提起诉讼，但死者的名誉需要法律保护这点无庸置疑。但是死者已经不再是民事主体，其民事权利能力已经丧失，所以不能通过赋予死者以和生者一样的名誉权方式赖保护死者的名誉，但是为了使其生前的名誉不受到非法损害，法律可以规定一种类似于名誉权的不完全的权利来保护死者的名誉。[6]该种思想受启发于法律对胎儿利益的特殊保护。

第三，死者遗族利益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

答》第五条的规定，将对死者名誉的保护延伸到死者姓名、肖像、荣誉、隐私、遗体、遗骨。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对逝去亲人的怀念和哀思，是生者精神利益的重要内容，其中所体现出的人性的光辉，有助于社会的团结和睦，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故其名誉的好坏也直接关系到遗族利益，其近亲属也会因死者名誉的受损而感到愤怒、痛苦抑或不安，因此与其说法律保护的是死者的名誉，不如说死者近亲属的名誉权或利益需要受到法律的保护。

第四，死者名誉说。此种观点区别了名誉和名誉权的概念，名誉权作为人身权的一部分随自然人的消亡而消亡，而名誉作为社会对某人的评价并不会因其死亡而立即灭失，还可能在社会成员中存在相当长的时间。所以名誉无论是死者还是生者都应是相同的，法律保护的应该是死者的名誉。

第五，公民的人身权的延伸保护说。该学说是目前学界影响较大的，持这种学说的主要有王利明教授和杨立新教授。该说认为：死者利益的保护实际上是对生前享有权利的保护在其死亡后再延续一段时间，转由死亡公民的近亲属行使之。该学说不认为死者具有民事主体资格，法律对于其的保护是处于对其生前利益保护的延续。这个延伸由两个方向，一是向前溯及到民事主体诞生之前，认为即将出生的胎儿可以把它视为已出生，保护其相关的利益，例如再遗产分割时要保留胎儿的那一等份。二是像后延伸到民事主体的死亡，任何人不得对死者德人身即尸体或者其他利益进行损害，否则构成侵权，当然此时的权利主体或者诉讼主体已经移到死者的继承人或者其亲属身上，他们可以行使该权利以维护死者的利益。

三、我国对死者名誉权的保护现状

理论界主要有四种比较流行的学说,分别介绍如下：

（一）死者权利保护说

该说认为死者和生者一样仍然享有名誉权并应受到法律保护。有人认为自然人死亡后民事权利能力仍部分继续存在，有人认为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权利可以分离，即尽管民事权利能力终于死亡，自然人仍然可以在死后享有某些民事权利

（二）近亲属权利保护说

自然人死亡后，其人格权利即告消灭，但是按照我国的社会风俗，死者的人格的好坏往往影响社会对其近亲属的评价，对死者名誉或者其他人格的损害都会伤害死者近亲属的名誉和感情利益。所以法律实际上保护的是生者的人格尊严和精神利益。

（三）死者法益保护说

这种观点认为就我国现行法律规定而言，死者不能成为民事权利的主体，更不能享有权利。对于死者，法律保护的是法益，保护死者的法益，这不仅仅是死者自身利益的需要而且是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

（三）人格利益继承说

该说认为人身权是专属权，不能继承。但是人身权和人身利益不可混为一谈，后者具有可继承性。就名誉而言继承人所取得的不是名誉权，而是名誉利益的所有权。死者的身体利益、人格利益和部分身份利益都可以继承。名誉利益也可以由法律主体以遗嘱方式遗赠给他人。

（四）与此类似,有学者主张名誉权包括名誉所有权，一种无形财产权。自然人死亡后名誉权消灭，但是名誉所有权成为遗产可以继承。

四、保护死者名誉权应注意一些问题

1、严格把握侵犯死者名誉权的构成要件

(1)存在侵权行为人侵害死者名誉权的行为

根据最高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7条规定以书面或口头形式侮辱或者诽谤他人、损害他人名誉，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因此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对他人名誉权的侵害，应当确定行为人是否实施了侮辱、诽谤行为。侵害他人名誉权的行为通常表现为积极的作为，消极的不作为,只有在法律赋予具有特定身份的人负有保护他人名誉权的积极作为义务时，如其未尽积极作为的义务才可构成对他人名誉权的侵害。如新闻单位发表稿件，因审查不周而对稿件没有核实，以致不实稿件侵害了他人的名誉权。侵害他人名誉权的行为多数表现为陈述有关他人名誉的事实。陈述的事实不实当然可构成对他人名誉权的侵害，陈述的事实属实是否构成侵害他人的名誉权，对此各国立法不一。我认为被告证明自己言词是真实的就可以免除侵害名誉权的责任。但陈述的真实事实客观上有损他人名誉，陈述的内容为法律所禁止，也可构成对他人名誉权的侵害，这种场合大多发生在名誉权与隐私权的竟合。

(2)死者确有名誉被损害的结果

行为人实施侵害死者名誉权的行为所造成的直接后果，通常使死者的名誉遭受损害，这种损害后果首先表现为直接的名誉毁损的不良结果。在某些情况下,死者的名誉受损具有一定的外在表现的形态，如死者受到世人指责、嘲笑、怨恨,亲朋好友对死者产生耻辱感等。在认定死者的名誉权是否被侵害时，既不能以死者近亲属的感觉为准，也不能以行为人的观念为依据，应以客观标准为准，即应根据当时的社会观念看是否毁损对某人的社会评价。在行为人实施了侮辱诽谤等行为以后如何确定公众对死者的社会评价已经降低的标准，则是认定侵害名誉权的关键问题。一般认为这一标准就是行为人侵害死者名誉权的行为为第三人所知悉。如果行为不被死者之外的人知悉就不能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行为。如果行为人针对死者实施侮辱诽谤行为时虽有其他人在场，但他人不了解行为的内容也不构成名誉毁损。至于因侵害死者名誉权引起的间接损失不是构成侵害名誉权的决定因素。

(3)行为人的行为指向死者

无论是侮辱、诽谤还是其他行为，要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行为必须具有名誉权的特定侵害对象，也就是说实施名誉权的侵害行为必须指向死者才能构成对死者名誉权的侵害。这里的指向并不限于指名道姓的侮辱、诽谤死者。在司法实践中行为人的行为使社会一般人可认为指向死者，尽管行为人未指名道姓也可认定指向死者。如果行为人的言词是含糊的，应根据什么标准来确定指向特定人。我认为应根据主客观相结合的标准来判断行为人的言语是否指向特定人。如果行为人的行为客观上指向死者时因其主观上无过错，比如行为人与死者生前互不相识,无法意识到死者的存在，此时行为人的言语就不会有特定的指向。但是如果行为人知道死者的形象、语言、行为特征，且知道自己的行为有损死者的名誉而仍然实施侵害行为，就可以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指向特定的对象。

(4)行为人主观上具有过错

这里的过错包括故意和重大过失，一旦行为人实施了侮辱、诽谤行为不具有正当的抗辩事由，则应当认定其具有过错。在已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责任时，认定行为人主观上的故意和过失状态也是有意义的。在民事领域行为人的主观状态对责任范围的确定有一定的影响，如行为人故意侵权则承担较重的民事责任，而在过失的情况下则适当减轻行为人的责任。

2、对死者生前身份不同,在保护其名誉权问题上应区别对待

许多国家对于名誉权的维护根据主体等身份不同从法律上给予区别对待，比如对公众人物、社会名流的保护就比普通公民有更多的限制。在我国宪法明文赋予公民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批评权和监督权，国家机关的权力来自于民就得接受民众的监督。如果要求社会舆论时时处处客观公正，其结果往往使社会公众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舆论监督有侵害名誉之忧而不敢发表意见，这样只能弱化舆论监督机制，形成不了对社会公共权力的制约力量。因此，针对死者生前的职务行为进行评价同样是公民行使监督权的表现。对公务人员的名誉保护不同于普通公民,在范围上和程度上应作出必要的限制，那么对其死后名誉的保护同样也给予必要的限制。法律上允许他人和后人对死者生前功过进行评价,只要这种评价不是以侮辱、诽谤的方式损害死者的名誉，这种客观评价就不构成侵权。

注释：

[1 ] 福建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从民商案件个案审理周期与月结案率看基层法院的司法效率[J ].人民司法 ,2006 ,(6)，30

[2 ] 李浩：当代中国的司法改革[A].民商法前沿论坛(第3辑)[C].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3 ] [美]杰克· H· 弗兰德泰尔，玛丽· 凯· 凯恩，阿瑟· R· 米勒：民事诉讼法[M].夏登峻，黄娟，唐前宏，王衡，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4 ]梁慧星：民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5 ]佟柔：中国民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0.[6 ]依法保护死者名誉的原因及方式.[J].法律科学，孙加锋著，1991年3月.参考文献：

[1 ]杨立新：关于人身权的延伸法律保护[EB/OL].中国民商法律网—判解研究，2003-11-13

[2 ]关今华、庄仲希：精神损害赔偿原理与实务[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

[3 ]梁慧星：民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4 ]佟柔：中国民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0

[5 ]马荣：人格权与精神损害赔偿[M]，南京出版社，2001

[6 ]张新宝：名誉权的法律保护[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第三篇：论死者的名誉权及其保护（本站推荐）

内容 提要：对公民名誉权的保护应包括死者的名誉权，这有一定的 理论 依据和 法律 依据。对死者名誉权的司法救济程序只能由死者的近亲属提起诉讼。同时，准确地把握侵害死者名誉权的构成要件，以便在司法实践中有一个严格的标准可循。

关键词：死者 名誉权近亲属

死者是否享有名誉权，理论界颇有争议，法律也未明确予以规定。这给司法实践带来了不少困惑。在天津市因《今晚报》刊载连载小说《荷花女》引起了关于死者名誉权保护的争论，进而波及全国法学界，随着该案的判决，以及类似案例的判决，加之最高法院几个权威性批复的公布，首次明确死者应享有名誉权。这是我国民事司法上一大突破，是法律进步一大表现。如何准确地理解保护死者名誉权，无论是在实务上还是在学理上，仍然具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一、死者享有名誉权的理论依据通常所说的死者名誉是指人们对死者生前的道德品质、生活作风、工作能力等方面的 社会 评价。人死后其肉体和精神归于消灭。但死者生前的行为和表现，并未因其死亡而消失。死者生前表现仍然可以作为人们的评价对象，因此死者的名誉应受法律保护。此依据在于名誉具有约束人们的行为作用，如果公民死后，名誉得不到保护，名誉作为一种社会评价，作为一道德标准，就会失去约束作用。同时依法保护死者的名誉也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对死者的社会价值的肯定，往往是通过他人的社会评价所来实现的，这种评价如何与社会利益有着密切联系。

名誉成为法律事实之后，便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这种法律后果通常由法律关系来调整。当名誉这种法律事实上升为法律规范所确认所保护的一种权利时，就是名誉权。关于死者名誉权的 问题，理论界说法不一，但基本上有四种说法。（注1）

1、名誉权说。死者和生者一样享有名誉权并应当受到法律保护。

2、准名誉权说。死者的名誉应受到保护，但死者不能像生者那样享有完整的名誉权，不能通过赋予死者名誉权的方式来保护死者的名誉，但是为了保护死者生前的利益，使生者的名誉不受损害，所以由法律明文规定，在名誉方面视同生者享有准名誉权。

3、死者近亲属名誉权说。死者因为与近亲属有直接的人身关系，所以他的名誉好坏，直接 影响 到其遗属的名誉，保护死者名誉的实质和作用在于保护死者近亲属的利益，与其说死者的名誉受到民法的保护不如说死者近亲属的名誉权受到法律保护。

4、死者名誉说。认为应该区别名誉与名誉权两个概念。名誉权作为人身权的组成部分只能由活着的人享有，但作为对人的名誉无论是死者还是生者都应是相同的，法律保护的应是死者的名誉。

上述四种说法，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都不能准确地说明保护死者名誉权的理论依据。

笔者认为，保护死者名誉权的理论依据在于：

1、民法通则明确规定名誉权作为一种民事权利，受到法律保护。名誉权的客体是名誉，正是由于名誉权是以名誉作为客体的，决定了名誉权的本质在于权利人有权要求他人对其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有权排除他人对其名誉享有的权利的侵害。法律保护是权利主体的名誉权而不是作为名誉权客体的名誉这种法律事实。如果说死者存在名誉的话，那么受法律保护的应是死者名誉权，而不该是死者的名誉。《民法通则》101条规定公民享有名誉权，应包括保护死者名誉权，这点已为我国司法实践所证实。

2、从权利的角度来看，权利是法律赋予民事主体一定的利益范围。包括请求权，作出肯定行为的权利，和要求主管机关保护之权，同时权利还具有可变性和延续性，其可变性表现在享有权利的主体和范围，取决于立法者根据统治阶级意志和社会生活需要，它随着主体的主客观条件和法律因素等情况变化而发生变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权利可以通过立法确立或剥夺。或者被法院宣告不存在”（注2）。权利的延续性表现在某些权利不会因权利人不存在而立即消失，却必需延续一段时间，这是因为有的具体权利处于不明确或不稳定状态，其必须在权利人死亡一段时间后，才能确定权利的归属及其范围。对有的权利，在客观上即使权利人已死亡但仍需继续保留一段较长时间，如作者的署名权即使作者死后也不允许任何人冒名顶替。因此对死者名誉权的保护，必须准确地理解权利的内涵。

传统的民法观点，否认死者享有名誉权就在于把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权利相等同。

事实上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权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把两者绝对的等同显然是不妥的。诚然，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权利有一定联系，但两者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民事权利能力是公民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资格，它只对生者而言。但不能由此推导，有民事权利的公民，必定具有民事权利能力；根据法律规定无民事权利能力的人，同样可享受某些民事权利，如对胎儿保留的继承份额，同时权利既可依附于权利能力，又可依附某种法律事实或法律事件产生（注3）。权利和权利能力都是由法律确定和设定的，生者因此有民事权利能力而享有民事权利的资格，诸如财产权、名誉权等。死者因存在名誉这一法律事实也可享有名誉权。笔者认为在保护死者名誉权的问题上如果只从权利主体角度来考虑，认为死者不享有名誉权，或者从权利客体的角度来考虑，认为法律是保护死者的名誉而不是名誉权，或者是死者近亲属的名誉权，都将陷入理论上的死角。

二、保护死者名誉权的法律依据传统民法认为 自然 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是其享有民事权利的前提，自然人死亡后权利能力丧失不再享有名誉权，但随着 时代 的 发展 和社会 经济 的需要，传统的民法理论已无法适应心理活动实践的发展。现代 的民法理论在处理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权利的关系已突破了传统的民法理论，即民事权利能力不是享有民事权利和取得民事权利的唯一前提，有关这点可以从《继承法》、《著作权法》相关规定中看出，胎儿作为一种特殊的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参与继承法律关系，这在世界各国民法和继承法中已成为惯例。早在罗马法中就有“胎儿其利益为问题时，视为已出生”的法律格言，又如作者死后的著作权问题上，世界大多数国家立法规定在作者死后几十年，我国规定50年仍依法享有著作权，可见以公民死亡为由来否定死者的名誉权在法律上依据是不足的。对属于人身权的名誉权不论是死者，还是活人，都可以通过法律认可和保护，对此，国外已有立法规定：如德国及一些国家民法明确规定，自然人死亡后其名誉权可由继承人维持十年（注4）。目前 在我国民事审判业务中已确立了死者的名誉权予以法律保护的观点，如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陈秀琴诉魏锡林、《今晚报》社侵害名誉权纠纷案，就是我国法院保护死者名誉权的首次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有关保护死亡人名誉权的司法解释就是根据该案的情况而作出的。其后，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1993年8月7日）进一步明确，死者名誉受到损害的，其近亲属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2001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又将以往仅就死者名誉权的延伸保护扩大到死者的其他人格要素，包括姓名、肖像、荣誉、隐私以及死者的遗体、遗骨等方面。由此可见，对死者的名誉权乃至姓名、肖像、荣誉、隐私等人格、身份权的保护，是有充分法律依据的。

三、死者近亲属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依据探讨死者既然存在名誉权，那么对死者的名誉权如何保护，怎样引起救济程序？根据现有法律精神死者的名誉权受到侵犯，由死者的近亲属提起诉讼，那么由死者近亲属提起赔偿请求权的依据何在，这是争论的焦点，经学者概括有以下解释：

1、近亲属利益保护说。这种学说主张，人身权延伸保护的实质与作用，是保护死者近亲属利益，学者认为保护死者名誉的实质与作用，是保护死者的配偶、子女和父母的利益。在我国现阶段，根据公民通常的观念，死者名誉好坏，往往影响到对其近亲属的评价，其近亲属也会因而产生荣誉或压抑等感受，与其说死者名誉权需要民法保护，不如说是对死者近亲属的利益和人身权的民法保护，也有学者认为对死者名誉的损坏实际上是侵害其遗属的名誉权。

2、家庭利益保护说。死者的名誉遭到侵害时，其遗属的名誉也往往会遭到侵害，这两者之间的连结点就是家庭名誉，家庭名誉是指对于一个家庭的信誉、声誉的社会评价，由于家庭名誉并不因为家庭个别成员的死亡而消灭，而个人名誉又是家庭名誉的组成部分，因而对死者的名誉加以侵害时，家庭名誉也就必然遭到侵害，这种观点也就是认为保护死者的名誉权是基于对死者家庭利益的保护。

3、加害人赔偿义务说。认为加害人的赔偿义务不因个人死亡而消灭，所以被害人所受的赔偿地位当然由其继承人继承。以上三种解释均不能圆满地提供答案，近亲属利益保护说忽视了法律保护死者的原始权利。家庭利益保护说，得出侵害死者名誉实际上是侵害家庭名誉的结论，不但在逻辑上繁琐，而且其大前提存在家庭名誉的命题本身与民事主体理论相违背。加害人赔偿义务说，有可取之处，但它未能回答为什么加害人的赔偿义务必须指向受害人的继承人而不是其近亲属，或者国家。笔者认为上述学说不能提供圆满答案关键在于考察视角的局限，在此，不妨综合上述学说的合理之处，我们有必要针对死者名誉的特殊性，从法律保护死者近亲属利益的必要性谈起，实际上在侵害死者名誉权的问题上存在着双重侵害，即既侵害死者的名誉权，也侵害死者近亲属的名誉权，由于死者与其近亲属存在直接间接的人身关系，因此，死者的名誊权与其近亲属的名誉权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对死者名誉权造成的损害将不同程度地影响到其近亲属的名誉权和其他合法权益的取得，如烈士军属其近亲属享有抚恤金的待遇，如果死者名誉权受损就可能影响死者近亲属合法利益的取得。因此，死者近亲属可以为保护死者名誉权和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行使请求权或提起诉讼。国外已有这方面的立法经验，如捷克斯洛伐克民法典15条规定：“公民死亡后，请求保护他的人身权利属于他的配偶和子女，没有配偶和子女的，属于父母。”又如匈牙利民法典第86条规定，当死者名誉利益受到侵犯时，可由死者遗属及其受益人提起诉讼，如果损害死者声誉的行为，同时也损害社会利益，那么检察长也有权提起诉讼。

第四篇：论死者人格利益的民法保护

论死者人格利益的民法保护

作者：金锐 指导老师：王敏

(山东农业大学 文法学院 泰安 271018)

【摘 要】随着近年来对于尸体进行侮辱的事件越发变多，关于尸体维权事件的频发，人们对于如何保护死者权益的问题考虑也更加认真，对死者权益的保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本文以资料分析、案例解析、文献借鉴等方法对于如何界定死者的性质（包括社会属性，自然属性），死者人格权益保护的渊源，死者人格权益保护的现状，社会必要性等方面进行了简单地探究。试图通过这几个方面的探究，能够归纳出些许关于死者人格权益保护的方法及经验，对于以后处理死者人格权益案件发挥其借鉴意义。

【关键词】死者

人格权益

社会影响

民法保护

性质

民法通说认为，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自然人享有的各种人身权在其出生时即享有，这是法律赋予人们最基本的权利，也是法律对人的人身权益予以保护的重要体现，这些权益伴随人的一生，在人生各个阶段予以人必要的保护和限制，但是在其死亡以后这些最基本的人身权利是否一定随着死亡消失不见，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毕竟人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其社会属性的重要性必定是不能忽略的，究其某些人身权益在其死亡后我们是否应当予以必要的保护，值得我们考虑。我们不可否认一个人的某些权利随着其死亡进而消失，但并不是其有所的权利都消失不见。随着近些年在关于死亡的问题上出现的纠纷的增多以及某些个别侮辱尸体案件的发生。关于死者人格权益的保护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找到合适的方法去解决这些争端也就变得十分必要了。保护死者人格权益的历史渊源

1.1社会对于法律的影响

人格不仅仅只具有法律学上的含义，而且在伦理学、哲学、心理学上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人格权是指主体依法固有的，以人格权益为客体的、为维护主体独立人格所必备的权利。[1]这是王利明教授在《人格权法新论》中关于人格权的定义。人格权是法律赋予 1

人们的权利，每个人依法享有并受到法律的保护，而且是一种必备的权利。自然人理所应当的享有人格权益，那么死者是否享有与自然人同等的人格权利呢？本人认为死者在某些方面应当享有与死者同等的人格权益。例如，姓名权。二零零一年《江南时报》曾报道了在二零零零年某公司使用鲁迅姓名用于申请“鲁迅”商标。报道称，鲁迅先生的故乡浙江绍兴的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经鲁迅先生之子周海婴先生授权同意，讲在先生一百二十周年诞辰之际推出“鲁迅酒”。然而，国家工商总局正式告知媒体，周海婴向其申请注册“鲁迅酒”商标一案，经初审予以驳回，正式文案将随后送达相关人士。据国家工商总局审查处的具体经办“鲁迅酒”一案的人士表示，“鲁迅酒”商标注册申请目前已被驳回。据称，名人商标是一种特殊的商标，要考虑社会影响。根据我国《商标法》第八条第一款第九项的规定，商标容易引起社会不良影响的不予以核准通过。就本案来说，鲁迅先生是名人，是一代大家，把他的名字作为商标用在商业活动中是不太合适的。遗嘱的效力是指遗嘱人设立的遗嘱所产生的法律后果。遗嘱作为一种法律行为，只要遗嘱人单独的意思表示就可以成立。[2]这也是对死者的民法保护的体现。此次事件明显地显示出了人格权运动社会性在法律中的影响。也 揭示了死者的姓名权在法律应用中应与自然人的姓名权等同对待，侵犯死者姓名权所受到的法律制裁同等于侵犯自然人的姓名权。但是心的问题又出现了，著名人物的姓名权在其死亡后是否可理解为其转化成财富，由其后代继承？这些死者人格权益的商业化问题都值得考虑。1.2儒家文化渗透于我国法律体制之中

对于死者的人格权益保护体现于法律法规等文本之中。儒家思想包含内容丰富的以“礼治”和“德治”为核心的法律思想，随着古代礼法关系分立，对立想合一的演变，中国法律在礼法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了鲜明的特色。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确立了其在封建正统思想中的权威。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律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以之为开端，儒家思想在官方的认同和儒学大师的推动下全面灌注到法律中。中国法律儒家化从两汉发端，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深入发展至隋唐时期最终完成，对中国法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尊重生命，敬畏生命是儒家学说的基本思想，儒家文化就是围绕着人而展开的，儒学即入学。生命是宝贵的，必须予以重视。孔子曾旗帜鲜明地指出：“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章》）。《孝经》第一章还明确规定：“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也。”充分体现了儒学文化对身体完整的尊重。孔子把“祭祀”作为治理国家的四件大事之一，祭祀的核心是要“敬”，“祭思敬”，要“慎终”，谨慎地对待父母的死亡，2

即装殓。保护尸体的完整性，尊重尸体，敬畏死者。作为当时法律准绳的儒家文化对于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的思想已经十分鲜明，儒家文化在法律中的渗透式民法上对于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渊源。

1.3世界各国对于死者的人格利益保护的法律不尽相同

世界上当代存在的法律可大致分为三大法系，分别是：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伊斯兰法系。虽然法系各不相同，但是三大法系在关于死者的人格利益保护方法却是贯通的。《匈牙利民法典》第八十六条规定：死者名誉受到侵犯时，可由死者的亲属和死者遗嘱受益人提起诉讼。德国法第一条，仅规定公民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的完成，却没有规定公民权利能力的终期，这对于民事主体死亡之后的人格权的维护提供了余地。德国十八世纪末注明的思想家康德在其晚年的代表作《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一书中指出“一位好名声的人死后继续存在的权利”的学说，此学说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他在对于死者的名誉权应当予以保护的思想。对死者人格权益在民法上予以保护的社会必要性

2.1对死者近亲属的心理安慰

人一旦死亡便不再能够感受到痛苦，对其人格精神利益的侵害，对死者而言并不能发生损害结果。侵害死者人格精神利益，真正遭受损害的是与死者生前有密切关系的人，尤其是与其有密切生活联系的近亲属，一般情况下，其配偶、父母、子女是直接受害人。此外，在某些情况下，其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也是受害人。加害人对死者人格精神利益的侵害，首先侵害了近亲属对死者的感情，这是一种典型的基于一定身份关系而产生的法律上的利益，即使该利益还不能上升为法律上的权利，但是也有值得法律保护的价值。

此外，虽然死者并无精神痛苦可言，但是侵害死者的人格精神利益也是对社会整体利益的侵害，违反社会良好的道德情感和善良风俗。因此，可以这样概括：侵害死者人格精神利益的行为侵害了近亲属对死者美好情感的法律上利益，因此，对该类案件的保护首先是保护近亲属。

值得注意的是，死亡的人享不享有名誉权的问题。对死者名誉侵害，侵害的是死者

[3]近亲属的精神利益，其近亲属有权提起诉。每个人在社会中生活并不是孤立的,人的社会属性也正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人更不能脱离家庭这个社会的基本组织单位,个人的名誉好坏对于所在家庭的其他人员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家庭名誉实质上是所有成员名誉的集合,是一个抽象概念,其具体是指除被侵害的个人名誉之外的所有家庭成 3

员的名誉。因某一成员的名誉受到侵害而使其他每个成员的所有名誉受到影响,也就是整个家庭的名誉都受到了侵害,这种逻辑是部分对整体的关系,个人名誉是家庭名誉的充分但不必要条件,逻辑并不复杂。对死者人格权益的保护对于维护近亲属的名誉有着极大的影响，对死者的人格权益在民法上予以保护是对死者近亲属心理上一种极大的安慰。

2.2对死者人格权益的保护也是对社会道德的保护

我国作为一个文化大国，五千年的文明早就了今天的社会道德准则，对死者的人格权益的保护也就是对人的权益保护。公民生前人格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等)死后仍受保护，保护的目的在于维护与死者有关的人和社会的利益。[4]例如曾经轰动一时的“荷花女”一案。在《民法通则》确定了对自然人的人格权进行民法保护原则之后，对人格权民法的一系列问题就在实践中不断产生，对死者名誉利益的保护问题，就是在其实施后遇到的重大问题之一。经过天津市“荷花女”一案后，最高人民法院在集中了学术界和司法界的意见之后，做出了规定对侵害死者名誉权的，受害人的近亲属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民法保护的司法解释，这对于维护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秩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对个别死者保护的案例到制定司法解释，对于保护死者利益有着重大影响。有了相关保护死者人格权益的各项法律制定对于维护社会道德的稳定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贬损死者人格会损害生者对死者的敬爱追慕之情，因为死者本来余存的良好形象被破坏了，此种敬爱追慕之情亦属生者之人格利益，法律应予保护。[5] 2.3对处理侵犯死者人格权益案件的现实意义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七日晚，在尉氏县，将前妻母亲的坟墓挖开，并将汽油泼在棺材上，点燃后离开。造成棺材及尸体部分被焚烧。经查明，开封市尉氏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吴成在挖掘他人坟墓，并焚烧棺材尸体，有损社会风化，其行为已构成侮辱尸体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予以支持。被告人吴成系初犯，当庭认罪态度良好，可酌情从轻处罚，判处被告人犯侮辱尸体罪，判有期徒刑一年。

法律明确了有关侮辱尸体的具体行为，有利于法律的实践，有利于促进社会对于死者的权益保护，对于处理由于报复行为的杀人行为后的对尸体侮辱的行为。以及对某些个别在处理自然灾害，社会暴力事件所导致人员伤亡后尸体的搬运行为的规范有积极的影响。明确死者人格权益的各项规定对于惩治盗卖尸体器官，盗墓等行为有着深远的意义。

2.4对于完善我国民法体系的意义

我国于一九九九年进入法治社会，法制的发展仍有不完善的地方，各项规定已能基本处理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案件。民事主体在出生前和死亡后，仍存在着人格权利，只是这种权益与自然人的人格利益不尽相同，将这种利益写入法律之中，对于我国已经基本成熟、完备的对死者人格利益保护问题将有着进一步深化的作用。

《捷克民法典》第十五条规定：“公民死亡后，请求保护她的人格权益属于配偶和子女。没有配偶和子女的属于父母。《法国民法典》中关于死者即尸体的规定为：“人体所生之物”或者“出自人体之物”，诸多大陆法系的学者们对于死者人格权益的保护持支持态度，认为死者在某种意义上将仍具有相应的人格。《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152条第1款规定：“公民有权通过法院要求对损害其名誉、尊严或商业信誉的信息进行辟谣，除非传播这种信息的人能证明它们属实。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要求，也允许在公民死后保护其名誉和尊严。”[6] 《埃塞俄比亚民法典》第30条规定：当其肖像被展览或售卖的人已死亡或处于不能表达意志的状态时，如果该展览或售卖行为在性质上会导致对死者荣誉与名声的损害，则其权利将授予死者亲属。[7] 《匈牙利民法典》第86条规定：死者名誉受到侵犯时，可以由死者的亲属和死者遗嘱受益人起诉。如果损害死者声誉的行为同时也损害社会利益，则检察长也有权起诉。[8] 《葡萄牙民法典》第71条规定：人格权在权利人死亡后也受到保护。属上款所指之情况，死者之生存配偶或死者之任一直系血亲卑亲属、直系血亲尊亲属，兄弟姐妹、侄甥或继承人，均有请求采取上条第2款所指措施之正当性。[9]这些法律文献以及思想家的理论对我国民法体系的发展有着积极地借鉴作用。世界各国对于死者人格权益的保护现状

3.1对于死者的存在性质定论尚不一致

人在死亡以后的存在，即以尸体的形式存在时其性质上是以物质的形态存在还是以其他以物质的衍生物或者被赋予某种情感的物质形态存在予以看待的观点尚不统一；杨立新教授曾提出“人体变异物”理论，认为“人体变异物”属于物的特别类型，不能将其与一般的物一概而论。《法国民法典》对此将其称为“出资人体之物”。其第十六之一条第三款规定：“人体、人体各组成部分及人体所生之物，不得作为财产权利之标的。”当然，此处“人体”包括自然人与尸体，而黑格尔称“人格权本质上就是物权”，这与《法国民法典》不谋而合，也进一步印证了人体变异物不能以一般物的存在。目前来看，德国通说采用死者“人格残存说”来确定对于尸体的权利规则，德国基本法第一条确定的人格尊严和第二条确定的人格发展自由在法律上保留了死者的人格，其可作为通说的 5

法律基础。基于此，对尸体的权利是源自活着的人对自己身体享有的消极的不受侵害和积极地进行处分的权利，对于死者而言，其积极的进行处分的权利已经不能行使，单并不能说其消极地不受侵害的权利也随之消失，即其仍保留部分的人格权利。德国亦有认为死者为无的观点，但仍不能准确地规定尸体为何种意义上的物。梅迪库斯教授认为，由于现代社会中输血和器官移植的行为的增多，必须承认捐献的血液及取出的、可用于移植的器官为物，而且其被移植到新的生命体上之后即不存在物的性质，从而与新的生命体合为一体，成为一个新的生命体。我国器官移植事业的发展已必须要考虑移植器官的法律问题。近期著名歌手姚贝娜的去世以及死后捐献眼角膜的事件，让人们更加重视移植器官的法律问题，法律规定自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起，死者捐献成为器官移植的唯一来源，这也充分保障了死者的人格权益。脑死亡是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该生命体已经失去生命，算作死亡人呢？世界各国学者有着不用的看法，我国仍采用以呼吸停止等生理特征来认定人体死亡。

日本学说多将“非人格性”作为法律上物的要件，因此很多学者否定了脱离人体的器官组织等具有人格权属性，但也有很多学者强调，脱离人体器官组织等得以为物，应以不违反公序良俗为限制条件。对于尸体的性质，日本学者多数意见认为主体死亡后丧失人格性。人的身体只是转化为物，成为所有权的客体，而像德国一样采用死者人格权残存说的属于少数。而日本学者大谷实在其《医疗行为与法》一文中称：“脑死亡患者已经失去了人所具有的人格，是处于‘生于死之间’状态的人，在具备本人生前遗嘱等条件时，摘取其器官移植给患有严重心脏病或者肝脏病的患者，这作为一种医疗措施被认为具有社会相当性”。其文中也透露出对于死者的人格权益即人格尊严的一种保护。

法国学说对尸体的性质确认上并不十分果断。其表现在其民法第十六之五条规定：“任何赋予人体之各部分以及人体所生之物以财产价值的协议，均无效。”第一三八六之十二条规定：“如果损害是由于人体之部分或出自人体之物所造成，生产者不得主张第一三八六之十一条第四项的免除责任之规定”，既不能以“在其产品投入流通是，现有的科学与技术知识并不能够发现缺陷的存在”，条款作为免责事由。显然对其物的属性又有所怀疑。此外，法国与英美国家一样，不承认尸体是所有权的对象，认为人死后对其尸体享有的是本人生前权利的残存。

以加拿大、英国、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同受基督教教义的影响基于固有普通法传统移植坚持人体组织的非财产化，不承认尸体成立所有权。对于尸体的处理受宗教法和教会规则的约束。这与中国法律受儒家文化影响有相似之处，宗教或者传统文化对于法 6

律的影响，特别是对于人在死亡之后的权利问题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没有信仰的国家是可怕的。

王泽鉴教授认为：“人的身体，虽不是物，但人体的一部分如已分离，不问其分离原因如何，均成为物（动产），由其人当然取得其所有权，而适用物权法的一般规定（得为抛弃或让与）。”史尚宽教授认为，人身之一部分，自然地由身体分离之时，其部分已非人身，成为外界之物，当然为法律上之物，而得为权利的标的。虽然社会各界对死者的物的性质定论不一，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死者之物仍具有一般物不同的权益需要民法保护。3.2法律实践存在困难

刚才我们讲过，在死者的物的性质定论尚不统一，这就给制定法律带来了不便，无法准确地对死者的性质进行定位，就无法准确滴在事件发生时适用相对应的法律。例如在美国俄亥俄州发生的奸淫尸体案件，十六年间奸淫女尸上百具，在判刑时只判了监禁18个月，这与强奸罪的刑罚相差甚远。前面我们讲过，死者在死亡后仍拥有消极地不受侵害的权利，对待死者的权益保护应加大力度。这虽然是在刑法上的惩罚，但在民法上对于死者的权益保护仍应正确、准确的定位，为保护死者人格权益提供相应的法律文书，能够更加具体化，更加法制化。理论的研究是为了推进实务的进步。当我们在理论上明确了保护死者人格权益的依据之后，就必须在法律上建立和完善一套保护机制，针对我国目前法律规定的不足，仅用司法解释的形式进行补救，既不具有法律上的权威，又不够全面。具体的讲，死者人格权益受到侵害时，可以请求刑事保护、行政保护和民事保护，现在司法实践中以民事保护为主体，因而死者人格权益保护的机制也应当以民法为主。

我国《民法通则》第九条规定：“公民从出生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依据法律规定和法理，公民出生前和死亡以后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不享有民事权利，当然也无法承担民事义务。民事权利能力即民事主体依法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仅就《民法通则》第九条规定来看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问题，实为公民作为民事主体的资格或身份问题。《继承法》第二十八条对胎儿的集成的问题作出了特别的规定：“遗产分割时，应当保障胎儿的份额，胎儿出生时是死体的保留的份额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公民死亡，民事权利能力终止不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不能继续享有民事权利。因此依照民法学理论，胎儿和死者不是民事主体，但是上述法律条文，司法解释却对人们的传统观念也认为应当予以保护，于是，7

权利主体的确定成了理论上的难题，某种程度上是立法实务反而对理论研究造成了严重的干扰，一九九三年、二零零一年司法解释有意删去了“权”字，只剩下“保护死者姓名，名誉，荣誉”。只规定死者“名誉”、“肖像”等的法律问题，致使关于死亡后能否继续享有人身权的问题，成为学术争论的对象。但是对于如何就侵犯死者人格权益的民事赔偿问题并未能做出明确规定。考虑到民事权益多种多样，立法难以穷尽，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还会不断有新的民事权益纳入到《侵权责任法》的保护范围，因此《侵权责任法》没有将所有的民事权益都明确列举，但这并不代表这些民事权益就不属于《侵权责任法》的保护对象。[10] 3.3人格权益的延伸保护

民事主体人格权延伸保护，是指法律在依法保护民事主体人格权的同时，对于其在诞生前或者消灭后所依法享有的人格权益，所给予的延伸至其诞生前和消灭后的民法保护。上文曾说到，康德的“一位好名声的人死后继续存在的权利”的学说。他认为：“一个人死了，即使他不存在于世上的时候如果从法律的角度上看，认为他还能够去占有东西是荒谬的，这里讲到东西都是有形的，以物质形式存在于世上的。但是，好的名声却是能够在精神上是天生的和外在的占有，它不可分离地依附在这个人的身上”，“我们看待人仅仅是根据他们的人性以及把他们看做有理性的生命。因此，任何企图他一个人的声誉或好名声在他死后加以诽谤或污蔑，始终是可以追究的”。其支撑着它的原因是“抽享就是撇开一切存在于空间和时间的那些有形的具体条件，于是，考虑人时，就逻辑地把他和附属于人体的那些物质因素分开”，“这种情况下，他们有可能确实受到中伤者对他们的伤害。”关于人格权延伸保护主要有权利保护说、近亲属利益保护说、家庭利益保护说、近亲属利益保护说主要、利益保护说。权利保护说主要认为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的观念已被突破，死者有可能成为名誉权等权利的主体，进而应当予以法律的保护。近亲属利益保护说主张人格权延伸保护的实质是保护死者近亲属的利益，在我国的现实环境下，保护死者的名誉等人格，其作用主要是维护近亲属的名誉。认为侵害死者名誉就是侵害近亲属的名誉。家庭利益保护说跟近亲属利益保护说大体相同，主要是保护的客体由近亲属变为了家庭。利益保护说认为法律保护的不仅仅是自然人所享有的权利，而且对于正当的合法利益也应当予以保护，对于死者人格权益的保护更是对社会利益的保护。因此，死者的人权益作为一种合法正当的利益存在，并受到法律的切实保护。延续人格利益保护范围远比先期人格利益延伸保护范围宽，主要包括延续姓名利益和延续名称利益，公民死亡后，其姓名权转变为延续姓名利益，得为延伸保 8

护；延续肖像利益；延续名誉利益；死者名誉的延伸保护，已成为民法上的通说；延伸荣誉保护，荣誉一经取得，终身享有；延续隐私利益；延续身体利益，关于死者遗体的法律保护，近年来学者提出肯定的主张，根据宪法“公序良俗”的原则，也应当予以保护。

保护期限—不宜规定统一时限。此问题其实与行使主体这一问题紧密相连。有学者提出，以死亡人近亲属提起诉讼，限定人身权延伸保护期限，是国外立法通例，并认为

[11]我国保护期限大约在50年左右应属适当。德国法律对死者人格保护在时间上并非无限制，保护的时间跨度依具体案情确定。在这一问题上，起主要作用的是损害的强度以及死者人格形象的知名度和重要性。[12]请求权人自己不能直接去的作为权利内容的利益，二无比通过他人的特定行为间接取得。[13]死者的人格权益应当得到民法的保护，这个结论在今天已经是不正的结论，这个结论的得出，却经历了长期的实践和理论探索的过程。死者人格权益的保护方法及范围

个人性基本权利在西方宪法文本中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1）人身完整的权利，主要指出生命权；（2）人身自由 与人身安全，这其中包括人身及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免受奴役，迁徙自由，通讯自由，保有私生活秘密，住宅不受侵犯的权利；（3）人格 尊严的保护；（4）宗教信仰的自由。我们主要讨论人格尊严和人格利益的保护。在一九九三年八月七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五条规定：死者名誉受到损害的，其近亲属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著作权法》、《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费的若干问题的解释》都对于死者的人格权益进行了保护。个人认为，应从以下几点考虑：

4.1在关于民事权利能力的立法上

应当坚持《民法通则》第9 条“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规定，在所有立法和司法解释中不出现诸如“死者名誉权” 等容易产生误解的用语，将理论的研究成果落实到实务中。4.2在著作权保护的立法上

《著作权法》第20 条与《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0 条的用语应作修改，建议修改为如下条文：“作者的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在作者生存期间受法律保护。作者死亡后，其近亲属有保护其作品之署名和作品完整性并排除他人非法侵害的权利。”“自然人和法人有侵害死者作品署名和作品完整性行为的，应当停止侵害、消除影响并 9

向死者近亲属赔礼道歉。”在最终判决做出前，法官还可以做出预先裁判，责令行为人停止出版、禁止发行流通，或责令将出版物全部或部分予以查禁。4.3完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采取财产方式和非财产方式并重“双轨制”。在保护死者人格利益的责任方式下，也应适用民法上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因为对死者人格利益的侵害，往往也侵害了死者近亲属的精神利益，所以此时适用精神损害赔偿，不仅是对死者人格利益损害的补偿，也是对其近亲属精神利益损害的一种抚慰。但我国民法通则在精神损害的责任方式上虽也采用了“双轨制”，但非财产方式和财产方式是一种“主次适用型”的关系，而是不并重关系，这不符合人格利益保护的发展趋势。实践中主要是名誉、隐私、姓名、肖像，《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公布的几起案件均为对死者名誉的侵害。有学者提出，保护范围仅限于姓名、名誉和肖像。披露死者隐私并不因此损害死者名誉，则不应使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15]本人认为，是否承担侵权责任还需具体分析。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对人的评价，不仅注重道德的评价，而且注重经济价值的评价。从世界各国的立法来看，大都采用财产方式和非财产方式并重的责任方式，值得我国借鉴。4.4关于保护死者人格利益的期限问题

请求保护死者人格利益的期限不能是毫无限制的，具体情况应当具体分析。笔者认为这需要从两方面来考虑：

1、当侵害死者人格利益损害死者近亲属利益时，应该有期限限制。比如设定为正常的三代人的时间距离。2、当侵害死者人格利益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时，比如侵害毛泽东、邓小平、周恩来、朱德的肖像时，提请侵权损害赔偿请求诉讼可以不受时间限制；如果侮辱死者将构成对历史的玷污、伤害全体国民的感情, 即使是死者年代久远，也应当允许有关国家机关或者个人提出诉讼。

我国对于死者人格利益的法律保护,还处于探索之中,虽然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总的来说,我国死者人格保护立法还不完善。无论学术界还是司法实务界都在为完善我国法律体系而不懈努力,相信死者人格利益在不久的将来会得到完善的保护。

[14]

【参考文献】

[1] 王利明，《人格权法新论》，法律出版社，2013年6月，第109～111页。[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配套解读与案例注释》，2013年5月第一版，139页。[3] 王利明，《家事法》，法律出版社，2013年6月第一版，449页。

[4] 佟柔主编，《中国民法学•民法总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8～99页。

[5] 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页。

[6] 黄道秀等译，《俄罗斯联邦民法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77～78页。

[7] 薛军译，《埃塞俄比亚民法典》，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8] 马晓龙，《我国死者人格法律保护的理论研究》，重庆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5页。

[9] 唐晓晴等译，《葡萄牙民法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页。[10] 王胜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解释与立法背景》，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20页。

[11] [奥]考次欧等，于佳楠等译，《针对大众媒体侵害人格权的保护：各种制度与实践》，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170页。

[12] [德]马克西米利安·福克斯，齐晓琨译，《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68页。

[13]王利明，《家事法》，法律出版社，2013年6月第一版，147页。[14] 赵中孚主编，《商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页。[15] 梁慧星主编，《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侵权行为编、继承编），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页

致谢词

我的毕业论文是在王敏老师的精心指导和大力支持下完成的，老师渊博的知识开阔的视野给了我深深的启迪，论文凝聚着老师的汗水，王老师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敬业精神深深的感染了我对我的工作学习产生了深渊的影响，在此向王敏老师表示衷心的谢意。

这三年来感谢山东农业法学文法学院法学专业的老师对我专业思维及专业技能的培养，你们在学业上的心细指导为我工作和继续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这里我要像诸位老师深深的鞠上一躬！特别是我的指导老师王敏老师，这三年来，在思想以及生活上给予我鼓舞与关怀让我走出了很多失落的时候，“明师之恩，诚为过于天地，重于父母”，对王敏老师的感激之情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在此向王敏老师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真诚的谢意！

感谢这三年来我的朋友以及法学（双）7班的四十多位同学对我的学习，生活和工作的支持和关心。三年来我们真心相待，和睦共处，不是兄弟姐妹胜是兄弟姐妹！正是一路上有你们我的求学生涯才不会感到孤独，马上就要各奔前程了，希望你们有好的前途，失败不要灰心，你的背后还有法学（双）7班这个大家庭！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父母，你们生我养我，纵有三世也无法回报你们，要离开你们出去工作了，我在心里默默的祝福你们平安健康，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会好好工作回报社会，为祖国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金锐 2015年3月20日

第五篇：侵犯名誉权

侵犯名誉权、隐私权、肖像权诉讼需要提供什么证据？

一、名誉权侵权诉讼需要收集的证据

（一）证明当事人主体资格的证据

（二）证明侵权事实存在的证据

1、新闻媒体、书刊对公民或法人报道失实损害其名誉的证据。如报道内容的原始载体。

2、虚构事实，含沙射影，对他人进行诽谤的文学作品。

3、以口头、书面或暴力方式，对他人进行人身攻击，侮辱，贬损他人人格的证据。可举出证人证言、书面材料。

4、以隐瞒真相、捏造事实并加以传播的方式诋毁他人名誉、信誉，损害他人尊严的证据等。

（三）证明侵权事实造成损害后果的证据，如单位处分，当事人精神受打击患精神病，法人经济效益滑坡等证据。

（四）被告如主张免责，应提供其没有过错，或没有损害原告名誉权的证据。

（五）有具体诉讼请求的，应提交诉讼请求金额的计算方法、依据和清单。

二、隐私权侵权诉讼需要收集的证据

（一）证明当事人主体资格的证据

（二）证明侵权事实存在的证据

1、私拆、偷窥、公开他人信件、电报的行为证据；

2、窃听、传播他人电话内容的证据；

3、探听、公开、传播、利用他人的私人信息之证据等。

（三）证明侵权事实造成损害后果的证据，如当事人精神受打击、患有精神病、自杀等证据。

（四）被告如主张免责，应提供其没有过错，或没有侵害原告隐私权的证据。

（五）有具体诉讼请求的，应提交诉讼请求金额的计算方法、依据和清单。

三、肖像权侵权诉讼需要收集的证据

（一）证明当事人主体资格的证据：

（二）证明侵权事实存在的证据：

1、未经肖像权人同意，再现其肖像的证据。

2、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以营利为目的，将其肖像进行展出、传播、复制、用作商标或进行广告宣传，在纸张、书籍、报刊、网络等载体中使用其肖像的证据。

3、侮辱、毁损、丑化他人肖像的行为证据等等。

（三）被告如主张免责，应提供其没有过错，或其对权利人肖像的使用为合法使用的证据。

（四）有具体诉讼请求金额的计算方法、依据和清单。

一、当事人起诉，首先应提交起诉书，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相应份数的副本。当事人是公民的，应写明双方当事人的姓名、性别、年龄、籍贯、住址;当事人是单位的，应写明单位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姓名。起诉书正文应写明请求事项和起诉事实、理由，尾部须署名或盖公章。

二、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原告向法院起诉应提交下列材料：

1、原告主体资格的材料。如居民身份证、户口本、护照、港澳同胞回乡证、结婚证等证据的原件和复印件;企业单位作为原告的应提交营业执照、商业登记证明等材料的复印件。

2、证明原告诉讼主张的证据。如合同、协议、债权文书(借条、欠条等)、收发货凭证、往来信函等。

三、当事人向法院提交书证，应填写一式两份证据清单，详细列明提交证据的名称、页数。证据经法院承办人核对后，由承办人在证据清单上 签字盖章，一份交当事人，一份备案。

四、立案庭在当事人履行必须的手续和交齐有关证据材料之后，在七天内，对符合立案条件的，办理立案手续;对不符合立案条件的，依法裁定不予受理。

五、当事人应在收到受理通知书之日起七天内预交案件受理费和其他诉讼费用，如确有困难，可在预交期内向本院提出减、缓、免交的书面申请，逾期不交或者书面申请缓、减、免交未获批准而仍不预交的，本院将裁定按自动撤诉处理。

六、立案手续后，案件由法院排期开庭，当事人应服从法院的各项工作安排，并于结案后到财务室结算诉讼费用，多退少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