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与效率五篇范文

第一篇：规模与效率

规模与效率：华为研发费用真的过高吗？

2017-04-04 21:56

2016年度财报，营收同比增长34%，达到5216亿元（751亿美元），净利润371亿元人民币（约合54亿美元），同比微增0.4%，研发投入高达764亿元（110亿美元），但由于利润率自2013年以来首次跌破两位数和屡创新高的研发投入还是引发了业内的争议，甚至有观点认为，华为过高的研发投入拖累了华为的利润。事实真的如此吗？华为的研发投入真的过高吗？

由于去年华为的研发投入首次破百亿美元，所以我们不妨先看看去年主要科技企业在研发投入上超过百亿美元的企业的研发、营收和研发占营收百分比的情况。其中研发投入超过百亿美元，按研发投入计算的企业排名是三星140亿美元、英特尔121亿美元、谷歌120亿美元、微软119亿美元、华为110亿美元、苹果100亿美元；按营收计算的企业排名是苹果2170亿美元、三星1810亿美元、谷歌883亿美元、微软853亿美元、华为751亿美元、英特尔594亿美元；按研发投入占营收百分比计算的企业排名是英特尔20.37%、华为14.65%、微软13.95%、谷歌13.59%、三星7.73%、苹果4.6%。

在上述6家研发投入超过百亿美元的企业中，华为的研发投入排在第5位、营收排在第5位、研发占营收的比例排在第2位。由此看，华为在百亿美元研发投入的企业中，以绝对值衡量，其投入实际上并不高，而且在研发促进企业规模（以营收衡量）的增长上与其他科技企业相差无几。例如以研发投入的绝对值衡量，除了苹果这个个例外，基本上是研发投入越高，营收越高，排名越靠前。

但当我们将上述企业的利润来和研发投入作对比的话，问题就来了。按利润排名上述企业分别是苹果600亿美元、三星250亿美元、微软201.8亿美元、谷歌194.8亿美元、英特尔103亿美元、华为54亿美元。

我们这里以研发投入的最大和最低为例，看看华为研发对于促进利润方面的表现，即华为与研发投入最大的三星相比，其以三星78.5%的研发投入，换来的是仅为三星21.6%的利润；以投入最低的英特尔1.1倍的研发投入换来的是其52.4%的利润。如果说上述在促进企业规模（营收）的增长上，华为的研发投入并不高的话，那么在促进企业效率（利润）的增长上，华为的研发投入确实又过高了，或者说华为在研发投入的效率上，与上述科技企业间存在着不小的差距。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此的统计仅是一个参考因素，因为不同的产业、不同的厂商因为技术纬度、市场竞争纬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加之企业运营中诸多与成本相关的因素，其获取利润的难度各异，并非只是受研发投入这个纬度的影响。尽管如此，华为在研发上的投入还是值得认真复盘，尤其借鉴别人在研发投入的经验不无益处。

从上述6家研发投入过百亿美元的企业中，我们发现苹果和三星是科技企业中，以营收、利润和研发投入三者之间表现最为突出的企业。所以看看这两家企业，尤其是苹果的创新模式对于华为提升研发投入的效率（促进利润增长）更具参考价值。说到苹果，其实2016年，苹果的研发费用也已经高达100亿美元，远远高于2015年的81亿美元以及2014年的60亿美元。按照销售收入占比来算，苹果去年花费了5%的收入用于研发，高于过去3%的比重。日前，苹果首席财务官马斯特里披露了增加的一些原因，其中包括增加对芯片和传感器等领域的研发投入。马斯特里提到，几年前，苹果相关产品的技术研发更多由供应商来完成，但是苹果在基础技术领域开始亲自做更多的基础研究，主要是芯片和传感器。而最新的消息称，苹果已经在研发自己的GPU（图形处理芯片）。

提及芯片，早在iPhone4时，苹果就已经开始使用自主芯片（应用处理器），并从iPhone5开始进一步将架构替换为自主的Swift，这种采用自主创新的结果就是，尽管苹果iPhone的芯片主频落后(其实是实现了省电)只是同期其他Android阵营旗舰的几乎一半，但是性能不输，甚至超越，直至今日的大幅领先对手，而这已经成为iPhone的一个差异化亮点。

再看三星，其研发投入居6大厂商之首，并主要集中在半导体、屏幕的研发投入上。以屏幕为例，通过大量的研发投入，三星在 OLED 屏幕上的领先地位已经显现出优势，大量来自中国手机企业的订单使其前期巨大投入能够迅速回收成本，而且今年已经收到来自苹果的天量订单，和三星相比，中国OLED屏幕制造商主要需要跨越两个技术障碍：提高屏幕分辨率以及使用塑料基板技术。在这两个领域，三星大幅领先于中国企业。在中国厂商中，上海和辉光电今年的技术将达到三星屏幕2014年的水平。和辉光电大约落后三年，其他中国厂商大约落后四到五年。另外三星在芯片领域的研发投入（10nm）也获得了高通骁龙 835 的订单。

不知业内看了上述苹果和三星在创新方面的投入作何感想？我们看到的是它们的研发投入不仅是产品，而且是对于产业发展至关重要或者不可或缺和替代的基础性产品，并可以借此形成自己在产业中独特的竞争力。以此衡量，华为的研发投入尽管多数也是聚焦于产品层面，但支撑产品层面背后的技术在产业中是否具备独特和不可替代性，尤其能否形成独特的竞争力仍有待精细化，也就是说要在大研发的基础上，找对产业中关键的技术点，且需要在关键技术点上尽可能地领先对手。

除了上述苹果和三星在研发投入的“准点”外，苹果提升创新效率的另外一个办法是驱动其产业链的相关供应商去研发最新的技术。

众所周知，苹果每年都会花费数百亿美元采购与iPhone相关的芯片、屏幕、相机闪光灯等部件，这个采购的金额自然会驱动着相应供应商去创新来满足苹果届时的需求。例如芯片制造商台积电和三星目前都在投入研发更小的芯片制程技术(例如台积电的7纳米和三星的10纳米)，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下代，甚至下下代iPhone所需芯片的要求，而谁都清楚这些创新最终都会间接为苹果所用，转换成实在的营收和利润。

我们注意到，在去年研发投入排名前5名的台湾科技公司中，有4家公司隶属于美国苹果产业链，其中包括台积电、富士康、和硕科技和台达电子。其中台积电是苹果应用处理器的主力代工厂，而为了保有苹果供应商的位置，台积电去年在研发的支出达到了创纪录的22亿美元，同比前年10.67亿美元的研发支出大幅上涨。三星今年为了满足新款iPhone对于屏幕的需求，拟投90亿美元扩大OLED产能，而更早之前已经破产的蓝宝石公司，由于苹果的巨大采购量迫使这家公司拼命去研发最新的技术，按照苹果的要求试图大规模投产，但是最终失败导致公司破产，而苹果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承担相应的创新风险或者说让合作伙伴分担了创新的风险，进而间接提升了自己的研发创新效率。当然，华为目前尚不具苹果在产业链中的影响力，但这种借力创新，甚至是转移创新成本的方式，华为确实值得认真考虑，不必什么创新都要事必躬亲，甚至陷入“惟我”创新论的误区。

最后，我们发现，无论是标志苹果创新的iPhone还是iPad，当时在所属的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产业中，苹果都是后来者。例如在智能手机产业中，早在2007年苹果发布iPhone之前，诺基亚和黑莓都曾推出过这种产品，而谷歌早在2003年便推出了Android操作系统的开源版本，微软也是在iPhone问世前几年推出了Windows Mobile移动操作系统。而在平板电脑产业中，早iPad问世十年多以前，就有许多公司发布了各式各样的平板电脑，最典型的就是2002年微软推出的Tablet PC。

相比对手上述尝鲜式的创新，苹果则更多聚焦于市场和用户，即通过观察市场和用户，看到他们如何与自己的产品或竞争对手的产品互动，并观察遇到的问题中隐藏何种机遇的“需求捕获型”创新模式推出了体验最佳的产品，在规避了作为第一个“吃螃蟹”人的创新风险(前期研发投入的血本无归和弯路)的同时，间接提升了自己的创新效率。例如苹果并非触摸屏的发明者，但苹果开发的触摸屏产品提供了比其他产品更优秀的用户体验，当然苹果也赚到了比其他公司更多的钱。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从研发投入对于企业规模的营收的促进上，华为已经与研发百亿美元的主要科技企业实力相当，但在促进企业效率的利润上依然存在着距离，而这背后反映出的是华为与这些企业在创新方法论和模式之间的差距，所以在研发投入不断增长的情况下，根据产业的发展变化，及时复盘自己的创新方法论和模式对于华为未来最大限度发挥研发的真正价值就显得尤为重要

第二篇：效率、规模效益和集中化相关问题思考

效率、规模效益和集中化的相关问题思考

营运管理或供应链管理讨论的问题是营运效率和规模效益。一般说来，营运效率并不直接带来实质性的经济利益。特别是在大多数供应链都在强调其“快速反应能力”的情况下，我们注意到所为高营运效率在带来高客户满意度的同时也产生很高的营运成本。因而我们相信营运效率是帮助企业内外成长的手段，而规模效益才是企业真正盈利之道。

讨论：对于上述观点，我认为是基本是正确的，但也有部分补充意见：在市场竞争不同阶段下，营运效率和规模效益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

一、在物质短缺的市场环境下，公司营运效率将决定公司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中国从78年改革开放，社会经济从物质短缺逐步发展到相对充裕的阶段；在物质短缺和信息相对不发达的阶段，一个企业的营运效率，直接决定了企业的盈利和生存。如各种手工作坊，一定是质量好、服务响应快速的小作坊能挣钱并逐步做大。

我一个同学，从01年开始，涉足灯饰贸易并在古镇开办工厂；公司从夫妻档开始，逐步做大，01到07年6年间，每年的收入都是翻番，目前产值已经超过一个亿。回想当年，他曾经告诉过我：只要你能快速拿到比人家漂亮的产品或者自己生产，就可以一个货柜一个货柜卖到中东，你就会挣得比别人多。

实际上，今天依然但依然有部分行业处于供不应求和一个非充分竞争的环境，如房地产。虽然经过08年的地产低谷，到现在，还是有不少小开发商存在，他们的取胜之道，在于对市场的快速响应，产品快进快出，只要不过分压货，确保一定现金流，就能在08年金融风暴中挺过来，并逐步长大。

当然，在这些年中，也有不少企业倒闭，基本上都是自己内部经营不善引起的。自然界中，基本规则是适者生存，在市场经济中也同样适用；因此，规模效益是企业盈利的基础，但不是所有决定因素。

二、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规模效益是企业真正盈利之道：

公司存在的目的在于盈利，公司能存在并持续经营来自三方面：业务收入、净利润和现金流。因此，财务指标将决定一个公司是否能够盈利，是否能够生产。

而公司的人才、管理（治理）水平、技术和其他资源等，都是基础条件，但必须转化为产品，赢得客户和市场，转化为收入、利润和现金，公司才能生存和发展。因此，基础条件是基础，但不是直接决定公司盈利水平。

公司营运的基本衡量指标为营运效率，包括：质量、时间、成本和环境等四个主要维度。效率关注的是一个公司如何在尽量少投入的情况下，得到更多的产出。同样，我们可以认为，营运效率中，质量和时间影响客户和使用感知，再进一步影响市场，但成本直接影响竞争力（波特竞争理论：产品差异化和低价格）和市场占有率；因为，低成本将意味着高竞争力。一个公司，产品和服务是有一定成本的，降价是需要有基础；换句话说，低价格竞争是一个双刃剑，给市场带来高竞争力的同时，给自己公司带来“大”杀伤力。采用低价格竞争策略，前提是自我公司营运成本足够低，如沃尔玛“天天最低价策略”，核心支撑力量来自物流成本降低10%。

对于单独一个公司而言，成本由于构成的特点（归纳为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两部分），在产品和服务规模没有上去之前，成本无法大幅度有效降低，因此，效率对一个公司而言，是公司成长的基础，但通常不能带来直接的收益。

规模效益指的是产品和服务在规模效应上获得的收益，也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规模经济；

这里不讨论规模不经济的情况。因此，从成本的构成成分分析，规模效益将是市场经济环境下一个公司盈利的根本。

2007年8月底，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向上海证券报表示，三年内，国资委将根据利润水平、成本控制能力等因素构成的综合指标为中央企业排定座次。届时做不到行业前三名的，将被国资委强制重组。这种态度，也从侧面表达了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企业直接拼的就是规模。

三、集中化和电信企业的营运管理；

目前，中国电信市场仍然处于寡头垄断的阶段，有竞争但不算特别充分，但总体利润率已经较低，如电信为1.63%；联通为1.98%；相对而言中国移动利润率排名较高（500强第35名），但利润率不断下滑：从07的30%以上下滑到10年的16.25%；（摘自百度文库：2010年世界500强利润率排行）；

因此，电信企业的经营和生产，将越来越重视营运管理；在这里，我们主要针对网络营运管理和集中化问题进行讨论。

电信公司的产品也就是服务，跟其他行业的服务一样，具有即时在线的特点，用户服务使用过程中，对质量（或体验）、故障等网络运行状况非常敏感，对于各种质量异常事件（如电话掉线、单通和质差等）发生可能会立即投诉。

由于电信服务上述特点，网络营运管理需要重点考虑：1）成本；2）质量；3）用户感知；另外，网络管理也涉及环境问题，这里不做讨论。

从集团公司的角度出发，集中化作为提升网络营运管理的战略性措施，早在2001年，集团公司已经提出，经过近10年的改革和完善，已经形成了以省和集团为中心的两级集中管理模式，并形成三化（集中化、标准化和信息化）的指导原则。外界对于中国移动的集中化管理，也给过较高的评价：

“通过实施集中化管理变革，中国移动建成了世界一流移动通信网络，保持了世界一流的网络质量，形成了领先的网络优势。最新国家对标结果显示，中国移动在网络覆盖率、网络质量、计费准确率等指标处于对标企业的领先位置，网络人口覆盖率已经达到98.4%；网络质量连续四年在对标企业中位居第一。”（摘自国资委文章《中国移动推行集中化管理，提升企业运营效率》）

下面我们将针对集中化如何提升企业运营效率上进行探讨。

营运管理（供应链管理）的本质在于：1）以最经济的成本将产品配送到最终客户；2）目标是减少商业的不确定性；3）本质在于提高产品的快速反应能力。

我们讨论网络营运管理，目标集中在网络运行成本、质量保障和客户感知提升，并就集中化和不确定性以及快速反应能力的关系进行讨论：

1、集中化和运行成本关系：

什么是集中化，“集中化是集中管理的核心。通过集中化，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最大限度的发挥资源价值。集中化主要体现在网络建设集中化、网络运行维护集中化和企业管理集中化三个方面”。

集中化直接影响是实现网络营运管理的规模效益。包括：

1）人员使用上的规模效益：主要体现在监控值班和开通配置的人员安排上；

这里已业务开通配置作为案例进行说明：在集中化之前，各个地市公司，都在本地设置业务开通配置人员，全省共近100人；集中化后，业务配置的职能主要集中在省网管中心资源配置室进行，所有人员数量约为34人；

业务开通历时也更可控、更稳定。

2）工具和支撑手段的规模效益：IT技术的发展，使得我们的生产和管理支撑

范围和水平大幅提升；全省21个地市，信息化手段在集中化前各自开发和

使用，集中化后，基本实现统一的开发和建设，统一标准和流程，提升支

撑手段的使用效率，也提升全省维护的规范化和标准化。

总之，通过实施集中化管理变革，中国移动从网络建设与运维等各个方面有效控制了经营成本，取得了明显的低成本运营优势。最新国际对标结果显示，2009年中国移动每客户运营费用为85.6美元，2005年到2009年，中国移动每客户运营费用整体控制较好，远远低于传统市场的电信运营商。

2、集中化和网络营运过程中的不确定性管理；

集中化，具有综合的功能，将降低网络营运管理中的“需求”不确定性，主要体现

在：

1）对人员需求的不确定性——故障处理和业务配置：网络故障处理，是网络维护

过程中一种常态和重要工作，分散维护就要求各个地市公司都要有相应数量的专家值班，确保对故障的及时响应和处理。集中化后，全省的专家统一安排，应对各地市的各种故障。从故障发生对人员需求的不确定性来看，确实大幅降

低人员的需求不确定性，提升专家处理故障的综合效率。

2）网络资源的集中管理和调配——广东作为全国经济大省，目前也是人口第一大

省，外来人口和流动人口数量巨大；省内经济发展也不平衡，两翼经济和珠三

角的经济差距巨大；因此，广东的网络存在巨大的话务潮汐：每年春节，珠三

角的用户大量回流内地和粤东粤西。因此，网络集中化管理，资源的集中管理

和调配，实现省内资源的动态调配，最大化匹配话务和业务的流动和变化。

3）备板备件的集中化管理——备件是网络维护的基本条件；故障的不确定性决定

了备件需求的不确定性；备板备件的相对集中管理，降低需求的不确定性，提

升备板备件的利用效率。

3、集中化和和客户服务过程中的异常事件反应速度之间的关系；

客户感知为个体的体验，直接来自细节和个性化的认知；网络KPI很好，只是说明网络基本情况良好，但不能代表客户感知好。对于客户感知提升管理，重点在于我们对异常质量事件（如掉话、杂音、空错号等）的反应速度提升上。

集中化实现和强化了规模效益，降低需求的不确定性；但从另个角度看，人员和管理的集中化，和客户体验属地化之间的不匹配关系，决定了我们对通信异常事件的反应速度降低；对于故障处理的以及备板备件的调配中，也都存在反应速度的限制问题。

因此，我们在充分强化集中化优势的同时，我们必须针对反应速度提升，采取有效措施，才能真正我们达到通过集中化提升网络营运管理水平的目的。

对于不同的质量事件，我们采用不用的措施：1）已知质量事件，如掉话和质差等；我们需要提升绝对速度，并解决事件集中度问题。具体措施，部署信令监测和异常话单分析系统，通过IT化手段，解决事件的发生和集中度监控，并强化；2）未知的事件，如设备和终端匹配、全国各个地市设备匹配问题等；需要相对速度，能解决更重要，具体措施：整合全省专家和IT资源，共享案例，强化会诊；——省城的医生见过的病人比我们见过的正常人多；3）对于故障的反应速度，主要限制条件是专家驻点到现场时间；具体措施包括考虑设备和备板备件库相对集中设置，确保专家和备件到达故障设备的地点不超过2小时（和故障规范相关）；同时需要提升网络容灾能力度。

结论：在充分竞争的环境下，企业营运效率提升是企业发展的基础，规模效益是确保企业盈利的有效措施。对于中国移动来说，集中化是实现公司低成本战略的关键，但同时必须应对集中化带来的对终端客户使用问题反应速度下降的挑战，只有保证客户感知的前提下，集中化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支撑中国移动的进一步发展。

第三篇：我国金融机构的的组织规模空间分布与效率改进

我国金融机构的组织规模、空间分布与效率

改进

文章编号:1009—9190(2004)1—0025—06 我国金融机构的组织规模,空问分布与效率改进 胡月晓申红

[摘要]金融机构的组织规模和网点分布密切相关,规模扩张通常意味着分支机构网点的空间扩张.金融业是关系密集型行业,关系在不同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中的重要性是不一样的,其经营的经济规模也是不 一

样的.个人保险类金融产品关系性最低,其经营也最接近普通消费品的营销原则;公司类产品最具有关系

性,其经营最依赖于银企双方的关系.金融产品和服务中关系型的经济规模较小,非关系型的经济规模较大.金融机构经营领域是不同关系类型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业务集合,这很容易使金融机构过度膨胀.通过机构

专业化,组织集团化和配送一体化可以改变这一特征并提高金融机构运营效率.[关键词]金融机构;组织规模;空间布局;效率协调 提高核心竞争力是当前金融开放条件下各家商业 银行面临的首要课题.对中国商业银行尤其是四大国有 商业银行而言,调整从传统体制继承下来的机构网点分 布成了这一过程中的首要任务.网点,机构分布的调整 与规模的扩张和收缩相关,两者共同影响和决定了金融 机构的运营效率.本文先就组织规模,机构分布与经营 效率的关系进行分析,然后指出了金融产品的关系性质 在决定金融机构网点分布方面的重要性,接着就目前我 国金融机构网点分布密集的原因进行了简要考察,最后

就如何改善机构网点分布及相关理论的应用提出了一 些建设性意见.一 ,组织规模与效率改进(一)规模与效率

金融机构的规模是和机构的网点分布即空间分布 相联系的.组织规模的扩张通常意味着机构的空间扩张 和分支机构数量的增多.经济规模的概念说明经济组织 达到最高投入产出比时有一最适规模水平.最有效投入 产出比意味着,经济组织在一定经济规模状态下,利润 率达到最大.通常经济组织并不会停留在这一最佳规模 上持续经营,即使该组织能够控制内外影响其规模和运 行效率的诸多因素,也往往有强烈的扩张动机.企业的 行为是财务或收入的最大化而非收益率的最高,投资决 策的准则是净现值最大而非内部收益率最高.影响组织 规模过度扩张的因素是市场结构和市场准入条件.H?范 里安认为,基本由技术决定的平均成本曲线形状,是确 定一个市场究竟是何种结构的重要方面,使平均成本最 低的产量水平即最低效率规模,相对于市场容量来说, 如果比例较小,那么市场将是竞争性的;反之则会产生 垄断.在竞争性的市场结构下,相对无效率的经济组织 不可能长期存在.由生产技术和现存市场行为决定的市 场进入难易情况,则决定和影响了市场结构的形成和发 展.从社会整体上来说,作为某种产出或服务提供者的 经济组织基本上处在经济规模上运行时,该行业资源配 置效率达到最佳.(二)我国金融组织的规模和效率

张杰(1998)认为,中国的金融组织规模过度膨胀, 即存在组织过剩现象.这种金融组织的过剩,是因为在

中国的渐进改革过程中,转轨经济的平稳过渡和持续发 展对金融资源的需求较高,这种过渡需要金融产权边界 有一个迅速扩张,而中国垄断的公有金融产权安排规则 为这一扩张准备了条件;金融机构过度膨胀的原因是其 成本并没有进入各金融组织的生产函数.当改革进展到 一

定阶段,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这种过度扩张的金 融机构膨胀,规模过大的弊病即刻就显现出来.市场经 济体制的形成和发展还极大地提高了各种组织的运行 效率,在同样产出或提供同量服务规模的水平上,组织 的规模就显得过于庞大对效率的追求,使得各国有银 行纷纷开始进行撤并机构和减员增效的改革.张杰(1998)预言,相对于金融组织扩张的前渐进改革时期而 言,中国后渐进改革成功的关键是国有金融组织规模的 收缩.金融组织规模无论过大过小,都不利于资源配置效 率的提高.张健华(2003)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ata [作者简介]胡月晓,男,华东师范大学金融系博士生(上海,200062);申红,女,上海财经大学统计系博士生(上 海,200437).金麓论坛2OO4年第1期

EnvelopmentAnalysis,DEA)计算了我国银行业的规模效 率问题,计算结果表明,我国银行业中最具活力,效率最 高的是l0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效率最低的是服务范围 限制在单一地区的城市商业银行,国有商业银行在历年 的效率评价中均处于规模报酬递减区域.这说明,在我 国目前的银行结构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规模过于庞 大,众多的城市商业银行则没能达到经济规模水平,而

l0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则相对处于较佳经济规模的位置.二,金融组织的经济规模和有效规模(一)金融组织的规模经济

金融组织的规模经济,是指随着金融组织业务规模 的扩大,人员数量的增加以及机构网点的增多等而发生 的单位经营成本下降和单位收益上升的现象.金融组织 规模与成本收益间的变动关系,也反映了规模经济的一 般原理.金融组织的规模经济同样包括内在经济和外在 经济两个方面.内在经济是指单个金融机构由于业务经 营规模的扩大而由内部原因引起的收益增加,如专业化 程度的提升,平均分摊的固定成本的下降等因素引起的 “X一效率”提高等.外在经济则是指某个金融行业由于整 体规模的扩大,从而使其中的单个运营机构得到良好的 人才,信息,资金融通和联行结算等便利服务而导致的 收益递增现象.外在经济主要指金融机构聚集形成金融 中心,从而产生金融中心的聚集效应和外部规模经济效 应.潘英丽(2003)详细探讨了金融机构空间聚集即金融 中心形成的微观基础,并提出通过集中交易提高交易效 率和提供近距离交流与沟通的便利体现了金融中心的 聚集效应;金融中心的外部经济规模效应则包括“节约 周转资金余额,提供融资和投资便利”,“提高市场流动 性,降低融资成本和投资风险”,“金融机构的合作得以 开展,其辅助性产业得以共享”.由此我们可知,产生外 部经济的金融中心聚集效应对金融组织内部经济也发 生着重要影响.(二)规模经济和金融组织的空间分布

从交易的角度看,无论是因专用投入的采用而导致 的专业化程度提升,还是因重复使用频度增加而引起的平均分摊成本的下降,其根本原因均在于交易次数增多

引起重复交易,从而引起每次交易费用的下降.从制度 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金融机构的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是 由金融交易当中市场交易效率和管理交易效率的提高 所致.由于不同类型的金融产品彼此之间虽有一定的关 联度,但并不因此构成上下序列关系.因此,金融交易基 本不涉及纵向一体化,因而金融机构组织规模的扩大并 没有在不同的金融产品间引起“制造”或“购买”的问题.金融机构组织规模扩张所引起的规模经济主要来自金 融机构所经营金融产品的规模效应和范围效应,所以金 融机构空间分布对金融机构规模经济的情况有重要影 响.这一影响的情况决定了金融机构扩张的方式,即决 定了金融机构是采用远距离扩张方式还是近距离扩张 方式,是毗邻扩张还是跳跃式扩张.这对当前我国金融 机构的“攻城掠地”战略有重要影响.若上级金融机构能够有效地控制下级机构的运转, 则该金融机构体系中任一机构的运行效率将达到或接近该组织体系中运行最好机构的效率.否则,该组织中 各个机构的效率将是分散分布的.这种情况下,随着金 融组织规模的扩张而带来的机构扩张,其整体效率变动 情况将充满不确定性.上级机构对下级机构的控制包括成本控制和收益 控制.由于金融产品大部分是以关系为基础向顾客提供 的服务,因此,随着空间距离的延伸,上级机构对下级机 构的控制,成本效率要比收益效率衰减得更厉害.因为 以关系为基础提供的服务更多地依赖当地组织的行为, 这意味着从一定距离上管理收益要比管理成本困难的 多.运行高效的金融机构(成本控制和收益水平均处于 领先水平),在一个距离中心机构遥远的地方设点进行 远距离扩张时,该分支机构虽能在当地地方金融机构的

竞争中确保成本领先,但未必能保证经营领先.空间分 布微弱的收益效率(相对与成本效率来说,因其衰减的 较快)使得机构扩张和地域分散化所带来的收益大幅下 降,甚至抵消大部分成本效率.这种情况下,扩张机构将 不具有竞争优势.对不同的金融产品来说,关系在其中 的重要程度是不一样的.对以专业化和关系为基础的借 贷和地方导向的金融服务而言,对其进行远距离的监管 和运营是无效率的.这就决定了服务于地方经济的地方 和中小金融机构生存的基础和空间.以关系为基础的借 贷构成了当前我国商业银行的主要业务,这意味着我国 的银行市场存在着很大的分割性,因而在某些地方低效 运营的金融机构也有生存土壤.再加上无退出机制,各 种规模和效率的银行共同存在就成为一种必然的现象.运营高效的金融机构要实现空间距离上扩张,就只能在 关系程度较不重要的某些产品方面实现,Berger和 DeYoug(2000)认为,就银行机构空间分布的地理范围而 言,没有最佳范围标准.(三)金融机构的有效规模

对金融企业而言,规模的扩张往往意味着空间位置 的扩展,即机构网点的增多.金融产品和服务具有以关系 为基础的特征,而空间距离对于关系的维护和发展又具 有相当重要影响.因此,对金融企业来说,空间布局对其 规模经济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一

般说来,个人金融产品,公众产品较不具有关系 r—T_

胡月晓,申红:我国金融机构的组织规模,空间分布与效率改进 特征;企业金融产品,公司产品则多具关系性.不具关系

特征的金融产品较易取得规模优势,其经营特征和普通 消费品的经营相似,如金融机构网点众多带来的便利效 应,品牌和声誉等,因此经营企业可在较大规模的程度 上开展业务;以关系为基础的金融产品则不具有规模优 势,尤其是空间优势.对商业银行零售业务方面的经营 而言,其业务经营学习的典型不是其他银行而是那些消 费品行业的主导者,如麦当劳,可口可乐和娃哈哈等.银 行在个人金融产品这种零售业务的经营方面,需要创立 一

个像“肯德基”(KFC)或“万宝路”(Marlboo)那样强有 力的品牌认同.零售银行业务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对消费品营销原则的运用.某项金融产品或服务经营的 最佳经济规模与该项业务中关系特征密切相关,一般来 说,关系比重越大,经济规模就相对要小些.对于不具关系重要性的个人性金融产品而言,其有 效运营的规模或经济规模见图1.许多研究表明,金融行 业(尤其银行业)的长期平均成本曲线是一个相对平稳 的U型曲线,银行的长期平均成本曲线是“碟型”而非u 型的(于良春,高波,2003;张健华,2003).由此可以推 断,接近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底部的边际成本曲线MC是 一

条近似平行与横轴的直线.对不具关系性的金融产品 来说,规模扩张,外地网点(分支机构)的设立会导致需 求曲线向上弯折(规模优势彰显),这会导致金融机构边 际收益曲线的向上移动(由MR至MR2),从而很可能与 MC有两个交点Q,和Q2.因此,对于不具关系性的金融 业务领域的经营规模而言,其经济规模往往是一个区 间,而非一个点.这与实践情况很符合,对银行规模经济 的深入研究表明银行的最佳规模往往是个区间(Q，Q2)而非一个点.按照施蒂格勒(1983)的研究,金融机构 的长期边际成本曲线和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在一个很长 的范围内通常是水平线,因此存在一定范围内的规模经 济区间.成本曲线形状和较不具关系特征的个人金融产 品的需求曲线,共同决定了金融机构此项业务的经济规 模区间.即在一定规模范围内,其经营效率是一致的和 最佳的,我们可以把这一区间称作有效规模区间.对于较具关系性的金融产品来说,其需求曲线在某 处断开下移,因为规模扩张,外地网点的设置所面对的 是一个与原来不同的,在关系维护中处于劣势的市场.因此,该项业务的经济规模仍仅有一最佳点,而非一段 区间(见图2).由于金融机构往往对消费者和客户提供 多种金融服务,不同产品间关系性特征具有很大差异.决定金融机构有效经济规模的是该机构经营的金融产 品和服务的业务集合,因而金融机构有效经济规模的决 定就具有较大的变动性和复杂性,且较多地受到金融机 构经营方针,策略和管理的影响.图1不具关系性金融产品(服务)的经济规模 图2较具关系性金融产品(服务)的经济规模 三,金融机构有效组织规模的决定因素

我们衡量金融机构有效组织规模的标准是投入一产 出比率,即同行业中投入一产出比率处于较佳水平的组 织机构被认为是处于相对有效经济规模水平上运行的 金融机构.具体地讲,处于有效经济规模上运行的金融 企业在与同行的比较中,其费用率,不良率较低,而收益 比率却较高.综合以上分析,决定金融机构有效运行规 模大小的因素主要以下几点: 1.业务性质,主要指关系的重要程度.关系在金融 业中的重要性是由金融的本质所决定的.金融的本质是

服务,金融业隶属服务业.无论有无实际资金的转移,金 融交易基本上都涉及未来资金流动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因而信息在金融交易中的重要性就尤其突出.金融交易 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交易双方对过去,现 在,未来信息的掌握,以及这些信息是否充分可靠.对银 行和企业间借贷而言,这种信息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取决 于银企双方的私人关系,深受关系密切程度的影响;银 疆■——1一一一一—T—一…

坌融论坛2004年第1期

行中的信用卡业务和保险业则更多地依赖自身经营优 势,即受私人关系的影响较小,因此保险业和信用卡的 经营更多地具有与经营普通消费品相似的特征.总的来 说,对公司的金融业务,对私人关系的倚赖程度较高,其 中又以借贷为甚;针对个人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则相对地 不依赖于双方的私人关系,尤其是保险业.对不同的金 融部门来说,其对私人关系依赖度由高到低依次为银 行一证券,基金,信托一保险.关系在金融业中的重要性和程度差异,造成了不同 金融机构有效经济规模的差别;关系在金融业中的不同 性质,也有助于说明金融机构全球扩张中出现的本土优 势和全球优势现象.本土优势是指国内机构通常比国外 机构运行更有效率,部分原因是远距离经营和监管的组 织不经济.经营方面的问题是不同国家员工间的冲突或 协调所造成的高成本;监督上的问题是评估远方市场上 经理行为和结果的困难,以及难于断定其与该市场上其 他机构相比运行如何等;组织不经济使得建立和维持与 中小企业借款关系和与家庭部门的零售存款关系困难, 因为这些账户的维持都需要当地信息和地区的集中,都

带有地方性,都需要搞好与当地客户的关系.本土优势 也可能不是来源于距离而是其他障碍,如语言,文化,货 币和监管机构的差异,其他国家(地区)市场的独特性, 对外来金融机构的偏见等,所有这些因素都不利于关系 的维护和发展.这些障碍导致外国金融机构提供同样服 务的成本较高,或与国内的金融机构相比,提供同质同 量金融服务所获得的收益较低.全球优势是指扩张的金 融机构通过输出更高的管理技能,利用更多资源,实现 比当地金融机构运行高效,成本降低的现象.这种优势 的取得来自于通过较好投资和管理技能提高收益,如通 过提供更符合消费者偏好的金融服务,分散更高风险和 取得更高回报等.由于不同金融服务对地方关系和私人 关系依赖程度的差异,对经营多种业务的金融机构来 说,其扩张过程中的本土优势和全球优势是并存的,机 构性质不同,业务差异造成了表现形式的差异.2.技术进步.影响金融业有效组织规模的技术变化 主要指信息技术的进步.信息技术的进步改变了信息交 流的方式,从而影响了金融交易的形态和发展变化,进 而影响交易双方的关系依存状态.技术进步带来的交易 便利和交流方式的改进,使得金融机构与客户间的联系 程度更加紧密,交往更加频繁,双方依存度加深,从而交 易双方的关系更加密切,交易成功与否更加依赖双方的 私人关系.这意味着技术进步增加了金融交易中关系的 重要程度.另外,技术进步带来的信息交流的便利,使得 私人关系在金融交易中的重要性又相对下降,而与私人 关系相对的,无差别的,体现自身经营优势的公众影响 的重要性上升.私人关系下降,公众影响上升,意味着金 融机构有效组织规模的上升.因此,技术进步对金融业 经济规模的影响是双重的,哪一方面占优势则要依金融

机构性质和业务情况而定.当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对 一

个既定地点而言,技术对二级市场交易的替代作用比 对一级市场交易和特殊交易的替代作用大的多.对一级 发行业务和特殊交易而言,关系网的作用要大得多.”(潘英丽,2003)一级市场交易和特殊交易主要是与企业 的交易,按照上面所言,金融机构与企业的交易一般说 来,私人关系在其中起着较大的作用.3.金融创新.金融创新通过对金融交易双方关系的 影响,对金融机构的有效经济规模发生两方面的影响: 对能增加金融交易中双方私人关系重要性的金融创新, 均缩小了金融机构有效经济规模的区间,减小了其经济 规模水平;对能减少金融交易中双方私人关系重要性的 金融创新,均增加了金融机构经济规模的水平,延长了 其有效规模的区间.如个人消费贷款中还款保险制度的 引入,使得该项交易对双方私人关系依赖度下降,而金 融机构自身实力规模与公众关系等方面的重要程度则 上升,金融产品(服务)的营销更加接近普通消费品的营 销原则,只要金融交易规模的扩大,银行和保险公司就 能有效的分散风险,减少成本和增加收益.可见,不同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交易双方关系在其 中的重要程度有很大差别.对交易双方私人关系有决定 性影响的金融业务而言,受双方关系制约,金融机构规 模扩大并不能带来成本的下降和收益上升,因而依靠规 模增大,网点增多并不会带来单位运营成本的下降.而 对交易双方私人关系不太重要的场合,规模扩张,网点 增多则会带来较多的规模经济效应,如由于网点增多给 顾客带来的结算便利,使得信用卡发卡量上升,信用卡 经营的单位成本就相对下降.四,金融体系的过度膨胀与效率降低

金融业中私人关系的重要性,说明金融市场在某 种程度上是分割的.金融市场的分割,意味着各种效 率的金融机构可以同时并存.又由于各金融机构组织 同时经营着许多业务,其业务集合中往往既包括私人 关系占有支配地位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又包括私人关 系不甚重要,而主要依赖公众影响的金融产品和服务.非关系金融业务的经济规模水平通常处于一个较高位 置,且常常处于一个较宽广的区间上,不考虑“X一效 率”,各种规模的金融机构均可处于有效经济规模经营 水平上.对关系重要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来说,经济规 模水平较低,其有效规模范围为一个点(见图2).因 此.经营各种产品组合的金融机构,为获取私人关系 I]一一1_一

胡月晓,申红:我国金融机构的组织规模,空间分布与效率改进 不太重要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规模优势,各机构常有 扩充规模,网点的动机和倾向0只要机构在私人关系 重要的业务领域在某一地维持一定水平和优势,那么 即使机构的扩张是不经济的,这种出于对未来规模经 济和优势的期望也会使之进行下去.不同金融机构的 经营能力不同,均着力于扩充规模和网点上,则会造 成整个金融体系运营效率的下降,尤其是对实行混业 经营,集多种经营于一身的金融体系来说.金融市场的分割和经营的多样性,导致了不该扩 展的金融机构扩张,进而整个金融体系过度膨胀和效 率降低.市场分割导致相对低效的金融机构的存在, 该机构为获取同时经营的,不具市场分割性的其他业 务的规模优势,必然要进行扩张.因此,除非在金融

监管方面有相应措施,全能型金融体系应比分离型金 融体系更无效率.但实际上,两种金融体系的长期并 存和近几年来全能型金融体系的发展趋势,说明两者 的运行效率至少是一样的.由此可以断定,全能型金 融体系至少在网点设置,市场准入的监管方面比分离 型金融体系来得严格,或者可能在组织设置或机构监管 等方面存在着差别(见表1).表1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的监管比较 不超避15%鬻警 不小于6% 仅抽象的要求必须具备 应付挤兑能力 _ 不超过18% 五,单个组织规模与机构整体效率的协调

关系在金融业务中的重要性所造成的市场分割,产 生了金融市场上的局部垄断,这使得效率差异的各种金 融机构得以共存.但在关系相对不占重要性的金融业务 领域,各金融机构则面临直接的竞争.对银行和保险公 司的零售保险业务而言,交易双方都可无沉淀成本的离 开对方而另投它方.这样,对金融机构而言,其面临的市 场既有垄断性的,又有竞争性.除上面所言的监管外,协 调两种类型市场间的经营,就成了提高各金融企业机构 整体效率的关键.1.机构专业化.将两种类型的市场分离,割断两种 市场上的交叉补贴关系.集中于关系型业务的金融机 构,会自觉将经营规模停留在有效规模水平上,而不像 为寻求非关系型业务的规模优势而着力扩张.集中于非 关系型业务的金融机构,则由于面临本外地各种机构的

直接竞争,经营效率不佳的机构就会被迫退出市场.市 场竞争的结果减少了资源的重复配置,并保证了只有效 率最高的机构才能生存和发展.机构专业化的结果和外 在表现是,金融业分工的深化和亏损部门(机构)的减 少.如将信用卡从传统银行业务中分离,成立专门的信 用卡公司等.2.组织集团化.机构专业化需要成立专门性的金融 机构,机构专业化并非为取得一般的专业化收益.一般 的专业化收益通过机构内部的分工也能实现.机构专业 化需要机构内部的独立,实际生活中的表现就是要使各 个专业性的机构成为具有独立决策权的法人或非法人.为保留和获取金融业中普遍存在的规模效应和范围效 应,各专业化机构间又必须维持某种形式的联系.整合 两方面需要的结果是成立多元化的集团或金融控股公 司.多元化金融集团和金融控股公司在公司治理机制方 面既能发挥市场的激励机制,又保留了等级制的权威.从企业内部管理交易的角度,组织集团化也是节约交易 费用的一种企业组织形式.金融集团正越来越多的成为 众多金融企业的组织形式,金融集团内部机构专业化的 存在大大提高了集团整体的经营效率.3.配送一体化.全能型金融合并是否能取得范围经 济,依靠消费者是否偏好“一站式”金融服务,是否愿意 消费更多的金融服务.机构专业化和组织集团化要求改 变现有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合成和配送方式,改变以往搭 配销售的方式.现有专业化的分支机构在推销合成产品 时并不具有比较优势,如银行分支机构在推销人寿保险 和共同基金方面,并不具有比较优势;同样,保险公司网 点在银行零售产品销售如储蓄,信用卡方面也不具成本 优势.而一体化金融产品的销售和配送机制,能够较好

地满足消费者各方面的需求,因而代表了金融业的一种 发展方向.六,金融机构有效经济规模区间理论的启示 1.对外资金融机构战略的认识和预测.金融业务中 关系重要程度的差异,是不同业务领域中业务扩张难易 程度不同的原因.对银行业务而言,零售业务尤其是信 用卡业务是较少关系的.综观外资商业银行在中国经营 业务的发展,除了在与其有渊源关系的本国投资企业开 展结算,融资等业务外,对开拓中国市场的突破口无一 例外的选择在个人零售业务上.我们抛开政策的影响因 素,外资金融机构选择关系较不重要的业务作为其开展 中国业务突破口较能发挥其长处.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 因,中资商业银行对个人零售业务往往重视不够,经营 能力不足.中资银行惯来重视关系占重要地位的金融业 务,如信贷和对公存款,在经营中较为重视关系的作用.一—1r.————一.%:=;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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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嗣论l云2004年第1期

因而当前中资银行鲜有感受外资银行压力存在的.中外 双方在关系两端的不同业务领域开展经营,双方自然相 安无事.问题是,当外资熟悉了中国市场,建立了开展关 系型金融产品和服务所需的私人关系后,当限制放开 时,外资还会局限在个人零售业务上吗?面对这一潜在 压力和威胁,中资机构除了要继续重视维护关系,努力

留住客户外,还需要在关系不重要的个人零售业务上下 工夫,力求在非关系型业务上有一个大发展,切不可将 这块市场拱手让于人,如我国台湾20世纪80年代开放 之初将信用卡市场就拱手让给了外资银行,现在再想争 取回来,成本和难度都极大地上升了.2.金融机构扩张的战略途径选择.关系的建立非一 日之功.除非相互“挖墙脚”,新设机构在关系型业务方面 要想在短期内有一个飞速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现实 生活中许多新设机构在开出优厚条件招收员工时,往 往标明要求有“客户资源”.关系型业务领域的进入障 碍显然是较高的,这也是关系型金融产品和服务市场 的垄断和分割之所在.非关系型金融产品和服务尤其 是个人性产品,却由于规模增加所彰显的品牌,声誉, 实力,以及网点遍布所带来的便利而带有较大的规模经 济.也就是说,关系型金融产品带有区位优势,非关系 型金融产品则有规模优势.这就要求金融机构在进行规 模扩张,网点增设尤其是进入外地市场时,需要采取依 次推进的战略,先重点是有规模优势的非关系型金融产 品领域,等慢慢建立起与当地的私人关系后,再向关系 型产品领域发展,即先建立规模优势,再谋求区位优 势.从外资进入中国的经营现状看,可以判断外资机构 正是遵循这一规律的.口 [参考文献] 1]H?范里安.微观经济学:现代观念[M].上海:上海三联 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2]张杰.中国金融制度的结构与变迁[M].太原:山西经 济出版社,1998.3张健华.我国商业银行效率研究的DEA方法及1997— 2001年效率的实证分析[J].金融研究,2003,(3):11-25.[4]潘英丽.论金融中心的微观基础——金融机构的空问聚 集[J].上海财经大学,2003,(1):50-57.[5]潘英丽,吉余峰.金融机构管理[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 社,2002.[6]BergerandDeYoung.theEffectofGeographicOnBankEf-ficiency[R].FederalReserveBankofChicago,Wo,t,i=s Paper.2OOO,(4).:7]Berger,DeYoung,HesnaandGregery.Glob-1;7~tlonofFi.nancialInstitution:EvidencefromCross-BorderBank;ng Performance[R1.Brakings-WhartanPapen~OnFinancial Services,RobertE,LitanandAnthorySantomero,eds.2000,(3).:8]Berger,DeYoung.andGregery.EflqciencyBarrierstoCon.solidationoftheEuropeanFinancialServicesIndustry[J].EuropeanFinancialManagement,2000,(6】:269-282.[9]于良春,高波.中国银行业规模经济效益与相关产业组 织政策[J].中国工业经济2003,(3):4o-48.[1O]G?J?施蒂格勒.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M].上海:上海人 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1996.(责任编辑:春晖)(上接第13页)与上岗,任职,晋升和奖惩等紧密结合 起来.对培训时间要有明确的硬性规定,逐步把培训 时间与上岗资格,上岗要求结合起来,每年的培训时间 必须保证,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或不参加培训.凡拒 绝或不参加培训的不得从事相应的信贷管理岗位的工 作.每次培训结束都要有测试,测试不合格的,要重新 培训,并视情况降低资格等级,权限等.对培训测试成 绩优秀者要给予奖励,并在今后的晋升中作为重要参 考依据.3.强化激励.员工行为导向最有效的办法之一是激 励,而激励的基础是有一套尊重员工,信任员工,培育员 工的政策和机制,使员工在公开,公平,公正的机制下, 从理念到制度都把全行整体利益及员工自身利益调整 到一个方向上,构成一个有机价值链,使员工的积极性, 创造性得到充分的调动与发挥,实现用满意的员工去实 现无缺陷的管理,再用满意的员工和无缺陷的管理去赢 得客户的满意.要增强和完善激励机制,包括员工的培 养,使用,发展和报酬的分配与奖励机制,参与和沟通机 制,授权机制等,对分支机构,对员工个人进行无缺陷管 理的考核,并纳入全行的经营管理目标考核体系,把考 核结果与个人收益,个人发展直接挂钩.这样既可以激 发员工的热情和责任,又可以有效地防止短期行为,不 断加大激励力度,对做得好的员工及时进行表彰,对做 得不好的员工及时采取措施.在激励的同时还应完善约 束机制,包括监督机制和惩罚机制.IJ [参考文献] :1:杨钢.质量无神[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2:菲利普?克劳士比.质量无泪[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 版社,2002.3:周朝琦,侯龙文.质量管理创新[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 社.2000.4:罗振壁,刘卫国.企业流程设计与现代化质量管理[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3.:5:罗国英.创建提升质量的软环境[J].中国质量,2OO2,(9):15-19.(责任编辑:春晖)可一一T_一

第四篇：中国财政支农规模与效率的实证分析1978～2013

中国财政支农规模与效率的实证分析1978～2013

？眼摘 要？演财政是国家支持农业发展的重要手段。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发展现代农业的进程中，如何完善财政支农制度，调整财政支农目标，提高财政支农效率，成为当前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重大课题。文章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系统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财政支农规模与效率状况。研究得出，导致财政支农水平低下的主要原因是支农规模过低和效率不高以及支农资金分配结构不合理、自筹资金部分所占比重依然过大等问题突出，高效、规范的财政支农机制还未形成。

？眼关键词？演财政支农；规模；效率

[中图分类号]F81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6）05-0035-08

一、引 言

农业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产业，它不仅提供粮食和食品等重要的生存物质，而且是支撑工业、服务业等其他产业发展的坚强保障。但是，农业又是弱质性产业，主要表现为农产品生产者众多且比较分散，农产品需求弹性较小但是供给弹性大[1]，差异性小、进入壁垒低，生产周期长、生产不易根据市场需求进行调整，生产条件对自然高度依赖、生产风险大等等。上述特征决定着农业生产需要面对市场、自然、社会等多重风险，投资效益不高，普遍存在着农业资金匮乏的难题。基于此，对农业生产给予保护与补贴就显得尤为重要，当然这也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2]。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依靠财政手段对农业发展的资金支持力度也在日益加大。特别是2004～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12年关注农业和农村发展，“三农”问题被作为“重中之重”上升为国家战略定位的制高点。同时，在“支农惠农”和“强农惠农”思想的指导下，国家加大了支农力度，先后出台并实施了以“四减免”和“四补贴”为核心的一系列政策[3]。

目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加强农业支持制度建设，完善农业支持政策体系，是党的十八大关于新一轮农业农村改革发展部署的重要内容[4]。如何在经济增速放缓、农业面临“双重挤压”和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的背景下创新财政支农政策，强化农业基础地位是必须破解的重大课题。为此，本文将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系统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财政支农规模与效率状况，以进一步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农的政策体系，提升财政支农效率。

二、财政支农规模分析

当前有关财政支农支出的概念尚未达成一致意见，这是因为财政支农包揽的业务范围广，涉及的部门多，加之相关统计数据不完整①。从数据的可获取性考虑，本文将“财政支农支出”定义为如下计算公式：

财政支农支出=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全国农业综合开发财政投入（1）

在此定义上，对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财政支农规模进行相关研究。

（一）绝对量的对比分析

1.国家财政状况

从1978年到2013年财政收支状况来看，大部分年份保持一定规模的赤字，且总体处于上升趋势。1978年财政赤字总额为-10.17亿元，1979年则攀升到135.41亿元，随后在个别年份稍有盈余的波动中，上升至2013年的11 002.46亿元。36年间，财政赤字总额年均增幅为13.4%，具体变化详见表1。总体而言，国家财政压力持续处于偏紧状态。

2.财政支农资金规模

从财政支农的资金规模来看，除去1981年以及1999年的环比小幅下跌外，大部分年份都处于持续上升趋势，1981年为110.21亿元，随后增加至1998年的1 237.82亿元，1999年略减为1 179.85亿元，2003年继续增加到1 903.67亿元。在“中央一号文件”连续聚焦“三农”的背景下，财政支农资金总额高速增长，2013年高达12 732.95亿元。1981年支农规模下降是国家体制性“重工轻农”的结果，这在未来改革中逐渐得到扭转；而1999年的降低则是1998年特大洪灾后的一种自然回调。从1978～2013年全阶段看，年均增幅约为13.68%，如果从2003～2013年分阶段看，年均递增22.44%（见表2）。因此可以说，财政支农资金规模年均增幅在持续增加，但与其他支出项目相比，总体数量还偏小，需要进一步加大财政支农力度。

3.国家财政状况与财政支农资金规模的对比分析

从1978～2013年的发展历程来看，在国家财政总体偏紧的硬约束下，财政支农资金规模持续上升。尤其是2003年以来，在党中央提出的“三农”工作是“重中之重”思想的指导下，国家财政对于农业的支持力度明显增强，支农资金规模快速增加。如表1，尤其是2003～2013年间，快速上升的财政赤字额并没有影响乃至改变财政支农资金额稳定增长的良好态势。

（二）相对量的对比分析

1.财政赤字占比与财政支农资金占比的对比分析

由表1可以看出，1978～2000年财政赤字占财政总支出之比处于上升趋势，从0.91%增至15.68%。其后出现阶段性下跌，减少至2013年的7.85%，36年间共增加了6.94个百分点。而另一方面，财政支农支出占比仅出现细微波动，由1978年的13.43%略微增加到1979年的13.60%，然后持续降低到1995年的9.10%，后又增加到1998年的11.46%，此后上下浮动在8%左右，36年间降低了4.06个百分点（见表1）。1978～2013年间，财政赤字占比呈快速增加趋势，而财政支农支出占比仅出现略微降低，基本保持稳定。这说明，国家对财政支农工作非常重视，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2.财政风险的对比分析

用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作为衡量财政风险的指标，国际经验以3%②为警戒线。这一指标显示，过去的36年内，仅有1979年财政赤字占GDP之比超过3%，达到3.33%。其余年份中，超过2%的有2000、2001、2002、2003年；超过1%的有1980、1991、1994、1998、1999、2004、2005、2010、2011、2012、2013年，其余14年均低于1%（见表1）。这说明我国财政风险尚处于可控范围。

3.财政支农资金占比与农业GDP占比的对比分析

1978～2013年间，财政支农支出占比处于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13.43%下降到2013年的9.55%，下降幅度仅为3.88个百分点；而农业GDP占比从1978年的27.94%以较快的速度下降到2013年的10.21%，下降了17.73个百分点，降幅远高于前者。由表3可见，改革以来的36年间，在财政支农资金占比仅出现略微降低的情况下，农业GDP占比出现了显著下降趋势。这说明，尽管国家支农资金规模持续在增加，但依然处于偏小的状态，无力改变农业GDP占比迅速下滑的态势，未来需要进一步加大“三农”投入力度。

本文将财政支农资金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与农业产值占GDP的比例之比界定为财政支农系数。该指标能够很好地展现财政支农资金占比与农业GDP占比之间的动态变化关系。该系数值越大，表明国家对农业投入力度越大。如表3所示，从1978～2013的36年间，财政支农系数明显呈现上升趋势，从0.48变化到0.94。所以，整体而言，国家对“三农”工作日益重视，财政投入也逐渐在增强。

4.财政支农资金内部结构的对比分析

如表4所示：①1978年以来，财政支农支出1占比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只是在个别年份出现环比下降（如1998年、2000年、2003年）。②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占比总体呈现出先下降、后增加、再下降、再增加的趋势。第一轮增加是因为1998年特大洪灾的影响，国家大力加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第二轮增加是因为国家提出“新农村建设”的历史任务。这说明农业基本建设支出所占份额的大小常常受制于国家政策的调整变动。③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在1978～2013年的36年间年均占比仅为0.82%，而且在1991～2013年间，该指标都低于平均水平。这说明，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占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极低的水平上，这是造成我国农业科技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同时也反映出我国财政支农资金分配结构不合理。④农村救济费占比尽管有所波动，但一般比较平稳，多处于3%～5%之间。⑤农业综合开发财政投入占比总体呈现出先升高后降低的“倒U型”曲线状态，该项支出还处于不稳定的上下波动之中，不利于稳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总体来看，财政支农资金的内部结构比较失衡，财政支农支出占比太大，过高的“财政吃饭供养”份额严重削弱了“生产性支农”部分。严重制约了财政支农效率的提高。

5.农业综合开发各项投入内部结构的对比分析

由表5看出：①农业综合开发投入中，中央财政投入占比呈现逐步增加的趋势，并且日益占据份额第一的位置，这说明国家财政支农的力度在加大；②地方财政投入占比相对比较稳定，这可能与地方财政投入多是配套支出有关；③银行贷款占比在持续降低，这说明逐渐增加的财政投入使得农业综合开发单位不再过多的借助于金融机构的贷款支持；④自筹资金占比呈现日益下降的趋势，并且逐步从份额第一的位置上退居其次，但是该部分比例依然过大，这说明在农业综合开发中，国家财政支农投入依然任重而道远。

三、财政支农效率分析

（一）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散乱、渠道复杂、项目重复交叉、管理无序等问题突出

首先是资金投入散乱，如表6所示，现阶段，中央层面具有分配、使用和管理涉农资金权限的部门涵盖发改委、农业部、科技部、水利部、林业局等12个国家部委。在基层，多个农口部门和涉农单位同时在管理和分配着支农资金。上述管理机制直接造成大量支农资金在使用上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小、散、乱等现象[5]，支农资金的利用效率低下，管理成本较高，规模效应无从谈起。其次是渠道复杂。仅中央财政涉农支出项目就包括建设投资（国债资金）、农业科学事业费、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农业综合开发支出、农林水气等部门事业费、支援不发达地区支出、水利建设基金、农业税灾歉减免补助、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农产品政策性补贴支出、农村中小学教育支出、农村卫生支出、农村救济支出、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补贴等15个大项[6]。这直接导致支农资金下达渠道分散复杂，难以形成有效合力。再次是项目重复交叉。支农资金管理部门繁多的现实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涉农部门职能重复交叉的弊端，多个涉农项目重复投入，重叠立项的情况屡见不鲜。如农业水利基础设施项目既在水利部门立项，又归属农业开发部门投资，造成支农资金的浪费和无效使用。最后是管理无序。财政支农资金的管理涉及多个部门，常常出现政出多门、无人负责、相互推诿的情况，造成支农资金使用中的无序，甚至出现涉农资金被挤占、挪用的恶劣情况，导致财政支农资金利用效率和社会引导效应不高。

（二）财政支农资金投入结构不合理

首先是在财政支农资金使用对象上，对于农村基础设施投资过于重视，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和生态建设投资占据较大比重，农业生产直接投资所占比例较小[7]。其次是涉农部门事业费支出过高，行政人员经费开支较大，影响支农资金规模效应的发挥。再次是财政支农资金对于农村人力资源投入偏少，而且对于农村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支持力度较弱，影响了财政支农整体效益的显现。最后是财政支农资金对于社会公益性强、战略意义显著的基础性农业项目如农业病虫害防治、土壤与种子改良、配方施肥等投入明显不足，发展较为滞后。

（三）财政支农资金来源不均衡

当前，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存在着“事权”和“财权”的不均衡现象。中央财政较为丰盈的财政实力担负着落实中央政府惠农政策的任务，但是较为清贫的地方财政很难进行资金配套，但是却承担着各项支农政策在基层实施的重任。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乡镇财政基本上维持着吃饭财政的窘迫局面[8]，缺乏落实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各项政策的财力保障。上述现象直接造成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在支农资金支出方面的不平衡。

（四）农业科研投入长期不足，农业R&D效率不高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农业农村发展，我国构建了较为完备的现代农业科技政策体系，推动了农业科技水平的提高和农业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然而，由于我国现代农业科技投入的实施涉及多个部门，缺乏统一协调，再加上各个区域农业发展水平差异显著，现代农业科技投入产出效率和科技资源的均衡化配置还存在诸多问题。突出表现在现代农业发展与农业科技投入之间缺乏有效支撑、农业科技资源供求失衡、农业科技投入力度偏弱、农业科技推广活力不足等方面。如图1所示，1978～2012年，我国的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占农业产值的比重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普遍低于1%的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FAO标准）[9]。

（五）财政支农资金使用中存在着错位、越位和缺位现象

首先是错位现象。目前，财政支农资金补贴过多地支持了“绿箱”补贴政策，造成了农产品进出口价格体系的紊乱和扭曲，不符合WTO规则的相关要求[10]，需要对上述错位的农业支持政策进行调整和完善。其次是越位现象。WTO《农业协议》对粮食风险基金和购销公司的各种财务挂账行为做出了约束，但是我国的财政支农投入方式却在上述两个方面出现了越位现象。再次是缺位现象。现行WTO规则对农业发展较为支持的科研投入、农产品质量安全、供销信息服务、农民合作等形式的“绿箱”政策在我国财政支农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支持力度亟待加强。

四、研究结论

从财政支农支出的规模、效率、结构等方面考察，可得出以下5点结论：

第一，规模不高是导致财政支农水平低下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财政总体偏紧的硬约束下，财政支农资金规模持续上升。尤其是2003年以来，在党中央提出“三农”工作是“重中之重”思想的指导下，财政对于农业的支持力度明显增强，支农资金规模快速增加。但支农资金规模绝对数量依然处于偏小的状态，无力改变农业总产值占比迅速下滑的态势，未来需要进一步加大“三农”投入力度。

第二，效率低下是导致财政支农水平不高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我国财政支农重点不突出，“撒胡椒面”式的投入方式致使效率低下；另一方面，资金来源渠道多和投入分散弊端造成资金管理成本高，调度困难，体制转轨的不完善性又使得该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因此，财政支农资金迫切需要大力度进行整合。

第三，财政支农资金结构失衡，严重影响了财政支农的效率。财政支农资金内部结构不合理，其中，支农支出1占比太大，过高的“财政吃饭供养”份额严重削弱了“生产性支农”部分。“生产性”支农资金比重亟待提高，尤其是农业基本建设、农业科技三项费以及农业综合开发等方面。

第四，国家财政支农仍是未来财政支农的主要力量。农业综合开发投入中，中央财政投入占比呈现逐步增加的趋势，并且日益占据份额第一的位置，这说明国家财政支农的力度在加大。但是自筹资金部分所占比重依然过大，这说明在农业综合开发中，国家财政支农投入依然任重而道远。

第五，目前尚未形成高效、健全、规范的财政支农机制。近年来，财政支农资金管理取得了显著优化，但管理中“重分配、轻监管”的现象仍然大量存在。支农资金使用过程中程序长，环节多，成本高，绩效考评和问责机制薄弱的情况仍未得到明显改观。

第五篇：公平、效率与就业

文章标题：公平、效率与就业

正确认识公正、效率与就业的关系，对于制定合理的分配政策、端正在就业问题上的指导思想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xiexiebang.com文章-http://www.xiexiebang.com/xiexiebang.com帮您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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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中，公平就是社会公平，它主要是指社会财富占有的平等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效率就是劳动效率，即劳动生产率的高低。社会公平即社会财富占有的平等和收入分配的公平，又可归结为劳动平等和报酬平等。仅就劳动平等而言，它实际上包含两个内容：一个是任何人的收入都只能主要来自劳动，只能以自己的劳动同另一种劳动相交换，从而获取消费品，不能无偿地占有他人的劳动，人们在获得收入的方式上是平等的。二是每个劳动者有平等地参加劳动的权利。而劳动平等与报酬平等，最终又可归结为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只要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就能体现现阶段的劳动平等和报酬平等，从而体现社会公平。

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中，社会公平与劳动效率的关系就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与劳动效率的关系。这两者的关系尽管存在着矛盾，但又是相互统一、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公平是效率的前提，没有公平就谈不上效率。这一思想在近二、三十年西方出现的组织行为理论中也得到了反映。这一理论认为，职工在一个组织中的积极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职工在主观上所决定的他是否得到了公道的待遇，他付出的劳动是否得到了应有的补偿。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道的待遇和就有的补偿，可以理解为平等劳动的权利是否得到落实以及一定量的劳动支出是否得到应有的报酬，即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是否得到最终体现。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按劳分配既不是平均分配，也不是差距过大的分配，这两种情况的出现都会导致劳动者心理不平衡，影响社会安定，从而降低或破坏劳动者的积极性，生产力就不能高速发展，效率也就谈不上。例如，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以起到示范和激励作用，本身也是一种公平的体现，有利于提高效率。但先富起来的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即为社会提供有用劳动。如果不把握住这个条件，非法致富也允许，就会失去公平，非但不能提高效率，反而会导致人们心理失衡，产生消极破坏作用，从而降低效率。另一方面，效率又是实现公平的条件。没有效率，生产力不能高速发展，实现公平就缺乏物质基础。没有效率，导致劳动者的劳动得不到应有的补偿，更不能为劳动者提供平等地参加劳动的机会，公平就无从谈起。

所以，只有坚持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为主体，才能体现社会公平，才能促进劳动效率的提高。效率的提高反过来为实现社会公平提供物质条件。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上必须把握的基准思想。据此制定的分配政策在实践中才会有较好的效果。任何忽视按劳分配的倾向都是有害的。

当然，由于在执行按劳分配原则过程中容易出现某些偏差，以及现阶段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和市场因素的复杂情况，有时会出现分配不公的现象，导致收入差距过大或过小。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国家除了不断调整分配政策外，还应采取行政、经济手段进行干预。一方面，通过税收等手段，对由于非劳动因素而导致的不同经济收入进行必要的调节；另一方面，对经济条件差、致富困难较大的地区和劳动者，要加以扶持，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在物质技术上给予帮助。目前，为了控制贫富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趋势，应着力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促进共同富裕和社会公平，这将成为今后深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目标。

实现社会公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要落实每个劳动者有平等的参加劳动的权利，这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这一内容表现在就业问题上，就是要实行充分就业政策，为每人劳动者提供“各尽所能”的机会。一个人要生存，就应参加劳动，为社会创造财富，这是每个人应有的权利，也是他们应尽的义务。任何人都不应剥夺这种权利的义务。当然，劳动者有平等参加劳动的权利，不能绝对地理解为每个人都必须有工作岗位，不存在任何失业现象。因为平等参加劳动者有一个前提，即劳动者必须具有一定的劳动能力和劳动技能。如果没有这种能力和技能，就有可能失去工作岗位导致失业。尤其是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更是如此。因此，我们实行的充分就业是包含合理失业率的充分就业。政府有责任花费更多的力气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不应该当作一般的经济问题来对待。正是因为每个劳动者的能力和技能不同，随着经济的发展，如果适应不了高技能的工作岗位，就应向报酬较低的低技能工作岗位流动。这样能迫使每个劳动者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素质和技能，以适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变化的工作岗

位的要求，它既体现了公平，又体现的效率，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公平与效率较为完善的统一。当然，对从计划经济体制中走过来、吃惯了“大锅饭”的人产来说，要接受从报酬较高的高技能工作岗位向报酬较低的低技能工作岗位流动的现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这里的关键是个转变观念的问题。应认识到过去那种“干与不干都一样，干多干少都一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

返了。市场经济讲的是实力，靠的是竞争，是生存的竞争，要在这种竞争中站稳脚跟，必须正视现实，树立自强、自立、自信的意识，积极投身于市场，靠自己的努力去实现自身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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