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大陆法律经济学运动(1983～ )(节选版)

第一篇：略论中国大陆法律经济学运动(1983～ )(节选版)

略论中国大陆法律经济学运动（1983～）（节选版）

作者：吴锦宇 点击量：[357] 2003-2-10

略论中国大陆法律经济学运动（1983～）（节选版）

【摘要】本文从中国大陆法律经济学兴起的历史社会背景分析入手，简要叙述了我国法律经济学研究工作者介绍国外法律经济学理论的发展状况，并提出了该学科的若干发展建议。

【关键词】法律经济学；中国大陆；发展

2001年秋季开学，笔者从李师维森先生处欣闻“中国新制度经济学会”于金秋成立，以文贺之。为学识、能力、资料所限，只作重点介绍，不求全面系统。限于篇幅，故作节选，不作点评，仅供与会海内外大家之参考。涉及本题之学术文章，将另文发表。本文纯属“侃大山”式闲聊，文责自负，敬请赐教。版权所有，引者自重。

正文

法律经济学于1961年产生于美国，其诞生标志为罗纳德·哈里· 科斯（Ronald.H.Coase）的《社会成本问题》，贵多·卡拉布雷西（Guido.Calabresi）的《关于风险分配与侵权法的一些思考》和阿曼·A·阿尔钦（Amen.A.Alchian）的《财产权经济学》等三篇惊世之作。①该理论一问世便引起了西方各国学术界的极大关注，不久便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形成了至今方兴未艾的“全球法律经济学运动”。

在中国大陆，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法律经济学这一学科的发展却滞后了20多年。从现存的文献资料来看，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大陆的法律经济学研究根本不存在。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期，中国大陆经济学研究中，西方经济学说、流派类书籍提到了西方制度学派、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而法律经济学压根没有提到。科斯教授、阿尔钦教授只被视作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奠基人，而卡拉布雷西教授却被法学界介绍为耶鲁大学法院院长、美国侵权法权威。总之，60年代至80年代初，中国大陆的法律经济学一直处于空白状态。但是，历史前进的洪流是不可阻挡的。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中国大陆与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交流日益频繁，法律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也被介绍入中国大陆。据笔者考证认为：中国大陆第一篇介绍法律经济学理论的文章是西南政法大学种明钊教授与顾培东研究员发表于《法学季刊》1983年第2期的《马克思主义法的理论基础与法经济学的建立》一文。该文的问世不仅为中国大陆的法理学填补了经济分析法学这一子学科，而且为中国大陆的新制度经济学增添了法律经济学这一子学科。所以，对作为一门学科的法律经济学在中国大陆的确立和发展进行了学说史的考察，应该从1983年开始。

法律经济学学科在中国大陆兴起，有其特定的历史社会背景，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看：

1、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是法律经济学产生的重要思想条件。宽容的学术环境和氛围最有利于新观点、新思想和新学说的诞生。在法学基础理论领域，以法理学（包括法哲学）为主流，法律社会学、法律文化学、法律系统工程学、法律政策学、法律信息学、法律经济学等一大批新学科相继出现，这些新学科各自代表了一种新型的思维方式，这用国外先进的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对法律学进行了一场“范式”革命。其中，法律经济学代表了“通过法律研究经济，同时又通过经济来分析法律”的思维方式，真正达到在法律与经济的互动过程中观察与思考法律经济问题。法律经济学这种新思维方式在学术界的广泛应用，不仅扩大了经济学研究的范围和疆域，而且也突破了法律学研究者长期固守的注释法学、规范法学以及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给中国大陆的学术界带来了新鲜空气，为学术繁荣注入了新的活力。

2、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推动了整个社会前所未有的、急剧的制度变迁；同时也引发出诸多政治、经济等社会矛盾和问题，法律与经济的整合实在是任重道远。学术界较为一致地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进入了一个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综合的社会转型时期。在这个大变动、大变革时期内，社会结构正在发生较为频繁且明显的变化，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不断纵深化，经济利益格局时有失衡，部分社会成员的行为、价值观与整个社会发展的要求时有脱节，“寻租”与“腐败”等一系列现象内生于中国大陆的制度型构过程中。经济、政治、文化、道德甚至是婚姻家庭领域将可能出现某些社会问题乃至社会动荡，危及国家安全与中华民族的兴亡，以上这些方面对承担社会整合任务的法律制度而言，都是不可忽略的尖锐挑战，时代呼唤着法律经济学。

3、西方经济学等学科的恢复和发展是法律经济学产生了重要前提。1979年中国成立了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开始重视对西方经济学说的介绍和研究。这时，法学研究者发现西方经济学说的理论与方法可以为法学所借鉴使用，能弥补传统法学理论中存在的许多不足之处。中国大陆西方经济学在20世纪80年代的蓬勃发展，促使许多部门经济学的兴起，例如发展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数量经济学、经济博弈论，信息经济学、综观经济学、新兴古典经济学等。法律经济学正是在中国大陆经济学发展及细化的大潮中确立起其应有的学科地位。

4、在渐进式过渡经济时期内产生的诸多经济法律问题为原有陈旧的法律制度、法学理论所难以承受和解决，传统法学理论中的某些僵化论断和经典方法论使法学工作者不断产生新的困惑。探索新型法制道路，更新传统法学理论的使命感在法律学人中逐渐生成壮大，法律的社会现实与若干重大法学理论的争鸣则使中国大陆的法律家们日趋完善和成熟，增强了创设新兴的法律学与经济学的交叉学科、使用新的研究方法的魄力和能力。

作为一门新兴的法律学与经济学交叉学科，法律经济学在一大批学者专家的不懈努力下被介绍入中国大陆，使中国大陆的法律经济学真正确立了起来，其主要途径有：

1、在学习研究当代西方法理学时了解到科斯、阿尔钦、卡拉布雷西、波斯纳等人的法律经济学理论。例如，吉林大学法学院张文显教授著《当代西方法学思潮》、北京大学法学院沈宗灵教授著《现代西方法理学》、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吕世伦教授主编《西方法律思潮源流论》、复旦大学法学院张乃根教授著《当代西方法哲学主要流派》等。②

2、通过欧美知名学者来华讲学而学习到法律经济学。例如，美国新一代法律经济学领军人物——罗宾·保罗·麦乐怡（Robin.Paul.Malloy）教授在上海举办美国法律制度讲座。又如美国法律经济学会会长，加州伯克利大学埃德加K·凯塞尔工商管理教授、经济学教授和法学教授——奥立佛·E·威廉姆森（Oliver.E.Williamson）教授在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汇丰经济论坛”所作的演讲。③

3、在研究西方经济学说时接触到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Hayek），西奥多·W·舒尔茨（Theodore.W.Schultz），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H.Coase)，乔治·J·斯蒂格勒（George.J.Stigler），阿曼·A·阿尔钦(Amen.A.Alchian)，詹姆斯·M·布坎南（James.M.Buchanan），道格拉斯·塞西尔·诺斯(Douglass.Cecil.North)，加里·贝克尔（Gary.Becker），哈罗德·德姆塞茨（Harold.Demsetz），奥立佛·E·威廉姆森（Oliver.E.Williamson），张五常（Steven.Cheung）（以出生年份排序）等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的新制度经济学说时，逐步了解了法律经济学运动。例如，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史晋川教授等著《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易宪容研究员著《科斯评传》等。④

4、通过中国大陆图书馆订阅馆藏的外文学术期刊、书籍以及有关法律经济学的译著，学者专家们渐渐掌握了法律经济学理论。例如，法律经济学界的权威期刊――芝加哥大学法学院主办的《法律经济学杂志》，耶鲁大学法学院主办的《法律、经济学和组织杂志》；新古典法律经济学集大成者――理查德·阿伦·波斯纳（Richard.Allen.Posner）教授著《法律的经济分析》；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张军教授等翻译的美国法律经济学教材《法和经济学》等。⑤

由于中国大陆法律经济学科处于严重滞后状态，在创立该学科的初期大力介绍国外法律经济学理论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是必不可少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学工作者和法律学工作者对法律经济学论著进行了大量且富有成效的翻译工作，并对其中一些世界知名法律经济学家进行了详细介绍：

1、陆续翻译出版了若干种国外法律经济学的著作。例如美国科斯著《企业、市场与法律》（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美国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著《法和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美国理查德·A·波斯纳著《法律的经济分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美国奥利弗·E·威廉姆森著《反托拉斯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美国科斯、斯蒂格利茨等著《契约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美国A·爱伦·斯密德著《财产、权力和公共选择――对法和经济学的进一步思考》（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美国罗宾·保罗·麦乐怡著《法与经济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美国道格拉斯·G·拜尔、罗伯特·H·格特纳、兰德尔·C·皮克著《法律的博弈分析》（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等。以上译著的出版拓宽了中国大陆法律经济学作者的视野，对未来中国大陆的法律经济学运动是大有裨益的。

2、翻译了一些国外法律经济学的论文。例如，博登海默的《利益法学和自由法律运动》（《国外法学》1984年第4期）；波斯纳的《刑法的经济学理论》（《法学译丛》1986年第4期）；波斯纳的《法律的经济学研究》（《经济法制》1988年第10期）；维杰尔诺弗斯基的《法律经济学的历史改革》（《法学译丛》1990年第4期）；弗里德曼的《什么是法律经济学》（《法学译丛》1990年第6期）；理查德的《普通法，法律史和法哲学：一种经济分析》（《法学译丛》1991年第6期）；布坎南的《宪法经济学》（《经济学动态》1992年第4期）；科斯的《芝加哥大学的法学和经济学》（I）（《经济译文》1993年第2期）等。这些论文主要侧重于介绍法律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及其发展过程，对中国大陆法律经济学学科的创立有直接借鉴意义，为中国大陆法律经济家们所推崇。

3、对国外（尤其是美国）法律经济学进行了大量的介绍。主要学者有：西南政法大学种明钊教授、顾培东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信春鹰研究员；吉林大学法学院张文显教授；华东政法学院何勤华教授；复旦大学法学院张乃根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沈宗灵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朱力宇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张守文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张军教授；香港城市大学郁光华教授；中山大学法学院刘星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孙林教授；华东政法学院高富平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易宪容研究员；北京大学法学院王哲教授、郭义贵博士；郑州大学法学院廖军和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张建伟博士；中南民族学院郑鹏程教授；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史晋川教授等。⑥

由于这些法律经济学热心传播者的大力推广，中国大陆许多法学界、经济学界的同仁也纷纷加盟，运用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中外法律进行一些有益的探索研究和司法实践，形成了一些地区学派，涌现了几位重要人物，以下作简要介绍。

一、理论与实践的尝试。（略）

1.原西南政法大学顾培东研究员首先在个人专著中运用法律经济学原理对诉讼法进行成本与收益分析，成为中国大陆法律经济学的开创者；

2.华东政法学院孙潮教授首次运用法律经济学原理对地方立法进行了研究，其成果《上海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立法方案及成本分析》是上海市立法工作中借鉴国际经验的重要尝试，得到了上海市政府的极高评价，在上海市人大的相关立法中对决策产生了巨大作用；

3.上海大学法学院李建勇教授的《“老虎咬人”一案的法经济学分析》一文为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庭审理“老虎咬人”一案作参考，法官基本采纳了李教授的看法，成为中国大陆首篇用法律经济学理论影响司法审判实践的文章；

4.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易宪容研究员首次对科斯教授的法律经济学思想进行的系统深入的阐述，理清了法律经济学的源头理论。⑦

二、地区学派。

以论文著作之质量、影响、引用为取舍标准，以研究者工作单位所属地区进行简要划分。（略）

1、北京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易宪容研究员；最高人民检察反贪污贿赂总局陈正云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高德步教授；中国海关总署彭汉英博士；中国政法大学孙林教授、李文健博士，刘春善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宋功德博士、王成博士等。

2、上海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上海市人大法工委、华东政法学院孙潮教授；上海大学法学院李建勇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韦森教授、王小卫博士；复旦大学法学院张乃根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张建伟博士等。

3、西北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西北师范大学冯玉军博士；甘肃政法学院王肃元教授、任尔昕硕士；西北大学经济学院魏建博士等。

4、广东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中山大学法学院周林彬教授；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李胜兰教授；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刘茂林博士；深圳大学法学院应飞虎博士等。

5、中南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刘大洪教授、吕忠梅教授、吴汉东教授、关保英教授等。

6、西南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原西南政法大学顾培东研究员等。

7、浙江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史晋川教授等。

8、江苏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江苏行政学院刘大生教授等。

三、中国大陆法律经济学学术名家及其主要著述。（略）

1、顾培东研究员：《社会冲突与诉讼机制——诉讼程序的法哲学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章“诉讼成本与诉讼效益”；《法学与经济学的探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顾培东研究员因在法律经济学上的卓越贡献而被授予“首届中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称号，现从事律师实务工作。

2、周林彬教授：《法律经济学论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以及相关论文十几篇。周林彬教授是继顾培东研究员后的原西北学派领军人物，现仍然从事法律经济学的教学研究工作。

3、易宪容研究员：《现代合约经济学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交易行为与合约选择》，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科斯评传》，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5章“科斯的法律经济学思想”。易宪容研究员是京派的领军人物，现从事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工作。

4、吕忠梅教授、刘大洪教授：《经济法的法学与法经济学分析》，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年版。刘大洪教授目前正主持国家司法部项目——“中国经济法的法经济学分析”课题研究。

中国法律经济学学科在过去的20年间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面对中国社会转型期和迅速推进的法治进程，这一学科任重而道远。据笔者统计，在中国大陆发表的法律经济学论文大约250篇（一部分为介绍国外，另一部分为部门法的分析，但大多深度不够，谬误不少），译著及专著20多本（专著以介绍为主，精品太少），这种局面与中国大陆正在进行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十分不相称。（略）可以说，中国大陆的法律经济学还处于“幼稚期”，运用的方法论大多是新古典、新制度框架。笔者认为未来中国大陆法律经济学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新古典经济学。

2、新制度经济学。

3、演进博弈论。

4、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

希望更多的经济学家、法学家来关注法律经济学，为“中国法律经济学运动”注入新的活力。

注释：

①Coase,R.H.:“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3,1960,PP.1-44.Calabresi,G:“Some Thoughts on Risk Distribution and the Law of Torts”，Yale Law Journal,1961,PP.449-553.Alchian,A.A:“Some Economics of Property Rights”,Santa Monica:Rand Co,Rand Paper,No,2316.法律经济学杂志1960年第3期实际出版于1961年，该内容详见易宪容著：《科斯评传》，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页。

②张文显，1991：《当代西方法学思潮》，辽宁人民出版社。

沈宗灵，1992：《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吕世伦主编，1993：《西方法律思潮源流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张乃根，1993：《当代西方法哲学主要流派》，复旦大学出版社。

③1993年5月麦乐怡教授在华东政法学院授课，讲授法律经济学，学员有孙潮教授，李建勇教授等。

2000年5月24日威廉姆森教授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作了题为“新制度经济学：继往开来的挑战”的演讲，系统阐述了其法律经济学思想。

④史晋川等，1996，2001：《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复旦大学出版社。

⑤〖美〗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著；张军等译，1994：《法和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⑥以介绍国外（尤其是美国）法律经济学的论文为标准，以论文发表时间先后顺序进行排列，由于人员众多，只选择其中一部分，论文出处略。

⑦李建勇，2000：《“老虎咬人”一案的法经济学分析》，《上海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第6期第24－26页。

华东政法学院科研处编，《华东政法学院十年科研成果简介（1986－1996）》，第271页。

作者简介：吴锦宇，笔名“野马”。1974年出生，浙江定海人。法律学士、政治学士，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专业在职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经济法学与法律经济学。中评网首发

第二篇：法律经济学学习报告

法律经济学学习报告

张秋静

关于学习报告老师给的两种思路，法律经济学这门课上分析了哪些问题是如何分析这些问题的，或者用法经济学的思维来处理一个法律问题。前种思路所承载的内容我在课堂笔记本上已经有过非常详细且准确的记录，老师的的经济分析和一些经典的名人名言也都已谨记心中。所以在最后的这篇作业里，我想具体应用这一年以来所补充的武器弹药库来解决一个困扰了我（相信也是大部分法律系学生）三年之久的法律问题。

大一上法理学的时候，老师给我们的推荐书目里有一本《洞穴奇案》，整本书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五名洞穴探险人受困山洞，水尽粮绝，无法在短期内获救。为了维生以待救援，大家约定抽签吃掉其中一人，牺牲他以救活其余四人。威特莫尔是这一方案的最初提议人，但在抽签前又收回了意见。其他四人仍执意抽签，并恰好选中了威特莫尔做牺牲者。获救后，这四人以杀人罪被起诉并被初审法庭判处绞刑。案子提请再审被接受，二审中十四位大法官各执其辞，每一个法官说得都有理有据，合情合法，着实让人忙不迭得要认可点头，却偏偏他们的观点又大相径庭。人吃人，到底怎么判？

情理上言，本该同舟共济、生死相依的探险伙伴，在死生关头抛弃道义情谊，同类相食。兽相食，人且恶之，何况是万物之长的我们？人之为人，总该有所为有所不为，若为生存不择手段，与兽何异？我总觉得，赖活不如好死。法律上看，他们的确是杀人了，处境再可谅，借口再堂皇，理由再充分，过程再公平，也不能洗清行为的罪恶之色。两年前的我（亦即没有学过法律经济学的我）似乎是更加信服的是虚无缥缈的生命的绝对价值论。但转念一想，牺牲一个救了四个听起来也无可厚非，饥饿是最重要的一种紧急避险，法官惩罚不比自己坏的人是一种法律的耻辱。就这样，我被陷进了陷入绝境、抽签、公众同情、政治因素、紧急避险抗辩及赦免的混沌之中，该无罪该有罪，纠结苦恼都找不到一种可以完全说服自己的比较好的思维方法。

三年后，庆幸自己总归是在进步的（感谢我的老师们，当然当下最直接的是熊老师）。在这里我将试着从法律经济学中的几种思维方法来分析。

公正具有功能性的内涵，是一个工具。法律经济学认为，正义是一个人们在演化过程中为了生存和繁衍所发展出来的概念，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社会形态里，正义被赋予、被填充了不同的内涵，这表明正义是一个工具性的存在，并不是目的的本身。我们需要正义来处理一些问题，当时空条件不同时，自然也需要不同的正义。而在被困的那个小山洞里，对五个人之中的四个来说，赋予他们尽一切努力生存下来的权利显然才是那个情境下正义合情合理的内涵。至于剩下的一个倒霉者应该是谁，这是游戏规则所决定的了，只要游戏规则的概率均等且能够形成权力权重的共识，就可以认为是公正的方式。

假设性思维。对于案件的判决，其争议焦点可以归责为所谓人性的不忍，人吃人是丑陋的邪恶的不应该的。这是典型应然式结果式思维。当面对两难抉择时，我们不妨深入探索一下应该的结果实质到底是由什么在支持着，就像学法条时应该要弄清楚立法的初衷和背后的精神意义一样。人不应该杀人，是因为我们在有意无意地保障着每一个人，尤其包括我们自己的生命权。我假设，如果有一天，我成为被困山洞的其中一员，我当然愿意相信自己是那五分之四而不是五分之一，在这种假设的前提下，吃人才能活下去的无奈之举是不是就变得可以接受和理解了。如果我不幸被杀，我希望凶手是个体的人，而非公器，平等或意外地丧生于个人之手，我接受那是我的运气不好。如果我被判有罪，我不期待所谓的民意或行政干预来令我脱罪，尽管那也是我欢迎的结果。我更希望在这个过程中，唯一的审判者是闪耀着人类伟大理性光辉的真正的符合时空里的公正，而非生硬死板是法条表明的正义。

这是一个集体的行为。人多的时候和人少的时候性质往往是不一样的。如果在山洞里面的只有两个人，也许事情就变得简单得多，每一个人相对于另一个人而言都是平等的个体，自然也没有救自己而牺牲别人的理由。但是被困的偏偏是五个人，我们都知道在数学上四大于一是一个恒成立的真命题，但是放到法律的世界里，当人多的时候每一个人都选择对自己而言合情合理的行为，但加总之后往往是不好的结果。所以立法的最初，本就不该让个人承担太多的重量。所谓法律不强人所难就是这个道理。

财富极大。蒲士纳的财富极大理论简直就是一个重核弹投在了一向以公平正义为标杆的法学世界，乍一看貌似追求财富难免太过于功利主义色彩，和法学所追求的公正、尊严等基本人权格格不入。按照蒲氏的财富极大理论，在面对一场官司时，法官们可以扪心自问，怎么判，才能使社会里的财富越来越多？基于这个立场，四个幸存者显然不应该被判有罪，首先，让一个人牺牲比让五个人都死掉要好，更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财富的流失，也让搜救者的搜救不至于失去本来可以创造的产值。其次，让四位心中忍受了巨大煎熬好不容易才死里逃生的幸存者死去，对于牺牲者的家属并没有实际的帮助，反而又摧毁了四个劫后余生的家庭。为什么不让他们活着为社会献出他们剩余的全部热血呢，相信他们会像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赡养牺牲者的父母，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抚养他的孩子。何乐而不为呢？

A—A'，替代方案是什么。如果认为他们有罪，那就意味着五个人都只能被困在山洞里面等死，外界的营救行为也因为没有期待的可能而变得徒劳无功失去了全部的意义。如果我们能够冷眼默认这一结果，那和剥夺生命的刽子手又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呢？为了最大限度地保障每个人都有生命权，除了牺牲掉其中可怜的一位，我们还能够提出其他的替代方案吗？最起码于我而言，答案还是否定的。

退一步来说，就算是承认四人有罪，也不该在这件案子判处他们绞刑，毕竟执行死刑的外部性成本太大了，法律的功能性应该是一种矫正和补偿的内涵，我们的立法精神是要拒绝恶性的暴力行为，杀人是不可以的，杀任何人都是不可以的，以暴制暴无疑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嫌疑，所以死刑是一种无法补偿且不可逆的应该被废除的野蛮刑罚。当然，这又是另外一个法律问题了。

除了以上几个分析视角，法律经济学中还有很多有趣的观点都让我们茅塞顿开惊艳咋舌，限于篇幅字数的原因便不再多做描述。课程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放心之余不免感慨，要是早些接触经济分析，也许传统法学所展示的洞穴奇案就没那么“奇”了，当初的法理学作业可能也不会有那么多的迷惘和无措。

嗯，不能偏听偏信，也不能意义孤行。有认同企业家的雅量，学着接受新的进步的工具，做有趣的学问。

第三篇：法律经济学与社会关怀

作为法学与经济学之间交叉的一门边缘学科，法律经济学当初刚被介绍到中国来时即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它从经济学成本投入与资源分配等角度出发，对法律与制度的安排作经济的分析，以期使这种安排达到最佳效益。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法律经济学开阔了法学研究领域的新视野，对于解释现行的法律制度，预测其发展趋势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令笔者忧虑的是，作为在当今中国雄霸学术界控制着话语权的作为显学而存在的经济学与法学两门学科的结合所产生的新生儿，法律经济学的诞生，会不会难以避免地沾染上豪门习气？事实证明，笔者的忧虑绝非是杞人忧天。当今中国法学界在法律经济学的研究中往往过份注重烦琐的数学及技术的分析，甚至陷入其中自得自乐以致不能自拔，但却忽略了作为社会科学所应当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社会关怀。

问题还得从一件事情谈起。前些年沈阳市出台了一部交通事故处理的地方性法规，内容大意是如果行人违章而机动车辆并无违章，那么发生交通事故依该规定责任将全部由违章的行人负担，机动车驾驶一方不负赔偿责任。经媒体炒作，将其内容形象地概括为“撞死人白撞”。此法规一出，立即在全国激起了轩然大波，赞成者固然有之，但听到更多、更普遍的是反对者的声音，我国著名的民法学家梁慧星教授也加入了声讨行列，将其喻为是反人道、反人性、野蛮的规定。由于媒体的关注和推波助澜，一时间，沈阳市的这部法规成了过街老鼠，处于人人喊打的境地。

但是，争论归争论，尽管对沈阳市有没有权力制定这样一部涉及到人的健康权甚至生命权的地方性法规以及这部法规本身是否违反宪法的精神或直接违反立法法的规定可以作进一步详细的法理分析，尽管反对者众多，沈阳市的这个法规还是实施了，后来听说武汉和上海两市也有了相类似的规定。本来嘛，学者也仅仅就是学者罢了，唐诗不早就有云：“百无一用是书生”嘛，而更何况伟大的领袖亦曾豪情万丈地写下过“刘项原来不读书”的伟大诗句呢。作为百无一用的书生纵然反对又能如何呢？最终不还是徒劳吗？这场讨论后来渐渐地平息下来了，因为这个世界变化实在太快了，人们的注意力也转移得实在太快了，人们实在没有耐心长期关注一个已失去新鲜劲的类似祥林嫂和阿毛之间发生的这一类的故事。虽然随后武汉和上海的两位教授丧生滚滚车轮下的惨剧让媒体抓住又猛炒作了一把，让善良的容易感动的人们掬了一把同情的泪水和又愤慨了一回，但不可否认的是法律就是法律，绝不是说着玩儿的，尽管你可以把它归到自然法概念中的“恶法”之列，尽管它可能与亚里斯多德所称的那种得到普遍遵守的法律本身应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的理念相左，尽管它可能直接或间接地与公平、正义、人权的宪政精神相违背，但因为它是法律，所以尽管人们可以自由地批评它，但同时还是必须严格地遵守它，因为违反它的后果必然要付出相应的沉重的代价。“恶法杀人”的例子在历史上也是不绝于书的，谁都不会忘记，作为西方文化史上的两位圣人苏格拉底和耶蘇都是为恶法所杀的，因此，两位教授之死也颇具悲壮与神圣色彩了。我本不想加入这场讨论来凑热闹，尤其是在一个话题冷场之后再提起又有什么意思呢？但最近读到的一篇文章却不得不让我如骨梗在喉不吐不快了。

这篇文章出自一位法律学者的手笔。谈得就是上面所述的沈阳市的那个法规，他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该法规进行了分析，运用的是一些数学的、技术的方法，过程不太能引得起我的兴趣，但是其通过以上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出的结论倒是引起了我的关注。作者的结论是，沈阳市出台的该法规的背后是有经济学根据的，符合经济学原理与规律，换句话说这部法规是合理的。认为这部法规的出台将有助于促使行人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言下之意即是：如果没有这类的规定，行人横穿马路将很难禁止。而且他进一步认为，由于行人横穿马路，车辆就需慢行，那么道路就会不畅，从而影响到交通运输的效率。如果造成事故，事故的处理必然就会造成交通的堵塞甚至瘫痪，将造成巨大的社会资源的浪废，因此，在处理交通事故时这些损失都应考虑在其中，应由责任人来承担。通过以上的分析，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这部法规的出台是合理的。至此，我不禁拍案而起不得不有话要说了。

首先，这位作者完全可以放心，他所预料的那种如果没有此类的规定将会出现的他所描述的灾难性的后果绝不会出现。目前对于交通事故的处理，公安交通部门依据的是1991年国务院发布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中的有关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普遍的做法也是依据该规定而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23条“高度危险作业”条款弃置一旁的。当然，对于涉及到人的生命健康权的处置的这么一个如此重大的问题，国务院是否有权制定这样的一个《办法》，笔者持谨慎的态度。但即使是依据这样的一部在交通事故责任认定问题上简单地采用过错责任的《办法》的规定，对于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对方人员死亡或者重伤，机动车一方无过错的，应当分担对方10%的经济损失。这里规定得很明确，这10%不是赔偿，仅是一种损失的分担，亦即是一种人道的补偿。虽然10%的人道补偿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性质上均远远不及梁慧星教授所主张的发生交通事故机动车一方应承担无过错责任的全部赔偿，但毕竟它还是体现了一线人道之光与人情温暖的。虽然即使有10%的人道补偿，但是谁都可以设想，绝不会有任何行人为了这区区10%的补偿而故意将自己的血肉之躯与滚滚流动的钢铁相碰撞，因为后果谁都可以预料。因此，连这区区10% 的人道补偿都要取消的交通法规的出台是否能真正起到阻止行人横穿马路的预期效果是很值得怀疑的。

其次，与一些赞成者的观点一致的是，这位作者的观点中还隐含

这样的一个暗示，即当前行人素质差，而且短期之内无望有大的提高，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既然提高素质这一途径走不通，那么制订这样的一个法规或许至少可以起到镇慑和教育这些人的作用。幽默一点地说也可称之为以鲜血来擦亮人的眼睛吧，以此来迫使人人知法畏法从而自觉守法最终达到交通顺畅的目的。其观点实际上也大谬不然。行人素质低，那么机动车驾驶员素质就一定高吗？只要去交警部门了解一下每年你所在的城市有多少机动车驾驶违章，只要上街看一看许多司机是如何开英雄车、霸王车，尤其是在过没有设红绿灯的斑马线时是如何置行人于不顾呼啸而过，行人过斑马线时是如何战战惊惊、如履薄冰的情形，我想任何人恐怕都不能断然得出肯定的结论。另外，就算是行人的素质低，但这种素质低能成为立法牺牲其生命健康权的理由吗？这两者没有也不可能有必然的逻辑联系。此外，我们还应考虑到行人横穿马路的种种复杂的情形：其中可能有智障者；有老人、小孩；有急事须横穿者；有因交通设施设置确实十分不合理，为避免绕太远的路而图方便横穿者；也有因习惯了在乡间田野或小路上任意驰骋，还不明白城市文明的交通规范的刚刚进城打工的农民等等。不分清红皂白地在立法上对这些特殊情形一概不予考虑，合理吗？

另外，众所周知，我国城市交通的普遍现状是街道窄、人多、车多、交通拥挤，没办法，谁让咱是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呢。现在颇值得我们自豪和津津乐道的是作为当代中国人财富与地位向征的汽车越来越多地进入了家庭。但汽车数量的剧增与短期内城市道路交通状况不会有太大的改善之间已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这使得原来就拥挤不堪的城市交通状况更趋恶化。而在我国大部分城市，作为有限公共资源的城市道路是如何分配的呢？其做法是左右两边为人行道，供行人与非机动车通行，中间以道路中心线为界左右各有一至三个左右的机动车道。但细心的人们往往会注意到，通常左右两边的人行道加起来还不足一个机动车道宽！这样划分道路也许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是符合经济学原理的，也是效率的，但这样的分配规则是民主商定的吗？它公平吗？与行人相比，机动车一方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既然作为机动车驾驶员你享受了更多的道路资源，而且驾驶机动车属高速行驶的危险作业，如果与非机动车、行人之间发生事故，机动车驾驶员受到的人身伤害要比行人受到的伤害小得多，或者是根本不会受到任何伤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机动车驾驶者在驾驶时就应付出更多的注意，应随时保持高度的警惕以防止因自己的稍一不慎而酿成的事故。这应是一个符合逻辑的必然结论，也符合资源占用的数量应与付出的数量成正比的经济学原理与现代法治“抑强抚弱”的精神。但现在好了，因为出台了这样的法规，驾驶员因此而“有法可依”，那么尽可以“放心”驾驶去了，只要自己不违章，自己的注意力可以比以前放松了，甚至在关键时刻也可以不用踩刹车了，因为即使撞死了人也不用负什么责任嘛，紧急踩刹车没准还翻车使自己受到伤害呢，谁那么傻呢，危急的时候首先保护自己是人的本能嘛。这部法规会不会起到这样的暗示作用呢？我想我们完全有理由作上面的假设。也许这部法规的制定者们是从性善论的角度出发，将司机们都想象成君子了吧，但我们却实在无法将所有的司机都想像成谦谦君子。因此，在立法时，与其从性善论出发倒不如从性恶论出发，立法时做到先小人后君子。而且立法者在涉及到行人的生命健康权与车辆通行权取舍的重大问题上时，绝不能简单地单纯地从追求效率的经济学角度出发，为了保护车辆的通行权而漠视对行人生命健康权的保护。

无论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得出的结论证实这部法规的出台是多第的合理，但这种数学的技术的分析却始终无法回避一个问题——公平的问题。经济学不是万能的，如果没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和哀民生之多艰的那种悲天悯人的社会关怀，产生那种诸如著名的经济学家看不到当代中国失业严重的社会现实，反而大力倡导现在应鼓励人们在城里和乡下各有一套住宅，周末开车去乡间度假的那种不切实际的只有在富人俱乐部中才可听到的论调和虚浮的理论一点也不奇怪。有鉴于此，学者何清涟女士从一个社会学者的道义与良知出发一再呼吁将人类关怀引入到经济学研究领域。关注国计民生的经济学固然不能忽视社会关怀，作为以追求公平、正义为终极价值目标的法学则更应体现人性、人道与社会关怀。那么，两者结合产生的婴儿法律经济学又该如何呢？我想，作为法学与经济学结合的产物的法律经济学更应博采两家之长，而绝不能为数学而数学，为分析而分析，为数字和技巧所迷惑而陷入其中沦为数学和技术分析的奴仆最终忽略了作为社会科学应始终关注的社会关怀。

作者：高军，史学硕士，曾任出版社出版策划、晚报法制版记者、编辑、现任大学法学讲师、兼职律师

通信地址：广东省惠州市惠州学院政法系 邮编：516015

法律经济学与社会关怀(第2页)一文由www.xiexiebang.com搜集整理，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第四篇：《财经》杂志奖学金、《财经》法律经济学奖学金

《财经》杂志奖学金、《财经》法律经济学奖学金

项目申请细则

项目宗旨

*奖学金项目为公益目的，旨在以奖学金方式为全国优秀经济、法制新闻工作者提供深造机会。

申请人资格

《财经》杂志奖学金

* 年龄35岁以下，专业从事财经、金融领域报道的新闻从业人员。

* 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至少3年财经新闻报道经验。

* 具有较高外语水平（大学六级英语水平或同等水平以上优先）。

* 保证结业后回本单位继续从事新闻工作。

《财经》法律经济学奖学金

* 年龄35岁以下，专业从事法制民生、公共政策领域报道的新闻从业人员。* 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至少3年财经新闻报道经验。

* 具有较高外语水平（大学六级英语水平或同等水平以上优先）。

* 保证结业后回本单位继续从事新闻工作。

申请事项

申报材料：（每套必备）

* 一份个人履历简介（包括最高学历证书复印件、外语水平证书复印件）。* 一份申请人本人对新闻报道或经济学问题的短论。

* 一份参加本次高级研修班计划。

* 三篇新闻作品（包括：编辑版面、录音、录像带等）复印或复制件，其中可包括一篇因某种原因未能发表，但情况属实的作品。

1.编辑需提供组织采访报道的具体情况及新闻作品的社会反映。

2.记者需提供采访报道的具体情况及新闻作品的社会反映。

注：评委会保留索取原件权利

* 所在单位领导或人事部门出具的同意参加本次研修班的意见书。

* 由两位知名人士出具的个人推荐信（学术部门应由教授级以上人士出具，行政部门应由司局级以上人士出具，新闻界应由总编辑以上人士出具）。需在信封口处签字。

资助内容

所有课程的培训费用、往返交通（火车）费用、学习期间住宿费用、生活补贴。报名日期：2011年4月1日至2011年6月30日

开学日期：2011年9月1日

               详细资料索取： 北京市朝阳门外大街22号泛利大厦19层 《财经》杂志 邮编：100020详细情况请电话咨询或访问以下网站： 《财经》杂志 网址：http://.cn 联系人：李涵子 徐晨 于璐 报名电话：010-85650641、85657573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网址：http:// 联系人：陆静斐 培训内容咨询电话：010-62753784

第五篇：从法律经济学看我国法律改革

在国外，经济学大举“入侵”法学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经济学家从自己观察世界的独特视角出发，对法律作出深刻的经济分析，法律经济学由此诞生。

法律经济学提供了一套与传统法学

迥然不同的分析方法

法律经济学的产生基于两个前提条件：第一，法学与经济学在研究主题和价值观上有相当的共通性;第二，在分析方法上，经济学提供了一套分析人类行为完整的架构，而这套架构是传统法学所缺少的。传统主流的法学理论一直是法律的哲学，它的技术基础是对语言的分析。绝大多数法学家把实证研究想象成是对案件的分析，目的是力求法律解释的一致性。法律的经济分析是一个与传统法学思维不同的方向。

法律经济学讲什么?法律经济学是用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分析法律的形成、结构、效果、效率及发展的学科。从理论上讲，凡是理性的东西都是可以用经济分析的方法来加以分析和解释的。经济分析通过收益、成本的差额比较来确定最有效率的行为方式或制度模式。经济分析中的数量分析和行为理论的量化完全实现了理性的确定性要求。

归纳整个法律经济学理论，其核心在于，所有法律活动，包括一切立法和司法以及整个法律制度事实上是在发挥着分配稀缺资源的作用，因此，所有法律活动都要以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即效率最大化为目的，所有的法律活动都可以用经济的方法来分析和指导。

法律经济学还运用福利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博弈论及其他有关实证和规范方法，这些方法都以自己鲜明的特色使法律经济学充满生机。

均衡是法律经济学和中国法律改革的共同要求

均衡是个数学概念，借自于微积分理论。均衡指因为每一方都同时达到最大目标而趋于持久存在的相互作用形式。

有效率的法律制度是努力使法律供求趋向均衡。中国法律改革的目标就是要使法律制度和市场经济的供求之间从不均衡过渡到均衡，即我们要充分保证避免市场经济中法律服务严重短缺。这种均衡应当体现在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各个方面。

法律改革的实质是重新配置公权力和私权利资源，是一种制度的重新安排。当前，中国法律存在着的不均衡状态直接影响法治进程。从民商法看，民商法长期以来处于供给不足的状态，表现为民商法在质量、数量、体系化方面都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民商法体系不完善，基本法过于疏简，司法解释压过条文，立法内容有缺漏，落后于社会实践；从行政法看，行政法规过于泛化，强调涉及领域广、干预力度大，有些进入了它不应介入的领域，构成市场经济和法治的障碍，成为法律不均衡的主要根源。从当前市场经济需要的基本法律框架看，财产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自由企业制度所要求的有关企业法律、适应市场经济对政府要求的行政程序法、以及迁徙自由、结社自由等与市场经济相应的法律法规都亟待完善。法律经济学的应用和发展，将推进这种适应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的建立。

效率是法律经济学和中国法律改革的共同目标

效率是经济学所要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法律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是“效率”。效率应当是中国法律改革的主要目标。它的价值不仅仅因为它为我们认识和评价法律提供了新的观念、新的视角，更重要的是它使法律成为一种活生生的社会工程，把法律和当代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某些最基本方面联系在一起，并提供了一把新的打开法律社会工程之门的钥匙。

从司法实践看，同国外的法官办案效率相比，我们的法院办案效率是相对较低的，有相当比例的案件不能在法定期间内审结。

根据微观经济学理论，最佳效率是边际成本与边际效益处在相等的均衡点上。所以，效率目标的实现不能一味追求节省法律改革成本，导致成本投入不足，也不能一味加大投入法律改革成本，导致成本浪费。

法律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趋势

法律经济学已成为一个重要流派，一种国际法思潮的事实将改变中国传统法学的固有结构。法律经济学的发展将促进中国法律改革。

法律经济学原理和实证研究告诉我们，法律方法和经济方法虽有差异，但常常会得出相同的结论。就同一个法律规则而言，法学家维护的是公正，经济学家维护的是效率。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经济方法和法律方法常常是殊途同归。我们过去将公正作为法律的价值标准，今后，我们在坚持公正标准的同时，效率将成为法律改革的目标。

从法律经济学看我国法律改革一文由www.xiexiebang.com搜集整理，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