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的历史发展和现实观照(光明讲坛)

第一篇：汉字的历史发展和现实观照(光明讲坛)

汉字的历史发展和现实观照

■演讲人：李如龙 ■地点：厦门大学颂恩楼 ■时间：2014年11月10日

作者：李如龙 《 光明日报 》（2014年12月08日 16 版）

1936年生，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文学科评议组成员，福建省语言学会

会长。（李如龙提供）

编者按

从2004年11月，全球首家孔子学院挂牌至今已10年。经过10年发展，已在五大洲的126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475所孔子学院，它的成立和发展为汉语和我国文化的对外传播起到积极作用。此时，本版邀请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李如龙对汉字汉语的历史、发展及其优劣势进行了系统而深刻的分析，对今天的汉语学习和传播有现实意义。

汉字是世界文字中的奇迹

全世界的文字走过了表形、表意和表音的三个过程。大量的原始文字、古典文字，例如西亚的两河流域5000年前的楔形文字，后来大都被表音的字母文字取代了。在林林总总的世界文字之中，现在还留存的不采用字母来标音的古典文字 ——“意音文字”，只有汉字一种。

古老的汉字从定型的甲骨文算起，已经有3500年的历史，为什么它能够长盛不衰，至今还有强盛的生命力呢？从秦汉的“隶变”到现在，正如周有光先生所说，“汉字适合汉语，所以3000多年只有书体的外形变化，没有结构的性质变化”。一句话——汉字适合汉语，点出了这个奇迹的奥秘。

瑞典的汉学家高本汉早在90年前就说过：“这个文字是中国人精神创造力的产品，并不是从它族借来的；书体很美丽可爱，所以中国人常应用他为艺术的装饰品。而且学习起来也并不见得怎么繁难；只需熟悉了几百个的单体字，就得到了各种合体字里所包含的分子。”

如果说，周有光是精通世界文字发展史之后，对自己的文字有坚定的“自知之明”，高本汉便是深刻理解中国文化之后的“旁观者清”了。

许多欧洲人是冲着古老神奇的汉字来学习汉语和了解中国文化的，高本汉就是其中之一。他出生于1889年，1909在俄国学汉语，1911来西安，两年间调查20多种方言，1915年写成《中国音韵学研究》的博士论文并成为教授，他是最早、最成功的西方汉学家，他的博士论文指导着中国第一代语言学家创建了中国的现代语言学。法国教育部现任的汉语总督学白乐桑也是个汉语汉字迷。他1950年出生，1973年来北京留学。他说过，汉字是艺术，一见到它就被吸引住了，并且挥之不去。他认为学好汉字可以更快更好地学习汉语，编了一系列通过常用汉字学汉语的好教材，多年来成为欧洲最流行的汉语课本。

诚然，在外国人当中，也有些人鄙视汉字，认为中国人时至今日还在使用几千年前的汉字，是落后的“抱残守缺”的蠢事，有些人恐惧汉字，以为应该绕道走、不学汉字、直接学汉语才是聪明人。和他们相比较，高本汉和白乐桑是高明的学者，是真正的聪明人。

汉字是中华文化的瑰宝

自从汉字成了汉语的书面符号，一直是中华民族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从甲骨文所记录的商周编年史，毛公鼎的篆文所镌刻的嬴秦的历史，先秦诸子的论辩和散文，汉代的《史记》、《说文》，直到康乾盛世所刻的900卷、近五万首《全唐诗》和近八万卷的包括经史子集的《四库全书》，浩瀚的典籍集聚了一代又一代文化精英的思维逻辑和艺术创造。中国作为古典文献的大国，无论是数量或质量都无愧为上乘。汉字为缔造中华文化的圣殿立下了丰功伟绩。

汉字所以能够长盛不衰，它的生命力来自它的内部结构。汉字是形音义三位一体的结构体，在形音义之中，表意是它的主体功能。隶变之后字形稳定少变，占着大多数的形声字，表意的形旁相对准确，表音能力较差。稳定的形、义使它超越了标音能力的缺陷，尽管古今汉语和南北方言语音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还能“由文知义”，形成了“目治”的习惯。于是，隔代的人可以共享书面阅读，异地的人可以借助文字沟通。不同的民族虽有各自的语言，用汉字书写的书面语，都被大家尊为共同的文化载体。唐代之后的一千年间，《切韵》系韵书最为标准

音，通过“科举取士”普及全国，形成了文读的“字音”类别，使古今南北的字音差异保持着多多少少的对应，使操作不同口音的人都认同为统一的汉语。满族入关统治中国三百年，正是处在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转变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华文化达到鼎盛的时期，《四库全书》和《红楼梦》所标志的文言和白话也登上了顶峰。这就是各民族共同使用的汉字、就是多民族共同创造统一文化的最好见证。

统一的文字不但维系着统一的书面语和统一的民族文化，也使我们这个拥有数亿人口的大国能够经常保持着统一的局面，中国历史上虽然也有战乱和分裂的时候，但总是分久必合、分少合多。

汉字在它的青春时期，不但勤勤恳恳地为中华民族服务，还作为中华文明古国的友好大使，传播到东亚的许多邻国，形成了太平洋西岸的汉字文化圈。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向中国学习了一千年，先是直接学汉字、读四书五经，公元720年成书的《古事记》就是用文言文写的，750年创造了汉字笔画式的音标——假名，用汉字和假名拼音来书写日语。二战期间，曾有人提出要废除汉字，因为汉字已经用“音读”和“训读”的形式进入日语的血脉，废除不成，后来采取限用汉字的办法，规定了1945个汉字作为“当用汉字”。朝韩从公元372年起使用汉字，1444年也创制了汉字笔画式的谚文字母，直到1910年被日本吞并。1987年规定，小学只学谚文，中学才学1600个汉字。越南在汉代中叶之后纳入中国版图一千年，一直以汉字为正式文字。直到1945年才改用拼音。正是因为汉字以表意为主、不精确表音，所以才能够被不同语系的语言借用为文字符号。这种情况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几千年间，汉字的形体发生过甲、金、篆、隶、楷、草等字体的变化，在笔画的选择、结构的调整、繁简的变异上经过了不断的探索实践，不论是什么时代，也不论是什么字体，都创造了书法的艺术。历来的文人学士大多兼通诗文书画，和诗画融为一体的书法艺术，给后代留下了无数珍贵墨宝。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欧阳修、苏东坡、米芾等数不清的书法家，不但为华夏子孙耳熟能详，其作品，哪怕只是印刷品或拓片，千百年过去了，都还能受到许多外国朋友的喜爱和崇敬。汉字不但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不论在公众场合或是私家屋舍，还成为类似西方的绘画、雕塑的艺术陈列品，这在世界文字之林中也是极为罕见的。

凡此种种，都说明汉字确是中华文化不可多得的瑰宝。

汉字有生以来的传奇

汉字能够跨越数千年的历史空间而不衰，广泛传播于不同语系的诸多民族，并不是它具有什么神力，也不是靠着坚船利炮的压服而强加于人，而是靠着它有生以来的艰苦拼搏精神和使用不尽的睿智。

经过数十年来汉藏系诸语言的比较研究，一方面是汉语和藏缅语之间的同源词越来越多地被确认；另一方面的事实又说明了藏缅语和秦汉之后的汉语之间还明显存在许多重大的差别。例如，藏缅语有些还没有声调，大多有多样的复合辅

音、有形态变化，还有不少多音词。对于这两个方面的悖论，很多学者提出了新的设想：在甲骨文出现和定型的一千年间，汉语可能发生过一场类型的转变。《诗经》里有近四分之一的双音词（叠音词和联绵词），上古汉语人称代词还有“格”的差异（吾、女为主格，我、你为宾格），从汉字的谐声可以看到明显存在的复合辅音（dl-、kl-、pl-、hm-等），可能只有“平、入”两个声调（王力、黄侃的观点，若得到确证，也可以理解为韵尾的区别）。所有的这些，都很像是前上古时期旧有的语言类型的残存。自从汉字定型并成为汉语的书面符号之后，集形音义为一体的汉字成了单音词，成了上古汉语词汇占优势的主体，放弃了使用形态标志来区别语法意义的手段，复合辅音也消减了，为了增加音节容量以扩大单音词的别义能力，形成了“四声”的声调格局。上古汉语之所以成为“单音节的孤立语”，显然是汉字的“形音义融为一体”和“单字成词”的结果，这不就是汉字定型的近千年间所带来的类型变化吗？这样的理解，不但能够解释上古汉语到中古汉语的许多演变过程，也可以解开汉语和藏缅语之间的异同相悖之谜。这个假设若能得到确证，便说明了汉字一旦和汉语“联姻”，便主持了“家政”就像莽莽昆仑“横空出世”，便“搅得周天寒彻”，引起了汉语的一场类型变化，其结果也就是周有光所说的“汉字适合汉语”。

1926年，高本汉在瑞典发表的《中国语言学研究》就提出：“原始中国语也是富有双音缀或多音缀的文字，有些学者亦承认中国最古的文字形式中，还有这类的痕迹可寻···中国文字的刚瘠性、保守性，不容有形式上的变化，遂直接使古代造字者因势利导，只用一个简单固定的形体，以代替一个完全的意义。”90年的研究正在证实他的先见之明。

从商周到春秋战国的近千年间，为了书写更加简便，汉字的形体发生了一次又一次的重大变化：甲骨文采取的是简单的直笔、短笔，为的是适应在兽骨和龟甲上刻字的困难；钟鼎陶器模具上所刻的大篆、小篆，因为操作方便了，就不避繁复而追求美观；到了秦隶就又做了一次灵便的简化，这就为往后用毛笔书写楷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汉字的形音义一体化整合，绝大多数的单字也就成了单音词，实现了文字和语言的统合，上古汉语单音词成了词汇系统主体之后，立即又出现了新的问题：由于人类的发音器官是固定的共鸣器，发音能力和辨音能力都有一定的限度，任何语言的音节数大体上都只能有一千多个，但是，随着人的认知能力的提高，词汇不断增多，只用一千多个单音词来表达意义显然不够用，同音词越来越多，例如“其期旗棋麒骐琪亓祺淇芪綦岐歧萁祇”在上古音就都是平声、羣母、之韵的同音字。虽然增加了声调的区别，用一字多音、异读别义（骑马、坐骑，好人、好色，采取、采邑，堵塞、边塞，牛角、角色）可以缓解同音之困，但是，多音多义又带来了异体字的新问题。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同音字、多音多义字的问题，后来就兴起了双音合成词，“岐山、旗山，旗子、棋子，麒麟，淇水、神祇、黄芪、歧路、綦年、期间、其间”，这才为单音词的困惑解了围。

汉语的双音词是从春秋战国时期产生的，开始的时候主要是联合式和偏正式，秦汉之后又“融句法于词法”，采用造句法的动宾、动补和主谓等方式来组构合成词。双音合成词的发展不但彻底解决了单音词的同音、多音的问题，而且 7

开辟了扩展词汇更加宽广的道路。这是汉字适应汉语发展的另一次最为重大的突破性变革。

有了二字合成的新方法，汉语词汇开创的“书面语构词”成了一股洪流滚滚向前。历代的士大夫、文人，尤其是汉唐数百年间的诗人和散文家，沿着此道创造了无数优秀作品，既有按严密的逻辑积累起来的丰富词汇，也有用巧妙的艺术构思所创造的修辞手段。在语音方面还形成了二音节的“音步”，创造了平仄相从相间的韵律。正是这几个结构系列，不仅建造了汉语书面语词汇的完整体系，也构筑了千古不朽的古诗词和文言文。另一方面，唐宋以来，识字不多的劳苦大众在社会生活中也不断创造着各种通俗而生动的用语，也在用汉字记录着这些语词和表达手段，这就是中古时期逐渐发展起来的“白话”。宋元以来的数百年间，书面的文言和口头的白话，成了并行不悖的两股洪流，共同推进着汉语的发展。回顾了这样的过程，我们不难体会到：造成书口之别、文白之异的是汉字，后来这两大洪流的相互吸收、不断接近，也正是有赖于汉字从中所做的斡旋和沟通。

平心静气为汉字论衡

当汉字走过了三千年的历程，这位“老革命”在19世纪末遇到了新问题，受到一百年的围攻。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一跃成为东亚的强国。一百年前的一场海战，这个老学生教训起老朽的老师了。当时的一批先知先觉者愤然觉起，要求腐朽的王朝改良革新。他们看到十分之九的不识字的国民被关在政治门外，安分守己而任人宰割；想到自己十年寒窗的识字之苦，认为要振

兴教育以开发民智，发展科技以建设强国，就必须废除繁难的汉字，改用便捷的拼音。激进的鲁迅甚至喊出了“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口号。第一个“切音字”运动的先驱卢戆章就是厦门人，他闭门十年，研究出一套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的方案，名为《一目了然初阶》。之后的20年间，各地学者纷纷响应，提出的汉语拼音方案有28种之多。辛亥革命后的民国政府，于1918年制定了“注音字母”，算是有了第一个成果。五四之后的三十年间，汉字拼音化运动曾是国共两党的共有事业，延安称为“北方话拉丁字”，上海叫“国语罗马字”。新中国成立后，1958年国务院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并在全国各民族的义务教育中作为教学语文的基本工具。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经过充分讨论，决定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汉语罗马字拼写法的国际标准。1986年初，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的文件正式停止了“汉字拼音化”的提法。至此，汉语拼音运动画上了句号。

汉字不搞拼音化，不等于汉语拼音没有用。作为学习汉语、认识汉字，教学拼音绝对是一条坦途。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母语教育和对外汉语教育不断地在证实这个经验。中文信息处理中的汉字输入法，在经过“万码奔腾”之后也证明了拼音输入是最佳方案。在其他方面，还有许多汉语拼音的应用正在研究和开发。

然而汉字不要改为拼音文字，也不能说明汉字是完美无缺的。汉字字形繁杂、表音不力、字数太多，这是它三个天生的弱点。吸收历史经验，简化了一批特别繁难的字；确定3500个常用字以供基础教育之用，限定7000个通用字表等等，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它的繁难。

汉字不宜拼音化，最重要的原因是以下两条：第一，汉字有双重身份，它不但是汉语音节的记录符号，也是汉语的语素，认字并非为了读音，而是为了识词。正因为汉字以表意为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望文生义”，认得一个字，就可以识得一批词，掌握600个常用字，就可能读懂80%的文本。只会拼音、不认得汉字就不可能做到这一条。第二，由于表意汉字作为沟通的桥梁，古代的文言和现代的白话之间并不存在鸿沟，现代汉语的书面语、甚至口语中，除了使用了大量的文言成语之外，还随时可以引用文言语句，除了“三人行必有我师”“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一类常用典故之外，“诚如、愧对、疑虑、滞后、莫非、莫须有”等等常用书面语，也正是从文言来的，通过汉字去读写这类语词，比起通过拼音去掌握方便得多，这是一般的中国人共有的经验。

汉字真正的强大生命力，在于它和汉语已经相伴几千年，虽然曾经有矛盾、有调和，经过好多回合的磨合，已经达成了和谐。如果汉字不是表意的语素，仅仅是标音符号，就像一件外衣，说换就换，一点也不麻烦。不论是明代的利玛窦、清代的威妥玛所创造的拼写官话的方案、传教士为各地方言所设计的罗马字拼音，或者是中国人创造的各种拼音方案，前前后后怕是不下百种，哪一个不是说用就用、说改就改、说废就废！这就是最有力的反证。国外使用过汉字的，只有在日本因为通过“训读”作为日语的语素，至今还藕断丝连，保留着“当用汉字”，其他没有和当地语言深度结合的，就先后被放弃了。所有的这些，都是汉字不能实现拼音化的最有力证明。

做汉字的莫逆之交

汉字是中国人的老朋友，我们要善待它。

在思想方面，我们应该认识汉字的特征，分清其优点和缺陷；准确地评价它的价值，了解其贡献和局限，从而采取正确的态度。

汉字的基本特征是它的双重身份——这个形音义结成的立体化的统一体，既是标注音节的符号，也作为汉语的最小结构单位——语素。作为语素的字有两个特点。一是字可以组合成词，词语可以连接成句，通过字词句的组织就能实现表达和交际，而且组字成词和组词成句的规律是一致的、主要决定于字义和词义。因此，认字就可以同时识词、学话。中国儿童语文启蒙时学拼音、学写字、组词造句的训练，就是按照这个基本特征所组织的“形—音—义，字—词—句”的教程。世代中国人经过这个教程的训练，掌握母语的效率并不比外国人差。所以高本汉说：“学习起来也并不见得怎么繁难”。另一个特点是字数虽多，但字频差异大，加上汉语词汇以单音词为核心、双音词为基础，少数字形比较简单的高频字、高频词可以组成大量词语，生成各种句子。利用频度之差可以大大提高学习效率。白乐桑就是用“字本位”的理论，教常用字，从字形字义入手，联词学话，以少驭多，才获得成功的。双重身份是汉字的功能特征，相对而言，作为语素的优点多，作为音节符号则是缺点多。

再看看汉字的内部结构是如何优劣并存的。字的形音义三个方面中，字音虽然不能准确地标注一时一地之音，初学时确实不如拼音文字方便，但是字音归属于“音类”，而每个音类在古今汉语、南北方言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对应，中国人学习字音可以利用自己熟悉的母语音类进行类推，化难为易；字形方面是比较繁复，但是基本笔画并不多，除少数独体字外，都有声旁和形旁，多数部首可以有效帮助理解字义；字义方面，在中心义（主要义）、引申义、比喻义、边沿义之间总有一段逻辑联系。可见，各种特征也是优点和缺点并存的，因为汉字着重于表意，形音义结构特征中，音、形方面的缺点多些。

至于汉字的功过，我们也应该有一分为二的观点。历史上汉字是为传扬中国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在现代化、信息化、智能化的今天，字音难明、字形难记、字义难辨的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汉字在电脑上的实现，还有许多问题要研究解决。周有光先生说：“汉字既是古代文明的‘宝贝’，又是现代文明的‘包袱’。一旦认出了汉字既是‘宝贝’又是‘包袱’，再要肯定汉字只是‘宝贝’而不是‘包袱’也就非常困难了。”“历史永远是在矛盾中前进的。‘有古无今’、‘厚古薄今’是不成的。‘有今无古’、‘厚今薄古’也是不成的。唯一的前进道路是‘厚今而不薄古’。这就是认清汉字的两面性，使‘技术性’和‘艺术性’两个方面各得其所，在‘两难之间，去取‘中庸之道’前进”。

有了透彻的认识，自然就会有正确的态度。实事求是、不偏不倚，不一味颂扬，也不无端贬责。对于当前应用，我们应该发扬其长处，改善其不足，努力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

文字处理依赖计算机之后，汉字写不好、提笔忘字的现象多了，接着还会影响阅读。在现阶段，我们还是应该学好汉字，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许多负责任的老师正在想办法让孩子们写好汉字，这是很值得鼓励的。最近的“汉字听写大会”上那些年少的“汉字英雄”，是很令人鼓舞的，当然他们的老师也很是令人敬佩。

网络文化兴起之后，亿万人上网交际，为了快速，本来汉字就没有学好，或者是为了标新立异，就随心所欲地写“别字”，把“版主”写为“斑竹、班主、斑猪、办猪、板猪”，故意将“俊男美女”丑化为“菌男霉女”。也有按照读错的音写的：“这样子”写为“酱紫”，“尴尬”写作“监介”，“美国”写成“米国”（仿造日语的写法），“我们”写成“偶们”；还有用字母或数字谐音的：GG（哥哥）、MM（妹妹），886（拜拜了），1414（意思意思），甚至把“正在吃饭”写成“吃饭ing”。这类做法就有些离谱了，和网络上创造新词语是不同性质的。网络新词如果造得好，经过一段时间流行，被多数人认可之后，是会进入词典、成为规范的，例如“博客、粉丝、给力、土豪、山寨、拍砖、吐槽”。乱写别字则只会造成混乱，不利于语言文字的通行。

五六十年代使用语言文字比较重视规范，但是当时的认识有些片面性，对于语言文字在实践中变异和发展认识不足，贯彻各种规范时也比较生硬，缺乏灵活性。拨乱反正之后又有些过头，年轻学生图方便、爱随意，老师和编辑也懒得严格要求，所以灵便有余而规范不足。就像钟摆的原理一样，矫枉之后难免过正，情有可原。然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好好总结经验教训，制定合理的政策，采取有效的措施，使新时期的语言文字应用走上良性循环是很有必要的。

汉字目前还是海峡两岸、东南亚及全球华人正在使用的文字，由于历史上的分隔，在用字上存在一些差异。除了繁体简体的差异之外，还有一些异体字、古字、方言字的不同。在地球村的时代，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海内外华人的联系日益频繁，若能谋求当代汉字的“书同文”，对于华夏子孙的交往、对于文化的传承和经济的发展都会有很大的好处。如果从“繁简字的计算机转换”做起，可以考虑淘汰少量不合理的简化字，提倡并促进“识繁写简”和“识简写繁”，经过充分协商，淘汰异体字、统一译音字，限定不同级别的用字量，商定若干比较通行的方言字，经过学者讨论、媒体试行、征求群众意见，最后才确定公布改革方案。

中国经济实力的发展向全世界开辟了最广泛的市场，促进了世界经济和旅游业的繁荣，许多国家正在兴起新一轮的教学汉语的热潮。要让特异类型的汉语汉字能够便于外国朋友学习，还有大量的课题要做。为适用于不同国家、不同职业、不同年龄段的人的需要，要编制多样化的教材，试验不同的教法，要培训大量外国和中国的汉语教师。今天所讨论的汉语和汉字的关系所造成的许多和其他语言不同的特征，如何体现到教材和教学法中去，就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认真处理的总题目。

现代化、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的迅速发展，还会带来社会经济文化的深刻变化，现在还很难预料。语言文字的应用和社会上的各个层面都有紧密的联系，50年、100年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人际交往、人机对话会是什么样的情况，现在也还难以设想。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进步，一切文化现象总要有相应的变革，根据多年来的观察和思考，我预感到我们的老朋友——汉字，又面临着一场新的改革。

新世纪一开始，96岁高龄的周有光先生发表了《21世纪的华语和华文》，提出了新世纪应该精简字数和夹用拼音的改革。他说：“汉字难学难用，主要不在笔画繁，而在字数多”。“按照’汉字效用递减率’，最高频1000字的覆盖率是90%，以后每增加1400字提高覆盖率十分之一。利用常用字、淘汰罕用字，符合汉字规律。与其学多而不能用，不如学少而能用。21世纪将出现一种‘千字文’加拼音的‘基础华语’，作为学习华语的入门教材„„在21世纪的后期，讲究效率的华人将把一般出版物用字限制在3500常用字范围之内，实行字有定量，辅以拼音。”

周有光先生关于“中庸之道”的说法，让汉字的“技术性”和“艺术性”各得其所，很值得我们深思。汉字，历来“出生不报户口、死了户口不注销”，这种情况看来是应该有所改变了，否则真会使我们的后代接受不起这份宝贵而沉重的遗产。试想想，现代化的潮流滚滚向前，时间越来越宝贵，若能减少识字和阅读的时间，让青少年更快成长和全力拼搏，对于事业的发展和人才的成长都有重大的意义。为了精简汉字，可以先分级限量，把对外汉语教学和义务教育的不同 15

等级的用字、社会上不同行业的用字、人名用字、外国译名用字、编不同字典、词典的用字和阅读古籍的用字分别开来，供外国人用的基础课本最好只用三五百字，让一百个初学者尝到易学、有趣的甜头，留下七八十个继续学，该有多好！分别压缩不同领域的用字量，应该也能减少中文信息处理、人机对话、语音实验等方面的设计和操作的工作量。至于书法艺术，自然就不必限量了。各种用字定量经过试行、让大多数人体会到好处，经过调整之后再做认定，然后逐步推行，可能会减少阻力。夹用拼音也可以先做小规模的试验，例如外国的人地名，本来就是“有音无字”的，口语（包括方言）里的“纯音缀”、“拟声词”，硬去找个意义无关的字来写，不是更不好吗？

第二篇：人性、历史和现实

人性、历史和现实

人的本性是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区别两个概念：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规范分析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应该如何如何。实证分析则强调实际情况如何就是如何。有人主张人性本善。我就要问，人本来就是善的，还是我们要追求善？前者是实证的角度，后者则是规范的角度。从实证角度而言，人不是善的（假如人的本性是善的，世界便不是我们现在的样子了），但从规范角度而言，我们当然希望人性变成善的，只能说“人性本善”代表了我们一种美好的愿望。本文，我主要是立足于历史和现实进行的分析。所以，在阅读本文时，希望读者除了死记硬背了学校里的历史教科书外多少了解一些比较严谨客观的历史著作（如《史记》、《资治通鉴》或者当代没有被严重意识形态化的历史读物）中的历史故事，而且还能抛开书本用心切实感受人际间的利益冲突。

人不同于动物，在于人有相异于自然界比较独立的精神世界。所以人性不同于动物的本能，在于人性的可塑性很强，在不同的制度文化，不同的历史背景，甚至在不同的情境下，人可以表现出不同的“本性”。在专制社会普通百姓甘于臣民或奴隶般的生活，在现代民主国家主要是资本主义国家比如美国（社会主义宣扬的是“真实的”民主，但事实上已经存在过和依然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民主方面似乎做的并不是太好，我们的言论自由只限于歌颂而不能随便表达，而且在官员更替中普通成年公民根本接触不到选票）的公民往往比较敢于向政府喊出私利，并强求满足。而且，人性不是给定的，而是我们主观意志参与其构造的产物。也就是说，我们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选择自己的“本性”。但是人身上还是有一些基本的特性是很难甚至不可能改变的，比如那些很强烈的欲望。构成人心的比较强烈的欲望，主要有，对金钱和权利的欲望和性欲。前两者，是为了现实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不得不为之。性欲，从人类发展角度而言也是保存人自身的需要，而且出自人的本能，强烈持久且不宜很好满足。

一、生存下去的愿望。

生物都有保存自己的“倾向”，人也不例外。活着是人最基本的需求。当然，有的人主动选择去死，这要么是逼不得已，要么是精神幻灭，要么则出于精神冲动。逼不得已，乃是活不下去。精神幻灭，乃是精神上的混乱，是人所不愿，但终归发生的糟糕的结果。精神冲动则往往是精神受到了刺激，处于激越状态，要么难以保持长久而趋于平静，要么仅限于少数人“坚持毁灭自身”（这需要超人的勇气，不是一般人或曰正常人所能做的）。所以历史上的革命者和真正愿意为某种主义献身的人只是极少数，而绝大多数人在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甘于“苟活”的。美国的独立宣言也说，人民是甘于忍受而不是愿意反抗的，除非万不得已，独立并不是北美十三个殖民地人民的选择。

要活着，也就意味着，我不能随便死去，我有自己的生命和欲望需要照看，也就意味着，我不是谁的附属物，我有自己的独立意志。我的一切行为需以我活着为前提进行。我要活着，就必须掌握一定的资源，也就是说，活着就意味着，我不可能大公无私。什么是大公无私呢？就是奉献一切。大公无私，奉献全部的结果只能是自我的消灭，因为你没有了生存的资源，而这并不符合人的现实本性。

二、欲望不可灭，只可合理引导。

人生而有欲，而且只要活着，就不可能摆脱欲望。对于欲望，从规范角度去看，儒家文化讲究“克己复礼”，要求限制；佛家以“空”言之，采取回避的态度。这都是对待欲望的消极态度，但实际情况如何呢？一切人类史，无不充斥着勾心斗角，你死我活的争夺的背后，都是欲望的驱使。就近譬喻，日常和人相处中，无处不在的江湖，便是人心各异，各有所欲的明证。人要活着，就必须有所索取，否则，生命便无法继续。

从历史角度而言，要让人保持“克己”的状态很难。欲望具有自我膨胀的倾向。欲望只可被压制，而不可能永远被严格控制。人并非完全理性，所以并不可能时时预计到纵欲的后果，即使预计到了也未必管控的住。而且，人的理性常常成为了欲望的“帮凶”。聪明的人往往只是掌握了更好的满足欲望的方式，而不是更聪明的预计到纵欲的后果并且能够很好的控制自己。

人心各异，个人皆有实现自身欲望的渴望。人心常不齐，根本原因也在于人的欲望各异。每个人无论聪明或愚笨，都会尽己所能的满足自身欲望，甚至会为了眼前的“金钱，权利，色诱”铤而走险。我这里分析的只是事实，而不是倡导人要这么做。我只是试图揭示人的本来面目。

限制人的欲望，常常不是人的自愿行为，更多情况下是被迫的，或者是自己理性管控的结果。一旦条件，发生变化，“理性的人”往往会试图采取一切措施满足自身的欲望。既然限制人的欲望不是出自人的本性，那么，限制便需要一些条件。我愿称之为成本，即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而限制一部分人的欲望所必需付出的东西。当限制人的成本过高或者没有给

予被限制者足够的补偿之时，对欲望的限制便只能以失败告终。例如，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在面包与理想、在富裕生活与坚持普遍贫困的平等主义的道德迷梦间，我们最终选择了改革。

三、对于传统文化的两点批评

限制自己的欲望

中国传统文化的很大部分是倡导人要克制自己的欲望，把欲望当成很坏的东西，视之为恶魔。总是鼓励人都去做圣人，要无私奉献。这实际上是违背人本性的。克制自己的欲望，不是人本身的欲望。那只是一定条件下的选择。所以，中国古代的绝大多数官员和书生都是伪君子。满口仁义，一肚子脏水。现在动不动就“为人民服务的”也没几个是出自本心的。

限制别人的欲望

我们的文化里上级对下级、官员对百姓总是扮演着卫道者的角色。仁义道德从他们的口中喊出，其目的在于限制别人的欲望。而自下而上的限制往往是比较少的。所以，动不动就指责别人不仗义、不规矩，就显得自己在道德上很高尚了。

应当说，欲望本身不是什么坏事，甚至欲望的满足本身就是幸福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欲望的打压并不符合人性，甚至常常不利于幸福的获取。所以正确的做法是疏导。也就是说不以限制为目的，而是对其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创造条件对其满足，只是防止它侵害别人就好。

所以，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的组织或个人(人都想别人对自己好，可是一味对别人好不是人的自然需求。那些宣称无私奉献的人和组织常常拿走了更多或一切，而且还编造谎言，说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都是他们赐予的，比如时常宣称为民做主的中国古代历代帝王也包括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必须意识到，要让别人为我们服务，我们只能有所付出。没有付出便不会有回报，如果那些宣称为我们奉献的人表面上什么都不要，那么我们就需对其动机保持警惕。而且，我们千万不能因为别人为我们付出一切的承诺而把自己的一切给别人或任何组织，赋予他们无上的权利，因为人并不是出于自然需要而去奉献的，如果其权利不受限制，那么它在暗地里必然会拿走的更多。如果一个人可以以光明正大的方式满足其欲望，干嘛要说自己是为别人而活着的呢？而且那些把自己说的无比伟大正确的人和组织真正希望得到的往往是不受约束的权力，不管它是因为贪婪还是因为对某种主义的狂热信仰，而历史已经证明集权专制的结果只能是对民众更大的伤害。

限制欲望是需要条件的。当一个人或组织无所不能之时，其欲望也必定是可怕的。因为它无所畏惧。如果它是撒旦，那么它便会毁灭一切如希特勒；如果它自诩为救世主，那么它便会自认为“高大全”，听不进民声并在道德的标杆下强奸民意。所以，如何保证一个人或组织是为人民服务的呢？（我这里不说全心全意，乃因为我已经揭示了它的虚伪性）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控制它，让它不敢不为人民服务。

四、由人性来看历史和现实

人类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天生为别人服务的人或组织。恰恰相反，那些鱼肉百姓，寡廉鲜耻，满口仁义的伪君子比比皆是。专制国家的君主，总是号称是为人民做主的;而民主国家的人民总是懂得，那些搞政治的人不是坏蛋就是野心家，而他们不得不为他们服务的理由很简单：他必须这么

做，否则他必须下台。

不过，我们可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官员都是社会主义的斗士，他们可都是无私无欲的人。所以，我们尽管相信他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就好。毕竟，西方的民主制度是建立在分权制衡基础上的，那是因为他们从历史的角度看人性，对人性持比较悲观的态度，相信人本身是自私的，所以执政党是要在宪法的制约下行动的，president会作恶所以时不时的要弹劾几个如里根和克林顿。而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虽然我们有漫长的封建史，统治者善于用仁义道德美化自己麻痹百姓，但新中国可不一样。我们是全新的制度，我们的人民都是以集体利益为重的，我们的绝大多数党员更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你看多好啊。要什么president选举呢？多浪费钱哈！人大，政协，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很多余的，有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党，搞那么多形式干嘛？只要百姓相信党，党就可以带领人民缔造人间天国，这绝对不是乌托邦，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别的优越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相信人是可以变得无私的，而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几千万党员都已经做到了。尽管历史上和现实世界里人性所表现的不是这样，但有伟大正确的党的带领，在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感召下，在先进思想的指引下，有什么目标不能实现呢？

我们对人性是积极乐观的（规范的角度），所以我们必将走向光明的未来。哈哈。

第三篇：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和现实依据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问：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和现实依据。

答：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实践，是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和现实依据。

（1）时代背景：时代主题的转换。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

（2）历史前提：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的历史经验总结。

（3）现实根据：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实践。

（4）理论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邓小平理论产生的理论基础。

第四篇：经济低碳发展符合新常态(光明讲坛)

经济低碳发展符合新常态

演讲人：厉以宁 地点：北京大学阿里巴巴报告厅 时间：二○一四年十二月十九

日

作者：厉以宁 《 光明日报 》（2014年12月29日 16 版）

厉以宁：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著名经济学家，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1955年毕业后留校工作任教至今。

通俗，深刻，优雅，这是我对优秀的科普读物的理解。通俗，强调的是可接受性，这就要突出读者所关切的问题，从“读者逻辑”而不是“作者逻辑”去提出问题、分析问题，与读者一起思考和探索问题。深刻，强调的是思想启迪。这就要突出作品的专业性，把概念、范畴作为人类认识的“阶梯”和“支撑点”，从“理论研究”而不是“现象描述”去分析问题，引导读者感受理论的魅力。优雅，强调的是精神享受，这就要求作品生动活泼，从容淡定，循循善诱，转识成智，使读者在阅读中激发理论兴趣，拓宽理论视野，撞击理论思维，提升理论境界。——孙正聿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高质量的人文社会科学的普及读物是很不容易写的，“深入浅出”要求撰写者有精深的专业知识，又有很好的逻辑和文学修养，还要有多年撰写普及读物的经验积累。

我是一个对写普及读物有浓厚兴趣的人，我自己以及和朋友们一起写了几本，其中的甘苦我心里有数。有的已出版多年，至今还有读者。每逢这些读物要出版，我心情舒畅，这表明我们写的普及读物有读者，而且有耐力去经受时间的考验。1 今后，只要我还有精力，我会继续写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普及读物，而且用心去写，因为这是我的学术旨归，也是我的乐趣所在。——张岂之 西北大学名誉校长、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

觉得我们应当提倡学术，大家参与写作社会民众喜读爱看的通俗小书。道理很简单，阳春白雪，各有所值，科学知识只有为民众所掌握，才能成为发展社会经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国家民主法治的强大动力。我正在写作《趣读刑事诉讼法》一书，尝试对有小宪法之称的刑事诉讼法进行简明、有趣的诠释，为普法尽绵薄之力。

——陈光中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编者按

2012年起，教育部设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普及读物项目，一批名家大师，将深厚的理论积淀化为通俗的阐释语言，撰写了一系列兼具科学性和可读性的社科普及读物。日前，教育部社科司和光明日报教育部在北京大学共同举办“大家写小书 名师大讲堂”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暨光明讲坛走进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厉以宁教授作演讲。

经济低碳化的背景和内涵

1972年，罗马俱乐部就发表了“增长的极限”这个重要的报告，在报告里，对工业化进行了反思，认为环境污染会对人类未来造成威胁。从这以后，全世界 各国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生物学家，还有气象学家等等，都感到环境治理问题非常重要。

1992年，在巴西召开的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上，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为什么提出这个概念？专家们感到，如果照现在的方式走下去，我们将来会遇到能源的枯竭、环境的破坏，甚至人类的生存都有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专家们感到气候的变化是重要的。明确提出了要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把控制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上升作为国际共同的义务和责任，政府要管这件事。这样，低碳化就正式写入各国经济发展的纲领之中。这意味着环境治理的理念从此发生了变化。

1992年以前，人们也注意到环境的污染和环境的治理。但当时主要是治理排的废水不能有毒，排放的废气不能有毒，丢弃的废渣也不能有毒。有毒是危害人的健康的，可能致死。但是，从1992年讨论世界气候变化的时候开始，即使排放的气体没有毒，比如二氧化碳，也不能过度排放。为什么呢？因为二氧化碳造成的第一个严重结果，就是全世界气候变暖了。全世界气候变暖以后，北极南极的冰山都化了，怎么办？海平面就会逐步上升。海平面逐步上升，有些岛国将不能存在了，很多国家的沿海都会淹了，这是第一个反应。

第二个反应是，气候变暖后，我们还不能预料将来会有什么样的病毒出现，因为新病毒的产生可能是和气候变化直接联系在一起。

还有各个国家内部又会怎样呢？比如中国天山、昆仑山、祁连山都有积雪，假如这些积雪越来越少，融化了，中国又会遇到什么样的结果呢？谁都不能预料。所以经济低碳化就成为人们共同关注的问题。

2009年八国集团峰会上提出，到2050年，全世界温室气体排放至少应减少50%。这意味着经济低碳化的时代已经来临。经济低碳化的内涵两个方面是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是相互配合的。一个方面是低排放，包括二氧化碳在内；另一个方面，经济要能可持续发展。这两方面的目标（低排放和可持续发展）是不可分的，只片面的强调其中一面，都不符合经济低碳的要求。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将来应该零增长，因为只要有增长，排放就会存在，就会有危害。这没有被大多数经济学家所赞同，因为人口在增加，零增长是不现实的。最后归结为一条，这就是寓经济低碳化于经济持续增长之中：既有持续增长，又在持续增长中实现低碳化。

经济低碳化的决策，对中国尤为重要。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经济的高碳化是严重的，20世纪90年代就引起全世界注意。从1990年到2010年，中国的温室气体和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是逐年上升的，而且从2010年起，不论是碳排放的总量，还是人均碳排放的量，都在上升，2010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世界第一。这可不是一件光荣的事。这也表明了经济低碳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应该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这样三个发展。

回收利用也是绿色增长

经济低碳化是同绿色增长适应的。什么是绿色增长呢？绿色增长是指无污染的增长，无论对工业、农业、服务业来说，都应该是清洁生产，废水、废气、废渣，其中可以净化的，成为可以再利用的，就利用。垃圾回收利用，也是绿色增长的重要内容。

绿色增长该怎么看？第一、清洁生产。第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第三、物资要回收，回收符合循环经济，也符合绿色经济。关于废品的回收，有一个重要的概念需要澄清：从事物资回收行业同生产部门没有区别，他们这些工作人员和生产工人一样，都在创造财富。

如果没有废纸的回收和利用，全国一年要多砍多少树？怎么满足日益增长的对纸张的需求呢？如果没有破铜烂铁的回收，全国一年要进口多少金属？否则就不能够满足对金属的需求。所以，传统的概念，把他们看成是捡垃圾的，实际上，物资回收者和生产工人同样重要。还有就是上饭馆吃饭，上小摊子上吃饭，做饭做菜的是食品加工者，如果他们有工厂，饭菜能卖，卖盖饭，那不是跟食品工厂 5 一样吗？同样他们都是食品生产工人，只不过食品生产工人的产品是在商店里卖，他们是在自己饭馆、小摊上卖。

什么叫绿色GDP？如果生产过程中所排放的是没有经过净化的污水、废气、废渣，一旦排放出去以后，还需要进行再处理，再回收。在计算GDP的时候，因为有废水要重新处理，应该从增长的GDP中扣除这一块。简要地说，绿色GDP就是扣除了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扣除了环境治理的费用以后，剩下的才是真正的GDP。

我们应该有一个低碳的产业结构。低碳的产业结构关系到绿色增长和绿色GDP能否实现的问题。中国要建立一个低碳的产业结构体系，仍然是有待于完成的任务。关键问题是，中国低碳技术的创新是严重不足的。有四个原因：

第一、缺乏低碳技术创新的主体。低碳技术创新得有个市场主体，主体是谁？是政府还是企业？应该是自主经营的企业。但现在专门研究开发低碳技术创新的企业很少。政府也起作用，但是政府工作重在规范、引领、扶植和监督。

第二、中国的低碳结构之所以难以形成，还由于知识产权制度不健全。企业的创新技术动不动就被偷窃了、假冒了，这是企业界感到最头痛的问题。如果不治理整顿，中国的低碳技术创新很难有出路。第三、低碳的科研人才、技术人才、管理人才都严重不足。这怎么办？必须加快培养人才。低碳人才是哪个系培养出来的？没有专门的搞低碳的技术和管理的院系。所以说这方面的人才需要培训来培养。

第四、重视低碳经济的研究和开发，并需要有适宜的制度条件，这将在改革中实现。我们现在经常谈红利，其实所有的红利都是潜在的，潜在的红利需要我们去发现它、挖掘它，让红利变为现实。低碳带来的红利是具体的：环境清洁了、身体健康了、疾病减少了、社会和谐了，这都是红利，正等待我们去发掘它，这是我们遇到的一个新问题。我们要懂得，低碳会带来红利。社会和谐，怎么讲？一个工厂天天有噪音，天天排废气，老百姓就骂你，想办法抵制你，甚至发生肢体冲突。这反映了社会的不和谐。所以加强环境治理是促进社会和谐的。

中国不仅需要低碳结构的调整，而且需要产业升级。低碳的结构调整实际包含了三个内容。第一、关停一批高碳排放的企业。造成污染的工厂，要多渠道解决下岗工人的安排，这就是地方政府遇到的一个矛盾。它们往往明停暗不停，你来检查，我就打开环保设施；你不来检查，我就不开了，因为费电，因为成本高。

第二、新建企业中采用低碳技术是一个必要的条件，要牢牢把好这个关。

第三、现有的企业中，如果发现它的产品被购买者消费后会增加碳排放，应该停止生产这部分产品，其他产品照常生产。

还有，降低碳排放最好把产业结构调整，同产业升级结合在一起，这是重要任务。现在老说，沿海成本太高，沿海的工厂可以向外迁徙或向内地迁徙。首先讲向外迁徙，在中国因有污染，不让办了，迁到东南亚去办厂，东南亚那里也是有人居住的，全世界碳排放的总量一样增加。迁厂不应是简单的位移，简单的位移还是污染。所以应该鼓励在产业转移过程中实现产业的升级。

在低碳化过程当中，结构问题比GDP总量问题更重要。2010年我在日本东京、大阪两个地方考察，中国大使馆的一位参赞一路陪我。他说，从外表上看，他在东京工作了几年，城市规模没大变化，十年前东京规模就这样，可是你走进每个家庭去看，家内的装备全变了。家里厨房是智能化的，卧室是智能化的，卫生间也智能化了，又节能，又低排放。它的工业已发展到这个水平，我们和日本比，还有一段距离。别看我们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了，但是论结构，比如低碳的结构方面、设备制造的结构方面仍不如日本，所以还需要努力赶上。

农、牧、林、渔业的低碳化

这些都属于第一产业，过去我们想到的低碳化是第二产业的事情。实际上，第一产业有严重的碳排放问题。为什么？以农业来说，农业普遍是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低效益。这种农业生产模式如果不改，中国不能成为一个先进的农业国。应该怎么做？现在中国农业的碳排放居高不下，大概是有8000万吨/年。

走向低碳化，农业方面的措施有以下五个措施：第一、减少化肥使用。第二、农业走规模化经营道路。第三、农业废弃物转化为有用的物资。第四、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入，特别是水利工程。第五、农业中土地的利用不足。

土地确权主要是：怎样让农民对承包地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宅基地房屋的产权三权明确，三证到手，农民就心定了，就会安心生产，扩大养殖业，种植业。将来谁来种田？过去一直担心这一点，农村年轻人都走了，剩下一些老弱病残，农业还能搞好吗？现在情况变了。在浙江考察，我们发现土地确权以后，农民的三权三证到手了，外出的年轻人回来了，不外出打工了。打工成本太高了，如路费、和家人长期分居。回来了，学农业知识，办好家庭农场。现在有一个新的趋势，就是农民办家庭农场。此外，农业合作社也兴旺起来了。

紧接着，农业技术下乡了，农业资本下乡了，企业进入农村。我们可以预料，农业低碳化在今后的农业发展过程中会逐渐被重视。现在，秸秆回收送到发电厂，代替煤。秸秆粉碎后还可以做原料，这是一项新的技术。

牧业和草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牧业当前的问题是什么：第一、牧业的废弃物实际上是造成污染的重要方面。牛羊遍地拉屎，这就是污染。另外，这会把水源污染了。人畜饮水困难。还有，中国内蒙古有大片牧场，但草的质量是不行的。那里的牧草，蛋白质含量低。牧主干吗要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在牛奶 9 里？为了提高蛋白质含量，根源在于草的质量低。所以，现在大规模的改造草业，以便振兴牧业。

第二、如果草的质量提高，牛羊吃了，奶的蛋白质含量会上升。另外，改良后的牧草应当无公害，不会有昆虫寄生在草上。改良后的牧草还是节水型的。现在内蒙古的草业，正在实施牧场改造。最近草业公司在北京发展，准备把改良后的草推广到城市，因为城市的草地现在都是从国外进口的，这种草耗费水，不适合中国的国情，而中国城市缺水。还有，外国生产的草会带来病虫害，这也是很大的问题。所以，要培育出一种新的适合中国城市的草，除城市绿地采用改良后的草以外，也在高尔夫球场推广，高尔夫球场耗水量太大了。这些都有助于走向低碳化。

中国草地的面积占世界第二位，培育新草种十分重要。中国天然草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大体上占中国碳排放量的一半。可见，草场不改造，是一个大问题。

关于林业，需要仔细讲一下，因为这是中国当代改革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国有林场改革是困难问题，正在探索之中。

我最近带队到黑龙江调研，大兴安岭、小兴安岭都去了，在那里看到，大体上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模式就是按照国家保护区、国家森林公园的模式。国家森 10 林公园，改制后作为企业，可以上市。有林地可以折算为股权，但国有林业股权是非流动的，如果流动，国有林地股权可能易手。

第二种模式，工业承包。承包者可以是森林工业集团，或者是其他的工业集团。承包者与国有林业部门订立林地承包合同，每年交多少承包费，租赁多少年，多少年以后再重订合同。根据合同，承包者应履行森林保护的职责。

第三种模式，一场两制。这是指一个林场有两种体制，一是公有林场，另一部分职工个人承包，承包的职工可以林下养殖，林下种蘑菇等等，有一定的收入。

渔业区主要是应该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禁渔期，禁渔期是不能改动的。

低碳技术创新和能源低碳化

中国要推进低碳化，一定要技术创新。低碳的技术创新大体上分三类。第一类能源替代技术，就是用非化石的燃料替代化石燃料，用低碳的化石原料代替高碳排放的化石燃料。第二类，节能技术。通过技术进步，能够节能减排。第三类，固碳技术，或称碳隔离技术，即通过物理或者生物的手段，把碳固定了，减少排放量。

从目标上说，能源的低碳化，会导致能源结构的改变。中国现在的能源结构不合理，所以低碳化首先要节省能源。而且中国现在的能源以化石燃料的能源为主。大体上，目前中国的能源结构是这样的：煤炭占68.7%，石油占21.2%，这两个加起来就将近90%了。所以，中国的能源结构实际上极大部分依赖化石燃料。中国的新能源开发潜力很大，但投资是不足的。国家如果不制定优惠，新能源的开发很可能缺少动力，因为这种企业成本高，不赚钱。

中国今后的能源结构应该怎样调整？首先，看一下历史。人类使用的能源已经经过两次大转型了。蒸汽机的广泛使用是能源的第一次转变；能源的第二次转变在20世纪初，以石油代替煤炭，并主要用石油发电。目前正处在第三次转型，第三次转型就是用清洁能源，包括太阳能、风能、潮汐能、可燃冰等，这些都是新能源。但是，最有前途的新能源是什么？是核电。核电是没有二氧化碳排放的，污染最小，它稳定，不像太阳能，也不像潮汐能、风能。

在西方国家，2006年统计，法国核电占全国发电量78.5%，法国基本都是用核电。瑞士55%，瑞典46%，德国31%，日本30.8%。中国的统计是，2012年中国核发电量只占全国总发电量的1.97%。这么干净的，这么可靠的能源在中国利用率这么低，这是不正常的。国际上都认为核能是安全的，只要选址得当，设计完善，管理严格，环保到位，可以安全生产。所以，中国现在正在考虑重新启动核能、核电。同时，要普及核电的知识，妥善选址。

消费方式和城市生活低碳化

不仅生产方式需要低碳化，消费方式也要低碳化。消费方式低碳化，首先是改变人们旧的饮食习惯。比如以青蛙作为食物，任意捕杀，就不利于稻田防止虫害，增加了碳排放。还有大量捕杀蛇类做菜肴，也不利于生态的平衡。所以，应当推广的消费方式是以保护生态为原则、低碳原则、饮食文明的原则。

城市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汽车日益增多，排放废气严重。要鼓励使用新能源汽车，政策必须配套。有的用户反映，装了新能源汽车，没有地方加气充电。加气和充电，要设法及早解决。还有的地方，尤其是农村和小镇，生产鞭炮，放鞭炮不受限制，这都是造成污染的。

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把金融交易运用到低碳化领域中。碳交易，是一个什么概念？碳交易概念来自2005年欧盟建立碳排放交易体系后发展起来的。碳排放权成为一个新的金融产品，碳交易金融市场就成立了。我们到黑龙江去考察，黑龙江最大的财富，不是现在的森林，也不是林场里种蘑菇和木耳，而是碳排放的交易。对中国的国营农场来讲，它是有重要意义的，大兴安岭这么多树，每年碳排放少，固碳技术不让多排放，这样，碳交易的潜力就很大。

所以，要发展林区，把碳交易做好，少排放，排放权可以转让给那些超标的国家、超标的城市。碳交易无论在香港，无论在国内，或者在城镇间开展，都是一种优势。

在碳交易方面，我们的研发工作还要进一步开展起来。有一个技术问题，即怎样测定究竟有多少碳排放的指标，这方面还有许多新问题需要深入探讨。

在经济低碳化道路上继续前进

中国在实行低碳化方面是有优势的。尽管我们的压力很大，但制度的优势是我们最大的优势。就当前中国经济而言，超高速增长的年代结束了，“新常态”出现了，这是有利于经济低碳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新常态”，首先是抛弃超高速增长的做法，超高速增长有五大弊端。第一、资源过快损耗；第二、生态破坏；第三、低效率，你要求速度快，速度上去了，效率低了。第四、产能过剩，或者叫盲目投资引起的产能过剩。以上四个弊端已经够严重了。但更严重的是第五个弊端，即错过了最佳的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时期。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美国、法国、德国，包括日本，都在加快国内的技术创新步伐，而中国是维持超高速增长。国外有华人经济学家好心地说，你们经济那么高速增长，要吃亏。我们增长率下来了，明年可能是7%。即使以后几年是6%，还是中高速增长。总之，要符合经济规律，加快结构调整。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自主创新，包括低碳化任务的实现，这才是当务之急。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改的，就是我们的经济增长目标一直是硬指标、刚性指标，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央五年规划，经济增长率定在8%，就必须是8%。地方人大通过了经济增长指标，就照这个指标办，而不管完成指标会出现产能过剩、污染严重等资源消费过快等问题。这个要改。

全世界大国中，现在没有一个国家是用硬指标的，都改软指标、弹性指标，就是可以有伸缩性的。也就是预测值。比如，预测今年经济增长可能7.2%，但这不是硬指标。每个季度根据情况可以调整，看看不行，改为7.1%，不行，到下半年改到7.0％了，没有压力。中国也应该改。经济如果硬要完成刚性指标，代价可能是质量低下，结构失调。要知道，6%到7%增速率，都是中高速。

宏观经济调控方式要改。一方面，宏观调控应该增加一个指标：经济低碳化。宏观经济调控通常有四个目标：第一、充分就业；第二、物价基本稳定；第三、经济持续增长；第四、国际收支平衡。最近几年，根据中国的经验，一定要增加第五指标，经济低碳化。因为经济低碳化同样是关系全局的，是关系到老百姓的幸福的，是关系人们的健康的，关系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如果能够把经济低碳化列为第五个指标，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将来会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另一方面，就上述四个指标来说，应该以微调、预调为主，不要动不动就大起大落，大升大降，大摇大摆。不能过度依赖宏观经济调控。在国际上叫“宏观调控依赖症”，什么都要靠宏观调控，结果是经济大幅度起降。在实际工作中，在“新常态”中，我们主要管好两个指标：一个是失业率，二是通货膨胀率。根据中国近年来的经验，失业率4%到5%，是社会可以承受的。目前把失业率控制在这个区间内就行了。通货膨胀率目前控制在3%到4%就行了，控制这两个指标，都以微调，预调为主。这样，“新常态”就可能维持。

另外，中国要实现低碳化，公众的参与、全民的投入，同样重要。我们如果都能够注意这个问题，比如消费方式的转变，保持健康的、良好的消费和饮食习惯，这需要大家来做。再如，一定要注意环境卫生，要靠公众的参与。另外，仅有政府规划不行，还要有监督。为了实现低碳化，要让更多的优秀人才进入环保领域、低碳化领域，做研究，从事管理。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并不是专门研究环保的，研究低碳化的，但我们接受了相关的国家课题，组织师生研究低碳和中国的就业问题，低碳和中国物价稳定问题，低碳和中国的持续增长问题，低碳和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问题，低碳和城镇化的问题。北京大学是多学科的，我们也建议：第一、在研究生的研究方向中，应加入环保内容，加入低碳内容，要培养专门研究这方面的研究生。第二、应该动员各个系、各个人文学科，自然学科、工学科，医学科，承担国家有关低碳化的课题。第三、正如这套丛书所讲的，我们希望更多的专家能够写成小书来推广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一些知识，普及我们所学到的东西。我相信，这对整个国家是有利的。

对此内容感兴趣的读者可通过公众微信号报名并注明通信地址，前30名可得到厉以宁著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经济低碳化》一书。

第五篇：晚明社会转型的历史思考(光明讲坛)

晚明社会转型的历史思考

作者：商传 《光明日报》（2015年11月12日 11版）

演讲人：商 传

演讲地点：浙江义乌商城讲坛 演讲时间：2015年10月

商传，1945年生，河北保定清苑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会长。从事明史、社会史文化研究。1993年获国务院政府津贴。主要著作有《永乐皇帝》《明代文化史》《走进晚明》及论文《明初商屯质疑》《关于明代民屯的几个问题》《〈明太祖实录〉三修本评价问题》等，参与并主持《中国历史大辞典》（明史卷），《中国通史》（明史卷）等工作，主编《明文化丛书》，并撰写其中《明朝文化概论》。

晚明社会转型最终伴随着明朝的灭亡而结束了，中国从此失去了一次与世界同步发展的机会，给我们留下太多的历史遗憾。回首明朝灭亡的那幕“天崩地裂”的悲剧，究竟谁应该对这一切负责呢？是张居正，还是万历皇帝？或者是东林党与阉党？抑或是那个时代从上至下的每一个人？这才是我们今天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一个无法改变的规律是改朝换代。每个朝代，长不过三百年，短不过数十年，便都灭亡了。自秦统一中国开始，每一个朝代都有它的建立与灭亡，即“初”与“末”。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去读历史，就会发现，在中国历史上有三个朝代，不仅有“末”，还有一个时段被定义为“晚”，这三个时段即晚唐、晚明和晚清。

“晚”与“末”的不同之处，我认为主要有三点：一是“晚”的时段相对“末”要长些，一般都尚有数十年时间的延续；二是被称为“晚”的时代，虽然出现颓势，但是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却十分繁荣；三是“晚”的时代，一般都具有社会变迁的特点。

被误读的晚明

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晚”的时代中，晚明最具特色。因为晚明发生了中国历史上一次没有外来干预下的自身的社会转型。

今天大多数学者认同晚明时代始于万历时期，此距明亡，尚有大约七十余年，时间虽然不算长，却演绎了中国历史上最多彩的一幕。从传统观点看来，晚明时代是伴随着神宗万历皇帝的荒怠开始的，明朝的种种政治与社会的弊端，尽显现于此时。而且历来有这样一种说法：明亡于万历、天启，而非亡于崇祯。也就是说，明朝自万历时起，其虽未亡，而亡势已定。

万历朝虽然社会矛盾复杂，社会问题繁多，但即谓之为明亡之始，则是只看到表面的现象，是对于晚明历史实质不甚了解的误读，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五个主要原因：1.清朝统治者为说明取代明朝的合理性，刻意夸大明朝的失误。2.明亡以后，明朝的遗民纷纷找寻明亡的原因，同时对晚明的政治与社会风气多有批评。3.清及以后的史家，在论及晚明的时候常常会与太祖、太宗时代相比，2 因此会认为晚明国势日颓。4.过去对于历史的研究，一般重于政治史研究，忽视了晚明在经济、思想、文化及社会模式等方面的发展。5.对晚明发生社会转型的变化实质不了解。

晚明时代最主要的特点是商品经济的发展。明朝到了隆（庆）、万（历）间，商品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不仅在城镇，甚至一部分江南农村也出现了明显的雇佣劳动方式。我们在史料中看到一个名叫谭晓的农民，他采用收买抛荒田地，雇佣劳动，利用农林养殖等生产方式，成为农村新富裕阶层的代表。这条史料中的情况打破了传统的农村自然经济，充分反映了雇佣劳动和商品生产。经济基础的变化，决定了上层建筑以及整个社会的变化。

晚明的时代特征

明朝中叶以后，明朝人的生活发生了转变，我们今天称之为“由俭入奢”。到了晚明时代，人们转为了追求纵欲与奢靡。这起初只是官员与商人们的追求，然后是自上而下，很快便影响到整个社会，造成“士风俭薄，民风奢侈”的世态。促进这种变化的就是商品经济的发展。

比如纸张的使用，洪武年间，国子监生们用过的课本和写过仿书的纸张，要按月送到礼部去，仿书发送光禄寺包面，课本送到法司，用背面作草稿纸用。到永乐宣德年间，年节烟火花炮还用旧纸制作，成化以后，鞭炮均用新纸。待到 3 万历年间，官员们上任或者在年节时得到的贺卡，多不胜数，而且制作精美，极为奢侈：“郡邑上任，或遇令节，红帖积受，多至百千，今昔奢俭迥别。”（李乐〈见闻杂记〉卷二）伴随着经济发展，形成了奢侈的风气。这种风气表现到了人们的衣食住行各个方面。

我们从大量史料中看到，晚明至少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形成了一种全社会竞奢的风气，比如人们的穿着，“今者里中子弟，谓罗绮不足珍，及求远方吴绸、宋锦、云缣、驼褐，价高而美丽者，以为衣，下逮裤袜，亦皆纯采，其所制衣，长裙阔领宽腰细摺，倏忽变异，号为时样。”（万历《通州志》卷二《风俗》）

再如请客吃饭，明朝中叶以前，一般人家是不请客吃饭的，即使偶有请客，不过家常便饭而已。明中叶以后，“乡里之人，无故宴客者，一月凡几，客必专席，否则耦席，未有一席而三四人共之者也。肴果无算，皆取诸远方珍贵之品，稍贱则惧渎客，不敢以荐。每用歌舞戏，优人不能给，则从他氏所袭而得之，以得者为豪雄。”（万历〈通州志〉卷二〈风俗〉）

这里所说的通州，是南直隶通州，即今日江苏南通市，时属扬州府，较之苏松杭常诸地，犹有不及，然其风俗即已如此，且此种风俗，不仅限于南直隶、江、浙，当时的北方各地，也是“流风愈趋逾下，惯习骄吝，互尚荒佚。以欢宴放饮为豁达，以珍味艳色为盛礼。其流至市井，贩鬻厮隶走卒，亦多缨帽缃鞋，纱裙细裤。酒庐茶肆，异调新声，泊泊浸淫，靡甚勿振。甚至娇声充溢于乡曲，别号下延于乞丐。”（万历〈博平县志〉卷四〈民风解〉）

晚明竞奢风气的意义不仅在于竞奢本身，而更在于对于社会奢侈风气的全新的论点，因为这才体现出了商品生产冲击下出现的前所未有的全新的现象。正当晚明奢靡风气盛行，而人多以为忧的时候，在松江府（今上海松江县）一个名叫陆楫的人提出了全然不同的观点，他认为人们享受奢靡的同时，所有与此种奢靡相关的生产服务，也都从中获利，得到了奢靡者之利，因此也便养活了许多小民：“有千万人之奢华，即有千万人之生理。若欲变千万人之奢华而返于淳，必将使千万人之生理几于绝，此天地间损益流通，不可转移之局也。”（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上）这种公开为奢侈消费辩护的理论，明显代表了工商业的价值取向。

晚明政治的变化

万历十七年（1579）岁末，一份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骂神宗皇帝的奏疏成为晚明政治状况的生动写照：“皇上之病在酒色财气者也。夫纵酒则溃胃，好色则耗精，贪财则乱神，尚气则损肝。„„皇上诚嗜酒矣，何以禁臣下之宴会？皇上诚恋色矣，何以禁臣下之淫荡？皇上诚贪财矣，何以惩臣下之饕餮？皇上诚尚气矣，何以劝臣下之和衷？四者之病，缠绕心身，臣特撰四箴以进，对症之药石也，望采纳之。”（《明神宗实录》卷二一八，万历十七年十二月甲午）

《明史》中记称：“会岁暮，留其疏十日。”看到骂自己的奏疏，留十日而不知所措，这要算是中国历史上专制体制下的一件怪事。这显然不同于我们对明代专制政治的认识。

晚明时代，人们的政治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当时的内阁大学士许国就曾说道：“小臣一开口，不必是，即为风节；大臣一开口，不必非，即为朋比。小臣百诋大臣，辄以为不可屈而抗威权；大臣一侵小臣，便以为不能容而沮言路。”万历二十一年礼科给事中李献可疏奏立储事后，王锡爵与顾宪成一段对话更是对于皇权的挑战。锡爵道：“当今所最怪者，庙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宪成则道：“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

许国所论，是世风对于传统等级观念的变异；宪成的所言，则代表了当时部分士大夫不以君主之是非为是非，而以天下之是非为是非的政治观念，其内涵之中，不乏对于传统体制及专制君主主义的批判，带有明显反传统与反君主专制的思想。

至万历中叶以后，社会舆论对于时政的批评，已经从官场而至民间，从少数而至普遍，从口喃耳语而至抵掌剧谈。内阁首辅沈一贯于万历二十六年所上揭帖中称：“往时私议朝政者不过街头巷尾，口喃耳语而已。今则通衢闹市唱词说书之辈，公然编成套数，抵掌剧谈，略无顾忌。所言皆朝廷种种失政，人无不乐听者。启奸雄之心，开叛逆之路。此非一人口舌便能耸动，盖缘众怀怨愤喜于听闻耳。”

晚明专制政治的松动从积极方面看，推进了人文主义萌芽的发展。王阳明的心学对于晚明社会思想变迁起到了理论基础的作用。西方学者讲到明代中叶以后思想遗产时总结了如下的要点：强调实践；对时代日用需要产生觉醒；提高历史意识；强调生命力及天地生生不息的创造力；愈来愈强调物质世界；倾向于批判性的理性主义；倾向深邃的人文主义；提倡三教合一的综上所述合潮流；寻找儒家本质；倾向古典儒家中“天”的概念或天主；更深入地研究古典作品；注重理性形而上学形式。

晚明人文思潮一个重要内容是打破旧时的等级，这在当时被称为“僭越”。打破旧日严格的等级，是向非等级的阶级社会，也就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进步。我们也因此可以说，晚明时代政治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几点历史思考

晚明既然在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上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在政治上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进步，但是明朝毕竟灭亡了。因此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总结晚明的历史教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国家权力异化 国家公权力，本为平衡各利益群体之诉求，解决社会矛盾之作用。所谓“异化”即其失去上述作用，而成为少数利益集团的工具。公权力异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无制度约束的税费征收。

其中最称典型者，莫过万历矿税之祸。万历矿监税使四出，固然出于神宗求利心切，而近侍无不以为此乃不可失之发财机会，加之官民中应和者及其间的掮客们推波助澜，终于将一个本可成为近代采矿业发展的机会导演而成为一场矿税之祸发生。

《明史》论此，称：“至（万历）二十年，宁夏用兵，费帑金二百余万。其冬，朝鲜用兵，首尾八年，费帑金七百余万。二十七年，播州用兵，又费帑金二三百万。三大征踵接，国用大匮。而二十四年，乾清、坤宁两宫灾。二十五年，皇极、建极、中极三殿灾。营建乏资，计臣束手，矿税由此大兴矣。”（《明史》卷三百五《陈增传》）但其后事态之发展，则非仅为朝廷费用匮乏，逐渐发展而成为部分利益集团对于民间社会财富之攫取。

在中世纪的欧洲，关税起源于封建主对其领地上的过往客商所征收的捐税，客商缴纳了这些捐税，就可免遭抢劫。后来各个城市也征收了这种捐税。在现代国家出现之后，这种关税便是国库进款的最方便的手段。晚明时代的中国，显然不是现代国家，虽然它已经发生了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当时的中国并不存在领主和独立城市，于是路桥税便成为政府和掌握公权力者获取社会财富的最方便的手段。

万历朝此种设卡收税与矿监税使横行的结果是商贾不通，其结果一方面是国家按制征收关税因矿税之征而锐减三分之一，另一方面皇室财政收入却大幅度增加，即所谓“内帑嬴羡”，同时众多的矿税监及其附庸者也从中获取了大量财富。

万历二十九年（1601）一个名叫王临亨的刑部主事奉命前往广东审理积案。亲见并记录下了当地的税收情况：“岭南税事，从来有之，凡舟车所经，贸易所萃，靡不有税。大者属公室，如桥税、番税是也。小者属私家，如各埠各墟是也。各埠各墟，属之宦家则春元退舍，属之春元则监生、生员退舍，亦有小墟远于贵显者，即生员可攘而有之。近闻当道者行部，过一村落，见设有公座，陈刑具，俨然南面而抽税者。问为何如人，则生员之父也。当道一笑而去。”（《粤剑编》卷二）

“大者属公室”，“小者属私家”，这里面的“公室”与“私家”成为向百姓勒索财物的一个整体，因此也就成为一个共同利益集团。所谓“私家”，非寻常百姓。如其岭南的村落，能设公座，陈刑具而敛财者，也必然是生员的父亲。这些权势人家虽然掌握公权力的程度不甚相同，其攫取社会财富的权力亦有所不同，但其总体利益却是一致的，因此当道者才会明知其违法，却一笑而去。

几乎与与同时，在英国发生了因税收引起的“贝特案”。公元1606年是万历三十四年，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下令对进口葡萄干征收额外进口税，引起 一个名叫约翰·贝特的人反对并向理财法院起诉国王。贝特起诉理由是国王此行为违反了未经议会同意间接征税的规定。但是该案于1606年6月30日至7月7日，经过共8天审理后，四名法官判决支持国王在一般关税外另行收取进口税。这个案件虽以贝特败诉告结，却从此开始了议会与国王之间就征税问题展开的长期宪政斗争的开端。两年以后的1608年，由于政府将进口税范围扩大到了所有进口商品，其税收目的便不再是为了规制贸易的行为，而是为了增加王室收入，所以到1610年，议会下院便要求国王将所有未经议会同意而设定的进口税全部取消。此后双方在此问题上的斗争以互相的让步而得以暂时的缓解。几乎同时发生在中国和英国的税收事件，却是完全不同的结果。

复杂的社会矛盾 社会转型时期旧有的利益格局发生变化，社会矛盾因种种变化而更显复杂。应对并解决此类矛盾，是政府所应承担的责任。然而晚明社会矛盾复杂化的结果，却导致党争，造成上层政治混乱。

矿税监之四出，几遍于天下，而江南无矿富庶之地，尤为矿税监所觊觎，以为肥饱私囊之手段，民变亦随之而起。其中最著名者有万历二十七年（1599）闰四月临清民变。此中反映社会矛盾之信息甚多：有对游商小贩的强征，有以税收为名的勒索，有对富商大贾财产的权力寻租，有对于农民田地的侵占，有对地方秩序的破坏，有随意动用警力的失误，还有事后对于真相的隐瞒。从国家控制角度来看，这是因政府权力异化的行为导致的控制秩序的破坏。如果我们很难简单从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间阶级斗争的理论来解释这一事件。城市民变的主旨是希望政府调整政策，与农民起义要推翻政府的统治不尽相同。待到崇祯末年，10 农民起义遍及江北，而当年“民变”最厉的江南地区，却安稳不动，成为支撑大明朝廷的最后的基础。

晚明的“民变”，社会学称为“民众集体行动”。这是社会转型时期难以避免的事情，随着社会转型而形成的新的利益格局要求国家政策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利益分配格局。但是任何政策的调整，都只能在新的利益格局发生变化之后，而很难在格局发生变化之前，尤其是社会转型利益关系发生快速变化的时期。但是如果政策不能随着新的利益格局变化，或者不能保护大多数人利益的时候，就会引发社会矛盾激化，并发生群体性强力事件。但是此类民众事件，不同于农民起义之类有阶级斗争，“民变”不以推翻政府为目的，只要求政府政策改变，以适应其利益诉求。

由于事出于利益格局的变化，一般来说，此类民众的“集体行动”起初多为经济因素所致，但是随着事件的发展，利益背后的政治因素逐渐显露出来，此类事件也便由最初相对较为单纯的经济起因，发展成为民众对于政府政策不满的政治起因，进而发展成为一种社会心态，借以发挥人心之不满，则已成为一时难以转变的社会问题。

万历的前十年，是张居正的时代。内阁与宦官结合的首辅专权，虽然没有留给朋党多少空间，但从居正的夺情之争起，朋党政治也渐成明廷政治之主流。居正去世后，党争遂兴。

我们今天论晚明党事，即以东林诸党为主，东林诸党的形成，其实与士风的变化应有重大的关系。居正殁后，朝中不再有政治的权威，官员们为伸张自己的势力，相结成党，从上到下，风气甚至传入儒学，生员皆“以猖狂为气节，以结党为豪举。事关一人，乃倡通学而聚蚊雷之声，事关本学，乃联各学而成鸱张之势，把持官府，武断乡曲，至于缙绅子弟，倚仗父兄，尤恣凶横。”

晚明的党人所争者，初以清流与当权之争，后渐成东林与诸党之争。虽然人多以东林为君子，以阉党为小人，而东林党人也确实表现出对于君权的限制和国家制度执行等方面的主张，但无论是东林，或是齐、昆、浙、宣诸党人，所争者皆出于自身利益诉求而已，因此他们毕竟不可能真正成为公众利益代表。其所争论之焦点，皆传统道德之争，非社会矛盾之所在，党同伐异之举重在争夺主政的权力。且党人为此而多自相标榜，甚至哗众取宠，造成极为不良的政治风气。

明代党争之由来，乃自朋党而至党社，这本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东林党相对于阉党，无疑是正派且进步的势力，但是晚明党争与社会的结合，复杂社会矛盾在朝廷的反映，且也不乏投机者为沽名钓誉而攀附于东林、复社，最终将一场政治之争转变为利益之争，造成国家政治的混乱。

人文精神的缺失与社会不良风气的盛行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当男耕女织为基础的小农经济体制，遇到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相应而生。许多因逐利而有失商业信誉的现象也就在晚明社会转型期相应而发生了。

一个名叫路克文的葡萄牙人来到了中国，他到南部中国走了一些地方，立即被中国的富庶震惊了。他在笔记里面记录下了当时一些集镇的情况。在繁荣的市场中，卖牲畜的商贩给牲畜吃喝，以增加牲畜的重量，卖鸡的小贩也会在柜台后面给鸡注水。

明朝人自己也看到了这些情况，而且南、北两京，苏州这些经济活动极为发达的大都会，也正是伪劣商品的销售地。当时商人书写刊行的客商指南之类的著作中，也有涉及假货的记述，特别提醒客商们注意。这恐怕也可以说是一种民族文化“基因”，或者说是中国历史上社会转型时期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因子。每当发生社会转型变化的时候，这种社会弊端便会萌生，而并不需要人们去着意为之。所有这些事情的目的都是为了可以不花气力或者少花气力而一夜致富，这在当时几乎成了整个社会的心态。商品生产在推动社会转型时，必然助长急功近利的社会心态。晚明时代就是一个急功近利的浮躁时代。

这种心态表现在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云嘉靖初年，文人墨士，虽不逮先辈，亦少涉猎，聚会之间，言辞彬彬可听。今或衣巾辈徒诵诗文，而言谈之际，无异村巷。又云嘉靖中年以前，犹循礼法，见尊长多执年幼礼。近来荡然，或与先辈抗衡，甚至遇尊长乘骑不下者。”（《建业风俗记》）再如记山东郓城：“迩来竞尚奢靡，齐民而士人之服，士人而在夫之官。„„贫者亦槌牛击鲜，合享群祀，与富者斗豪华，至倒囊不计焉。若赋役施济，则毫厘动心。里中无老少，辄习浮薄，见敦厚俭朴者，窘且笑之。逐末营利，填衢溢巷，货杂水陆，淫巧恣异。”（崇祯《郓城县志》卷二）

人文精神是近代社会变迁发展的基础。晚明社会由俭入奢的变化，本来可以成为社会发展的促进，但是在这种社会发展变化中出现的不是人文主义思潮的发展，而是因奢侈与僭越造成的人文精神的缺失。我们在晚明史料中看到的，虽然有自由与个性的追求，有平等与僭越的行为，“若赋役施济，则毫厘动心”，所表现的不仅是浮薄，更是缺乏社会责任感与博爱精神的表现。

我们读到晚明史时一种从心底产生的不安，正是因为这种缺乏人文精神的风气，不仅在市民与商人当中盛行，并且也影响到了知识层。明人曾记书肆坊刻间印行历届科举试卷之事，以证世风之华实：“余少时学举子业，并无刊本窗稿。有书贾在利考，朋友家往来，钞得灯窗下课数十篇，每篇誊写二三十纸，到余家塾，拣其几篇，每篇酬钱或二文或三文。„„今满目皆坊刻矣，亦世风华实之一验也。”（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八）又谓“禾城谈时雍者，号继岩，世婴儿医也，神术冠一时。余宿其书舍，晨兴，约一时许，远近抱婴孩至者，不下四、三十人。视毕，无不与药辞金，大约十受二、三，此特小者尔。余通家徽人开典于禾，长郎中痘，痘本无恙，诸医故言不佳，索厚谢。与谈亦素交，夜趋视毕，诸医皆在，谈不敢明言。第曳主人远去，附耳曰：‘令郎痘好，不药无碍。’后果如其言。徽商设席酬以百金，笑而不纳。嗟乎！孰谓医仅小道哉？如谈，可以警贪风世矣。”（李乐：《见闻杂记》卷十）这些文化人的逐利，才是对世风最大的破坏。

我们看到西方人文主义代表人物薄伽丘在《十日谈》中抨击了宗教的权力。其中关于宗教代表人物的伪君子面孔与他们纵欲行为，是无情的嘲讽与揭露。但是晚明时代一部屡禁而不能止的奇书《金瓶梅词话》，其中的批评充其量不过是因果报应的陈腐观念，而字里行间对那些富家与官府之家的荒淫无度却表现出了欣赏与艳羡。低俗文化不仅是那个时代的反映，也是对那个时代社会风气的引导。

纵欲成了晚明时代全社会的风气：所有的人都对那些利益集团们对于社会财富的攫取表示愤怒的同时，每一个人也都在想尽方法瓜分到尽可能多的一份利益。我们也因此可以看到，在晚明竞奢风气的背后，不仅有商品生产条件下对于旧有观念的真正冲击，更突出表现了人们拜金与对于享乐的追求。明朝灭亡以后，有人回忆起当时的情形：

先帝痛恶者贿赂，而当事者至以交际为端，甚有同乡亲故而不设一饭焉。借口功令己不敢出，盖亲故绝，则暮夜之金更无知者，其自便实甚，而不近人情之谤始独归先帝矣。大者如银子多换金子，金子重换珠子，盈千盈万，不可方物，即书帕不行而易以银杯，谓之上寿，皆自博古图中翻出新式，雕刻工雅，加三加五工钱，饱银匠之腹，亦何为者？余尝见一火房都吏，役满应得注选，乃揣摩主司好尚与忌讳，遍觅宣窑器数十只，价值百金，以献，而得一美缺主簿者，此亦世道之变也。（史惇：《恸余杂记》《贿赂之变》）

当时的内阁大学士叶向高则从国家层面提出危机的原因说：

今天下必乱必危之道，盖有数端，而灾伤寇盗物怪人妖不与焉。廊庙空虚，一也。上下否隔，二也。士大夫好胜喜争，三也。多藏厚积，必有悖出之衅，四也。风声气习日趋日下，莫可挽回，五也。非陛下奋然振作，简任老成，布列朝署，取积年废弛政事一举新之，恐宗社之忧，不在敌国外患，而即在庙堂之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