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律师重建30年》

第一篇：《中国律师重建30年》

中国律师30年变迁路

《中国律师重建30年》专题报道之一

王 健

发布时间：2010年11月05日 15:4 【编者按】

30年前的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这是建国以来第一部有关律师的特别法律，也是我国法律第一次以单行法的方式宣示了律师制度的存在。

伴随改革开放的步伐，我国律师制度恢复重建已经30周年了。30年来，中国律师从无到有，从“不问政治”到“参政议政”，当年一支几百人的队伍，今天已经发展到了一支17万的大军，成为中国法治进程的风向标，也折射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法治建设进步的历程。

为了科学总结我国律师制度改革发展的经验与成就，促进我国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民主与法制社于2010年8月26日在中国法学会会议厅主办专题研讨会（天津依法律师事务所与正义网、北大出版社、《律师文摘》编辑部共同协办）。本期刊发了会上部分专题发言，同时采写和约请了部分专家撰写同题纪念文章。

2010年8月26日，北京，秋高气爽。一场名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颁布30周年座谈会”的活动在京城一隅举行。

尽管座谈会只是由一家中央级法制媒体——民主与法制社组织，出席者的阵容却让人们对这场座谈会刮目相看。不仅司法部原副部长陈卓、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刘家琛亲自到会，而且中国国内最知名和最具权威的部分法学专家、如“法学泰斗”江平教授、诉讼法学家陈光中、刑法学家陈卫东等都到会并发表意见。

不过从会议内容来看，与其说是纪念这部法律颁布30周年，不如说是总结中国律师制度在恢复重建30年历程中的经验教训，并由此探讨律师制度的完善与发展。

事实上，会上传出的消息，让人们对于恢复重建已经30年的律师制度喜忧参半。有关统计数字表明，30年来，我国专职律师从200余人发展到如今的17万余人，律师从业人员在数量、质量、规模上均有大幅的提高。但在全国近3000个县中，仍有210个县没有律师。对此，有关专家直言“律师业发展极不平衡”。与此同时，目前中国刑事辩护率约为20%，有些地区甚至不到10%。

“如此低的刑事案件律师辩护率，如此多的地方没有律师，足以说明作为一项基本制度，律师要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中全面发挥作用，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一位法学家说。

法律废墟上的恢复重建

1979年，对于如今已经年过耄耋之年的王工律师来说，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当时我还在安徽省蚌埠市做中学语文老师，被蚌埠市中级法院院长李凤山点名要到了法院，安排到司法行政科工作。”王工回忆说，“当时的司法行政科附设于法院内部，主要负责律师业务。”就这样，王工毫无准备地进入了律师行业。

王工那时候不知道，像他这样的律师全国还很少。“那时的律师属于„干部‟身份，直接归法院领导，享受的是公务员待遇，在办案过程中享有充分的取证权、会见权，无论是调查取证还是法庭辩论，律师的意见都为公检法系统所重视。经常在广播某个案子的公审情况时万人空巷，大家争着倾听律师发出的„与公家不同的声音‟。”那段时光让王工至今难以忘记。在他看来，那是律师职业地位的“黄金制高点”。

不仅仅是王工律师。事实上，对于每一位从律师制度恢复重建中走过来的老律师来说，追忆起那段特殊的经历，无不感慨万千。

1978年，《宪法》恢复了辩护制度。1979年，《刑法》《刑事诉讼法》及《人民法院组织法》等7部重要的法律相继问世。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律师，即将迎来自己八十大寿的陈光中教授清楚地记得，当时出台的《刑事诉讼法》第26条明确规定，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以外，还可以委托律师进行辩护。这个规定吹响了中国律师行业复苏的号角。

其后的1979年12月9日，司法部发出了《关于恢复律师工作的通知》，明确宣布恢复律师制度。不久，北京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律师组织——北京市法律顾问处筹备委员会。在经历了1954年到1957年的新中国律师的萌芽时代和“无法无天无律师”的年代后，不少律师再次站在了历史潮头，成为全国第一批执业律师。

1980年3月，北京市法律顾问处筹委会即改为北京市法律顾问处。刚刚被平反，时年已经53岁的张思之临危受命，担任北京市律协副会长，同时兼任法律顾问处主任。“那时我们法律顾问处只有38名律师，他们的业务只是提供法律咨询和做传统的刑事辩护。一天干15个小时，住办公室是常事。”张思之至今无法忘记我国律师业起步时的艰辛。

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颁布了《律师暂行条例》，较为全面地规定了律师制度所应涉及的主要内容。这是建国以来第一部有关律师的特别法律，也是我国法律第一次以单行法的方式宣示了律师制度的存在。《律师暂行条例》的颁布，标志着中国律师制度的恢复重建开始由筹备运行进入了制度运行层面。

此时，适逢党中央准备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法律界简称“两案”）进行公审。1980年，司法部指定在北京市法律顾问处安排四个律师和来自上海的律师韩学章、苏惠渔和张中组成两案辩护律师组，张思之被任命为组长。

11月20日上午，北京时间9时整，天安门广场东侧正义路1号，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特别法庭开庭。马克昌、张思之、苏惠渔、傅志人、朱华荣、韩学章、张中等七位律师分别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6名主犯的辩护人出现在了法庭上。

这是中国律师在世界上第一次公开亮相。这一历史的审判，开创了律师工作的新纪元，成为我国法制建设的里程碑，也成为我国拨乱反正以来依法办案的典范。从此，辩护律师制度成为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律师行业迎来了恢复重建之后的一个崭新的春天。

在尴尬中努力前行

“法院、检察院、律师当时的关系，相对单纯，不像现在这样有着太多的利益冲突和隔阂，无论是会见当事人、调查取证还是查阅案卷，律师工作的环境当时都很宽松。”然而，让王工律师遗憾的是，这种“爽得不可同日而语”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就结束了。

“《律师暂行条例》中„律师是国家的法律工作者‟的规定，使律师业得到了迅速恢复。”陈光中教授说，“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社会的变化，这个定位也给律师们带来了困惑。”

陈光中教授解释说，这个困惑首先是律师为谁服务的问题。按照《律师暂行条例》的规定，法律顾问处是事业单位，由国家设立，律师编制由政府确定，从政府领取工资，自然应该为国家服务。但是为国家服务的律师受企业、特别是受外资企业委托，就需要为外国的当事人服务，这就给律师带来了困惑。

1983年，深圳律师在给外商和企业服务的时候，感觉到法律顾问处的称谓有点名不正言不顺，而且不便沟通，所以第一次使用了“律师事务所”的名称。从1984年开始，在律师的财务管理上开始试行全额管理、差额补助、超收提成以及实行自收自支的经费管理体制。在此基础上，1988年又开始了不要国家编制，不要国家经费、完全由律师养活自己的合作制律师事务所的试点工作。

有了深圳蛇口律师事务所试点的经验，1993年，由司法部提出并报经国务院批准的《关于深化律师工作改革的方案》出炉。这一方案对中国律师的性质进行了重新界定，律师由“国家法律工作者”的公职身份变成了“社会法律服务者”。这意味着律师不再端国家饭碗，这个一下子“从天上掉进海里”的过程被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进喜称为“去行政化”的过程。

“律师的困惑还表现在他们该不该为„坏人‟辩护。”陈光中教授进一步解释，“由于律师制度被取消的时间太长，因而直至1990年之前，中国普通百姓对于律师职业的了解十分匮乏，很长时间以来，他们已经习惯于以道德标准来区分好人和坏人。律师作为„国家干部‟竟然替坏人说话，这显然很容易让老百姓产生对律师职业的误解，进而延伸至对律师本人道德水准的置疑，„律师替坏人说话‟就此演变为„律师本人也是坏人‟。”

老百姓对律师的误解一直持续到1996年《律师法》颁布后很长一段时间。这种不理解的声音在2001年达到了巅峰。

2001年，辽宁沈阳破获震惊全国的以刘涌为首的黑社会团伙犯罪案。有“中国刑事律师第一人”之称的田文昌律师担任了刘涌的辩护律师。由于田文昌律师的辩护，刘涌被辽宁省高级法院终审判处死缓，后经最高法院提审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刘涌被执行死刑后，一些网友将“愤怒”的矛头对准了田文昌律师，在这些网友的“声讨檄文”中，田文昌的罪名主要有：“败类”“罪人”“黑社会的帮凶”。在他们看来，律师为“黑社会”、贪官等权贵阶层辩护，就是“邪恶的帮凶”。

尽管面临一个又一个的困惑，但是中国律师始终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用自己的行动为自己不断加分，赢得社会影响力。

除了代理当事人进行诉讼之外，越来越多的律师开始以法律顾问的身份，为各种经济主体提供法律咨询，起草法律文件，参与法律决策，解决法律纠纷，律师已成为“企业之师”或“企业家之师”。到1993年，部分律师的业务发展方向已经拓展到见证类的证券业务等复杂的非诉讼业务。除了为公司服务的律师外，还出现了为政府服务的公职律师。

现在，从事新的业务和高端业务如反倾销、银团贷款、投资融资的律师也在不停地增加。值得一提的是，还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知识产权跨国服务的律师。几乎在每一次重大经济活动中，都可以发现律师的身影。

也难怪一位法律界人士开玩笑说，今天的成功人士或知名企业可分两类：一类是已经聘请律师作法律顾问的，一类是正在准备聘请律师作法律顾问的。参政议政渐入佳境

1988年3月1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发布了这样一条消息:在中国七届人大2900多名代表中，有4名律师。王工律师就是其中之一。此前六届人大，没有一位律师代表。

在人大会议召开的第一天，王工就一口气提出制定《律师法》《控制吸烟法》等多个重要议案和建议，不但所提议案序列排第一，而且一人所提议案的数量也创造了历届人大代表所提议案数量的纪录，“中国一号”轰动一时。

王工律师回忆说，到了北京之后，他自然而然地成为安徽省代表团的法律顾问，准备提交立法议案的代表纷纷来找他咨询，他常常忙到很晚。他还发现，当时来自台湾和香港的法律人士都准备在大会上发言，他觉得大陆没有律师发言“说不过去”，他“必须代表大陆律师发出自己的声音”。

“我的名字叫王工，每次人大开会，我都能坐到最前面去，要举手发言的时候就占便宜了。”就这样，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式上，在表决通过政府工作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时，他站起来即席发言4次。这成为当年大会的“新闻焦点”之一，为此新华社还发了通稿：“安徽代表王工以他洪亮的男高音4次起身发表意见，把闭幕前的大会推向高潮”

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律师在政治舞台上的首次登台亮相。以这一次全国人大会议为起点，以后几届全国人大会议和全国政协会议上，中国律师界的代表和委员一直在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

律师界的全国人大代表韩德云律师就是其中之一。早在2002年，韩德云就注意到台湾问题。“在对台问题上，我们存在着政策化倾向，除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以外，在对台湾问题所处立场的问题上，立法机关没有以法律的形式给出一个说法。”韩德云在议案中写道。因此，在2004年的全国人大代表会议上，韩德云提出全国人大应当对台湾问题作出“决定”的议案。在和许多代表沟通之后，韩德云的议案得到了大家的响应。他的建议最终直接体现在了《反分裂国家法》当中。

中国律师在殿堂上的议案受到的“重视”，让更多的律师产生了参政议政的冲动。然而，能够登上“庙堂”积极参政议政的律师毕竟是少数。于是，一些律师选择了另辟蹊径，从民间角度参政议政。

参与部委立法和地方立法是地方律师参政议政的新型渠道。据了解，早在2002年，一些地方律师就已经出现在地方人大常委会立法的舞台上。他们或接受地方人大常委会的委托审查议案，或接受地方人大常委会的委托进行立法调研，或在地方人大常委会出台新的法规时应邀发表意见。

也就是在那一年，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接受重庆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的委托，起草了《重庆市物业管理条例（草案）》，从而开启了非律师代表和政协委员参与立法的序幕。此后，各地律师事务所或者律师协会接受委托起草法案的事情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越来越多的律师通过立法，实现了事实上的参政议政。

如果受托起草法律对非律师代表和政协委员来说只是参政议政的“星星之火”的话，那么法律助理制度则让非律师代表和政协委员参政议政变成了燎原之势。据了解，早在2002年年初，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就在全国率先实行了法律助理制度。为兼职人大常委会委员聘请的第一批21名法律助理中，就有多达14名执业律师。他们的主要职责是协助兼职委员从事立法和监督的工作，包括协助兼职委员起草法规草案、议案及建议；在立法调研、听证、监督工作中，提供法律咨询意见；为兼职委员审议法规、议案提供相关资料和法律意见。

深圳首创的以执业律师为主体的法律助理制度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并被各地人大常委会“复制”。海口、重庆、上海、成都、郑州、广东和湖北等地的人大都进行了类似的尝试。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在2005年初还建立了一个200人的立法专家库，其中120人是律师。

更多的律师则选择了以律师个人的名义，代理公益诉讼、提起公益诉讼的方式参政议政。环境保护、食品安全、农民工权益的保护等一系列惠及民生的问题，都已经成为律师目光凝聚的焦点。如今，全国1万多家律师事务所、17万多名执业律师，无时无刻无处不在扮演着参政议政的“角色”。

推进民主法治进程 任重道远

2007年10月28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了修订的《律师法》。有法律界人士认为，修改后的《律师法》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律师的“三难”问题，以立法的形式肯定了我国律师制度改革发展取得的一系列成果。从律师执业许可、律师事务所组织形式、律师执业权利和义务、律师业务和律师执业监督管理、法律责任等诸多方面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了我国律师制度。

王工律师显然不认同这个说法。在他看来，《律师暂行条例》已经完成了其使命，但是《律师法》并没有立起来。“《律师法》被称为部门法，是立法部门的尴尬。”回想起曾经的《律师暂行条例》，王工律师不禁发出了“情以何堪”的感慨，“如今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更难，那时候我们哪里受到过今天这么多人为的限制啊！”

“律师的合法权益如果无法得到保障，带来的直接损害就是当事人的正当权益难以保护。”王工律师认为，律师是公民权利的代言人，律师的地位与遭遇是一个社会民主法治状况最灵敏的晴雨表。

2009年年末，北京律师李庄被重庆检察机关诉称，在重庆市江北区看守所会见龚刚模时，为帮助龚刚模开脱罪责，三次诱导、唆使龚刚模编造公安机关对其刑讯逼供。2010年1月8日，重庆市江北区法院以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刑法》306条）判处李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2月9日，重庆市一中院维持一审罪名，改判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

由于李庄北京律师的特殊身份，李庄案很快引起了舆论和社会的高度关注，在法律界引起了热议。

江平教授认为，李庄案不仅反映《律师法》未予落实，还暴露出我国立法的巨大漏洞，《刑法》306条律师“伪证罪”的规定“首当其冲”。

王工律师也认为，修订后的《律师法》中，特别增加了律师的执业豁免权。即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代理、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但是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除外。这一规定意味着为律师和检察官创造一个平等的舞台，让律师能充分履行职责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有利于维护法律的公正与公平。“这一条与《刑法》306条律师„伪证罪‟的规定显然是相冲突的。”

据全国律协不完全统计，连李庄共计108例律师被控违反了刑法306条律师“伪证罪”的规定，其中32名律师被判有罪。“为什么另设专条针对„辩护人‟实质是律师，而„司法工作人员‟没有另设一条呢？为什么律师不能列入公民主体呢？为什么律师既不同于司法工作人员，又不同于普通公民呢？”王工认为刑法306条律师“伪证罪”的规定是对律师的歧视，该法条没有单独存在的必要。

李庄案后，律师界开始认真思考自身的处境和未来。对于律师业的前景，王工律师认为，律师只有在一个法治社会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尽管目前我国法制还不健全，但是律师无疑是推进中国民主法治进程的最重要一支力量。无论什么时候，律师制度都是与一个国家民主法治的建设和发展紧密相连的。律师的每一步，都是中国法治的进步。历史潮流浩浩荡荡，中国最终走向民主法治不可阻止。

第二篇：律师XX年工作总结

律师XX年工作总结

回顾一年的工作，较好的完成了去年全年的计划！人的精力是有限的，XX年的工作会更聚焦、更有成效。

XX年是我职业生涯的一个转折点！如果将我的职业生涯分为三个阶段，XX年是第二个阶段的开端。进入第二个阶段的标志有四：一是自己专业和管理逻辑的形成，表现是提问能力的明显提升和思想更成体系；二是对知行合一的落实，表现是对读书的认识从“读书是为了思考”转变为“获取信息和提高认识是为了更好的实践”！三是明白了团结的力量和实践路径，表现是深刻认识到支持你的合伙人成功，就是管理合伙人的成功。四是把事业战线拉长，成功是一个过程，不要太拼命，至少再用25年走完自己的职业生涯，劳逸结合，一张一弛的工作，有点生活品味。所以，从思想、行动和心态上已经表明自己进入到职业生涯的新阶段。

理念上，崇尚极简生活，确定了以价值为导向的自我管理和团队建设理念。推荐吕蒙正的《命运赋》。

在专业方面。承办案件16件，咨询及管理案件近百件。承办的案件近60%是同行介绍的！继续举办所内卷宗管理与产品成果发布会，进一步推进规范化管理。所内例会二十多期，继续完善了已有的六个产品（离婚谈判、婚前调查与培训、家事诉讼、婚内财产约定、遗嘱与执行、家庭战略顾问）并研发了私人财富管理、股权的设置和股权融资两个新产品。被新闻媒体采访报道4次。XX年我在专业方面主要是打磨私人财富管理课程和企业法律风险管理部分课程，在市场方面我会注重市场和产品的有效结合。全球视野的家族财富管理和财富传承会成为我所的新品牌。

在律所管理方面。主持召开管委会会议三次，重点打造了婚姻家庭部门和企业法律风险管理部门两个专业团队。XX年在律所管理方面，继续提升我所婚姻家庭和企业法律风险管理专业团队的影响力。所外几个律所联盟的活动会助力律所产品研发、人才培养、信息化建设和市场拓展，会大大助力律所的发展。

在行业活动方面。XX年召开的第二届东城律协律师代表大会中我当选为理事并担任财务和税务管理指导委员会主任；在北京市律协律管委秘书长履职方面，配合主任和副主任工作，策划并组织了8次活动：在新设合伙人培训方面的讲座主题分别是律所市场开拓和品牌建设、律所专业化和服务能力建设；行政主管联谊会重点研究了行政主管的岗位职责和业绩考核；管理合伙人沙龙做了两期，主题分别是：律所接班人计划、军地管理经验交流；管理论坛的主题是：律所主任领导力培训。12月初，随王隽副会长带队的北京市律协访问团到访了广东省律协和深圳市律协，12月18日我代表北京市律协参加山西省律协首届合伙人论坛并做了主题为《管理合伙人的价值及实践路径》的发言。作为中华全国律协环资委委员，参加了环资委的两次会议：6月28日的“从法律视角看大气污染防治”研讨会和9月份主题为“生态文明建设法律服务论坛”的年会。在律和律师联盟活动方面，策划组织了8次活动：两期律所主任私董会、两期微访谈、两期研讨会、两次成员所活动。XX年我在行业活动方面，以财税管理为线索，进一步推进管理实践；重点建设律和律师联盟的全国网络和联盟凝聚力；开始我的律所管理咨询和培训课程；开展针对环境和资源等行业的企业家培训活动。

总之，今年工作小时数为2300个小时。感谢家人、同事、委员、领导对我的信任、支持和帮助，感谢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人！XX年，让我们看得更远，走得更近！

第三篇：中国律师走进新时代

中国律师走进新时代

作者/本刊评论员律回春晖渐，万象始更新。伴随着憧憬与期待，2018年如约而至。这不仅是新一年的到来，也标志着34万中国律师走进新时代，开启新篇章。

刚刚过去的2017年，是我国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政治论断，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2017年，律师制度改革取得实质进展。多项改革措施落地生根，开枝散叶，呈现着新气象、承载着新期盼。这一年，全国律师行业党委宣告成立；这一年，司法部长与律师面对面不设禁区，把问题谈深谈透谈彻底；这一年，司法部首办新闻发布会，以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开题；这一年，《中国人权法治化保障的新进展》白皮书呈现“两个中心”全覆盖成果，维权惩戒工作两手抓、两手硬，维护律师执业权利快速联动机制推动维权工作大格局；这一年，政策红利接踵而来，律师担当公共法律服务主体的职能充分拓展：开展法援值班律师工作、刑辩全覆盖试点、律师调解试点、律师参与城市管理执法、出台律师会见监狱在押罪犯新规等等。中国律师业迎着新风进入了新时代，顺势而为，大有可为。「新时代须找准新定位。」着眼于律师的职业属性和行业组织特征，新一任司法部党组提出让律师协会“挺在前面”。“挺在前面”的新定位，体现了行业发展规律，反映了协会基本特征，须加强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突出会长、副会长的法定职责，强调理事会、常务理事会、会长办公会的职能作用，讲政治、履职责、促改革、重自律，打造过硬秘书处，重塑律协公信力，真正把律师协会打造成广大律师信任、爱戴、可依靠、有温暖的律师之家。

「新时代须明确新思路。」着眼于律师行业长远健康发展，新一任司法部党组提出对广大律师要“严管厚爱”，这是新时代律师事业发展的新思路。维护律师执业权利，我们全力以赴；查处违规违纪，我们决不手软。用“严管”体现“厚爱”，用“厚爱”诠释“严管”。“严管厚爱”的新思路，须完善律师执业规范，完善行业规则体系，强化律师职业道德建设，提升整个行业自律能力和水平。广大律师更要像珍惜职业生命一样爱护职业形象，恪守职业道德，践行行业自律，共同维护新时代中国律师整体形象。

「新时代须展现新作为。」着眼于深化律师制度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律师制度，新一任司法部党组坚持问题导向，坚持改革创新，用改革的方法破解难题,出台了一系列对广大律师有重大利好的政策。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广大律师和各级律协组织要一步一个脚印，将改革进行到底，将政策落实到位，无论是推进律师参政议政、参与国家重大经贸活动，还是推动中国律师“走出去”、完善律师税收政策，都需要凝聚共识、群策群力，更需要勇于担当、砥砺前行，一件事一件事地去抓，一个领域一个领域地去解决问题，用实实在在的成绩单赢得社会尊重，获得职业自信。（本文原载于《中国律师》2018年第1期）2018年《中国律师》全新改版

第四篇：中国律师分级制度之我见

中国律师分级制度之我见

王莎莎 学号25

一、当前我国的律师制度

（一）律师的由来。律师是一个古老的职业，起源于古罗马。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兴起，法律和先关告示的日趋繁琐，诉讼中的双方当事人，很需要有相关懂法律的专业人士的帮助，辩护人应运而生。到公元5世纪末，充当辩护人的，须在学过法律，取得资格。此后他们逐渐形成行业，组成自己的职业团体，成为专职律师。

现代的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接受委托或者指定，在案件中为委托人辩护、代理诉讼及处理平常法律业务的人员。保障人权、实现社会正义是律师的职业价值。

（二）现行我国的律师制度

中国在古代是没有建立律师制度，与律师相称的职业有讼师、状师等。一直到清末《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中才首次提到律师。现在我国的律师制度是文革后直到1979年才逐步建立恢复。可以这样说，律师职业及相关制度，都是西学东渐，是借鉴吸收了国外的现有经验的。79年我国恢复律师制度后，很长一段时间，律师的管理都类似公务员或事业单位人员进行管理，律师拿的是财政工资，执业地域权限受到诸多限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推进，我国的律师制度也逐步的适应了市场化的要求，律师不再靠财政供养，而是根据市场的需要提供法律服务，逐步形成了当今的以律师协会为主导的行业自律制度。

二、律师分级制度的利与弊

（一）律师分级制度带来的利

1、律师分级制度是普通老百姓的指路灯。律师的分级制度，虽不能完全指明律师能力的高低之分，但是在当前我国大部分民众法律知识匮乏的很难分辨律师好坏的情况下，对一般民众来说是一个福音，因为他们可能再也不需要为了一个诉讼到处托人找律师了，只需到律师事务所，根据律师的等级直接找就可以了，避免了少走弯路。

2、律师分级制度是对优秀律师的能力的肯定。对于律师来说，律师分级制度，也是对律师个人能力和素质的肯定，只有那些职业道德好、勤于学习、精通业务的律师才能被划分进入高阶层的分级，这是一种简单直观的肯定。

3、律师分级制度有助于规范律师行业。律师的分级制度，最大限度的避免了律师行业的内部恶性竞争，近年来，随着律师行业的竞争加大，一些律所和律师为了获得最大的利益完全不顾职业道德和国家法律的约束，采取诸多违背国家法律和律师制度的手段，获取不正当利益，这严重损害了律师团体的信誉。采取分级制度，可以将那些行业败类有效的杜绝并清除而不是等到东窗事发再来亡羊补牢。

4、律师分级制度的确立有助于与国际的接轨。在国际上很多国家，都对律师进行分级管理，并制定了严格的实施细则。通过分级管理，律师有针对性的提供法律服务，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有限法律资源的浪费，保证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国如果建立律师分级制度，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解决当前法律资源紧缺的情况。

（二）律师分级制度的弊

律师分级制度是一把达摩棱斯克之剑，有利必有弊。

1、律师分级能否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律师制度的分级制度如何具有可操作性和权威性。在当前这样一个到处都是各类分级和职称评定的背景下，律师分级制度能否像想象中那般美好。如果分级制度无法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将会极大的伤害律师行业，就像之前的某些X士评定一样，老是评定些有政府背景的人，而把真正的有能之人拒之门外。头衔是其次的，真正的是为民服务，就像屠呦呦一样，我们不需要太多的头衔，而是俯下身踏踏实实的做事，为民服务就可以了，人民和社会会铭记你的付出。

2、“专家效应”的聚集。律师的分级制度是否会带来“专家效应”。大家都知道我们老板姓看病只要条件允许，全部往大医院和专家门诊挤，完全不顾自身的病情状况，造成大医院病患如潮，偏远地区的小医院普通医生吃不饱。我个人认为律师分级制度和医师制度一样都是对个人能力的一种肯定，但是会不会造成这样的情况，大城市大律所分级后的高阶律师案件堆积如山，小城市小律所小律师无人问津。这样的情况一旦出现，律师的根本是否会动摇，不得而知。

3、可能伤害有志于律师行业的人。律师分级制度的诞生，可能会挫伤一部分有志于从事律师职业人的积极性。这部分人一般最初的工作不是律师，而是其他法律工作中，有得甚至是自学法律通过国家司法考试，有志于成为律师。律师分级制度后，成为律师的门槛必然有所提高，这部分人往往年龄偏大，从头再来对这部分来说太难。

4、律师分级制度的确立，是否会造成一但评为更高阶律师，就跳槽的问题。我国地域跨度大，经济文化差异很大，分级制度的建立是否会导致，基层和边远地区的律师一旦评上更高阶的律师就远离这些地方，到大城市发展，造成基层和边远地区竟是年轻律师或者根本无律师的局面。

三、律师制度如何更好的适应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地域性

随着法律关系的日趋复杂，西方国家律师的业务范围日益广泛，如充当民事代理人，为刑事被告人辩护，担任机关、团体、企业的法律顾问，代当事人书立遗嘱、办理财产的转让、缔结契约、设立公司以及处理银行信贷、社会保险和国际贸易方面的法律事务等。律师分工也越来越专门化，而且作各种分类，例如法国律师分为辩护人和代理人；英国律师分为初级律师（诉状律师）和高级律师（出庭律师）。西方国家律师多系私人开业，单独或合伙设立律师事务所。他们大都组成律师协会，维护本行业的利益。有些国家还把当过律师作为充任法官和检察官的一个条件。有的国家设有“公设辩护人”,一般附属于法院,领取固定薪金，为无力延请或不愿延请律师的被告人辩护。有的国家还出现义务律师，由律师组织或慈善团体资助，轮流到看守所会见被羁押人，为他们提供法律意见，协助其联系律师等。

律师制度起源于西方商品经济的兴起、民主与法制的进步和人权保障、实现司法正义的法治思想，故而律师职业价值显然也源于商品经济、民主与法律制度和法治思想。而在西方国家，律师职业价值的核心精神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忠诚原则，强调的是律师的忠诚义务，体现的是律师的诚实观念；另一是正义原则（公益原则），强调的是律师的保障人权、维护社会正义的公益义务，体现的是律师的正义观念。这是西方律师文化之源，是律师职业伦理的核心精神，也是律师职业的“精髓”。在国外，律师是一个很古老的服务行业，律师也是一个受有尊重的职业。在我国，律师对于很多人来说，还是一个很神秘的职业，是一个高深莫测的职业，但是老百姓普遍认为：律师就是打官司的。还有相当大一部分人认为：律师是帮坏人说话的人。这些话是片面的，甚至是偏激的。因为他们对中国的律师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缺少必要的了解和认识。那么，律师的价值又是什么呢？难道就只是打官司时充当代理人吗？当然不是。我认为，西方律师文化、律师职业伦理的核心精神、律师职业的价值追求，对我们是有重要借鉴价值的，中国律师应当围绕“忠诚”与“正义”这两个基本理念，构建中国律师文化、律师职业价值的核心精神，而且这种精神应为律师群体所共有，成为指导和支配律师行为的思想意识。

第五篇：中国精神 体会灾区重建

灾难何其大？灾难何其小！四川何其小？四川何其大！

在大大的四川重建中，我们愿意以自己有限的体力、向善的思想，将目光瞄向德阳——这个四川重要的“工业心脏”，从其一个农业镇 和一个工业镇的震后重建出发，扫描几家典型企业，发现建材、资金、援建方式等焦点。

我们的心与大家一样，只是希望能以自己微薄的力量，让震后的四川早日对这一天不复敏感，让这一天再次成为历史尘烟中的平凡一天。

记住这一天，忘掉这一天，让我们从过去一年来的努力出发，走向溢满希望和梦想的明天。

又到“5·12”，李思清的心情格外沉重。

李思清至今不能忘记，XX年5月12日晚上7点，坐着吉普车赶到什邡市穿心店，亲眼目睹地震后惨烈景象的伤心与痛苦。“上百名职工压在废墟里，短时间内难以救出来，那真是钻心的疼痛。”

穿心店是什邡市化工企业的重要聚集地。“如果不是党中央、国务院的灾后重建政策，如果不是北京、江苏的对口援建，什邡、绵竹这两个重灾区的发展实在是难以想象。”身为德阳市分管工业经济的副市长，李思清当然清楚什邡、绵竹之于德阳的“分量”，“德阳是四川工业的希望，什邡、绵竹则关涉德阳工业的振兴。”

北有沈阳，南有德阳。德阳是四川省乃至全国响当当的重装备工业基地，但同时也是汶川地震的重灾区。“灾后重建、爬坡上行”的德阳，如何应对资金缺口与重建项目的冲突，如何处理快速建设与工程质量的关系，如何直面灾后基建与社会和谐的关系？

5月6日15点30分，德阳市人民政府会议室，李思清接受了《中国经营报》记者的专访。

1300多亿元的资金缺口，怎么办？

《中国经营报》：德阳灾后重建的总投资是1854亿元，目前争取到的资金是500亿元，尚有1300多亿元的缺口，如此巨大的资金缺口，如何弥补？

李思清：我们目前的资金缺口确实非常巨大，怎么办？我们的基本想法是“用好中央补助资金，争取银行贷款，发挥市场作用，多方社会筹资”。

资金缺口情况已经明朗，我们要量入为出、量力而行，优化项目结构，调减压缩项目规模，打包合并一些项目，力争做到资金与项目相匹配，尽量不留项目资金硬缺口。

德阳灾后重建的总投资是1854亿元，工业项目恢复重建的资金接近700亿元。按照规划测算，企业自筹占到50%，银行贷款300多亿元。德阳市13个龙头企业，实现的投资是250多亿元，这些企业的融资能力很强。不可否认，企业在重建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近年来，德阳工业经济高速发展，企业沉淀了不少资金，因此充分调动他们的参与热情是关键。企业要真正动起来，只要你贷了款，发展起来了，我们就给补贴、给政策。同时，还可以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吸纳省外、市外资金参与重建。

尽管近期资本市场融资形势不乐观，但德阳仍有8家骨干企业正在积极筹备上市。

《中国经营报》：农房、板房、学校、医院的配套资金缺口问题依然比较突出，资金缺口会否影响民生工程重建的进程？我们

看到一组数据，灾后重建过程中，德阳城镇住房重建开工率不足40%，这是否说明民生工程的重建滞后于工业项目重建？

李思清：我把最新的数据告诉你，全市农房重建开工率已达95.8%。城镇住房重建开工率已达50%左右。安居是灾后恢复重建的首要任务，到今年年底，我们有能力确保城乡住房建设项目累计完成估算投资的95%。今年9月底，什邡、绵竹基本完成农房重建任务。实事求是地说，山区乡镇重建困难比较多，规划选址、道路等基础设施受排险、地质灾害治理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比如绵竹市天池等高山区矿山企业的重建进程确实进展缓慢。

民生工程牵涉面广，重建的难度很大，为灾民建设永久性住房，政府补贴一部分钱，大部分资金要群众自筹，自筹的难度很大，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拖延了开工率。单从开工上来看，工业项目要比民生工程快一些。工业发展起来了，既可以安排就业，也能够更多地支持民生工程。

工业重建的难点何在？

《中国经营报》：灾后重建的立足点还是在大中型企业，目前工业企业的大规模恢复重建可谓如火如荼，但我们到灾区调查时发现，灾区群众就业难的问题相当尖锐和突出，毕竟，大规模基建投资对就业的拉动并不太直接和显著。

李思清：德阳市委、市政府多次召开会议研究这个问题，市委书记最关心三个问题：民生工程、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伴随着回乡农民工的增多，就业形势确实非常严峻。我们鼓励和支持乡村旅游、地震遗址旅游、乡间特色游的发展，这些都为农民的收入增长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解决就业，关键要看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发展目前面临一些困难，为此我们在信贷投放、政策倾斜方面采取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措施。

XX年以来，德阳市工业呈现生产逐月回升的良好态势，今年前三个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工业增加值102亿元，同比增长8.1%，增速高于去年全年7.8个百分点。我们预计，5月份后，德阳工业增速将超过20%，工业提振、产业恢复，是止跌提速、加速发展、保民生、救企业、保就业的关键。大规模恢复重建，可以搭建一个良好的产业平台，激活更多以产业配套为方向的中小企业，这样对就业的正面效应就显现出来了。

《中国经营报》：德阳作为国家四大磷化工基地之一，磷化工产业占全市工业总量的15%左右。汶川地震造成的矿山严重受损和金融危机导致的市场极度萎缩，致使德阳磷化工企业陷入停产观望的状态，它们如何能摆脱困局？

李思清：你说得没错，磷化工产业现在是我们面对的最大难题。地震对矿山的损毁比较严重，恢复起来难度很大，省委省政府对此高度重视，省委书记刘奇葆前不久曾专程到德阳主要磷化工企业进行调研，了解灾后重建的现状以及具体困难，给予了我们极大支持和鼓舞。

省里对磷化工产业有明确的要求：XX年底以前产能要恢复到地震之前水平。磷化工产业要通过此次重建实现产业整合，在整合中提升产业水平。德阳工业的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主要看磷化工产业。那些设备老化、产能低下、污染严重的磷化工企业，符合关停并转条件的坚决落实执行。

德阳市多数磷矿山现在还处于恢复生产的准备阶段，道路、电力供应、通信、地面生产设施、生活设施仍在恢复之中，由于资金紧张，恢复速度比较缓慢。在磷矿石供应紧张和金融危机的双重影响下，本市磷化工企业步入了困难境地，目前大部分企业都是根据市场需求情况调整和安排生产。

“大跃进式”重建？

《中国经营报》：在你看来，迄今为止德阳灾区

重建的进程快还是慢？外界有人担心，灾区重建也许出现了“大跃进式”的态势。

李思清：快还是慢，要看恢复重建的质量和最终效果。在中国现有的体制内，政府对资源的调动能力、运营能力非常强，这是很多国外学者不理解、看不懂的。“5·12”汶川大地震对东方汽轮机厂（下称“东汽”）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但是，东汽XX的产值历史性地突破了100亿元。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东汽今年将实现150亿元的产值。我们在德阳周边为东汽提供的临时性厂房超过了30万平方米，东汽还租赁了一部分曾经为它做配套加工企业的厂房和设备。我们是举全市之力振兴东汽，从这个角度来看，灾后重建一定能够如愿完成。

到目前为止，北京城建计划中的重建工程有一半还没有开工，全镇路网和管网的综合建设工程也有待启动。现在的重点是先建好学校，争取XX年9月份开学时，镇上的学生们能在新教室里上课。

北京此次援建红白镇的预算资金超过1亿元，但施工现场一位不愿具名的援建方人士称，因为重建工程质量要求很高，看来还要追加几千万元。震前当地老百姓自己建的房子，地基大概只有六七十公分深，而且全是砖混结构，重建的房屋多是水泥钢筋的现浇框架结构，完全能抵抗8级地震。

“地震中红白镇死了那么多人，我们重建的房子质量一定要好才对得起良心。”廉租房建设工地上的工人张新成说。

心理：继续回忆还是努力淡忘？

“我现在一个人吃饭，一个人，摆四副碗筷。”杨本金抹着眼泪，深深吸了一口气，呆呆地蹲在坟前不再言语。不远处，祭扫的人群越来越多，鞭炮声响彻山谷。

红白镇重建工地上一派紧张忙碌，而位于另一侧的板房区却显得格外安静。

“五一”当天，许多人离开了板房，到半山腰的坟地上祭扫地震中遇难的亲人。这一段山路只需要走上20分钟，但对村民们来说，这是一段生死相隔、充满思念与伤痛的漫长路途。

杨本金蹲在儿子王雪松的墓碑前，用纸巾一遍又一遍擦拭着墓碑，还有上面儿子笑容灿烂的照片。旁边是女儿王雪梅和侄女王丹的坟墓。杨本金点燃了带来的香蜡纸钱，一阵山风吹过，卷起燃烧的纸钱在坟地里四下飞舞。

在地震中，她的家人全部遇难。等身在外地的她翻山越岭赶回来时，丈夫和两个孩子已永远离她而去。

“我现在一个人吃饭，一个人，摆四副碗筷。”杨本金抹着眼泪，深深吸了一口气，呆呆地蹲在坟前不再言语。不远处，祭扫的人群越来越多，鞭炮声响彻山谷。

在镇政府当公务员的徐正涛，也带着上高中的儿子来墓地看望自己遇难的妻子。儿子伏在坟前和妈妈喃喃地说着话，徐正涛站在一旁默默无语。他的博客上一直挂着一句话：曾对自己说，闲暇时不再忆妻，让时间冲淡思念。

有人依然沉浸在沉重的回忆中，也有人选择渐渐忘却刻骨的悲伤。但无论如何，对于红白镇的幸存者来说，内心的反复挣扎外人未必能体会。

14岁的女儿杨静离去后大半年，38岁的红白村（镇政府所在地）村民马虹又怀上了孩子。回忆当时的情形，马虹和丈夫神情看上去十分平静。

“最难过的时候已经过去了，那会好几天都不吃不喝。”马虹一边在板房前做晚饭，一边摸摸自己日渐隆起的肚子说，“也许还是个女孩儿。”对于他们夫妻二人来说，经历最初的伤痛之后，生活依旧要继续。也许只有好好过日子，才算对得起女儿。

马虹和丈夫以前一直在甘肃打工，灾后赶回家，到现在一直没有再出去。本来就不多的积蓄渐渐用尽，她和丈夫商量，准备在镇里开一个锅盔（馅饼）摊。即将到来的新宝宝，还有马上要重建的房子是眼下他们更关心的事情，这要用很多钱，必须想想法子。

基层：“疯了”的村文书

一位受访干部私下无奈地表示，农村灾后重建的复杂程度，比城市重建大十倍啊，尤其是随着重建过程推进，很多深层次问题和矛盾都逐渐暴露出来了。

最近红白镇人私下说得最多、在外人面前又十分忌讳的话题，是已经58岁、在红白村做了22年村文书的刘跃秀“疯了”。

刘跃秀“疯了”的过程，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一个流传最广的版本是，今年4月下旬某一个深夜，刘跃秀突然在自己家的板房里大声叫嚷，捶胸顿足。匆匆赶来的镇干部和家人将她强行按住，天亮后送到了德阳市医院。有知情的村民说，医院检查的结果是，老文书患了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一时间，这个消息传遍了小镇板房区的各个角落。

虽然刘跃秀“疯了”的过程说法不一，但对其“发疯”的原因却没有太大争议：她是让村里重建中巨大的工作压力压垮的。

红白村干部数量本来就不多，多年来刘跃秀一人身兼数职，经常是民政、老龄、残疾人、教育工作一手抓。调节村民之间的矛盾，也是她平日最操心的事，不料地震之后，她自己也跟部分红白村村民产生了难以解决的矛盾，最直接的导火线，是村干部们公认“费力不讨好且很容易得罪人”的救灾补助发放问题。

地震发生后，按照政策规定，灾区每户村民要按家中登记的人头数，领取救灾补助及享受其他优惠政策。但红白村情况很复杂：一些人震前就迁到外地居住，但户口仍留在村里，他们的居住地很多并未受灾，另外一些人长期住在本村，户口却并没迁入（比如嫁入本村的外地姑娘）。

发放救灾补助时，上面两批村民都找到刘跃秀，各执一词，有时还闹得很凶。据一位村干部说，刘跃秀觉得非常委屈，在“发疯”之前，好长一段时间都待在自家的板房里，不敢轻易出门。

但也有村民不认可刘“委屈”的说法，指责她“做事不公平，对自家有私心”。一位村民称，刘跃秀将自己一家数口人分成两个户头，这样就能领双份救灾补助，正因为如此，一些没有领到补助的人才愤而群起围攻她。

有村干部抱怨村民太看重自己的利益，追求所谓“绝对的公平”。这位干部曾亲身经历过一件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救灾物资中的方便面，有一部分是袋装，一部分是桶装，桶装的面要比袋装的大一些，就为了谁要桶装，谁要袋装，村民们都找村干部吵得不可开交。最终，镇里只能决定用抓阄的方式进行分配。

“能称斤两的，全部过秤均分，不能过秤均分的，就要抓阄，不然老百姓就闹。这种情形不仅仅出现在红白，很多农村灾区都这样。”这位干部苦笑着说，“老百姓一不满意，就认为是当官的搞腐败，可我们也受了灾，也有家破人亡的。”

一袋方便面的发放尚且如此，刘跃秀所负责的灾后补助发放，更是高度敏感、极易引发争议的工作，处境可想而知。

据红白镇援建方人士介绍，前不久还发生过当地群众围堵援建施工队的事件，因为当时镇里的廉租房工程开建，但农房重建规划还没有出来，廉租房建设占用了宅基地的村民，生怕自己以后被分到一个位置偏僻的地段修自建房。最后规划部门加班加点赶出有关规划，事态才得以平息。

一位震后在什邡市租房居住的红白镇干部告诉记者，每天从什邡坐车回镇里上班时，想到当天繁重的工作和可能出现的新矛盾，心头就特别沉重，老想调头回城里去。

这位干部负责红白镇某村的灾后农房重建组织工作。他说，为了保障灾区群众能尽早住进永久性住房，市里压任务、划时限、定标准，但执行过程中又会遇到很多现实困难，必须小心翼翼，经常会感觉心力交瘁。

一位受访干部私下无奈地表示，农村灾后重建的复杂程度，比城市重建大十倍啊，尤其是随着重建过程推进，很多深层次问题和矛盾都逐渐暴露出来了，基层干部承担的职责和压力更大。他透露，红白镇村组一级的基层干部，不少都有弃职不干的念头。

“地震一年，大家干了相当于三年的活，身心俱疲。但现在到处缺人，想不干也不会批准，只能撑下去。”他说。

经济：压在心头的大石

红白镇镇长张晓涛更直言，大地震把红白镇的经济“震”成了一张白纸。

除红白镇重建过程中的种种纷扰之外，还有一件令镇主管领导更为头痛的事：灾后经济如何恢复重振？

红白镇党办副主任文孝桂接受《中

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地震之前，红白镇虽地处深山，但论综合经济实力，在什邡市二线乡镇中却排在前列。

据统计，XX年红白镇gdp达到了7.2亿元，镇财政收入1015万元，农民人均年收入达到5269元。

红白镇境内拥有储量丰富的磷矿、煤矿和水泥石矿，还有不错的水电资源。国内最大的磷矿企业之一四川省金河磷矿就在红白，从什邡市区有一条专用铁路线通往金河磷矿。XX年，红白镇工业企业有121家，小水电站14座。

旅游业方面，红白镇拥有莹华山、八卦山、青牛沱、黑龙池、南天门、太子城、佛光寺等景点。地震之前，来自外地的两家大企业分别向青牛沱的“西部惊奇欢乐谷”和莹华山景区投资了十多亿元，已形成完善的旅游产业链。景区周边的老百姓一向收入不错，不少建了“农家乐”度假屋的村民都买了车。

曾到当地考察的四川大学灾后重建援助小组的刘建伟说，地震让红白镇元气大伤。而红白镇镇长张晓涛更直言，大地震把红白镇的经济“震”成了一张白纸。

在本报记者抵达红白镇采访的前一天，即4月28日，该镇党委书记陈玉堂、镇长张晓涛等人带队前往受灾严重的木瓜坪村、五桂坪村一带实地调研，分析矿业企业恢复生产的可能性。有参与此次调研的人士表示，由于矿山和道路受损严重，该镇传统矿业资源的开采要恢复到灾前的水平，至少需要3~5年的时间。

而本来生气勃勃的旅游业，更遭遇毁灭性打击。按照专家评估。红白镇已开发的“西部惊奇欢乐谷”和莹华山景区，要恢复原有价值，也许要花6~8年。

原有支柱产业受到破坏的直接后果，就是红白镇居民的就业“无枝可依”，很多家庭经济会长期陷于困窘。

红白村村民马子兰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灾后房屋自建的成本在700元~900元/平方米之间，按人均30平方米的重建面积算，农村一家四到五口人重建一栋房屋要花上10万元左右，国家的补助和信用社的低息贷款加起来每户一共也只有五六万元，而且地震之后，很多人手头根本没有余钱建房了。

冯子兰说，原来在矿山和旅游景点工作的人大都没活干了，很多年轻人没有办法，只能出外打工了，剩下的人成天无所事事，只能待在板房里打打麻将，消磨日子。

有村民表示，有些人家没有了收入来源，只能靠家里老人每个月400多元的社保金来维持生计，生活水平比震前大幅下降。

此情此景，自然让村镇一级的基层干部十分着急。木瓜坪村村支部书记谢恩金就是其中最焦虑的一个。

木瓜坪村在地震中受灾极为严重，由于地质结构不允许，木瓜坪村不可能原址重建，村民全部迁移下山，搬迁到镇里红白村地界重建。失去土地的村民们未来如何生活，让谢恩金寝食难安。

谢恩金承认，木瓜坪村的经济重建“是压在他心里的一块大石，想放也放不下”。他用自我安慰的口气说，还好我们仍然有特色种植，比如黄连。他想通过硕果仅存的这块收入提高村民的收入。

“只能尽力而为，能做多少算多少了。”电话那一头的谢忍不住叹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