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劳教制度的发展历史及其现实困境的政治思考

第一篇：对劳教制度的发展历史及其现实困境的政治思考

戴韶华

如果从劳教制度创立的政策依据──1955年8月25日党中央发出的〈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算起，该项制度在中国已经有50多年的时间了，基本伴随著整个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在这个过程中，劳教制度随著国家的政治形势在发生著变化──不断完善的变化，并表现出极强的政策性和随意性。这项土生土长的制度非常具有中国本土性，其创立和发展过程展现了中国人的创造性和特有的政法观念。「劳动教养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一大创举，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然而在依法治国的战略推进中，劳教制度的历史局限性及其造1成的弊端非常明显，在国际国内经常成为人们诟病的话题。尽管其在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稳定方面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至今为止没有一部法律作为其存在的支撑和显而易见的违反法律程式的事实，使得这项制度经常有「存、废、改」的争论，不得不面对几乎走到尽头的困境。根据最近的新闻报导，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把劳教立法列入立法规划，名称为《违法行为矫治法》，这一消息意味著这项制度最终将走向合法化。

一、超越法律的惩罚措施

劳教制度经过50多年的发展却成为几种相关法律冲突的焦点，包括与《立法法》、《行政处罚法》、《刑法》等，直至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在我国法制体系不断完善，党和国家提出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今天，劳教却几乎成为法治进程中的一个难以攻克的堡垒。我们反思劳教制度发展的过程，50多年的时间为甚么会走到这样一个地步，尽管在不断完善。考虑到我国建国后前三十年的特殊情况，即使从改革开放算起也有二十多年的时间了，为甚么劳教制度还处于这样一个尴尬的处境？造成今天这种情况的原因到底是甚么样的阻力，是不是反映了在高调法治建设的外表下，中国真正核心的东西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是否反映了中国人的思维惯性中的根深蒂固的本土性的传统的作用──这是法治化进程中最难改变的。但究竟是现代法治产生的西方背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区别的原因，还是革命的历史进程所造就的观念、政治制度与法治的本义之间的磨合过程，亦或两者兼而有之。不管怎样，在国际国内的批评声中，劳教制度还在有条不紊的运作著，在运作的过程中，有几个转折性的带有进步意义的变化。

1957 年国务院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第二条规定，劳动教养，是对于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种措施，也是对他们安置就业的一种方法，也就是说，劳动教养不仅是一种强制性教育改造的措施，还是避免失业的措施。1982年国务院转发的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规定，劳动教养，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

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方法。也就是说，劳动教养不仅是一种强制性的教育改造措施，而且还是一种行政强制措施，从而使劳动教养与刑事处罚和行政处罚相区别。1991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中指出：劳动教养不是刑事处罚而是行政处罚，这一定性在1995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监狱和劳教工作的通知〉中得到确认，通知规定：劳动教养所是国家治安行政处罚的执行机关。

劳动教养制度在国务院、最高法院、公安部、司法部等部门下发的办法、决定、规定、通知等的依据下，但却进行著超过刑法规定的限制公民自由的处罚方式。尽管在劳教制度的定性问题上人们有很大的争论，这里我们不想过分拘泥于对其性质的争论，只是通过对劳教发展过程的梳理对这一制度发展进程中所蕴涵的富有中国特色的本土资源包括正面、负面因素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

为甚么劳教制度能够在长时间内「明目张胆」的在各种置疑和冲突中岿然不动呢？人们对其不足的分析不可谓不透彻，对劳教制度的改革的方法和方向其实并没有根本的分歧，关键问题是法律在与权力的较量中，其渗入高层关注的社会力量、特定群体和特殊事件等方面没有形成特定的情境。劳动教养制度的存在，其实是对现代宪政制度提出了一种挑战。宪法确立的公民人身自由不受任意剥夺的条款，对公共权力机构剥夺人身自由所作的实体上的限制在劳动教养制度中都遭到了破坏。但比劳教制度更显而易见的问题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宪法的被闲置更能引发人们的思考，即使有孙志刚这样的特定事件和有被称为「宪法诉讼」第一案的齐玉苓案，也并没有达到人们想要的目标，违宪审查程式并没有被启动，判决书中引用宪法条文也没有成为判例。所以，从这个问题上，再来理解劳教制度的问题，既然我们没有违宪审查的程式，宪法也没有司法化，那么劳教制度违反了宪法规定，侵犯了公民的人身自由，同其他法律有冲突，又能怎样呢？

劳教制度的发展过程从其最初的安置就业的目的到强制教育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再到九十年代的行政处罚的定性，政治的内涵不断减弱，法律性和规范性逐渐增强，但并没有完全纳入到法治的轨道。在这个过程中，曾经起主导作用的是政治斗争的需要、国家稳定、社会形势变化的需要，斗争的内容从国内秩序发展到国际人权斗争。这是因为作为执政党领导人民制定了宪法,但又习惯以革命党姿态主宰国家与社会政治生活,将宪法与法律束之高阁,「自建自毁,导致说有却无、说无却有的法律虚无状态。」「任何革命都不可能增进对法律的尊重」 ,而且「革命可以对任何人实施任

23何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革命与法治是对立的。劳动教养制度作为阶级斗争与政治4运动的「革命」产物,在与宪法与法律冲突的情况下仍可以大行其道,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改革开放以后法治进程的加快使得劳教制度也逐步规范化，但劳教制度仍然在政

府的控制下，甚至成为个别领导人打击报复的工具，程维高和慕绥新把告他们的人关入劳教所，正是利用了劳教制度在范围、物件、程式、法律依据等方面的模糊性。

劳教机关作为国家的政法机关，与国家政权有著非常密切的关联度，而这牵涉到国家的稳定和核心权力的行使，这些领域的改革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劳教制度正处于改革的最后的堡垒──政治体制改革的大框架之内。

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看，劳教制度中的法律法规更多的体现了一种国家对社会、公民的控制的功能。从劳教制度整个发展的过程来看，伴随著社会形势的变化，劳教的相关规则如劳教的范围、期限、自由度等都在随著形势在变化。劳教与其说是一项法律制度，其实不如说是逐渐成熟的一种处罚措施。是在法律不健全的情况下的一种对法律不完善的补充。

劳教制度最核心的问题在于对自由的限制的法律依据与宪法和《立法法》、《行政处罚法》等法律的矛盾以及程式上不符合司法理念，时间上的不确定，这些问题牵涉到人权、自由在一个国家的地位和所引起的社会反应。建国以后的革命传统和政治氛围，使人们已经非常习惯「积极的自由」。从政治经济体制和法治观念上没有一贯的连续性，在1958年8月召开的协作区主任会议上，毛泽东说，公安法院也在整风，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还是马青天那一套好，调查研究，就地解决问题。毛泽东又说，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刑法那么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韩非子是讲法治的，后来儒家是讲人治的。我们的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刘少奇提出，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来实际靠人，法律只能作为办事的参考。

6目前来看，劳教制度更多的是受到学者们和一些人大代表的批评，并没有在社会上引起普遍的置疑，反对的声音较弱。这说明人们的权利意识和社会的声音并没有真正使这项制度达到不得不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而只有当这种危机可能会影响到党和政府在人民中的形象和地位、合法性时，这样的问题才会像收容审查制度一样被取消。诚如伯尔曼所言：「法律既是从整个社会的结构和习惯自下而上发展的，又是从社会中的统治者们的政策和价值中自上而下移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缺一不可。但现实

7的问题是「一个人治与权力的文化要转向法治与人权的文化，而这一转变过程又必须依赖权力为主导，这似乎是一个悖论，其难度决不亚于中国古代的「蜀道」。这就是我们面临的任务。」 8

二、夹缝中的生存──社会的需要与人性的复杂、体制的转型

劳教制度造成的我国事实上存在的三重处罚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立法的缺陷所造成的其他两种处罚体系的不足，同时它更多的是服从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不断进行修修补补。这种情况从根本上源于我国法治建设的不健全和社会习俗对法律的支撑的不足，是国家权力对社会的控制逐渐走向合法化的一种手段。在劳教制度的发展过程中，并没有体现出现代的法治观念，而主要是如何更好的为国家不同时期的主要任务服务。我国的法治建设虽然有「建构论」和「本土资源论」的争论，但现实中更多的是自上而下的建构，而劳教制度显然更体现了这一点，它是国家权力支配下的一种本土化建构，现在又加入了一些西方法治化的观念和制度操作上的程式。尽管劳教制度在不断完善，然而，由于其自身存在的难以定性的尴尬局面，使得它的存在有很大的争议。其处罚对象从阶级斗争中没有敌对性但政治上又无用的人，到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之间的顽劣分子，劳教的工作物件定位在一种拾遗补缺的地位，这种地位在人们的法制观念和意识还不强烈的政治社会，把那些被打击的人认为是敌人而没有任何疑义。但当今社会，人权、权利意识的增强，使得劳教制度的弊端无疑充分的暴露出来，而且还常常成为国际斗争中的一个把柄。虽然我国对此也做出了回应，但对劳教的行政处罚的定性进一步加剧了法律依据的混乱。国家并没有介入存废之争，但最近把劳教制度列入全国人大的立法规划，说明劳教肯定不会废除，但改革是必然的。尽管人们对劳教制度的置疑声不断，然而，劳教的对社会稳定的作用仍然使得它有很强的生命力。

我国目前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攻坚阶段，社会矛盾比较尖锐，流动人口很多，犯罪率较高。一方面社会的发展、国家的强盛需要给公民更多的自由以充分焕发公民的活力，但另一方面，我国从总体性社会转入国家和社会、公民分离的社会，而公民的自组织能力不强，这个时期改革、发展、稳定的形势，特别是稳定的形势就成为重中之重，劳教就必然成为一个比较有价值的控制社会稳定的措施而存在。改革开放前，户籍制、行政制、单位制、身份制等制度把人们能够牢牢的控制在自己的生活小圈子里，但市场经济的逻辑所造成的广泛而充分的个人自由，使得人性中丑陋的、不道德的一面更多的暴露出来，而法律的不健全和滞后的现状、特点，使得社会上的失范行为非常普遍，改革开放过程中对社会稳定的需求和国家从全能型政府向法理型政府转型的过程中对社会的控制的需要使得劳教制度在时间、程式、手段等方面对处于社会、政治间隙中的对人的控制更便捷和易于操作。「国家用法律达到的核心目标是保障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因此，权力快捷有效的行使就是中国法律的精神。」公共安全在社会

9稳定中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当然更主要牵涉到党的群众基础的稳固和统治的合法性，所以，劳教主要就针对法律和制度、政策中对人性之恶难以控制的弊端，承担起维护基本社会秩序的作用。既然有这么显著的社会需要，那么其自身的缺陷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尽管学者们认为在客观损害程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法律制裁轻重规格这一层面上,治安处罚与刑法处罚是相衔接的,其间并无空隙。劳教并不是在这一层面上介于它

们两者之间,而是另一层面的问题,即通过行为侧重反映行为人的劣根性(行为造成的客观损害虽不严重但从行为反映出行为人的主观恶习深重,对社会安宁构成威胁),注重对行为人的教养处遇。于是弥补了刑法的结构性缺损,劳教制度与刑法形成功能互补格局。10

劳教能不能作为第三种处罚手段，更多的应该从实际的后果和事实中的作用来看待。尽管国家把劳教定性为行政处罚，但劳教事实上是一种具有刑事处罚特征的行政处罚手段。强世功的研究表明，共产党在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为了统合社会，尤其是广大乡村社会，发明了一套全新的组织和动员技术──权力的组织网路。这个网路包括组织技术、民主动员技术、化解矛盾的技术等一套权力技术组合。在这种技术组合中，共产党政权的法律形成了自己的新传统。

我们目前的社会运行，并没有真正纳入到法治的轨道上。因此，在治安处罚和刑事处罚之间或在事实的认定上有许多问题并不完全是法律所能决定的问题，在违法、犯罪与道德之间有著巨大的空间，即使有充分的法律依据，也有很大的躲避空间，人权、权利、公民意识特别是官民之间的关系、公与私的关系等这些法治运行的基础性的观念和文化并没有成为社会非常普遍的共识，人性化的措施和政治上的改革、法治的进步更多的是上层的主动与自觉以及与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互动，人们普遍的法律和权利意识并没有成为社会的决定性的力量，人们分散成无意识的社会群体在不自觉的履行著自己的社会责任，而且非常缺乏制度性的表达自身利益和要求的管道。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的法治（而不是局部的和暂时的有序）只有在这个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转型并大致形成了秩序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法律本身并不能创造秩序，而是秩序创造法律。在这样的社会状况下，劳教制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1

2劳动教养的合理性根据必须从其产生的历史情境中去寻找。建国初期，国家试图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一元化的社会结构。当时，个人的一切都是由党和政府来安排的，清出政府机关的旧的社会成员，总要有所安排。在当时的镇压反革命的形势下，劳动教养更多的是一种体现共产党人道主义的策略。因此，具有历史的合理性。然而，劳动教养在执行方式上所具有的一些「人道」、「宽松」的特点，已经被其适用范围的恣意化、持续期限的长期化和适用程式的非正义性所掩盖。1957年后，劳动教养制度已完全沦为阶级斗争与政治运动的工具,沦为执政党推行政治强权的工具。虽然在具体安排上,还有就业安置的做法,但已不是此前针对社会特殊群体的保护性做法,实际上是对所谓阶级敌人、政治对手的政治与人身的双重迫害。

当前的社会状况和今后的发展趋势，决定了党和政府不能也不应该控制一切资源和机会，国家和社会、公民相对分离，党和政府的权威更多的依赖于法律基础上的执政能力，所以，党和政府没有权力运用剥夺公民自由的强制性方法进行结构安排。如果这样作，对党和政府来说就是不正义的。而「现行劳动教养制度既已违反法律,又能

成为法外之「法」,一个重要原因是,该制度有助于扩张政府权力,有利于政府高效率地解决社会行政管理中的诸多实际问题。所以虽不够名正言顺,但仍能继续存在并发挥作用。」 14

与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角色相似，劳教制度在维护权力运行和社会稳定方面，在法律不便于行使的地方充分展示其模糊性的特点。「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两规』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满足现行体制下惩治腐败的需要。」「我不能毫无疑问说党内的『两规』不与宪法规范相冲突。由此可见，『两规』之措施确实包含著党纪高于法律、『党治』高于『法治』的因数。」党的地位和宗旨决定了党一直就

15拥有这样的权力，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种合理的特权。正如罗素所言，「中国总是一切规律的例外。」在自由与秩序之间，当前乃至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更多的需16要秩序。所以，劳教制度在整个发展过程中体现的是在政治与法律的缝隙中的一种现实合理性。

从劳动教养的「合法性」根据上看，其表现出极强的政策性，法律的限制性作用明显退缩在刑事政策之后。劳动教养可以定义为：严重违反治安管理，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人或者构成犯罪但不需要判处刑罚的人。就劳动教养物件范围而言，我国公安机关即人民政府拥有广泛的可以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性行政权力，几乎一切给公安机关维护社会秩序和政府履行行政职能制造麻烦的人都可以被送往劳动教养。更本质的问题是，劳动教养在不同时期所表现出来的性质上的变化，体现了国家行政权力作用方式的变化，但是，行政权力的边界的不受限制性则基本上没有甚么变化。劳动教

17养与普通的行政处罚和刑事追究之间，并没有一条明显的法律界限，而处于随意游动的态势。更有甚者，一些因为证据不足而达不到逮捕条件或者被检察机关不批准逮捕的嫌疑人，都被公安机关以劳动教养的方式做出了「处理」。

长期以来，我国处理法律和政策之间的紧张关系的一般原则是，法律让位于政策、政策优先于法律。当然，毛泽东也曾经强调过，必须尊重革命的法制，理由在于两点：其一是保护劳动人民的利益，其二是维护革命秩序。我国长期以来不曾有过「法治」

19意义上的法律，法律是而且始终是政策的工具。因为在建国以后的历史上，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不仅是重大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实际上，政治始终需要并且始终会「创造」新的敌人，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成为了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敌人，是合乎政治逻辑的。邓小平当时针对打击不力的状况明确提出，「严打」就是要把严重刑事犯罪问题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我们一直坚持对各种敌对势力、反革命分子、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实行专政，决不对他们心慈手软。」由此可见，「严打」政策的另外一个重要意象

20是，「严打」意味著将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作为「敌人」对待，严重犯罪分子是而且始终是专政镇压的对象。既然严重刑事犯罪分子是专政的对象，是敌人，那么那些违反

社会治安，对社会具有危害倾向的人就理所当然的成为人民内部矛盾，这也是在八十年代，劳教作为行政强制措施，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手段。既然整个社会强调的是秩序，那么国家政权的强制性就大于社会的权利和公民个人的自由，即使有法律的制约，法律的落实也会受到权力的暗中阻隔和因社会力量的不足而造成事实上的权利的失落。因此，从最宏观的角度来讲，在我国，劳教制度在连接政治与法律的道路上缓慢前行。

三、徘徊中的改革

劳教制度50多年的发展历程是一个不断完善、不断规范化的过程，其中前二十年主要是在一种阶级斗争的思路下，处理敌我矛盾中的一种体现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的政策，文革后演变为一种法制化的惩罚措施。这和我国整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有非常密切的关联。劳教制度的发展过程既体现了我国法治进程的成果，但同时也体现了我国法治进程的滞后和观念上、操作上的旧习惯。不能用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法治来要求劳教制度，即使其他相对规范的司法部门及其相关的法律规范也有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思维以及革命文化和思维所造成的观念是法治进程中需要突破，但也是必须依赖的基础。从制度上说，建立在这两种文化和思维基础上的制度当然不可能很快转变为现代意义上的完备的法律制度和法治观念。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下，最根本的问题是实用和为了当前和以后时期的中心工作，至于措施的合法性并不是最重要的，所谓的 「良性违宪」就是这种社会形势下的生动写照。党和政府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起著决定性的作用，改革的深入使得权力的影响和社会、市场、企业、组织、公民的作用要有一个明确的划分，权力行使的规则朝著透明、有效、受到社会的制约的方向发展。但权力关系的调整无疑是改革最深层次的改革，牵涉到权力的行使和利益的关系。因此，劳教制度改革缓慢的背后无疑体现了权力与宪法、法律之间的较量，也反映了社会的力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国际环境的关系。「五十年间的中国国情，构成了此间中国立法的基本环境。……立法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没有确定性，这一现象就与国情中的一些因素有直接而深刻的渊源关系，首先就是与国情因素中的人治因素相联的，就是国情中人治因素的一种表现。……人治的突出特色之一，在于它使国家活动具有不确定性、不稳定性。」

即使劳教制度的改革进入到有司法程式，但包括司法部门在内仍然处于政府的管制下。尽管司法独立的声音很高，但从政治上我们已经明确不照搬西方的制度，所以，这里的核心问题是权力的行使和社会形势的关系。劳教制度中权力的行使尽管不完全合法律的规定，但只要有党和政府的支持作依据，就有了远大于法律的合法性。而且，现实中部门、单位的档和规定往往高于法律，并直接牵涉到个人的前途和利益，因为我国没有违宪审查和抽象行政行为不能被起诉。进一步讲，无论是从政治环境还是从和其他法律的一些关联来看，劳教制度都有很大的生存余地，尽管它和其他的法律甚

至宪法都有冲突，但宪法、法律及其操作中的缺陷和不足其实足以让劳教制度不会受到甚么大的威胁。自晚清修律以来，行政和司法才从形式上实现分离。新中国创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将司法和行政在体制上的区分沿袭下来了，但这种区分仅仅是功能性的。在整个国家体制中，司法只是高度集权的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法律运作的逻辑所服膺的是党政权力运作的逻辑。这种逻辑在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90年代末以来有所减弱，但依然不可小觑。正如苏力所说，「一种制度得以长期且普遍地坚持，必定有其存在的理由，即具有语境化的合理性；因此首先应当得到后来者或外来者的尊重和理解。」 2

2尽管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政府和立法机构已经制订和颁布了许许多多的有关市场运行的法律、法规和条例，且法律档和及其文本的文字数量可能并不少于西方的一个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但当今中国还远远不是一个法治社会，或者简单说，中国社会从整体上还远远没有「入法」。

究竟是把法律视作为一种天地间之正义、人世间之公理的外在表现，还是仅把法律视作为主权者进行社会控制的一种工具，这不仅牵涉到对过去传统中国社会演化路径及其变迁张力的深层理解，也与未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路径和走向密切相关。

不仅劳教制度如此，即使作为主要的司法部门的最高法院，在某一时期，会特别强调司法为民、保障人权、化解社会矛盾、保护弱势群体。这些决策往往试图从公共利益出发，以纠正市场失灵状态下资源错配而导致的非效率和分配的不公正，以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决策往往并非最高法院的主动行为，而是与当时的意识形态要求相关。转型时期的最高法院是在传统政治体制和市场经济的双

23重压力下寻求权力运作的空间。一方面，它努力成为「法院」，在某种意义上要坚持法院独立、被动、中立的结构－功能主义原则；另一方面，它又带有强烈的政法体制色彩，是一个科层制式的能动性司法机关。[24]劳教制度和机构存在同样的问题。但在劳教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党和政府已经提出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的目标，这意味著权力的行使将会更加精确和透明，因为以往因为政府权力的高度集中和对社会资源的垄断性，很多政策可能变得非常的模糊。实际上，政策越模糊，权力就越大。政府官员很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有时故意将政策制定得含糊不清，这样，官员的权力就会很大，越可以任意所为。现在的依法治国的方略尽管只是一个目标，但现实中政府权力的运行不能只当作一个目标，因为党和政府是否守法是取得合法性的最重要的依据之一。在这种大背景下，随著意识形态和运动法治影响的削弱，劳教制度在这样的形势下，要取得自身的存在地位，这一行政性羁押措施都应被纳入司法裁判机制的控制之下，而不应再由员警机构或其他行政机关自行决定适用。既重实体又重程式，既重结果，又重过程，重视人权、人格，改变随意性，用一部成熟的法律作为工作的依据，这是劳教制度改进的必然趋势。

注释 2 3 夏宗素：《劳动教养制度改革问题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导论，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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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对行政复议制度发展的思考

行政复议是行政机关依法解决行政争议、化解社会矛盾、加强层级监督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建国初期我国即建立了行政复议制度。伴随着政治、?­济的发展，我国的行政复议制度得到逐步发展完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行政复议制度作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得到迅速发展。1989年4月我国颁布《行政诉讼法》，规定了行政复议前置程序

。为了适应和配合行政诉讼制度的实行，国务院于1990年12月颁布了《行政复议条例》（1994年对该条例进行了修改），在我国建立了统一的行政复议制度，为我国行政复议工作提供了最直接的行政法规依据。1999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颁布，标志着我国独立的行政复议制度正式诞生。为了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发挥行政复议制度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国务院于2007年5月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把行政复议法规定的各项制度具体化，进一步增强行政复议制度的可操作性。从散见于不同部门的有关复议规定到制定统一的法律，从行政法规级别上升到国家基本法律，我国的行政复议制度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行政复议的功能定位更加合理和明确

《行政复议条例》对行政复议的功能定位是：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防止和纠正违法或者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可见，“维护”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是其首要目的。《行政复议法》对行政复议的功能进行了较为合理的定位，把“防止和纠正违法的或者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置于首要地位，“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地位明显降低。《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的立法宗旨为“进一步发挥行政复议制度在解决行政争议、建设法治政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进一步明确了行政复议制度的化解矛盾、保护权利的首要和主要功能。从维护公权力到保护私权益，行政复议的功能定位更加合理和明确。

二、行政复议原则不断充实完善

《行政复议条例》规定行政复议遵循合法、及时、准确和便民的原则。《行政复议法》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履行行政复议职责，应当遵循合法、公正、公开、及时、便民的原则，坚持有错必纠，保障法律、法规的正确实施，增加了公正、公开原则和有错必纠原则，并在具体规定中更深入体现了便民原则。《实施条例》进一步深化了公开原则，并确立了复议不利变更禁止原则。

1、公正原则。一是对派出机构提出复议的管辖机关，增加了本级地方人民政府，避免部门保护主义。对政府工作部门设立的派出机构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以自己的名义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申请的复议，《行政复议条例》规定由设立该派出机构的部门管辖。《行政复议法》规定向设立该派出机构的部门或者该部门的本级地方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赋予申请人选择权，减少部门保护主义的影响。二是国务院对国务院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可作出最终裁决。《行政复议条例》规定，对由省（部）级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引起的行政争议，由省（部）级行政机关自己作为行政复议机关，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很难保证复议的公正性。《行政复议法》提高了行政复议机关的级别，规定对国务院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国务院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也可以向国务院申请裁决，国务院作出最终裁决。这一规定将国务院作为行政复议的管辖机关，使省（部）级行政机关的行政活动直接受到国务院的监督，从而极大提高了行政复议的权威性和公正性。

2、公开原则。《行政复议法》规定申请人、第三人可以查阅被申请人提出的书面答复、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行政复议机关不得拒绝。扩大了申请人的知情权、查阅权和参与权。《行政复议条例》和《行政复议法》都规定行政复议?­则上采取书面审查，《实施条例》规定行政复议机构认为必要时，可以实地调查核实证据；对重大、复杂的案件，申请人提出要求或者行政复议机构认为必要时，可以采取听证的方式审理。引入听证模式，使对案件的审查更加公正、透明。

3、便民原则得到更加充分的体现。一是申请期限延长，更方便行政相对人申请复议，保护自身合法权益。《行政复议条例》规定行政复议申请期限为15日，《行政复议法》将申请期限延长到60天。二是申请方式更加灵活。《行政复议条例》规定申请复议应当递交复议申请书，《行政复议法》规定行政复议可以书面申请，也可以口头申请。口头申请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当场记录申请人的基本

情况、行政复议请求、申请行政复议的主要事实、理由和时间。三是管辖机关更加方便行政相对人申请、参加复议。如：（1）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申请的复议，1990年制定的《行政复议条例》规定由上一级主管部门管辖，只有对上一级没有相应主管部门和法律、法规规定由人民政府管辖的由本级人民政府管辖。申请人没有选择权。

1994年对该规定进行了修订，规定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主管部门管辖，但是法律、法规规定由本级人民政府管辖的从其规定；法律规定由上一级主管部门管辖的从其规定。赋予申请人一定的选择权，但是由于法律多数规定由上一级主管部门管辖，所以申请人的选择非常有限。《行政复议法》规定由申请人选择，可以向该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海关等实行垂直领导的行政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除外）。这样，行政相对人就有权对涉及政府部门的复议案件管辖机关进行自由选择。（2）《行政复议条例》规定，复议机关发现受理的案件不属于自己管辖，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复议机关，规定比较笼统。《行政复议法》规定，对派出机关、派出机构、授权组织、被撤销机关和两个以上机关共同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提出复议，在行政相对人不清楚应向哪一个行政机关申请复议时，可以直接向具体行政行为发生地的县级地方人民政府提出复议申请，由该县级地方人民政府自接到该行政复议申请之日起七日内依法转送有管辖权的行政复议机关。该规定更方便申请人提出复议申请。（3）《行政复议条例》对省、自治区人民政府设立的行政公署、盟等派出机关所属的县级地方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向行政公署、盟还是省、自治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规定不明确，《行政复议法》明确规定，对省、自治区人民政府依法设立的派出机关所属的县级地方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该派出机关申请行政复议。赋予行政公署、盟行政复议权，方便了行政相对人申请复议。

4、确立行政复议不利变更禁止原则。为了鼓励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通过行政复议的方式依法解决行政争议，解除申请人“不敢告”的思想负担，《实施条例》规定了行政复议不利变更禁止原则，即行政复议机关在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范围内，不得作出对申请人更为不利的行政复议决定。

三、行政复议范围有了较大突破

1、复议范围从法律规定到自我认定。根据《行政复议条例》的规定，行政复议申请的范围限于法律、法规明确规定涉及人身权和财产权的具体行政行为，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大体相同。对其他具体行政行为规定必须是“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或者可以申请复议的”。为了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制度在解决行政争议方面的作用，《行政复议法》大幅度拓宽了行政复议的范围，规定只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就可以向复议机关申请复议。同原来的复议申请范围相比，《行政复议法》明确增加了对有关行政许可、行政确认、行政收费、行政合同、行政给付行为进行复议以及对受教育权保护的规定，使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更为全面的保护。

2、行政相对人对抽象行政行为可启动审查权。《行政复议条例》规定，复议机关审查具体行政行为时，发现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章或者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与法律、法规或者其他规章和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相抵触的，在其职权范围内依法予以撤销或者改变。虽然上级行政机关有权改变或者撤销下级行政机关制定的不适当的决定、命令，但是这种审查的启动权不属于行政相对人，而是由上级行政机关自己掌握，且执行得很不理想。《行政复议法》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国务院部门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规定、乡（镇）人民政府的规定不合法，在对具体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时，可以一并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对该规定的审查申请。《行政复议法》的这一规定，将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启动权交给行政相对人，使行政相对人拥有了更广泛、更真实的权利救济。

四、行政复议证据制度确立

《行政复议条例》没有规定证据制度，《行政复议法》对行政复议的证据制度作了较全面的规定。

一是规定了举证责任问题，即“被申请人应当自收到申请书副本或者申请笔录复印件之日起十日内提出书面答复，并提交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

二是规定了取证的时效问题，即“在行政复议过程中，被申请人不得自行向申请人和其他有关组织或者个人收集证据”。

三是规定了不承担举证责任的法律后果，即“被申请人不按照规定提出书面答复、提交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的，视为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决定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

五、行政复议程序规定更加完善、公正

（一）申请程序

1、申请人（代表人）申请、参加行政复议。《实施条例》增加了对合伙企业、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其他组织及股份制企业的股东大会、股东代表大会、理事会申请和参加复议的规定，并明确同一行政复议案件申请人超过5人的，推选1至5名代表参加行政复议。

2、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行政复议条例》规定同申请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经复议机关批准，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复议。《行政复议法》取消了经复议机关批准的规定。《实施条例》将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细化为行政复议机构通知参加和第三人申请参加两种情形。

3、委托人代理行政复议。《行政复议条例》没有规定委托代理复议制度，《行政复议法》规定申请人、第三人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参加行政复议，建立了委托代理复议制度。《实施条例》作了更为详细的规定，明确申请人、第三人可以委托1至2名代理人参加行政复议。并对提交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载明内容、口头委托、解除或者变更委托等作出规定。

（二）受理程序

1、受理期限。《行政复议条例》规定对复议申请的审查受理期限为10日，《行政复议法》将该期限缩短为5日。

2、不予受理及书面通知。《行政复议条例》规定复议申请不符合规定的，裁决不予受理并告知理由；《行政复议法》明确规定对复议申请不予受理应书面告知申请人。

3、申请材料不符合的处理。《政复议条例》规定复议申请书未载明有关规定内容的，应当把复议申请书发还申请人，限期补正。过期不补正的，视为未申请。《行政复议法》删除了有关“限期补正”和“过期不补正视为未申请”的规定，明确对不予受理和不属于本机关受理的行政复议申请外，行政复议申请自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收到之日起即为受理。《实施条例》规定行政复议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表述不清楚的，行政复议机构可以自收到该行政复议申请之日起5日内书面通知申请人补正。补正通知应当载明需要补正的事项和合理的补正期限。无正当理由逾期不补正的，视为申请人放弃行政复议申请。该规定在保障行政相对人复议权利的同时，规范了对行政复议的受理审查。

（三）决定程序

1、行政复议决定类型更加全面。《行政复议条例》规定了维持、补正、履行、撤销、变更等类型，《行政复议法》删除了补正，增加了确认违法类型。针对实践中有时会出现申请人认为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申请行政复议，行政复议机关受理后发现该行政机关没有相应法定职责或者在受理前已?­履行法定职责的情况，也会出现行政复议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后，发现该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行政复议法和实施条例规定的受理条件的情况，适用《行政复议法》规定的维持、撤销、变更、确认违法等行政复议决定都不合适，《实施条例》增加了驳回行政复议申请的行政复议决定类型。

2、行政复议的撤回更加规范。《行政复议条例》规定，复议决定作出以前，经复议机关同意申请人可以撤回复议申请。申请人撤回复议申请，不得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再申请复议。《行政复议法》规定，行政复议决定作出前，申请人要求撤回行政复议申请的，经说明理由，可以撤回，没有强调要?­复议机关或复议机构同意，并删除了“申请人撤回复议申请，不得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再申请复议”的规定。《实施条例》规定申请人在行政复议决定作出前自愿撤回行政复议申请的，经行政复议机构同意，可以撤回。申请人撤回行政复议申请的，不得再以同一事实和理由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但是，申请人能够证明撤回行政复议申请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的除外。该规定在维护申请人复议权利的同时，对行政复议的撤回作出规范。

3、行政复议的中止和终止情形。《行政复议条例》没有规定行政复议的中止和终止程序，《行政复议法》仅对申请人撤回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终止作了规定。《实施条例》明确规定了行政复议中止和终止的若千适用情形。

4、建立行政复议调解制度。《行政复议条例》规定复议机关审理复议案件，不适用调解，《行政复议法》删除了该条规定。但行政复议实践中调解被大量地运用于处理行政争议的过程中，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此，《实施条例》规定对行政机关行使法定裁量权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申请行政复议的案件或者当事人之间的行政赔偿或者行政补偿纠纷，行政复议机关可以按照自愿、合法的?­则进行调解。

（四）履行程序

《行政复议法》规定，被申请人应当履行行政复议决定。被申请人不履行或者无正当理由拖延履行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或者有关上级行政机关应当责令其限期履行。而《行政复议条例》仅对申请人逾期不起诉又不履行复议决定的处理情况作出规定。

六、对行政执法活动作出规范

虽然《行政复议条例》、《行政复议法》和《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是关于行政复议工作的法律规范，但其中有关条文也涉及到行政（立法）执法活动，应当得到遵守。

1、行政相对人的行政复议知情权告知制度。为保障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行政复议知情权，《实施条例》规定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的，应当告知其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行政复议机关和行政复议申请期限。

2、规章不能授权。《行政复议条例》规定对法律、法规和规章授权的组织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申请的复议，由直接主管该组织的行政机关管辖。《行政复议法》规定对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分别向直接管理该组织的地方人民政府、地方人民政府工作部门或者国务院部门申请行政复议。从《行政复议法》的规定看，规章不能授权。

3、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有期限。为了避免被申请人拖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实施条例》明确了行政复议机关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被申请人应当在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期限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法律、法规、规章未规定期限的，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期限为60日。明确了被申请人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期限。

4、行政争议可以和解。为了有效化解行政纠纷，平衡利益，努力做到案结事了，《实施条例》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行使法律、法规规定的自由裁量权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申请行政复议的，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在行政复议决定作出前可以自愿达成和解。

此外，《行政复议法》和《实施条例》在其他方面对行政复议制度作了完善，如针对《行政复议条例》有关法律责任的规定内容过于简单笼统，不便于法律责任的分担和确认，《行政复议法》关于法律责任的规定，不但条文有所增加，而且其内容更加丰富，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具体规定了严格的法律责任，强化了对行政复议活动的监督。《实施条例》还对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专章作出规定，并建立了行政复议意见书、建议书制度，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可以向有关机关提出纠正相关行政违法行为或者做好善后工作的意见，行政复议机构可以向有关机关提出完善制度、改进行政执法的建议。

由于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从依政策治国向依法治国转变的制度变革过程中，民主和法制尚不健全，因此，我国行政复议制度在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行政复议机构不统一、不独立；公民对复议机构信任程度不够；行政复议制度的功能难以发挥；复议机关从事复议工作的人员不足，素质不高，专业化不强；等等。我国的行政复议制度需要在充分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

第三篇：唐慧案--引发对劳教制度的思考

唐慧案--引发对劳教制度的思考

唐慧被劳教

永州公安局出具的对唐慧进行劳教的书面说明：永州市公安局8月4日上午通过12条长微博表示，“唐慧在案件审理期间为了达到判处七名被告人死刑的无理要求”，前后在多地“闹访、缠访、散发传单，不听工作人员劝说，案件判决后仍到有关部门缠访，严重扰乱了单位秩序和社会秩序”。

永州市公安局同时表示，8月2日，永州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根据《国务院关于将强制劳动和收容审查两项措施统一于劳动教养的通知》第一条、《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决定对唐慧劳动教养1年6个月。

PS：《通知》第一条，从今年下半年起，对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尚不够刑事处罚需要进行强制劳动的人，一律送劳动教养。对原有强劳人员，应按原批准的强劳期限执行，如发现新的违法犯罪需要延长期限的，按劳动教养规定办理。

《办法》第十三条，劳动教养期限，根据需要劳动教养的人的违法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动机和危害程度，确定为一至三年。劳动教养时间，从通知收容之日起计算，通知收容以前先行收容审查或羁押的，一日折抵一日。

唐慧案—社会影响

唐慧被劳教一事在受到人民日报官方微博的关注后，其影响达到了顶点。8月10日，被释放的唐慧坐在等在看守所门口的车上。

8月5日23时36分，《人民日报》官方微博“@人民日报”称：“专家最近宣布，经三级指标体系测评，民族复兴任务已完成62%。然而，当湖南永州遭强暴幼女的母亲因上访被劳教的新闻传出，这一数字显得如此苍白。一个国家的强大，不应只有GDP和奥运金牌，复杂的数理模型中，更应包含百姓的权利与尊严、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我们共同努力。”

同时，人民网上发布《人民舆评：永州案，警惕民心渐行渐远》，迅速被各大网络媒体转发报道，整个事件都在公众面前铺开，从犯罪者对乐乐的暴行、“假立功”的疑点到唐慧被劳教，此案件的每一个细节都引起了舆论的强烈反应。

行政复议：唐慧认为永州警方出示的《劳动教养处罚决定书》上所列举的都不是事实，两名律师已经起草包括《行政复议申请书》在内的全部法律文书，随后将提起行政复议。这

份行政复议申请书贴在甘元春律师的博客上。行政复议的递交对象为湖南省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被申请人为永州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唐慧请求，依法撤销永州市劳教委2012年8月2日作出的永市劳决字[2012]第84号劳动教养决定书(以下简称劳教决定)，恢复她的人身自由。

唐慧案—政府回应

人民日报的微博已经得到过10万条转发。

8月4日上午11时13分，湖南永州市公安局通过其官方微博账号，发布了这么一条只有两个字的微博“幼女”。由于没有前后文令人摸不着头脑，文字背后的敏感性，迅速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在不到一小时内，该条微博被转发接近4000次。“不会又是临时工干的吧？”网友们纷纷揣测。

这条因操作失误发出的微博，显然与“永州11岁幼女被强迫卖淫案”以及被劳教的唐慧有关。8月5日，永州市公安局刚刚通过同一平台，连续发布了12条“就唐慧被执行劳动教养回复网民”的长微博。

然而到了5日下午，这12条代表永州市公安局的官方答复，与11时13分发出的这条微博一起统统在永州市公安局的官方账号上消失了。5日16时许，永州公安局发布了3条有关“全省双十佳”评选的内容，而面对网友的“删帖”质疑，官方并未就此作出答复。

省政法委介入：8月7日，唐慧的丈夫张辉向记者展示乐乐被逼卖淫案先后四次的判决书。湖南省委政法委8月6日透露，湖南省委政法委对永州幼女被强奸、其母唐慧反映的有关情况高度重视，已成立调查组赴永州调查此案办理情况。调查组负责人表示，一旦发现有错，将坚决依法纠正。如有违法违纪行为，将依法依规给予严肃处理。对于唐慧被劳教事件、“假立功”疑案还有对乐乐最终的交代，希望湖南省政法委的调查组能给所有关注着此事的公众、媒体和受害人一个满意的答案。

唐慧案—依法撤销劳教处罚

2012年8月10日，唐慧的劳动教养决定经复议被依法撤销。

第四篇：对党的历史发展及阶级性的思考

对党的历史发展及阶级性的思考

万物都有自我的阶段演变过程，不论对于社会还是自然，这都是漫长而复杂多变的。从最初的原始社会渐渐演变到存活了两千年以至于在中华大地上根深蒂固的封建社会，最后终于在挣扎与奋斗抗争中迎来了光明的社会主义人民社会。历史一层层抽丝剥茧不断演替，向我们演示了事物从萌芽到新生到融入的过程，最终验证了什么叫做历史的必然。

对于党的历史发展，似乎也可以用类似的方式理解。从最初那几位代表着一个时代的仅仅是知识青年对祖国未来的担忧而产生对祖国道路探索的状态到一个民族尊严的崛起，一段史诗般的历史引动一声世界的惊叹！这是一段浩浩荡荡，屈屈辱辱，又振奋着人心的历史，所有的包含着热度的爱国热情在那个时代得到最充分的释放。不可置否如今依然有许多人，他们入党捧着的仍是最简单入党愿望原动力，是一份简简单单而又沉甸甸的爱国情谊。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对于祖国高度的代表性，把祖国从历史腐烂的黑暗与屈辱中带向了如暖春般和煦的光明。

在我的脑海里，党是两条历史长路错综复杂的交汇，一条是交织着种族斗争血与泪残酷搏杀的历史之路，另外一条则是突破浓烈封建思想牢笼伴随夹杂着强烈爱国情绪的中国斗争性历史之路。历史是那么真实的存在，原本就应该带着客观与理性去了解，去认识，去思考，去评价。历史没有所谓的真相，它是真实存在的过往。然而那是一个经历了真实而自然的演变的时代，作为这样一个时代生活的我们，至少在最初的认识里理性的眼里也流露出许多感性的情谊，些许感伤的色彩和振奋惊讶的呐喊。如果我们学习了，成熟了，能够更客观而理性的面对历史，了解并理解了党的历史，我想党在我们就不仅仅只是执政党那么简单的概念了。她是无数前辈在探试努力，尝透了失败与绝望的苦楚后真正带我走向光明的先锋，它不仅仅是三个代表的先锋，也是所有人民敬佩尊崇的领袖。她是多么英明、亲切，虽也像所有英雄一样也犯着许多试探性的错误，然而最终还是在苦难中指挥带领着祖国真正蓬勃的成功。

从最初还充满着幻想主义色彩的却成为震惊世界开创历史新纪元的巴黎公社开始，共产主义就一直时隐时现却又连续生长着，不断像一棵大树的根系盘综错杂生命力顽强。如果把共产主义比作一株大树的话，那树上赫赫接着两枚鲜红的果实，一个是前苏联，一个是中国。前苏联就像是初生树苗努力结出的试结果，虽然青翠欲滴却始终是不能吃的果，因为它不够成熟到强大，足以支撑起一个时代的天空，历史的天空属于踏在巨人肩上成长的新社会主义国家。历史的空白由前苏联填补了，但还不够，是我们党的成熟与先进，时代给予思想的养分与机遇以及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根据点带领我们的党我们的祖国彻底迎来了新纪元。历史是复杂多变的，之所以经历了那么多的党派政府甚至政治体，最终却是共产党带领着华夏儿女从历史的纷乱洪流中开辟出了新中国并且一步步从试探性建设到达今天的高速发展，这其中包含着领袖集团的汇聚，历史时代的巨变与机遇，国家反复的社会状况等等诸多因素。然而乱世出英雄，纷乱的时代反而造就了一大批民族英雄和领袖精英。英雄为国家为人民为他们所深爱的土地，或战功赫赫，或流血牺牲。我们解读历史，因而怀着真挚的情谊向他们致敬。领袖，他们的一举一动影响着整个时代，他们英明睿智，眼光卓越，他们才能出众却亲切可近，他们有的终日决策忧天下，有的亲切关怀心系人民。解读历史，我们更应解读他们的人生。

最终领悟了，党的历史真实解读应建立在世界之门为中国打开的时代里，她是那个时代里中国翻天覆地地汹涌出的一代才人，一代英雄和一代人民的信念坚持与血泪奋斗之史。

党的历史深深附着在祖国大地无数秀美山水与连绵山峦里，他是英雄与领袖的历史，更是人民的历史。如今的我们在祖国安宁而肥沃的土壤中汲取营养时，更应该用一颗心去体会去解读历史和党，解读一个时代一代英雄一个民族的经验和屈辱，光明和温暖。

党是人民的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的先锋队，党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在探讨党的阶级性质之前，我们应该明白党是人民的，博爱的，无私的。人民来自于不同阶级，不同阶级进而接合成人民。阶级并非单独存在，他们重合，关联，交融甚至夹杂着矛盾。

列宁也曾说过：“在以阶级划分为基础的社会中，敌对阶级之间的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势必变成政治斗争。各阶段的最严整最完全和最明确的表现，就是各政党的斗争。因此，从国家繁荣富强的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保证去探讨去理解党的阶级性才是从本质上抓住了问题。

在抗战时期，农民工人是当最具代表最坚实的力量，可以说那时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就能代表着大部分人民的利益。因而那个时代当主要代表着无产阶级的利益。然而时至今天，时代巨变，科技腾飞。党依然始终英明的领导，带领我们实施贯彻了以中国现实国情为出发点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据中国国情，我们的党跟随了时代却不盲目，发展了各个阶级也抓住了中坚砥柱力量，这是一种现实的超越，时代的超越。祖国的腾飞，人民的幸福才是党的领导核心目标，他的阶级性最终就是兼顾无产阶级的人民的各个阶级利益的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社会。

至此，仅从基础从实质探讨了党的阶级性，说明探讨的是无产阶级是人民是中国独有的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综合阶级性。

第五篇：论文：村民自治理想制度与现实困境

--对叶阿金“选民资格”案件的思考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从发生在浙江省瑞安市的一起村委会选举中“选民资格”案件的评论着手，对村委会选举中面临的困境之一--村民资格问题作出分析，提出解决的办法。村民自治是我国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宪法规定的重要制度之一。现实情况的发展往往超过法律产品的供给范围，这就要求我们在依法治国的进程中，不断完善法律制度。

关键词：村委会选举 选民资格 村民资格 司法救济

2002年6月以来，一些媒体对发生在浙江省瑞安市的一起村民“选民资格”案件纷纷进行报道，称之为浙江省首例村民选举中的选民资格案件，是村民为维护自身政治权利的首创之举。一些法律界人士评述此案是农村政治民主意识的觉醒。那么，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此案的基本情况。

叶阿金一直居住于莘滕镇星火村，于1998年4月将原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并将户口从星火村迁出，迁至该镇农场村。户藉迁出后，叶阿金仍一直居住在星火村，其家庭财产与土地承包权均在该村，并按有关文件规定仍享有该村集体资产所有权。2002年5月，星火村进行换届选举时，公布选民名单中没有叶阿金。叶阿金向村选举委员会提出书面异议，要求给予选民资格。村选举委员会成员经讨论后，明确告知叶阿金户籍已迁出，在本村不享有选民资格。叶阿金不服村选举委员会的决定，因此向瑞安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认为，根据《浙江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第十一条规定：“选民应当在户籍所在地的村进行登记。有特殊情况的，户籍不在本村的人员，是否在本村进行选民登记，由本村具体选举办法按有关规定确定。”由此可见，户籍不在本村的人员，并非一概不具有本村选民资格。叶阿金虽然不具有星火村的户籍，但享有的财产权益、政治权利与星火村紧密联系。叶阿金属于特殊情况。为保证叶阿金在户籍所在地和住所地的一处享有选举权，在星火村选举办法没有明确叶阿金选民资格的情况下，法院依法予以确定。因此判决叶阿金在2002年星火村换届选举中具有选民资格。从本案中我们应当考虑的是，法院受理案件的依据是什么？村民的选举权如何得到保障？村民选举能否寻求司法救济？这些问题的提出，关系到村民自治能否沿着民主设计的原则向前发展，草根民主能否演进到推进政治民主发展的原动力。列宁曾经指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句话为我们透视这桩不平常的案子提供了一把锋利的解剖刀。

一、什么是选民资格

法律意义上的选民资格，是由宪法赋予公民的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身份的资格，也就是由选举法中明确的保障公民有直接选举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资格。因此，选民资格是指在选举组成国家权力机关中的代表的资格，是一项宪法赋予的政治权利。

相应的，选民资格案件，根据选举法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是指在县、乡两级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中，选民对于选举委员会所公布的选民名单有异议的，可以向选举委员会提出申诉，选举委员会应在三日内作出处理决定，申请人仍不服的，可以在选举日的五日前向法院起诉，法院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适用特别程序在选举日前作出终审判决的案件。

什么是村民委员会选举中的选民资格？《村委会组织法》并未出现“选民”这个概念，其中第十二条规定，“年满十八周岁的村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另外根据《浙江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第三条的规定，是将“有选举权的村民”简称为“选民”。因而可以认为村委会选举中的“选民”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称呼，与直接选举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时的选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叶阿金要求确认所谓的选民资格问题，事实上是要求确认具有本村“村民”资格的问题。

由此看出，在村委会选举中，如果村民对村选举委员会公布的“选民名单”有异议的，向法院提起要求确认其选民资格的诉讼，并不是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选民资格案件。对村委会选举中的“选民”资格案件，《村委会组织法》中没有规定。现行的村民选举中，村民对公布的选名单不服的，仅得向村民选举委员会提出申诉，由村民选举委员会作出最后的决定。事实上，同在温州市的鹿城区人民法院，对今年同一时期姚某等人要求确认其在村委会选举中具有选民资格的诉讼作出的民事裁定，就认为村民选举资格案件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①。而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同样受理了一起与叶阿金的情形极为类似的案件，却驳回了当事人的请求②。这三起案件均发生在温州市，三个基层法院却分别作出了不同的判决和裁定。这也说明基层法院对此问题的看法是不一致的，存在着误解或者误读。笔者认为，鹿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裁定，从结果而言是正确的。如前面所述，村委会选举中的“选民”资格异议不同于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选民资格案件，因此从目前来说，法院没有法定依据来受理村民选举中的“选民资格”案件。

二、什么是村民

现在我们可以将讨论的重心转移到“什么是村民资格”这个真问题中来。

村民这一概念，就其本意而言，是指生活于特定村落的居民。但是，在我国现实生活中，大多数地方的村民身份并没有这么单纯，而是指自人民公社时期以来一直生产生活在某一村庄，属于农村集体经济成员并享有相应权益即具有本村农业户口的居民，当然也包括这些居民同样具有本村农业户口的子女③。

因而村民的概念已不是简单的自然地域的概念，它是附加了复杂经济条件并带有城乡分割特征的身份概念（相对应的是居民身份）。所以村民自治的内涵中，也就有了由村民选举产生村民委员会，由村民委员会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的职能。因此，村民资格，不是生活在某一村落就自然具备的，同时必须考虑到它的经济权利身份。

由于《村委会组织法》并没有明确界定什么是村民，加上各地农村的情况比较复杂，致使在对以下几类人的“村民资格”认定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

——原是本村村民，现居住在本村，只是因为土地被征用后成了农转非人员，这些人还能否参加村委会选举？ ——原是本村人员，农转非后离开村子，但离退休后又回到村里居住，这些人能否参加村委会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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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是本村村民，因婚姻嫁娶原因人已居住在城市，但由于户籍政策限制，户口仍未迁出的人员，能否在本村选举？

——挂靠户口的人能否参加村委会选举？

——小城镇综合体制改革中篮印户口人员能否参加村委会选举？

——长期居住在本村的外来经商、打工人员能否参加村委会选举？

诸如此类问题，在经济比较发达的沿海地区，以及城市化进程较快的地方如城乡结合部、小城镇等地，是在村委会选举中不得不面对的。不管《村委会组织法》的立法者当初是如何设计理想的村民自治制度，在村委会选举中暴露出来的村民资格认定问题，已日益成为干扰村民自治制度顺利实施的重大障碍之一。其弊有三：

一是长期生产经营并居住在本村的外来人员难以取得村民身份，不利于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与优化组合，阻碍着农村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二是按政策应该或可以转为城市居民户口的村民，由于产权利益上的考虑不愿转为城市居民户口，延缓着我国的城市化进程。

三是村民在生息繁衍的过程中，社区集体经济内部产权利益关系不清晰所产生的矛盾，侵蚀着经济发展的生机与活力。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是由于我国长期实行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将村民与人民公社社员一体化，在村民身上附加了不能分开的经济权益因素。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所实行的家庭承包经营体制虽然改变了土地的经营方式，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除附加在村民身上的经济权益关系，其最基本的体现是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分配仍然是以具有集体所有者成员身份的村民家庭人口为依据的，这种承包权是以产权所有为前提条件的，是产权利益分享的实现形式。因此，在村民与社员一体的条件下，村民的任何迁出迁入、村民家庭人口的任何增减，都会影响到包括耕地、山林、水面以及其他所有集体资产利益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对于村民的利益关系重大，因而也倍受关注。

对于如何处理这些问题，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允许这些人员参加村委会选举，理由主要有：一是村民自治有地域自治的含义，既然这些人经常生活、工作在村里，甚至还履行村民的义务，那就应当允许他们参与村庄的自治事务；二是目前我国有近亿的农村流动人口，如果不允许这些人员参加经常生活地的村委会选举，这些人的民主权利就没有履行的条件。另一种意见与之相反。理由主要有：一是村民自治讲的是本村的村民自治，不是本村的村民不能参加本村的村民自治。《村委会组织法》尽管没有给“村民”下定义，但从法的第五、十四、十六、十七条，多次使用“本村”一词来看，村民自治也是指本村的村民自治。二是我国的村民自治主要是以集体经济为背景的，村民自治权利不同于公民权利，村民自治权利与一定的集体经济利益紧密联系，而集体经济利益是有边界的，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分享的。村民资格的凸现，是社会转型期的积极现象，表明了村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但如何既能照顾集体经济上村民的既得利益，又能使更多的外来人员有参与基层自治的

机会和权利，确实是需要很好地研究解决的问题④。

让我们回到《村委会组织法》，从立法原义来重新理解“村民”的概念。

从村民自治相关法律对“村民”、“本村村民”的法律规定来看，它的立法精神和立法原意所表达的意思其实是非常清楚的。它所使用的“村民”概念，其真实的意思就是指居住在本村、户籍在本村并且属于农业户籍的人口，即具有农民身份的人。在村民自治相关法律中之所以没有明确作出这样的限定，主要原因就是，在中国大多数农村地区，“村民”本来就是居住在该村、户籍在该村并且具有农业户籍（农民身份）的人。中国农村村民是由身份、户籍和权利义务关系三个主要因素决定的，这是一种特定社会历史条件和现实状况决定的制度安排。在制定一项具有普适性的全国性法律时，国家立法机关主要考虑的是大多数地方农村的一般情况，不可能也不必要对居民构成比较复杂的城中村、城郊结合部农村的特殊情况作出具体、专门的考虑，这至多应当是地方立法机关的事情。另外，从比照原则来看，之所以说居住在农村但已经转为城市居民的人不属于该村村民，还在于国家另有一部规定城市基层社区居民权利和组织形式的法律，就是《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这一法律对城市居民在基层社区的组织形式和基本权利作了明确的规定。

因此，从这个角度理解，《浙江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第十一条“选民应当在户籍所在地的村进行登记。有特殊情况的，户籍不在本村的人员，是否在本村进行选民登记，由本村具体选举办法按有关规定确定”的规定，是符合《村委会组织法》的立法本意的。从这条规定看，它首先从严格的属地主义出发，即本村村民的认定，以户籍为准。其次，它规定的特殊情况考虑到了上面所提到的几类人的村民资格认定问题，只不过从村民自治的角度考虑，要由本村具体选举办法按有关规定来确定⑤。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一些地方在其他特殊情况的认定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即如何保证少数人的权利不受到“多数人的暴政”的侵害。这既是实际操作中的问题，更是立法的完善问题。

三、村民选举权的司法救济途径

从村民自治的内涵来说，村民资格本应不是问题。因为所谓自治，就是自己管理自己。所谓基层群众自治，就是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管理与自己利益密切相关的本区域内事务，依法实现基层群众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哪些人属于村民，哪些人不属于村民，本应当是属于自治范畴。但是，如前所述，村民身份中附加了经济权益之后，问题就复杂化了。此外，由于中国历史上长期缺乏民主的传统，近代以来，民主的理念被引进国内以后，仅仅只保留在法律制度的表面上，而未能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的基层；民主被异化掉了，成了给专制披上外衣的套子。民主成了中国人民远不可及的事情；但实行村民自治与选举，一下子将把民主政治摆在中国农民的眼前。这是村民选举制度的重大贡献。民主是一种习惯，只有操练熟了，久而久之，才会转换成人们普遍遵守的生活方式，才能为整个国家发展健康成熟的政治民主奠定深刻的基础。而民主是一种公开参与政治的规则。民主正义的核心在于程序上的正义。从这个角度说，村委会选举中司法救济途径的缺失，是现行村民选举制度的一个法律漏洞。为使宪法规定的村民自治制度得以全面实施，并且不突破现有制度产品供给的范围，那么在村民选举制度中增加选民资格案件不失为一种现实的选择，即村民对于村选举委员会所公布的选民名单不服的，可以向村选举委员会提出申诉；村民对于村选举委员会作出的处理决定仍不服的，可以向当地基层法院起诉。这样至少在程序公正的层面上可以解决不服村选举委员会对村民选举资格认定的纠纷。具体理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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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村民对选民名单不服的，向村民选举委员会提出申诉，由村民选举委员会作出最后的处理决定，这种制度，因为村民选举委员会自己既登记选民名单，又自己审查自己登记的选民名单有没有不当违法之处，所以违背了自己不得成为自己法官的自然公正原则。

第二、根据选举权的普遍性原则，选民名单上不予登记选举权的仅限于以下三种情形：年龄至选举日止未满十八周岁，不具有本村村民的身份，被剥夺政治权利。法院是与保护公民的权利的观念相联系在一起的，因而，认定公民是否具有某种权利，如果撇开法院，就显得突兀了。

第三、民事诉讼法设立选民资格案件的目的在于救济选举权。从实践中看，村委会选举中的很多做法完全是模仿县、乡两级人大代表选举时的做法，比如选民登记、候选人产生、投票等等程序，在形式上并无二致。因此，完全可以对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适当地加以扩大解释，使村民委员会直接选举参照适用。从全国范围来看，除了浙江瑞安市的叶阿金案之外，至少还有广州天河区、辽宁省康平县等地的法院均受理了村民选举资格的案件，并且均适用民事诉讼法有关选民资格案件的规定。司法实践中已有先例。从可行性的角度分析，各地法院在实践中对选民资格案件的审理积累了良好的经验，因而将其推广到村民选举中，完全可行。

第四、村民自治制度不仅是宪法规定的法律制度，更是由《村委会组织法》具体规定之。从法律的实施和救济的一般原则出发，法院就是公民寻求司法救济的最后希望。因此，从这个角度说，法院应当履行作为司法救济机关的职能。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由于村委会选举与县乡两级人大代表选举性质上的不同，在村委会选举中直接适用选民资格案件目前没有依据。为了程序公正，在村委会选举中引入司法救济途径的可选择方法是，由国家有权机关对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作出解释，使村民资格案件参照适用之。这也只能是解决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农村选举问题的权宜之计。

四、根本解决之道

引入司法救济途径只能解决一个程序公正的问题。要彻底解决村民身份问题，打破户籍制度的障碍乃根本之道。中国城乡二元分割的实质问题是现行户籍制度的改革滞后于现实社会的发展。一些有识之士已大声疾呼，要给中国农民第三次解放。“中国需要进行第三次„解放农民‟的制度革命，以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城乡隔绝、对立、分离的不公平和不公正局面。” ⑥ 这场制度革命的核心，是解放农民、投资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简而言之，就是使农民从土地、农村永久性解放出来，使农民尽快变为非农业人口，特别是为那些具有初、高中文化水平的乡村青年，提供进城务工的机会。

第三次“解放农民”最根本性的措施是消除城乡居民两种身份制度，使农民拥有与城市人口平等的发展机会和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水平，包括自由迁徙和自由居住权利、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权利与职业培训机会；平等就业竞争机会和享有劳动保护权利；享有居住或者工作所在地社区同等民主选举和被选举权利等⑦。目前户籍制度改革已经启动，人为地城乡分割已经打破。广东省已在全省范围内率先取消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统称为居民户口，浙江省的杭州市也同样。这无疑为解决村民资格问题部分铺平了道路。

当前，我们还要从具体操作层面来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法。社会总是在为自己的发展开辟道路的，问题的解决方式也往往是在那些首先出现问题而且迫切需要解决的地方产生的。为了稳定土地承包关系，保护承包者预期利益，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些地方就提出了土地承包权长期不变，实行“增人不增田，减人不减田”，进而转化为第二轮土地承包中实行的三十年不变的政策。对一些为了务工经商或子女上学谋求将户口迁到城乡结合部村庄的农户，迁入地实行了只接收户口关系而不享受当地集体经济产权利益的“变通性挂户”政策。一些因建设性征地成批转为城市居民户口的原村民，也被许诺可以继续享有村组集体经济成员的福利待遇，有些地方还出台了户口进城可以不退出承包田的政策规定。所有这些，都是农村干部群众从实际出发的积极探索，都体现了村民与社员相对分开的改革思路，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二者一体化所造成的种种现实矛盾，为农村户籍制度的改革提供了经验。但是，这些变革都是在原体制内进行的局部调整，并没有从整体上和根本上解除一体化所造成的经济社会问题。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到城乡结合部或其他经济发达地区务工、经商、长期居住的外地村民，一般都不能取得当地的村民身份。即使一些当地允许“挂户”的外来村民，也不能享有当地村民的同等经济社会权利，即使是个别地方允许他们参加村委会选举，也由于他们不享有集体经济产权利益而难以享有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赋予村民的所有权益，因为现行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也是立足于村民与社员一体化这一现实基础之上的。

上述问题的根本解决办法，是实行村民身份与集体经济成员身份的分离，实现村民自然身份的回归⑧。其要点是，对现有集体经济组织实行股份制改造，按照农户人口并结合对集体的贡献，将所有集体资产折合的股份一次分配到户到人，今后不再随村内及各户人口变动增减并允许继承，同时按照股份制企业的规则形成新的治理结构和分配制度。在此基础上实现村民身份属地化，外地外村人员只要长期在村居住，即可成为该村村民，履行村民义务并享有相应权利，人口流动不再与集体资产权益发生任何关系。事实上，一些地方在解决“城中村”、“村改居”等问题时，也是采用了这样的思路，即把原村集体资产股份化至个人，实现经济权利与居民身份的分离。

一种比较现实的选择是从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出发，对现实中两种身份一体化产生的体制性障碍采取一些诸如适当延长土地承包期限、户口进城原村民可以不退出承包田、允许家居本村的退休职工在不侵犯其他村民经济权益前提下享有村民待遇并发挥积极作用等方面进行一些变通性的改进，以利于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叶阿金所处的情形就属于这样一种制度变迁的结果⑨。

也有人提出了另外一种思路⑩。因为从1997年以来，国务院、公安部连续发布了《关于完善农村户籍管理制度的意见》、《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关于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和完善农村户籍管理制度有关问题的解答》、《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等一系列行政法规、规章。从这些法规和规章出发，涉及农村户籍管理和农民进城后城镇户籍管理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要求建立健全农村常住、暂住、出生、死亡、迁出、迁入和变更更正等项登记管理制度，二是要求经批准在小城镇落户的人员，必须向原所在地的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交回承包地和自留地，凭交回承包地和自留地的证明在城镇办理落户手续。这就清楚地表明，村民同农村社会经济组织和土地的关系是身份契约关系，只要农民的身份存在，同农村社会经济组织和土地的权利-义务关系就存在；一旦身份发生改变，其所隐含的契约关系也就随之而发生改变。根据上述法规的精神，那些具有城市户口的居民都不是本村村民，而只能算是常住本村的城市居民。自从他们把自己的户口从本村农业户口转为了城市居民户口以后，就意味着他们终止了同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土地的契约关系，同时也放弃和改变了同村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当这些决定村民身份的关键要件不存在以后，他们的村民身份已经不复存在，哪怕他们事实上一直仍然居住在本村，哪怕他们的家庭成员中仍然有人属于地地道道的本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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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

村民自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项重要制度，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一个重要方面。村民自治的内在含义是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实行村民自治的方式是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本文所论及的村民资格问题，只是村民选举过程中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之一。对村民自治的前景，我们有理由乐观，因为一旦村民自治成为广大农村居民自觉的行动时，就没有理由不让这种制度推进下去。但在具体操作中，如果不及时对有关配套的规则加以完善，则会给村民自治的实施带来很多障碍。

在村民资格认定上，由于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国家法律没有必要也毋须作出明确规定，但地方立法中应当考虑到这个问题。由此反观《浙江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确可进一步加以完善。基于当时的情景（《浙江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于1999年10月制定），可以说立法者已经作出了努力。但经过两届村委会选举（1999年、2002年）的检验，实践中提出了对此问题作出明确规定的要求。笔者建议对该选举办法适时加以修改，对村民作出明确的界定，除了户籍因素，必须要考虑权利义务关系。由于人户分离现象的大量存在，不履行义务者则不享有权利。最现实的做法就是实现村民自然身份与经济权利身份的分离。自然身份就是以居住地为划分标准。村民自治中的民主管理的内容主要是与村民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事务，一个人是否属于这个社区的成员，应当考虑其是否与该社区有密切的公共事务方面的利害关系。经济权利身份表明了其是否属于该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可否参与集体权益的分配。这样，就可以解决参与公共事务管理（选举权利）与享受个人经济权益（集体权益的分配）的矛盾。中国农村正处于转型期，各地结合实际的一些创造性做法应当给予肯定。如前所述六种情形的人，如果不再履行村民的义务，就不能享有作为村民的政治权利，就不能参加村委会选举。反之，从政治权利与经济权利可分离的角度，即允许履行了村民义务的人参加村委会选举，但村集体的收益分配等权利只能够由集体资产的所有者来享受。

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使广大农村村民的民主观念、民主意识都有了全面的提高。江泽民在“5.31”重要讲话中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目标。村民自治是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容否认，在村民自治制度实施过程中尤其是村委会选举中出现了不少问题，如候选人资格是否要规定的问题，选举中的贿选认定问题，罢免中的问题，以及村党支部与村委会关系的处理、新老村委会班子的交接、村务公开等方面都有值得探讨和完善之处。村民自治面临很多困境，本文所涉的村民资格问题无非是一个侧面而已。村民自治作为一项理想政治制度的设计⑾，需要在实践层面和法律制度层面不断地加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