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族融合的角度看满族丧葬习俗的变化

第一篇：从民族融合的角度看满族丧葬习俗的变化

Theory Research 学★★理★★论

从民族融合的角度看满族丧葬习俗的变化

李佳静

（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吉林四平136000）

摘要：满族作为少数民族的一支，自发源伊始到清代成为统治民族，在这个过程之中它的社会经济水平和生活习惯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其中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水平的提高固然起着功不可没的作用，当然，这样一支少数民族在入土中原的过程中民族因素也不容忽视。本文就试着从民族融合的角度来窥探满族丧俗的变化历程，探寻其发展规律及其特点。

关键词：满族；丧葬习俗；民族融合

中图分类号：K8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0）20—0090—0290

满族作为少数民族的一支，它有着自身民族特点，但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民族间的交流满人的社会生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就丧葬习俗来说，其中既保留了满族的因素又融合了其他民族的特点，从而使民族间生活习惯达到更好的融合。本文试着从民族融合的角度窥探丧葬习俗的发展变化。

一、满族丧葬习俗的基本情况概述

满族的先世可以追溯到先秦时的肃慎。当时的生产状况十分的落后，《晋书·肃慎传》“：死者，其日即葬之于野，交木作小椁，杀猪积其上，以为死者之粮。”[1]这正是肃慎游牧或半农耕半游牧生产水平的体现。

汉及魏晋时期，肃慎人称为挹娄。此时进入父系氏族公社后期阶段，仍以射猎、畜牧为业，出现了财产和阶级的分化，既体现出了时代的特点，又有别于其他民族。《晋书·东夷传》“：死者，即日便葬于野……富至数百，贫至数十，以为死者之粮，以土履之以绳系于椁头 出土之上，以酒灌酹，缠绳腐中止，无时祭祀也。”[2] ——————————————————

收稿日期：2010-04-02 作者简介：李佳静（1986-），女，吉林四平人，硕士研究生，从事明清史研究。南北朝时肃慎、挹娄称为勿吉。社会处于原始社会晚期发展较慢，丧葬习俗在先代的基础上有所发展。《魏书·勿吉传》载：“其父母春夏死，立埋之，冢上作屋，不令雨湿，若秋冬死，以尸捕貂，貂食其肉，多得之。”[3]

隋唐时勿吉人称靺鞨，在靺鞨的多个部落中，以黑水靺鞨和粟末靺鞨最为强大。黑水靺鞨居于原始社会后期的父系氏族阶段，《旧唐书·靺鞨传》载“：死者穿地葬之，以身衬土，无棺殓之具，杀所乘马于尸前设祭。”[4]

粟末靺鞨在靺鞨族中发展水平最高，经过不断发展壮大收抚了靺鞨诸部，又融合了夫余、沃沮、高丽等故地民族建立渤海政权。在丧葬方面既继承了原有习俗，又有所变化：保留了“冢上作屋”但墓几乎都是封土石墓。《三国志·东夷传》记载高句丽的墓葬是“积石为封”[5]。

契丹人建辽，辽称黑水靺鞨为女真。辽代的女真在墓葬和随葬品上没有改变，都是渔具以及瓷器、陶器等，《大金国志·初兴风土》载“：死者埋之，而无棺椁，”但从杀马祭奠演变到了人殉，贫富差别悬殊[6]。

金代进入奴隶社会，在中原地区的封建经济、文化冲击下迅速向封建制转化，丧俗呈现 出新的特点：火葬，出于原始的灵魂信仰，认为它可以使灵魂升到神圣的境地，享受美好的生活并且保证家人平安[7]。烧饭：把死者生前所喜爱的东西烧掉，送给死者，供其使用。奉行火葬与土葬并行，祭奠仪式也有所变化。

明末女真和清初的满洲丧葬仍沿袭金元以来的旧俗：“死则翌日举之于野焚之。其时子孙族类咸聚会，宰牛马，或哭或食，蒙白二三日除之。”[8]明代女真还流行树葬之俗。《朝鲜李朝实录》中也记载，女真人“父母死，编其发，其末系二铃以为孝服；置其尸号大树。”[9]

满族共同体形成之后，仍沿袭女真人火葬习俗，随着满族成为统治全国的民族，文化也开始较多的接受汉族文化的影响，葬俗上发生较大的变化。葬礼愈来愈隆重，丧期也随之延长。光绪后增添了新的内容如：停尸、哭丧、报丧、入殓、祭奠、出殡、以及圆坟等项目。这是的习俗对先世的继承很明显：葬礼已日见隆重，“将人殓，其夕，亲友俱集，名曰守夜，终夜不睡。丧家盛宴相待，候殓后方散”；入殓的棺材也很独特，“棺盖尖而无底，内垫麻骨芦柴之类，仍用被褥，以便下火。”[10]

二、近代的丧葬习俗

人们对于丧礼尤为重视，在《满洲四礼》中对于丧葬的基本礼节：小殓仪节、大殓仪节、安葬仪节、上坟仪节、居丧杂仪、奔丧仪节等事宜都有详细的记载；而且在近些年的方志也记载相关内容。如“：始死，尸停中寝，子女服衰绖，家人举哀，闻讣于外。三日，亲友来吊，导丧主哭于里社之庙，并望空叩拜，焚楮锭，名曰„送路‟，遂殓以棺。七日，复设奠而哭，乃卜葬。”[11]

“丧日，先择入殓之期及殃煞起落一切避忌，曰„开殃榜‟，合族成服……男女孝服以从，戚友亦至，曰„送三‟。”[12]

“满人有经殡无礼殡，成主之事概置不论。汉人临丧扶哀杖，满族则无。满族丧事以红布挂幡，汉人则否。满族自成服后，日日不除其服，约至百曰择吉致祭、除服，俗亦呼曰百日。”[13]可见其习俗已趋同于汉族。

现代社会更多的家族修撰家谱，把传统意义上的祭祀也收归其中，为后世子孙祭奠先辈提供依据，如伊欣修的伊姓宗谱中记载有丧葬程序、风俗习惯、民间的祭祖活动；吴绍良抄录的吴氏宗谱馆载有民俗学、民风民俗、民间礼仪、重丧葬礼，从病危之日起到入殓、出殡、出灵记录较详尽。不管是什么民族都可以从形式上考掘出满汉融合的印迹。

三、对于丧葬习俗变化的分析

纵观满族丧葬习俗的演变我们可以发现如下规律：

1.满族的丧葬习俗中很多是由于当时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变化这部分逐渐被摒弃，但代表满族传统文化的部分仍被保留。例如：从先秦到魏晋时的丧葬习俗的简单中我们可以看出老人在整个氏族中地位并不高，因此就有不殡尸的习俗。而中原汉族则由于生产力水平较高，出现了私有财产和阶级分化，感念父母之恩的孝道也就被条件所允许。到隋唐时演变为杀马祭祀，马是射猎民族的主重要财富，杀马祭祀可以看出人们对于亲情的重视进而对死者悼念。随着封建化程度的提高，祭奠仪式也纷繁复杂起来，采用火葬。这一习俗在清初满族社会生活中得以沿袭的原因，不排除在一定的程度上受到佛教及周边的蒙古民族丧葬习俗的影响，但最重要的还是取决于当时满族社会的经济生产及生活条件。满族人以射猎为主要生计，人们通常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寻找猎物，很久才能归来，然而在这充满风险的狩猎中，难免会因疾病或意外事故而丧生，而尸体是很难携带回家，因此火葬就成了最简便的处理尸体的办法。

2.居住地距先进民族较近的地区丧葬习俗变化的较早。满族作为少数民族的一支随着它不断的迁移，受中原地区先进生产力的影响、中原文化的熏陶，自身的民族习俗也不断的改变。如在早期是不殡尸的习俗，而到了南北朝的勿吉人南下，受夫余和高句丽的影响，已有立冢堆坟之俗，虽然是为了使坟墓便于识别、祭奠，但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看出受汉族的影响已经开始重视亲情。到了隋唐时的靺鞨葬具、随葬品已隐约可见，其中石棺、石墓都与高句丽的丧葬风俗有相近之处，因其在地理上与高句丽为邻，并且臣服其下，所建立的渤海政权又在高句丽故地，融合了当地的人民，在墓葬形式上有渊源也不足为奇。渤海政权又臣服于唐朝，与唐保持密切的来往，到后期的墓葬明显受中原地区墓葬的影响；金代女真坟墓，由于各地发展不平衡，情况也各不相同。南下进入辽宋地区的女真人，尤其是贵族，由于接受辽宋文化的影响较早，其埋葬的习俗变化的较快，而没有南下的女真人其埋葬的习俗变化的较晚。直到明代，居住在松花江下游的海西女真人的葬俗，有的仍然是“置其尸于大树，就其下宰马而食其肉”，只是女真头目才用火葬。

3.与汉民族交往密切的地区丧葬习俗变化的较快。东北女真各部，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定居生活确立及汉化的加深，从女真到满族的葬俗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清初满族还是盛行火葬，清朝入关后，满族汉化日深，在葬俗方面也完全汉化。雍正以后，禁止火葬，改用汉人以棺椁埋葬的习俗。“远乡贫人不能扶柩回里，不得已携骨归葬者，姑听不禁外，其余一概不许火化，倘有犯者，按律治罪。”[15]从此以后，满族才废除火葬，改用汉人以木棺埋葬的习俗。

从文献记载和已清理发掘的靺鞨、女真的墓葬结构上来看，从土坑墓发展到砖椁、砖室墓，其葬具，从原始的“交木作小椁”和“无棺敛之具”发展到木棺、石函、瓮罐。从土葬发展到火葬。又从火葬改用土葬。这一墓葬的演变过程，也就是肃慎、挹娄及其后裔逐渐汉化的过程。入关以后，汉族的丧葬习俗更直接影响及改变了满族旧俗。但在截发、丹旐、殷奠、百日剃头、丧服、侧室不〈衤付〉葬几个方面仍保存了满族丧葬旧俗。

总之，清入关前后，满族丧葬习俗礼仪变化很大，受汉族影响颇多，渐去其旧有“不文明”之习俗，仍保留了满族自己的传统习俗。实行火葬在当时虽有“不文明”之嫌，但跟其生活环境，游牧民族性格都有关系。他们不似汉族以“入土为安‟，也不注意坟墓的修筑，这都是简约而随时宜的，比起汉族丧葬之侈费，似乎更有进步意义。满族由火葬而行土葬，自然是受汉族的影响，是其封建化的内容之一。在当时似是走向“文明”之举。而今天汉族由土葬走向火葬，也是社会发展的“文明”行为、时代的变迁，价值观念，信仰观念都会发生变化，这是很正常的。

参考文献：

[1]晋书·肃慎传[M].上海:上海同文书局，清光绪10年.[2]晋书·东夷传[M].上海：上海同文书局，清光绪10年.[3]魏书·勿吉传[M].上海：上海同文书局，清光绪10年.[4]旧唐书·靺鞨传[M].上海：上海同文书局，清光绪10年.[5]三国志·东夷传[M].上海：上海同文书局，清光绪10年.[6]大金国志·初兴风土[M].上海：上海同文书局，清光绪10年.[7]景爱.辽金时代的火葬墓[G]//东北考古与历史，1982.[8]李民（宀奂）.建州见闻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0.[9]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M].北京:中华书局，1980.[10（]清）吴振臣，王锡棋辑仙，方壶斋舆地丛钞:第1帙[G]//宁古塔纪略.光绪二十三年上海著易堂铅印本.[11]（清）钱开震，修，陈文焯，纂.光绪奉化县志[M].清光绪十一年刻.[12]清长顺，等，修,李桂林，顾云，纂.光绪吉林通志[M].光绪十七年刻本.[13]刘景文，高乃济，修,郝玉璞，纂.民国岫岩县志[M].民国十七年铅印本辑录.[14]典谟.盛京通志:卷2[M].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日上谕.（责任编辑/陈鹤）

第二篇：从满族变迁看民族融合

从满族文化变迁看民族融合

满族是中国历史上曾经具有巨大影响的民族之一，与蒙古族一样曾经是整个中华大地上的最高统帅。作文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满族在经历着数千年的沧桑变化的同时，也形成了她独特的文化魅力。但是随着清王朝的建立，她固有的文化也与另一种具有数千年历史文明的，强大而先进的，并截然不同的文化发生了强烈的碰撞，那就是汉族文化。历史的实践证明，满族最终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汉族文化的改造，融合了汉文化的精华，在以民族融合为重要特征的中华文化中留下了重要的一笔。

一、入关以前的满族

满族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其历史最早可以追述到6000-7000千年前的肃慎新开流文化。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满洲，都是现代满族一脉相承的祖先。不同时代的典籍对这一民族均有记载：商周称肃慎，秦汉称挹娄、扶余，南北朝称勿吉，隋唐称靺鞨，辽宋元明称女真。

金亡后，经历了元明两代数百年的发展，女真族在十七世纪进入了一个空前强大的时代。1616年，其首领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称汗，建立后金政权并统一女真各部。1635年，爱新觉罗·皇太极改族名为“满洲”，国号为“清”，正式确定了“满”作为民族名称。通过战争方式统一的满族在征服了蒙古、索伦、朝鲜各部后，替代腐朽的明王朝统治中国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虽然进行了数千年的交流，关外满族的文化仍然与汉族文化截然不同。入关前的满族使用属于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的满语。这种语言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参照汉文创制的女真文。努尔哈赤时满族知识分子仿照蒙古文创造了满文，皇太极加以修改定型。在宗教信仰上满族人普遍信奉喇嘛教和带有浓重巫卜色彩的萨满教。在日常生活诸如服饰、饮食、礼节等方面也体现出游牧渔猎民族的种种特点。可以预见，这样一个民族入主中原后，必将与汉族发生激烈的文化碰撞。

二、入关后的汉化

1644年李自成推翻明朝统治，清兵以“为明报仇”的名义入关，先后夺取了大顺、大西、南明等政权，在此统一中国。在政权刚刚稳定的初期，多尔衮采取一中排斥汉族、试图建立完全满族化的国家，这一政策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激起了人民的反抗。顺治亲政以后，满族才开始逐渐学习汉族文化。与此同时，汉族知识分子大量进入社会管理阶层，满汉两种文化在这样一个前所未有大一统年代中展开了全面的接触与对话，这样的交流具有着十分重要的代表意义。

最初的改变在于语言。

汉语发展到清王朝时，已经是一种十分成熟、具有其深刻独到内涵的一种语言文明，而相比之下，当时的满语词汇量较小，内容也相对比较狭窄，并且身在关内的满族旗人都面临着与汉人交流的问题。因此，一方面大量的汉语词汇涌入满语，另一方面很多满人又直接以汉语为第一语言。满族在语言方面的改良，形成了一种全民族自发实现语言转变的现象，这一罕见的现象有力的验证了满汉两个民族的历史融合。

语言上的交流和沟通，同样必然引起了文学上的对话。满族人在语言学习的同时，也在日渐深刻地了解并接纳着汉族的思想。例如，清初的著名词人纳兰性德，文字清新婉约，生动自然足以与朱彝尊和陈维崧媲美；后又有老舍先生，创造出了很多杰出的作品，被赞誉为“人民艺术家”。满族崇尚理学，满族大儒曾将四书五经等书译成满文，教给旗人。从皇帝、王公到一般满族文人有大批人寄情于绘事，出现了许多著名画家，像瑶华道人、唐岱、布颜图、麟庆的夫人等都是当时著名的画家。康熙、雍正、乾隆皇帝的书法，至今为书家称道。

北京满族汉化的另一大表现是信仰的改变。

满族所固有的信仰本是带有巫术色彩很浓的萨满教，其上层也信奉自蒙古族传入的喇嘛教（藏传佛教）。大量的神话、传说内容丰富，风格独特，是萨满教的精神核心及概括性展示。既有口耳相传的，又有经文记载的。按内容，满族神话可分为：

1、起源神话。包括人类起源、万物起源、文化事物起源等。

2、宇宙关系神话。在萨满族神话中，宇宙是一个喧嚣的多层的立体世界，即所谓“登天云，九九层，层层都住几铺神”，每层天中都有人和动、植物、有恶魔和善神，各层间互通。

3、③灵魂神话。满族神话的特点，是动、植物神话、祖先神话，自然神话共融一处，并有图腾崇拜的遗迹。

入关后，清朝统治者接受儒学，因而孔孟思想也逐渐成为大部分满族人的正统信仰。同时，在汉族地区传播以久的佛教、道教也吸收了大量满族信徒。另外，不可忽视的是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频繁和鸦片战争后外国势力的渗透，部分满族人也加入了天主教、基督教。

三、对于北京地域文化的影响

北京作为清朝的都城，是全国满族，尤其是满族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城市。而这样一座城市同时又是明朝的京师，是汉族文化的中心。汉族文化的一大特点是包容性强，因此满族文化也在北京作为清朝首都的三百六十八年间渗透到每一个北京人的生活中，形成了北京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

北京的地域文化，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拥有多种文化的汇聚，容纳了国内各民族的文化，也容纳了中西方的文化；

2、深刻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融合；

3、具有浓厚的皇家色彩。

其中，民族文化融合，特别是满族文化的影响，在其形成过程中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这种影响首先体现在语言上。北京方言是由明朝的北京话糅和满洲“官话”形成的，其中夹杂了许多满语词汇。如“爸爸”、“哈喇”（油脂类食品变质）、“各色”（形容人的脾气古怪，不合群）、“咕咚”（象声词）、“妞妞”（小女孩）、“关饷”（发工资）等等，以成为今天北京生活中常用的词语。

其次，满族的许多饮食习惯也进入了汉族人的生活。北京传统菜肴中多牛羊肉，正是受到了游牧民族的影响。至今为北京人喜爱的甜点“萨琪玛”也是满语译词。

另外，满族的服饰、礼节，甚至“老鹰捉小鸡”等游戏也被汉族广泛地接受，这些事实有力地说明了的文化交流往往是互动的，而不仅仅是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的输送。

1912年清朝覆灭，八旗制度解体。北京的满族人最终脱离了旧王朝，融入了由汉族和其他民族共同组成的社会有机体中。这是一种文化的消亡，也是一种文化的新生。

四、满族文化的现状

今天的满族已经全面地吸收了汉族文化，而其自身的文化却在许多方面趋于消亡。

就从满族的语言文字方面来看，满语来源于古代女真语，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是典型的黏着语。满文是1599年清太祖命满族语言学者额尔德尼，借用蒙古字母创制的新型文字，起初这种文字只是单纯模仿蒙古语音拼写满语，被称为“老满文”“无圈点满文”或“额氏满文”。后来1632年清太宗皇太极又命另一位学者达海对这种文字加以改进。又字母右侧上加“圈”加“点”，以更加方便读写。后来被称之为“有圈点的满文”、“新满文”或“达氏满文”。满族人在入主中原之后，在经济、文化、生活上与汉族交往密切，逐渐学习汉族年代久远的语言、文字。对汉字学习和应用的普遍性，使提高书写艺术性成为必然趋势，一批满族书画爱好者随之出现。到了康、乾盛世，直至嘉庆年间，满族上层社会书法家以群体规模登上文坛。后经辛亥革命、新中国建立至今，满族书法作为中国多民族大家庭文化的一部分，长盛不衰。

可喜的是，近些年来通过互联网的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年轻的满族人开始学习自己的民族语言，并且正在逐步扩大范围和影响，同时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裕县三家子满族村，也建立了全国第一所满语学校、哈尔滨阿城区的公办学校组建了满文中专，黑龙江大学也建立了满文专业等。哈尔滨工程大学也成立了满通古斯语言研究会。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满族文化交流协会，拯救推广满语满文。

曾经，满族依靠武力征服了中原，带来了深刻的民族矛盾。但随着对汉族文化的接受，满族、汉族之间的矛盾最终消解，达到了一定意义上的民族融合。这可以给我们带来这样的启示：战火所不能平息的民族矛盾，往往能够被看似柔弱的文化的力量化解。

第三篇：从满族婚姻变迁看满族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

从满族婚姻变迁看满族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

摘要：满族是我国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满族的先民可追溯到商周时期的肃慎，战国、秦、汉的挹娄，魏、晋的勿吉，隋、唐的靺鞨，辽、金、元、明的女真，清代的满洲。婚姻是构成家庭和社会的基础，随着历史的变迁女性的社会地位随之变化。同汉族一样满族也是从母系社会逐步向父系社会过渡的，女性由社会的主体地位逐渐成为男人的附属品。本文试从婚姻形态、婚姻观念、婚姻习俗以及满汉对比对满族女性社会地位状况进行粗略探讨。

关键词：满族婚姻；女性；社会地位

满族作为少数民族的一支，它有着自身民族特点，但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进步以及各民族间的交流，其社会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就婚姻状况而言，满族的婚姻形态、婚姻观念、婚姻习俗等在不同时期又有不同特点，女性的社会地位状况也发生了变化。本文试对不同时期的满族女性社会地位状况进行粗略探讨。

一、婚姻形态：由有性无家庭到一夫多妻再到一夫一妻多妾

同汉族一样满族也是从母系社会逐步向父系社会过渡的，妇女地位开始下降并逐渐成为男人的附属品，婚姻形态由一夫多妻转变为一夫一妻多妾。特别是清入关以后，受汉文化的影响，不准妻妾互相逾越礼制，家庭中等级逐渐确立。

商周时期的肃慎，战国、秦、汉的挹娄还处于原始社会。《后汉书·东夷列传》载：“挹娄，古肃慎之国也„„无君长，其邑落各有大人。其好养，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豕膏涂身，厚数分，以御风寒。夏则裸袒，以尺布蔽其前后”。所谓“无君长，其邑落各有大人”，是氏族公社尚未出现部落联盟，未产生阶级分化。据民族志看，当时处于由母权制想父权制的过渡期。男女双方除了性生活，没有组成家庭，所生子女知其母不知其父。母系制度下，女性占社会的主体地位，享有绝对权威，男性则处于从属与服从地位。

魏、晋的勿吉进入了原始社会后期的父权制大家族阶段。私有制进一步发展，出现了阶级分化。其婚姻形态变为一夫一妻制。“将嫁娶，男以羽毛插女头，女和则持归，然后致礼聘之。妇贞而女淫”。[1]“初婚之夕，男就女家，执女乳而

[2]罢，便以为定，仍未夫妇”男持女归，指女子由原来的接纳男子来访变为出嫁，从夫而居。男家持聘礼，揭示了由于私有制的发展，妇女已经变成了可交换的财产。聘礼的多少，相当于被出让女子的赎金多少。女子由此而归属于一个固定丈夫，配偶之间有了“夫妇”的名分，说明母权制时代女子多夫、男子多妻的群婚习俗以开始被一夫一妻制所代替。此时女性的地位开始下降，地位的高低也开始与可交换资产相挂钩。

五代时，黑水靺鞨兴起，改成女真。女真人的婚姻形态是个体家庭的一夫一妻制，禁止同姓通婚。《金史·世纪》中指出，“生女真之俗，生子年长即异居”，正是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一夫一妻制的反映。但是，无论是父权制大家庭中的一夫一妻制，还是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一夫一妻制，实际上都“只是对妇女而不是对男子的一夫一妻制”。

这种新的一夫一妻制的习俗，是私有财产制的产物。由于私有财产掌握在男子手中，因此，“它是建立在丈夫的统治之上的，其明显的目的就是生育确凿无疑的出自一定父亲的子女；而确定出自一定的父亲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子女将来要以亲生的继承人的资格继承他们父亲的财产”。[3]

二、婚姻观念：由“女淫”到“妇贞”

女子婚前性行为是否自由，即我们所说的“女淫”。在一夫一妻制初期，“女淫”的风俗是非常普遍的。男子为了确保父系血统的纯洁，因而要强迫妻子必须保持贞操，不允许与其他男子发生性关系，即所谓的“妇贞”。不过，刚开始的一夫一妻制，还较多地保留着母权时代的婚姻习俗。男女择偶不再取决于“媒妁之言，父母之命”，而是出自自己的意愿，“女和则持归”，其决定权还是掌握在女子手中。婚姻能否缔结，取决于是否“女和”。这说明女性在配偶选择、性行为对象选择、婚姻与否上有很大的自由与发言权，社会地位相对较高。

隋唐的勿吉史称靺鞨，秉行一夫一妻制。“其俗淫而妒，其妻外淫，人有告其夫者，夫辄杀妻，杀而后悔，比杀告者，由是奸淫之事终不发扬”，反映了女子婚外性生活仍然存在，只是秘而不宣，揭示了靺鞨人还没有完全脱离旧群婚习俗，女性社会地位依旧很高，掌握话语权也很大。

满族入关后受汉文化的影响不断加深，而随着程朱理学对人思想的禁锢，尤其是随着“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为大”思想的传播，满族女性思想也受到严重影响。

近代以前，离婚问题在满族社会是不存在的。丈夫休妻，女子擅自离丈夫而逃，看似离婚，却非真正意义的离婚。乌丙安在《中国民俗学》中记载了丈夫休妻的条件为“七出三不去”。[4]“七出”的条件即“凡弃妻须有七出之状，一、无子，二、淫翊，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嫉妒，七、恶疾”；“三不去”的条件即“一经持舅姑之丧，二娶时贱后贵，三有所受无所归”[5]如果丈夫发现其妻子符合“七出”里的任意一个条件，就能合情合理地直接将妻子休掉。然而，妻子有三种条件都不能擅自离开丈夫而离开。这实际上是用一种近乎变态的“女贞”观念以法律或者社会舆论的形式将女性完全禁锢在男权世界里。可以说，旧式婚姻完全是对妇女人身权利以及婚姻自由的一种严重束缚和剥夺，同时也体现了男权社会对女性权利的压制和践踏。

三、婚姻习俗：尚早婚、娶长妇、收继婚

满族尚早婚、娶长妇。一般在小儿时期即订亲、结婚。《柳边纪略》记宁古塔满族人，“结婚多在十岁内，过则以为晚。”《吉林通志》记载：“满人唯结婚多在十岁内，过期则以为晚”满族还以年少之男娶年长之女，十三、四岁的男子，必娶十七八的女子。满族所盛行的早婚及娶长妇的习俗，固然有历史传承因素，但主要还是由当时的社会因素决定的。满族入关前人口最多不过60万人，长期的军事征服使得大批的青壮年死于战场。战争的继续有需要大量满族人丁。男子16岁成丁，即要入伍从征。虽有“三丁抽一”制度，但实际上，战争期间几乎所有男丁都要从军，甚至有祖孙三代同时服役的现象。这显然又严重影响了人口繁殖与增长。要解决这一矛盾，最好的办法就是实行早婚并娶长妇，以保证在入伍之前就实现人口繁殖，久而成俗。

在这一过程中，女性单纯作为封建男权社会下的生育工具，婚育时间受到社会舆论的影响较大，缺乏婚姻自由精神与生育时间选择自主意识。且早婚严重影响了女性的身心健康，带来了较大的精神负担。

收继婚就是转房婚，这是一种原始的婚姻习俗。满族是女真的直接后裔，其婚姻习俗也是从女真那里继承下来的，收继婚在早期的满族社会也曾是一种较为兴盛的婚姻形式。《金史》称“女真旧俗，妇女寡居，宗族接续之。父死，则妻其母；兄死，则妻其嫂；叔伯死则侄亦如之，故无论贵贱，人有数妻。”明代人撰写的《岷峨山人译语》提到，“胡俗妇丧其夫，其家男子即收妻为妾，父子兄弟不论也。他适，则人笑其不能胆其妇”[6]的记载。1619年，朝鲜的一个战俘被带到了赫图阿拉，在亲眼所见女真人的习俗后，他记载道：“嫁娶不择族类，父死而妻其母”[7]这种收继婚的习俗是原始的族内婚的残余，反映了把女人当作家族生儿育女的特殊性质的私有财产的宗法意识。家族中的私有财产不容外流，它必须由家族中的人按照血统进行传承。

四：满汉对比中的优越性

满族虽然有重男轻女的思想，都以生子为贵，认为接嗣有人，对于女孩，也认为多子多女是福。相比较汉族而言，想有更大的自主权。例如满族女性可学习骑射，史载：“女子执鞭驰马，不异与男。十余岁儿童，亦能佩弓箭驰逐„„”[8]由此可见满族女子在骑射方面享有与男子一样的权力。这在满族婚姻家庭中必满族受骑射文化的影响，妇女地位比汉族妇女地位高得多，丈夫外出做官或然决定了妇女将成为一个不可小觑的角色。

出兵驻防外地时，妻子便可以成为家庭的主事者，暂时充当家长的角色。平时，妻子也可以处理家庭内部而不牵涉全宗族的事情，比如仆役的管理、旗地的经营、子女的教育抚养等问题。丈夫一般多参加社会性活动而不过多过问家事。

满族统治者禁止缠足。据《清太祖实录》记载，崇德三年8月，皇太极下谕：“有效他国缠足者，重治其罪。”缠足实际上是披着理教的文明外衣，用野蛮残酷的方式，将女子禁锢于男权手中，残害女性的身心健康。相比之下，满族女性的社会地位则高得多，不缠足是对女性身心自由的一种认可，是对女性精神的一种解放。由于不缠足，满足妇女可在行动自如的情况下，参加劳动、从事家务，在付出体力代价的背后，是一种需要的满足，换来的更是满族妇女在家庭中不可忽视的地位。结语：

由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满族女性的地位由女权制的主体到男权制下的男性附属品地位，虽然与汉族女性相比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与自主性，但在封建社会占主体、男权主义占主体的世界里，享有的权力是有限的，享有的自由也是有限的。

参考文献： [1]房玄龄.晋书·四夷传卷九七[M].北京：中华书局，1996 [2]魏收.魏书·勿吉传卷一百[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4][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第57页

乌丙安.中国民俗学[M].沈阳：辽宁出版社，1985:第234页 乌丙安.中国民俗学[M].沈阳：辽宁出版社，1985:第234页 [6]杨英杰.清代满族风俗史[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第24页 [7]辽宁大学历史系.栅中日录校释建州闻见录校释，清初史料丛刊本[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78:第17页 [8]刘广铭，徐东日.建州闻见录中的女真人形象[J].延边大学学报，2006（1）

第四篇：从战略角度看财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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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略角度看财务管理

发布人：浙江省总会计师协会转发发布时间：[2007-12-26]阅读次数：9

3从战略角度看财务管理

作者：高大成出处：《中国总会计师》杂志更新时间： 2007年10月26日

作为企业经营者，必须要懂得财务管理，了解和掌握基本的财务管理方法，才能搞好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财务管理从战略角度看，主要是做好融资管理、投资管理、财务风险控制三个方面的工作从战略角度看财务管理

作为1958年建厂的大型国有企业，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西飞公司不断开拓进取，科研生产经营稳步发展，企业赢利不断增加。公司生产的“新舟60”飞机远销到非洲、拉丁美洲、东南亚等多个国家，与世界主要航空制造企业波音、空客等建立了转包生产关系。从1997年到2006年，公司销售收入年均增长26%，2006年实现销售收入74亿元，利润2.5亿元。2007年，西飞公司提出了实现销售收入100亿元这个振奋人心的目标。

西飞公司近十年来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快速的发展，主要是源于公司制定了正确的发展战略，大力加强财务管理，从资产运营的角度对企业资产进行重组，加大核心业务技改投入，不断提升了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

一、注重财务管理，推进企业改革步伐

财务管理作为企业的一项重要管理活动，服从和服务于企业的整体发展战略，它从价值量的角度对企业整体发展战略进行描述并细化目标，通过多种财务管理活动支持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财务管理作为企业的一项管理活动，由于管理过程贯穿企业销售、采购、生产过程的始终，因此处于企业管理的中心环节，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作为企业经营者，必须要懂得财务管理，了解和掌握基本的财务管理方法，才能搞好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财务管理从战略角度看，主要是做好融资管理、投资管理和财务风险控制三个方面的工作。西飞公司在对管理人员的培训中，十分重视财务管理方面的培训。从总会计师到中层财务经理中选派多人参加了国家会计学院的培训，每年一次的中层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知识轮训中专门开设了财务方面的课程，系统讲解财务知识。

1996年8月，原西安飞机工业公司整体改组为国有独资的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承担有限责任的经营实体，具备了作为资本经营主体的条件。十余年来，西飞公司逐步建立健全了法人治理结构，完善了母子公司体制，形成了以飞机产品为主业，三产、非航空民品等多业并举的格局。

在内部管理方面，公司近几年加大了改革力度，尤其是在2006年，公司成功实施了管理变革，撤消原有的机关部门，重新组建了11个部、1个中心、1个办公室，副总级以上干部减幅为36%，处级干部减幅为23%，原有科级干部均不再保留，总体减幅为67%，机关各个业务部门普遍实行了单首长负责制，进一步优化了管理流程。

二、加强融资管理，保证企业发展资金

资金是企业的血液，没有资金，企业的生产经营将陷入停滞状态。现金流量是衡量企业经营质量的重要标准，在许多情况下，是否有现金盈余比报表盈利更重要。由于现金不足，筹资又困难时，企业经营将举步维艰，甚至会出现破产的局面，德隆系企业的崩溃就源于资金链的断裂。因此，企业经营者应期刊文献

特别重视现金流量，加强对现金收支的管理，密切关注现金支付风险。

企业融资有两层含义: 一层是内部资金需求融资，另一层是协助客户融资。内部资金需求融资过去我们关注得比较多，协助客户融资过去我们考虑得比较少。

在内部资金需求融资方面。由于大型企业规模大，资金需求量大，要拓宽融资方式，开拓和发展多元化融资结构，避免单一融资渠道出现问题时影响资金供应。金融机构始终是公司资金的重要来源，要形成和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多种方式的战略联盟，这样不但可以保证企业稳定的资金来源，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可以在利率、费率等方面获得优惠。

近年来蓬勃发展的资本市场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要积极通过股份制改造和上市融资，不断拓宽融资渠道。在这方面，西飞公司这些年做了大量工作，为生产经营上规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债券市场将得到更大的发展，西飞公司将在新建、改扩建大型项目的过程中，充分利用军工企业的信誉优势，在适当的时候发行企业债券，为重大项目的实施募集必要的资金。在协助用户进行融资方面。西飞公司积极运用融资租赁、分期收款等方式，扩大产品的销售。在“新舟60”飞机推向国际市场的过程中，协助用户融资问题日益显现出来。由于“新舟60” 飞机主要销往世界欠发达地区，买方资金相对紧张，公司要积极协助客户做好买方信贷或卖方信贷等资金筹集工作，才能促进民机销售工作的大力发展。我们对这方面的国际业务还不是很熟悉，还有许多新的东西要学习。因此财务人员不但要懂得国内的融资业务，还要懂得国际间的融资业务，协助用户解决融资过程中的问题，缩短融资的时间。

三、做好投资管理，增强持续发展能力

投资管理决定着企业能否把有限的资金和资源合理配置并有效利用。为培育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首先要做好对内投资管理工作。固定资产投资决定了企业生产的产品内容、技术水平、作业流程、资源配置以及产品的质量和数量，对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产品结构以及整个战略发展目标的实现，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企业要设置科学有效的决策机制，用科学合理的价值判断方法，尽可能地做出投入产出比最大的投资决策。要根据产品的定位，依托战略发展目标，对所需固定资产的数量、型号、结构进行规划，依据企业的资金状况进行平衡。固定资产投资完成以后，必须加强后续管理工作，以定量资金完成较多的生产任务，提高固定资产创造的产值，同时还要注重对无形资产的管理。

对外投资是加速企业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是跨国公司快速发展的主要手段。通过对外投资，可以增强公司的竞争实力，提高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加速整个公司的资本扩张与资本增值速度，从而为公司发展核心竞争力提供保证。对金融证券投资方面，在国家许可的范围内，充分运用资本市场的多种金融工具，采取灵活多变的投资方式，通过有效的投资组合，降低风险，达到最大的投资收益。

投资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加强对投资效益的监管。作为企业集团，既有直属的分公司、全资子公司，又有具有控制权的控股公司、合资公司，还有大量的参股公司。由于股权占比不同，控制权也就不同，相应的管理方式也就不一样，应采取不同的管理模式，不同的财务政策，并在过程监控和考核上有所区别。为做好投资企业的管理工作，西飞公司近几年先后制订了委派董事管理办法、年薪制考核办法等制度，以加强母公司的控制影响力，但如何区别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企业、不同控制权企业相应实施不同的管理模式，还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

四、强化风险控制，保障企业健康发展

财务风险是企业经营过程中各种风险的集中反映，必须加强风险控制，使企业稳步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经营环境复杂多变，企业投资存在不确定性，随时存在着损失的风险。为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不被淘汰，企业经营者必须树立风险观念，重视投资项目的风险分析，采取措施防范企业经营过程中的各种风险。如随着美元的升值，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外汇风险加大，在外贸合同签订过程中就要注意外汇风险的防范，选择有利的币种进行结算。还要学会运用远期全约或期权等减轻风险。比如在产品

价格的确定中，应该提前预测原材料等的涨跌趋势，留有余地。

加强应收账款的管理是减少企业经营风险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货款收不回来既减少利润又减少现金流。要研究适合公司的信用政策，建立促进货款回收的机制。加强信用管理，建立健全客户资信评价制度。从客户的信用品质、偿付能力、资本、抵押品、经济状况等方面建立客户资信档案。及时跟踪客户的经营现状及付款情况，对客户的信用等级适时调整，针对不同客户采取个性化的货款回收方式。为有效防范公司财务风险，应通过财务监督检查、内部审计、重大事项事先报告制度和有关财务预警指标预警等多种形式，对生产经营运行及财务状况实行全过程监控，从而及时发现财务危机信号。要建立内部的稽核体系，使重大财务会计事项过程控制和会计基础工作稽核日常化、规范化。同时引进资产分类管理思路，加强对不良资产的管理和处理力度，进一步提高资产质量。

第五篇：从文化社会学角度看

从文化社会学角度看，城市社区绝非单纯的地域共同体。作为人类相互联系、聚集的产物，城市是由许多共享的价值，利益和共同的环境结合在一起的社会共同体、道德共同体、情感共同体、信念共同体，因而，它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

以人为本的文明城市建设，要求有一个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和美的城市社区环境。其中，绿地、安全、平静、整洁等环境质量指标是文明城市的重要尺度。但以人为本的文化理念并不是单纯追求物质文明成果，更重要的是追求城市人的文明。它要求市民的文明要与城市的文明设施相对应，要求城市生活主体市民对文明成果的自觉创造和保护。因此，城市环境与设施虽重要，但城市人对设施的态度更为重要。只有以高水平文化教养的市民与高质量的文化环境相配，才能真正体现文明的内在品质。也就是说，以人为本的城市文化内涵，要求环境符合人性，更要求人在环境中展现人的尊严与美，要求人与城市环境协调统一。因此，建设文明城市，根本在于市民的精神面貌、道德水准、人际关系、文化习俗等方面的教养，目的在于提高城市生活的文化质量。

基于城市文化的现实而又超越现实的思考，不能不使人感到，城市文化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求我们必须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满足城市文化内涵的要求。

第一，建立家庭、学校、社区统一的城市教育体系，提高市民的整体文化意识。市民的文化意识是城市建设的根本任务。目前，城市社区教育存在着空白。这样，导致中国城市文化建设中，未能建立起完整的市民教育体系，使广大市民缺乏市民意识和社区成员意识，因而缺乏对城市和所在社区的关怀意识，参与意识、维护意识、建设意识，表现出在公共生活中公德意识的欠缺和行为方式不文明。遵循城市文化的内涵，必须考虑如何建立有效的家庭、学校、社区、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加强社会理想和责任感教育、开放意识与变革精神教育、社会公德与市民人格教育，以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教育。通过教育，促进市民的文明意识的成长，培养其建设城市、管理城市的参与意识，确立爱护城市形象的市民意识。第二，建立城市历史文化、现代文化相统一的城市特色文化体系，塑造有个性的城市文化形象。城市的文化特色，既是城市的外在环境，也是指城市的精神生活，不仅包括现代文化，也包括传统文化。城市的特色文化可以是某种资源、某种工艺、某种优势。塑造城市特色文化，从外在方面讲，它可以增强城市的“可识别性”，鲜明的特色产生出独特的美感，增加城市的魅力，展示城市的生机和活力。从内在方面讲，塑造城市特色文化，是文明城市的文化内涵的要求。独特的城市文化，将形成特有的文化氛围，培养出特定城市文化人。这有助于市民形成热爱自己所居住城市的情感和自豪感。建设城市特色文化，首先是创造本城市新的文化特色。在创造城市特色文化中，应注入人文精神，融入优秀的文化传统，时刻把握城市文化的内涵，即塑造城市特色文化的目的在于促进市民形成共同的审美观念和强大的内聚力，促进市民人格的提高和价值观念的形成，培养民族自豪感、献身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第三，建立主流主义、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相统一的城市文化，提升城市文化品位。不同文化素质的市民有不同的文化需求。单一化的城市文化不利于城市文化建设，因此，城市文化应该保持多层次和多样化发展状态。目前，社会主义的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受到大众文化的严重冲击，而大众文化感性化、平庸化、低俗化的倾向，影响了相当一部分市民，使他们缺乏对文化意义的思考，缺乏对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使其文化欣赏品位不是在提高，而是在逐渐下降。不仅如此，某些大众文化产品完全放弃道德理论，诱导一部分大众文化欣赏者堕落。为此，在文明城市的追寻和建设中，必须提倡主流文化，让主流文化占领城市文化阵地。同时也要引导市民的文化欣赏品位，增强对各类文化的评价能力。

在城市文明建设过程中，如何增强自己城市的文化含量，如何创造自己的城市特色文化，目前已成为有识之士追求的目标。我们需要深刻地把握城市文明的文化内涵，确立以人为本的城市文化建设思想，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统一的前提下，保护城市历史文化，发展城市社区文化，塑造城市特色文化，使新时代的城市文化真正成为中国现代文明的生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