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的欧洲情节与好莱坞想象

第一篇：中国电影的欧洲情节与好莱坞想象

《白日焰火》荣获柏林电影节最佳影片，成为第五部获得金熊奖的华语片。与此同时，该片主演廖凡成为捧起“银熊”的首位中国演员，而曾剑摄影的影片《推拿》也获得了杰出艺术贡献银熊奖（摄影）。连中三元，中国电影在柏林大放异彩。

在一流电影人的欧洲情结和中产阶级观众的好莱坞想象的罅隙间，存在着中国电影最本质的问题：迷失。或迷失于某种含混不清的世界主义的评价体系，或迷失于娱乐至死的奇观消费的欲望。

虽然中国电影的历史相当有料，但其作为一种“现象”蜚声世界却是相当晚近的事。改革开放后，第一位冲出国境的导演是陈凯歌，他的《黄土地》是一部严格遵照中国体系的要求生产出来的“主旋律”影片，却“意外”获得瑞士洛迦诺国际电影节的评委会特别奖（银豹奖）。那是1985年，中国的国门尚未完全开启，无论门外看门内还是门内看门外，均有种含混暧昧的美。

洛迦诺电影节是有国际影响力的电影节，也是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FIAPF）认定的14个A类电影节之一。如今来看，《黄土地》的这座银豹奖在“第五代”导演的成就中远不算出类拔萃，这既与陈凯歌后来更大的成就有关，也与洛迦诺自身的分量有关。中国电影先后在1998年（吕乐的《赵先生》）、2000年（王朔的《爸爸》）和2010年（李红旗的《寒假》）三次拿下洛迦诺的最高荣誉——金豹奖，但国内传媒对其报道十分稀疏，因为无论对于媒体、评论家还是电影观众来说，更大的胃口已然养成，洛迦诺不再有吸引力，中国电影人有了更远大的目标。自1985年至今的30年里，中国电影借助欧洲一流电影节的频繁认可而毫无疑问地跻身国际艺术电影的第一阵营，而这里的“欧洲一流电影节”指的就是传统的“三大节”——法国的戛纳电影节、德国的柏林国际电影节，以及意大利的威尼斯电影节。洛迦诺不在此列。

回过头看，第五代导演将欧洲三大节作为“进取的途径”无疑是十分聪明的举动。一方面，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素有历史渊源，用“惺惺相惜”来形容并不为过，两者固然有着不同的叙事母题与表现手段，但在最终极的价值层面上——其实一种近乎“自恋”的文化情结——两者几乎是殊途同归的。另一方面，比起美国来，欧洲人对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持更加温和与包容的态度，这一点西欧甚至好于苏联——中国电影就从未在同是A类电影节的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上斩获重要奖项。因此，张艺谋的《红高粱》在1988年拿下第一尊金熊时，一切似乎都已经准备就绪，既有头脑又有学院派功底更亲历过1949年之后种种政治运动的第五代导演们开启了属于他们的辉煌。关于这第一尊金熊，坊间还流传着一个如梦似幻的故事，说的是陈凯歌听闻《红高粱》获奖，错愕半晌，只蹦出了一句话：“他就是我一摄像。”事实的确如此，《黄土地》的摄像师就是张艺谋，此君将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塑造中国电影的视觉风格：色彩明艳、构图凝重、光线晦暗、线条阴柔。不过，5年后陈凯歌用《霸王别姬》证明了自己的实力，这部简直可以用“伟大”来形容的电影成为唯一斩获戛纳电影节最高奖金棕榈奖的中国影片，并同时获得英国电影学院奖和美国金球奖的最佳外语片，以及“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片提名。若对“三大节”做个横向比较，不难发现柏林最青睐中国电影，威尼斯次之，戛纳最“高贵冷艳”。《红高粱》之后，还有谢飞的《香魂女》、王全安的《图雅的婚事》以及今年刁亦男的《白日焰火》捧回金熊。斩获威尼斯“金狮”的，则有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和《一个都不能少》，以及贾樟柯的《三峡好人》（如果从制片公司的所在国判断，李安的《色，戒》也可计入）。我做了一个简单的统计，中国共计有18部电影拿过“三大节”的最高奖或第二重要的奖项（包括“最佳导演”和“评委会/评审团奖”）；若算上剧本奖和演员奖，更是不计其数。这样的成绩使得中国电影与任何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电影大国相比均毫不逊色。

不妨这样说，中国电影的欧洲情结始于《黄土地》和《红高粱》。这一“黄”一“红”两种颜色既是工业文明与全球化时代撕裂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人的质朴与热情的象征，也奠定了这个拥有4000年文明史的国家在影像时代留给世界的主基调。这一情结一直延续至今，并显然将会继续进行下去。然而，我们却多少有点无奈地发现，中国电影人的世界艺术之梦已经与这个国家逐渐富裕起来的中产阶级彼此剥离了。后者在高速运转的社会机器下渐渐失去了审美的动力和能力，他们需要的是好莱坞式的想象：一种纯粹的、奇观的、高度娱乐化的视听享受。刚刚为中国电影捧回第四尊金熊的刁亦男曾以影视编剧的身份为极少数电影深度爱好者熟知，他编剧的作品有《爱情麻辣烫》和《将爱情进行到底》；转型做电影导演后专注于在国外拿奖，却继续籍籍无名，直至今年2月。而与此同时，国内主流院线上映的影片却在几乎众口一词的骂声中上演着一幕幕令人匪夷所思的票房奇迹。

在一流电影人的欧洲情结和中产阶级观众的好莱坞想象的罅隙间，存在着中国电影最本质的问题：迷失。或迷失于某种含混不清的世界主义的评价体系，或迷失于娱乐至死的奇观消费的欲望。前些天，一位著名学者在媒体发表言论称，与其关注中国电影在国外得了什么奖，不如支持国内院线取得的票房佳绩，中国中产阶级的趣味会主导全球电影的走向。在我看来，恰恰相反：最大的难题始终是中国的艺术电影持续受到国际主流评价体系的认可，却始终未能引领电影观众审美的方向，“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昆汀·塔伦蒂诺拍《低俗小说》只花了850万美元，拿了金棕榈之后杀入主流院线，竟赢得2亿美元票房——这样的艺术与产业的良性互动在中国从来没有发生过。如此一来，再看国内媒体与民众对于《白日焰火》力擒金熊的兴奋，便多少有些讽刺了——不过是另一场与电影无关的民族主义狂欢而已。

2010年夏天，娄烨的《春风沉醉的夜晚》在洛杉矶一些小型艺术院线点映，我有幸受邀观摩了一场。观众席坐满了来自各大主流媒体的影评人，影片结束不少人起立鼓掌。此前不久，该片刚刚在戛纳得了最佳编剧奖，而在中国，这部电影始终处于地下状态，一如导演的其他作品。在越来越多的电影人欢快地拥抱中产阶级的好莱坞想象时，人们很欣慰地看到还有娄烨、贾樟柯和刁亦男这样已并不年轻的一流电影人仍在固执于他们的欧洲情结，也许因为他们坚信，中国电影的魅力只能在中国和欧洲两个深陷柏拉图之恋的文明体的交流中，喷薄迸生。

第二篇：中国电影美术和好莱坞工业电影美术的差别

我喜欢看电影，我相信许多人和我一样，都被电影深深吸引。看一场电影，就好像是给心灵的一次过滤，一次震撼，一次感动。电影的魅力，最重要的就是能够让人回味无穷，一场电影就是一段记忆，一顿精神大餐，而不仅仅是一场视觉盛宴。而中国电影和好莱坞电影各具特色,各有各的精彩！

先让我们来看看中国电影的特点：尊重艺术的客观规律，创造出各种真实生动的银幕形象，塑造了各类不同的典型性格；在风格与样式上趋于多样化。由于题材领域的扩展，使艺术家们可以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和特长，探索自己最适宜的风格、样式，表现最完美的内容。中国武侠电影作为中国电影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多年来深受观众的喜爱和追捧,并且也是中国电影界进军国际影视圈最为成功的电影类型。它以独特的魅力吸引了无数的海内外观众。究其原因,我们认为,中国武侠电影之所以这么受欢迎是因为它以中国古典美学为依托,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之美。《卧虎藏龙》的成功便是最好的例证。《卧虎藏龙》在2000年大放异彩,它将中国古典美学传统诠释到一个新的高度,其摄影、舞美、动作、音乐等都体现了浓郁的中国古典文化韵味。中国美术片从形式到内容都极富有民族风格和特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美术片是中国影片在国际上获奖最多的一个片种。新闻纪录片已向纵深发展，充分利用丰富的资料，系统地编辑一些重要的文献片，并对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与重要事件进行综合报道、专题报道；还注意表现人物和人物的精神世界，抓住真人真事中丰富的细节，以情动人。

好莱坞一直声称尊重多元文化，推动艺术发展，然而内在的商业需求是其发展的首要动力。好莱坞电影通过对市场的准确把握和调研，紧密扣合了它的最广大电影消费人群的心理结构，首先满足他们的娱乐需求——追求感官刺激、消遣与猎奇。一方面，电影在各种充满矛盾的紧张冲突的故事情节中让人们得到赏心悦目紧张刺激未曾体验的视听感受，导演在类型片的运筹帷幄，内容编排，特技使用更为轻车熟路，而演员对类型片的演技掌握也更为到位，对所扮演角色的体验和发挥也很充分，另一方面，好莱坞融合了各种电影特技的画面和声音，给人带来强烈的视听震撼，这种技法成为很多人渴望观影享受动因。好莱坞成为了世界各地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一个重要的商业标识和文化景观。

好莱坞电影商业与文化的结合还体现在好莱坞制片商深谙将世界各地的传统文化整合成适合大众消费的流行文化的套路，播放之后大多数都获得了不错的票房。比如好莱坞近年逐渐意识到中国巨大电影市场存在的商业利益，由于文化的重大差异催生了西方观众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好奇，这种猎奇心理产生了市场需求，迎合或潜在地迎合观众的需求以培养忠诚消费者是制片方要考虑的头等大事之一，同时也为了征服更多中国观众，自然考虑到在影片中添加中国文化元素，中国文化就这样在好莱坞登场了。

最近几年出现了拍中国风景、讲中国故事这样的“攀亲”行为。影片《碟中谍3》中相当比例的镜头取景上海，《面纱》的故事发生在中国上海和桂林，《木乃伊3》中中国古城西安和黄河成了故事发生地，兵马俑也扮了回埃及法老，《黄石的孩子》中出现的敦煌戈壁。更有《上海红美丽》这部中美合拍片，从头到尾讲述了一个上海女人的故事，《南京》好莱坞版(the Rape of Nanking，2007)是为纪念南京大屠杀70周年特别拍摄。2008年李连杰和成龙主演的《功夫之王》据称改编自中国古典神话《西游记》：2008年《功夫熊猫》在全球票房大获全胜，更是“打中国牌”策略的胜利。

对于数量和种类庞大的中国元素在好莱坞电影中的出现，并非杂乱无章也绝非偶然，好莱坞总会按美国文化的传统思维和好莱坞商业理念对各种文化进行整合，尽可能达到全球文化的内涵的简单化，无差别化。中国文化在好莱坞电影中的体现从中国面孔到中式服装、中国音乐及中式道具琳琅满目，从动作片到剧情片也不一而足，被打上中国标签的各种符号，既满足了西方观众对中幽文化的好奇，又让中国观众倍感亲切。

好莱坞对中国文化的整合以商业标准为前提和准则，所有的中国元素和中国文化必须符合商业化的需要。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要数中国功夫了。中国功夫和中国功夫明星能在好莱坞电影中大行其道主要就是因为功夫电影视觉冲击力强，元素简单，便于传播推广，而且制作成本相对低廉，符合商业运作的标准。对于好莱坞而言，功夫不过是吸引观众lIR球的卖点，只需要给它加上一个正义战胜邪恶的剧情就可以了，而电影反映的仍然是两方的文化价值观，常常在中国文化置入“小人物拯救世界”的思维。1998年由迪士尼公司出品的动画电影《花木兰》和2009年由派拉蒙公司出品的卡通电影《功夫熊猫》都是好莱坞对中国文化解读的代表作，替父从军的弱女子与憨态可掬的大熊猫最后都成了拯救世界的大英雄，更重要的是，好莱坞电影制造的这些电影符号勾勒的符号王国，通过一系列符号虚构生活和想象世界的场景，建构一种意义结构，让观众在电影中最终感受到美国政治形态、社会秩序的稳定性，看到了理想的道德典范和纯粹的生活方式，让人们从内心深处既对电影的视听内容感到渴望，又对其透露出来的思想感到了依赖，就是贯穿电影始终的美国核心文化的体现。

再看看好莱坞电影：好莱坞类型电影的制作和类型电影观念的发展，尽管某种程度上丰富了电影的叙事形式和叙事语言，但从整体上看，好莱坞类型电影的叙事模式，仍旧隶属于戏剧性的叙事模式。类型片强调影片故事情节取胜，人物关系也从属于情节关系。好莱坞电影是世界电影的“基点”和“坐标”，美国的电影研究者曾经对经典好莱坞电影的特点进行了归纳：（1）讲故事是个基本的、惯常的主题；（2）“三一律”是电影形式的基本特征；（3）追求介乎戏剧和自然之间的真实；（4）用剪接和“看不见的”叙事来掩盖人工痕迹；（5）影片必须清晰、易懂；（6）具有基本的超阶级、超民族的动情力和感染力.好莱坞强调连贯性的剪辑和流畅性的时空组合，以利于一环扣一环的封闭的因果关系的线性发展。影片的情节和镜头也遵循着逻辑的发展，竭力造成时空的连贯性，便于得到观众的认同。旧好莱坞电影在主题和题材上多为远离现实和政治的消遣娱乐内容，在创作上体现中产阶级的共性，中庸和保守的价值观，现实主义倾向的影片在这一时期所占的比重很极少。好莱坞电影却表现出对旧好莱坞电影的反叛，其电影对社会问题的尖锐暴露，批评和抗议，对现实生活直面的广度和力度都给人以极深的震撼。好莱坞能真正借以风靡各种层次观众的“美国文化”表现有四大类：

一、不畏强权，挑战谬误；

二、孤胆英雄，直面邪恶；

三、展示科技，普及法律；

四、灿烂青春，铭心爱情。

从《黄土地》到《边走边唱》，宽松的制片厂环境让那时的陈凯歌可以由着自己的性子去拍电影，拍得纯粹、彻底。那也是中国电影最具活力的时候。之后，制片厂改制，拍电影的环境日益险恶，陈凯歌便开始了一次又一次痛苦的蜕变。

说到底，陈凯歌是个知识分子，他并不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知识分子在获得自闭的满足的同时，也有着一些先天的弱点。陈凯歌软弱、优柔寡断、磨磨唧唧，既想保持住自己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与思想，又不愿意失去世俗世界的繁华喧闹。这是一个未能成为天才的艺术家最可悲的地方。作为强烈追求入世的知识分子，他太怕没人听他说话，没人赞扬他的优秀，找不到符合自己要求的位置。

这便有了《霸王别姬》。惟独这么一次，陈凯歌找到了符合自己的位置，找到了自己的理念与主流电影之间的平衡。象征、隐喻的影像依旧存在，但是都附载在了悲欢离合的通俗故事上，而推动情节跌宕起伏发展的又是国家、民族和时代的大起大落。有心的观众可以从程蝶衣断指、段小楼脸谱，还有戏院后台化妆间里的镜像等设计中，读解出无数的理论和思想。不愿多费心思的人则可以对它们视而不见，简简单单地感动一回。陈凯歌把该说的全都说了，故事却因此更加好看、更加丰富。这是一个主流文艺大片的标本，凭着它拿到金棕榈奖确实名至实归。

前面说了，《霸王别姬》是陈凯歌在和体制、环境的对话中惟一找到感觉的一次。那之后，成功给他带来的自由又一次让他的精英自我膨胀起来。《风月》中的故事晦涩迷离，陈凯歌陶醉在如古墓中织锦一般华丽而糜烂的影像中。那之后，在《刺秦》的现场，袁和平闲得没事干，陈凯歌一个人和秦皇与刺客们争辩着家国的兴亡、人性的善恶，又开始了自言自语。在外人看来，《刺秦》应该是陈凯歌电影创作的转折点，青壮年的陈凯歌电影在那里经历了一次更年期。从《霸王别姬》开始的路在那里走到了一堵墙壁。对于知识分子陈凯歌，真是成也《霸王别姬》，败也《霸王别姬》。《霸王别姬》给了陈凯歌金棕榈和奔驰车，换走了翠巧肩上挑的那五千年，没了这五千年，陈凯歌当时就找不着北了。

五年过去了，陈凯歌拍了《和你在一起》，一部彻底不讲理的电影：没有深刻，没有理念，老老实实地讲了个故事，简单纯粹地煽了一把情。然后，电影得到了观众与领导的一致肯定，获得了今年的金鸡奖。陈凯歌坐在金鸡奖的颁奖现场是怎样的忐忑?给他最佳导演，他至多颔首一笑，谢一声“大家赏脸”!不给他最佳导演，他至多还是颔首一笑，使劲替杨亚洲鼓两下掌，说一声“杨导拍得好”!结果却偏偏是最让他尴尬的，并列。这就是陈凯歌的位置，他辜负着自许的身价，却得意于别人的夸奖。在这样的尴尬中间，“和陈红在一起”，拍电影，赚钱!这变化说起来惊人，但是想想到了二十一世纪，连最流行的歌星都吐字不清，所以似乎真的没什么话是非说不可的，更没有多少人要听你去讲理。陈凯歌说“十分钟年华老去”，这是一个温情的信号。从战国的屠城到北京一处叫作百花深处的胡同拆迁，结果有什么不同吗?没有，无非都是尘归尘，土归土，不同的是一个人看问题的角度。

其间的变化应该源自陈凯歌自己的生活，他现在是一个生活着的男人。以前他像许多导演一样，把拍电影看作是格物，殊不知，格得久了也并不一定知道天理，不如自己去作那物，便知道天理是自然存在的。陈凯歌自己也说，现在他有了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感觉了。

也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和你在一起》。我们假定这时候的陈凯歌已经做到看山又是山看水又是水了，但是他没有把眼前的山水说清楚。如果说他只把看山是山表现在了拍这样一部电影的行为上，而不是表现在他拍出来的电影里面，那他的看山是山也就无所谓了，因为那只是他个人的提升，对我们这些看山还不是山的人也没什么裨益。我们只能期待他在个人提升的同时，把他的电影表达也提升到一个相匹配的层次上，那将是中国电影的大幸事。当然还有一个最惨的可能，就是陈凯歌已经把他提升到一个不屑于再用电影争什么的层次上，那他的《和你在一起》就到头了，拍电影只不过成了他的一份工，成了他继续过幸福生活的保障。

我真不希望是这样的。

陈凯歌是中国电影导演中少有的知识分子，像古往今来的读书人一样，他讲究的是生死家国，以天下为己任，思考并表达。及人，训诂启蒙直到教诲；及自己，穷其一生只为做一个君子。这些本来是陈凯歌和他的电影最具魅力的地方，然而不幸的是陈凯歌也如古往今来的读书人一样，有着知识分子共同的软弱，在滚滚红尘面前没能够在自己应走的路上坚持下去。这本来也无可厚非，但是谁让他站在了中国电影和中国导演的前台呢?!如今，普通人的生活似乎让陈凯歌走出了死胡同，进而得到了他一直缺乏的“平常心”，那么，我们希望的是他能够把这境界带到他的电影中，试着再去走走他该走的路，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是用这平常心敷衍出些平庸的东西。

张艺谋支撑着现在的中国电影工业，他成功地策划了中国电影的一次次高潮，也正是因为这些精良的策划，他不用再顾忌电影的品格

张艺谋之于第五代导演就如宋江之于梁山好汉，他把第五代导演的精神实质抽空了，他打江山是为了当头儿，这是中国农民持续了两千多年的梦想。张艺谋身上体现着农民阶级的特征，他的实践也带着些农业生产的意味。这倒不是说农业户口什么的，而是农民式的谨慎、勤恳和对过上好日子的渴望。当然，一般老实人都会有这些追求，张艺谋还有一些别的。他像农民一样，时时注意天象，为着能好好照顾眼前的收成。电影对张艺谋其实就是一种作物，一种经济作物。什么地种什么庄稼，怎么个种法，什么作物卖的价钱高，他都研究得透透的，不会马上取经，加上起早贪黑，收成自然比人家好。张艺谋真正是把好手，是个行家。

张艺谋还是学了一门手艺的人，田壮壮说起当年，“叙事就没进入我们的视野”，但是张艺谋很快就把叙事纳了进来。作为摄影，没有叙事的画面是美术，是媒体艺术。基于电影这门手艺的要求，张艺谋把叙事加到摄影里面，使他自己成了一个导演。对中国电影硬件的贡献也在于此，张艺谋是懂得画面与叙事的关系的人，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因为对于电影这门手艺的精通，他把第五代导演的电影降格为没有意义的形式。

从《红高粱》到《大红灯笼高高挂》，第五代导演所谓的实验电影已不复存在，越来越走上主流文艺片的路数。在这里，思想和内涵只是一个提供情节发展张力的故事核儿，影像是为了把故事讲清楚，加上的隐喻，为的是让影片的造型有个支点和载体。普通观众稍加点拨都可以明白高粱、染坊的直白含义。《大红灯笼高高挂》更是超越国界，走进了法国的主流院线。最极端和最后的一次实践是《图兰朵》，那是一场在欧洲举行的第五代导演的葬礼，张艺谋使出浑身解数，把僵死的第五代导演造型全都掏了出来，拼贴到一部欧洲的歌剧上。中国的一场电影运动在那里变成了一具供展览的僵尸。

从观赏心理来讲，张艺谋的电影也体现了电影所能带给人满足的种种欲望的隐晦目的。张艺谋电影中体现的心理特征非常近似于施虐和受虐，快感转变为这样那样的仪式，他对于美感的追求是变态的，故事都带着中国式的受虐的特征，张艺谋不原创剧本，总是把被改编的蓝本的文学性去掉，再把它雕琢成一个具有良好的银幕支点的故事。很难把他的电影作为一个作品，更多的是一次体验的快感。张艺谋的电影是电影心理学的非常好的研究文本。张艺谋电影提供的快感更多地作用于脑垂体而不是整个大脑，这里面有性的快感、窥视的快感、农民式的因果报应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进电影院看电影的目的。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说明，张艺谋的电影正是电影工业中的主流和中坚。

不用做理论分析，《菊豆》里面所说的一切都直接了当地表现在了情节上。整个电影就是一个受虐、施虐，报复与反报复的故事，再加上一点点弑父和文化对人性的扼杀，我们就可以和杨天青一样，既满足了窥视的欲望，又可以为人生的沉重由衷地慨叹一番，然后睡个觉把这一切都忘掉。在这里，思想只是让电影更好看一些的标签，并不是拿来让大家讨论思考的。

这些还都是张艺谋早期的电影，那之后，他越来越变成了一个策划。

比起一个导演的创作冲动来说，张艺谋更注重电影能给他带来的结果。因此张艺谋才会在以后的创作中向策划发展，一切都要在设计之内，每一部片子都要有一个说法。张艺谋是个聪明人，又有功底，勤奋，所以他每每都能得到他希望得到的结果。

最明确的转变是《秋菊打官司》。当年刚看到片子的时候简直震惊，怎么也想不明白张艺谋如何能有如此彻底的改变：除了演员，母题和风格荡然无存!如果那时候我就知道了阿巴斯如何被法国影评界追捧，如何横扫欧洲各大电影节；如果那时候我就看到了《何处是我朋友的家》的DVD，那我相信我震惊的内容肯定会发生变化。不过现在说这些已经没什么意思，现在大家都跟张艺谋学会了怎么学，但是却都没有他学得那么好，这倒更值得说上两句。

张艺谋是一个勤奋的学习家，他在身属第五代导演的时候便努力学习着第五代，他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更多的学习机会，他比整个中国电影界都更早地学习了阿巴斯，然后他学王家卫，再学李安。其实他连自己都学了，还有谁是学不来的呢。除了用心学，还要懂得学以致用。虽然张艺谋的弱点是没有创造力，但是他懂得采别家所长为己所用，都学阿巴斯，有哪一个学得像《秋菊打官司》那样精彩?张艺谋并不是一味学样的，他是从别人那里受启发，尔后融会贯通到自己的体系里来，这是一个匠人之所以能成为巨匠的原因。这就比那些一边学一边还认为自己在追求艺术的人要精彩得多。张艺谋的电影就是这样，什么能做到最好，就做什么，并且一定要把它做到最好。但是“最好”的标准又是什么呢?拿《英雄》为例，如果按传闻所言，赚钱不成问题，那“最好”的标准就是奥斯卡了。有的人会说张艺谋世俗，但是我倒觉得这世俗其实最值得大家学习，而且急待发扬光大。这是一个国家电影工业的主流产品都该力争达到的标准，它代表着国家电影工业的水平。张艺谋勤勤恳恳，致力于保证国家电影工业的硬件在一定水准之上。和那些一心想要得到点什么的平庸跟风者相比，张艺谋深厚的电影功力和拼命三郎的作风让他能够最终拿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完整漂亮的作品。而且，张艺谋还具备一般导演所欠缺的整体策划设计的运筹能力，他能从一个作品的故事构架开始细致准确地把握，并且把这种控制一直延伸到拍摄和后期制作、宣传以及其他一些商业环节中，从而保证电影最大程度地达到他设想的效果。张艺谋是一个综合型人才，这是最能适合当下电影环境的人才。

就像《英雄》注定是会成功的，因为从策划开始就是成功的，对于票房的策划，对于影片的策划，对于奥斯卡的策划，张艺谋是能用自己的实力让这些策划实现的。你可以说张艺谋不是一个什么样的导演，但是你必须承认他是一个成功的导演。与其批评张艺谋没有品格，不如让大部分的中国电影走上张艺谋的道路，这是电影工业的必由之路。而现在有许多拒绝这一道路的人其实比张艺谋更没有品格，而他们自己所谓有品格的电影也远不如张艺谋的电影精彩，最多只能算是一块用来招摇的遮羞布。

中国电影需要至少十个以上手艺出众又懂得策划经营的张艺谋，而一个张艺谋的后面至少垫着一二百个职业导演，这样才能满足正常的工业化需求。但是很惨，现在只有一个。

当然比起张元这些晚辈，张艺谋的好名声是更加货真价实的。张艺谋其实是最能代表当下电影环境的人选，恐怕只有他能做到名实俱佳，他忠诚于国内外的电影检验标准，也体现着我们国家电影工业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不过这对于张艺谋来说也许并不成为问题，因为他追求的自我价值就是现世的光辉与荣誉。

冯小刚令“大鼓书电影”发扬光大，他用自己的努力给中国电影作了一种提示，但是同时也带坏了一批电影观众

冯小刚是从学徒开始的，这和其他几位很不一样。他曾经和赵宝刚一起在北京电视艺术制作中心学徒，这种启蒙对冯小刚和赵宝刚后来的定位是非常重要的。电影学院和戏剧学院都会教人体系，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什么的。北京电视艺术制作中心不会，在这里只能学到操作和市场。冯小刚便是这样一个没有体系的作者，所以他的实践也最见现实之必需，没有体系支持的生存是丛林式的，要么活得很好，要么就平庸得受人作践。

他出身电视，就算在对待电视仍然十分艺术的那个时候，电视和电影的差别也是白居易和韩愈似的。所以冯小刚的电影和电视剧是一码事，他拍什么都是这样，不用分。冯小刚从开始就没像其他一些人似的把电影当个殿堂，电影就是他的厂房。有定单，有原料供应，有成品的检验与反馈，但是这成品按什么图纸造出来的，就只有厂房里的人自己清楚了。

冯小刚从学徒而学习成为一名艺术家，这期间便难免演化出了一些小资的品貌特征。所谓小资，就是很想作富人的穷人。资讯通畅、求知欲强使得有追求的穷人们了解了富人在干什么，于是不能变得富有，便先按照富人的品位要求自己，从他们对真正富人而不是暴发户的模仿中可以想见他们穷得有多绝望，反正是做梦，能梦见月亮干吗去梦床头的灯泡呢。艺术便是冯小刚的月亮，他追求具备够艺术的品位，用了多年才摆脱不够艺术的自我贬低。他悬在艺术家与俗人之间，上下求索。可能还是王朔帮他解脱了，王朔因为说艺术是屎而成为了文学家，不光冯小刚解脱了，一大批人都解脱了，在合适的经济文化条件中成为现在的一个阶层。

大家伙都知道冯小刚的贺岁剧，但是在那之前他就拍过电影了，叫《永失我爱》。徐帆演的一个空中小姐，在高速公路边上盖了一间美国乡村式的木板房子，这真是要多小资有多小资。但是那部片子卖得不好，因为它小资得太标准了，没什么特点。贺岁剧开创了一种中国人喜闻乐见的电影，也创造出了中国人自己的小资形象，葛优不管怎么说还有一套自己的房子(《甲方乙方》)，还有一辆自己的车(《不见不散》)，他甚至跑到了美国，弄了辆谁见谁觉得酷的大拖车。当然，最让小资们满意的是葛优对现实的那副不以为然的样子，这彻底赢得了中国小资们的心。票房是个证明，我想眼下愿意掏钱上电影院的小资肯定占大多数，大爷大妈们也喜欢冯小刚，但是他们至多也就买张盗版光碟。

其实如果没有这种小资的格调，冯小刚是很艺术的，他的电影很独特，对于中国的现时文化是非常有价值的。冯小刚的这种口唇期电影真正是中国内地类型。一切都不动真格的，说说而已，冯小刚不太追求完满的电影幻觉，都知道是假装，只有说的是真的。这里面可是大有可研究的，这假装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叙事艺术，而说则是平民英雄的不二法宝。这些东西重新引起大家的注意，还多亏了电视剧的发展呢。

中国电影注重描写生活的光明面，主题是给人希望，让人们相信还是社会主义好，好莱坞电影避讳地展露社会地黑暗面，故事情节紧凑，在选择电影方面我确实崇洋，不过这是事实，无论在情节，配乐，拍摄技巧还是演员的演技方面，我们都有很大地空间需要提升，不只是时间的问题，而是需要中国地电影人从思想上根本转换，而不是一味的炒作，吹嘘，电影是艺术。中国电影，其实中国的电影发展史几乎是与世界电影史同步的，只晚了10年，但和美国相比中国的近代一直处在分裂，割据、内战，抵抗侵略的战乱时代，电影业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大的发展，只是在建国后才又逐渐觉醒起来，但在技术上已经落后于世界电影的发展水平，但随着第四代电影人的崛起，中国电影又在世界上开始展露头角了，在不少国际电影节上获奖为中国电影的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但大部分获奖的电影都非主流电影，很多电影在电影院都看不到，这也是市场的差距，还有其他方面差距还是不小的，无论从电影业规模，电影的发行，票房，都有很大的差距。

我们应该立足于本国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用自己的方式展现在世人面前,并且应该相信我们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并不亚于世界上任何其他文化传统。这种文化的展示并不是一味地迎合西方的口味,更不是商业炒作,而是要发挥中国文化自身的魅力。我们要以开放的、有特色的、本土化的方式去向世人介绍我们的文化,这才是中国电影走向全球化的正确道路。

第三篇：情节与问题

卜天真与恨无邪是一起从小到大的玩伴，感情很铁是没的说的，可是他两个的性格却是天壤之差。卜天真可以说打小就是一个药罐子，时常生病，因此卜天真身体瘦弱、爱安静的待着，但是其成绩却是一级棒。恨无邪却是一个话痨，整天都喋喋不休地说个没完，尤其爱跟在卜天真身边。恨无邪平时开朗活泼、爱运动，身体也比较壮实，但成绩就一般了。这两个在旁人眼中完全异类的两种人却很是要好，在高考这个关系人一生的大考中，卜天真顺利地升入了自己理想的大学，恨无邪虽然平时满口说对高考完全不在乎，但高考结果出来后，他却沉默了。卜天真知道恨无邪内心的痛苦，所以高考后卜天真说了最多的话，那晚他两个一宿未眠，恨无邪也不久也恢复往日的活跃。不久后，他两个一个出外打工，一个踏上了求学深造的征程，就这样他两个在不同的城市继续各自人生的梦想。卜天真在新的学校却过得并不快乐，由于其出生农村、身材又瘦弱，经常成为同学其辱的对象，他并没有向任何人说过或抱怨过自己内心的愤怒。

一年多后，恨无邪工作也有了一些富余，便打算去看一下很久没见的朋友卜天真。于是恨无邪在一个假期在没有通知卜天真的情况下出发去了卜天真的学校，当恨无邪到了后，一下公交车，就老远看到了卜天真，正当他想要上前打招呼时，却看到几个人对卜天真百般戏弄，极尽侮辱之态。恨无邪很是气愤，便马上跑过去制止。那几个人也识趣的走开了，当他询问是怎么回事时，卜天真只是低着头什么也不说，恨无邪知道这个从小无话不谈的玩伴肯定受了不少委屈，便不再询问了，转而笑着说：“怎么！朋友大老远来，也不请我去你那看看？”

卜天真这才回过神说：“怎么会啊，这边请。”卜天真带领着恨无邪很快到了宿舍，恨无邪为了了解卜天真的近况，便说：“天真，大热天的我渴了，你去帮我买瓶饮料吧，我喜欢喝什么你还没忘吧。”卜天真答道：“当然，我去了，很快回来。”卜天真走后，恨无邪便与天真的室友攀谈起来，很快恨无邪便了解到这一年多来卜天真一直被一个富家子吴能欺负。于是恨无邪便在心里计划着自己的报复行动，正在这时卜天真走了进来：“聊什么呢？”恨无邪后头答道：“没什么啊，就是随便聊聊，我爱说话，你又不是不知道。”卜天真：“呵呵，话说回来，这一次你能呆多久，也好让我尽一下地主之谊。”恨无邪：“应该不长，这不是假期嘛，假期完了我就得去上班了。这几天我在外面住旅馆，没事你去找我。”卜天真：“当然了。”他们说了很多话，很晚恨无邪才回自己的旅店。第二天，恨无邪推掉了卜天真接风宴。一直跟踪吴能，并且从侧面了解无能的作息习惯。恨无邪大体掌握无能的情况后，便在假期最后一天的头晚实施了自己的计划，并销毁了证据。在假期最后一天恨无邪与卜天真愉快的告别。当卜天真刚回到学校便被一个传言震惊了——一直欺负他的吴能昨晚死了。卜天真心头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不会与恨无邪有关吧”，于是卜天真马上拨通了恨无邪的电话质问：“吴能的死与你有关吧！”恨无邪：“你知道了啊，谁让他总欺辱你的。”卜天真：“这样你会坐牢的。”恨无邪：“没事，我做的很干净，只要你别承认就行。”恨无邪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卜天真。卜天真又与恨无邪串好当天的活动。

在警方的排查与走访下初步定了几个嫌疑人，卜天真与恨无邪也被一起叫去问话。审讯的警官知名警探天恢，卜天真和恨无邪与天恢展开了斗智斗勇的拉锯战，最终会鹿死谁手呢？

人物：警探——天恢、罪犯——卜天真、恨无邪 问题：

1、案发时间你在干什么？

真解：卜天真在学习，恨无邪在作案。

假解：A卜天真和恨无邪在通电话；B.卜天真和恨无邪在外面逛；

2、你认识吴能吗？

真解：卜天真和恨无邪都认识。

假解：A.卜天真认识、恨无邪不认识；B、卜天真认识、恨无邪听说过；

3、你有见过吴能吗？

真解：卜天真见过，恨无邪见过几次。

假解：A.卜天真见过，恨无邪没见过；B.卜天真见过，恨无邪见过一次

第四篇：浅谈好莱坞电影和中国电影中的跨文化现象

浅谈好莱坞电影和中国电影中的跨文化现象

王楠

2012-5-23 9:00:46 来源：《电影文学》 2011年11期

自从全球化趋势加剧以后，传媒产业就在日益发达当中，电影产业正在取代传统的文学形式，如小说，成为西方想象东方的载体。很多学者都把学术兴趣转移到电影或者是电影的相关领域当中，并且已经取得了一些学术方面的成果。

一、理论反思

随着高科技媒体的快速发展，电影的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DVD播放器的各种检索功能为老电影提供了一种新型的观看形式，也对传统的影响提出了新的挑战，传统电影是依赖于胶片来制作幻觉，但是画格本身却是精致的，这种错觉的呈现是传统电影的表现形式。也就是说，电影能够做到挽留演员的生命表象，胶片可以使得静止的瞬间复活。白话现代主义是从经济、技术上大众文化的对应产物，白话是一种社会性的话语形式，是个人的表达形式，在公共场所能够被他人认同，它与方言不同，可以在很大范围内得到应用和流通。白话现代主义可以分析在语言上有很多差异的电影，不同的电影和不同的现代经验可以补充现代主义白话理论，使白话主义更加系统化、精细化。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电影涉及了很多现代性的问题，如失业、贫困、犯罪、危机以及性别等。这些经验在当时的文化当中都有呈现。

二、好莱坞电影的跨文化现象

好莱坞电影当中借鉴中国元素的创造很早就已经存在了。在20世纪初，好莱坞电影就开始刻画华人的形象了，不过很多都是作为陪衬的。中国形象的典型特征就是唐人街上的长辫子男人、长指甲女人等。好莱坞拍摄了第一步完全以中国为题材的电影《大地》，这部电影当中的故事发生的时间跨度有40年之久，主要展现了一对中国农村夫妻的悲惨命运和他们对中国国土的眷恋之情。这部电影的音乐都是采用的中国音乐，它修正了早期电影当中中国人的形象。在70年代，李小龙带着自己的武术进军好莱坞，引起美国观众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这是中美电影文化进行交流的一次小成就。

在70年代以后，由于互联网对电影的冲击，好莱坞电影在美国国内市场逐渐萎缩，每年只有十分之一的电影可以赢利。在1952年，美国电影从国外获得的收入占总收入的42%，在70年代这一比例升到55%,自从90年代开始，美国电影在欧盟电影市场当中有70%的份额。

由于全球化，好莱坞电影在主体以及拍摄方法等方面产生了变化。贝纳尔多•贝托鲁奇导演于1988年导演的电影《末代皇帝》是一部偏西方视角但是制作很精良的传记电影，这部电影获得了第60届奥斯卡的九个奖项。华裔导演王颖于1993年拍摄了电影《喜福会》，这部电影是根据小说家谭恩美的畅销小说改编而成的，这是当时好莱坞主流的电影之一。很多以中国为题材的电影都有争议，但是这些电影的票房方面都很成功，很有开发的潜力。这吸引了很多导演都以中国为题材来拍摄电影，更多地加入中国元素来吸引大众的眼球。随后的很多电影当中都加入了很多中国元素，如《花木兰》《非常人贩》《面纱》《上海正午》《骇客帝国》《上海骑士》《生死格斗》等。在2008年，好莱坞又推出了《功夫熊猫》等带有中国元素的电影。《功夫熊猫》的制作用了5年的时间，制作成本达到了1.3亿美元，推广的成本达到了1.5亿美元，它的票房共计是6.3亿美元。这些作品或者是从中国传统文学来寻找题材，或者是把中国作为故事发生的场景，或者是运用了中国所特有的文化符号，虽然运用了很多中国元素，但是却没能够反映中国的现实生活状况。

三、跨文化差异的阐述

中美两国之间的文化差异是导致中国人对好莱坞电影做出反应的关键因素，在文化的生产和理解的过程当中，人们都会通过自己的文化来审视他国的文化，并且运用自己文化的特点来解释其他文化，观众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以及观众本身所具有的文化背景会参与到电影的意义建构当中去。

人们的思维方式是由于文化和个人的不同而不同的，思维方式能够体现一个民族的文化内涵。不同的民族都有自己不同的思维偏向，有自己特有的思维方式，也就形成了不同的民族文化形态。思维方式的差异能够影响人们对他国文化的理解以及阐释，因为一种思维方式的文化信息对于不同的接受者有不同的解释方式，很容易产生歧义。中美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异主要有：第一，中国人所擅长的是整体性，美国人所擅长的是具体的分析；中国人会把个人和社会统一起来做考察，强调事物的整体性，而美国人却喜欢分门别类进行比较，然后作总结和具体的分析。第二，中国人喜欢用形象的思维，而美国人喜欢用抽象的思维或者是逻辑思维来思考问题。中国导演重视色调的运用，追求的是视觉上的美感，而美国的科幻电影当中，故事可以发生在任何时代，但是却有很严密的逻辑。第三，中国人注重的是统一性，而美国人提倡的对立性。美国人强调的是对立性，习惯把事物分割开来，分清楚好坏、对错和成功失败；而中国人追求的是和谐，这是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此外，好莱坞电影追求的是娱乐性，有表面化的戏剧效果，忽略了复杂的内涵，而中国文化的传统是习惯用认真的态度来审读电影，具有反应敏感性。

价值观是依据重要程度来排列的一种体系，不同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对人的生存的意义看法是不同的，形成了不同的价值标准。价值观的差异影响了中美文化的不同。好莱坞电影主要是进军国际市场，希望把自己的电影让全世界的人都接受。在好莱坞的电影当中，是按照美国的价值观对中国的故事进行改写，强调的主要是美国人所肯定的价值取向；而中国人在观看电影的时候，是按照自己的价值观来理解美国电影，经过这样的改写和理解的阶段，就产生了跨文化的巨大差异。

定型观念又可以理解为刻板的成见，指的是人们对特定的事物的认知以及判断。这种思维方式容易让人们对事物产生偏见，经常会伴随着自身的价值观的评价。刻板成见对跨文化有很消极的影响，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刻板成见是中美跨文化的障碍，现在也不能消除。

对中国形象的定型化的评判决定了好莱坞电影对中国的定型化的叙述。比如早期的电影形象陈查理等，还有就是电影杰出作品《残花泪》中的中国男人，他们温柔，而且多情，这就是中国人形象的典型代表。

四、中国电影跨文化现象

像《卧虎藏龙》和《英雄》这一类的中国大片，可以重塑国族的观念。国族电影的观念与实践都来源于对好莱坞电影的抵抗，这类类似于民族主义对文化帝国主义的反动。但是，我们也需要重新思考“抵抗”本身，因为“抵抗”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这正好说明了跨文化电影的复杂性和生动性。对我国电影进行讨论，离不开跨文化的互动和交流。近年来在欧美国家兴起的华语电影，与国族电影有密切的关系，但是也有差异。比如各个国家对《英雄》的讨论和反馈就可以看出来，这使得英雄和帝国等观念获得了阐释，但是与此同时，也丧失了对我国文本的美学的判断。对于这样的问题，台湾辅仁大学的唐维敏学者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回答，第一，他解读了英国、法国和日本等国家的资料当中对我国内地、香港、台湾以及海外华语电影文化的特征；第二，他从“内部他者”的视角来解释华语电影的体系，这样，他就可以在不同地区的电影达成一种跨界以及互看的策略。但是伦敦大学的博士生史维从叙事的角度来考察这些新时代电影对国族的超越，她认为新时代的影片当中的个体、边缘以及都市意象是对中国国族传统电影的颠覆，也获得了跨文化的品质以及特点。

如果说根据中西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以及多样化的叙事风格来探讨华语电影，那么香港的电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香港电影的影像世界与现实生活总是有着一道裂痕，这道裂痕无法弥补，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香港缺乏文化归属感。在20世纪50~70年代，香港的本土意识开始高涨起来，很多的功夫片补偿了香港本土电影的影像文化。等到香港回归祖国以后，产生了文化认同的危机，这让香港电影又返回到了在殖民地时期的情调当中，香港人这样来寻找心灵上的安慰。香港学者认为陈果所导演的电影可以从侧面来见证香港人对文化危机的反思以及矛盾的心理状态。台湾青年李桐豪对50年代到70年代的“邵氏”古装片与香港文化认同的复杂关系进行了总结，所得到的结果是：邵氏电影一直以来都是把中华民族主义作为创作的主流意识，但是后来香港本位主义开始流行起来，导致了香港古装片的萧条和没落。

国族电影的领域在跨文化的语境当中，海外华裔学者在语言以及学术背景等很多方面都是有显而易见的优势的。可是在中国，这个论题在国内还是有些冷门，它在今后也可能会成为国内电影研究的主要理论，国内学者需要克服语言、理论和研究方法等很多障碍，与国际学术前沿展开有效对话，正确获得有效的成果，或者能够把这个论题作为参照，形成自己的独特的话语优势以及学术强项，这些都是需要我们继续努力和思索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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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好莱坞模式对中国电影的发展弊大于利 一辩稿

谢谢主席，问候在场各位

近来《泰囧》，《西游降魔》等国产电影票房过十亿，无异于向中国电影市场注入一剂强心剂，中国电影似乎迎来了发展的春天，然而国产电影整体竞争力弱，缺乏品牌影响力的问题也凸现出来，不少人呼吁中国电影应尽快引入好莱坞模式以挽救当前窘境，然而，好莱坞模式究竟是不是中国电影发展道路的万灵丹呢？

开宗明义，概念先行。好莱坞模式指以制片人为中心，以营利为目的，将电影产业流水化生产的电影模式。引入，即引进之前不存在的东西，在此指引进好莱坞模式主要核心思想与方式。

我方判定弊大于利或利大于弊的标准是：好莱坞模式在中国能否发挥出其在美国的效力，以助中国电影走出困境，保障其健康长远发展。

我方坚持认为，好莱坞模式的引入对中国电影的发展弊大于利。

第一，好莱坞模式的好处在中国的作用影响力很小，若勉强引入只是削足适履。首先，好莱坞模式与中国电影制度不同。中国电影实行审查制，广电总局层层把关，影片的最终决定权并非导演或制片，相比好莱坞电影的分级制度，做不到电影的“绝对自主”，也就无法体现好莱坞模式的流水化生产，例如近期原本安排上映的《被解放的姜戈》因为没有通过审查而被搁置，电影拍好却没法上映。其次，好莱坞模式完全将电影作为商品经营，一切以满足观众为前提，以营利为目的，与中国电影的性质不相同。中国电影除了娱乐商业性质，还带有民族精神，弘扬中华美德，表现人民生活，有教化作用的责任。《一江春水向东流》《芙蓉镇》《南征北战》等影片更成为了中国电影的名片。

第二，好莱坞模式的引用并不能解决如今中国电影遇到的困难。中国电影如今还在发展阶段，如在美国100万人有130块银幕，在法国100万人拥有100100万人才不到7块，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副总经理苗晓天表示，占电影投资70%至80%的资金，都来自电影行业之外，电影公司之间的合作大于竞争。中国电影的浮躁之风盛行，电影从业人员创新能力不足，近两三年来，翻拍“叶问”者竟高达数十部。市场的不成熟，从业人员的不专注，才是中国电影的最大问题。好莱坞模式强大的吸金能力，高效的出品能力，对中国电影是在是药不对症，还可能造成“过敏反应”。

第三，中国电影需要找到专属于自己的标签，而不是第二个好莱坞。说起韩国电影，大家会想起泡菜爱情片，说起印度电影，大家脑海会浮现歌舞片，还有日本的动漫，伊朗的儿童电影。中国电影的烙印是什么呢？反观中国近年所拍的武侠片，似乎失去了原来的特色，渐渐沦为披着中国武侠片外壳的美国动作片。从《十面埋伏》到最近的《太极》，越来越多的中国电影变得不伦不类。失去了《卧虎藏龙》，换来了一昧讨好奥斯卡的《金陵十三钗》，中国电影的发展还需从自身内部寻找道路。

综上我方得证。

制度问题

V字仇杀队 的播映 中国制度也是在发展的。